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建设的中国经验——费孝通关于“人民社会学”的探索及其启示.pdf

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社会学建设的中国经验费孝通关于“人民社会学”的探索及其启示杨文笔（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摘要：我国社会学已有一个世纪的学科建设历程，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和继承的中国经验，“人民社会学”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创设与实践路径。费孝通倡导的“人民社会学”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探求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紧密相连，其核心主张是社会学建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志在富民”为学术追求，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开展扎实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倡导并实践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对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关键词：社会学；费孝通；“人民社会学”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148-11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14费孝通一生致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与中国本土社会调查研究，秉持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在“行行重行行”的学术求索中，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提出了具有原创价值的学术理论，为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理论贡献。有学者曾提出“费孝通思想研究”，并指出，理解了费孝通思想一定意义上也就理解了作为一个时代的中国1。费孝通的学术理论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其必然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探求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紧密契合。费孝通的学术理论是中国学人心忧天下、追求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历史缩影，体现了与时代同发展共进步的学术使命与热情。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费孝通的学术理论进行阐述，掀起了研究热潮，费孝通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变为被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的关注点是，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持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继承的学术遗产。毋庸置疑，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社会学作为实用之学被怀揣学术救国追求的中国学人引入中国，拉开了社会学中国本土化建设的百年历程。及至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任务依然在路上。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新的时代任务。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收稿日期：2023-09-28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部地区历史文化名城知名度提升研究以宁夏银川为例”（20NXBSH01）作者简介：杨文笔（1981），男，宁夏海原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引用格式：杨文笔.社会学建设的中国经验费孝通关于“人民社会学”的探索及其启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48派2227。完成这一时代任务，需要我国社会学界不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从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思想中寻找蕴含永恒价值的经验良方。作为一位中国社会学重要学者，费孝通倡导并致力于实践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值得汲取的重要经验。一、“人民社会学”理念提出的时代语境费孝通这一代中国学人具有典型的时代类型和群体特质，在特定时代环境中，诠释着中国学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要理解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首先要理解特定时代的中国学人，如此才能洞悉费孝通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社会学最初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引进中国，承载着一定的实用价值，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和人民进步的功能，费孝通倡导和实践“人民社会学”的“初心”就孕育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土壤中。费孝通这一代学人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持续探索振兴中华的重要历史阶段。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从一个强盛的王朝国家走向衰落并逐渐沦落为被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欺凌的历史，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被唤醒，开始有了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同使命。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儿女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成为最强劲的时代呼声，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独特的语境。任何一门学科的创立都内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534。特定的时代任务激发了中国学人的实践努力，他们相信科学救国，以科学为工具，在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实际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诚如费孝通所说：“当时作为一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也谈不到个人的出路。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的时代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是有意义的人，当时像我一样的那些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4477478。现代学科建设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思想启蒙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设社会学的17所院校都以本土研究为重心，深入城市、乡村开展社会调查，撰写服务中国社会的调查报告和论著，科学性与实用性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命题呼唤现代社会学科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会学在适应时代需要中必然塑造其鲜明的学科特质。面对中国社会内外交困中乡村破产、民生凋敝的现实，费孝通立志以学术研究探索富民之路，并付诸社会学学科建设实践。费孝通深切体悟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自觉聚焦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建设社会学学科，推动社会学中国本土化。费孝通留学期间曾跟随人类学家学习西方人类学理论，但是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学者最需要的不是认识海外，而是研究中国实际，解决中国最棘手的现实问题。费孝通始终秉持以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志在富民”，从乡村工业到城镇化建设，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追踪和社会调查践行学术理想，这也是中国社会学家学术研究的“初心”。这份“初心”体现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将其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实践，并在认识中国国情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中展现我国社会学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5。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评价他“科学研究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149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612费孝通是一位具有高度学术使命感的学者，他的学术人生体现了中国学人学以致用的学术情怀，他用社会学知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开启了“人民社会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费孝通充分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尽管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学术热情更加高涨，使命感更加强烈，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要把它贯彻到调查工作中去，这样出来的东西就靠得住了。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解决问题，把管理工作做好。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总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使人民生活得更好”4863。费孝通迎来了第二个学术春天，他全身心投入社会学学科重建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规划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建设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其成为一种重要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费孝通所倡导的“人民社会学”具有实用特征的基础。费孝通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说，“志在富民”是其一生的学术追求，“人民社会学”建设实践始终围绕着这一主题7410。二、面向中国实际是建设“人民社会学”的指导原则费孝通所倡导建设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任务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实用之学的特质。费孝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体现于他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赋予和特质形塑。费孝通的学科建设理念贯穿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其建设社会学学科和开展社会调查。面向中国实际是建设“人民社会学”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论，也是费孝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我国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自觉。（一）认识中国社会实际应有主位视角的学术自觉社会学作为一门带有鲜明实证研究特色的学科，与传统的以知识考据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问在研究理念、路径、方法、志趣与价值追求等方面截然不同。认识复杂多样、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需要借助一套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深入中国社会参与观察、亲身体悟、追踪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掌握具体实际与社情民意，这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论。费孝通倡导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引入社会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用社会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探索“志在富民”的发展道路。费孝通对大瑶山和家乡开展实地调查，其目的是推动科学知识下乡，在他看来，科学知识下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想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就必须推动科技下乡，使科技与农村副业生产相结合4540。如果不掌握中国农村的实际，科技下乡就难以推动，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带着这一问题，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开展社会调查时，收集关于村庄经济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 江村经济。作为一部反映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江南农村基本面貌的著作，江村经济 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后来成为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际从主位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范本。这部著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本乡开展学术工作的结果，其中的原理和内容向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可靠的61，4。接受过人类学教育的费孝通深谙社会调查中主位视角的重要性，基于对中国社会真实面貌内部表述的自觉，费孝通倡导并实践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就是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位立场，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突破中国传统学问的考据式研究范式，突破西方学人对中国社会研究走马观花似的客位视角，通过明确研究者的经验主体性，即研究者为人民一分子的身份自觉以及主位立场，深入其中，认真观察，深切体悟，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社会真实。费孝通指出：“那时，欧美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叫 汉学，但大都是靠 四书、五经 等为资料，用乾嘉时期的考据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的古代著作，而没有一本是从实际出发，比较全面、科学、系统地介绍中150国人民生活面貌的书。”454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费孝通倡导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不仅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创新，更是对研究价值和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的深层考量。（二）面向中国实际是建设“人民社会学”的根本原则费孝通倡导并实践“人民社会学”，缘于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深层思考。“人民社会学”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显著特质，根植于中国土壤，也必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特色。因此，“人民社会学”充分考虑到西方学科进入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不是脱离中国国情的生搬硬套和机械复制，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的自主知识的生产与运用。费孝通指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都有不同的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的概念，我们必须予以分析、研究，结合我们的社会情况来具体运用。”4543他重视西方社会学中国本土化，参照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区研究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在中国本土开展社区研究，从最初的江村调查到四上瑶山、二十多次重访江村等，在社会调查中从主位角度理解中国社会实际，“研究社会问题必须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出发，观察他们的行为、思想和感情，这些是社会调查的基本资料”4570。费孝通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始终把面向中国实际作为“人民社会学”的根本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4543。他探索通过小城镇建设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问题，在全国各地开展社会调查，强调科学研究要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体现了“人民社会学”的特点。（三）面向中国实际是完成“人民社会学”时代任务的科学方法论举凡学科及学科建设都需要完整的组成要素，如学科知识体系、专家队伍、教材、研究平台等，其中学科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是学科存在和彰显学科特质的关键。如果说学科知识是学科存在的理论体系层面，那么这些专业知识因何而生产，其决定因素在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费孝通在论及社会学学科建设这一话题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社会学的对象、内容与社会学研究任务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来自中国社会实际，也决定着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我觉得一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一门学科的任务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提出来的。在规定某一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时，还需要明确和其他学科的分工和它的独特园地”4466。社会学承担的现实任务决定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具体路径，既不能被动地借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更不能形成依赖，而应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国大地深入推进社会调查研究。那么，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任务是什么呢？费孝通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他提倡以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他提出，“中国的社会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4823。总而言之，“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实践“人民社会学”的学术追求，也是表达其学术价值的关键词。（四）面向中国实际的社会调查是“人民社会学”的基本特质费孝通学习和引介西方社会学，推动社会学的中国本土化，目的在于发挥社会学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的功能。将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需要建构一套将学科知识付诸实践的操作方法，西方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给费孝通提供了方法论参照，这套社会调查的方法在中国大地的实践运用，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选择本土性的经验模式。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开展实证研究，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任务，这给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立足时代发展需要，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在寻找社会问题及解答路径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在费孝通看来，一个学者要对社会问题有正确的看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就必须回到社会生活中去，在社会中做深入的实地调查4596。他认为，社会工作者要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首先要学会15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怎样做社会调查来正确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4823。社会调查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反映客观事物，任何人为因素的掺杂都会减弱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社会调查的真谛在于认识社会真相，革除调查者意识中与生俱来的价值标准，将任何一次社会调查都当作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经历，甘愿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在社会调查中谦虚谨慎，端正态度，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如此形成的社会学成果才有实效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社会学”，才能显示“人民社会学”的基本特质。（五）从实际出发规划社会学学科建设是“人民社会学”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学学科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意味着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要尊重中国社会的实际，体现出明显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有些人不了解社会学是什么，这要大家从实践中摸出个新的内容来。以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为基础，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4565要坚持正确的理论价值导向，并将其贯彻到行动中去，“从实际出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绝不是只引用几句马克思列宁的话，要认真学习、消化，要见诸科学的实践”4565。费孝通设想建立的社会学学科面向中国实际，以“人民社会学”为特质，健全实体性的学科载体，包括学会、研究机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刊物等，他称之为学科“五脏”，“这五个部门是密切联系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是两条腿：没有社会调查，理论就没有根据；没有理论，社会调查就没有方向。上面五个部门都要用这两条腿走路。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和科研结合”4573。中国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人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强师资培养，做好课程规划，如果不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只是从书本出发，那么就会出现偏差，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建立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社会学”。（六）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探索实践费孝通倡导并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将中国特色作为“人民社会学”的基本价值导向，立足中国实际、充分彰显中国本土特色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最终实现“人民社会学”建设的关键所在。费孝通指出：“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自己的国土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调查研究、认识社会，建立我国人民自己的社会学，较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调查与被调查，研究与被研究，认识与被认识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一致的利益，这共同的利益是建筑在全民基础上的。”4543544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社会调查的空间要以中国本土为主，中国社会学家开展社会调查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中国社会学家在身份上属于人民群众，这种一致性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调查，不会像西方社会学家在海外异文化群体的田野调查中刻意转换身份与学术立场，中国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面向中国实际、以人民为中心的本土社会学调查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显著特点。“只有调查者的利益与被调查者的利益一致起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资料。所以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也就是 人民社会学。人民的社会学一定会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我们的人民社会学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自觉认识，是要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目标。”4544“人民社会学”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体现出与西方社会学截然不同的中国风格。三、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社会学”的价值追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法论原则，是“人民社会学”建设的表152层结构，而决定“人民社会学”学科属性的是其价值层面，决定着“人民社会学”的学术立场和价值选择。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费孝通倡导建设“人民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也是“人民社会学”必须秉持的基本立场。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社会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首先要搞清楚为谁立言、服务于谁的问题，这既是学科发生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该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一）“人民社会学”研究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费孝通始终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问题意识，并在“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寻求答案。如果说“志在富民”是其毕生学术追求，那么支撑其学术追求的精神基础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是指引费孝通学术研究的导航仪。费孝通说：“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无须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4478有了这一目标选择和价值导向，费孝通必然会为“志在富民”奋斗终生。“人民社会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学，将服务人民作为社会学建设的价值追求，“抱着这个目的，这些要学到一些能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有知识的青年人不能满足于当时学校里、课堂上所传授的有关中国社会的书本知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跑出了书斋，甚至抛开了书本，走入农村、城镇等社区去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4478。（二）在关注国计民生中开展社会调查费孝通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尤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高度关注，在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中，农民和乡村发展始终是主题。他的问题意识来自社会调查实践，在持续不断的追踪调查中，其关注的社会问题彰显出明确的时代意义。费孝通说，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可以用“两大变化”和“三个阶段”来概括，即中国由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再由工业化或现代化时期走向信息化时期。费孝通还说，这个“三级两跳”是他一生的背景，“我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和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7453。费孝通对自己家乡有二十多次追踪调查，前三次都有效地把握了社会转型的时间节点，1936年、1957年、1981年，这三年恰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费孝通关注不同时期的农民和农村发展，初访江村关注如何帮助农民改良蚕丝。1957年，他第二次回访江村，关注如何通过发展副业使农民富裕起来。1981年，他第三次赴江村调查，关注的是江村农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费孝通在 农村调查的体会 一文中说：“三访为时很短。不仅还要下去，我们应当更自觉地研究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4800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将学术关注点放在了城镇化建设上，在他看来，小城镇建设其实是大问题，他将小城镇分为震泽镇、盛泽镇、松陵镇、同里镇、平望镇等五种类型，通过对这五镇的社会调查，他思考的是如何通过走小城镇化道路来实现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他还关注了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前往家乡苏南、浙江温州、珠江三角洲、福建侨乡等地实地调研，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并对这些区域经验进行了追踪调查。1994年11月，费孝通重访温州，目的是解答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他反复思考的问题，即“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前沿的温州会是怎样的局面？8年前访问温州时提出的想法是否符合温州经济发展的实际？温州模式有哪些新发展和新经验？”8732费孝通的社会调查和追踪调查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基于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发的新问题，在追踪调查研究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寻找新对策。（三）在对本土的追踪调查研究中实现“迈向人民”的学术追求对中国本土社区的追踪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倡导并实践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追踪调查研究实践逐渐增多。费孝通始终关注家乡153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乡调查。此外，他还重访云南三村、再访瑶山、三访赤峰、重访民权、三访甘肃、重访徐州、重访温州、再访震泽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既是学人强烈求知欲的驱动，更是对学术研究困境超越的自觉。其追踪调查研究始终坚持主位研究立场，这也是他社区研究的一大特点，展现了“志在富民”“学术救国”的理念。在这个时代母题之下，生发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停留在某一特定时空，反而在时代发展中增添了新的内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和追踪调查更多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关注社会大变革中中国农村发展以及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如对江村、瑶山、温州、赤峰等地的追踪调查。费孝通的再研究关注的主题可以说集中在这方面，如在江村的追踪调查研究中，他思考乡村工业，从民国时期的缫丝业到20世纪50年代蚕桑业的衰落，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费孝通通过多点追踪调查，寻找解决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正确道路。这种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是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追求的实践，体现了坚持以本土社会问题研究为基点的学术特点。（四）在深度调查中寻找和解答中国社会问题的经典案例费孝通的“人民社会学”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其实就是他一生坚持并不断实践的社会调查方法。他重视方法论层面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在他看来，只有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了解并掌握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社会调查结果才更具客观性，社会学知识生产才更具科学性。费孝通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认为如果仅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是无法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深度的研究的，相反，以社区研究为代表的微观研究却有深入其中深度观察和深度描写的优势。费孝通的“人民社会学”方法论层面的特点体现在微型调查方法上，就是力求从知识生产的客观角度深度理解中国社会。费孝通曾说：“微 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地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这样才能说是 直接的观察。型 是把一个 麻雀 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活动作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 麻雀 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 麻雀 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 微型 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 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7242运用微型调查方法就是研究者走进人民群众中，在一个社区中进行周期性的田野作业，通过参与观察和个人访谈等方法，听取群众的真实想法，从中寻找问题，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并通过民族志文本给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提供经典案例。例如，费孝通对江村、云南三村等的定点追踪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给学术界提供了解答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经典案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本土经验，也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一大贡献，江村经济 成为世界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江村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经典田野工作点9。（五）编写符合中国人民实际和需要的社会学教材教材建设是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编写教材，编写什么样的教材，对于社会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工作中，在多个场合提及并专门建议编写社会学教材，改变中国社会学教材依赖西方的现状。在他看来，建设面向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教材，那么社会学教学与学科建设是有缺失的。用中国的经验和知识在编写教材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社会学教材，而要立足中国实际编写适用于中国社会需求并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教材。“首先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认识中国社会为目的，写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4920要达到这一要求，编写者一定要在如何编写上下功夫，要走出书斋，摆脱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束缚，以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为基本材料，立足中国实际编排社会学教材内容。“要达到这一要求，编写者必须要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调查。中国的社会学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离开了生动、丰富的中国社会现实，社会学的内容就必然空洞无物，从根本上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154义。”4920只有基于中国实际和经验编写的社会学教材，在面向中国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才更具适用性，有利于他们更加准确地掌握中国社会实际，增强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意识，立志投身服务人民的社会调查研究。四、经验启示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大背景下，重拾费孝通关于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理念，可以获得许多理论与实践的有益启示。（一）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必须坚持“从实求知”的原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价值导向，这是一门学科能否坚持正确发展道路，能否有效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服务于人民的重要原则。费孝通倡导建设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绘制了一幅汇集过程与目标的社会建设蓝图。在他看来，要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学“志在富民”的功能，就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方法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费孝通用“从实求知”四个字进行高度概括，即从实际生活出发去理解实际生活10。学者的研究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实际问题，为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有学者用“行、访、实、知、觉”五个字来概括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思想11，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实地调查中求知，解答社会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良策。费孝通的一生都忠实地践行着立足实际、在实践中求知的方法论。从青年到耄耋之年，他一直坚持在实践中求知，持续不断地在社会调查中寻找“志在富民”之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社会调查的经典案例，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费孝通一生坚持“从实求知”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社会学必须坚持的方法论，也是费孝通构建“人民社会学”的核心要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使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在实践中寻找问题，并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来解答。事实证明，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来观察和认识中国的实际，才能真正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学才有用武之地，发挥学以致用的功能，这样的社会学建设才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打造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学科自信，引领新时代我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必然将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费孝通倡导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一生坚持社会调查，其毕生的学术追求彰显了社会学学科的存在价值。费孝通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实用之学着力建设，经世致用是他对社会学知识的价值赋予，并且在用于谁、如何用等方面不断思考。他投入毕生精力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实践确立了一套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在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了社会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诚如学者所指出的，费孝通坚持“从实求知”原则，从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怀疑和高度警惕，立志从乡土出发“认识中国”12，正是通过对乡土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费孝通站稳了社会学建设的立场，找准了社会学研究的路径，真正落实了社会学建设来自实践、最终服务于人民的追求。费孝通的学术实践启示我们，为何要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最有价值，这是一个学者首先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在费孝通看来，学问的价值建立在能否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学自产生便遗传了人文社会科学与生俱来的“胎性”5。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是中国大地上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在广阔的社会中寻找学以致用的价值，将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我国社会学服务于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有此才是真正有15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应用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学，才能彰显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三）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要充分体现学科的原创性和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现在我国社会学的原创性和时代性。原创性是好作品的标志，时代性是好作品价值的体现。费孝通倡导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就是希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在中国大地上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呼声，立足时代发展需要，勇于承担时代课题，培育我国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在追求“人民社会学”的原创性与时代性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实用功能。费孝通将社会学的原创性建立在对社会时代性深度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在经验近距中开展社会调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2368费孝通认为，面向中国实际就是在开展社区研究中发现重要的现实议题，从实际中提炼经验模式，解答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问题，解答不断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使社会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应在原创性与时代性上下功夫，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一条重要经验。（四）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费孝通“人民社会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学科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了学科建设立场这一根本性问题。为人民服务这一学术立场契合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费孝通也将毕生精力投入社会调查研究。这一学术立场一改西方学者他者研究的价值选择，在“人民社会学”建设中重置了学科的中国特质与价值基点13，这决定了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用他的话总结就是一生“志在富民”，费孝通因此也被称为“人民社会学家”14。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坚守和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原则是一条关键经验，可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方向不会走偏，我国社会学服务于谁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中国特色的根本所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就是要让社会学回归人民本位，走进人民深处，关注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解答人民最关切的现实问题，服务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这是我国社会学的本色和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五）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费孝通清楚地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在中国大地上培植中国社会学，唯有此才能彰显社会学的中国特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15，才是拥有中国知识产权的社会学，更是中国社会学走进国际学术舞台的根本，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学术价值。费孝通倡导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立足中国实际开展社会调查，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问题，培育我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增强我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费孝通旗帜鲜明地倡导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就是尝试在健全我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提升我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有学者这样评价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的学术贡献：“应当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引入了实地调查、实证性研究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全面改造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治学方法，在 本土化 的过程中，在各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坚持在结合国情、扎根本土这个基础上探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界得以走向世界。”16费孝通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的关键和根本目标，摆脱西方学术理论及学术话语的影响，改变我国社会学学科长期以来依赖西方学156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被动局面。只有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真正具备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学以致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369中国特色社会学不仅仅是拥有中国身份，更重要的是以中国本土知识为内容而存在和发展，只有真正构建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实力，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找到中国社会学的一席之地，增强中国社会学学人的学术自信。五、结 语费孝通是一位社会使命感很强的学者，他有着传统士绅阶层济世救民的情怀，一生心忧天下、关怀民生，始终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立场是创建和实践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的根本，形塑了中国社会学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的学科品性，彰显出中国学人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费孝通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17的学术追求，最终为其赢得了“人民社会学家”的赞誉。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一是费孝通倡导并实践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立足中国人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人民社会学”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实践与经验；二是费孝通倡导并实践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立足中国实际，解答人民富裕与社会进步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建立我国社会学学科；三是费孝通倡导并实践面向中国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