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_郑宇.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月 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郑宇，高源 摘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当代共享经济可划分为表达型、互利型与获益型三大类型。其中，表达型的信任构筑于泛熟人关系基础之上，互利型的信任由平衡获利的市场经济原则来确立，而获益型的信任则主要由权威性资本所构建。三种当代共享经济信任的构建，均来自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可计算性、基于系统规则保障的制度性、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安全性，以及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等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机制。关键词共享经济；泛熟人关系；互联网；信任；机制 作者简介郑宇，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高源，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研究缘起当代共享经济已经广泛渗透到出行、住宿、餐饮、旅游、休闲、教育等多个领域，呈现出相互分享、物物交换、租赁、再分配等多样化方式，共享的对象也囊括物品、知识、时间、服务、技术、信息等。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共享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据统计，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 亿元，同比增长 。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年此项交易额仍同比增长约 。有学者估算，未来十多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超过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可望达到。显然，共享经济将会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基于其纷繁形态，从不同基点出发，共享经济获得了多样表达：从技术平台出发，被称为“新型网络”经济；从运作模式出发，被视为一种“点对点”的商品或服务交易；从消费者的生活实践出发，被称为“协同消费”等。而共享经济兴起的动力通常被认为是源于全球市场经济进入协同性生产和消费阶段，合作共赢理念不断加深，人们愈加推崇资源再利用、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便捷、低成本等共享诉求持续彰显，加之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共同推动了当代共享经济的发展。而无论何种类型、形式的共享经济都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在不确定或风险情境中对互利互惠的期待”，即表现为一种信赖他者的信念和情感趋向。卢曼（）将信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相互依赖并形成持久关系基金项目：年度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访问日期：年月 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访问日期：年月 日。贺明华、梁晓蓓：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电子政务，年第期，第 页。美丽莎甘斯基：聚联网：商业的未来，马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 页。，：，（）：，（）：的“人际信任”，另一种是受到交换规则、真理规范、政治手段等约束和保障的“制度信任”。正如珮柏斯（）和罗杰斯（）所指出的，如果行为主体之间没有相互信任这一前提，共享经济便无法正常运作，其交易便难以达成，其模式更难以推广和普及。围绕共享经济及其信任问题，国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方面：一是重点探析了寻食社会中食物共享的信任特征及其内涵演化。如有学者认为食物共享的行为或偏好多发生在高度信任的亲属关系之间，并内蕴着强烈的互惠和利他主义，表现为一种慷慨性实践。还有学者探讨了传统共享经济及其信任关系的历史演变。如托马斯（）提出分享食物是采集狩猎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在没有血缘或谱系关联的现代社会中，毗邻居住、结伴成长同样可以创造非亲属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展开共享实践，从而证明了共享经济的发展、演化离不开与之相伴的社会信任的创造和维护。二是关于传统共享及其信任的当代变迁研究。如有学者指出食物共享并没有因为因纽特人现代社区的扩大而断裂，当下尼加拉瓜人社会关系及其信任的延续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家庭之间广泛的食物分享。三是现代社会共享经济的信任构建及其意义价值。如有学者认为企业、联盟组织或个体之间在特定领域的合作与共享需要以“相互信任”?10或形成“亲密关系”?11为前提条件，才能产生社会整合与团结的有效结果，?12并有助于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乃至公民身份及其精神的强化等。?13中国学者针对共享经济信任问题的研究尚属起步，仅有数十篇论文涉及该领域。这些研究一是强调了信任对于共享经济的重要性，如有学者认为传统与现代共享经济实践均需要信任基础，?14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不高会对共享经济发展产生限制作用。?15还有学者用人类学方法佐证了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在房屋分享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16以及共享单车初期导致了对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的冲击等问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参与各方信任的缺乏。?17二是从不同角度提炼了形成共享经济信任的要素或机制，如个人特征、制度保障、平台监管等对于短租类共享经济信任建立的重要性，?18以及平台制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10?11?12?13?14?15?16?17?18 ，（；：，），美唐珮柏斯、美玛莎罗杰斯：共享经济 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股东、员工与顾客的共赢，钱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胡雪萍：共享消费新模式及其可持续指向，理论探索，年第期，第 页。，（）：，（）：，（）：，（，；，：，），（）：，：，（）：，：，（）：，（）：，：，（）：，：，（）：薛睿：信任视角下的共享经济研究 以“共享”概念的演变为切入点，当代经济，年第 期，第页。王宁：分享经济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视角，学习与探索，年第期，第 页。朱益青：住进陌生人的家：房屋分享中的信任关系研究，金华：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页。袁长庚：空间的蚀锈：对共享单车乱象的人类学批评，学习与探索，年第 期，第 页。参见谢雪梅、石娇娇：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信任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技术经济，年第 期，第 页；景秀丽、刘静晗：平台监管视角下的共享经济信任机制研究 以民宿业为例，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期，第 页。在线互动是网约车用户信任形成的关键等。总体来看，地缘、血缘、契约关系以及网络技术能够构建起平台类共享经济的信任机制，并具有监督成本较低、自治性较强等主要特征。综上而言，目前学界关于共享经济与信任关系的专门性、系统性探讨较为不足。基于此，本文将共享经济界定为在特定群体中依托信任关系，主要通过使用权的让渡或转移，使他人能够共同分享某种价值的资源配置方式。基于信任构建机制及其性质差异，我们将当代共享经济划分为建立在“泛熟人关系”基础之上的表达型，由平衡获利的市场经济原则来确立的互利型，以及主要由权威性资本所创建的获益型三种基本类型。二、基于泛熟人关系的表达型共享经济及其信任确立共享行为广泛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人类群体之中。尤其是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依凭血缘、地缘、教缘等紧密社会关系，人们持续开展土地、食物、劳动力、技术、信息、情感等丰富内容的相互分享，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稳固信任关系。这种出于维持群体内部既有价值资源动机的分享属于一种“表达性”行为，即人们的相互共享主要是为了维持既有的内部资源流通及社会关系整合。这类共享行为因此表现出鲜明的互惠、责任、声望、情感乃至去功利性等特征。现代社会带来了传统熟人社会及其信任关系相当程度的质变和弱化，曾经广泛关联社会生活诸多层面的共享行为也随之极大衰退甚至消逝。但即便如此，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熟人关系及其共享活动依然不同程度地延续着。当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以全新的方式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熟人社会，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也同时创造出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泛熟人关系，催生了新的信任类型，以及多样化的“非利润取向”的共享活动，它们广泛涉及空间、时间、知识、创意、技能、资金以及文化体验等层面。例如，凭借地缘关系，现代社区同样可以重构熟人社会及其信任，实现技能、服务、二手物品、信息等内容的共享。比如西澳大利亚州布塞尔顿占地 公顷的 ，旨在容纳众多成员进行园艺的培养和管理，进而共享技能、服务与农产品等。生活在社区中的一百多名会员，大多数是拥有技能却没有土地的人，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开展技能、劳动的协作经营，并由此形成新的邻居关系。其中有一名园艺管理员专门负责、协调新成员的加入，并按照参与者的劳动量、技术水平、贡献物资等进行农作物产品的分配，管理员只是获得一定保障性报酬。显然，社区成员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信任、彼此共享的新型熟人共同体。而在当代部分普通社区中，多样类型的共享也正在得到迅速发展。社区成员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家庭服务、私人课程、育婴以及二手物品等非货币交换性质 的 分享。这些共享活 动 的 形 成 源 自 当 前“物物交换以取代货币交换的方式已成为人们追求新型人际交往模式的诉求”。而更为直接的驱动力则在于社区共同体的创建，即在社区协会、社会组织的引领下，在相应的制度和伦理道德规约中，原本相互陌生的居民们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交往，在共同郑宇，高源/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王红丽、陈茁：共享经济中信任对约车出行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案例研究的定量分析，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年第期，第 页。颜卉、罗佳娜、敦帅：分享经济信任机制的构建、传递与保障，清华管理评论，年第期，第 页。任玉娜、任朝旺：共享经济信任困境及其纾解：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学术论坛，年第期，第 页。本文提出的“泛熟人关系”即一种泛化的熟人关系。除了包含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的部分之外，它与之不同的部分在于，这种现代社会关系通常分布的区域、族群、阶层等更为宽泛，并且常常借助各类社会团体和机构、互联网技术等平台，以及运用互惠、共享、拟制亲属称谓等方式来构建和维持。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常庆欣、张旭、谢文欣：共享经济的实质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年第 期，第 页。，（）：，（，；，：，）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协作中运营、使用公共空间，协调配置集体资源，参与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在此过程中，居民们通过日常交往、节庆活动参与等，相互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形成更为密切的地缘社会交往、协作经营乃至情感依赖关系。于是，一种现代社会中的，交融义务、责任、道义、荣誉、情感等要素的地缘熟人关系得以培育和拓展，并反过来促进了居民之间丰富多样的共享活动的开展。当然，熟人社区受到空间范围、资源条件、族群与文化差异等一系列条件限制，但借助互联网能够突破这些天然条件的局限，并形成新型泛熟人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大多源自趣缘、业缘、学缘等，常常涉及知识、技能、服务、创意、文化体验及至价值观、情感等的分享。虽然以互联网为基本载体，但这类共享活动也经常向线下拓展、延伸，从而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有机整合。以 年创立的 为 例，它致力 于 建 立 高 度 互惠、共享与可持续发展的公社组织，成立之初就有 多个公社分布在美洲各地。虽然该项目中涉及部分盈利内容，但它更倡导用户自行组织公共分享行为，囊括图片、知识的分享，代码的共用，以及家具、电器、房间、服务等的共享。如其中的一条帖子提到，“感谢、谢恩和杰米，他们帮我装好了餐厅里的吊灯，还帮我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忙的，请随时叫我”。与之类似，其间各类物品、知识、信息、服务同样以非盈利的、高度互惠和互助的方式进行流通。再如 是 年创办的一个二手物品交换平台。家庭中多余的二手物品，包括床垫、地毯、沙发、手推车、水泥、毛绒玩具等均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且必须是在线下进行面对面交换或共享。在此互动过程中，邻居或陌生人之间常常借此发展出泛熟人关系，即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往来，甚至结成长期的好友关系。这类表达型共享因而普遍表现出线上与线下紧密交融的重要特征。而实现二者交融的关键，仍然在于虚拟空间中陌生人之间泛熟人关系及其信任关系的构建。显然，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血缘、地缘、教缘等社会关系，互联网中广泛的陌生个体之间并不具备这类现实性关系基础。线上虚拟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前提，因此主要是基于某种趣缘、业缘或学缘，即拥有相同或类似的专业背景、知识、创意或者对某一领域的共同兴趣，引导人们相互聚合并形成新型 熟 人 关 系，例 如 （联 合 办 公 系统）、（创客空间）、（赛博空间）、（公开地图）、（学者共享平台）等。其中，纽伯格于 年开始探索如何改变传统的办公室局限，从而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 联合办公运动。目前，以 、等为代表的，包含线下办公空间和线上办公系统在内的联合方式已经遍布美国。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从业者，因为相同或类似的业缘、趣缘、学缘而汇集于形式不断变化的办公空间。它的实质被认为是工作室（生产性、功能性）与咖啡馆（社交、创意、活力）的有机结合。人们在其中独立工作，同时也在用餐室、休息区沟通交流，他们因此将其称为“互动中心”，或者“共同兴趣者的兄弟会”。在开展共享实践过程中，参与者在相互认同、高度共享中自发形成了群体规范，由此说明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特殊的规则系统联结而成”。不仅如此，通过去功利化的技术、趣味、审美、情感等的表达性分享，群体内部还演化出充溢责任、义务、伦理、道德等要素色彩的泛熟人关系。除了由共同趣缘、业缘、学缘等引导所形成的相互共享，以及与之相伴产生的认同、情感与规范等之外，构筑这类共同体信任的另一关键方面在于群体对于失信行为的惩戒。比如在创客空间中，因为群体信息的充分对称及流通迅捷，一旦某个个体发生某种失信行为，便不仅意味着一段特定协作关系的结束，同时这一信息也将迅速在群体中传播，并导致该个体遭致普遍排斥，从而丧失未来的共享机会。可见，正是高昂的失信成本极大消解了这类共享行为中潜在的各类风险与不确定性。所以，与传统熟人社会非常相似，这类当代共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德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享经济活动同样可以建立极为稳固、长期以及可持续的信任关系。区别于传统熟人社区，基于互联网泛熟人关系的这类共享不仅能够突破地理边界、区域、族群、阶层等既有局限，去囊括更为广阔的主体，并催生极为繁复多样的共享对象与分享方式，而且还能够打破传统社区中人们向他人求助或要求分享的心理障碍，因而具备发展跨族群、跨区域乃至跨国界等大范围中共享的充分可能性。可见，一方面通过现代社区对于地缘关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的业缘、趣缘、学缘等，在线上、线下的密切互动中形成了当代社会中的新型泛熟人关系。其间伴生的义务性、责任感、荣誉感、情感互动乃至去功利性，为人们之间的表达性行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信任基础。人们由此广泛开展了涉及食物、信息、技术、资源、创意、技能、情感等多样内容的共享活动。不仅如此，由于“共享能够建立、积累社会资本和信任”，共享行为因此也反过来不断强化着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在当代表达型共享经济中，共享与信任总体表现为相互促进、彼此强化的高度一体化的同一关系。不仅如此，这种共享经济甚至可能帮助我们实现“通过互联网来摆脱互联网”，并引发邻居、社会团体等传统群体概念被重新定义。在此意义上，这类共享经济中的信任的性质依然应当被视为一种高度人格化的人际信任，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信任关系的一种跨区域、跨阶层、跨族群乃至跨国界的网络化复兴。三、基于平衡获利原则的互利型共享经济及其信任构建不同于表达性行为注重责任、情感与去功利性的倾向，互利性活动建立在工具性行为基础之上，即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之手段，也是商业的、理性的、计算的行为，并一般意味着短期的、纯粹工具性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工具性的市场经济行为而言，“互相为利”的动机使之始终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降低交易风险的关键当然在于信任关系。正是在秉持经济理性的持续交易过程中，促使了一系列贸易契约以及货币经济体系的产生，从而建立了交易双方乃至更广泛商业活动的信任关系。进而，产权法、商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制度化地构筑了市场经济的信任保障体系。不仅如此，高度理性化、法制化的大规模市场经济进程并没有导致信任的伦理道义维度随之消解，反之，在连续、深入、广泛的市场交易过程中，逐步催生了交融责任、义务、荣誉乃至情感等要素的信任网络，并最终形成了一种“道德化的贸易关系”。在此过程中，信任不但显著降低了商业交易成本，而且还产生了可衡量的巨大经济价值。基于此，互利型共享是指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市场经济体系化的信任关系之上开展的某种分享行为。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市场交易活动中当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享行为，但它们并没有构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经济现象。而当代产业化的互利型共享经济已然初步形成，并且，它们绝大部分都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形式，如国外的 （房屋出租）、（拼 车 服 务）、（汽 车 共 享）、（二手衣物寄售），以及国内的小猪短租、途家民宿等。除了具备传统市场交易活动的信任特征之外，当代互利型共享经济的信任同时还通过互联网技术来提供保障，即平台针对相应的服务或产品创建了一系列技术、评价与监督体系，并以此为参与者提供信息对称以及支付、售后等保障。例如，国内的房屋共享平台小猪短租，通过房东提供充分的个人郑宇，高源/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 美杰里米里夫金：零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 页。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美闫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 页。德格奥尔格席美尔：货币哲学，朱桂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第 页。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信息 个人资料、房屋预定历史、用户短租日记和评价反馈 以此构建的可信度、善良、诚信和能力等综合形象，来赢得消费者信任。其中，个人资料、预定历史和评价反馈等信息用以衡量房东的可信度，短租日记则重在凸显房东提供房屋及其服务的诚信和能力。与之相配合的是支付保证，即消费者支付的资金首先由平台担保和管理，入住之后再转移给房东。如果因故取消订单，支付系统则退还用户定金。据此，互联网所提供的充分信息对称和支付安全技术保障，提升了共享各方的相互信任度，提供了更为公平、透明、安全、可预期的交易规则，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与共享体验品质。进而，共享服务平台所建立的规范化的参与规则与保障措施，为这种类型信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即为了获得消费者的充分信任，消解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建立系统、完善的参与规则及其奖惩措施便成为各平台公司的关注重点。例如，共享闲置房屋平台明确要求房主，不能将一栋房屋拆分为可容纳更多租户的户型来谋利，并严格要求房主按照平台制定的规则规范利用房屋空间，从而有效降低了火灾等安全隐患。可见，这些严格规则消除了绝大部分可能的风险，保证了消费者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以规范化的方式增强了参与各方的相互信任。如果说市场与平台构筑了这类共享经济信任的外部保障的话，那么消费者的评论、互动则构成了内部信任的核心动力。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类型同样需要通过口碑、品牌的提升来不断强化消费者的信任度及忠诚度。区别于传统商业的广告宣传方式，互联网的协作式消费方式将消费者的意见推至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共享平台与在线社交媒体中的反馈、评论、评分、推荐、偏好讨论等，构成了直接影响、引导乃至决定其他消费者认知平台，进而产生认同和信任的重要因素。当然，它们也因此成为评价平台品牌价值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例如，平台在成立初期的两年间便吸引了来自全球 个国家的、超过 名用户，在当时便达到了现象级产品的临界点。这是因为用户在体验了线下的房屋服务，还有的参与了房主组织的聚会等活动之后，产生了真切的满意度与归属感，甚至因此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标签。消费者从中获得的物质、服务和情感关怀等方面的满足感，除了会向自己的亲属或熟人直接推荐之外，更形成了评论区超乎意料的一众好评，从而迅速提升了平台的良好口碑，推动了该品牌的广泛传播。因此，正是借助用户活跃的线上交流、分享与评价，该平台吸引了更多用户的参与。而其中一个粉丝给予 “人文旅行”（）的定位，更获得了诸多参与者甚至创始人的认可，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该平台的影响力与品牌价值。正是在此互动过程中，用户对于该平台的信任程度也随之得到持续强化和巩固。必须强调的是，互利型共享的原初目标是利益最大化，但是共享的形式却会引导这类活动初始性质的改变。再以 平台为例，消费者与房主之间的深度共享形式，打破了商业酒店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几乎完全隔离、彼此陌生的状态，使双方以短期共同生活、密切交往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其实非常类似传统的投靠外地亲属临时居住的传统方式。所以，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关系，除了互利因素之外，还常常会融合互惠、认同、情感乃至责任、荣誉等多重要素。与之类似，将没有土地的园艺爱好者和土地主人联结起来的 、等平台，除了共享双方共同分享农产品收益之外，其实也会在种耕技术传授、农产品收获、农场管理、日常交流乃至礼物互惠过程中，建立新型的泛熟人关系。所以，这种程度的信任的可靠性、可预期性、低风险性，当然也就显著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互利关系。综上，诉诸彼此利益最大化的获利型共享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点。在当代陌生人市场经济背景下，消除这类共享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性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为参与各方提供充分的对称信息，同时通过平台规则保障整个共享流程的安全实施。这就会促使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联系生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谢雪梅、石娇娇：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信任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技术经济，年第 期，第 页。美杰里米里夫金：零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 页。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产者和消费者，并且承担监督者角色、提供信任保障的传统中介公司，被“点对点”式的开放、流通和自我管理的共享平台所取代。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熟人推荐、线上评论等信息互动的过程中促进了共享范围的扩大，同时也反过来提升了平台的口碑和品牌价值。不仅如此，其间还会持续催生相当程度的陌生人之间的泛熟人关系，从而为这类共享增添更为可靠、坚实与可持续的信任基质。四、基于不对等契约关系的获益型共享经济及其信任确立表达型与互利型共享经济中的参与各方，基本都建立在双方对等的关系基础之上，因此具有较为显著的平等性、协商性，乃至蕴含不同程度的泛熟人关系要素。与之相比，获益型共享经济更为显著地注重营收、融资、流量、口碑、品牌等收益最大化。这类共享经济通常由具备较为雄厚资本的企业所创建，通过采用共享经济的形式，他们为消费者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有限使用权。与之相应，消费者通过签署合约、加入会员、缴纳保证金等方式，与企业建立分享其有限使用权的契约关系，并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收益最大化。必须认识到的是，不同于前两类“点对点”共享经济，这类“一点对多点”即“点对多”形式的信任关系建立在不对等的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究其实质，它们大多只是借鉴了共享经济分享使用权的基本形式，而其本质当属一种借助互联网技术来实施广泛租赁的经济活动。正因如此，有研究认为这种类型应当被看作“伪共享”经济。具体来看，这类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构建信任关系所依赖的契约模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是公司创建 等平台，通过会员制度与消费者建立共享关系，例如 、云能行、曹操出行等国内外各类汽车租赁公司或平台，以及 （服装租赁平台）、（美容产品租赁平台）等等；二是公司通过社交软件，大多以签订临时、短期协议方式，或者搭建平台来为服务供给方与消费者建立共享关系，比如 （汽车共享平台）、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衣橱等。无论哪种形式，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任都直接来自契约本身，即其中约定的公司为消费者提供的使用权益、支付安全、后台服务及安全保障等。例如，是一家由公司提供汽车，会员按每小时美元使用汽车的平台。该平台对于会员的准入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一是禁止有酗酒、吸毒等违法记录的人年内成为会员，禁止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年内成为会员；二是成为会员后对违规行为有分数限制，最高不超过分。显然，严格的会员准入规定有助于平台预先排除可能的风险。对于消费者而言，当然也会因为平台对于安全的高标准要求而产生信赖。尽管它们由平台方单方面制定和公布，消费者不可修订、不可协商，但它们“提供了人们可以信赖的规范基点和价值观以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这种共同规范的掌控与隐含的道德张力，确立了平台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强化了消费者的信任。更能直接体现这种权威性信任构建的，当属契约中的一系列延伸至法律层面的惩罚措施。例如，国内共享单车运营初期的“搭便车”现象便是一个突出问题，个别消费者通过手动去除二维码、破坏并摘除车锁等方式试图将单车占为己有，更有甚者还可能恶意损坏单车。公司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包括冻结账户、列入黑名单、高额罚款，行为严重者甚至将受到法律制裁。这一系列惩罚措施，一方面，约束了部分消费者的自利行为，规范了共享行为习惯；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以会员规则乃至法律惩戒的方式，通过条例、程序的公平和公正促进了人们的顺从，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的信郑宇，高源/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 美雷切尔博茨曼、美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如滴滴出行、等，是通过构建在线平台来联结私家车与消费者，并采用网络自助化来实施共享的模式，它们因此表现出“点对点”的形式，以及更明显的闲置资源再配置的共享价值，但它们同样必须依赖资本所建立的互联网平台，因此在本质上应当更接近短期租赁性质。美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 页。美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 页。任程度，并提升了平台的权威地位。从更深层次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由资本所主导。获益型共享经济构建消费者信任的重要基石，正是来自资本的强大操控力量。例如，一些公司凭借雄厚资本、技术优势与行业领先地位，牢牢占据了这类共享经济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 资本优势地位形成了对互联网技术、共享运作机制、行业话语权、消费者市场等的全面操控，产生了持续融资并扩张的内在冲动。这一系列过程确立了这类企业难以撼动的品牌效应和权威地位，并会让消费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信心、声望、荣誉等的满足乃至崇拜等情感因素，从而不断提升、强化着消费者的信任水平。可见，区别于“原始”民族所服从的神谕权威，也不同于拥有某种权利的组织、群体或个体等支配者行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与信仰或崇拜、等级或武力强迫、说服或论说等直接关联，而是源自资本的主导优势地位所衍生的品牌、技术、话语权、情感等要素的综合作用，由此共同促使了消费者的信任形成。除了资本凭借权威地位所确立的信任关系之外，在当代信息社会背景下，这类公司也需要借助社交、办公与消费等软件，通过深度渗透、改造乃至重塑消费者生活方式等途径，不断培养消费者对于自身品牌及其价值观的认同，从而实现了消费者信任的巩固。例如，一些共享单车公司便强调其低碳环保、方便快捷等特点，在资本的推动下在各城市大量投放，由此形成了城市全覆盖式的运营模式。目前，这类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城市相当一部分人群出行不可或缺的基本方式。在深刻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同时，它们也实现了自身的市场占领、品牌推广与持续融资，以及推动消费者的信任升级。通过提炼、培育产品或服务的某种突出特征，借助消费者群体的网络评价、推荐和互动，这类共享平台同样可以形成口碑效应，从而培育不断扩张的粉丝群体。例如，作为一家为女性提供名牌服装和饰品的高端租赁平台，以时尚革命和无限壁橱为宗旨，租金通常为商品零售价格的 左右。正是通过消费者关于其功能、品位、审美等的留言、评论等在线互动，形成了迅速扩大的粉丝群体，以及她们对于该平台日益增强的信任，由此形成了一种电子口碑。而某一共享单车则遵从了新消费方式要求，它的口号是“安全又好骑的共享单车”。除了以安全为原则不断优化单车的质量，通过提供保险等方式把安全隐患降至最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用户需要支付押金才可以骑行的模式。新的策略、定位和模式博得了更多年轻消费者的认同。大部分体验过的年轻用户均能够为单车提供评价信息，从而形成了以微信为载体的，聚焦协同消费的、非常稳定的粉丝社区。这些案例充分表明，新的消费习惯正在替代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越发依赖线上评价、网络推荐和朋友圈等口碑。通过这一系列“由文化场域对关系位置的配置所规约的”消费方式的改变，这类平台“编织、操纵着一种大众化符号对人的行为予以了控制”，从而引导消费者对于产品、服务信任的重心不断向在线内容转移。可见，获益型共享经济凭借强大的资本优势构建平台，并主要通过租赁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有限使用权。这种共享经济类型显然不同于前两种，它的信任机制主要建立在由资本所确立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品牌效应等基础之上，并通过一系列奖惩分明的制度规范来加以保障。由此建立的信任因而具备鲜明的、不对等的权威式特征。当然，后者也比前两种类型具备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与社会影响力。不仅如此，同样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这类共享经济通过创建新型的协同式消费和生活方式，并借助消费者的在线互动以及粉丝群培育等途径，进一步在提升自身话语权、竞争力与品牌效应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消费者的信任程度。五、当代共享经济信任的特征比较及其机制运作我们对于当代表达型、互利型和获益型三类共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李俊高、叶胥：消费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回顾、趋势以及展望，经济问题探索，年第期，第 页。陈庆德：文化视野中的消费分析，社会科学，年第期，第 页。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 页。享经济的阐述表明，它们均以某类群体的信任为基础，并以某种产品、服务使用权的让渡为核心特征。总体而言，表达型共享的信任建立在一种泛熟人关系基础之上，获益型共享的信任则显著地表现为由权威性资本所构建。而互利型共享的信任处于二者之间，即在一定技术、规则保障的前提下，同时也注重泛熟人关系的培育和拓展。由是出发，表达型共享的信任展现出鲜明的情感性、义务性、责任性乃至去功利化等特征，“点对点”的共享关系因此可以得到牢固、长久地可持续发展。但是，受地缘、业缘、趣缘等的范围限制，大部分这类共享类型中参与者的数量和规模均较为受限。与之相对，获益型共享展现出资本持续追求增值的本质诉求。并且，无论是平台、产品和服务供给方还是消费者，均具有获取收益最大化的显著功利性动机。在强势资本的引导和规约之下，他们之间的信任主要体现出权威性、契约化、有限性乃至不平等等特征。同时，借助互联网优势技术和品牌效应，这类产品和服务可以超越空间、族群、文化等界限，从而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乃至跨国家地开拓庞大的消费者市场。处于二者之间的互利型共享则在展现出一定工具性、功利性色彩的同时，也可能发展出不同程度的泛熟人关系及其特征。其中，参与各方除了需要技术、制度规范等的保障之外，市场经济伦理与新兴互联网平台的互动机制等，都是构建这种类型信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此，这类“点对点”共享经济更应当视为传统市场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革新版本，也因此具备动员广大市场和消费者的潜在可能。必须强调的是，三种共享经济信任类型的划分并不绝对，它们之间不但有相互的交叠，也会发生相互的转化或替代。例如，表达型类型的信任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功利性色彩，甚至很多最初就是在收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产生。而有的最初的表达型类型，在发展壮大后也可能完全转型为互利型乃至获益型。当然，即便是获益型类型的信任关系，也会因为共享的形式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公益性，甚至催生一系列信赖、责任、义务、荣誉、情感等要素。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共享经济的信任构建机制，即建立在亲属、地缘、教缘、权威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并广泛开展食物、土地、房屋、技术、劳动力、信息乃至情绪、信仰等的分享；当代社会无论何种类型共享经济信任的机制构建，明确地来自四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即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可计算性、基于系统规则保障的制度性、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安全性以及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第一，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可计算性而构建的信任前提。在市场经济语境中，人们的活动绝大部分遵循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理性的指引。格兰诺维特（）指出，如果方对方的利益诉求有精确评估，并且得知其行为足以表现出持续的、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可信赖性，则方将报之以信任行为。科尔曼（）强调，信任的达成预示着双方能够创造合作并相互获利。而在当代共享经济中，依靠互联网技术，参与各方可以获得更为充分、精确的信息来评估预期收益，从而产生相互信任并开展共享活动。例如，某个网约车平台曾形成了汽车共享的多种服务类型。顺风车、快车和礼橙专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时间、服务及其费用差异上，如礼橙专车提供高端车型与优质服务，等待时间约分钟，收取的费用是最高的；快车以快速响应的服务标准收取常规费用；而顺风车等待时间从 分钟起无上限，收取的费用相对最低，约占专车的、快车的。显然，消费者的收益最大化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还囊括了时间成本、消费体验、品牌认同、在线互动水平等方面。而保证消费者对平台产生信任的首要关键，当然就在于不同车型所提供的服务水平，是与 中的预估费用以及最终结算费用大致相符的。可见，收益的可精准估算是建立消费者信任的必备初始条件。同样的，当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类共享经济的信任关系，均建立在收益的可精确预期这一前提之上。第二，基于系统规则确立的制度性信任保障。当代大部分共享经济类型都设置了会员准入与退出、评价与监督、用户互动交流、法律诉讼或惩罚等系郑宇，高源/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 页。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统性规则。如 （拼车平台）于 年成立于法国巴黎，现已覆盖 个国家，用户数量达到 万。作为连接用户与司机的平台，它主要针对长途和跨国旅行，并创建了系统的安全沟通规则：一是司机和用户均需在平台实名注册，平台会通过用户 核实相关社交资料信息，包括司机真实身份、照片、汽车类型等。二是在平台中创设交流群，用户和司机在双选之前通常会在交流群相互沟通、交流信息并加强双方的互信。三是平台抽取用户支付费用的 作为乘车保险，配备专业人员 小时在岗，接受司机与用户的紧急求助，同时与各国警方保持密切合作。如发生事故，平台会派人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做出查处，评估是否需要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平台还专门推出了女性专车服务，以防止犯罪事件的发生。可见，规范的制度规则能够有效保障共享活动的有序运行，降低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显著增强参与各方的信任程度。系统性规则因而为当代共享经济跨族群、跨区域等大范围的信任构建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第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安全信任保证。在当代，共享经济的参与者们由“关系紧密的传统社区扩展到联系松散的数字化社区”。而创建各类虚拟社区信任的技术前提，就在于借助互联网的信息搜集、数据处理、全球化定位与导航、网络支付、追踪与监测，以及互动评价等提供的充分的信息对称与安全保证，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