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重建信任.pdf

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重建信任目录全球概览 02亚太地区概览 08监管许可 12国际改革动态 14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0行为和文化 22治理 28社会许可确保客户权益 32隐私及数据使用 36人工智能（AI）45社会许可构建美好社会 50普惠金融 52了解并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 60术语表 67尾注 68联系人 72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2过去十年，金融危机和不当行为事件定义了一系列全球监管改革，如今，监管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监管改革的国际共识正在瓦解。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愿正在消退，贸易紧张加剧。监管机构愈发重视技术变革和诸如环境可持续性等社会热点问题。金融机构需做好准备以应对这些趋势。经济前景黯淡2020年，各地区均可能出现增长疲软的情况，下行风险巨大。1 监管机构会对金融机构运营所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其工作计划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此影响。贸易紧张加剧，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分散市场，从而抑制增长，金融机构所处商业环境愈发恶劣。在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最近开始出现倒挂，这在过去一直是经济衰退的先兆。股票估值偏高，很大程度上是受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从某些指标来看，美国当前股市估值过高的情况比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8年的171%飙升至2018年的299%。2 如果增长进一步放缓，高债务水平或将无法维持。我们认为，欧洲经济衰退的风险最高。德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低至0.5%，部分原因在于德国制造业易受出口市场疲软的影响，不过预计德国经济在2020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3 意大利在偿还高额公共债务的同时，还面临着政治不确定性、经济停滞和再度出现的金融动荡。4 英国面临不确定前景，部分原因来自于脱欧的影响。因此，尽管欧元区2020年的预计经济增长率与危机后趋势增长水平相当均为1.4%，但仍存在巨大的下行风险。5各国央行行长可能会进一步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已加大降息力度并重启了资产收购计划。然而，由于利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大量主权债甚至公司债以名义负利率交易的状况空前，此类措施的有效性值得商榷。6 监管机构可能会考虑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措施，比如允许银行下调反周期缓冲资本。各国政府还可能面临增加支出以刺激增长的压力，特别是考虑到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然出现滞后。全球概览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3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4面对这样的宏观经济趋势和环境状况，金融机构在商业模式上将经受更大的压力和考验，与此同时，来自新的金融机构和数字技术型企业的竞争也在加剧。我们预计监管机构将通过压力测试提高对商业模式弹性的关注，亦更加重视风险治理和监管的质量。在低利率或负利率环境下如仍坚持传统商业模式，银行可能难以恢复盈利能力，甚至难以维持利润。例如，日本近20年来一直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日本的银行在低利润状况下苦苦挣扎，并面临着日益严格的商业模式和可持续性监管审查。7 随着风险偏好降低，跨境资金流动减少，银行的增长机会亦可能随之减少。银行需加倍努力控制成本，并重点关注盈利能力更强的业务线。银行需警惕操作风险，对信用风险的监管也可能要加强。英国央行估计，全球银行占超过一半的杠杆贷款市场的风险敞口，全球杠杆贷款存量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保险公司，特别是那些提供长期担保的保险公司，也可能会发现在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下更难盈利。然而在亚洲，中国保险市场的增长潜力可能有助于保险公司增加收入，抵消部分不利影响。9在以高资产价格和低增长潜力为特征的环境中，投资管理机构可能也难有亮眼表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审视积极管理的价值所在，监管机构对此的审查亦愈加严格，这可能会推动投资者持续追逐收益，并促使其将目光投向本国以外流动性较低的市场。我们预计监管机构将更加关注投资管理机构和分销商，这二者须能向监管机构证明持有由高风险资产构成的基金能够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和风险偏好。国际共识正在瓦解随着危机后改革接近完成，政治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国际合作，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尤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制定新标准的雄心已不如前几年。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监管改革剩余工作的实施已经放缓，许多司法管辖区在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框架的最后一部分改革（业内多称巴塞尔协议IV）上开始掉队。10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5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某些法规被视为有碍竞争、新贷款或投资，将引发政治关注。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当局采取了放松管制立场，包括有限度的放宽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11 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甚至可能出现竞相放松管制的情形。尽管放松管制可能会降低一些合规成本，但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标准在时间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跨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复杂因素和支出。二十国集团在2019年指出市场分散化值得关注，金融稳定理事会正据此推进一项工作计划。12 全球标准制定者不太可能逆转已经发生的分散化，但通过采取措施或可减少未来的分散化。加强高管问责相比之下，监管机构愈发倾向于要求高管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性、专业标准和文化负责。随着英国高级管理人员与认证制度的推行，爱尔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南非等多个司法管辖区已实施或正着手实施类似制度。其他司法管辖区也正通过各种不同机制来强化问责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提出指导意见，试图更好地界定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作用、职责和责任。13 比利时议会最近宣布推出“银行家誓言Bankers Oath”，类似于荷兰在2015年推出的一项制度。14 针对这些举措，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平衡得当的激励计划，强有力的治理和控制，以及适当的监控、报告、上报、结果管理和纪律处分等措施来建立问责机制。跨区域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影响金融机构，不过这些政策在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数据保护方面，欧盟对于个人获取和控制个人数据的权利保障比美国和中国更为严格。15 在全球范围内，愈加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的广泛推行也将给跨境数据流动带来更多障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技术变革的执行不力会增加网络和运营风险，这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关注。国际标准制定者可能会试图建立针对运维弹性的基本通用方法，但预计网络弹性方面的进展将主要在七国集团（G7）和欧洲层面体现。这些趋势将对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和共享数据进行创新，以此增强金融机构的跨境弹性，为客户带来价值的同时确保安全的能力造成较大的影响。监管机构也需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如今，金融行业监管范围越来越模糊，技术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要想充分掌握情况从而有效实施监管，拥有充足资源支撑的监管数据科学和分析能力至关重要。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6我们看到了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一些解决方案可能会有助于金融、安全和数据保护机构更有效地共享资源、能力和洞察。但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要想从中获益，还需要更多努力。鉴于目前缺乏跨区域的全球标准制定机构，此方面的进展将更有可能在国家层面取得而非国际层面。回应社会关注环境可持续性问题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欧洲和亚洲，该问题也是金融服务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关注点。16 而在美国，至少在联邦层面，环境可持续性并未受到金融服务监管机构的关注。然而，即使监管机构没有提出具体要求，金融机构也需考虑气候变化和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对自身资产和负债敞口的影响，思考客户对“绿色”产品（包括绿色投资基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可能带来的新机遇。规范技术创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在应对高速大规模技术变革方面将继续面临挑战。针对金融服务监管的讨论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如是否扩大监管范围、人工智能运用增加所涉风险、创新对运维弹性和网络安全的影响、数字道德等。这些均为全球性问题，但一些政策领域政治意愿的缺乏和国际机构的缺位可能不利于监管方法的一致性。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全球概览7尽管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浪潮正在消退，但2020年仍有诸多事宜会引起监管机构关注，金融机构不应期望监管力度会减弱。在黯淡的经济背景下，金融机构的财务和运维弹性、如何适应技术变革和创新、以及如何应对可持续性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将受到更多关注。在董事会和高管个人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对自身行为负责的环境下，金融机构需确保自身具备远见、治理能力、技能和运营能力，以有效适应和应对监管要求。结论普惠金融是另一个全球关注的领域。据世界银行集团估计，截至2017年仍有17亿成年人没有基本交易账户，此类人群主要集中于亚洲和非洲。17 世界银行集团的目标是，到2020年，所有成年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可以用来储蓄和支付的账户。在发达国家，监管机构关注的是普惠金融的推广障碍，例如过于复杂的流程，对包括老年人或残疾人在内的“非标准”客户来说缺乏可及性。金融机构应该有所预期，如果某些群体获得金融服务过于困难，那么金融机构或将受到监管机构的质疑。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亚太地区概览8亚太地区概览本期展望再次关注了以往的许多领域，主要论述了文化和行为、治理、技术和全球标准的实施等重要主题，亦囊括了监管机构关注的一些新兴主题，如减缓气候变化和推进普惠金融。当然，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与首期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 发布时截然不同的世界。自2016年以来，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文将作详述）。近年来，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巨大改变，例如全球民粹主义抬头、英国脱欧、美国对华贸易战等。我们看到监管机构正背离国际共识，全球经济放缓，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融机构实施具有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方法。2020年展望报告从金融机构的监管许可和社会许可出发，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应对未来挑战的框架。经济前景尽管全球概览已有述及，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向亚太地区读者重申，2020年宏观经济前景已明显减弱，全球经济增长或仍将乏力。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于2016年首次出版至今已研究了广泛的主题。反复出现的常见主题有巴塞尔协议III一揽子改革（特别是弹性和市场分散化）的实施，金融服务业的文化改革，个人问责制度等新治理义务的推出，以及新技术的使用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亚太地区概览9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亚太地区概览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将亚太地区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5%和5.1%（较2019年4月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4和0.3个百分点）。18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2020年的前景相对乐观，但很明显，全球经济放缓将继续影响亚太地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经济放缓也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发展与中国经济走势紧密相连，受中国内需放缓影响，其经济增长有所削弱。尽管也有一些例外，如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等作为替代出口地而受益，然而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正与中国一同经历出口放缓。此外，贸易冲突引发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如果形势恶化，资本将逃离亚太地区而流向更安全的市场。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人们会担忧亚太区域内各政府机构可能在进行重要结构性改革方面犹豫不决，因为在现行货币政策已然宽松的情况下，若再贸然推行改革，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波及范围巨大，而政策空间的缺乏也可能会使应对其它紧急冲击变得困难。乘风破浪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还将不得不应对监管疲劳，因为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能会加大实施全球标准的难度。亚太地区司法管辖区的多样性有利亦有弊：一方面，监管机构可根据当地情况放慢实施速度，甚至放宽一些要求；另一方面，标准和时间表各异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使区域性金融机构和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跨司法管辖区标准实施愈加复杂和昂贵。监管许可和社会许可为帮助金融机构应对当前环境状况，我们将2020年展望的主题分为两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许可和社会许可。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亚太地区概览11许多危机后改革（巴塞尔协议III、“大而不能倒”、场外衍生品等）都涉及金融机构的监管许可。监管许可是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法律，也是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期望。为最终敲定这些要求，各方做了大量工作，实施工作预计将在2022年之前完成。尽管这些更严格的监管标准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任，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信任度仍然颇低。事实上，在 2019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2019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Global Report）中，金融服务业被评为15个行业中最不受信任的行业，而这一趋势已延续十年。19这让人不禁想问：在做了这么多加强金融机构监管许可的工作之后，为什么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信任度仍然如此之低？这是因为，要让金融机构重新获得社会许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社会许可涉及到建立健全企业文化，推动良好行为建设，还需要在组织内部推行适当的治理和问责制度。这意味着确保客户权益，适当保护客户的个人数据，为实施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使用客户数据时合乎道德要求等。最后，还需通过普惠金融和可持续金融等前瞻性努力构建更强大、健康的社会环境。2020年，预计监管机构将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社会许可的诸多方面。金融机构在内部运营、技术手段利用以及如何同客户乃至整个社会互动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监管许可监管许可是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法律。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大部分监管工作都是围绕金融机构的监管许可展开的。监管许可是建立公众对金融系统信任的基础。若没有监管许可则金融系统缺乏根基，或至少可说是公众无所信赖。过去十年，许多针对监管许可的改革都涉及将全球标准转化为适用于地方的标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巴塞尔协议III一揽子改革。改革大举推进只为巩固金融系统基础和恢复公众信任。随着 巴塞尔协议III 改革的完成，重整监管许可的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地方层面执行全球标准的不均衡性和滞后性意味着未来挑战仍会不断，将会有相应调整来优化标准。而有关监管许可的许多“新常态”正遍地开花。展望未来，全球监管领域关注的一些新兴主题将影响金融机构的监管许可，如金融技术和加密资产的使用、减缓气候变化、运维弹性等。本章将深入探讨这些主题，并探究金融机构如何加强其监管许可。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2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3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4国际改革动态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进展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二十国集团金融监管改革实施进展（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of G20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s）20 中指出，尽管二十国集团呼吁建立的金融监管框架的实施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尚未最终完成。总体而言，随着各国监管机构试图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密切关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实施进度，实施国际标准的势头开始放缓。一些实施进程的滞后归因于一定的全球监管疲劳，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一些改革比预期复杂。例如，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的实施已陷入停滞；在报告的巴塞尔委员会27个成员地区中，只有11个实施了最终规则，这一状态自2018年以来没有变化。截至2019年3月底，已过最后截至日期的相关标准实施进展22标准最后期限已有草案或最终规则的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地区数尚无草案或最终规则的巴塞尔委员会亚太成员地区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2018年1月1日26/27（只有11个有最终规则）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2019 年 1 月 1 日19/27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框架（LEX）2019 年 1 月 1 日24/27（只有 9 个有最终规则）日本银行账簿利率风险（IRRBB）2019年1月1日23/27澳大利亚*巴塞尔协议III一揽子计划的最终修订内容于2017年12月公布，确定实施日期为2022年1月1日。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地区已尽最大努力，但以往实施的滞后和不均衡为最终改革实施的时间安排和一致性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正如*第一支柱更新进展2019年9月发布的审慎标准APS 117草案FSB所指出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应以身作则，推动剩余改革工作及时、全面、一致地实施，这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监管套利”。21而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地区可自行决定如何执行最终敲定的巴塞尔协议内容也引发了对各地实施一致性的担忧。2019年1月14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发布了 市场风险框架（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 交易账簿基本审查）的最终修订内容，超过标准原定实施期限14天。交易账簿基本审查 于2017年12月宣布推迟实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均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在亚太地区，普遍的预期是各司法管辖区将遵循以2022年1月为最终实施期限这一时间表。在本报告编写期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均已按该时间表颁布了有关文件。23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于2019年6月24 发布了一份有关市场风险的咨询文件，并促请地方授权机构“鉴于新市场风险标准的复杂性”在BCBS框架基础上开发针对具体金融机构的FRTB框架。25 在中国台湾地区，银行协会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来研究这一问题，地方监管机构预计将于2020年发布咨询意见或指引。未来，大型银行需考虑是否实施针对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方法”（即允许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情况使用内部自有的风险衡量方法，但需监管机构批准），这是 交易账户基本审查 的关键部分。金融机构还需就2020-2021年度IT投资计划作出决定，因为 巴塞尔协议 实施的最后期限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过渡项目等重要监管项目的最后期限相重合。交易账簿基本审查（FRTB）15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6增强国内或全球金融市场的弹性”。然而，有害型市场分散化则会损害国内和全球金融稳定性、削弱市场流动性、助长监管套利，值得关注。亚太地区地域广阔，监管环境多样，尤其容易受到市场分散化的影响。FSB就监管机构如何减轻市场分散化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多数都涉及有效且高效的跨国合作。举个亚太地区的例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美国和新加坡的某些衍生品交易所相互承认，以降低复杂性和减少监管套利。30 FSB监督与监管合作常务委员会主席、日本金融厅（JFSA）国际事务副大臣喜野良三进一步阐述了跨国合作的必要性：“改革实施过程中的跨国差异、重合、不同步或竞争等问题可能会对金融稳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它们会导致市场分散化，削弱市场流动性，套牢资本和流动性资源池。这些问题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尤其是面临系统性压力时”。31金融机构需根据所属司法管辖区的实施时间表和方法执行巴塞尔协议的最终规则。对跨国金融机构来说，密切关注巴塞尔协议在国内外的实施进展是明智的（特别是当母国监管机构并未公布具体实施方法时），这样才能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情况作更好的预判；此外，还应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避免不必要分歧；同时实施计划应足够灵活，以应对在本地特定的环境和风险状况下可能产生的差异。审核和调整标准到2020年，BCBS还可能继续对现有标准进行调整和修订，就像针对客户清算衍生品26 处理和杠杆率披露要求27 所做工作一样。BCBS在对银行提供的客户清算服务作影响评估后做了第一次修订，允许采取与风险资本的标准化方法等同但更相称的处理；第二次修订则是关于杠杆率的报告频率。在发现银行通过于报告日期前后故意减少风险敞口来“粉饰账面”后，即要求银行报告季末数据和每日平均数据，以便更好地反映报告期间的实际敞口情况。另一个例子就是各方同意推迟非集中清算衍生品保证金要求实施的最后期限。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同意将时间延长至2021年9月1日，“以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地区顺利有序地实施协调统一的保证金要求，有助于避免可能导致的市场分散化”。28这些修订因解决了市场反馈和改革预期之外的后果而受到欢迎。金融机构需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妥善协调修订标准的实施和其他进行中的改革实施。市场分散化由于巴塞尔协议III实施进度不一，加之某些标准又经过了复核，人们开始担心可能出现市场分散化。作为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日本明确提出了这一点，FSB于2019年6月发布报告予以回应。29 该报告指出，某些形式的市场分散化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使用不同的规定可以“减弱经济冲击在各司法管辖区间的传递性，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7从实施新规向持续监管转变鉴于第一支柱（监管资本）和第三支柱（市场披露）的量化监管已经敲定，我们认为国际和地方监管机构将把注意力转向加强第二支柱（监督审查程序）。2019年6月，BCBS发布了第二支柱监督审查实践和方法概述（Overview of Pillar II supervisory review practices and approaches），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案例研究和监管实践示例。BCBS指出，第二支柱框架“不包括监管方法的规范性指引或指示”。框架仅对原则作了规定，可灵活适应不同司法管辖区的需要，并旨在鼓励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间积极对话。BCBS期望地方监管机构可以持续创新和改进方法。新的风险领域与监管国际监管机构愈发关注新风险将如何影响全球金融稳定这一问题。金融科技的发展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风险是最近讨论的重点。多数国际标准制定者和国家监管机构的共同做法是，鼓励金融科技朝有利于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不过，监管机构对某些技术的态度则更为谨慎，例如，FSB已将加密资产纳入2019年工作计划。32 作为该工作计划的一部分，BCBS于2019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密资产的声明（Statement on crypto-assets），33 该声明提及了加密资产市场最近的增长并指出了其固有的不稳定性。目前，加密资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银行的直接风险敞口有限。然而，由于加密资产并非政府支持的法定货币，BCBS认为这些资产“不能可靠地提供货币的标准功能，作为交换媒介或储值手段也不安全”，提醒金融机构采取谨慎态度，对加密资产进行适当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同时还鼓励金融机构就这一问题与本地监管机构密切合作。此外，考虑到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这类新产品可能会触发监管审查。在亚太地区，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的风险偏好不同，这将使运营地点成为关键考虑因素。新加坡对加密资产的接受程度较高，这一点可从MAS发布的数字代币发行指引（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中得到印证。34 该指引指出，结构性、具有资本市场产品特征的加密资产需符合新加坡的证券法。此外，新的支付服务法案（Payment Services Act）（预计于2020年初生效）将把所有数字支付代币中介纳入新加坡的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制度进行管理。MAS还提醒公众，如果他们选择在交易所交易或在MAS授权范围外投资数字代币，则没有监管保障措施。35减轻气候变化对金融的影响是全球监管机构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例如，FSB从由行业牵头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2019年现状报告（2019 Status Report）中受到了启示。2019年现状报告是一项重大工作，历时三年，涵盖8个行业、142个国家的1,100多家公司。TCFD还对公司对其建议的实施情况以及用户对决策所需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有效性的看法进行了调查。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8报告发现，尽管与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有所增加，但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仍然不够。这意味着，披露的数据往往是非标准化的，很少有可比性，因此很难在投资决策中使用。此外，金融机构也通常不会披露测试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所用情景。投资者有必要更清楚地了解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潜在影响。最后，我们很可能在未来一年看到监管重点转向运维弹性。在BCBS当前工作计划下最后需要完成的政策举措部分，运维弹性赫然在列。36 而英国对此早有行动2018年7月，英国审慎监管局（PRA）、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英国央行发布了一份题为构建英国金融业运维弹性（Building the UK financial sectors operational resilience）的联合讨论文件。这是英国金融监管机构首次联合发布此类文件，标志着监管机构就这一主题达成了一致。该文件在市场引发强烈反响文件评论数是讨论类文件正常评论数的5倍，也是英国央行网站下载量最多的讨论类文件之一。37 英国监管机构在该文中为高级管理层列出了几个要点：对破坏事件作出设想、关注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业务服务的弹性、设定“冲击应变”容忍度范围、并测试在容受范围内合理应对冲击的能力。38 2019年12月5日，这三家英国监管机构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运维弹性的咨询文件。39上述仅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部分领域关注明显增加的三个示例。进入2020年，其重视的关键领域会是亚太地区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公众对该地区可持续投资兴趣渐浓的现象，本报告将对此作进一步阐述。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监管许可19鉴于亚太地区大部分金融机构存在跨司法管辖区运营的情况，巴塞尔协议III一揽子改革最终规则的实施无疑充满挑战。而可能发生的实施滞后或实施不均衡等问题将加剧市场分散化，金融机构需对此保持警惕。国际监管机构正将其关注焦点从巴塞尔协议III改革转向其他领域，如加密资产、运维弹性以及降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金融机构若想确保其2020年的监管许可，应思考以下问题：准备好根据母国监管机构实施时间表来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最终规则；关注其所属司法管辖区内的实施计划，该计划可能与母国监管机构的时间表不一致；增强对巴塞尔国际标准未囊括之风险的内部管理，包括标准所认定的非金融风险；应对新推出的监管要求，如气候变化或加密资产相关监管要求。结论社会许可指社会就其认可的金融机构运营的方方面面与其达成的契约，但契约的达成却源于金融机构内部。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社会许可与建立起能够促进良好行为而形成的健全文化息息相关，而健全文化则需强有力的治理框架进行支撑。但这也是社会许可通常出现问题之处有关不当行为的报告让相关话题持续曝光于大众视野。亚太地区开展了大量监管活动以优化治理结构，例如目前确立的三项不同的个人问责制度，包括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效的两项，以及新加坡宣布即将推行的一项。有鉴于此，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在关于治理的全球对话中拥有重要话语权。然而，尽管全球监管机构早已开始强调在金融机构中塑造健全文化的必要性，在“如何”塑造能够促进良好行为形成健全文化方面却进展缓慢。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养老金和金融服务业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无疑开启了亚太地区对严格、主动监管需求的探讨，同时还揭示了当前社会期望值提高的现象和监管机构内部优化的潜在需求。亚太地区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还将继续面临打造良好文化的难题，或许可从亚太以外的司法管辖区或其他行业寻求如何解决文化改革难题的答案。金融机构社会许可的核心在于借助能够促进良好行为养成的文化和稳健的治理框架从金融机构内部构建信任，这也是监管机构在2020年及以后将继续的首要关注点。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0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1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22019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再一次显示，金融服务业是近十年最不受信任的行业。40 全球调研的26个市场中，有15个显示金融服务“不受信任”。在爱德曼调查的亚太地区国家中，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公司）可在其运营地采取特定行动，既能提升利润，又能改善当地经济和社会条件。”41 信任作为金融机构社会许可的关键部分，诞生于健全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行为，对于金融服务业尤为重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促进良好行为的养成一直以来并不容易，如今仍有难度，并且业内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疲劳。三十人小组（G30）在其2018年发布的银行行为与文化（Banking Conduct and Culture）报告中提到了金融机构“塑造良好文化”42 的意愿，还强调了文化建设项目需长期推进并完全融入金融机构，不能只做表面工作并随即抛诸脑后。以英国为例，英国银行业标准委员会指出，尽管许多英国金融机构确已投入资源塑造企业文化，却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一现象值得玩味。43随着亚太地区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持续推进文化建设项目，亦极有可能经历同样的挑战。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文化建设项目上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有效区分法律上的行为不当（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和商业活动中的日常决策（可操作，但是可能不该做的事情）？如何确保正确的“高层声音”（tone from the top）在金融机构中下层贯彻执行？反之，又应如何确保问题及时反馈至高级管理层？如何培养直面客户的一线人员的风险管理责任感？如何从单纯追求法律合规转变至主动考虑社会期望和社会福祉？如何衡量和证明确有改善？又应如何奖励正确行为？行为与文化监管常量并非新事物？自2016年首次发布 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 以来，文化与行为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引人侧目的市场不当行为事件，地区及全球应对结构性治理问题的重大监管活动，以及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问题使得文化与行为常年位列“待办事项”清单。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3目前使用的方法监管机构通常采用原则导向的方法处理文化相关的事务。例如，FSB于2018年发布用以加强治理框架、降低不当行为风险的工具包 2015工作计划的最后一部分，降低不当行为风险的措施（Measures to Reduce Misconduct）44 指出：“如何在所在司法管辖区更好地处理行为问题应由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来决定。因此，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供此工具包，分享FSB成员国处理不当行为问题的经验，提供丰富视角，旨在为各方提供处理行为问题的可选方案，而非创建国际标准或推行规范性方法。”452020年，我们预计监管机构将如往年一样持续关注金融机构的文化改善事宜。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监管机构均认为文化事宜难以监管。当文化及其助长的（不当）行为问题与先进的人工识别等新兴科技的使用密切相关时，监管将变得更加困难。本报告将以此为例作进一步阐述，但重点在于强调监管机构提升文化监管能力的需要。通过示例，我们看到许多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监管机构专注自身能力建设以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的技术使用和创新，从而了解技术使用和创新对金融机构文化、员工行为以及服务客户的成果所构成的潜在风险。监管机构升级英国FCA正从技术和理念两个方面考虑这一问题。技术方面，FCA正着力于网络安全或数据科学等领域的监管人员技能升级，以解决此类新技术带来的大量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46理念方面，FCA亦在考虑是否可将“注意义务”作为“商业原则”的补充，或者说推行高级管理人员与认证制度已经足够。47 FCA指出：“部分利益相关者已担忧我们的监管框架（包括商业原则）可能不够奏效，或无法有效应用以妥善保护消费者免受损害。另有利益相关者则提出引入“注意义务”，通过要求金融机构避免利益冲突并长期支持企业文化改革以减少损害。”48上述行动旨在提升英国监管机构对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监管的效率。或许可从亚太以外的司法管辖区或其他行业寻求如何解决文化改革难题的答案。澳大利亚政府成立的银行业、养老金和金融服务业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皇家委员会”）揭示了近年来金融服务业屡屡发生的失信案例，其中，澳大利亚四大银行的案例尤为普遍，使得金融服务业逐渐丧失公众信任。2018年末，四大银行联名上书澳大利亚财政部，宣告行业信任状况已万分危急，请求皇家委员会助力启动信任重建。然而，金融服务业的不当行为和失信的范围和程度不但让消费者和监管机构震惊，亦撼动了行业本身。历经14个月持续不断的媒体报道和令人扼腕的头条新闻之后，皇家委员会于2019年2月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调查负责人Kenneth Hayne反复强调了良好行为的六大指导原则，并阐述了简单监管问题被复杂化的悖论。六大指导原则为：遵守法律；不得误导或欺骗公众；行事正当；服务合乎目的；以审慎态度与合理技能交付服务；在代理业务中，应确保被代理方利益最大化。皇家委员会的建议所涉范围极广，不仅列述了各行业领域的失信案例，还反映了监管机构需强化机构职能和个人能力，以充分履行监管职能并有效执法的事实。49最终报告呼吁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双峰”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和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分别专注于审慎监管与市场服务 加强合作，还督促两大机构采用更严格的执法制度。作为市场行为监管机构，ASIC已宣布推行并反复强调其“为何不提起诉讼”的新举措。而审慎监管机构APRA在过去四年已拨付1.5亿澳元用于：“对APRA所有用于监管实体的治理、文化和薪酬政策的监管框架和方法进行强化，从而大幅升级监管功能，具体包括建立内部技术专家团队和获取APRA外部技术专家的帮助”50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开启了亚太地区关于行为监管方法的新一轮探讨。APRA主席Wayne Byres表示，APRA还需做更多：“从皇家委员会所得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复核并加强治理（CPS 510）和风险管理（CPS 220）标准。为此，我们需显著加大监管资源投入，以期构建起与银行资本和流动性一样的核心能力。”51或许，皇家委员会的最大成果并不在于报告所推建议本身，而在于引入了新的模式，通过逐步简化和拆分的方式实现更严格、主动的监管，重新关注核心金融服务，满足更高的社会期望。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的影响24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020年亚太地区金融服务监管展望|社会许可构建组织内部信任 25新西兰紧跟澳大利亚的脚步。尽管尚未对文化监管方法的薄弱点展开全面排查，但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FMA）首席执行官Rob Everett表示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加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合作的建议。52 他还表示将采取同澳大利亚类似的方法改革，并提醒新西兰金融机构不能自满：“被监管实体将会发现我们的监管更具干预性，具体将体现在寻找有价值证据和验证合规上，我们会干预并执行相关要求，并将更加积极地敦促董事和经理们承担职责，尤其是在已经发现缺陷的领域。”53日本和新加坡则采用了略为不同的方式加强行业对话。2019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新加坡银行公会宣布成立文化与行为指导小组，“在新加坡的银行中推广良好文化、提升行为标准”。54 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大利亚的同行一样，MAS于2019年6月发布了关于个人问责和行为的指引（Guidelines on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and Conduct）。该指引并未给金融机构新增任何法定要求，而是作为MAS持续监控的一部分内容。通过与金融机构对话，日本金融厅（JFSA）已开始采取最新的监督检查政策来处理行为与文化问题（日本称为“合规风险”的问题）。2019年6月，JFSA发布合规风险管理趋势和问题报告（Tendency and Issues on Compliance Risk Management），根据与金融机构的对话和对其进行的监控梳理了合规风险管理相关信息。55 该报告指出，尽管金融机构在合规风险管理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某些领域仍需继续加强，如风险文化评估、通过第一道防线实施的风险管理及技术运用等。为更好地监管企业文化和行为，监管机构还可利用行为科学领域的专业洞察进行技术升级。早在2010年，英国政府的行为研究小组就已开始探索将行为科学应用于策略制定，政府成立该研究小组是为在政策设计时更准确解读人类行为，以确定较小改变或“助推”可否对征税、养老金登记或节能等一系列领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