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与家园建构：云南一个多民族移民村生态振兴之路.pdf

人化自然与家园建构：云南一个多民族移民村生态振兴之路倪 慧1，2，马翀炜3（1.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红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反映了自然环境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通过人化自然创造“绿水青山”进而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过程既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诠释了生态文明的完整内涵。原本不适宜人居住的云南省元阳县南沙镇呼山村，在政府和多民族移民久久为功的共同努力下，攻克重重困难，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绿水青山”，实现乡村自然生态振兴，又在生活实践和治理实践中建设和美家园，促成乡村人文生态振兴。这一家园建构目标的达成，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关键词：人化自然；“绿水青山”；多民族移民村；人文生态；家园建构中图分类号：C915；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097-11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09一、人化自然：理论回溯与边疆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揭示了自然环境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认为，自然环境包含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前提，“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55，“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998，而人化自然则是人类过上美好生活的条件。自人类产生以来，人化自然已成为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人类把握自身本质的重要方式。“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57在人化自然过程中，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生产，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既实现了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也完成了人的自我确证。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也趋近发展本质。收稿日期：2023-11-15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作者简介：倪慧（1988），女，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红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马翀炜（1963），男，湖南临湘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引用格式：倪慧，马翀炜.人化自然与家园建构：云南一个多民族移民村生态振兴之路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097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通过人化自然创造“绿水青山”进而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过程，既是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协调过程，也是人与人之关系的塑造过程，诠释着生态文明的完整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而不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是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而“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根源于“人类本身的和解”3603。关于如何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有研究者从人的主体视角出发，认为“在人类与自然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中，人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4192，即我们保护自然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自然的本原性，也不是为了“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5360，而是为了使之适应人，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有研究者进一步将人的存在本质与人对自然的改造联系起来，指出如若没有人化自然的过程，那么“不但不可能建立关于自然界的任何对象意识和自然观，甚至连人本身作为人的存在也没有了”6。这种观点认为，缺失了人化自然，不仅没有人类历史，也不可能形成人类社会。这契合了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715，即“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8307。在“人本学的自然界”中阐发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516，“人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实质上是人对人自己的人文生态的控制”1039。因此，“人类本身的和解”既是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前提，也是构建“属人世界”的重要内容。考察人们的社会关系、关注人文生态是当前生态文明议题讨论中的薄弱环节。在乡村生态振兴的相关研究中，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也是相对缺乏的。对于本文所考察的多民族移民村云南省元阳县南沙镇呼山村而言，“人类本身的和解”要放到再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村庄建设、生产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交往中来认知。呼山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南沙镇，是一个有着20余年发展历史的易地扶贫搬迁村。这个村子位于元阳县城西北面红河南岸上，介于红河与排沙河之间较为狭长的独立山梁上，东西长17千米，南北宽4千米，土地面积6.65万亩，可耕地面积4.3万亩11。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光照充足，海拔比元阳县城高64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2312。但这样一个地方在20多年前并无人类居住，也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原因是它处在干热河谷地区，虽然区域内光热资源充足，但气候炎热少雨，降水特别集中，导致季节性缺水严重，不适宜生产生活。也就是说，自在自然状态下的呼山村在不经人类改造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属人世界”。1997年，为了安置因山体滑坡、公益事业征用、生态环境脆弱等原因导致缺失田地而无法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活的来自元阳县14个乡镇800多个自然村的移民，报经上级政府部门批准，元阳县政府开始在呼山筹备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行政村，以满足安置移民的需求。与其他移民搬迁村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是一块新开发地，而且是一个囊括了元阳县7个民族共居的村子。在人化自然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人如何与陌生的自然环境磨合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从而让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新的村庄共同体中团结互助，通过生产实践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又在新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社会适应、文化交融来增进彼此之间相知、相亲、相惜的情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展现。二、工程建设：政府久久为功持续输入帮扶力量经济状况、国家制度安排、政府决策在宏观上影响着移民行动能否成功。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在短期内难以有较大改变，于是国家制度安排和政府决策成为重要变量，对于政策性扶贫移民而言尤其如此。在向呼山村移民过程中，政府是促成移民行动的外部动员力量，也是移民能够留下来并且实现发展的持续帮扶力量。由于呼山村严重缺水，政府需要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来解决移民的生098产生活用水难题。在移民初步定居下来之后，如何引导移民发展产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成为移民长久安居乐业的根本。就呼山村的建设而言，解决缺水问题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呼山村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气候炎热少雨，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8月，其他月份均为旱季，季节性缺水问题非常突出。加之呼山村不具备天然的库盆条件，即使有降水也无法储存，水顺山势流走不仅加剧了水土流失，还使这里难以发展种植业，人畜饮水也成问题。因此，在山顶修建人工蓄水池，把雨水留下来是解决缺水问题最便捷的方法，而且在山顶开挖人工蓄水池以实现供水的做法，既不同于从河道直接引水，也不同于在河道上修建水库以调蓄供水，因为后两者均会增加水资源在本区域的消耗从而减少河流的出境水量。针对呼山村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将天然的雨水聚集起来，把汛期原本难以控制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依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措施加以利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移民的用水需求，又有利于水土保持，是一种“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13927的自然改造活动。然而，只聚集天然水显然无法满足长期的供水需求，早在1997年移民搬到呼山村之前，政府就经过勘察、规划和多方论证，考虑将者那河水引到呼山村，建设肥香村水库枢纽工程。1998年，肥香村水库枢纽工程的前期工程者那大沟、大皮甲隧洞、赛刀倒虹吸、呼山供水总管建设完成，把河水引到呼山村由设想变为现实。2002年9月，总库容430万立方米的肥香村水库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并于2006年11月全面完成建设任务，极大地缓解了枯水季供水不足的问题。修建水库是人按照自身需要和生态目标的双重尺度所从事的有意识的自然改造活动，属于人化自然的范畴。Symphorian等提出水库既要满足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又要尽量满足生态系统的需水要求14。在“聚水成库”之后，原本只是一片荒山的呼山村具备了发展种植业的基本条件。一开始是顺应自然环境发展甘蔗种植业，从2014年起，呼山村开始转型发展生态种植业和生态养殖业，用水量进一步增加。2017年9月，政府投资约5亿元开工建设五家寨、幸福村、甘蔗山三座水库，通过人工引水项目将位于呼山脚下的丫多河河水用17.3公里的引水总管引入五家寨水库，再通过11.45公里的输水管道向幸福村、甘蔗山两座水库供水，同时通过辅助建设的“毛细水管”向灌区农作物精准供水。2019年4月，总库容263万立方米的三座水库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效破解了呼山山顶和半山区水资源制约瓶颈15。现如今，呼山片区的引水工程已实现向80%以上耕地面积供水的高效覆盖，各引水工程之间相互贯通，建成的水库完成蓄水，水源顺着水渠和供水管道便可浇灌农户的果园，灌溉十分便捷。当前，呼山村主打发展生态种植业，碧水绿了荒山，也富了农民。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群山环绕，绿树葱茏，枇杷园、芒果园成片，乡村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支撑起生活富裕的和美画卷。正如村民所言：“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如今的绿水青山，也是我们要实实在在守护好的金山银山。”在发展生产之后，建构生活空间成为重要事项。呼山村瞄准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在村庄规划中十分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将美丽乡村之美首先定位为生态美、自然美，但追求生态美又不陷入生态中心主义，须坚持人的主体性原则。“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实践性，人在实践中展现自己的自主、自为、自由的主体性特征。”1659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体现为人对自然生态的改造和修复，又体现为自然对人类的回馈和赠予，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人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而乡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人作为主体的实践过程。只是这样的乡村建设任务仅仅依靠村民自身力量还难以完成，加之呼山村原本是一片荒芜之地。其实政府部门在各族移民搬迁之前，就事先做了村庄规划，在移民搬迁之后的整个村庄建设过程中，也持续加强指导，久久为功地注入帮扶力量，同时注重培植移民的家园情怀和村庄建设责任感，为访谈对象：呼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LH，他是第一批（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099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村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呼山村的村内建筑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移民初期，这里全部是低矮的土筑墙体、茅草顶房，这一阶段主要是移民分散、自发地改造自然、建设家园，这一过程异常艰辛，移民就地取材搭建遮风避雨的房屋，而现实却是“呼山风太大，大风时常将茅草房顶刮走，降雨时节还经常出现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情况”，“父母说那个时候的居住条件太艰苦了，很多人搬来之后又回迁了”。二是在政府提供建筑材料的条件下，将房屋改造为红砖墙体、红瓦房顶房屋。这一阶段移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村内建筑整齐划一，缺乏个性。三是大多数移民在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独栋钢筋水泥住房，在遵循村庄规划的前提下，各户的房屋有了自己的设计风格，既满足了个性化的居住需求，又彰显了多重审美价值。另外，为实现村庄人居环境的整体优化，村庄公共空间建设主要涉及环卫设施和排水设施的布局与建设、绿化空间的规划与布局等。近年来，呼山村新建了垃圾收集点、公共水冲厕、排污管和排水沟、绿化带等。在访谈过程中，大多数移民表现出对呼山村现今生活状况的自豪和满意，“我们呼山村现在的生活好了太多，以前搬迁过来后又回迁的人肯定是要后悔哩，但也没有办法，机会错过了”。呼山村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优化等方面的特色和亮点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彰显移民主体地位、聚焦发展主线目标，构建起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因时因地制宜的村庄发展路径。在村庄治理中，非常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征集村民意见、讲解政策、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进行村务公开等方式，充分尊重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引导村民围绕村庄亟须解决的产业用地、环境卫生、村庄风貌等问题建言献策，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制定村庄风貌整治规则及村容美化方案，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结合防灾减灾等内容，创建一个由各族移民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和美乡村。三、经济转型：从被动适应到多方协同发展生态产业元阳县南沙镇呼山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发展情况不尽相同，1号村名叫团结村，在3个自然村中土地最为平整、土壤肥力最好，但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发展意识不强；2号村名叫呼山村，在3个自然村中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处于中间水平，“是容易被忽视、被遗忘的村子”；3号村名叫幸福村，在3个自然村中经济发展最好，从2014年开始规模化种植枇杷、芒果、释迦果等生态特色水果，近几年生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2022年实现户均收入10万元，其中有15户农户收入超过30万元。总体来看，呼山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到主动探索和学习、多方协同发展生态产业的转变过程。呼山村移民是在政策主导下分散地从800多个村子搬迁而来的，能否实现移民“稳得住、能发展”，是评估易地搬迁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然而，要稳住移民、有效避免移民回迁，关键在于帮助他们找到新的生存与发展路径，从而过上比原居住地更好的生活。移民迁居呼山村以后，由于缺乏水资源，无法种植水稻，依附于水稻种植基础上的生产生活方式都面临变迁。呼山这片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农作物，这是一个与陌生土地进行磨合的过程，而农业又是一门极具“地方性的艺术”，任何已有的经验“都必须根据地方特点进行非常细心的检验和修访谈对象：呼山村白姓村民，他是第一批（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访谈对象：呼山村王姓村民，其父母是第一批（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访谈对象：呼山村李姓村民，她是第一批（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访谈对象：呼山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LH。100订”1742。面对新生活带来的挑战，部分移民产生了回迁的想法，因为移民初期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使他们对未来生活产生担忧，加之他们对过去附着于故土之上的人情关系充满眷恋，于是，生产上面临的转型加重了移民心理上的焦虑，心理上的焦虑又促使他们做出回迁的行动选择。部分移民认为搬迁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选择而非他们的主动选择。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中，约有30%迁回了原居住地，“只有就会干点儿的才留得下来”，这里的“会干点儿”，是指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摸索并接受新事物，同时也指社会交往能力较强，在交往中能够转化原来的知识体系，学习并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对于留下来的移民，发展何种产业以满足生活需要是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58针对呼山村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移民最早发展的是甘蔗种植业，因为甘蔗是喜光作物，对光照要求高，这样有利于积累糖分，而呼山村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由于土地资源比搬迁之前丰富了许多，每户移民平均种植甘蔗的规模在10亩左右，移民的经济收入较搬迁前有了提高，初步稳定了民心，但种植甘蔗劳动量投入大，运输成本高，而甘蔗的市场价格变化基本不大，例如，20102014年甘蔗的价格保持在每吨350450元之间，如果继续种植甘蔗，温饱问题可以解决，但对于移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说，这依然不是最佳选择。呼山村下辖的3号村幸福村是三个自然村中汉族占比最高的一个村庄，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丰富，例如，他们在元阳县所属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蒙自市有亲戚朋友，蒙自盛产枇杷，2013年，每亩枇杷的经济收益在6 000元左右，而每亩甘蔗的经济收益仅为1 500元，种植枇杷的收益是种植甘蔗的4倍。从2014年开始，幸福村的移民通过向蒙自的亲戚朋友学习，开始将枇杷引进呼山村进行试种。呼山村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枇杷生长。2015年，呼山村村委会适时成立“呼山村咪革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目的是振兴枇杷种植产业，并探索发展林下养殖经济，主要养殖生态鸡、生态鸭。合作社通过派社员出去学习和邀请专家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社员的枇杷种植管理技术，包括果树嫁接技术、病虫害防范措施等。在产业发展上，得益于政府的持续帮扶，尤其是在国家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枇杷产业组入驻呼山村指导后，合作社社员的施肥、修枝、防虫、疏花、疏果等技术得到全方位提升，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20年，为助力幸福村枇杷产业规模化发展，村小组主动申报创建红河州“党建信用”示范村组，在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小组、农户和金融机构的协同努力下，金融机构为全村农户建立经济档案，开展信用评级，为“信用农户”提供利率优惠、额度放宽、手续简便的信用贷款。2021年，幸福村小组被命名为红河州“党建信用”示范村组，成为元阳县的首个示范村。截至2022年6月底，幸福村整村授信农户270户，授信金额达1 713万元12。有了信用贷款的加持，幸福村村民开始扩大枇杷种植规模，不断改良品种，年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从逢春岭乡搬迁至幸福村的一名枇杷种植户谈道：“以前受限于自有资金不足，枇杷种植规模一直在10亩左右，枇杷树也一直是老品种，每年总收入约8万元，扣除成本后的收益仅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开支。2021年5月，我顺利申请到14万元的信用贷款，利率低至4.2%，这笔资金让我将枇杷种植规模扩大到30多亩，并更换为口感更好、产量更高的新品种，隔年就实现了30多万元的年收入。”当前，整个呼山村枇杷种植面积2.8万亩，2022年实现年产值4 500万元18。政府持续加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呼山村除了种植枇杷，还探索种植荔枝、无花果、释迦访谈对象：元阳县乡村振兴局小额信贷科科长LJH。访谈对象：呼山村下辖幸福村李姓村民。10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果等生态特色水果，逐渐呈现多元化种植格局，既把荒山变成了“青山”，又通过种养相结合的生态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各族移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绿水青山”真正成了移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呼山村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得益于农民和村级组织的主动求索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适时跟进，形成了多方协同共同助推生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更重要的是，呼山村移民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自觉地肩负起保护自然的重任。保护自然不只是为了自然生态的“美丽和完整”，更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使人在自然中更好地生活，而看不见人的打着“深层环保”招牌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秉承的“主体性原则”713。四、社会适应：多民族移民构建互嵌式社区的实践从社会结构来看，能否形成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集体活动为纽带、以家庭美好生活为单元的互嵌的紧密型社区联结关系，是移民“稳得住、能发展”的关键与核心所在。作为社区联结形态的互嵌，是一个包含了各民族居住的客观形态、经济交往、情感支持和价值共享在内的丰富概念。呼山村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互嵌形式。该村移民从不同的村庄移居到一个新建的村庄，在这个新村庄里融散式地居住着7个民族，覆盖了元阳县的全部民族种类，多民族移民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在自发而内生的社会适应中，实现了从松散到互嵌的村落结构转型，为移民村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支撑和情感支持。来自不同村庄的移民定居呼山村以后，他们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元生活在一个村庄中，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这片新居住地上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改造新开发土地原本面临更多困难，比如新开垦一片土地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很大。“刚搬迁到呼山村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带着两岁的孩子去山上开垦土地，山上石头比较多，我们都是徒手搬运，一天下来，手被磨出很多血泡。”加之移民最初发展的是甘蔗种植业，而甘蔗在收获时节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因此生产中的客观需要促成了移民间的相互合作。最初是地缘合作，这里的“地缘”在移民初期仅指原居住地，即他们倾向于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开展合作，比如来自同一个乡镇、同一个村委会的移民更愿意在一起相互帮忙收割甘蔗。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开始在邻里之间进行合作，逐渐形成了以新居住地为纽带的新地缘，这种合作更具契约性质，今天我家帮助了你家，意味着后来的某一天你家也必定会帮助我家。邻里之间的合作能够节约时间成本，尤其是在大家还没有普遍使用现代通信设备的年代，出门说一声就可以，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换工”行为。从旧地缘关系向新地缘关系的转变，反映出移民在行动选择上的心理动因已慢慢从情感互赖转变为理性决策，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所助推的社会心理变迁。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移民的交往范围进一步拓展。为了节约甘蔗的运输成本，移民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即合作收割以及共同运输甘蔗。于是，邻里互助的地缘合作发展为村内协同，甚至扩展为打破自然村边界的村际合作。这样的协同与合作不再局限于“换工”，而类似于“结社”行为，“是人们在交往交流中确立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19。“结社”一方面使联合起来的人们更有能力摆脱自然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增进了移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协作，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终为村庄共同体建设增益，而且，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合作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能够超越经济范畴。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联结起来进行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增进了各族移民间更大程访谈对象：呼山村王姓村民，他是第一批（1997年）搬迁到呼山村的移民。102度的情感互赖，无形中培育着村落成员对新的地域社会的归属感。“地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自己特殊的功能性需求，即要求地域社会的成员要紧密联系和团结在一起”20，而“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同处于一个社会（群体），人们才能产生团结感，进而为共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分工协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相互分化”21233。人们在互助与协同的劳作之后，食物是告慰辛劳的最好方式，互相帮忙的人们在一起聚餐是免不了的事情，这种聚会进一步增强了移民间的互亲互信以及对新的社会结构的认同感，形塑着深度互嵌的社会关系，并且使之愈益牢固。呼山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1号村团结村共有1 337人，在民族构成上以哈尼族为主（1 225人），占团结村总人口的91.6%，同时有少量的彝族（51人）、傣族（42人）、汉族（12人）和壮族（7人）。2号村呼山村共有1 586人，民族构成上以哈尼族、汉族、彝族为主，其中哈尼族684人，占呼山村总人口的43.1%；汉族544人，占呼山村总人口的34.3%；彝族246人，占呼山村总人口15.5%；其他民族有瑶族（70人）、苗族（26人）、壮族（16人）。3号村幸福村共有1 398人，民族构成上以哈尼族、汉族为主，其中哈尼族756人，占幸福村总人口的54.1%；汉族536人，占幸福村总人口的38.3%；其他民族有彝族（79人）、瑶族（27人）。3个自然村的不同民族在居住格局、经济生活、日常交往中都是全方位互嵌的。呼山村村务公开栏所使用的文字为汉字，村委会召开会议时一般使用汉语，村民小组召开会议则根据民族构成的实际情况选取语言类别，有时同样的会议内容会用汉语传达一次，再用哈尼语或彝语传达一次。除了定期召开会议外，每个自然村都设有村广播，村广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和哈尼语。日常事务还会通过微信工作群来通知，微信工作群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目前主要有村委会工作群、党员工作群、妇女工作群、村民群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渠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极大地调动了全体移民在乡村建设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性。在呼山村，传统乡村治理资源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利益治理逻辑，以保证乡村治理高效。有研究者指出，“乡土利益 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是在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之上建立新的利益格局，资本力量与乡土治理资源在村庄共同体中通过多种途径融合互嵌，二者之间实现了良性 互动 与 平衡”22。呼山村作为一个新建的移民村，在乡村治理中并不存在传统村落长期内生的差序格局，虽然各族移民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和秩序观念，却都未占据主导地位，各族移民平等地将原有的乡村治理逻辑融入新的村庄公共生活中，同时融入现代乡村发展的公共利益考量，进而在物质与精神的交流互动中形成新的平等观念，营造新的共享空间，维系新建的村庄共同体。五、文化交融：多民族移民共建共治共享良好人文生态所谓人文生态，是指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况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23。人文生态是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以“人人”协调为核心，以“人地”协调、“人物”协调为支撑的系统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的联系归根结底也是“属人”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在相互作用中所达到的本质上的和谐统一方能真正诠释生态文明的完整内涵。在人化自然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着自然生态，同时也形塑着人文生态，呈现为自然的人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生产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事项。呼山村各族移民从不同乡镇、不同村庄搬迁而来，组建成一个新的村庄，从此他们在一个共同数据来源：呼山村村委会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统计表。103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的空间中生产生活，不同民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不仅表征着他们为更好地适应新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也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彰显了他们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我们必须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之于民族，具有特殊重要性。奥托 鲍威尔认为民族是从最初的自然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命运和文化的共同体”，而且“只有文化的共同体才是民族得以存在的凭借”24343。安东尼奥 葛兰西认为，“民族人民”的文化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共同体之源，文化“形成各阶层对国家的民族归属和认同”25103。尤尔根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这个概念在语言用法上已经标示着它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文化是核心要素，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可以显著增强集体认同。“在人们创造历史并形成民族的过程中，文化成为民族共同体中最显著、最持久、最稳定的联系，也可以说文化就是民族文化。”2624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深层根基，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纽带，是持久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能够在交流中不断吸纳和整合进新的文化因子，不断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转化和提升。文化伴随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而演变，各民族文化因其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环境是孕育民族文化的“胎胞”，但社会环境也是历史的、变迁的，环境的变化会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对于呼山村各族移民而言，他们离开原居住地，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结成新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活环境变迁和社会关系重构势必会对民族文化有所影响。“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对于呼山村移民而言，他们不是搬迁到一个业已存在的社区之中，而是要新建一个村庄，地域和人际关系都是崭新的，也是平等的，大家共同面对、共同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并不存在要融入原有文化的问题，但是他们都要积极建构新的地域社会，而且要让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变得和顺，因此，要以自洽而多元的方式开展多样化的社会交往，而文化交往是其中最深层次的交往。呼山村移民在文化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出他们面对外部环境变迁时所具有的主动重塑社会关系的勇气。不同民族的移民迁居呼山村以后，其庆祝节日的方式成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例如，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有“十月年”“六月年”“开秧门”“吃新米饭”等，这些节日多与哈尼族的梯田农耕生产密切相关，在迁居呼山村以后，由于这里是旱地，不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基于水稻种植的传统节庆仪式因失去具象化的物质载体也就慢慢消失了，但村民们过节的仪式感、对热闹的需求并没有减退，于是哈尼族和彝族邻居们一起庆祝火把节，在节日聚餐的时候，哈尼族会奉上本民族的特色美食供大家一起享用。移民在节庆活动中进行了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最明显的是，各族移民一起热闹地庆祝春节、中秋节等，他们对中国传统节日有着深度认同。虽然各民族会或多或少地在节日中融入本民族的一些元素，同时也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节日庆祝方式，从本质上说，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逐步增强。搬迁到呼山村的少数民族都乐于向汉族学习，不仅学习汉族的种植经验、农产品销售方式等，而且逐渐学习他们较为开阔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其实这就是经济交往基础上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无形中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隔阂，逐渐凝练并形成村庄共同体内部较为一致的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村庄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空间，是人们过上群体生活的需要。村庄既是一种物质共同体，它有土地、道路、庙宇等物质边界；村庄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信仰、风俗及信任而形成的一种亲密无间、温情脉脉、相互信任、默认一致的共同体”27。村庄共同体建设中最活跃、最能动、最核心的元素当然是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村民给村庄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主体条件，唯有在此104基础上，才能谈物质边界的建构和文化生活的形成。由村民主动构建的共同文化生活是村庄共同体深层而稳定的内核。村庄共同体中的人们能够共同认同并遵循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体系，从而将它外化为行动逻辑，这是村庄凝聚力的表征。呼山村各族移民在新的土地上再生产物质生活，也再生产着新的社会关系。就村庄的对外关系而言，他们通过编纂村志、修建村庄道路、规划村庄土地来界分村庄的物质边界并使之愈益明晰；就村庄的内部联系而言，他们通过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增强村落内部的凝聚力，而向内的凝聚力增强了村庄的活力。各族移民共建共治共享村庄共同体文化，深化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有助于强化村落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可以共同抵御各种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28。在这方面，我们要看到，文化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经济生产是基础，文化交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人化自然过程中，移民的行动逻辑里有了更多的经济理性考量其实并非一件坏事，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而且它所产生的结果往往超越了纯经济方面“高效”与“低效”的分野，从而具有文化交融和社会关系整合的意义。基于日常生产生活所结成的交往关系使各族移民间生发出一种互亲、互信、互赖的情感联系，进而形成新的地域社会的文化认同，这无疑是各族移民进行家园建构的黏合剂。六、结 语2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对呼山村的开发和改造是成功的。在政府和移民久久为功的协同努力下，各项工程建设顺利开展，生态产业让移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村庄凝聚力显著增强。其实，呼山村之所以能够成功布局引水工程、细化村庄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是国家在场、政府久久为功地推进移民搬迁工程取得实效的成果，也是各族移民通过劳动实践改变原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创造性实践仍在持续推动着村庄的发展。众所周知，自然界不会按照人类的需求和美的规律来创造自身，只有人类懂得依循美的规律、按照自身的价值尺度和生态规律来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资金、技术、劳动力方面均需较高投入的人化自然的实践，可以说“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29219的转化，而这里的“人类”是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而非个体的存在。呼山村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作用与各族移民主体力量协同配合的结果。各级政府与呼山村的移民共同改造自然环境，通过人化自然创造“绿水青山”，在此过程中，既实现了乡村自然生态振兴，又涵养了良好的人文生态，体现了生态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联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呼山村通过发展生态种植业，不仅建设了各族移民共享的物质家园，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类的存在作为超越物性的领域，本身就是可能性的历史过程。”30242呼山村移民之所以能够建构交融互嵌、共同致富的良好人文生态，与呼山村通过发展生态种植业实现产业振兴密不可分，是建立在充实的“物性”基础之上，又超越了“物性”的全新的社会关系整合，达到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正向合一。人在这样的发展中直观自身，也趋近发展本质。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中国比比皆是。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村和日村就是移民在适应自然环境基础上历经一系列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适应进而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的青海实践2612。西藏极高海拔地区的生态搬迁实践也是移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从高原牧民向农民的转型，促进了生态保护及移民的后续发展319798。所不同的是，和日村属于乡内近距离的整村搬迁，搬迁之前大部分村民就有藏族传统的石刻手艺，虽然搬迁之后移民也面临从传统的游牧生计方10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式向以石刻为主要产业的生计转型，但这种转型是比较平顺的，与此相应地，移民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适应性也比较好。西藏极高海拔地区的生态搬迁也属于整村搬迁，而且搬迁目的地相较于原居住地来说具备明显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前景在搬迁初期就比较明朗。相比之下，呼山村的移民来自全县14个乡镇的800多个自然村，他们的搬迁目的地是一个此前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在生计方式转换、生活空间转变、社会文化转型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真正的家园建构乃是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而人化自然的实践是互动的中介。总之，呼山村移民之所以能够实现家园建构目标，一是基于政府和当地移民久久为功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人化自然攻克了引水难题，并且在那里发展生态种植业，让荒山变成了“青山”，进而转化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二是由于各族移民的亲密合作和互助协同，建构起一个交融互嵌、共同致富的良好人文生态，绵绵用力地促进人与自身的和解，从而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正是如此，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高度协同，社会关系与天人关系相互增益，人同自身的和解与人同自然的和解高度吻合，从而把握了发展的本质。呼山村的发展实践无疑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成功案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久久为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 夏甄陶.哲学应该关注人与世界的大关系J.哲学研究，1995（9）.7 广州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