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pdf

年第 期(总第 期)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何莉琼摘 要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 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 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 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 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农村相对贫困 乡村振兴 绝对贫困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榜样塑造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双一流”项目库项目“在推动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成长专项“民族地区生态富民的理论机理与推进路向研究”()作者简介 何莉琼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成都)编号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 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减贫新道路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消弭和减贫课题的终结 反而意味着贫困治理重心的转移即从以消除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缓解相对贫困为主 贫困治理的目标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转向人的发展需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目标任务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 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二十大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应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减贫转型客观规律的把握 为解决相对贫困提供了战略指导和行动指南 在新发展阶段 系统分析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可为性 对实现“全面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何以必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内容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我国历史任务逐渐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现代化”转换 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共同富裕是其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 农村相对贫困的解决是关键一环(一)历史任务的转换: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 构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共十九大将第二个百年目标进一步分解为新的两个阶段性目标 层层递进 共同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百年蓝图 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全面实现 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 应乘势而上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展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小康社会目标认识不断具象化 经历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的转变 于建党百年之际 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即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绝对贫困全面消除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至此 我国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 中共十九大对这一新征程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具体的远景目标 中共二十大再次加以强调 这些目标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提出的 既是对我国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 又保障了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 因此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过去一百年 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推进全面小康实现时期 我国减贫重点主要围绕绝对贫困 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温饱问题 兜住民生底线而展开 在完成这一最基本的底线目标之后 我国战略目标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具体的任务要求和治贫重心必将随之转移:在“十四五”时期 主要是巩固脱贫成果 到 年实现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的显著缩小“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到 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一系列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减贫重心任务提供了方向和指南(二)共同富裕的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在具体的发展目标中“全面现代化”与小康社会相比 其发展水平更高、更全面、更协调 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实现全体人的现代化 人的素质和思想的全面提升 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发展的全面性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因此 实现人的现代化 不能仅从单一方面出发更重要的是从“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整体性出发 从物质和精神维度提升人的现代化其中 居民收入的增加是幸福感提升的前提 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同时“全面现代化”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是全国不同区域的现代化 是城乡共同的现代化 因此 共同富裕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也是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是“民富”和“国富”的统一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到我国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 共同富裕逐渐从理想社会转变为“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内涵极其丰富的词汇 自中共十九大以来我国逐渐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共同富裕逐渐从一个理论命题转变为一个现实和实践命题 学术界也对其内涵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一是从“共同”和“富裕”来界定其内涵“共同”是指覆盖的人群和区域 而“富裕”是指物质、精神等的富有和富足的状态 也有学者认为“富裕”属于“做大蛋糕”而“共同”属于“分好蛋糕”是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 即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全面的共同富裕 是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 不是某一方面的共同富裕 是全体人民共建的共同富裕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 这些学者从“是”与“不是”展开 建构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基于此 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多维的富裕 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 还包括精神上的富裕 这种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而是将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其主要内涵是缩小发展差距 普遍达到生活富裕、精神富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统一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种政治目标 又是一种价值期待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农村相对贫困的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共同富裕与相对贫困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发展目标 一个是主要任务 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 而农村相对贫困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因此 农村相对贫困的解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解决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 不仅体现一种生活和发展状态 还反映了“富裕”范围和程度 即是全面多维的、全民的富裕 不仅包含物质层面 还包括发展性和精神层面 而相对贫困是在满足最低生存需求的基础上 其物质和发展性维度的基本需要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状态 这既反映了发展的不充分 也体现了发展的不均衡 在解决相对贫困时既要考量其“相对性”解决“不平等”问题 又要考虑“贫困”内核 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因此 共同富裕与相对贫困都涉及解决发展问题和分配问题随着人民的需求从“基本温饱的物质需求”转变为“美好生活的多维需要”我国社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解决这一差距和问题任重道远 我们必须乘势而上、接续奋斗 因此 解决相对贫困属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二者服务于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实现农村相对贫困是我国相对贫困的主要方面我国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我国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 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 因此 农村相对贫困的解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面向新征程、实现新目标的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村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和短腿 究其原因 从理论维度来看 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 在规模不变的前提下 在现代化转型中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 农业交易成本仍由于城乡要素流通不畅而居高不下 从历史维度来看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和偏差 农村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依然薄弱 从现实维度来看 一方面 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警戒线 以上 且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发展不平衡中表现最高 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刚实现全面脱贫 尤其是西部原深度贫困区 政策性脱贫高、易地搬迁脱贫比重大 返贫风险大 脆弱性明显 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 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农村还存在着大量沉睡的资源没有被激活 还有着巨大的消费潜能和消费市场 由此 从农村正反两面的发展来看 农村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最值得突围的地方 农村相对贫困的解决极为关键二、何以可能: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新发展阶段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何以可能”?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认知我国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为其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而绝对贫困的消除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验积累(一)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 带领全国人民顽强拼搏 开辟了伟大道路 开创了伟大事业 建立了伟大功勋 铸就了伟大精神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这一切成就的取得 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 究其根本 又在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是按马克思主义原则组建的 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纪律规矩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征途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始终牢记“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并一以贯之 党的初心使命、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为我国减贫事业提供理论指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形成了一系列减贫理论体系 并基于此开展了丰富的减贫实践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 开展脱贫攻坚战 提出了关于脱贫目标、党的领导、精准方略、资金投入、社会动员、内生动力、国际减贫等一系列理论观点 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 党中央开始谋划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治理举措 一方面 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统筹推进”“构建常态化扶贫工作机制”另一方面 提出要在脱贫后的五年设置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坚持“四个不摘”等具体的举措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为我国减贫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和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执行力和组织力 能够引领我国减贫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首先 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领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强调 使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保证是党对农村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表现为“干一件事情 一下决心 一做出决议 就立即执行 不受牵扯”在治理绝对贫困中 党中央不断健全领导体制机制 深化对治贫规律的认识 完善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 为我国减贫事业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 其次 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执行力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责任落实机制和执行机制 在开展脱贫攻坚时 各级党委层层落实责任 分级管理保障了扶贫顺利开展 尤其是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彻底解决了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 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组织力 在纵向上能充分调动党内各层级各部门的力量 在横向上能有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横向大扶贫格局 累计选派 万个驻村工作队、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 为我国减贫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二)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贫困治理体系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重要使命 我国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是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坚实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支撑的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 这一制度所蕴含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例如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 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足够的承载力和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 为我国经济增长扫清了制度障碍 进而可以“做大蛋糕”而再分配制度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供了制度基础 能够实现“分好蛋糕”我国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抓一方面确保经济的益贫性增长 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高效率性 为农村发展产业和促进贫困群众就业提供推动力 为减贫提供经济社会保障又如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 党可以通过“政治势能”的有效发挥 推进各项政策的有力执行 通过“党的领导在场”“构建权势”并基于此“借势成事”推动政策变现 使国家治理的理论政策得以实施和推进 此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正是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我国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奇迹 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 我们仍要发挥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 集中力量解决城乡、区域以及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在推进贫困治理的进程中 我国形成了严密科学的脱贫机制和完善的贫困治理体系 体现出严密的层次性特点和精细化趋势 具体而言 包括在党的领导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 坚持精准扶贫和脱贫的工作体系 加大资金和人力支持的投入体系 坚持社会动员、广泛参与的动员体系 全方位多渠道的考评监督体系等 这一系列的贫困治理体系 对相对贫困治理也有异曲同工之效要注意把握好这些政策的“变”与“不变”针对攻坚式的、非常规的、容易形成“福利依赖”的政策应予以摒弃 而针对方法论层面的、通用的宏观经验、原则和政策可以继续沿用 以优化相对贫困治理效能(三)经验积累: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贫困 但都具有贫困所拥有的核心维度“基本需要”因此 总结梳理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经验对相对贫困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领导减贫工作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的“最大特色”是使“贫困 的 乡 村 走 向 富 裕 道 路 的 最 重 要 的 保证”党在减贫过程中 一是充分发挥了统筹协调作用 调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力量减贫 不断更新扶贫的具体目标 调整扶贫策略保证了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 提升了贫困地区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 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能战斗的基层干部 为减贫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道路 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国扶贫开发方式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 扶贫标准从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卡路里贫困线”到“两不愁三保障”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体现的是人民需求的变化 走出的是一条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扶贫开发之路第三 坚持“两手抓”的扶贫策略 一是坚持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结合 开发式扶贫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减贫 保障式扶贫主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带动减贫 通过“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取长补短 相互融合 走出了一条综合式扶贫道路 二是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在脱贫过程中 外因起推动作用 内因起决定作用 因此 提升贫困群体内在的脱贫能力和脱贫意识尤为关键第四 坚持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的扶贫格局 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制定扶贫规划 成立专门的扶贫机构 监督减贫工作的推进 制定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减贫工作等 在纵向维度 党中央和政府的协同 形成了“三级负责”的管理机制以及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格局 层层压实责任 在横向维度 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以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需要继续发挥大扶贫格局的优势 调动各方力量促进低收入人群全面发展 使制度优势转化为解决相对贫困的治理效能三、何以可为: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转换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意味着我国贫困治理发生了“质态转轨”基于贫困类型的变化以及相对贫困治理的可能性 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和治理策略需要实现转变 以适应新形势下贫困治理的需要 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治理目标:由“扶贫”转向“防贫 治贫”摆脱贫困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不是终点 而是新奋斗的起点“新奋斗”是农村贫困治理重心从“消除绝对贫困”转为“防贫 治贫”“防”的是返贫和新增贫困的产生 而“治”的是由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等所组成的“相对贫困群体”届时 随着治理重心的转变 治理的相关政策工具和机制也将随之发生转变第一 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巩固脱贫成果”长期以来 我国贫困治理策略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偏向”即侧重于乡土空间中的农村贫困治理和生存空间中的绝对贫困治理 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的终结 相反许多脱贫户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仍然不高且不可持续 他们随时可能因为遭受突发事件而返贫致贫 此外 由于贫困线的刚性识别限制 大量贫困线之上的边缘贫困户没有得到救助 致贫几率大 因此 如何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 是脱贫攻坚后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此 巩固脱贫成果应纳入乡村振兴统筹推进 并严格按照中央制定的具体举措 如健全返贫致贫监测预警机制、坚持“四个不摘”、加强对边缘人口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贫困的事前预防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等 构建起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第二 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年后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为缓解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均衡 即是说 后脱贫时代的主要治贫任务是不断缩小人们之间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这也意味着相对贫困治理主要解决贫困群体的发展性问题 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脆弱性等鲜明特征 贫困的转向意味着贫困的空间、主体和样态随之发生变化 在实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化时 要充分考量农村相对贫困的特征 并坚持普惠性与特惠性的统一 尤其是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援助 包括对生理性弱势群体(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以及社会性弱势群体(农业转移人口、农村留守群体和失地农民)等的政策偏向 正是由于贫困样态的转换 年后的治理机制和工作机制要消除碎片化治理 从整体性出发 加强反贫困主体的协同 实现反贫困常态化推进、制度化治理(二)治理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中共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随着贫困的转型 迫切需要更好地促进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加放宽基层政府的自主权等 因此 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一方面要调适和优化党政领导的内部协同治理 统合各层级和各部门资源 另一方面要形成优势互补的内外协同治理 促进利益整合第一 基于党政统合的内部主体协同 在政府内部 不同层级以及不同部门间形成了各层级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和管理体制 但囿于长期以来我国“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和各部门的条块分割 所推进的基层治理面临自主性掣肘、碎片化治理和部门间配合度不高的治理困境 应对相对贫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任务 有必要强化县级及以下贫困治理主体责任 扩大权力 健全政府统筹、条块协作、部门联动、分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就纵向维度而言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发挥好党中央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价值引领作用 在权威的引导下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既要树立制度权威、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 又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以实现差异化施策 就横向维度而言 要推动国家同级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和政府各部门的协同 如医疗、社保、教育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都需要各部门的通力配合和协同治理 进而实现利益组合最大化第二 基于利益联结的内外主体协同 囿于扶贫道德义务思维和“强国家弱社会”传统认知 脱贫攻坚战更多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 市场和社会被动参与 而随着贫困治理重心的转换道德义务思维和全能政府思维已经不能满足相对贫困治理的常规化要求 亟需推进“政府主导”转为“多元共治”“主体偏向”转向“主体均衡”具体而言 一要明确各主体职能 尽可能实现主体均衡 一方面 明确各主体的优势职能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的“源动力”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 发挥社会组织的“毛细血管”作用 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低成本、灵活性优势 发挥治理和监督的双重作用 加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建设 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使其“想发展、能发展、敢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规章制度完善多元主体间的权责界限明晰各类主体的权责利关系 避免“搭便车”行为 二要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打造贫困复合治理共同体 各治理主体不仅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更要相互协商 信息共享 分工协作 进而共时性作用于脱贫主体 以发挥 的效应(三)治理范式:由“运动式”转向“常态化”新发展阶段 绝对贫困治理时期的攻坚式、集中式的作战模式将面临推进困境 一种带有制度式、软性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其关键举措是将“集中作战”转为“常态推进”、由“政策性扶贫”转为“制度性治贫”以此构建起“常态化”的治理体系第一 由“集中式作战”转为“常态化推进”运动式治理即打破按部就班的常规治理取而代之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完成某一政治任务 我国在刚性政治目标和国家强制力量下 各级各部门上下一体、团结一致、分工合作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通过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等形成的治理机制是“超常规”的 这种带有工具理性和官僚体制的运动式治理可能为了完成脱贫“军令状”和脱贫“锦标赛”的目标 而产生行政空转和精心应付等弊端 导致精英俘获、策略主义现象产生 进而导致扶贫资源浪费、偏离运动目标 新发展阶段 一方面 攻坚式贫困治理所导致的一系列短视行为给我国贫困人口的脱贫稳定性和持续性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 相对贫困所表现出来的致因复杂、表现多维和长期存在等内在特性必然要求转变治理机制 变“阶段性脱贫”为“长效治理”使反贫困工作常态化进行常态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主要是建立贫困治理制度体系 将贫困治理纳入乡村振兴统筹推进 把解决相对贫困纳入日常性工作和部门职责 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也将在部门工作中常态化推进并逐渐缓解第二 由“政策性扶贫”转为“制度性治贫”贫困治理模式由“运动式”转为“常态化”必然要求改变以往临时的、项目制式的政策性扶贫 逐渐过渡到可持续的制度性治贫 在以往的扶贫中 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性扶贫政策 如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等 相关政策被强制性地实施 能够直接作用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并迅速改变其发展条件 助力脱贫 这样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安排 不仅导致开展的项目大多是简单种养 缺乏竞争力 还致使没有享受到扶贫项目的边缘贫困户容易陷入贫困引致“政策悬崖”现象 进而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因此 政策性扶贫的短效性要求构建一整套合理的贫困治理制度 实现常态化制度治理 制度化治贫不是仅仅构建某一个方面的长效制度就足矣 而是需要从制度目标、理念、内容等全方位审视 并构建系统的制度体系 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四)治理路径:实现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收入的提升 最终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也是为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提出的 因此 将相对贫困的解决纳入乡村振兴 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实现整体衔接 一体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 可以有效推进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不但能够巩固脱贫成果 还能够缓解相对贫困 农村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收入、消费、公共服务等多维贫困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的背景下 基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可以从城乡经济循环、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绿色发展、人力资本培育等举措出发 不断促进农民增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村民生活满意度 进而不断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具体而言 一是对标乡村振兴“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要求 通过畅通城乡区域经济循环、强化高质量要素对农村发展的支撑作用 以解决城乡在投资消费、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均衡问题 进而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并带动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二是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要求 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振兴 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带动农民可持续增收 尤其是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内优化资源配置、对外拓展要素合作的制度优势发展集体经济 进而达到促进收入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减贫成效 三是围绕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的要求 创造公平的公共环境空间 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激发村民“想发展”的主体意识 增强村民“能发展”的主体能力淬炼村民“敢发展”的主体魄力 不断将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确保村民收获富裕生活 四是围绕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要求 不断实现文化振兴 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实现农民精神共同富裕 后小康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改造农村传统落后文化更需要唤醒贫困群体的主体意识 避免福利依赖 五是围绕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的要求 实行绿色减贫 绿色减贫吸纳了绿色发展、缓解相对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意蕴 能够协调和平衡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取向 因此 年后绿色减贫仍然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绿色主体培育是关键 发展壮大绿色产业体系是重点 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是保障(五)治理保障:完善党领导相对贫困治理的工作机制党的领导是我国减贫事业中坚强而有力的保障 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打赢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 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办好农村的事情 关键在党 面对减贫重心的转移 相对贫困更加复杂多维 更需要加强和改善党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具体而言 一是加强党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制定是首要任务 加强党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要强化国家规划引领和战略设计 形成“一张蓝图”分阶段、分内容和分区域梯次推进 此外 要建立系统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 针对某一维度和方面开展行动规划二是完善党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领导体制是根本保证 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 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发挥党中央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价值引领作用 在权威的引导下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既要树立制度权威、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 又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以实现差异化和精准施策 三是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干部队伍建设是重要支撑 无论是绝对贫困的消除还是相对贫困的解决 干部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尤其是与贫困群众密切接触的基层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 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同样 基层党员干部的能力、作风也严重影响相对贫困解决的成效 后脱贫时代解决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要继续发挥驻村干部的帮扶作用 并充分激活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参 考 文 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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