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_肖齐家.pdf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年 第期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肖齐家唐晓阳 内容提要 年，坦桑尼亚大选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政治博弈，本质上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坦桑尼亚时任总统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政党修辞能力，构建出以宗教信仰和替代疗法为特征的修辞话语，同时利用行政权力对专家权威进行了系统性压制，从而推行了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保障了民众在疫情期间的基本生计，并成功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其连任。年马古富力的病逝及其死因争议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但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多数民众在经历了疫情治理和总统死因的修辞争议后，依然支持革命党政权及其疫情治理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权威竞争视角和修辞能力概念或许可以提供新的理解方式。关键词世界政治坦桑尼亚公共卫生疫情治理修辞能力权威竞争政党政治肖齐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邮编：）本文是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 一带一路 关系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于第十四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感谢论坛评审专家和 国际政治研究 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坦桑尼亚独立后曾长期实行一党制，年开始进行多党制改革，后在 年举行首次多党选举。此后，坦桑尼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而革命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均无一例外取得胜利。即便如此，不少学者仍对革命党政权存续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譬如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卢肯韦（）在 年曾预言，革命党政权“在经济或其他领域的严重危机到来之时，会因其有限的强制力和缺少非物质性的凝聚力变得脆弱”。但在 年 月 日举行的第六次多党选举中，革命党的政权存续基础并未被疫情动摇。相反，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诟病消极抗疫的总统约翰蓬贝约瑟夫马古富力（）仍以 万张选票获得连任，而排名第二的民主发展党（）候选人通杜利苏（）仅得到 万张选票。的得票率也是革命党总统候选人领先优势最大的一次。到 年为止，革命党已连续执政 年之久，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难题，革命党为何能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实现政权存续？传统观点认为，革命党的政权长期存续有多方面原因。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多从组织网络、政治镇压或经济资源等物质性能力视角出发，对此前的选举提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在探讨 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时，却难以解释为何面对疫情冲击，革命党仍能在 年大选中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胜选。事实上，从 年月 日坦桑尼亚报告境内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直至 年月 日，坦桑尼亚政府宣布马古富力因心脏病去世，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权威、修辞与政策竞争不仅是公共卫生利益相关方争论的体现，更是政党政治博弈的重要面向。鉴于此，本文提出政党“修辞能力”的概念，即政党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通过运用过程追踪法，本文从权威竞争的视角对总统演讲、政府公告等斯瓦希里语一手资料以及媒体报道和民调数据等展开分析，发现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在疫情治理和政党竞争中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并且与直接以修辞话语说服相比，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革命党成立于 年月日，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为便于表述，本文均以“革命党”作为坦桑尼亚执政党的指称。，：，：，发现或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本文将首先回顾有关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政党能力同政权存续关系的讨论；而后论述修辞能力的概念及其产生作用的压制与说服逻辑，并提出以修辞能力概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之后，以坦桑尼亚 年总统选举为例，展现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运用过程及对政权存续目标的影响；最后将回顾本文的主要观点，并探讨文章的贡献、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一、革命党的政党能力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多党选举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特殊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革命党作为比较案例，致力于提出系统性的政党体制与政权类型框架。例如，坦桑尼亚虽然定期举行多党选举，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却值得怀疑，因此可被纳入“混合政体”“选举型威权”或“竞争性威权”等政治体制的范畴。而从大选结果来看，革命党政权能够在定期举行的多党选举中屹立不倒，长期支配着国家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支配性政党型”“霸权政党型”或“一党独大一党主导型”政体。基于上述类型学分析，人们试图从政党能力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坦桑尼亚威权政体存续的原因。一般意义上，政党能力是政党依托各种基础要件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能力。能力较强的政党可以通过稳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凝聚精英团结，动员社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西亚非洲 年第期，第 页。，“，”，会支持，支配其他政治、军事或社会团体，自主地行使各项政治功能。在非洲，坦桑尼亚革命党也被认为是政党能力建设与制度化的典范。其中，革命党的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对政权存续的促进作用受到较多关注。（一）组织能力的强大基础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组织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提出，若要在竞争性威权政体下赢得选举竞争的胜利，选民动员与选举舞弊手段缺一不可，强有力的组织则是二者的根基。组织能力也是威权政府控制公民社会，管理精英冲突，以及吸纳、分化或镇压反对者的关键。在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权之所以能在一党制时期不断巩固，并在多党制转型后长期居于执政地位，原因也在于对组织建设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正是依托团结的执政联盟与较强的组织基础，革命党政权才经受住了经济衰退和政体转型等历次危机的考验。也有学者注意到其他关键历史节点对政党组织能力成长的影响，认为坦桑尼亚社会主义时期和经济自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政策加强了执政党的在位者优势，塑造了与反对党之间不对称的竞争结构。一方面，坦桑尼亚在独立后推行的非洲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市场和社会部门的资本化水平，抑制了族群、宗教等层面的社会分裂，消除了反对党的政治动员抓手；另一方面，通过废除酋长制和村社化运动，革命党政权促成了农民空间分布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集体化转向，提升了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平等性，削弱了民众对传统部族权威的认同，从而为革命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社会联结打下了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坚实基础。相比之下，反对党则无从继承类似的历史制度遗产，可用于政治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很难成为革命党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单一的组织能力视角并不足以解释革命党在历次选举间胜选优势的波动。正如天普大学政治学博士理查德怀特黑德（）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将革命党在选举政治中的成功都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制度性的历史遗产，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此外，虽然乌贾马运动带来的政治变迁有助于理解 世纪 年代初反对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但多党制改革以来，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性因素的因果链条较长，也不足以解释革命党为何能够连续多次胜选，并在执政期间牢牢掌控行政与立法机关。（二）镇压能力的应用策略“霸权型政党”普遍具备的镇压能力被认为是维系革命党执政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政党竞争激化时，革命党会凭借执政党的权势地位镇压、胁迫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削弱反对党的组织动员力量。例如，在 年的联合政府大选中，革命党就曾限制反对党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由于在桑给巴尔革命政府总统选举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要比联合政府大选中更强，革命党往往会对前者采取更激进的操纵和镇压策略。一些欧美学者认为，革命党在 年大选中也采取了激烈的镇压措施。他们的分析视角与意识形态倾向集中体现在 年月发表在美国 民主杂志 的两篇文章中。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学系教授尼克奇斯曼（）及其合作者列举了革命党政府围绕 年大选所采取的镇压手段。阿伯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丹佩吉特（）则进一步提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魏翊：国家建构策略与政党政治动员：当代非洲政党制度化的政治起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期，第 页。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第 页。，“，：，”，“，”，“：，”，“：，”，“：，”，出，革命党追求的目标已不单是选举层面的胜利，而是通过“超威权”（）的选举操纵和暴力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党获胜甚至生存机会。不过，尼克奇斯曼和丹佩吉特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链条，来证明其所列举的镇压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对此次选举结果造成影响。相反，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有 的受访者表示在 年大选中从未感受到任何政治恐吓或暴力，仅有的受访者表示受到严重侵害。既有研究也表明，镇压行动对大选结果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未必是革命党的优先竞争策略。一方面，暴力镇压行为对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革命党采取的镇压行动要少得多，并且不同年份的选举结果存在较大波动；另一方面，在拥有一定组织基础和庇护资源的前提下，革命党可以通过提升政治承诺可信度的方式获得精英与选民的忠实支持，而无需以高成本的镇压性手段操纵选举。即使坦桑尼亚“霸权型政体”状态成立，镇压手段也不足以保证革命党在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因为作为“霸权型政党”的革命党依然在运用政治修辞话语等补充性策略同反对党竞争。因此，这一视角并不能充分解释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取得创纪录胜绩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都未能深入分析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在任总统的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话语对此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对政治修辞话语的有效运用，恰恰是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巩固自身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并最终以高得票率胜选的关键。（三）庇护能力的丰富资源庇护主义被认为是包括坦桑尼亚在内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典型特征。通过大规模的恩庇侍从网络（），占支配地位的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这部分论证得到了匿名评审专家的启发，特此致谢。，“：，”，；，“，”，政党可以轻松渗透到选民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以物质利益换取群众的选票支持。同时，执政党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政治特权与经济资源赎买精英的政治忠诚，提高执政联盟内部稳定性，并降低潜在竞争者在党际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最终实现长期执掌政权的目标。选举腐败现象是庇护主义关系最直接的表征，革命党也曾以多种方式参与过选举腐败活动。譬如，革命党曾直接收买选民手中的登记卡，也曾向反对党候选人行贿，诱使其退出选举活动；此外，革命党也曾收买反对党候选人的潜在支持者，唆使其不去参加投票活动，以降低反对党的票面支持率。坦桑尼亚选举中最为人诟病的庇护主义形式当属“款待”（）。这个斯瓦希里语单词多用于指涉政党或其拥护者对选民参加竞选集会并为其候选人投票提供的物质性回报，或是公职人员期望以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换取的好处。作为坦桑尼亚 选举法 曾一度准许的竞选策略，“款待”在 年和 年大选中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一些选民将严肃正式的竞选季戏称为以选票交换钱财、食品和衣帽等财物的“收获季”。然而，这并不是说只有革命党会采取庇护主义策略，而反对党则恪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庇护能力的解释逻辑在于，在腐败横行的选举环境下，革命党可资影响选举的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更有可能从不公正的制度环境中获益。特别是自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执政党运用种种交易手段从商业部门获得大量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资金资源，同时排挤出反对党获得财政支持的机会，严重限制了反对党的动员资源。庞大的庇护主义和基层党组织网络共同构成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所说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了革命党的在位者优势，促成了其政权的长期存续。庇护主义解释最主要的缺憾在于，多数观点仅源于政治学家和观察者基于政治丑闻的逻辑推测，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严谨性。不过，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关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中的寻租、买票与施惠现象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在政党融资活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面向私营公司及个人的免税额度成为寻租工具，被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党用以交换商界人士的资金支持。哈佛大学全球健康与人口学系助理教授凯文克罗克（）也发现，买票行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选举活动中十分常见。据他测算，其发生率大约在 到 之间。他进一步推论道，由于对革命党候选人可能会做出的施惠行为抱有期待，民众会选择将选票投给他们。上述发现为政治庇护主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但这类研究数据采集的难度通常比较大，能够覆盖的地理范围相对较小，得出的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讲，相关研究大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党政治现实，并不能反映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在一项关于坦桑尼亚农民政治参与的调查研究中，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梅拉妮奥戈尔曼（）发现，农村地区人口虽然占总人口的 以上，但和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在经济自由化后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施惠关系的偏爱，反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即便部分农民支持革命党政权，这种支持也未必由物质利益驱动。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二、基于修辞能力的解释框架与基于物质资源的政党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不同，本文提出“修辞能力”的概念，认为它同样是政党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基础能力，并且在革命党的政权存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修辞能力定义及其作用逻辑修辞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说服的正式手段”。早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便被认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譬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修辞术也可以纳入政治学的框架”。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修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策合法化、促进政治认同等。有学者甚至强调，“即使政治采取战争的形式，修辞依然是政治的核心”。与纯粹的修辞技能相比，政治修辞更强调修辞话语所服务的政治说服目标。政治修辞的主题被认为是“在正式的公开辩论和日常政治争端中构建令人信服的观点的策略”。也有学者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本文认为，政党的修辞能力就是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话语是修辞的载体。政治修辞能力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关键在于政治话语中的价值观念如何与社会现实产生联结与映射。话语制度主义者的看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他们认为，不同政治主体的对话交流是不同观念互相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催生新的观念、价值和话语，话语的变化又会影响制度的变迁，继而影响制度行动者的行为。在坦桑尼亚的党际竞争中，这体现为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美 约翰约瑟夫：语言与政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王莉丽、张文骁：特朗普推特执政的政治修辞与政策合法性建构：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期，第 页。唐慧玲：政治修辞与公民政治认同，学海 年第期，第 页。，“：，”，“，”，：，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美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政党领袖通过政治修辞手段重塑争议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公共争议及其背后的张力关系构建为更能反映本国公民关切的现实议题，以期对选举政治产生预期影响。也就是说，政党运用政治修辞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解决其所指涉的现实问题本身，而在于利用社会中既有的冲突性观念激发起受众的倾向性关注，抨击政治竞争对手，“提升自己在选举中的权威与影响力”。尽管尚未有研究从修辞能力的视角探究革命党政权存续的原因，但革命党领袖基于政治修辞来战略性运用压制和说服手段的方式还是受到较多关注。修辞能力产生作用的压制逻辑是指作为革命党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利用行政权力打压竞争对手。与前文梳理的镇压能力视角所不同的是，镇压（）能力强调行动与手段的暴力性，并且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修辞能力视角下的压制（）逻辑是非暴力的，并且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说服目标。此外，镇压能力施加对象为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压制逻辑则针对的是与政治权威相对应的竞争性权威主体。说服逻辑既包括通过政治修辞话语直接影响选民对话语指涉对象的认知和相应行为，也包括凭借执政绩效间接影响选民，争取政治支持。修辞能力视角对于坦桑尼亚的议会辩论、选举过程和意识形态等政党政治现象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二）压制逻辑：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分立和竞争是革命党利用修辞能力进行压制的结构性前提。作为政治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权威”有着多元的定义逻辑。马克斯韦伯以合法性来源为依据划分了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源于非人格既定规则的“法理型权威”，源于历史和神圣传统的“传统型权威”，以及源于领袖人格 魅 力 与 超 凡 特 性 的“超 凡 魅 力 型 权 威”。汉 娜 阿 伦 特（）提出，权威与“权力”（）和“暴力”（）均要求对象的服从，但区别在于权威的命令者并非通过强力（）手段向服从者施加影响，也不是通过非平等状态下的“说服”过程，而在于双方对等级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共同认同。一言以蔽之，“在使用强力的地方，权威本身就失败了”。北京大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德 汉娜阿伦特：何为权威？，载 德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 年版，第 页。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提出理解“权威”和“权力”关系的三种视角：从影响力来源看，权力建立在强制之上，而权威则建立在服从者的理性之上；结果上，权威意味着对象的自愿服从，而权力则会导致对象的被迫服从；本质上，权威又可被定义为合法的权力。国内政治的等级制环境是上述传统定义共同的制度起点，这意味着国家是现实中垄断和行使权威的主体，其他行为体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纵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制度与过程，非国家行为体都发挥了不亚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在乔治 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詹姆斯 罗西瑙（）看来，非国家行为体之所以能和国家一样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威，是因为它们事先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被管理者的认可与服从，也都具有各自的“权威场域”（）。在这个意义上，非国家行为体完全可以成为和国家政府分庭抗礼的权威主体。从权威分布结构来看，如果说国家治理的权威集中于政府内部，那么全球治理的权威则散布于多元主体之间，二者时而合作，时而又相互竞争。两种治理体系的张力也体现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在全球治理的具体问题上，监管权越来越多地由国家之外的权威主体行使，国家“似乎与非国家行为者分享着决策权”，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组织，要对新的全球政治和法律环境做出反应，还要做好与之谈判的准备。有学者提出“权威分享”的概念，意指“在一个享有大众认可的具有合法根据的共同新领域中，互有利益相关性的行为体（或制度）通过对话和学习，共同实践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权威”的过程。这一概念将“权威”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各行为体所行使的，由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界定的有限而互补的部分性权威；二是实现治理目标所需的整体性权威。尽管不同的部分性权威主体会围绕共同的治理目标展开合作，但竞争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疫情治理的结构与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类权威。一种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第 页。美 詹姆斯罗西瑙：全球新秩序中的治理，载 英 戴维赫尔德、英 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利、权威与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贵洪、陈夏娟：论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分享：以联合国多边环境谈判为例，国际观察 年第期，第 页。源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威，另一种是以客观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家权威。后者建立科学观念基础上，要求专家和专门机构具备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肩负提升公共福利的义务与责任。专家和专门机构之所以能获得处理专业公共问题的权威，本质上源于人们承认其掌握专业知识，并且相信专家会依据专业知识提出技术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不会受到党派竞争的影响。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迈克尔巴尼特（）和玛莎芬尼莫尔（）所言，“源自训练或经验的专业知识使得我们给予专家以及为专家提供处所的官僚机构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权威。运用专业知识对于真正的理性合法权威来说至关重要，而这种权威是官僚机构的首要成分”。获得权威的不同路径使得政治权威和专家权威主体有着迥异的行为方式。政治权威主体倾向于依据具体情势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专家权威主体则通常会坚持科学精神，倡导政策回应的科学性与专业性。行政手段或命令通常是政治权威主体施加政策影响的主要途径，而专家权威主体则通过自身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影响民众的政策偏好。面对常规化的公共卫生治理议程，决策者与咨询专家会容易达成共识，为消除威胁协商出协同性的政策工具。然而，当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不但经济社会发展蒙受损失，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和精英的执政能力都会受到严峻挑战，协商与团结的政策过程难以维持，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尽管决策者仍需咨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更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关键性决策。这种情势扩大了决策者相对于专家的决策权力优势，使危机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考虑常常优先于由专家负责的技术论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可金也认为，由于对危机做出科学研判的过程耗时较长，专家权威的反应速度往往慢于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美 迈克尔巴尼特、美 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政治权威，这就给了政治权威一个“政策窗口期”，使其能够在紧急状态下压制专家权威，取得权威竞争的胜利。而当公共卫生治理进入常规化阶段，专家权威则能够以科学化和标准化的优势，占据这一时期治理权威的主导地位。（三）说服逻辑：经济绩效维护与政权存续在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竞争的结构下，维护绩效合法性是执政党说服选民的主要途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西摩利普塞特（）提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产生并维持某种信念的能力，即现有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社会的制度”。它有别于政治系统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期望的基本职能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是评价性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则指出，包含着绩效评价过程的“绩效合法性”是存在的，因为“民众自然而然会对国家绩效做出评价，这种评价的方式与人们评估合法性的方法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进行这种评价的基础”。在执政绩效的多个面向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直接提升，巩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因而被认为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因素。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绩效是 世纪、年代威权政体及其统治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不过，虽然经济发展依然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公共产品合法性”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赵鼎新同样认为，民众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评价也能够导向统治的绩效合法性。政权的长期存续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认同，提升执政绩效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在疫情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包含经济与卫生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卫生治理本就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能力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抵抗能力，提高民众对于执政者的支持和认可，继而巩固其权势地位；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尚未做出或践行援助承诺时，实施公共卫生治理所需的技术手段通常需要以大规模的国内财政资源作为支撑。此时，尽管公共卫生治理目标的实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积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第 页。，：，：，“，”，王磊：在象征与现实之间：经济绩效中的合法性逻辑，政治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年第期，第 页。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 年第期，第 页。极意义，但封锁性的疫情防控措施在短期内却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挑战，马古富力与革命党政府需要在大选年维持经济治理与卫生治理的平衡。但受有限财政资源的约束，外加疫情治理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本文假定马古富力和革命党是理性的行为体，认为其疫情治理目标有着层次之别：最高目标应是彻底遏止危机，最低目标则是保证其执政地位的存续，也就是要保证政权的生存。虽然全球有不少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疫情防控，但除中国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国有希望实现对疫情的全面控制，因此，最高目标的实现起码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受这一国际示范效应的影响，坦桑尼亚如果此时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举措，即使能够取得理想的卫生治理成效，马古富力第一任期积累下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势必难以保证。届时一旦出 现 经 济 大 幅 下 滑 的 局 面，政 权 的 经 济 绩 效 合 法 性 将 遭 遇 重 大打击。相权之下，坦桑尼亚执政者的理性选择应是尽可能围绕非财政资源制定疫情回应策略，同时等待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援助与支持。尽管这些看上去消极的抗疫措施必将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动摇政府的卫生绩效合法性，但批评性的话语本身即是修辞的产物，也可以用修辞的方式来抵消。综上，本文认为，政治权威的修辞话语和稳定国民生计的政策结果有效说服了多数民众，从而扩大了选民的政治支持基础。该解释逻辑如下图所示。图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的解释逻辑图表来源：笔者自制。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三、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总的来说，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修辞能力，构建出包含宗教信仰、非洲传统疗法和民族主义观念的话语，帮助革命党的政治权威成功压制医疗专家权威，削弱了后者所主张的以科学自然主义、西方现代医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为特征的批评性话语的可信度，使更能保障民众基本生计的经济绩效成为疫情下经济社会治理的优先政策目标，进而帮助马古富力赢得连任。年月，随着马古富力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关其病逝的传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作用，但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效果在马古富力被确认去世后依然很明显。（一）政治修辞话语的产生 年月 日，坦桑尼亚报告了境内首个确诊病例。政府旋即迅速响应。马古富力当天推迟了年度自由火炬传递活动，同时指示将 亿先令的活动预算费用转交给卫生部，为将来的防控工作做准备。月 日，总理府发布公告，转述了总理马贾利瓦卡西姆马贾利瓦（）当天在电视直播中公布的防疫政策，包括暂停人员聚集活动，隔离密接人员，加强入境筛查，设置专科医院等。这些防控策略以科学观念为基础，反映了流行病学专家所倡导的三项预防传染病基本措施，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截至当时，政府已向卫生部转移支付了五亿先令。此外，宗教领袖和媒体工作者也被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向社会公众转达与政府一致的科学防疫措施，避免因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然而，仅仅几天之后，马古富力又提出了一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修辞话语。月 日，马古富力在首都多多马参加主日礼拜时发表重要讲话。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尽管同样号召民众不要因疫情而恐慌，但政府应对疫情的底气不再是坚定的财政支持与科学的防控政策，而是可通过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与祈祷实践获得的神力庇佑与疗愈：“我相信这种疾病与魔鬼有关，战胜它的唯一方法是向神明祈祷，祈祷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治愈。”与此同时，马古富力还试图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宗教信仰同等的高度。他向民众呼吁道：“我们要依靠神明，要继续努力工作，要继续建设经济（），不能向新冠肺炎投降，否则对神的依靠和建设经济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努力工作”和“建设经济”的主张也呼应了马古富力 年提出的带有反腐倡廉精神的竞选口号“只有工作”（！）。不同的是，疫情危机语境下“工作”的外延已经超越了政府在消除腐败的同时应尽的义务，经过马古富力的修辞与建构，成为其所期望的全社会建设经济和对抗疫情的必要途径。不过，民众在疫情威胁下能否坚持“依靠神明”和“努力工作”，不单取决于其主观意愿，也取决于政府此前颁布的科学防疫政策的限制。事实上，尽管政府月 日做出的集会禁令涵盖了诸多政治、文化与经济活动，但宗教集会却并不在此列。对此，马古富力也从宗教角度做了解释：“我们知道，在教堂和清真寺可以得到真正的治疗，那里才是神所在的地方新冠是魔鬼，它无法在耶稣体内生存，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燃烧起来了！”两种修辞与政策导向的张力集中体现在月 日的另一场演讲中。马古富力在总统府向全体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政府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与 日采取的举措类似，新的政策继续依照现代流行病学的逻辑展开。在经济社会层面，马古富力也通过直接引述专家的指导意见，呼吁民众对病毒传播“保持警惕”，减少身体接触，经常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并远离不必要的人员聚集活动。但他也承认，“即便如此，我发现在一些地方聚集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医院、市场、商店、车站、军营、清真寺、教堂和公共交通工具”。他仅建议人们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在这些场所采取专家提出的自我防护措施，而没有强制关闭这些场所的计划。马古富力之所以没有选择全面的社会封锁举措，以至于破坏了政府防疫政策的连贯性，原因并不在于马古富力本人对宗教信仰之医疗功能的非理性坚持。相反，这恰恰是理性考量之后的选择。事实上，作为一名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接受过系统性科学训练的化学博士，他显然信任并采纳了专家基于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提供的政策建议。他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我本人相信，按照我们所作的准备，只要每名坦桑尼亚人都对专家的指导意见予以重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战胜疫情，就像曾经战胜过那些企图伤害我们国家的敌人那样”。只不过，作为国家元首与执政党领袖，卫生绩效与经济绩效都是国家治理与选举竞争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正如讲话开篇所言，他意识到疫情对社会“造成了各种影响，特别是在健康与经济领域”。在经济绩效目标的约束下，马古富力无法完全推行专家以卫生治理为导向的防疫政策主张。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允许疫情伤害我们的经济，所有的经济与生产活动必须继续！”至于马古富力为何在同一天提出两套几乎互斥的政治修辞话语，其原因很可能是马古富力在疫情发生之初因信息有限，难以对疫情发展和影响做出准确的预判，而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话语策略。换言之，这是为了给后期可能做出的政策调整留出话语空间，在政策转向到来之际重建修辞话语的连贯性，避免因话语断裂引发民众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坦桑尼亚民众相对普遍的宗教信仰也使得宗教经典与祈祷实践能够在疫情引发社会恐慌时起到一定的社会安慰作用。正因如此，马古富力才一方面称，坦桑尼亚仅发现 名确诊病例，且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因此是否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政策也有待观察，当务之急是避免疫情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在演说最后部分，马古富力通过引述 圣经 与 古兰经 经文，向各派宗教领袖与信徒发出了为国祷告的号召：“我们绝不接受魔鬼以新冠病毒迷惑我们，使我们忘记全能的神明！”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二）压制专家：替代疗法、数据延宕与人事调整 年月 日，坦桑尼亚卫生部长乌米阿里姆瓦利穆（）宣布，该国共确诊 例新冠肺炎病例，当日还出现了首个死亡病例。月 日，时 任 卫 生 部 副 部 长 弗 斯 廷 恩 杜 古 利 莱（）表示，虽然已累计确诊 例病例，但坦桑尼亚短期内并不会采取封锁措施，也不会进行大规模筛查，只会从出现感染症状的隔离患者身上采集检测样本。他表示，政府当前采取的防控政策足以应对疫情，这也是为了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大多数坦桑尼亚人都生活在温饱线上，他们必须外出工作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实行完全的封锁政策意味着会有人饿死。”这一考量也在马古富力本人的表述与政策主张中得到印证。年月 日，马古富力在家乡查托（）表示，截至当日，确诊病例总数上升至 例，其中死亡病例增至人，但大多数感染者恢复状况良好。与之相比，经济事务更加值得人们关心。“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世界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饥饿问题，因为有些国家将人们关在家里，他们无法外出，当然也无法工作。”故此，政府决定不采取封锁措施，而是呼吁民众在采取专家建议的预防措施的同时努力工作，生产粮食。此外，马古富力还声称，为了不切断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八个国家的商品与服务供应，政府也不会封闭边境。“经济必须继续运转。至于新冠肺炎，上帝会消灭掉它。”年月 日，马古富力在推特上号召国民从次日起进行为期三天的祷告活动，祈求神明让人们免受疫情的侵害。但月 日祷告结束时，坦桑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尼亚的病例总数已达到 例。随着确诊与死亡病例数不断上升，马古富力政治修辞的有效性也随之动摇。为了巩固经济绩效优先的政策主张，马古富力在继续强调宗教信仰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压制专家权威的策略。一是倡导替代疗法。替代疗法主要指汗蒸和草药等本土医学方法，以及生姜、柠檬和青柠等食材的药物性使用。但在以恩杜古利莱为代表的科学观念倡导者看来，这些未经科学方法验证的疗法都是无稽之谈。早在 年月日，恩杜古利莱就曾敦促卫生部门继续向公众开展防疫科教活动。他举例说，“我不知道生姜、青柠水和柠檬之类的东西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维他命能增强人的免疫力，但并不是治愈新冠肺炎的方法”。月 日晚，他在一场电视节目中表达了对汗蒸疗法的观点：“汗蒸既不能治疗新冠肺炎，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而是会灼伤人的呼吸道我认为这不是（防治疫情的）正确途径”。但从修辞能力的视角看来，在宗教祷告效果不彰的情势下，替代疗法恰好可以作为马古富力政治修辞的补充。年月 日，马古富力对卫生部门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任命了新的卫生部常秘和政府首席医疗官。当日，他在查托向国防与安全部门官员发表演讲。除了否定卫生部门采取的消毒措施，以及强调“永远”不会封锁该国经济中心达累斯萨拉姆外，他还对“汗蒸”等传统疗法表达了明确支持：“我恳请国民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使用传统疗法，我也请卫生部加强对这些疗法的宣传和介绍，包括汗蒸。汗蒸背后的 科学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产生 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新冠病毒是油构成的，它遇到 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就会马上变成碎片。”这一表态也被认为是对恩杜古利莱的回应。后者最终在月 日被马古富力免去了卫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二是延宕数据公布。年月 日，总理马贾利瓦宣布，该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跃升至 例。但此次公布距离上次报告疫情数据已经过了四天时间。为了确立延宕公布的正当性，马古富力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主责官员采取了更加猛烈的压制措施。月日，马古富力提名姆维古卢恩琴巴（）担任司法与宪法事务部长。日，在恩琴巴的宣誓就职仪式上，马古富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工作提出质疑。他表示，“（实验室里）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非常奇怪。他们公布的样本检测结果常常是阳性，阳性，阳性。于是我就让安全部门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些检测和设备究竟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