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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以《百詠和歌》假名注中所見異本《李嶠雜詠注》爲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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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以 百詠和歌 假名注中所見異本 李嶠雜詠注 爲例黄一丁一一 引引言言日本文化史學界觀點認爲,公元1 0世紀初是日本文化史的重要的分水嶺,它標誌著日本列島從崇尚中國文化的“唐風文化”時代過渡到注重日本本土文化的“國風文化”時代。隨著“國風文化”的興起,從平安時代中期開始,以漢語文言文書寫的域外漢籍以及以漢語文言文或變體漢文書寫的日本漢語文獻日漸式微,而以假名文字書寫的文獻成爲了日域文獻的主流。目前域外漢籍研究界關注的,多是“唐風文化”時代傳入日本的域外漢籍文獻。而“國風文化”時代産生的假名文獻,由於其本身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域外漢籍,儘管其與域外漢籍有著千絲

2、萬縷的聯繫,但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然而,正因爲“國風文化”時代的諸多假名文獻與域外漢籍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因此探究這些文獻與域外漢籍之間的關係,能爲進一步深化域外漢籍研究提供新視角與新資料。*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和國别史等研究專項“中國古代文集日本古寫本整理與研究”(2 0 1 8 V J X 0 2 5)、江蘇省社科基金文脈專項“江蘇古代文學在日本研究”(2 2 WMB 0 2 4)階段性成果。本文以假名文獻 百詠和歌 假名注所參考的異本 李嶠雜詠注 爲例,探索了現存日本假名文獻在域外漢籍文獻校勘與研究中的文本價值,並在此基礎上解釋日藏 李嶠雜詠注 與敦煌殘卷本 李嶠雜詠注 之間的

3、關係,從而證明日本假名文獻在域外漢籍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假名文獻中存在的大量參考自域外漢籍的内容,也説明了“國風文化”時代,域外漢籍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在日域依舊擁有强大影響力,“漢文化圈”的現象在日本“國風文化”時代依舊穩定存在。二二 現現存存 李李嶠嶠雜雜詠詠注注 寫寫本本概概況況與與現現存存問問題題所所在在 李嶠雜詠(又名 百二十詠)是李嶠撰寫的具有蒙學書性質的詩集,李嶠雜詠注 則是對 李嶠雜詠 的注釋,關於本書在日域的流傳,蔣義喬、卞東波等學者有過詳細的論述,而關於 李嶠雜詠注 的現存抄本概況,胡志昂、池田利夫、山崎明、劉芳亮等學者已有過十分詳實的考察,此處以先學的研究爲基礎,梳

4、理現存寫本概況的同時,分析現存問題之所在。由現存文獻記載可知,至少有三人曾爲 李嶠雜詠 作注,即張庭芳注、89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葛曉音 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 從 談起,文學遺産1 9 9 5年第6期。蔣義喬 從句題詩看 在日本的接受情況,日語學習與研究2 0 0 5年第2期。卞東波 李嶠詠物詩解解題,卞東波編 中國文集日本古注本叢刊 第五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 0 2 2年。胡志昂編 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8年,頁12 3。後文引用胡志昂説皆出自此書此處。池田利夫 日中比較文學基礎研究:翻譯説話典據(補訂版),笠間書院,1 9 8 8年,

5、頁2 5 73 2 3。後文引用池田利夫説皆出自此書此處。山崎明 百二十詠詩注校本:本邦傳存李嶠雜詠注,百二十詠詩注解題,均載於 斯道文庫論集 第5 0號,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2 0 1 5年,頁2 4 33 8 3、3 8 54 1 4。後文引用山崎明説皆出自此書此處。劉芳亮 慶應大學藏 抄本再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1 3輯,中華書局,2 0 1 6年。張方注以及趙琮注。日藏慶應本(室町時代寫)與天理本(江户時代後期寫)百二十詠注卷首所存序言後署“登侍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注”。此爲張庭芳曾爲 李嶠雜詠 作注之證。張庭芳之名亦見於 新唐書藝文志,即爲庾信 哀江南賦 作注之人。此外

6、,南宋 郡齋讀書志(成書於1 1 5 1年)卷一七晁公武解題中見“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一文,由此可知,有一名爲張方之人爲之作注。事實上,根據徐俊的考證,宋元書志、筆記中 李嶠雜詠注 著者皆作張方。神田喜一郎以張方與張庭芳爲同一人,而胡志昂儘管推測“庭芳”可能爲張方之字,卻依舊認爲二者是否爲同一人物尚且存疑。由於張方 單題詩注 今已不存,作者認爲目前不應貿然將二者視爲同一人物,故本文以張方注爲有别於張庭芳注的另一注本。最後,日僧釋真弁以其師覺蓮房聖範之教誨爲基礎爲 性靈集 所注 性靈集略注(1 3 0 6)中所引李嶠詩處存“趙琮注云:魏文帝有銀鏡台”一文,此外,平安後期日人,天皇侍讀藤原敦

7、光(1 0 6 31 1 4 4)所著 秘藏寶錀鈔 中亦見“趙橨”與“趙橨注”兩處記録,胡志昂以爲“趙琮注”之誤,此兩處下皆存趙注之佚文。嚴格來説,尚不能確定趙琮之名究竟爲“琮”抑或爲“橨”,但目前學界皆以趙琮爲是,故本文亦暫從之。由是可知,亦有名爲趙琮之人爲 李嶠雜詠 作注。以上是文獻中記録的三類 李嶠雜詠注。現存的 李嶠雜詠注 寫本存於敦煌(現爲法英俄三國所藏)以及日本,敦煌殘卷本共三種,分别爲法藏本(P.3 7 3 8)、英藏本(S.5 5 5)以及俄藏本(.1 0 9 8 V),三者殘存部分雖互不相連,其中英藏本與法藏本字跡蓋出一人之手,本應爲一卷,而俄藏本則另爲一本。目前英法藏本與俄

8、藏本之關係尚不明確。日藏本現已知八種,胡志昂將日藏本分爲三個系統:1.慶應本系統,包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本以及尊經閣藏文庫本。二者文本大993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徐俊 敦煌寫本 校疏,吐魯番敦煌研究 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 9 9 8年。參見神田喜一郎 李嶠百詠 雑考,撰於1 9 4 9年,後收入 神田喜一郎全集 第二卷,同朋社,1 9 8 1年,頁6 98 7。另萬曼在 唐詩叙録(中華書局,1 9 8 2年,頁3 63 8)中亦持該説,但神田之見較之更早。徐俊 敦煌寫本 校疏,吐魯番敦煌研究 第三卷。體相同,蓋抄自同一祖本。其中慶應本爲現存最古完本,抄於室町時代,而尊經閣

9、本僅存上卷,抄寫年代略晚於慶應本。2.天理圖書館本系統,包括天理圖書館本、神田喜一郎舊藏甲本、田中教忠舊藏本、關西大學圖書館内藤文庫本(神田喜一郎舊藏乙本)以及秃氏祐祥舊藏本。由此系統中後記可知,該系統現存抄本皆傳抄自今已散佚的延德二年(1 4 9 0)本,因此本系統文本最早可追溯至室町時代。現存諸本中雖可見部分文本異同,但皆爲延德本被傳抄後産生的文本變異。3.陽明文庫本系統僅存陽明文庫本一本,殘本。陽明文庫本爲室町時代末期抄本,僅存三十首。但由於其現存文本中異文較多,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此外,山崎明則在胡志昂分類的基礎上添加了敦煌本系統,因此,現存 李嶠雜詠注 抄本共可分爲以上四個系統。然

10、而,存世的 李嶠雜詠注 寫本四系統卻無法與歷史文獻中所述三類注本一一對應。首先,敦煌本系統爲何人所注尚不明確,但可肯定的是,敦煌殘卷本系統一定不是張庭芳注。理由如下:現存四系統中所見原詩的文本以及詩的排列順序各有差異,特别是慶應本的原詩中存在仄聲字入韻的現象。而在明刊本等文本中則均改爲平聲字。張庭芳注序贊李嶠 雜詠詩 曰“藻麗詞清,調和律雅”,胡志昂依此認爲,李嶠生前即對雜詠進行過改動,而張庭芳應是爲改爲平聲字韻之後的文本作注。段莉萍在胡志昂説的基礎上考察了敦煌殘卷本系統的文本,發現其中的不合律之處在慶應本中已被更正。因此可以確定,敦煌殘卷本並非張庭芳序中所言“藻麗詞清,調和律雅”之本。此外,

11、段莉萍猜測敦煌本系統可能爲散佚的張方注,卻未提出相應文獻證據,故本文不採敦煌殘卷本爲張方注一説。其次,日藏抄本三系統雖皆與張庭芳注有密切關聯,但無疑並非張庭芳原注,其原因有三:第一,前文所述 性靈集略注 中存嶠詩服玩部鏡詩張庭芳注佚文,然而,該處與現存日藏三系統中所見服裝玩部鏡詩注文本皆不同,池田利夫認爲,由是可知,現存日藏三系統並非張庭芳原注。第二,日藏三系統中,常見“一本曰”措辭,池田利夫與山崎明都認爲,此處“一本”00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段莉萍 從敦煌殘本考李嶠 的版本源流,敦煌研究2 0 0 4年第5期。後文引用段莉萍説皆出自此書此處。乃指非張庭芳注的另一注本,該注業已散佚。

12、第三,除上述鏡詩之外,慶應本與天理本中,鏡詩前後的被詩、扇詩注應亦不是張庭芳原注,其原因爲,扇詩注後存文字曰:“以上三詠,注此一本注耳。今本注零落而不遇耳。”由此段文字中的“此一本”即爲上文所言今已散佚的别注,“今本”則爲慶應本與天理本的祖本。綜上,現存日藏三系統雖均以張庭芳注爲基礎,卻並非張庭芳注之原貌。綜合池田利夫與山崎明的分析,作者認爲日藏三系統很可能是一本以張庭芳注爲基礎並綜合了“一本曰”所指的異本注的彙注本。最後,趙琮注的佚文雖零星存於日人編纂的書目中,但目前尚未窺見一本與趙琮注佚文吻合的。故趙琮注也無法與今存的四系統對應。綜上所述,目前 李嶠雜詠注 抄本的研究問題重重,日藏三系統與

13、敦煌殘卷系統的性質没有探明,現存四個系統之間的關係也未被釐清。然而,僅利用現存的域外漢籍資料已經不能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有效討論。因此,發掘新資料便成爲了 李嶠百詠注 研究的突破口。事實上,日本假名文獻中存在一書 百詠和歌 與 李嶠百詠注 關係密切,本文以下主要利用源光行的 百詠和歌 假名注來深化現有 李嶠百詠注 的文本研究。三三 百百詠詠和和歌歌 假假名名注注中中所所見見異異本本 李李嶠嶠雜雜詠詠注注 的的文文本本信信息息 李嶠雜詠注 自平安時代以來一直爲日本貴族漢學啓蒙教材,而現今日藏三系統文本均只能上溯至室町時代,能反映鐮倉時代以前日域 李嶠雜詠注 文本形態的文獻鳳毛麟角,目前僅有成書於平安

14、末期的 幼學指南鈔 一書中存有張庭芳注佚文。然而,根據山崎明的考察得知,現存於 幼學指南鈔 張庭芳注均見於慶應本文本,由是可知,幼學指南鈔 所依 李嶠雜詠注 底本與慶應本聯繫緊密。因此,事實上 幼學指南鈔 中所見張庭芳注佚文並未爲目前研究提供新的文本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活躍於平安時代末期至鐮倉時代初期的河内學派始祖源光行曾以 李嶠雜詠 的詩句爲題,撰寫了和歌集 百詠和歌。源光行是平安末期至鐮倉初期出身武士階層的重要政治家與文學家,作爲鐮倉幕府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近臣的同時,與京都貴族公卿亦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光行在假名文學上造詣很高,師從當時歌壇巨擘藤原俊成學習和歌與物語文10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

15、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學,並校訂了河内本 源氏物語;與此同時,光行還師從當時的漢學大家大學頭藤原孝範學習漢學。自元久元年(1 2 0 4)開始,光行以 蒙求 李嶠雜詠 以及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爲基礎,陸續創作了 蒙求和歌 百詠和歌以及 新樂府和歌(今散佚)漢籍和歌三部曲。在現存的 百詠和歌 原本系統中,保留有大量的假名注,這些假名注與 李嶠雜詠注 日藏三系統的文意多有類似,但不盡相同。假名注的文體主要是漢文訓讀文體,夾雜一部分漢語文言文原文以及和漢混淆文,假名注雖以假名書寫,但其内容與現存日藏 李嶠雜詠注 三系統多有雷同,卻也不乏出入之處。因此可知,源光行在撰寫假名注時應該參考了某一本 李嶠雜詠注,且該

16、本與現存的日藏三系統雖不同,卻存在著緊密聯繫。這些假名注的文獻價值在於,其文本中保留了大量源光行所持 李嶠雜詠注 之特徵。而從 百詠和歌 的序言中可知,至少在光行看來,此本是張庭芳注本:夫鄭國公始賦百廿詠之詩,以諭於幼蒙;張庭芳追述數千言之注,以備於後鑒。是以少壯之,昔學之,閑居之,今抄之。所謂四韻之間取二句,一題之中綴兩歌是也。光行在編纂 百詠和歌 時,特意在序言中提及張庭芳的“千言之注”,由是可知,光行認爲其參考的注本應爲張庭芳注。光行跟隨藤原孝範學習漢學,並在 百詠和歌 成書後呈給孝範批閲,二人在2 4 0首和歌後附有兩首類似於跋的和歌與題詞。因此,光行在編纂 百詠和歌 時所用的注本極有

17、可能就來源於藤原孝範的藏書。藤原孝範是平安末期的文章博士、漢學家,受到過正統的漢學教育。因此傳抄自其藏書的源光行所持 李嶠雜詠注 直接反映了在平安時代正統官學教育中使用的 李嶠雜詠注 之文本形態,因此其對 李嶠雜詠注 的研究意義重大。如前所述,假名注與現存日藏三系統的文意均有出入之處。池田利夫20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大學頭爲大學寮長官。大學寮爲日本朝廷最高學府,唐名國子監。百詠和歌 傳本可分爲通行本、抄出本以及古鈔本三個系統,池田利夫證明,擁有假名注的通行本系統應爲光行所編原本。本文中 百詠和歌 原文引自新編國歌大觀編集會 新編國歌大觀 數据庫(新編國歌大觀D V DROM.D B.

18、角川書店,2 0 1 2年),標點根據漢語習慣有改動。在分析對比了日、風、床、賦、桂、桃、龍等詩的假名注與日藏三系統文本後指出,光行參考的注本雖非現存三系統中的任意一本,但在文本上應與陽明文庫本系統更爲接近。在此基礎上,作者統計了 百詠和歌2 4 0首中所有的假名注與現存日藏三系統文本的文意,其結果如下:假假名名注注情情況況數數量量所所佔佔比比例例假名注内容全部見於日藏三系統文本7 83 2.5%假名注内容部分見於日藏三系統文本1 2 25 0.8%假名注内容完全不同於日藏三系統文本3 91 6.3%假名注散佚10.4%總計2 4 01 0 0%由上表可知,百詠和歌 中有1 6.3%的和歌假名

19、注是不見於現存日藏三系統的。假名注文意中與現存三系統文本相合之處,應是光行參考注本與日藏三系統共同繼承於平安時代共同祖本的部分,而不同之處的性質則是光行參考注本獨有的文本或是假名注生成時産生的改編,還需要繼續分析甄别。因此,最大限度從假名注文本中發掘光行參考注本的原始信息成爲利用假名注文本研究光行參考本 李嶠雜詠注 的關鍵。假名注雖以假名書寫,但其文體以漢文訓讀文爲主,夾雜部分漢語文言文與和漢混合文。本節首先以假名注内容全部見於日藏三系統文本的鹿詩假名注爲例,分析假名注與光行參考注本的關係以及假名注的文本價值。鹿方懷大夫志,抗手别心期 子高云人趙、趙平原君客鄒文節、子高魯帰時、人、文節事三宿、

20、文節涙流、子高謝、子高云、人生、有四方之志、是鹿豕哉、而常群聚矣。以上爲鹿詩假名注。實線部分是李嶠雜詠詩原文,波浪線部分是漢文30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訓讀文體,而虚線部分則是漢語文言文。漢文訓讀文可以復原爲訓讀前的漢文,復原後可得:子高之趙,與趙平原君客鄒文節發,子高歸魯故里時,人惜别,文節慕送三宿,文傑流涕,子高舉手謝之,子高云:人生有四方之志,是鹿豕哉,而常群聚矣?由於本段假名注是帶有和漢混淆文體特徵的漢文訓讀文體,並非完全的漢文訓讀,因此復原出的漢語文言文與光行參考的注本原文應有所出入。但將之與慶應本以及陽明文庫本中所見詩注比較,仍可窺其端倪。慶應本一本,孔叢 曰:子商

21、游於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昔友相善,及還魯,文與節相送三宿,流涕,子商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乃今如婦人也,商抗手曰,余有四方之志,豈謂鹿豕而常群聚也?陽明文庫本 孔叢子 曰: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者,與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相送三宿。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大夫,乃今知婦人也。人生四方之志,豈鹿啄而常群聚哉?假名注之文意與兩本大體相同,可以視爲其文意的簡化版。但有幾點出入值得注意。第一,慶應本中“子高”作“子商”;第二,假名注將鄒文與季節二人誤認爲一人鄒文節,此與陽明文庫本同;第三,慶應本中“余有四方之志”在假名注中作“人生有四方之志”,亦與

22、陽明文庫本同。此處亦是池田利夫推測光行參考注本應與陽明文庫本接近的證據之一,此應爲不刊之論。然而,此處注釋實際爲 孔叢子 引文,現將 孔叢子 中對應文本引出再做對比: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40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本文中日藏三系統原文引自山崎明校本。原文引自傅亞庶 孔叢子校釋儒服,中華書局,2 0 1 1年,頁2 9 62 9 7。比較 孔叢子 原文可知,雖然假名注與陽明文庫本將鄒文與季節二人誤作鄒文

23、節一人,但在“子高”之名以及“人生有四方之志”兩處文本上,二者甚至比慶應本更接近於 孔叢子 原文,即意味著更接近平安時代的共同祖本。該事實説明,慶應本儘管是日藏三系統中現存最早的抄本,但其中存在著諸如“子商”一類的誤寫,其文本未必優於陽明文庫本與光行參考的注本。至少在該部分詩注中,陽明文庫本於光行參考注本除“鄒文節”之誤寫外,其餘部分文意更接近於 孔叢子 之原文。依此例可知,儘管假名注文本並未保留光行參考注本的所有原始漢語文本,但由於光行的假名注文意基本尊重了其參考的原始注本,且從漢文訓讀文體中亦可窺見光行參考注本的大量原始文本信息,因此假名注對於 李嶠雜詠注 研究的文獻價值不可否認。上一例僅

24、是分析了一例假名注内容全部見於日藏三系統文本的情況,而假名注最大的文本價值可能存在於假名注内容異於日藏三系統文本的部分。因爲該部分中包含有大量的今已散逸的平安時代的 李嶠雜詠注 之文本信息。四四 百百詠詠和和歌歌 假假名名注注中中所所見見異異本本與與日日藏藏三三系系統統之之關關係係上文在闡述日藏三系統文本並非張庭芳原注時曾提及,服玩部中被、鏡、扇三詩處的張庭芳原注在日藏三系統文本中業已散佚,今存於該處的注釋是引自别書的他注。值得注意的是,百詠和歌 中對應這三首詩的是第1 5 1至第1 5 6號和歌,共6首,因此現存6處假名注。而比較之後發現,此6處假名注的文意與現存日藏三系統的文本存在較大出入

25、,因此應該考慮,光行參考本中所見此三處詩注亦與現存日藏三系統文本不同。最早注意到鏡詩假名注與現存日藏三系統文本不同之重要性的是池田利夫,他發現鏡詩“含清朗魏台”一句的假名注文意與現存日藏三系統的文本差距較大,但其中卻存在與前文提及的 性靈集略注 中出現的張庭芳注佚文十分接近的部分。假名注魏文帝殿前鏡、又云、五尺三尺鏡、人、心府所、又云、秦始皇50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時、照膽鏡、方四尺九寸、五臓。慶應本 異苑 曰:山雞愛其毛,照水即舞。魏武帝,陶方獻山雞,公子蒼舒令抵大鏡置其前,山雞鑑形而舞不止,除之則止。詠鏡曰:飛魏宫知本性也。性靈集略注李嶠 鏡 詩曰:含清朗魏台。注云:魏建

26、女殿前有方鏡,高五尺廣二尺,在庭中。人向之,顯人形心府。池田利夫根據 性靈集略注 佚文划實線部與假名注划實線部文意的相似進而推測光行參考本的原文中必定包含 性靈集略注 中的佚文。然而容易忽略的是,假名注中波浪線的部分實際上可視爲慶應本中波浪線部的略寫,因此不應該排除光行參考注本中亦存在與慶應本相似文本的可能性。最後,假名注文末未划線部分則酷似 西京雜記 卷三中的一段記叙的略寫:高祖初入咸陽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因此,光行參考注本的原文中很有可能還引述了類似於 西京雜記中以上部分的文本。事實上,從“含清朗魏台”一句假名注

27、的結構來看,光行參考注本的該句注釋至少包含了三種文獻引文,即慶應本所引 異苑、性靈集略注 中殘存的佚文以及類似於 西京雜記 中的相關部分的文本,而後兩者現不存於日藏三系統文本中,則極有可能是日藏三系統扇詩後批注中所言“零落”的“今本”原注。而這三個部分在假名注中又恰好均以“又云”二字相互分割,這或許就是光行參考注本的原始文獻形態。由此可知,光行參考注本或與日藏三系統同樣爲一本彙注性質的注釋,而其極有可能保留了日藏三系統批注中所言“今本”於平安時代的原始形態。今根據漢文訓讀文體的特徵以及上述文獻的原文復原後得以下文字供參考:魏文帝殿前有大鏡,雞鑑形而舞。又云:有鏡高五尺寬三尺,人向之,顯心府而無

28、所隱。又云:秦始皇時,有 照 膽 鏡,方 四 尺 九 寸,照60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原文引自向新陽、劉克任 西京雜記校注 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1年,頁1 3 31 3 4。五臓。此外,鏡詩中另一句“方知樂彦輔,自有鑑人才”。後存假名注幾乎就是漢語文言文原文:衛灌云:樂廣若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霧而見青天。而慶應本中該處則作:樂廣,字彦輔,有試鑑,爲吏部侍郎,時人比之冰鏡,言將鏡,樂彦因有鑑人之明也。顯然,假名注與慶應本均是對樂廣的注釋,但所述文字則完全不同。此處假名注的文本與 蒙求 中“彦輔冰清”部分的文本酷似:衛灌 見 而 奇 之 曰:此 人 之 水 鏡,見 之 瑩 然

29、,若 披 雲 霧 而 睹 青天也。光行在完成 百詠和歌 前剛剛編纂了以 蒙求 爲典的 蒙求和歌,或因光行參考注本中該處已經缺損之故而直接借鑒了 蒙求 的原文。此外,且不論張庭芳注與 蒙求 成書之先後,即便光行參考注本原文非張庭芳所注,其引文亦不應出自諸如 蒙求 之類的蒙學書,而理應援引諸如 晋書樂廣傳之類的文獻。因此,此處假名注很可能是光行摘自 蒙求 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假名注注釋簡略,與其他假名注形成鮮明對比,該現象的産生或許正是因爲光行參考注本的該處原注業已缺失的緣故。而扇詩中所存的兩處假名注亦與現存日藏三系統的文本有所出入,因而值得關注。由是可知,假名注的文本實際上是對整首詩的説明,

30、可見該處的假名注内容已經脱離了“花輕不滿面”一句的説明。百詠和歌 中僅引扇詩中的兩句吟詠和歌,“翟羽、蒲葵、同心、合歡”等稱謂並未出現在 百詠和歌的文本中,因而這樣的注釋反而會顯得畫蛇添足。但若假設假名注此處保留的是光行參考注本的原貌,則可認爲該現象是因爲光行出於某種原因保留了參考注本的原始形態。而慶應本中該句注釋極爲簡略,應是如批注所言,補自别本。基於這樣的情況,假名注中留存的上述注釋,很有可能就是日藏三系統中“零落”的“今本”注釋。70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由於源光行所用 蒙求 現已不存,故原文引自池田利夫編 蒙求古注集成(汲古書院,1 9 8 81 9 9 0年,頁7 2

31、 8)所收應安年間五山版。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扇詩另一句的假名注處:逐暑含風轉漢成帝妾,班婕妤 詠扇 云: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此處假名注爲漢語文言文,推測應是直接保留了光行參考注本的原貌。而慶應本中對應之處文本如下:班婕妤詩曰: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下云:動摇微風發。可見,慶應本中所存注釋較假名注簡略,假名注中内容可能爲“零落”的“今本”原注。綜上所述,光行參考注本是平安時代日域所傳的有别於現存日藏三系統的注本,此本雖今已不傳,但其中一部分原始文本信息通過 百詠和歌中的假名注得以流傳至今。發掘這

32、些文本信息將對了解 李嶠雜詠注 在平安時代的流傳狀況産生重要意義。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假名注中亦存有可能與光行參考注本原貌相去甚遠的部分,例如被詩兩句處所存假名注:孔懷欣共寢後漢姜肱、仲海、季江、三人心孝心深、家衣薄、霜風冬夜、母、子、三人、母心。蘭交聚北堂昔孟軻、北堂學士文、母十二幅、孟軻、家子、衣薄、此広、諸人人、言行。以上兩段假名注划線處的表達是和漢混淆文體且呈現出明顯的和文體特徵,而非漢文訓讀文體。由是可知,此處的兩處假名注應該經過了較大幅度的改寫。另一方面,據作者所查,兩處假名注所述姜肱與孟宗故事與 後漢書 以及 晋書列女傳 等現存中國文獻中的典故叙述差異較大,80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33、第二十五輯因此二者或爲光行根據其他日本文獻所補,有待再考。由是可知,假名注的文本成因十分複雜,其中漢語文言文以及漢文訓讀文體之處保留有諸多光行參考注本的原始文本信息,但在和漢混淆文體部分則出現了很多乖離光行參考注本的現象,以之推測光行參考注本原文時,需十分慎重。五五 百百詠詠和和歌歌 假假名名注注中中所所見見異異本本與與敦敦煌煌殘殘卷卷本本系系統統之之關關係係 敦煌殘卷本系統中的現存文本因與日藏三系統相去甚遠,因此其與日藏三系統之間的關係尚不明確,僅被認爲是一個有别於日藏三系統的其他系統。然而,作者在假名注中發現兩處文本值得注意,可爲説明敦煌殘卷本與日藏三系統文本的關係提供一些啟示。資材部錦詩

34、中“色美廻文妾”一句處存有以下假名注:色美廻文妾秦州刺史竇滔、任時、妻蘇氏名殘惜、竇滔、又心契、返、妻、蘇氏錦文詩、。此段文本爲和漢混淆文體,不可直接復原爲漢語文言文,故譯其大意爲:秦州刺史竇滔,去任時,妻蘇氏惜之,竇滔作由深囑,又言將無異心,契而别。返京後,不時取妾,蘇氏怨而織錦文詩,贈滔。而慶應本中與之對應的注釋則爲:色美廻文妾竇滔妻織回文錦詩,寄滔也。比較可知,以慶應本爲代表的日藏三系統注釋遠簡略於假名注,而日藏三系統的錦詩注釋並未出現上節所述被、鏡、扇三首詩注處所見的“今本零落”現象。這説明,光行參考注本中“色美廻文妾”一句的詩注理應原本就與現存日藏三系統之祖本的文本有著較大差異,而並

35、非是由於日藏三系統出現了文本脱落現象。竇滔典故見於 晋書列女傳 中: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90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假名注中,滔爲秦州刺史以及蘇氏織錦贈滔等情節與 晋書列女傳相似,然而,滔娶妾後蘇氏生怨之情節則不見於 晋書。光行參考注本或包含了與 晋書 文意類似的文本,但除此之外,應該考慮光行參考注本還包含了其他文獻的引文叙述了滔娶妾後蘇氏生怨之情節。對比敦煌殘卷系統今存錦詩注釋,其原文爲:色美回文,花驚制綺人。晋竇韜爲秦刺史,從(徙)流沙,取妾,其妻蘇氏在家,錦做回文以叙怨。古詩:莫 愁 十

36、 三 能 織 綺,十 四 學 裁 衣。書 曰:綺,文 錦,綺之屬。敦煌殘卷本此處所見“取妾”以及“錦做回文以叙怨”等表達與假名注中的情節酷似。若光行參考注本中兼收 晋書列女傳 與敦煌殘卷本兩種引文,則可合理解釋現存假名注中所存内容。若敦煌殘卷本系統的某一注本傳入日域,並以彙注中“一書云”的形式保留在光行參考注本中,則可合理解釋假名注所反映的光行參考本的文本形態。能成爲此猜想佐證的還有素詩中的一處假名注:魚腸遠方至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此詩心、人、一尺素書也。府瑞圖 云:周武王伐紂,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天告伐紂之意也,云云。同圖云:

37、吕望釣于渭渚,得魚,腸得書,云云。列仙傳 云:吕尚釣于磻渓,三年不獲,果得大鯉,又得兵鈴於魚腸中,云云。假名注中該處注釋較爲詳細。而與之相對,現存日藏三系統中該處文本不存在實質性異文,故引慶應本爲代表:01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原文引自 晋書 卷九六,中華書局,1 9 7 4年,頁2 5 2 3。敦煌殘卷本系統原文引自徐俊校疏(徐俊 敦煌寫本 校疏,吐魯番敦煌研究 第三卷,頁6 38 4)。魚腸遠方至古詩曰:客 從 遠 方 來,遺 我 雙 鯉 魚。呼 兒 烹 鯉 魚,中 有 尺 素 書之也。比較可知,假名注中第一段所引古詩與慶應本注釋全文相對應,而假名注中 府瑞圖(應爲 宋書符瑞志 之

38、誤)以及 列仙傳 所云則不見於慶應本中。而敦煌殘卷本中,此句詩注則爲:遠方魚漸躍,上花雁初飛。古詩: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尚書:武王渡河,白魚入舟。漢蘇裂帛繋書來還上林花中。上文中划線部即對“遠方魚漸躍”一句的注釋。該句與日藏三系統以及假名注中所見詩句文本雖有異同,但應是同一句詩。敦煌殘卷本中雖不見 列仙傳 云,但所引樂府詩與武王典故卻在結構上與假名注一致。儘管假名注中保留的注釋較敦煌殘卷本中詳盡許多,且自述武王典故引自 符瑞志(實際上更像是引自 史記周本紀)而非敦煌殘卷本中的 尚書,但其結構上的相似性依舊可以説明,假名注中的文本形態應與敦煌殘卷本之間存在聯繫。結合上述錦詩中假名注的例子,我們

39、不妨推測,光行參考注本中所見該處詩注吸收了敦煌殘卷本的結構,並以之爲基礎形成了現在所見的彙注形式,而由於 符瑞志 中的記叙較 尚書 更爲詳細,因此 尚書 引文便在某一階段被捨棄而脱落,從而形成了假名注中所見光行參考注本的形態。此推測可合理解釋敦煌殘卷本與假名注結構上的類似性。綜合本章所述,敦煌殘卷本系統與日藏三系統文本之間差異較大,其關係尚不明朗,但根據假名注中殘存的光行參考注本文本信息可推測,敦煌殘卷本或以彙注中的“一書云”形式留存在平安時代傳抄於日域的光行參考注本中。因此,雖然源光行認爲自己參考的注本是張庭芳注,但實際上應該是一種綜合了張庭芳注以及敦煌殘卷本系統注釋的彙注本。至此我們可知,

40、敦煌殘卷本系統並未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是以某種形式傳播至日域,並以彙注本的形式保存在了光行參考的異本 李嶠雜詠注 之中,又進而對日本假名文獻 百詠和歌 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敦煌距離日本列島幾千公里之遥,但得益於漢文化圈的存在,使得敦煌的文化遺産也輻射並影響了日域。114日本假名文獻於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結結 語語綜上所述,通過對現有 李嶠雜詠注 寫本以及 百詠和歌 假名注的分析,我們可知:源光行參考的異本 李嶠雜詠注 是一本形態與現存日藏三系統文本接近的彙注本。其中既包含張庭芳注的文本,又包含敦煌殘卷本系統的文本。它反映了平安時代日域流傳的 李嶠雜詠注 的文本特徵。而釐清這些事實,主要依靠的就

41、是假名文獻 百詠和歌 中的假名注。假名文獻由於其使用假名文字的特徵,歷來没有被域外漢籍研究界視爲重要研究資料。而本文通過分析假名文獻,發掘其中保存的域外漢籍的文本信息,爲解決 李嶠雜詠注 的文本系統問題提供了新資料與新思路。除 百詠和歌 之外,日本“國風文化”時代的假名文獻中還保留有大量的域外漢籍信息,這些信息均是推動域外漢籍發展的重要材料。這些信息的價值在日本文學研究界長期不受重視,而域外漢籍研究界則尚未予以充分的關注。作者希望以本文爲契機,抛磚引玉,讓更多假名文獻爲域外漢籍研究所用,擴展域外漢籍研究的可用資料,豐富域外漢籍研究視野。(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21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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