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_侯惠勤.pdf

本刊特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侯惠勤【内容提要】从创新逻辑上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关键。这一逻辑特色，似可遵循以中国之答回应时代之问的思路，概括为:以引领时代的大历史观拓展唯物史观，坚定历史自信;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创新治国理政，坚定政治自信;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升华自我革命，坚定“赶考”自信;以“共同体意识”深化辩证思维，坚定道义自信。【关键词】大历史观历史自信政治自信“赶考”自信道义自信作者简介:侯惠勤(1949)，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北京10073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且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是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必须透彻领悟。围绕这一思想精髓，从时代主题、历史规律、世界之问、中国之答和思维特色等方面进行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的阐发很有必要。在 21 世纪的特殊历史风云中，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凝练为新时代治党治国的核心理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解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密钥。一、以引领时代的大历史观拓展唯物史观，坚定历史自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任务是把握规律、引领时代。“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坚持和创新唯物史观，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基本功。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和世界日益交融、世界进入整体性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形势，习近平多次提出，要从“大历史观”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强调要以“大历史观”看待历史、总结经验，特别是党的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8 页。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 页。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要以“大历史观”观察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努力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强调要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把握历史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历史演进从质和量上进行拓展，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上形成的战略眼界。它是我们认识和处理当前各种矛盾的大思路，是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源泉。这是对唯物史观整体性阐发和把握上的突破。1 从大历史观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精准把握，打牢党的哲学基础进入 21 世纪，顺世界潮流和逆世界潮流的较量相互交织，世界向何处去的困惑日增。在世界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自由个人主义，彰显自我中心的“去中心化”，固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零和博弈”，神化资本及其制度架构的“历史终结论”，更是笼罩在人类前途命运上的重重迷雾。驱散迷雾，拨云见日，需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众所周知，唯物史观透过人类社会的利益纷争、观念碰撞和动机冲突等主观性表象，把充斥偶然性的历史活动奠立在客观必然性基础上，从而为科学认识历史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否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在今天突出表现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主观化的倾向。把生产力解释为人的精神创造力，把生产关系解释为选择性交往方式，把历史发展解释为“利益博弈论”，把认识活动解释为“主体构建论”等，故而公开将历史唯物主义改称“历史唯人主义”的一类杂音不断。这固然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今天依然尖锐复杂的表现，但其能够成气候、有市场，自由个人主义哲学是根源。在今天，单纯强调唯物史观某一基本原理已经难有成效，而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这就是大历史观的哲学视野。客观目的、感性活动、人民主体是支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三大范畴，而这三大范畴都只有着眼于大历史观才有可能确认。第一，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动机，而动机属于主观性领域似乎不言而喻，但是，这只是从个人的随意性表象上看问题。稍微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有些动机是偶发的，而有些动机则是必然的;有些动机纯属个人意愿，而有些动机则是人所共有;有些动机转瞬即逝，而有些动机则经久不息;如此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历史活动的动机，“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种历史动机证明了客观目的的存在，证明了目的性并非主观性的一统天下。毫无疑问，要捕捉到能够使广大人民持久行动起来并开创新历史的客观目的，必须具有突破个人狭隘眼界的“大历史观”，这就是“整个民族”“持久变迁”。第二，尽管衣食住行为人所必需是常识，但其历史观价值却长期被遮蔽，只有“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却长期进不了历史观的视野?除了统治阶级蓄意夸大精神的作用外，从思想认识上看，是因为似乎只有2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参见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求是2021 年第 23 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5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02 页。思想观念才有不断更新的“历史”，而吃喝住穿等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没有“故事”和历史。的确，囿于局部的、经验的、直观的视野，历史当然就是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当然就是人性善恶、今生来世的道德史、宗教史。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中，才有生产力的质变，如新旧石器、青铜器、铁器、手推磨、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区分;才有生产关系的历史更替，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唯物史观就是在这种历史视野中形成的，列宁将其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必须抓住“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一关键。然而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直观的结果，没有辩证综合的大历史观是断然无法理解的。第三，对于历史局限于直观的、经验的以至现象层面的观察，源自抽象个人的主体观。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是历史活动无需论证的主体，是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历史观虚假前提。因此，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特别强调:“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抽象的个人和现实的人是两种对立的历史主体观。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的运行把人抽象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载体，因而成为“物化”的个人。这种“抽象的个人”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被虚构为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主体，以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实际上，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活动主体是氏族，而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最重要历史主体是阶级，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个人在内。那种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外衣，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装后的假象，其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与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相一致，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围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变革，革命时期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都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实主体。但是，由于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生成需要一个历史长过程，认识人民创造历史更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由于人民的范畴的历史变动性，包括开始作为革命阶级而成为人民核心的剥削阶级，在其掌权后蜕变为人民的对立面，包括顺应历史发展的非劳动群体的历史变动，增加了整体把握的难度。因而，如果没有大历史观，眼中自然就只看到英雄豪杰在创造历史。和唯心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明确申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大历史观是我们今天正本清源、完整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立脚点。2 从大历史观出发科学定位时代，坚定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必须持续回击否定这一学说的“过时”论。从 19 世纪末的伯恩施坦到 20 世纪末的戈尔巴乔夫，都是以“过时”论为由背离马克思主义，其借口就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的转换，必须“超越马克思”。的确，就具体的时代特征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 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20 世纪下半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53 页。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4 页。叶以来时代的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这些阶段性的质变必然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但是，为什么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是错误的呢?这里的关键是科学地界定时代。而科学界定时代的关键，则在于破解“时代之问”。虽然对于时代的挑战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但是难在正确地提出问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列宁曾反复地引导人们在回应各种重大挑战的关口，思考“马克思是如何提出问题的”。在马克思时代，“人的解放”已经喊了几百年，但都是空洞的幻想，脱离现实的口号。怎么才能转变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时代口号呢?只有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第一次提出，人的解放必须归结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19 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因而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时代问题。时代之问决定了提出问题的思想的时代生命力，只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类解放还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过时。习近平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时代价值，他提出了回答大时代涵盖的小时代、大时代之问涵盖的小时代之问这一课题。从根本上说，时代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组成的规律群决定的综合范畴，本身也是大中小时代的统一体。大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运动形态决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人类的蒙昧时代、文明时代等;中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运动形态决定，形成了与社会形态基本吻合的时代范畴，如封建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小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特殊形态的阶段性演进决定，形成同一社会形态的阶段性特征和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交集，如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远远超出使其诞生的时代。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特殊规律，因而始终是追求人类解放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能以时代变化为借口断言其“过时”。今天的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而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这一矛盾现象表明，今天“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实质上还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问题。因此，习近平对于时代问题作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论断。第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涵盖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时代意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以工人阶级解放为政治形式的人类解放的科学基础，而且奠定了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推倒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第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涵盖这一历史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价值。“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4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03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55 页。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7 页。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这是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依据。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3 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提出，便遭到敌对意识形态的大肆曲解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谬论一时甚嚣尘上。习近平在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同时，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清算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谬见。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世界潮流的历史交汇决定的，具有科学判断的客观标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汇入人类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潮流，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汇入开创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三个历史大势交汇的产物:第一个大势暴露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真相，提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第二个大势彰显了资本主义“此路不通”的历史事实，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趋势;第三个大势宣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和丰富发展。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人类文明传承的内生性决定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人类文明的传承规律表明，一个文明的发展前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自身的生机活力，即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即全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效能。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充分激发了自身的活力，而且为当代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日益重大的贡献。究其原因，它是5000 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且是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伟业。第三，准确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是历史大视野，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所谓“大多数”。一些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误判，除了立场问题外，还因为方法论上的一大失误，就是以某一制度模式现行的国家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似乎数量多就有前途，数量少就难以为继。这是浅薄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现实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新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则是衰亡事物的表象。当今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处于由盛转衰的变局中，表面上的“多数”掩盖不了其实质上的衰亡。所以，“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政治自信是根本。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自信，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6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70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86 页。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自信。建立在大历史观上的这一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特色和重大成就。这种大历史观的基点，“就是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出发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关键在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确立历史自信。只有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才能准确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科学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的确定性从容应对不确定性日增的世界风云，把握历史主动。二、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创新治国理政，坚定政治自信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确立科学信仰、研判形势任务、制定方针政策的世界观方法论根据，因此，不断深化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科学判断现阶段的时代特征，是贯彻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探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这一认识成果，集中体现在“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概念上。“新时代”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的思想成果，为我们准确把握新的历史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及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1“新时代历史方位”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时空一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从“矛盾关系的总和”上把握历史规律，说明历史规律不是单一动因的“决定论”，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单线条论，而是在多样性中显现的历史必然性和统一性。所以，研究规律必须对全部相关矛盾进行系统分析，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正如列宁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论曲解为历史发展单一动因的所谓“历史决定论”(“经济史观”就是说辞之一)，却始终不绝于耳。除了敌对意识形态作祟外，对于客观规律的动态演进缺乏一个简明的概念，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从“社会经济形态”这一基本方面阐发历史规律，这是当时理论创立的需要，但不等于历史规律就是某种单一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在其晚年指出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他们当时没有时间、机会做的事情，越来越成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致力去解决的问题。6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8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1 页。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2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06 页。实际上，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参与相互作用，历史规律不仅表现出矛盾的复合性，而且表现出过程的多样性。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新时代历史方位”突出了当代中国各种矛盾历史交汇的综合性特点，是社会矛盾的历史展开和现实交融，可以精准把握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发展阶段，因而深化了对社会矛盾规律的认识。科学确立“历史方位”需具备以下的要件:其一，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其与其他发展阶段的相互联系清晰。阶段性特征是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部分质变，它具有以往发展阶段不具有的新质规定。确立这些新质规定性，是判断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其二，本国的历史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进入世界历史后绝非与世隔绝的孤立过程，而总是在与世界发展交互作用中实现。与世界交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式，成为判断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其三，上述两条反映在人们思想视野中，就出现了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实践之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方面出现了新挑战。对于时代问答的准确把握，在理论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和实践的新结合，是判断历史方位的功夫所在。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从“历史方位”得出的重大判断运用“历史方位”判断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第一，这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对内在矛盾综合化作出的阶段性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几个历史时期。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的内在联系，就容易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对立起来，例如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前后的新中国历史等。“历史方位”突出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强调统一历史过程的阶段性。从它出发，揭示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时代内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它既是统一的历史过程，又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解决方式具有重大区别的不同阶段。简言之，“站起来”主要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挨打”问题;“富起来”主要解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挨饿”问题;而“强起来”则要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从软硬实力上摧毁西方将我置于“挨骂”境地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揭示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起点，而且解决了长期争论的改革开放前后、革命史和现代化建设史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狭义拓展为广义，涵盖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全过程。第二，这是基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形势，内外矛盾日趋交织作出的前瞻性判断。国际环境一直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但随着我国持续、全方位的开放，中国和世界逐步趋向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历史方位”使我们超越了简单地沿用“内外因”关系的认识模式，获得了一个看待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全新视角。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决定当今世界和中国走向的两大矛盾综合体的交融，是对当代人类历史规律更深层次上的把握。它揭示了当代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解决自身发展和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正日趋统一这一深刻的历史意蕴。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4 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3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28 页。它表明今天的中国，不仅改革开放始终在路上，而且“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这就是说，当代中国越来越担负着为世界发展探路、为人类文明拓展的历史职责。当今的“世界之问”也是“中国之问”，当今的“世界之答”也是“中国之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新时代历史方位”涵盖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第三，这是基于历史阶段交替的复杂性，对主要矛盾与历史阶段的转变不甚同步作出的具体性阐发。历史阶段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但是两者并不完全同步。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方向性，因而与历史阶段不完全重叠。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等。但是，历史阶段的更替并不像翻牌那样干脆明了，而是常出现交叉、模糊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其不同步。从历史上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全面开展，社会发展阶段总体上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从理论上解决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但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统一上存在差异。“新时代历史方位”深化了历史阶段与主要矛盾关系的认识。主要矛盾是推动历史阶段发展的动力，具有引领作用。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不等于全局性变化自身。历史阶段则是全局性的实际状况，是该阶段的基本国情。把主要矛盾的变化等同于历史阶段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超越阶段”的错误。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新时代历史方位”既要求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变化去提出和解决问题，规划和部署全局，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新局面，又要求紧紧依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丢掉一切浮夸幻想，讲真话、办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这就是变与不变辩证法的创新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有一个注释:“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是生产力不够先进，人民生活不够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充分显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遗产。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而是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首先爆发8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6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8 页。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1、315 页。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15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5 页。并取得成功。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文明基础，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然而这样一来，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合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一历史课题，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同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我国解决社会主义“合格”问题已进入最后的冲刺。把握好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和社会历史阶段间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会得到充分的彰显。3“总体”“全面”是“新时代历史方位”确立的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的最重要阶段性特点，就是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融合发展，因而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就是“总体观”和“全面”理念。第一，它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讲新时代国家发展目标及其治理方式，“五位一体”讲具体实施过程的发展形态，两者相互映衬。就国家发展目标而言，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历史起点的特点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既要防止骄傲懈怠情绪，牢记“行百里者半九十”;更要克服畏难厌战情绪，坚定“啃硬骨头”、迎战前所未有挑战的决心。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所以，国家发展目标的“全面性”，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激发了奋进新时代的战斗活力。就国家治理路径而言，“全面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筹协调，不是在抓重点的同时兼顾其他，而是突出矛盾表现及其解决方式的整体性，即“一个都不能少”，短板决定成败。这是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基础上，对于矛盾关系认识的深化。众所周知，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着的双方，“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里的条件，主要是由于发展过程出现的新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从“过程”(即“历时性”)方面理解。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矛盾转化，则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发生，呈现出“空间”(即“共时性”)的特点。因此，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主要矛盾的实际要求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在思想方法上就必须“全面”“总体”，才能防止简单化、片面性。第二，它决定了现阶段国家重大风险防控的战略思路，即总体国家安全观。今天，我们生活在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之中，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安全”已成为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防控重大风险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挑战。重大风险的特点就在于其综合性、隐蔽性和全局性，而并非单一、易辨、局部，因而必须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应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78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2 页。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2 页。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22 页。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矛盾从层级、性质、领域、趋势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又一范例。今天，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善于辨识各种政治风险，抵制西方的“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还需要高超的政治领悟力和坚定的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化解各类风险，转危为机。第三，它决定了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能简单地答之以“发展”，而必须创新发展理念。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发展的不充分、不协调不仅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全球范围也是主要问题。因此，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关键，也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出路。可见，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现阶段内外矛盾“全面”“总体”把握的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世界现代化潮流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上的领跑作用。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观念的，更是实践的。许多发展理念，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想不到，而是做不到。为了一国一己私利，试图垄断规则制定、科技创新有之，滥用单边“制裁”、经济“脱钩”有之，公然反对“绿色”“共享”、大搞“长臂管辖”、双标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新时代历史方位”确立的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并彰显优越性的过程。“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创新发展上实行“新型举国体制”等，推进新发展理念扎实落地，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三、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升华自我革命，坚定“赶考”自信从世界观方法论看，以党为政治核心的人民是历史主体，一切认识成果都离不开主体的自我提高和完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立足点，从“自我革命”层面对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及其使命担当进行了发掘，确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锻造能够继续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极大增强了建党自信和治党自觉。1“不忘初心”以“历史距离”提供了正确认识自我的客观前提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正确认识自己是达到自觉的前提。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在历史中准确定位，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忘初心”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自己奠定了认识论根据。第一，自知之难在无距离。“人贵有自知之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老子 道德经的名句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难，难在认识自己缺乏必要的距离，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把自己作为客观认识的对象。而只能通过外界评价形成主观感受，难免偏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认识论看，与对象拉开距离才能将其作为客观事物把握，因而是正确认识的前提。亚当斯01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9 页。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7 页。密为了确立人类的道德“同情心”地位，预设了“公正的旁观者”视角，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