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docx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时的江南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最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转型城市镇江，又有新兴的通商都市上海，还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江南城市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着更源源推出，探讨涉及到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现仅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择要综述如次，希望能够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城市布局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座落，认为城内河道即为苏杭城市的骨架，运河是苏州城市位置稳定和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杭州城市位置的稳定，既不能缺少西湖，也不能缺少运河。关于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傅崇兰论证了苏杭城市形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认为西湖和西湖诸山是杭州城市环境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钱塘江、运河以及城内诸河是构成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构成苏州城市环境的主导因素是水，而不是山，在苏州城内，主要是被称为三横四直的水系脉络，运河不但对于城内的河和城外的城濠都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苏州城市环境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虎丘则是对苏州城市环境影响较大的山，构成了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第一大城明代南京城，一向少有筑城方面的学术探讨。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将朱元璋的定都与筑城联系在一起，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与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垣相联系，论证了朱升的建议是建造南京城的指导思想，利用自然山脊、高岗筑城，包容诸多山头进城内，突破了考工记筑城取方型或圆型、开门取正位和复数等规制，一切从实战出发，牢牢控制制高点，形成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型，总结出南京城筑城工程中沿岗垄之脊筑城，建立深而且坚的牢固墙基，合理利用原有墙身和湖堤，作必要的建筑力学处置，采用坚而且韧的粘合剂，排水措施的合理安排等六项技术，以实物说明了南京城墙历600余年而仍巍然屹立的技术原因，以及建造南京城过程中宫城选址不当和城河未能完全贯通的两项缺陷，多发前人之覆。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布局，即整个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城东部为政治文化区域，宫殿园囿、官舍衙门、国子监等建筑鳞次栉比，辉煌壮丽；城西部以内桥为界，南为居民坊厢，北为营伍区，城西北为军事区域；城西南为工商业区域。明初的南京不仅地域规模大为扩展，而且规划布局恢宏阔大。苏州在明清时期形成东半城手工业区，西半城商业区的格局，因此学界较少论证。王卫平进一步论述道，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则自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新兴商业区。关于市镇的分布，国内外学者原来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探讨分布模式(如美国城市地理史学家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樊树志和陈学文虽与传统看法有异，但都认为是辐射型的，而两人看法稍异。樊树志认为市镇网络体系虽因水陆交通线的具体状况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如将嘉定县作为以县治为市镇体系的枢纽的例子，周庄镇作为某个繁华市镇中心的例子，黄渡镇作为嘉定、青浦、上海交界地区市镇中心的例子，层层辐射，较为规则，这甚至可适用于整个苏松嘉湖地区。陈学文以嘉兴府为典型，主张市镇的分布基本上是围绕着府县城向四周辐射，组成一张府、县、市镇三级市场的商品流通网。王家范认为，这样做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相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不符，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却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笔者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人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庄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要说江南市镇有什么分布特征，那就是它基于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经济结构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至于其具体形状，王家范认为，市镇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而其基本格局为，小市镇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而从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对此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格局，樊树志也持相同看法。陈忠平更紧扣水与市镇的关系，认为市镇是农村商品交换中心，近水而居，沿水成街，镇环四流，水在市中，构成了太湖流域市镇的典型地理地貌特色。宋家泰、庄林德则认为，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发展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大有关系。罗仑、夏维中则认为，明清时代江南沿运河市镇与江南运河的功能兴衰颇有关系。这些论着，角度虽有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推进了相关研究。二、城市文化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辟有专章，叙述苏州城市文化。他认为，与扬州文化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人与商人的结合不同，苏州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文化人与手工业者相结合。因此他从文人与制扇手工业、画家与颜料生产、画家与装潢工艺美术手工业以及知识分子的意匠与苏式家具的形成四个方面具体论述苏州文化与生产结合的特点。对于反映明清江南市井文化的图绘作品，学界一向注目。20世纪60年代初，李华即仔细辨认了清人徐扬的市井风俗画盛世滋生图(后世又称姑苏繁华图)，解释了画中的230余家市招，为学界多所引用，贡献不小。1986年，苏州市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又对此图分段作了介绍；后来在台湾、香港再版时，秉琨又作了介绍，虽有别样意趣，但进展似乎不多。江南另有两幅图卷，反映明后期南京繁华的市井风貌。一幅谓之南都繁华图卷。中国历史博物馆(2000年2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王宏钧、刘如仲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据其统计，仅在南市街至北市街这一段，画面上出现的幌子招牌就有109种，人物一千多个。他们认为，南都繁华图卷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生活变化的种种景象，充满着特定时代与地点的特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时期丰富具体的形象史料。他们还指出，在南都繁华图卷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可能学习或参考过宋人清明上河图或其仿制品，以及描绘城市景物的民间作品，但是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却远不是那些纯属摹仿旧作或大多凭想像画成的城市景物图所能比拟的。他们还主张，这件作品的绘画技巧虽然并不高，显然也不是名画家仇英的作品，但是它在描写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我国古代绘画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却应该肯定。另一幅谓之上元灯彩图。对此图，徐邦达认为是“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而杨新认为，从画面的人物衣冠与绘画风格来判断，当为明人所作毫无疑问，但是从反映的人物的生活内容以及市场景况来判断，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所画地点应是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上元灯彩图的作者为民间画师，作品的服务对象也是民间人士，所以更加接近生活原型。该图不但描绘了南京古董一条街，同时也描绘了众多的地摊商贩，从地摊上陈设的商品看，也以古董为主，是一次灯市与古董相结合的专门化集市贸易大会。图像文本提供了文献所不能提供的诸多信息，学界对这些图卷的介绍性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内容。对于城市市民文学问题，探讨颇多，且看法不一。学界通常将明末苏州民变称为市民斗争或市民运动。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一文认为，明末苏州两次大规模市民运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时城市各阶层人民只要求封建政权减轻对工商业的掠夺，并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市民斗争具有两重性。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一文认为，万历天启年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东林党人同情市民斗争，但不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虽然他们都反对明神宗派矿监开矿经商和阉党黑暗统治，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考察明末苏州民变的，还有潘树广的明末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和明末戏曲中的江苏织工斗争，从文艺角度研究民变，别出心裁。但开风的明清时期没有市民运动对市民运动之说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封建城市与西欧中世纪末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中国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和手工业工人力量微弱，只是作为相互孤立的社会阶层分散存在，并无形成统一的市民等级的共同基础，更不能形成统一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市民运动，苏州的踹布、丝织、染织、印书等行业，都有雇工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米贴、提高工银成色和反对包头克扣工价等，以罢工、停工等方式斗争，这纯属经济斗争性质，同由于封建政权禁止雇工“齐行罢市”，有许多限制雇工人身自由的苛刻规定不同。这种斗争虽然有反封建压迫性质，但仍不能说明存在属于“第三等级”性质的市民阶层和他们发动的市民运动，实际上它只是许多并无内部本质联系的城市居民中发生的事件而已。夏维中在回应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呼吁时也认为，不少学者把晚明民变这种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就是市民运动，是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走向政治舞台的标志，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斗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相提并论。还有些学者把明中期以来城市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归之于市民，提出“市民风气”、“市民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也都是有点牵强附会的。从本质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允许一个独立的市民阶层或阶级的存在。江南市镇文化，是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着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樊树志在其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认为，市镇因为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其聚集，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他并以湖州府的南浔、菱湖，苏州的唯亭、甫里、同里、唐市，松江府的朱泾，嘉定县的南翔、罗店等镇为例，阐述了其人文蔚起、科第兴旺的盛况。他还认为，构成明清区域文化一部分的江南市镇风俗，具有趋向奢糜和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商品化色彩的特点。他还辟有专节讨论市镇茶馆文化，指出茶馆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吴仁安的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则专门探讨了吴江名镇同里镇在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文化结构及文化遗存，认为其时的同里镇，不仅是周围乡村的经济中心，也是苏州府东南的文化中心，其教育发达，义学、社学、书院等学校遍布全镇，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人文蔚起，科第兴盛；镇上各种赛诗文会定时举行，文风不替，各种寺观庙会定时举行，香火不绝；镇上名门望族多，大户人家多，深宅大园多，园林碑刻多。此文篇幅不大，但就探讨市镇文化而言，份量不轻。对于明清江南书业文化，论者不少。张秀民从文献刻印流布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南京书籍刻印的发展阶段、数量、种类及书铺的名称、坐落分布等，清晰地揭示出其时南京书业状况。方行基本上以江南印刷业为例，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大体沿文人刻书向商人刻书过渡、书坊雇工刻书和书坊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商方式的三条途径发生21。冀叔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22和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23等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南京、苏州等地刻书印书的内容、水平、书坊数量和刻工数量等问题。叶树声、余敏辉也对明清江南的私家刻书作了考察24。至于考察明清江南藏书及藏书家的论着，更不稍间断，但泛泛介绍者多，深入探讨者少。对于江南人文风习，也有人寓目。马学强论上海人文风习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认为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府县建置与苏州府、太仓州联系甚密，渊源甚深，因而在风习上较接近于苏州，由传统的尚武向重文转变，清代康熙年间开海禁后，外来人口、商品的大量涌人，大大地开放了上海人的胸襟、意趣和视野，而与商贸发展相伴而来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则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上海人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吐故纳新，对外来人、物宽容接纳，对新鲜事物异常欢喜，生活方式也由敦朴崇俭趋向奢华好侈。上海人文在传统时代的发展也许确实不够高雅、精致，但有着新兴发展的粗糙，也因为五方杂处而显得文化不够纯粹，总难免夹杂着商业气味，但这样的“粗俗”却使上海文化因为没有太多的传统积淀和文化的束缚与排斥而具有开放性，较容易吸纳各方文化的精华25。严迪昌的“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26，探讨了明清时期吴地文化世族的市隐心态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内涵，认为吴中文人的市隐文化心态，历经明初及明中期，在本地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重新振起的和外来定居的旧有和新兴的文化世族的衍传，得到了长足发展，进而普遍构成为以太湖流域为幅员，以苏州府属为核心的吴地人文性格。此文揭示出了吴地文化世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推进了吴文化研究。对于明清江南文人，也多专论。笔者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田考察了明清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实际上揭示了江南进士与城市的关系，认为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进士主要分布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中第者最多。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28从经济基础、社会风尚、科考能力、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探讨了江南进士众多的原因，认为江南进士独多，与该地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29考察了江南进士出身的官员为政和致仕后的所作所为，探讨了其作用和地位。孟彭兴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经学、诗文、小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说书等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形式，认为在明清时期，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江南浓郁的文化环境更加得到较为深刻的体现，使其孕育了与其他地方具有较大差别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社会的精神面貌30。黄爱华的论明代市民文人31考察了明代江南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及其价值作用，认为文人队伍和市民队伍的空前壮大，为市民文人阶层的膨大准备了条件，其思想意识表现为，否定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实现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个性自由，提倡抒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学。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和表现，对封建制度起了动摇和冲击作用，刺激了思想的解放，其新颖文学主张使文艺重新获得了生命，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他们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倾注的热情和关注，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艺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水平，对后世通俗文艺的进一步兴盛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李玫的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32更以苏州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具体组成、活动年代、作品内容风格特点、作品存佚情形等。该书在明清江南文人研究的角度方面较有新意。对于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研究成绩也令人瞩目。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33，全面研究了明清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着重介绍了明清时期诸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廖寿丰等一大批望族名流的生平，300余家明清上海地区着姓望族的门祚，详细阐述了这些望族的形成条件、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以典型的资料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清上海地区望族在不同时期变动的轨迹。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34，则是考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专着，内容涵盖苏南望族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家族教育、文化学术活动、人才优势，以及望族中的女性，望族与科举、家族藏书、家族文献整理的关系等，提供了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基本信息。江南园林甲天下，论者自然不少。陈从周中国园林35一书，从园林构筑手法和美学欣赏的角度，论述了江南的诸多园林，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环秀山庄，上海豫园、内园，嘉定秋霞圃，海宁安澜园，以及常熟、西湖的园林，江南的着名造园高手，江宁随园图等均有涉及，精辟地分析了明清江南园林的美学意蕴。他同时指出，江南园林之多之美，与当地经济实力之雄厚，士大夫兴趣之所在，市民生活之需要等，皆有关系，造园在经济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皆具备，主人好客，文入画家策划，在造园中体现了闲情逸致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名工巧匠为之经营建造，于是城市山林，宛白天开，文酒之会，几无虚日，藉着林泉之资，培养声誉，家乐与园林，成为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便利和机会。魏嘉瓒编着的苏州历代园林录36，则分时段叙述了苏州园林建造情形及着名景点，提供了较为有用的资料。王春瑜的论明代江南园林37，探讨了明代园林与江南经济的关系，认为江南园林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高度的经济、文化的产物；江南园林是江南文化的结晶，江南园林的建造有着商品化倾向，具有园与庄的结合；江南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杨嘉枯的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谈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38，通过对玉华堂日记的介绍，考察了明代士大夫兼并土地，豪夺巧取，不吝大量钱财营造园林的概况。此外，李嘉球对明清时期苏州的戏曲文化也作了考察39。三、城市经济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城市经济，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丝绸业和工艺美术业是苏州城市的两项最主要的经济事业，其他经济事业都是伴随这两项经济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该城商业的发展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手工业的发展；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以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发展为主流，而其周围镇市的发展，与杭州城内经济的发展溶为一体，各不可少，构成了杭州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杭州与东南沿海城市和运河沿岸城市的联系，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的交流和货物贸易两个方面。对于杭州城市的兴衰程度，自梁启超认为唐宋时期最盛，明至清中叶中落后，长期为人所沿用，如陈学文说，在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南宋达到了顶峰40。而傅崇兰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的人口、城市规模的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镇市发展的对比研究，以及明清时期杭州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城市联系的考察，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时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期也没有中落，而是大大地超过了前代41。然而新近仍有学者坚持既有观点，如陈国灿、奚建华在其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42中，虽然认为明清时期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但还是主张这些城市明显走向衰落，尽管这种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相对而言的。由罗仑主编、范金民和夏维中撰写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3，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特点，考察了苏州城市不断变化的官营丝织业，日益发展的民间丝织业、棉布加工业、染色业、酿酒业、印纸业、玉石器制造业等民间手工艺业，服务行业的普及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追求，金融典当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苏州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和上海的兴起等。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44，考察了明清时期丝织、制盐等官营工业，丝织业、棉麻纺织业、造纸业、制笔业、窑业、榨油业、酿酒业等民间手工业，丝织业、棉纺织业、榨油业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缓慢发展的原因，海上贸易的兴衰，市镇的类型和特点，行会的发展、特点及其作用等，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诸多方面颇具新意。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考察了苏州城市机能的转变与工商业的繁荣、市镇的构造、城市工商业组织、上海的崛起与苏州中心城市地位的丧失等。陈忠平的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45认为，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明初到正德以前，是南京随政治地位的变迁勃然兴盛而又突然中衰的阶段，正德之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是南京随内部经济的发展重新恢复并臻于鼎盛的阶段，明清两代南京城市人口的变动、工商业的变迁及其规模格局的变化，都清楚地显示了上述阶段性的发展特点。笔者的明代南京经济探析46和清前期南京经济略论47，考察了明清时期南京经济发展的阶段，认为从明初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明代南京经济的勃兴阶段，其后到嘉隆年间是南京经济稳步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万历到明亡为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达到了鼎盛；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是清代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清初的统一战争和平定三藩直接影响了南京经济的发展，其后到道光二十年为清代南京经挤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增多，手工业发展，商业兴盛，服务行业各具特色，南京经济达到了鼎盛。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48，第1章论述了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业与市场和对外经济联系与西方对上海的窥视等，认为鸦片战争前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系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的中心城市，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它不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口岸，而且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谯枢铭的清乾嘉时期的上海港与英国人寻找新的通商口岸49和李荣昌的上海开埠前西方商人对上海的了解与贸易往来50，先后探讨了上海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在鸦片战争前的重要地位。前者认为，英国人原来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上海，而是没有更多地注意到上海，道光年间，英国人充分注意到了上海的特殊有利条件，足够地估量了它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途，于是上海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夺取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而后者认为，西方商人对上海的情况一直是相当留意的，到嘉庆末，他们对上海已有相当多的了解，西方商人直接到上海从事贸易活动估计在嘉庆末叶或道光初叶就已发生，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数年，这种贸易活动已经是相当常见的事情了。马学强则探讨了地理条件和自身优势在上海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鸦片战争前，上海港在江南港口中已居主导地位，并跻身于全国四大港市之林，为其近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地位的确立，可以说是其凭借了自身的优越条件51。有关各地城镇手工业的探讨也多。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52，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中国手工业研究和资本主义研究着作，该书从资本主义萌芽角度，有几节专门考察了明清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明后期苏杭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主，主要来自小生产者的分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条途径，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途径；清代苏州、杭州、南京丝织业进一步专门化，雇佣劳动出现了固定关系，商人开始支配生产，而账房即代表了商业资本；清代苏松染纺业、踹坊业中已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究竟是包买商式的性质，还是工场手工业性质，则不能确定。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53，运用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对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江南手工各业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举凡丝棉纺织业、谷物加工业、酿酒制曲业、制茶业、食品再加工业、制盐业、榨油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造船业等，均有考证阐述，书中再次论述了工业生产中的能源与材料问题，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问题，作者还探讨了江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人力资源问题，提出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节能节材型，独立经营的手工小作坊是江南工业发展的最佳企业形式，论述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问题，认为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得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然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以来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进展远为顺利。笔者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54，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的棉布、丝绸、酒类、油类、草席、纸张、书籍、玉石器等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量。段本洛、张圻福的苏州手工业史55第1章，论述了15221840年的苏州手工业发展状况，诸如苏州织造局、民间丝织业、棉织业、棉布整染业、纸张加工业、工艺美术加工业等均有述论。徐仲杰的南京云锦史56从纺织技术工艺的角度，论述了南京云锦的起源、品种、图案、色彩及官营织造与云锦生产业的关系。笔者和金文合着的江南丝绸史研究57，利用大量档案资料，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的丝织业生产，在明清江南官营织造机构的数量，官营织造的生产规模，官营织局的生产形式，清代江南三大织造局的生产量，民营丝织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贸易绸缎”的来源、数量、品种、色彩和其反映的性质，官营与民间丝织业的关系，江南丝绸的生产技术，织机的发展改进，染色工艺水平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58，从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59，利用大量地方文献和实地访谈资料，全面研究了江南棉布生产的有关问题，在纺织工具、棉布劳动生产率、棉布品种规格、布匹价格、布匹生产量和商品量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学界以前一直重视不够的江南造船业，李伯重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60作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南造船业较前有重大发展，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显然较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地区缓慢。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李伯重的一组有关生产力的论文颇具学术分量。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61，以明清时期的江南与1617世纪的英国作比较，认为江南的燃料供应远比英国差，这就决定了明清江南的工农业生产只能是一种低燃料消费的生产，并且不可避免地对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带来重大的消费影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62，认为木材问题不仅对明清江南建筑业的发展有很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对江南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起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通过江南造船与建筑业用木考察，认为明清时期当地所需木材基本上依赖从外地输入，其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来源地域也远较前代为广。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与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比较研究63，通过比较，认为明清江南与中世纪后期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在生产动力来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并对两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动力条件的局限性，严重地束缚了明清江南工场手工业及与工场手工业相应工业的发展。明清江南社会生产中的铁和其他贱金属64，对铁和其他贱金属与江南社会生产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明清江南铁及其他贱金属来源狭窄，人均铁消费量与相近时期的英国相比要低得多，这就使得一些耗用金属较多的生产工具难以得到广泛的推广，也严重阻碍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不利于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四、城市市场 关于市场层次或市场等级，学者们的表述不尽相同。吴承明在考察明代和清代前期全国市场时，将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大市场)四个层级65。魏金玉在探讨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关系时，将市场分为基层市场、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并认为大城市多是转手贸易和集散贸易的市场，中等城镇多是集散贸易的市场，小市镇基本是直接供需贸易的市场66。刘秀生在考察清代全国市场时，将其分为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商品零售市场三级市场结构67。陈忠乎考察明清时期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场，将其分为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城市中心市场68。孙竟吴将江南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结构，村市贸易与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结构：苏州、杭州。笔者对江南城市市场的分级，参照陈忠平的看法，但认为市场层次既要能够反映出江南的特色，也要能够反映出它在全国的地位，而且对于“市镇”、“城镇”、“城市”等概念也须有所限定，因此将江南市场分为乡村小市场(即小市镇初级市场)、地方专业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和全国中心市场四个层级(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陈学文在其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69中探讨了江南城镇的市场结构与网络。他认为明清江南的市场结构是多层次结构，逐级叠进式互相制约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级市场体系：初级市场或可称地方小市场；一些巨镇和经济发达的府、县城一级的市场即中级市场；商品流通量很大，市场覆盖面很广，人口密集，设施齐全，保障体系完备，是商品交换中心，并左右着整个地区和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商品交换，这样一类高级市场。也可说是四级结构，即加上全国性市场(最高级市场苏州)，但因为苏州兼具两种等级层次，所以一般仍称三级市场体系。他还指出，明清江南经济区已经形成，其中心是苏杭两城市，以苏杭为轴心而运转，带动如松常嘉湖以及如盛泽、乌青、南浔、双林、南翔等一批巨镇，此为网络的第一层，再由第一层的城市、巨镇推动一般市镇、村市、市集这一类初级市场地方小市场，商品流通一层一层向四周辐射，互相牵连，交织成江南繁密的商品流通网络图。王卫平在其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套用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关于市场类型或专业市场，论者颇多。樊树志基本上按专业分类，江南的专业市镇即专业市场，计有丝绸业、棉布业、交通业、盐业、渔业、编织业、竹木山货业、窑业、冶铸业、刺绣业、烟叶业、制笔业、制车业、榨油业市镇(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提出，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市场，按产业部类来划分的商品市场，有农产品的商品市场。包括粮食市场，棉花市场，桑茧市场，竹木茶市场，花果、蔬菜、油料、烟市场；渔牧业的商品市场；手工业品的商品市场，包括棉布(棉纱业和棉织业)市场，丝绸市场，席、建材、图书、纸笔、文具市场。按商品流通体系来划分的商品市场，有商品收购市场，包括市集，专业市，庄、行；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商品批发市场。他并且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生产资料商品市场不如生活资料商品市场培育、发展充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笔者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江南以米和豆为中心的粮食市场，以棉和布为中心的棉纺织市场，以丝和绸为中心的丝织业市场，以木材为中心的竹木市场，以典铺和钱庄为中心的金融市场(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关于市场整治。李斌以苏州、松江地区的棉布业为例，述说了清代的假冒商标案，认为为了保护合法商人的权益，禁止假冒商标活动扰乱商品市场，清朝江南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措施，给商号发放“行帖”，实行营业许可证制度，规定一行一帖，商号只能在登记的地段经营，不准跨行业经营；建立商标注册制度；勒碑示禁，把禁止假冒商标列为地方法律条文；对假冒商标肇事者处罚70。五、城市商业与商人活动 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商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认为明初南京市场以市集贸易最为活跃，铺户贸易同样发达，贩运贸易也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宫府的控制十分严格，其时南京商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限制；永乐迁都后到隆庆年间，南京由铺户当行制向铺户买办制的过渡，使城市商业贸易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铺户贸易和贩运贸易迅速发展，市集贸易则退居次要地位；从万历初年到崇祯末年，是明代南京商业贸易的鼎盛时期，铺户贸易、贩运贸易和市集贸易均进一步发展，各类服务性商业也应运而生，尤以茶坊为盛四。陈学文考察了明清时期苏州商业的前提和特点，其特点是以丝绸、棉布贸易为中心的商业经济，汇聚了各地客商，以及以苏州为据点的长途贩运商，商人集团的形成和会馆的建立，以苏州府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商业市场网络，并出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商业经营的新方式和新手段等新迹象；其商业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发达，货源充足，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重商轻农、儒观念的变化72。石锡兴探讨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原因、时间和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认为其形成原因在于有大批空闲劳动力，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流通水平大大提高，产品有特色，有稳定的市场，无锡交通便利，商业地理位置优越；形成的时代在康熙初年，到康熙中期则开始进入兴盛阶段；其影响是商业繁荣，无锡知名度提高，文化发展，乡间市镇增多，无锡人的商品经济观念增强73。笔者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浙江、江苏等省域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论述了其经营行业、活动地域、经营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及十余篇论文，陈学文的三本有关江南经济研究的专着及相关论文，也多论述了各地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尤其是徽商在浙江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陈学文指出，徽商参与长途贩销活动，沟通商品流通渠道；参与海外贸易活动，推动了外贸事业发展，并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徽商投资到生产事业，改变了徽州商业资本的传统方式，徽商活动深入到中小市镇与僻远的山区，对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与山区的开发是有积极意义的74。吴仁安考察了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范围与其成功的原因，其经营范围包括盐、茶、典、木和文房四宝、粮食、布帛、皮革、参业、烟叶业、瓷器业及京广杂货、草货业等多种行业，其之所以能在当地执商界牛耳，在于徽商能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地追逐他们心中的“功名”，能以利为义，故财源不竭，在于以群体的力量在竞争中确立起在各商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于亦官亦商，官商结合，借助政治势力发展商业75。笔者探讨了徽商在江南城镇的活动，指出徽商在江南十分活跃，大规模经营棉布及其加工、丝绸、粮食、盐、木、典当及其他行业；其活动主要有独立经营、商伙制和合资经营三种方式，这种内在经营形式又与其外在的结帮成派的形式相伴而行，不但通过商业资本本身牟取利润，有的还将商业资本转化成工业资本，形成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从而既获取商业利润，又获取产业利润；徽商不但在经营上尽施其能，而且还通过种种非经济活动来为其服务；徽商在江南的活动，加速了江南与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更直接地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深深地受江南地区风土人情的影响76。陈忠平则专门探讨了徽商与江南市镇的关系，认为徽商的活动与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商在江南市镇经营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盐、典当、棉布、丝绸、粮食五大行业。其经营方式主要是结帮团伙，集资合股经营，行商、坐贾相间，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徽商的活动，推动了江南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促进了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冲击了江南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77。又在探讨了江南市镇中的布庄与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