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后真理社会中的科学传播_郭佳楠.pdf

科技传播33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作者简介：郭佳楠，亚洲理工学院发展与可持续性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20 世纪末，科学与非科学、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与沟通交流成为科学社会学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从行动还是效果而言，以往针对科学传播模式的变革更多是从传播内容、方式和可访问性的角度展开研究。然而，在当前后真理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不信任和对科学知识的误解越来越少地源于沟通技能，而更多地源于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的广泛传播，错误的沟通技能已经不再是科学传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1 引言在当今支离破碎、两极分化的后真理媒体环境中，公众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逐渐下降。不断出现的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昭示了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近来，一项关于公众对美国 13 个政府机构的信任调查研究显示，公众对其中11个政府部门的信任逐渐下降，只有对军队的信任有所上升。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一直相当稳定，但截止到2016年，只有 21%的美国成年人“非常有信心”地认为科学家会在许多问题上为公众的最佳利益行事，而在其他问题上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疫苗科学家与公众的观点则大相径庭1。自 2012 年以来，各种网络终端的科学信息、新闻信息快速传播，往往真假难辨，甚至反转新闻时常发生，使受众处于信息变异与信息异化下的被信息迷惑和左右之中，情绪宣泄重于事实真伪的后真理科学传播接受行为在这种状态下也成为一种显著现象。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举办了一系列科学传播学（ScienceofScienceCommunication）的座谈会，旨在探索使科学家能够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的策略和实践。尽管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很明确，即不断提高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但事实上，在当今后真理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沟通技能的缺陷已经不再是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即使科学家总是能够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但不少学者质疑，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不信任以及对其产生的知识的误解越来越与沟通技能无关，而是更多地与媒体中容易获得的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有关，这些信息往往是由具有不可告人动机的行动者故意提供的。总之，后真理时代下的媒体与政治环境在过去3 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后真理”这个对传统科学传播研究产生颠覆效应的概念入手，通过对西方党派冲突与矛盾、党派偏见、政治两极分化、党派动机性推理等近年来西方政治领域相继出现的探析后真理社会中的科学传播郭佳楠摘 要 以近几十年来媒体环境中发生的深刻结构变化为参照，通过对后真理概念的现有解释路径的提炼，阐明了后真理时代科学传播的现实背景，归纳其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能够进一步参透科学传播的本质要义，指明西方社会在公共领域盛行的激烈党派冲突、隐性的党派及意识形态偏见、政治两极分化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党派推理是科学传播系统及要素面临的主要困境。因此，强化科学传播主体的责任，重视政治传播与科学传播的结合，将科学传播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都是有效化解后真理社会科学传播现实困境的重要途径。总之，立足国际视野下科学传播共同体参与科学传播的整体面貌，找寻其面临的阻碍和存在的短板，将为改善科学传播现状提供现实启发和借鉴。关键词 后真理；科学；科学传播；媒体；政治；党派偏见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3-0033-10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2.00320231（下）科技传播34理论探索问题和实践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其给科学传播带来诸多改变，导致传播品质下降和传播效果不佳等负面效果，从而为我国学界探索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理”时代背景下科学传播理论框架的重建和研究路径的重构提供借鉴和启迪。2 后真理时代科学传播的背景解读2.1 后真理的概念辨析“Post-truth”（后真理）最早见于美国国家杂志在 1992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被赋予“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语义。将“后真理”推向牛津词典年度英文词汇的决定事件是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两场事件带给人们的共同观感是：在形塑公共舆论上，诉诸情感（emotion）和个人理念（personalbelief）可能比客观事实更加有效。基于此，“后真理”一词常被视为哲学与政治学范畴，指“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的消失”和“事实及另类事实、知识、意见、信念和真理之间的迂回滑移”。后真理话语通常反对科学方法和调查。于是，后真理在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 3 个阶段中，开始诋毁“体制性”科学的真理、理性与成功，让气候否定论、疫苗怀疑论者等伪科学公开站出来与主流科学抗衡。长期以来，科学传播一直关注如何将科学知识正确传递给公众，以实现公众对科学态度的转变，该研究思路被称为缺失模型。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公众的科学知识与其对科学的态度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科学缺失模型因此备受批评。作为一种替代性思考思路，科学传播开始关注“情绪”与“情感”诉求的研究。尤其在后真理时代中，信息技术更新加大了信息复杂和不可控因素，社交媒体兴起导致了科学信息传播方式交织和传播内容重复，传统媒体在传播科学知识时逐渐丧失公信力，进而导致科学流言与假新闻不断影响受众并歪曲真相，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所以也能被快速传播，最后改变公众的科学认知与态度。美国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Snyder）对此评论称：后真理就是前法西斯主义当我们放弃真理时，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拥有财富和魅力，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理的人。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一些基本事实的共识，公民就无法形成公民社会，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如果我们失去了产生与我们相关的事实的传播主体与机构，那么我们往往会沉湎于有吸引力的抽象和虚构中后真理时代磨灭了科学与法治，引来了一个神话政权。2.2 信息战之路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获得相关信息的来源普遍较少，信息传播只能通过少数的报纸、杂志以及电视广播等媒介来进行。以美国为例，尽管全国全年约有 1 745 份日报，其累计发行量约为 6 200万，但实际报道的机构主要由两家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以及一些全国性的知名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组成，并且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每周摘要也仅由 3 本杂志社出版，即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此外，当时的广播新闻由 3 家公司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所主导，而这一主导地位刚刚开始就受到公共网络的挑战。其中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PublicRadio)于 1971 年开始播出，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则于 1975 年开始播出。除了这些少量的信息来源之外，广播新闻还要受到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FCC）的监管，该委员会要求广播公司只保留一小部分的广播时间，用以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平原则”，它们必须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这样做2。因此，各大广播公司都向公众提供着大致相同的信息。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和谈话广播的兴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个 24 小时新闻频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 1980年首播；1984 年，拉什林堡(RushLimbaugh)推出了他的谈话广播节目；福克斯新闻于 1986 年开始广播。1987 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取消了从未适用于有线电视频道的公平原则，从而使广播和电视广播公司不再需要以实事求是和诚实的方式呈现新闻。这一政策变化为信息传播中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内容打开了大门，广播新闻的数量也迅速发展壮大，从而直接导致如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彭博社、自由言说电视(FreeSpeechTV)等新闻媒体的相继出现。此外，国际间的信息战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停止。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软实力与硬实力方面的霸权地位。1996 年，随着美国电信法案的通过，它进一步允许私营公司在全国拥有多个电视台与广播电台。这不仅促使如清楚频道传播(ClearChannelCommunication)、iHeartMedia 电 台、辛克 莱 广 播 集 团（SinclairBroadcastinggroup）等大公司不断地收购全国各地以前独立的电台，而且也使得受意识形态启发的脱口秀主持人激增，例如肖恩汉尼蒂（SeanHannity）、迈克尔萨维奇（MichaelSavage）、格伦贝克（GlennBeck）等脱口秀主持人的节目相继上线。可以说，媒体已科技传播35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经成为美国建构其科学传播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国际间的科学信息流动呈现出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单向流动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势，这构成了美国科学传播的一部分，也成为美国开展信息战的重要资源。2.3 真相、谎言与互联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互联网也成为了新闻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网景（Netscape）在 1994年推出了第一款网络浏览器，而后微软在 1995 年也推出了浏览器。谷歌于 1998 年推出其搜索引擎，并迅速崛起，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例如，LinkedIn 与 Myspace 分别于 2002、2003 年被推出。之后这些平台很快被于 2004 年推出的脸书（Facebook）所取代，其用户数量迅速增加，达到 22 亿左右。YouTube 于 2005 年首次亮相，2006年被谷歌收购，同年 Twitter 也完成了首次亮相。在这个不断膨胀的虚拟世界中，出现了大量的代表着不同新闻报道和观点的网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忠于事实与逻辑。根据美国 AelieveDigitalMarketing 的调查显示，如今最受欢迎的自由派网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而保守派网站中排名第一的则是福克斯新闻网（FoxNews），政治真相网(PolitiFact)的数据显示福克斯新闻网 59%的断言大多或全部是错误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此的调查数据为 27%，这对于一家全国性的新闻机构而言比例是很高的。在 Aelieve 排名前10 的自由派网站中，它们大多数是属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 美国广播公司 华盛顿邮报 时代 滚石等。在这些自由主义网站中，最古老的是Slate(1996)，其次是DailyKos(2002)、HuffingtonPost(2005)和Politco(2007)。而相比之下，在排名前十的保守派网站中，只有两个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主流网站，即电讯报和华尔街日报。其中最古老的保守派网站是 Hill（1994）和 DrudgeReport（1995），其次是 AmericanConservator（2002）、Breitbart（2007）等3。这些具有替代性的互联网新闻平台的力量正在被互联网“巨魔”和自动程序不断放大4。这个“巨魔”作为演员，它正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在网上传播具有煽动性的、往往是虚假的信息，从而挑起社会争论，扰乱人们的情绪，并在用户中制造混乱。其中，许多“巨魔”实际上是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自动账户它们能够通过编程在在线社交网络中快速传播虚假与误导性的故事。据统计，大约 9%到15%的 Twitter 账户是机器人，Facebook 估计目前有多达 6 000 万个机器人账户对其平台进行着控制与监测；2016 年，约 20%的关于总统选举的推文是来自机器人账户5。而 Twitter 和 Facebook 两大公司最近也都不断试图从他们的平台上剔除这些机器人与虚假账户。此外，过去那种为用户选择和推荐额外内容而编写的算法也进一步加剧了在线困惑的阴霾。杰克尼卡斯(JackNicas)认为，社交媒体公司通过向用户展示有针对性的广告来赚钱，这些算法的任务是产生有吸引力的“点击诱饵（clickbait）”，以便使用户屈服于点击进入更多内容。这样，该算法产生的点击次数越多，用户在线花费的时间就越多，广告机会也就越多，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6。为了吸引用户继续点击，算法会识别与过去消费的相似内容，只是这些内容会更为狭隘与古怪，从而逐步缩小用户看到的信息和主题的范围。这些例行程序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学习来实现过程的自动化，并将用户推入一个更极端观点的漩涡。通过这种方式，“鉴于其十亿左右的用户，YouTube 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最强大的激进化工具之一。”7一般而言，进入互联网的误导性信息会以 3 种重叠的形式出现：假新闻这是一种模仿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捏造信息，但它实际上旨在传播谎言而不是真相；错误信息传播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以至于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虚假信息以欺骗为目的而传播的虚假信息。正如大卫、M.J.拉泽(DavidM.J.Lazer)等人在假新闻的科学中指出的，当前网络空间中传播的假新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部分原因在于“黑钱（darkmoney）”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些资金来源不明，并通过赞助“巨魔”与机器人账户来制造混乱，从而产生社会信任危机。例如，2016 年，在美国未公开捐助者的选举支出总计为 2 700 万美元；从2009 年至 2013 年，与政治议题相关的支出总计 11亿美元，而非营利和技术性非政治组织的支出总计为 8 790 万美元8。一直以来，虽然科学家群体更愿意摆脱党派政治的控制，但不少蓄意破坏公众对科学信任的相关做法却主要来自政治派别的右翼。例如，在美国最具影响力和效力的政治组织之一就是繁荣美国人协会(AmericansforProsperity)，这是一个由戴维科赫(DavidKoch)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Koch)两兄弟共同资助的保守派政治组织，它旨在市场活动中促进降低税收与减少政府监管。正如该组织主席蒂姆 菲利普斯(TimPhillips)所言，“大多数候选人已经意识到科学已经变得政治化这对共和党候选人来说意味着，如果你购买绿色20231（下）科技传播36理论探索能源那么你这样做是在冒政治风险。参与共和党提名过程的绝大多数人大会和初选都在怀疑科学。这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像繁荣美国人协会这样的团体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9尽管公众对科学的信心总体上仍然相对较高，但并非所有公民都同等地信任科学。2018 年，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科学和技术：公众态度与理解的调查报告中显示，72%的美国成年人同意科学研究的利大于弊，但表示“对科学界充满信心”的比例却仅为 40%。对科学的信任程度也因问题而异，2016 年55%的美国成年人在疫苗风险方面“非常”信任科学家，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只有 39%的人“非常”信任他们10。同时，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下，公众对科学的信心也会因意识形态而异。例如，1974 年，西方各国 56%的保守派表示对科学界充满信心，但到 2016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36%。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对科学界的信心几乎没有改变，一半的人在这两个时期都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同样，在美国共和党人中，1974 年表现出极大信心的比例为 53%，但 2016 年仅为 37%；在 1974 年和 2016 年这两个时期，民主党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45%和 44%11。3 后真理时代的科学传播：理论溯源和内涵透视科学传播活动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其精神内核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参与来决定科学怎么造福世界各个民族，怎么样决定人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其表现形态则是政客们以及相关的舆论主体对科学现象和科学问题等客体所形成的公众意见导向。后真理的科学传播生产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导致传播主体（科学家）公信力下降，成为西方媒体以主观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歧视取代科学传播中的价值性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3.1 理论溯源当人们继续走进后真理时代科学传播的深处时就会发现，依赖于认识论中的后真理哲学观对科学传播造成的全媒体困境日益凸显，其思想深处是“三大主义”作祟。第一是相对主义。从哲学理论上讲，相对主义是一种主张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的理论类型。其共同的主题是：经验、思想、价值，甚至是实在之中的一些主要方面总是相对于其他东西而成立的，但原因却不清楚。例如，正当理由、道德准则或真理的标准有时是相对于语言、文化或生物构成的。在相对主义看来，世上并没有什么真理，何来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在这次“后真理时代”思潮的喧嚣中，相对主义又被一些科学传播学者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拣了出来，他们认为科学家在传播科学的知识、信息和研究成果过程中，真相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成为真相。第二是唯心主义。在现代人的哲学思维中，唯心主义主张真理是主观的，主观唯心主义把真理看作是纯粹主观派生的东西，客观唯心主义把真理看成是人的意识和“客观精神”、宗教理论等一致的东西。作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先决条件，理应坚守唯物主义摒弃唯心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在这次的“后真理时代”思潮中，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参与和推动“后真理时代”思潮的科学传播主体、客体，不仅将唯心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更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追求。第三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真理观把“有用”作为真理的根本属性，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流派。“有用就是真理”的要害在于抹煞了真理的客观性，混淆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并会导致真理多元论，按照这种观点，谎言也可以成为真理，它对骗子是有用的；按照这种观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理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按照这种观点，某一理论今天对我们有用，它是真理，明天对我们无用或者有害，它就是谬误。这样一来，人们追求事实真相的信仰一旦崩塌，就会在唯心主义认知的支配下，打着相对主义的旗帜，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采取实用主义的选择。而在这次的“后真理时代”思潮中，我们已经看到并体验到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们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是如何打着“科学”“理性”“认知民主与平等”的旗号隐瞒真相、欺骗公众、操弄舆论和玩弄权力。3.2 内涵透视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在后真理时代中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科学信息逐渐碎片化，假科学新闻、流言蜚语、偏见性信息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科学传播主体与传播媒介，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科学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科学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层面来看，后真理时代科学传播的发展与勃兴也符合西方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演进趋势。根据现代主义的思想，在科学传播的进程中，文本、表征和象征都科技传播37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是封闭的体系，只能有唯一、准确和权威的解释。而后现代主义思想界认为，在知识传播的进程中，科技信息的文本、表征和象征都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因而对这些信息的解释也就变得五花八门。此外，后真理语境下的科学传播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是传播格局复杂化，科学信息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增长，复杂的科学信息传播机制和技术的不可控性加深了复杂多元的媒介生态格局；其二是传统科学信息与知识生产模式的颠倒，大众在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角色转换，科学信息传播方式的交织化和传播内容的重复性尤为突出；其三是传播内容发生变化，大众传媒时代的科技媒介创作受到广泛的重视，传统科学知识吸引力相对不足；其四是科学传播理念的重大转变，传统科学传播的日渐式微和社交媒体的声势壮大，公众被情绪化的声音胜过对事实的追求，后真理也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简言之，后真理时代的科学传播正是后现代主义引领下“对话新闻学”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交平台的兴起彻底颠覆西方科学传播理论道统的一个典型例证。4 西方社会政党的两极分化：后真理时代科学传播面临的困境在经典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中，当可靠来源向接受信息与证据的目标受众提供强有力的论据时，就会发生有效的沟通。然而，在当前后真理时代的政党两极分化环境中，强大的政治身份会使不同党派将政治对手及其意识形态视为其生存威胁，从而造成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曲解。4.1 党派冲突与矛盾的加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全国选举调查（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ANES）的数据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不仅越来越不喜欢对方，而且还将很多虚假信息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归咎于对方的支持者12。基于政党身份的群体外偏见调查指标数已经超过了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和其他重要社会分歧的可比指标数。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虽然对另一方持负面评价的党派比例稳步上升，但对另一方对手表现出强烈负面（评分为0100分）评价的党派比例直到2000年仍相当小。2000 年后，这一群体的规模急剧增加，从 ANES2000 年调查中的 8%增加到 2016 年的 21%。因此，21 世纪的前 20 年代表着一个政党两极分化的尖锐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同党派对对手的轻微厌恶已转化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敌意。在当代西方的后真理社会中，党派偏见是个人认同感的突出表现，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种认同感是在个人年轻时获得的，即使其周围的生长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感觉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很少会发生变化。其次，政治运动表达个人党派身份的正式场合在当代西方社会频繁出现并通常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意味着政治运动期间个人将不断收到党派的相关政治信息。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普通公众通过政治棱镜来看待世界问题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政党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得政党身份进一步成为个人品质的试金石。人们似乎更喜欢与党派同僚交往，对党派对手的信任度逐渐降低。跨党派分歧的社会距离不断增加的最生动证据是公众对跨党派婚姻的态度。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们担心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与反对党人结婚的党派比例为个位数，但 45 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所有党派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在线交友网站和全国选民档案的数据表明，党派偏见已经成为人们选择长期伴侣的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13。与此同时，在当代社会中，即使种族隔离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基于社会阶级、政治偏好和党派意识形态的居住隔离却在近年来有所增加。在某种意义上，随着这种党派间矛盾与冲突的加剧，不同党派会利用其掌握的新闻媒介不断制造关于敌对党派的虚假、诋毁信息，从而造成假信息、误导性与偏见性信息充斥于整个网络传播环境，人们无法分辨并极有可能受到既有认知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对科学的证据或事实产生误解和不信任。4.2 隐性的党派偏见基于调查的党派影响指标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它们是被动的，容易受到基于范式压力的故意夸大或压制。与种族、性别以及其他与群体相关的态度和行为受到强烈社会规范约束的分歧不同，这里没有相应的方法来缓和对政治对手的不满。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通过政治领导人的言辞和行动来表明，针对反对派的敌意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应是适当的。隐性测量产生了更准确的群体间偏见标记，因为它们比回答调查问题更容易操作。后真理政治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并以“建构情感投资圈”“话语共同体”继而形成某种最终的范式。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事实性构建获得某种政治或政党认同，而这种政治或政党认同带来的满足感已超过了真实性，因而在科学传播中，后真理政治并不畏惧科学上或知识上的“真实性否定”。对此，政治科学家已经开发了几种衡量隐性或潜意识党派偏见的方法。其中，一个基于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AssociationTest）的指标比较了不同党派将其象征符号与正配价项相关联的速度（例如，共和党大象或民主党驴与“精彩”配20231（下）科技传播38理论探索对）。结果表明，隐性的党派偏见普遍存在，如在美国 70%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自己的政党表现出偏见14。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人们能够更快、更少地将积极或消极配价术语与输入组和输出组联系起来，而这些措施的实施侧重于错误率与响应配对（例如，民主党+好和共和党+好）所需的时间。有趣的是，内隐性的党派偏见比内隐性的种族偏见在社会中更为广泛，而内隐性的种族偏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群体偏见的主要形式，它作为一种测量手段，其有效性是通过基于调查的感觉温度计评估的以及与明确的党派偏见强烈而显著的相关性来得以证实。也正是由于这种隐性的党派偏见以及后真理政治中特定“认知”共同体的存在，从而促致不同党派在对科学的狭隘认知基础上，在普及以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相应传播活动中，利用视觉化呈现和社会化传播特性放大安全风险，试图以夸张的言语表达和“真实的展演”制造轰动效应，引发社会恐慌。4.3 政党极化加剧的潜在性解释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随着后真理时代的到来，在情感认同上政党两极分化在过去 30 年中愈演 愈烈。首先，党派分歧与主要社会经济分歧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得更加尖锐。在美国，民主党是穷人、城市居民、妇女、非白人和世俗主义者的政党。相比之下，共和党人代表白人男性、农村地区、福音派和富人的利益。党派关系和其他群体依附的融合强化了“我们与他们对抗”的意识（当然，这种党派分化的加剧并不适用于不认同政党的选民群体。例如，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这些“纯粹”的独立人士对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依附感，只占选民的 13%）15。其次，在后真理社会中，数字革命给媒体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如今，不同党派都有充分的机会从那些对事件看法与他们的观点一致的提供者那里寻求支持信息。例如，今天的美国媒体市场包括数十个新闻来源，这些来源对问题和事件提供了明确的党派报道，其内容不受传统新闻或编辑把关的约束。尽管最具煽动性的党派网站只吸引了很小的市场份额（仅限于强大的党派），但脸书和推特的大规模在线社交网络的出现，使得这些网站的报道有可能通过更大的二级受众得以传播。通过这种方式，两个党派都能够接触到相对“没有动机”的、党派动机较弱的个人。数百万美国人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了关于 2016 年选举的虚假报道，考虑到选民的政治天真性，许多人可能会相信这些报道的准确性（尽管现有证据表明，对虚假信息的曝光程度不足以对选举产生影响）16。再次，政党两极分化加剧的另一个合理解释是社会同质化。在当今的后真理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融入了政治同质化的社交网络，这意味着人们很少会遇到政治分歧。在核心家庭成员层面，配偶和父母与子女的党派归属一致性超过了 75%17。而在线社交网络上，不同的政党组成不那么单一。许多职业规划中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党派多样性减少的趋势，这样人们在工作场所中遇到不同政治观点的机会也在不断减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它尤其侵蚀了既有的民主秩序，助推了政党极化现象。最后，党派身份与其他显著身份的强化、有选择地接触新闻提供者的机会增多以及“回声室（echochambers）”在公众社交网络中的流行，都加剧了政党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同党派更加积极地拒绝与他们的世界观相冲突的信息和论点。他们不是冷静地处理信息，而是诉诸有动机的推理，目的是保护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免受外部威胁。这样一来，当科学证据与个人的党派忠诚以及利益相冲突时，它要么被驳回，要么被扭曲，从而阻碍了科学知识的传播。4.4 基于党派动机性推理的相关证据后真理时代，随着党派分歧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给党派忠诚相关的信仰与态度的一致性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明显的例子是，无论事态发展如何，当选官员都会受到反对党派的反对。尽管有证据表明，在特朗普就任总统期间，美国就业率和工资有显著增长，股市也迎来了繁荣，但他仍经常哀叹民主党人不断对他的政策怀有敌意。令人吊诡的是，即使与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的丑闻源源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削弱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地位。政党暗示（PartyCue）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甚至他们政党提名的候选人有明显缺陷，也只有少数党派人士会在竞选期间选择背叛。除此之外，党派一致性的压力也延伸到与个人的政党偏好没有明确关系的信仰与观点上。例如，当他们的政党执政时，其党派就对经济状况的评估更加乐观。他们还会通过认为同党更接近自己的立场而将另一党派的官员视为更接近意识形态的极端，从而扭曲了党内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此模式一致，个人对政策问题的偏好往往也会遵循其政党所采取的立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同党派都会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即最大限度地扩大党派群体内的偏袒与群体外的敌意。这种党派信仰和态度的可预测性代表着党派动机性推理的经典案例，其中对一个人的党派身份的肯定要优先于对科学证科技传播39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据的冷静思考。一种极具风险的动机性推理形式是不同党派更愿意相信所谓的“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facts）”18。虽然只有少数人始终表示愿意相信政治阴谋论和不可信的谣言，但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首次出现了在事实信仰方面的大规模党派偏见问题。战后，布什政府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而对其入侵进行辩护。侯赛因政权垮台后，很明显的事实是并在媒体上广泛报道入侵部队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踪迹。尽管如此，大量共和党人仍然相信美国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有问题的武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错误信息不仅源于党派动机性推理（即党派内部不愿意接受布什政府根据错误的情报发动战争的事实），而且也源于新闻评论的可用性、可操控性，因为这些新闻评论传播了带有党派倾向的信息报道。同时，在特朗普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也清楚地表明了党派对误导或虚假主张的承诺。在竞选总统之前，他组织了一场质疑前总统奥巴马公民身份与宗教信仰的运动。之后作为总统，他又发表了一些误导性或虚假的声明。他错误地声称，其就职典礼上的人数比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人多。随后又进一步声称，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数百万非法移民在 2016 年的选举中投票，并且奥巴马政府曾下令对特朗普的大厦进行窃听。调查数据表明，共和党人都非常愿意相信这些说法19。2015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对于“你知道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Obama）是什么宗教吗？”问题的回答，43%的共和党人回答“穆斯林”，而只有 15%的民主党人坚持这一答案20。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这种错误信息导致的党派分歧被放大了。此外，在 2017 年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看到了特朗普与 2008 年奥巴马就职典礼上人群的航拍照片，并被要求将每张照片与相应的就职典礼相匹配。调查显示，超过40%的特朗普支持者将 2008 年更多人群的图像与特朗普就职典礼相匹配，而克林顿支持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犯了这个错误21。由此可见，错误信念中的巨大党派差距与分歧导致党派内部更愿意接受其领导人提出的可疑主张。在实验环境中，尽管公众能够获得反驳相关主张的可靠证据与信息，但是科学传播者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受到党派动机性推理的影响，仍然会对证据存在误解。5 科学与动机性推理：以美国移民问题为例近年来，美国移民问题已成为一个极具分裂、两极分化且日益党派化的议题，这是一个激烈的公共辩论的主题，这场辩论一直以来都充满了情感宣泄与夸张修辞，但唯独缺乏理性与事实。尤其是在后真理时代，现代化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同时，也带来不同种族文化与利益的差异性，甚至产生多样化的分裂、冲突和对立，将群体或身份认同作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和影响国家政治策略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后真理”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践踏科学传播的底线，使得与移民政策相关的各种信息和结论被肆意扩散，失真的陈述被无限放大，加剧美国国内对外来移民的排外主义、种族歧视，侵害了不同种群的社会公共利益。以 2020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言论为例。在宣布参选时，特朗普就声称“美国已成为了其他所有人问题的倾销场”，从而为此问题的解决定下了基调：当墨西哥派遣其人民时，他们并没有派遣他们最好的，他们带来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美国没有工作，因为中国有我们的工作，墨西哥有我们的工作。而他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案是“建造一堵巨大的墙来保护我们的南部边境没有人能比唐纳德特朗普建造一堵更大更好的墙。”22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7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民主党人同意“移民因其辛勤工作和天赋而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但只有 42%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一说法23。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同样发现，90%的自由民主党人和 75%的温和派民主党人认为移民犯重罪的可能性不比美国公民高，而 57%温和派和 40%保守派共和党人表示同意上述观点。尽管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事实上，移民犯下的罪行比当地人要少得多，但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党派关联性依然存在。此外，党派分歧也延伸到移民的经济影响上。尽管88%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和 79%的温和派民主党人同意移民大多从事着美国公民不想要的工作，但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持相同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62%和 55%24。为了将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应用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NAS)发表了一份由其国家统计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题为移民的经济与财政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生动地阐述了在当今两极分化的媒体环境中，科学家在公共领域传播科学所面临的困境。与许多国家科学院关于公共利益主题的报告一样，其出版以 9 月 22 日下午 1 点发布的新闻稿开始。该新闻稿总结了报告的调查结果，准确地指出“移民对本地出生的工人工资的总体影响非常小”；“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显著影响本地出生20231（下）科技传播40理论探索工人的整体就业水平”；“移民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总体积极影响”；虽然作为成年人，“第一代移民对政府来说成本更高，但移民的孩子们是美国人口中最强大的经济与财政的贡献者之一”25。随后，这些结论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在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写道，“新研究发现，移民没有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华尔街日报也指出，“研究发现，移民对经济的发展利大于弊。”26然而，这份报告作者不知道的是，在报告出版前就已经被秘密泄露给了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News），而后这种准确且平衡的报道很快被来自右翼媒体网络的大量虚假新闻、误报和虚假信息所掩盖。布雷巴特新闻网率先发布了在线头条，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表明，美国工人要缴纳 5 000 亿美元的移民税”27。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尽管它的名字是提倡限制性移民政策）发布了题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移民研究：工人和纳税人的损失，企业受益”的报道。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宣布“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表明大赦非法移民将花费数万亿美元”，类似的标题出现在每日信号中。Infowars 则宣称“报告解释了美国纳税人非法移民的财务成本”28。最终，特朗普加入到这场辩论中，在他的 2017年国情咨文中声称“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说法，我们目前的移民制度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华盛顿邮报为此授予他三个“匹诺曹”。不少人注意到，“特朗普更愿意通过挑选数字来表达其特定的观点。但是，他从一份 500 页的报告中抽出一行，完全歪曲了复杂的发现。”29已有研究表明，尽管受到可信证据的反驳，错误的信念是如何顽固地坚持，从而使得总统阵营中的许多人不太可能接受报告的实际调查结果；相反，他们很可能会保留并相信通过保守的博客圈传播的错误信息。6 后真理社会中科学传播困境的化解路径6.1 强化科学传播主体的责任，提升专业素养在后真理的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主体呈现出专业主体和非专业主体共存的局面，前者主要由专业媒体从业者和科研工作者构成，后者主要由自媒体从业者和个体传播者构成。其一，对于专业媒体从业者和科研工作者而言，当代的科学传播亟需满足其受众的需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即应该承担起科学传播的社会使命。传播的质量取决于科学传播作为科学和社会之间负责任的中介的能力，以及它对两者的积极变化作出贡献的能力。这就要求二者通过提供各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