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教材的编撰特点、教育机理及现代借鉴_刘爱华.pdf

课程与教学2023 年第 1 期（总第 313 期）FORU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我国古代教育历史漫长而久远，古代教材编撰史也是独具匠心。在几千年的教育史中，经过数辈教育家的不懈努力，我国古代教材体系得到了不断修正与优化，涉及教材以及修订版本的数量如浩瀚烟海，且多兼具文化经典的身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提供了教材应有的“教育性”典范。1164教材不仅仅是教师教学的文本，也是学习者最为关注且被赋予了知识权威的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教材价值指向应该是教材文本逻辑所建构的教育价值空间，这也应该成为新时代教材评价的重要方向。最新研究也指出，教材是民族文化的依托，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要增强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2。因此，对我国古代教材的编撰特点与教育机理重新回溯，有望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寻找到更丰富的文化源流与更具本土借鉴价值的教育灵感。一、古代教材编撰特点关于我国古代教材的编撰，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编撰六经。孔子通过搜集、整理与删订等方法，将自己的学术和理想融入教材，从而提升教材的系统性和思想性，其编撰的原则性、民族性和目的性被后世称为编纂史书的典范3。纵观古代教*本文系 2021 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幼儿教材现状调查与研究”（编号：21YBA2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我国古代教材的编撰特点、教育机理及现代借鉴*刘爱华摘要 我国古代教材兼具文化经典身份，其数量广博，内容涵量丰富，擅用诗性隐喻文体，文本编制遵循接受逻辑，从“内容涵量”“文体风格”与“文本编排”三个层面建构了教材文本的教育机理，生成了“活性”知识形态，并以吟诵及体悟的学习方式扩展了教材价值，为提升新时代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要培育建设作为文化载体的教材体系，增强本土化教育自觉；要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及素材选编范畴，推动教材由“薄”向“厚”转变；要回归“文以载道”，持续构建促进个体理解的教材文本形态。关键词 古代教材；教材文本；教育机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者简介 刘爱华，长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湖南省“十四五”学前教育-教师培养方向科学研究基地成员，博士，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教材史（长沙410100）85DOI:10.13694/ki.ddjylt.20221129.001材，其内容涵量、文体风格及文本编排是其编撰的主要特点。（一）内容涵量：丰富充盈从先秦至明清，我国古代教材体系铸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殿堂，丰富而充盈的内容涵量是其特点之一。以明清时期学校教材为例，官学教材有经义、律政、礼制、告诫、文体、军事、科技等类别知识，无论是礼制法规、诗词歌赋，还是人文经义、文章奏议，其知识涵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之值，其中，五经大全 性理大全 明大诰 文章辨体 武经七书 等是代表。蒙学教材在原有的基础识字类和部分经义类之外，新编了一批典故与名物、训诫与规矩、文体与诗词、科学技术、女性训导读本，拓展了相关知识的内涵与外延，且部分教材不断被后人改编或更新，版本繁多，如 幼学琼林 龙文鞭影 弟子规 等。古代教材内容的丰富涵量不仅体现在知识类别上，还体现在某一类知识的外延上。每一类知识都详尽地纳入了教材体系，如礼制类知识，无论是以 三字经 弟子规 为代表的蒙学教材，还是以大明集礼 皇明祖训 为代表的官学教材，都竭尽其有，呈现了各类社会角色全部的礼仪与规矩；又如人物故事类知识，蒙学教材 龙文鞭影 用四言韵语相继呈现了 二十四史 搜神记 列仙传世说新语等古籍中 2000 多个历史人物及其典故，三字经 提及了 55 个人物及其事件，幼学琼林 仅天文、岁时、地舆、文臣、朝廷、武职和祖孙父子部分就提及了 185 个人物及其事件；再如文体类知识，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取了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共 164 卷，总计达 1439 篇157。（二）文体风格：诗性隐喻我国传统经书对隐喻一直情有独钟，如庄子、孟子等人雄而不辩的隐喻。隐喻作为古代教材的主要文体风格之一，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国古代教材编写者们擅长运用律对与诗词的文本形式展现知识与生活，表达义理与章法，且在律对、诗文及其他形式文本中广泛运用了隐喻式手法，将理融于感性与形象之中，促使学习者通过自然物来生成相应的价值理解。隐喻的基本特点是显隐结合4，如蒙学教材是以律对和诗词为主，虽然文本短小简洁，但隐含着“诗性”，给予了学习者可延展的学习空间。声律启蒙 笠翁对韵 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等均属于蒙学教材中“隐喻”文本的典范。以 千家诗 为例，其中收录的关于春天的六首诗春日偶成 春日 春夜 初春小雨 春宵 城东早春，六种咏春之诗皆指引着学习者感受春天的某处某境，且从不同视角隐喻了春的丰富内涵，让学习者在吟诵春天之际，在现实里感受春的诗意存在，并形成对春与人生关系的丰富理解，从而打开了个体思想的世界。与此同时，隐喻不仅体现在诗词之中，也体现于其他形式的经义文章之中，具备诗性隐喻特征的教材文本不仅说明了教材内容涉及的事物本身，反映了编者的主张或意图，且将社会与文化意义隐含其中，这种“意义”可以因学习者的联想、解释、理解、推测等多种认知形式而生成，从而达到了教化与认知齐头并进的教化效果。如 幼学琼林“朋友宾主”篇：“肝胆相照，斯为腹心之友；意气不孚，谓之口头之交”，“民之失德，干糇以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教材文本有助于蒙童启蒙对“朋友”的社会性理解5。二十四孝图 描述了 24 个人物的孝行，上至文武百官与父母长辈，下至乡村野夫与孩童，其叙事均隐喻了有关“孝”的社会生活形态以及“孝”存在的必要性，隐喻了“孝”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建构了教育的具体情境，这种情境“隐喻其中”，而不是“抽象定义”，从而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让学习者在吟诵之间自然地走向了宽广的“孝”的认知世界。（三）文本编排：接受逻辑无论是蒙学教材，还是官学教材和书院教材，古代教材的文本编排遵循了学习者身心特点与认知基础，具有相应的接受逻辑。如蒙学教材编排以律对、诗文为主，既句式短小，辅之韵律，便于蒙童吟诵与识记，又贴近本土及家族家庭生活与行为86指导，所涉微至洒扫应对、草木虫鱼，易于蒙童身心体验与相关知识建构。以 百家姓 为例，全书共收 438 个姓氏，以姓氏堆砌成句，没有文理，但在韵律方面朗朗上口，便于诵读，且这些没有文理的姓氏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每个姓氏的背后，都蕴含着一段历史、一种文化或一类标识。蒙童不仅能从中对照辨别师生之姓氏，而且能知晓相关名氏及家族的名人轶事，在诵读 百家姓 之时就被给予了家庭历史或家族认同的起点。从以上分析来看，百家姓 具备了一定接受逻辑，使学习者在识字过程中体验了姓氏文化，其知、情、意趋向了整合与融通。与此同时，古代教材文本编排是基于先贤百家之言的朴素论证，其文本组织架构以历史事实作为论证支撑，从而道出一脉相承的义理与规律。以文化经典 论语 孟子 为例，从文本编排的视角来看，其使用了大量对话文本，学习者所看到的是先贤与弟子的言说与行为，是既已发生且得到历史印证的史实或活动的记载，其文本并没有直接言及“大道理”，说理风格是朴素的；说苑 也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传说，辅以议论，并用大量历史实例加以证明。以上教材说明，我国古代教材编排对受教育者的判断不仅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更具有认知建构的特征，其内容布局及朴素说理风格遵循了学习者的接受逻辑，考虑到了具体的学习者以及具体的教育情境，其文本编排具备开放性、历史性和生成性等特征，有利于学习者形成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与迁移。二、古代教材教育机理中华文化能历经风雨仍不改其底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教育实现了教育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融合贯通而古代教材身在其中，兼具文化经典身份，古代教材所承载的教育性堪称文化瑰宝，并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具体样态。在此过程之中，古代教材如何运用其教育机理来发挥卓越的教化功能，应从其发展历程、教育机理内核及使用方式上予以考察。（一）发展历程：从口授相传走向文化经典回溯我国古代教材的发展史，尽管其所呈现的是作为文化经典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但可以避开其深邃的义理，从教材视角予以解读其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在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是先有了夫子收弟子讲学问，然后才有了记载其言行与思想的卷宗，并以此为基础编写成册，并不断修订予以传播与改编，这些“教材”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经典。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古代教材遵循了“夫子讲学文本记录教材文本文化经典”的发展序列，教材所选择的知识及价值的认定、编撰及呈现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教材作为文明的样态得到了不断的进化，也实现了以“教育性”为标识的教材本体价值的超越。从这个视角而论，以 四书 五经 为代表的古代教材一直作为教育的主角活跃于古代教育生态之中，其存在的形态能有效融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生活与生存知识于一体，不断优化与完善其知识涵量、文体风格和文本选编，最终沉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经典之作，作为所在时代的文化利器，为当时社会形成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担负起了教育重任。（二）教育机理内核：文本基因从古代教材的编撰特点来看，其凭借丰富涵量引领学习者走向整合的生活、生动的实践以及意义的生成以诗性隐喻为代表的文体风格给予了学习者认知与体验的广泛空间，文本编排是基于个体心理成长而合理布局，朴素说理是其本色。总结起来，古代教材文本就是从“知识涵量”“表达呈现”与“接受逻辑”三个层面展现教材文本如何构建文本教育性，构造出了教材文本“教育性”基因。具体来讲，古代教材文本基因由三个基因链构成。基因链之一为丰富充盈的知识涵量。古代教材提供了与所在时代相匹配的全面知识，既体现87图 1古代教材文本的“基因”构造图在知识类型上，也体现在具体知识的翔实与完备之中。古代教材就是依靠翔实的史料与素材支撑起了教育之本。五千年的文化史，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千百年以来的先贤圣儒与志士名家都名列其中。基因链之二为诗性隐喻的文体形态。古代教材惯用格言、警句、比喻，且大多穿插于日常对话与知识义理之中，诗性与隐喻是其主要的文本风格。诗性隐喻以特定的文本组合来阐发哲理，即“文以载道”，以此引发学习者领悟道理，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到知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基因链之三为遵循接受逻辑的文本选编。蒙学教材文本以韵律和诗歌为主，贴近伦理禁忌与生活常规，官学教材文本则以律法、义理为主，辅助学习者成为官员、文人或志士。蒙学与官学教材遵循了学习者的心理认知规律，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情境中注重了知识的建构、生成与应用。总体而言，我国古代教材从内容涵量、文体风格、文本编排三个维度构筑了文本“基因”之链，其中，“知识涵量”是史实结合的全貌图景，“文体风格”是“诗性隐喻”的表达形态，“文本编排”则以“接受逻辑”为宗旨，成就“教育性”的内核，具体如图 1 所示。古代教材文本的独特“基因”构造使古代教材文本所承载的知识成为“活性”的知识，这种“活性”的知识是历经选择、修改、诗化，并将具体教育实践情境对应起来而形成并显现的。凭借“活性”的特征，古代教材文本无论是在与古代自主吟诵者的遇见之中，还是在具体教育场域里有夫子在场的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都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所处时代的生活，有助于实践所在时代所诉求的生存方式或理想抱负，从而在字里行间获得个体人生意义的丰富理解。（三）使用方式：吟诵及体悟我国古代蒙学的教育场域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教馆或坐馆，由官僚地主请名师坐馆教子弟；二是家塾，由秀才、退休官僚或其他知识分子在家中设学收徒；第三类是义学或义塾，由地方组织捐献而建6。官学以明朝国子监为例，教学阶段分为“六堂”，学习考核采用积分制，按季度实施，监生待遇优厚，但监规严格，违规者施以充军、吏役、死刑等酷刑7242。在古代教育场域之中，教师和教材垄断了知识及其传播方式。教师因角色或政治赋能，兼具管理和教师的双重权威。教材是识字、背诵、习礼、作赋等教学活动的唯一依据，也是教育评价的基本标准。从古代教育体制机制来看，古代教材是以“自主吟诵及体悟”的形式来施以教育的。在古代口授相传的信息传播环境下，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功能事实上是大于作为教师的功能的。除开知名教育名家，古代教书先生的角色，大多数被描述为“刻板”“迂腐”“潦倒”“落魄”的形象，部分教师只是知识的权威型垄断者，而并不是理想的教育者。从这一点而言，我国古代教育目的完成或完备需要将更大的功劳归属于教材这个教育主体教材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或者说教材文本内包含了便于“学”的元素。事实上，我国古代教学理论最有价值的特异之处也就是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学”字上，其精髓是学习论，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自动性被置于教育教学过程的首位85。古代教材在学习者“自主吟诵及体悟”的过程中，超越了教育者的知识权威，也超越了作为教学“参考”或知识“标准”的教材功能，面向了学习行为的多个场域，进而产生了与他者的多重价值。可以进一步推测，在古代各类学校中，学习者被给予了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学习者只需要识记、背诵教材文本这也许是不能被现代教育科学所接受的学习方式值得庆幸的是，古代88教材文本弥补了教育家不在场的时局，它不只是知识呈现，而是主动对接了社会伦理教化的功能与责任。如 论语 中“子曰”式叙事就充分反映了孔子后学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建构的努力。在此情况下，升学、创作的教学目标依靠个人天赋与努力，凭借对教材文本的理解与运用程度即可达成，教材文本不仅提供了知识的涵量，也提供了学习者人生的范本和示范。也就是说，希冀通过显性的背诵、体悟以及书写而培养具备封建社会发展所需求的人的素养与能力，编撰者赋予了教材文本这一潜在的重大教育责任，即在临摹、吟诵与背诵之间完成“培养人”的目标。三、多视角借鉴：功能、选材及文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取得了斐然成绩，各类教材建设扎实推进，为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各领域高质量人才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910。2020 年 9 月，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提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应进一步加强铸魂育人、关键支撑、固本培元、文化交流等功能和作用11，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发挥好教材育人作用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主题。我国古代教材作为文化经典的载体，以独特的文本基因构造组织编写，以吟诵及体悟的学习方式实现了教材的价值超越，培养了一代代品德端正、知识渊博的古代知识分子，展示了教材文本卓越的教育性，可从多视角予以借鉴。（一）本体功能视角：培育建设作为文化载体的教材体系，增强本土化教育自觉教育对文化的促进与超越表现为传承、选择、调控、整合、创生文化，推动和促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12。教材能体现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文化价值选择与要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教材不只是被赋予了教育权威的文本，而且是一种彰显文化主体地位的文本，理想的教材应是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代际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工具。我国古代教材既作为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印记，也作为文化传承与反哺的工具呈现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如明清期间，“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使得自然、数理、天文、技术、医学等各学科在教材中出现萌芽式发展，经济发展促成了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其间专制的文教政策以及由此孪生的科举选才使得训诂考订成为保守的学术之道，助力推动明清进入古典文化总结阶段。古代教材这样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属性警示了部分当代教材文本的粗放性与空乏性、文本形态的抽象性或直接性、文本选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疏离性与固化性等不足。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载体，教材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社会和现实的内容，文化传承指标是教材评价的核心观测指标维度之一13。在这一点上，除开所提供的“有限知识”，我国古代教材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密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代对教材功能的狭义理解。这是古代教材给予新时代教材改革创新的视角：新时代的教材建设不能只止于对知识的真伪与去留做学理判断，而是要进一步扩大教材功能范畴，深度培育建设作为文化载体的教材体系，增强本土化教育自觉，提供古典教育切入教材文本的契机。20 世纪的教育科学主要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路研究学校教育，其主要贡献在于怎样控制学校教育，而不是理解学校教育并使这富有意义7242。这样的一种理解范式也影响了教材的发展，知识的系统与抽象成为教材编写的主要法则。已有研究指出，教材及文本价值应是教材与学生、社会构成的价值关系，教材评价的客体也应是教材及文本与学生、社会构成的价值关系14。我国古代教材编写者正是遵循了这样的编写原则，几乎包括了所有经典，使教材群像与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生活实现了有效融合。其中，不论是经典义理还是风格迥异的诗文，不论是短简的联对短语还是圣人的对话，都符合了这样一种期盼朝向了各类教学论中所关注的多元教育价值。千百89年来中国古代先贤圣儒的注释训诂与考证汇编，诸子百家思想论及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中华传统文化烙印均在其中，其文化根基之深厚应加强借鉴。古代教材就是基于如此深厚的文化根基构筑出了“教育即文化”式的教材体系，发挥了教材应有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功能，成就了中国教育历史长河中永恒的教化经典。教材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应实现价值超越，作为客体与他者的关系价值是教材文本的功能指向。因此，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要进一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关注教材文本的文化空间，对知识真伪的辨别是教材产出的基础，但不应是全部。近年来，我国现有的教材开始注重传统文化素材的运用，如人教版小学数学教科书中有着较为丰富的我国传统数学文化,在呈现方式、内容分布和认知水平上表现出了若干鲜明的特点15。未来的教材编写则要继续站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考察教材文本与课程、教材文本与社会环境、教材文本与教师，以及教材文本与学习者之间产生更多的关联性，当文本与具体的教育实践里的更多方面能建构生成有更多文化意义的联系时，才能产生与文化相依存的教育价值。尽管古代教材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渗透，有其先天的思想局限性，但古代教材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贯通性应成为当代教材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唯有如此，各类教材的内容选编才不只是冷冰冰的知识或操作，而将在教材本体上逐渐展现中华文化全貌，承载着相应的文化及价值意蕴。（二）内容涵量视角：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及素材选编范畴，推动教材由“薄”向“厚”转化教材涵量一直是教材决策者的重要议题，如果教材涵量相对有限，那么扩大某个内容的比例，就必定会挤占其他内容的存在空间。针对当下教材相对精简与抽象的现状，如何通过教材让学习者走近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与文化，引领学习者走近中华文化知识之殿堂，各类教材物形态上的由“薄”向“厚”转化是“最经济”的教材本土化路径。我国古代教材提供了“由博返约”的教材建设经验，即：通过呈现广博的知识及经验，让学习者获得抽象的理解与深刻的体验。新时代的教材若决意向“教育性”靠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行，只能遵循“由博返约”的方法论，从知识数量及选材范畴来不断推动教材由“薄”向“厚”转化。要借鉴我国古代教材的编写特点，首先是总量的增加。根植中国本土文化的教材体系务必要选用古代教材中更多更好的素材。目前，各类教材对知识的精简与抽象制约了知识及素材选编范畴，大量有教育价值的知识与素材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压缩成为年份大事记、框架性描述或结论性评价标签，导致缺失了文化育人的关键营养。其次是每一类知识的丰富。教材选编的知识要求具有普遍性，但并不等于就要求将其抽象化与简约化，甚至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和教育有关的现象之上来。在部分基础教育教材中，只是向学习者呈现了一个结论性事实，要求学生学习所要传递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而一些具有道德张力的素材则呈现得比较少。由于删减了具有进阶性特征的知识，缺乏个体的道德抉择与道德体验的过程性认知，而使教材文本的教育性不强。从知识的范畴来讲，教材整体的主题构架应是一个系统的基于个体成长的丰富素材库。作为最重要、最特殊的文本，教材知识选择要遵循由博返约的原则，即在“博”的基础上实现“约”，如此这般方能促成学习者对知识的内在理解与实践运用。（三）文本编排视角：回归“文以载道”，构建促进个体理解的教材文本形态教材功能及价值的拓展务必通过“文本”这一载体才能转换，从而使教育落地发生，因此教材建设应聚焦教材文本逻辑所承载的教育过程及教育价值16。教材文本是学习者最关注的，因此其表达或呈现的文本方式是否有助于学习者产生更有价值的“意味”显得特别重要。古代教材的文本基因90生成了“活性”知识，有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丰富理解与深度体悟，即教材文本能“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一贯的文体表达形式，应结合不同教材的属性予以适当回归。目前的教材文本主张概括性与简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学科结构运动下的结构课程观点的影响。结构课程观点认为，学术性、专门性和结构性是课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导致在教材编撰过程中过于强调教材文本的精准性、概括性、简要性等要求，课程的逻辑构成了教材文本编写的逻辑，即教材文本也遵从了学术性、专门性和结构性。现代意义上的课程逻辑是后天的一种界定，教材文本逻辑与课程逻辑不应属于等同的序列，无论如何，教材文本的逻辑应始终围绕如何“教育”这个原始的命题而做。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与普及在不断改变着新时代教育的格局，使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都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学校、教师、教材、学生的传统角色或存在方式也将面临重组，特别是对学校和教师的垄断性知识权威的瓦解。也许在未来的时代，教材可能是仅存的、唯一的以真实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学习者视域中的教育权威，它所选择的内容也许能通过信息技术快速获取，但它作为知识或文化存在的文本形态，其所产生的阅读或吟诵式的学习行为将永远不是技术所能替代的。从这点可以预测，新时代的教材与古代教材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生存生态与角色责任，有可能成为教育者不在场时的真实教育者，引领学习者获得更加理想的学习过程，而“文以载道”式的教材文体作为知识载体，可以以责任主体的姿态，构建促进个体理解的教材文本形态，辅助推进教材的本体价值超越。教材文体回归“文以载道”式改造，不是直接倡导教材文体要以诗词和韵律为典型代表的文本样态出现，而是要求教材文本本体具备丰富的意味与朴素的说理模式。教材文本要“意蕴深长”，使“诗”式的文本样态的发生与发展能自由地游走于教材文本之中。所谓“诗”式的文本样态，即能以精粹的语言，以简练的形式，以特殊的意象，表现深度的内涵、和谐的节奏，引起美感与共鸣，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本样态17。教材文本务必能为学习者提供过程性理解，如古代教材文本在呈现所有“知识”时，既以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依托，也以先贤和圣儒的言行与主张作为论证之据，虽讲求义理，但并不空洞。总之，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教材，其功能及价值的最终实现都需经历一个认知转换的过程，而教材文本就是认知转换的关键载体。从这个视角而言，古代教材文体提供了理想教材文本的应有构成之基因，示范了教材应如何构建促进个体理解的文本形态。“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18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体的认识和利用的不足，成为难以领略文化内涵、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原因19。直面当下教育所出现的难点重点问题，教材作为“文化母乳”所给予学生的文化滋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且要为学习者提供全面而均衡的文化滋养、讲好文化叙事20。因此，推进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育人价值必然要从我国古代教材中寻求文化源流与方法论启示，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开展自觉探索与革新改造。应该指出，我国古代教材所培育的素养与新时代所需求的核心素养还有较大的差距，应进一步批判与继承古代教材的社会文化属性。总之，对教材文本的美好设想不仅要着眼于微观的教育性，还应回到教育的既有生态，从转变教材功能、扩展教材内容涵量及优化文本编写等方面予以持续努力，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注入本土文化之源，寻找教材本土化创新的灵感。注释：清朝有一首诗如此描述蒙童学习 百家姓 的情景：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参考文献：1刘爱华.明清时期教材研究基于文本的考察D.湖南91The Compiling Characteristics,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Referenceof Chinese Ancient TextbooksLiu AihuaAbstract:Chinese ancient textbooks are both cultural classics,with rich content and good use of poeticmetaphorical style.The text compilation follows the logic of acceptance,constructs the educational mechanism ofthe textbook text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content connotation”,“style”and“text editing”,generates the“active”knowledge form,and expands the value of the textbook by the way of recitation and experience,which provides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cultivateand build a textbook system as a cultural carrier and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localization education；we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andmaterials,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s from“thin”to“thick”and return to the“literature carriesTao”andcontinuetobuildthetextformoftextbookstopromoteindividualunderstanding.Keywords:ancienttextbooks,textbooktext，educationalmechanism，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uthor:Liu Aihua，Changsha Normal University，The 14th Five-Year Plan”Research Base for EducationScience（Changsha410100）责任编辑：李静师范大学，2020.2康晓伟，王刚.铸魂育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思想遵循J.课程 教材 教法，2020，40（9）：4-10.3赵伟，张妍.孔子的教材编纂思想、实践与启示J.中国编辑，2018（8）：86-91.4孙迎光，孙菲.诗意德育（修订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08.5张慧楠.幼学琼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164-165.6李国钧.明清蒙学教育述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1）：45-54.7黄仁贤.中国教育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42.8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9张振，刘学智.继承与创新：70 年来我国统编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课程 教材 教法，2019，39（5）：15-22.10曾天山.我国教材建设的实践历程和发展经验J.课程 教材 教法，2017，37（12）：17-23.11教育部.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 EB/OL.（2020-09-23）2022-11-10.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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