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pdf

22Total No.303THENORTHERN FORUM（总第3 0 3 期）No.1,20242024年第1期北方渝丛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张峰【摘要】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者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关键词 楚简孔子删诗【基金项目】2 0 2 2 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出土楚文字疑难字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2VJXG058)作者简介张峰，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重庆401331)DOI编号10.13761/23-1073/c.2024.01.003诗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就是孔子是否删诗，这个问题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12 3 45 提提出，“认为除现存的诗三百五篇之外，其余的诗都是孔子删去的”2 18 3，至唐代孔颖达在诗谱序注疏中提出异议 3 8，到现在已有两千年，争讼不断。支持者有充足的理由，反对者亦有足够的证据。当今的诗学研究者每每论及此问题，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对旧有论点的陈述，并在此基础上主删或不删。但有一点似乎渐趋明朗，那就是当今的研究者似乎更多地支持孔子删诗，如夏传才(46.40、马银琴 5 141-2 4、刘毓庆与郭万金6 11-2、杨朝明 7 19-11等。文学遗产2 0 14年第5 期又连续发表了徐正英 18 19-2 8、刘丽文(913 7-43、马银琴 10 12 9-3 6 三篇文章，虽然论证的角度和过程不同，但一致支持孔子删诗。且徐正英认为删诗时间发生在孔子早年，更具体的时间是在孔子3 3 岁至3 5 岁之间。马银琴认为删诗发生在孔子晚年，即“自卫反鲁”之后。徐正英、刘丽文依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仅有敬之留存毛诗，认定其他诗篇被孔子删除。这些意见遭到了谢炳军的反对，其发表多篇文章进行响应，认为不能根据周公之琴舞得出孔子删诗，郑玄的王官删诗说可从。之后马芳又对谢炳军说作了回应，认为王官删诗并不能否定孔子删诗，二者并不矛盾，周公之琴舞具备孔子删诗的可能性，进一步申论了徐正英说可信 145-10。后来，刘娟又撰文，基本赞成了谢炳军的说法，即孔子并未删诗，周公之琴舞也不能作为孔23子删诗之证 12 6 8-7 5。以文学遗产讨论为界点，上举学者主要根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论证孔子是否删诗，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相同。实际上，对孔子删诗与否的争论并未结束，这期间及后来又有多位学者讨论孔子删诗问题。各自论证的角度不同，具体细节也不同，得出的结论或为孔子删诗，或为孔子未删诗。张中宇曾对中国知网刊载论文（时间从198 0 年至2 0 15年）题目带“删诗”或“删诗”的进行统计，共计6 7 篇，剔除同一作者相同观点者，共计60篇，其中支持孔子删诗者占比7 0%多，而反对孔子删诗者仅占2 0%多 13 J3。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倾向性看法。夏传才曾说，如果我们只“停留于分辨过去删诗说非删诗说各种论点的是非，在没有发掘出新史料的情况下，那就再争论八百年，也是搞不清楚的”413 2。夏传才的说法很中肯，要是能弄清楚也不至于争论了这么多年。幸好这些年出土诗类文献越来越多，如郭店简的引诗论诗、上博简和清华简中成篇完好的诗，以及安大简诗经、王家咀诗经等。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孔子并未将三千篇诗删成三百五篇，也即孔子并未删诗。兹从三个角度进行论证。一、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看，孔子并未删诗要解释孔子并未删诗，必须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说起。当今学者大都认为诗不是一次定型的，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很正确的。诗的编集和流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诗的每一次编集，终将在周王朝内部及诸侯国之间流传。徐正英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孔子之前比较可信的诗编集活动有三次，一是西周前期的康王时期，主要内容是用于祭祀典礼的“颂”（主要是周颂）的仪式乐歌。二是在西周后期的宣王时期，主要内容是“二雅”“二南”“三卫”。三是在东周平王时期，主要内容是“变风”“变雅”以及“三卫”之后的国风8 12。伴随着诗的编集，孔子之前诗文本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马银琴根据左传国语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康王时出现以“颂”或“雅”命名的作品，且独立成册。宣王时期有了“诗”之称，但专指“风”（诸侯国风），出现了“诗”“小雅”“大雅”“颂”独自分立成册的形式。平王时期出现了“风”“雅”合集的诗”。公元前7 世纪中叶齐桓公称霸之时，领”（主要是周颂商颂）进人了诗”，使“诗”成为“风”“雅”“领”的合集 5 142 93-2 943 8-3 9也就是说，诗文本是在“风”作品基础上一步步扩容而成，最开始为了仪式乐歌及讽谏功能而编集成册的“颂”“雅”“风”等逐渐演变成以培养政治人才为目的的周代乐教课本诗。如韩国良：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5 年第2期。韩国良：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5 年第3 期。周全根：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话“删诗说”一一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载新东方，2 0 16 年第3期。张中宇：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6 年第2期。李颖、姚小鸥：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载北方论丛，2 0 16 年第4期。鲍远航：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2 年第3 期。其中韩国良、周全根、鲍远航一致认同删诗和正乐密不可分，正乐就会删诗。如赵茂林：孔子“删诗”说的来源与产生背景，载孔子研究，2 0 18 年第5 期。武国强：“孔子删诗”争论之我见，载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年第7 期。刘学伦：司马迁论孔子“删诗”之说新解，载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 0 2 2 年第5 期。本文所说的“古本”指的是孔子之前的诗本。“今本”指的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毛诗本。24由采、献而来的诗很难想象没有经过周之乐官的整理就原封不动进入诗，所以最初诗文本中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先由乐官加工，之后配乐，编集成册，颁给诸侯国。清华简耆夜中周公作蟋蟀一篇，与今本毛诗蟋蟀可能是一本，时间上简本可能早于今本 1412 8。但二者用字、用韵、章序、句式都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句式，简本四言、五言、七言均有，而今本则全部四言。这明显是有人将最初的简本加工整理后入古本诗，并演变成今本毛诗的样子。这个整理者可能就是乐官。前文已述，诗文本不是一次就形成的，宣王、平王时期所采、所献加之上层人物作诗渐渐多了起来，一方面周之乐官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将这些新增的诗按照仪式乐歌或讽谏功能或其他一些我们无法考知的标准纳人诗，不合标准可能就会遭到淘汰。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 3 0）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日：“是良史也，子（指子革一一引者注）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日：“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日：“子能乎？”对日：“能。其诗日：祈招之惰，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15 13 40 13 41这段话说明当时被楚灵王看重且能读三坟等古书的良史也不知道祈招一诗了，而从楚王的问话“子能乎”来看，楚王也可能不知道此诗。子革的“能”明显带有炫耀的口气，但从清华简耆夜中的诗及芮良夫来看，子革背诵的祈招很短，可能并不是全部。进一步推测，祈招可能跟芮良夫性质类似，也属于做戒类诗。它有可能是因为不符合仪式乐歌这个标准而没有被纳人诗，最后流传渐窄，亡就在所难免了。如果真是在未亡之前作为诗的一员在诸侯国（包括楚国）流传过，也不至于连“良史”倚相都不知道。而从本不是周人的子革还知道这首诗来看，祈招虽不在诗中，但作为典籍也应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过。像这样的诗西周时应该很多，最后都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已在诗本中的诗有的可能已不符合某种要求，它们要么被乐官直接淘汰成为逸诗，要么被新产生的同类诗替换。不管如何，诗文本应具有固定性，在一个时代层面上，被淘汰的应该是极少数，总体上诗是呈递增式的。如前文所述，诗的官方编集仅几次而已，编集修订得太频繁不利于学习使用，更不利于周王朝的统治。从左传国语等引诗赋诗活动来看，当时不同诸侯国的人在外交场合上能够理解对方赋诗的含义，说明在一个时代平面上，大家颂弦歌舞的诗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当时有一个为大家认可的内容基本相同的诗本。至于像齐庆封聘于鲁，叔孙豹为之赋相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 46）、使工为之诵茅（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 45），而庆封均不知，乃属自身不熟悉诗罢了，非是有好几个差异甚大的诗本造成的他没见过这两首诗。另一方面，当再次定型的诗本颁给诸侯国的时候，有些诸侯国不可能更替得那么快，导致有人用旧本，有人用新本。新本推行一段时间后，旧本可能就消亡了，其中被淘汰的诗也许就失传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语文”教科书的修订。关于新旧版本的交叉使用问题可以从马银琴说国语左传中的很多逸诗大部分是因为“没有与一定的仪式活动相结合，没有能够成为仪式乐歌”而亡的，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武王克殷所作的支就是。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7 年版，第144页。本文所说的“逸诗”有广狭之分，广义上是指先秦时代所有亡的诗，狭义指的是本应在今本诗经中，但因为各种原因却不见于今本诗经的诗。后文“逸诗”大都指狭义而言。25下面左传引诗看出。成公二年（前589）齐使宾媚人向晋国求和，宾媚人与晋人克对话时说：“今吾子求合诸侯，以谨无疆之欲，诗日：布政优优，百禄是道。”15 17 98襄公二十六年（前5 47）记载蔡声子与楚令尹子木对话时说：“商颂有之日不僧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15 112 0 齐齐国宾媚人引诗见于今本商颂长发，蔡国声子引诗见于今本商颂殷武。二者引诗同为商颂，前后相差四十几年，齐国人看到的诗已将其纳入诗文本，而蔡声子看到的版本可能还是旧本，即商颂还是独立成册的，并未纳入诗本。我们都知道，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虽然诸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其内容应当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其文献来源应是西周初年。周公作诗存半首，成王存九首。其中成王所作的“元内启”对应今本周颂敬之。左传公二十二年（前6 3 8）臧文仲称引过此诗，云：“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日：战战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晏句一一引者注）又日：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15 13 95 从左传引的敬之看，已经与周公之琴舞中的成王“元内启”不同，可见诗在前6 3 8 年之前被加工过 913 9-40。从臧文仲引敬之称“诗日”来看，应该就是今本的敬之。也就是说，早在前6 3 8 年，周公之琴舞成王所作九首诗很可能就只有一首敬之存诗当中了。这肯定不是孔子所为，因为这比孔子前551年出生早了近九十年。这一点也可反过来证明孔子并未删诗。那问题又来了，周公之琴舞这么重要的颂诗，怎么在古本诗中就剩下一首了呢？如果有人删节，是谁所为呢？首先，九首存一首可能跟诗的流传有关。马银琴说：“在大雅与小雅已被纳人以诗为名的诗文本的春秋前期，周颂与商领仍然是以独立的形式流传的。“10 13 0 而在传世文献中，第一例引周颂而称诗的就是前面的敬之。这就告诉我们，周颂最晚是在前6 3 8 年之前进人诗文本的（实际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于此），而这之前一直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对于商颂，左传国语一共引7 次 5 15 1，最早出现在国语晋语四宋国公孙固和宋襄公（前6 5 0 一前6 3 7 在位）的对话中，直接称“商颂日：汤降不迟，圣敬日辟”16 13 2 9-3 0，而不称“诗日；到了前5 8 9年（成公二年），左传引商颂则称“诗日”。其说明商颂可能是在这之间编人诗文本的，未人诗之前也以单行本出现。因为周颂商颂未人诗之前都是单行本，流传的范围可能相对有限，受重视的程度也可能不如诗，在流传传抄的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错误。这也就是为什么正考父本献商颂12 篇于周太师，到孔子时却只有5 篇了。周领当中的大武也是如此，本为一组诗，后来被分割成六篇。至于这六篇是否全部存于今本诗当中，从周公之琴舞看，不排除有的已经亡了。周公之琴舞虽然可能成文在战国时期 17 18，但应是未亡之前作为颂诗完整地流人楚国并得以保存的，之后楚人将之加了类似诗序的“周公作多士傲，琴舞九然”等而改造成现郑玄云：“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商颂谱），“至孔子之时，又无七篇”（那下郑玄注）。见毛亨等：毛诗注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3 年版，第2 10 9-2 111页。2早在前6 3 7 年楚成王与令尹子玉对话时就引过曹风候人（国语晋语四），而且对左传国语引诗统计发现，楚人引诗的数量虽低于晋、鲁，但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参武河良：左传）、国语列国用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3年，第9页），说明楚国对诗的重视程度很高，而且对诗一类的典籍保存也很好，出土楚简有很多诗类文献就是证明。26在的样子。周王朝这一系统的周公之琴舞原貌则残缺了，乐官能看到的可能也只有敬之这一首了。其次，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 16）还记载王子朝等带周之典籍逃到楚国的事件，虽然发生的时代很晚，但也能说明当时或之前颂或者诗流散的途径，以至于周之典籍不复。最后，也可能周乐官将周公之琴舞等颂诗纳人诗文本的时候进行了删削，来满足诗逐渐增长的“义”教功能，而“乐”教则渐渐式微。因为周公之琴舞九首半诗中周公所作均是对多士的傲，成王所作为自，表达的主题单一、内容相近，所以乐官只留成王所作的第一首，其“义”教功用足矣，不必全录人诗。总之，周公之琴舞中只有敬之一首存于今本周颂，除了流传造成的缺失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之乐官进行了删削，其原因很可能是注重“义”教功能使然。二、从孔子时诗的形态看，孔子并未删诗诗流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跟今本诗不会相差很大，从两点可证。第一，风、小雅、大雅、颂之名及其顺序已经基本定型，学者多称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 44）“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邯、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翻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邻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须”15 116 1 116 4,为证，是非常可信的。上博简孔子诗论记录的是孔子对诗的评述，虽是战国时期抄写本，但实际可代表孔子时诗的状态，其中邦风、小雅（已残）、大雅、颂之称已经出现。季札所观的颂，是仅指周颂还是三颂，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先来看看乐工“为之歌颂”后季札的评论，他说：“至哉！盛德之所同也。”杜预注：“颂有殷、鲁，故日盛德之所同。”孔颖达正义云：杜以为之歌颂，言其亦歌商、鲁，故以盛德之所同，谓商、鲁与周其德俱盛也。刘炫以为“鲁颂只美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据周颂，而云颂有商、鲁乎？”今知不然者，但颂之大体，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鲁颂虽非大平，经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获福，与周颂相似。且季文子请周作颂，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鲁，欲崇鲁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颂，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颂”，故杜为此解。刘以为鲁颂不得与周颂同，而规杜氏，非也。18 12 6 9参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载文学遗产2 0 14年第5 期。论语微子：“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人于汉，少师阳、击磐襄人于海。”杨伯峻说：“这些人究竟是何时人，已经无法肯定。”（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5 196 页。）刘毓庆、郭万金认为：“历代注者大约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此言为殷商乐师之事，另一种认为是指孔子当时鲁国乐师逃散之事。而郑玄则认为太师挚等都是周平王时人，此言乃平王时礼崩乐坏、乐师分散之事。郑玄之说虽为各家所不取，但恰恰是最合理的一种观点。因为孔子痛心于周朝的礼乐崩坏，不必远述前商。鲁国乐崩，也非系天下之盛衰。只有王朝乐师分崩离析，才足以证明天下无道”。而太师挚等之离散，也正说明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代的结束。此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之说正相吻合。”（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一一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9年版，第17 页。）刘、郭二位的说法似也有一定道理，那么周公之琴舞只存敬之一首在今本也就不奇怪了。日本学者仁井田好古认为诗经是太师纂定的（转引自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一一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第17 页）。从我们认为诗经过乐官的加工整理来看，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27杜预、孔颖达都认为鲁乐工所歌颂有周、鲁、商，若只有周颂，应在“颂”前加“周”字。而刘炫则认为实只周颂，这一点也得到了陈免的赞同：周大师谱诗入乐，但谓之“颂”，不系“周”字。后诗在鲁，鲁有鲁颂；又有商颂，遂加“周”以别之。左传吴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颂。吴札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歌颂者，美文王、武王、成王盛德，皆同歌周颂，非并鲁、商而歌之也。杜预谓“颂有殷、鲁，故日盛德之所同”，刘炫规之，是矣。19822今人章培恒、骆玉明说：这一记载于季札对风、雅各部分的评论都记得很清楚。如季札对两个或三个部分评价相同，合在一起评论，对某些部分没有评论，也予载明。关于颂，该记载却只是说：“为之歌颂，日：至矣哉！”倘“周乐”中的颂就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即使季札对它们的评价相同，该记载也当作“为之歌周颂、鲁颂、商颂，日.”故知当时的“颂”实只周颂，是以不必分列。又其所歌者本为“周乐”，故其所谓颂自是周颂，不必再为标明。2 0 145他们也认为乐工所歌颂实只周颂，不云“为之歌周颂”是因为当时颂只有周颂，并不包含鲁、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认为：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周颂为周初作品，赞扬文、武、成诸王者；鲁颂为颂公之作，商颂为颂宋襄公之作，皆宗庙之乐歌，诗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季札只论颂之乐曲，不论三颂所颂之人德之高下，功之大小，故日“盛德之所同”。15 116 4-116 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杨伯峻是赞成季札所观周乐有三颂的，只不过季札这里只是论颂之乐曲，三颂相同，故云“盛德之所同”前文已述，至晚在前5 8 9年商颂已进人诗文本。鲁颂虽赞美鲁公，但马银琴认为晚至孔子才将其编人诗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即便在襄、昭、定引诗赋诗最盛之世，也无人引过鲁颂，一直到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鲁颂一一引者注）”（论语为政）才有所关注5399,420马银琴认为鲁颂到孔子时才进人诗本也许是合理的。那么季札所观周乐颂中应该没有鲁颂。虽然此时商颂已经进人诗，但鲁乐工演奏的颂也并未有商领。原因其一，试想，乐工所奏无非就是每个国风或小雅大雅的始篇，不可能全都演奏 2 112 49。9。至于颂，也仅是演奏始篇，也就是颂中周颂的始篇，并未演奏商颂。正像杨伯峻所说的，颂均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所以季札评为“盛德之所同”，是仅就乐曲而言的。其二，孔子诗论所评颂诗当中，也不包括今本商颂鲁颂中的诗篇，全是周颂，但名字却叫颂，而不是周颂。盖当时的颂虽有周、商之分，但单独提到的颂可能仅指周颂而言。国语楚语上有一段记载：“庄王使士傅大子葳（士叠）问于申叔时，叔时日：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公之属，诗所美者。”16.48 3-48 5 讨评价鲁公的诗应该就是鲁颂。按照上文的论述，楚庄王时代早孔子几十年，此时诗中应该不会包括鲁颂，韦昭的注是有问题的。第二，诗的总数与今本诗数量相近，风小雅大雅颂之中诗篇及其章序也显示与今本诗相近同，表现如下。其一，孔子“自卫反鲁”之前，两次提及“诗三百”，虽然不一定包含鲁颂，但诗的数量已经28与今本相近。其二，文献中的引诗赋诗基本都见于今本。虽然有逸诗，以左传国语为例，逸诗也就十五条 2 194，这其中还包括本就未编人诗的，或因流传、修订等原因造成的很早就亡铁的诗，实际至孔子时的逸诗极少。孔子诗论中涉及诗篇名很多，据我们统计，共涉及5 8个，其中5 4个可以确定见于今本毛诗，剩余4个是否见于今本，或者见于今本又具体对应哪篇，有争议。不论如何，孔子诗论中逸诗极少。其三，左传昭公十六年（5 2 6 年）郑六卿饯韩起于郊，郑六卿所赋六首诗均见于郑风。推测当时郑风篇目与今本相差无几，其他风雅颂中的篇目也应该如此。其四，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 46）：“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15 113 4黍苗今本五章，桑今本四章（按照杜预注，子产所赋隔桑取首章义），子西、子产所赋及赵孟所取之章，及它们的含义都能与今本一一对应，说明此时诗篇章序跟今本诗大多相一致。总之，诗传到孔子时，从整体框架到篇章可能跟今本毛诗相差不多，说明孔子并没删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子时或孔子之前的古本诗与今本是有差别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字句上。论语八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2 13，今本卫风硕人无后一句。其二，篇名上。孔子诗论简2 1的将大车今本作无将大车（小雅），简2 5 的有兔今本作兔爱（王风），简2 9涉今本作寒裳（郑风），等等。其三，诗篇归属上。如大戴礼记投壶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繁、采、伐檀、白驹、验虞。”2 12 4其中五篇不在今本雅。这些差别是怎么形成的？是否跟孔子删诗有关呢？对于第一类差别，我们认为古本诗可能如此，到孔子时还是如此，并不是孔子删诗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战国后流传造成的。朱彝尊说：“流传既久，偶脱去尔。2 46 8 0-6 1以出土文献证之，这是非常正确的。苟子臣道引诗“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身”2 5 12 2，今本唐风扬之水作“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无“妨其身”句。安大简诗经扬之水简10 5 则作“我闻有命，不可以告人。如以告人，害于躬身”。安大简诗经、王家咀诗经，甚至海昏侯诗经皆存在与今本诗经的第一类差异。显然这些差异的出现，与流传有直接的关系。不能据之认为孔子删诗。当然，不唯诗经，其他出土文献中也有类似表现，如郭店简和上博简衣，对应礼记衣，虽然同为一篇，但简本章数、章序、用字与今本很不一样，甚至连简本之间也有很多不同。比如郭店衣简3 3-3 4引大雅文王作“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上博细衣简17“敬止”作“义止”；郭店淄衣简3 5-3 6 引大雅抑作“白之石，尚可磨也。此言之玷，不可为也”，上博衣简18 均无“也”字。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其实多是古书流传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礼记淄衣引小雅节南山云：“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2 6 17 6 7 享郭店显福林曾说：“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绝大部分（或者全部）都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者尚未见到。”见显福林：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 0 12 年第3 期。从文献的流传角度看，存在一定的逸诗是符合事实的。但逸诗的存在，与孔子是否删诗之间并非因果关系。如战国时期抄本安大简诗经有个别语句不见于今本，存在逸诗；王家咀诗经，据初步的整理报告，也可能存在逸诗。见蒋鲁敬、肖玉军：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载江汉考古，2 0 2 3 年第2 期。王先谦认为鲁诗有此句。参王先谦撰：诗三家3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2 0 11年版，第2 8 3 页。鹊巢等四篇在今本召南，伐檀在今本魏风。29细衣简9、上博衣简5 引此均无“能”字，今本节南山亦无。廖名春说：“楚简本较礼记衣篇规律性强，当属故书原貌。”2 7 1 3 6今本细衣“能”字可能为后人所加，并不是孔子删去的。第二种差别（第三种差别详后文论述）属于篇名不同，应该是不同抄本造成的。王家咀诗经与毛诗部分篇名也不同，不能作为孔子删诗的证据。当然，篇名的不同，不排除秦火后口诵者的遗忘；有的也隐含着汉代人的有意改动，如孔子诗论中的邦风，汉人为了避，改称国风。但曹建国就此认为今本诗编集于汉代 2 1 2 4,，就不可信了。三、从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看，孔子并未删诗（一）孔子世家的记载有的不合事实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首倡孔子删诗。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 2 3 4 5 实际上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早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司马迁的说法不可尽信。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古者诗三千余篇”说的是从西周开始到孔子时的诗作三千余篇，包括中间亡佚和未人诗的，非谓古本诗有三千篇 2 8 1 2 7。司马迁说得比较模糊，但大体可信。古诗有三千的理由是，其一，楚简中发现很多成篇的诗，但清华简耆夜五首仅存一首，周公之琴舞十首仅存一首，芮良夫则全部不见今本，而且上层人物在某一场合即兴作诗所能保存下来的肯定也是极少数。其二，楚简中有些诗如多薪鸣乌等性质属于春秋或战国时期楚人模仿诗经创作的，流行于楚国的诗歌，是楚国人的拟作。最早可能不在古本诗当中，后来也未被选人诗，狭义上不能看作逸诗。既然楚国人可以依据古本诗拟作，那么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的拟作或没保存下来，或没被发现而已。从这两个角度理解，古诗篇三千首不为过，甚至可能多于这个数。虽然古诗确有三千篇，广义、狭义逸诗也很多，但不能简单认为逸诗是孔子删诗造成的。前文已简要提及，这些逸诗有的并未被编人诗，有的可能只存旧版本中，在新版本中已被淘汰。因为新旧版本交替甚至新版本实行许多年后，旧本可能还有人使用。它们多亡在孔子之前。诗的数量、逸诗的多寡跟孔子是否删诗关系不大。其次，对于孔子“去其重”，不管“重”解释成重复诗篇、重复内容、重复主旨，都有不可信的地方 2 1 9 3-9 7。清人王崧说纬认为“去其这种改经的例子还如郑风当中的大叔于1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经文首句作“大叔于田，乘乘马”，阮元校勘记说：“此诗三章，共十言叔”，不应一句独言大叔。”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 9 8 2 年版，第3 3 7、3 3 9 页。马瑞辰也说：“传但云“叔之从公田也，此经文无大字之证。”见马瑞辰：毛诗传笔通释，陈金生点校，中华书局1 9 8 9 年版，第2 5 5 页。凡此，“大”字为后人所加应无疑。前代主张孔子删诗的学者如欧阳修、朱子发、王应麟等都认为像这种“能”字及“素以为绚兮”都是孔子删去的，实不可信。欧阳修说参见王崧：王崧诗文选注，赵建军选注，云南大学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202页。王应麟、朱子发说参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8年版，第3 1 7-3 1 8、4 5 9-4 6 0 页。相关质疑可参看张西堂诗经六论第8 3 9 7页引述一些学者的意见。当然这些质疑有正确的地方，也有误解。参廖名春：楚简逸诗多薪补释，载文史哲，2 0 0 6 年第2 期。曹建国：楚简逸诗 交交鸣篇）考论，载考古与文物，2 0 1 0 年第5 期。刘成群：清华简郎夜与尊隆文、武、周公，载东岳论丛，2 0 1 0 年第6 期。今本诗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产生不同时代的诗很多字句出奇地相似，比如召南草虫和小雅出车，成诗晚的可能存在模仿成诗早的。再如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清华简芮良夫简1 0 有“或因斩柯，不远其则”，也可能存在模仿借鉴关系。30重”乃太师所为，司马迁错把太师删诗归在了孔子名下 2 9 1 2 0 7。认为“去其重”的是太师，很有启发性。这与我们前文认为周公之琴舞九首半诗内容相近，今本中只存一首，其余是被乐官删削的，是一个意思。而大武六首则不一样，在礼记乐记中说：“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2 6 1 3 2 0 六首诗义之间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所以最初的诗可能并未删除任何一首。最后，至于“取可施于礼义”，清代朱彝尊已经指出其谬误 2 4 6 8 9-6 9 0。90。上博简者夜中的乐乐旨酒乘及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等诗篇，它们“可施于礼义”是毫无疑问的，可能要远远强于今本诗当中某些诗篇，为什么反而没有保存下来？总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句话严格来说是有问题的，主删诗者据此认为孔子删诗实没有太多的道理。当然，还有学者提出广义删诗说应与孔子删诗区别开来，“广义的删诗说，当包含历代太师史官等王官所遗和秦汉学术史上所艳称的孔子所损。孔子删诗的实际历史内涵乃是参考历代王官保留的档案，在原有基础上接力他们的工作，去其重，正其乐，风雅颂各安其序”3 0 1 3 。也就是说，历代太师史官做了“去其重”的工作，而孔子于最后在当时流传的诗本上做了删削取舍刊定。这实际还是变相承认孔子删诗。（二）“诗三百”与“诗”非是对立的概念前文我们认为论语等中的“诗三百”并无特别含义，而马银琴、徐正英认为它与诗的含义不一样，“诗三百”就是孔子自己修订的本子1 0 1.2-3 0 8 1-8。这一点也是二位学者主张孔子删诗的一个有力证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先秦文献及及孔子家语中涉及“诗三百”的五处原文引述如下。子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2 1 5（论语为政）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以为?”2 1 9 6（论语子路）孔子日：“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2 6 8 9 0（礼记礼器）臣（指孔子一一引者注）闻之：“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3 1 7 7（孔子家语郊问）子墨子谓公孟子日：“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3 2 4 5 6（墨子公孟）尤其是墨子中提到的“诗三百”，马银琴认为，墨子“为什么对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行为要进行激烈地批评呢？这除了与墨家一贯反对儒者繁饰礼乐的思想有关之外，儒家诵弦歌舞的诗三百与墨子所推崇的诗并不相同，应当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 0 1 3 0。我们之所以认为“诗三百”与“诗”的含义并非对立，而是大体一致的，理由如下：其一，论语等中的“诗三百”明显具有强调的作用，诵诗，要是“不达”“不能专对”“不足以一献”，即便学了很多（三百篇），也没用，“虽多，亦奚以为”则是进一步强调。“三百”与“多”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将文中的“诗三百”全部换成“诗”，也可以理解孔子话语的含义，但明显不如用“诗三百”表达得更加确切。其二，论语中孔子对诗进行总评，有的直接用“诗”，而不是“诗三百”，如季氏：“不学诗，无以言。”2 2 2 6 1阳货：“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 1 2 9-2 0 将“诗，可以兴”换成“诗三百，可以兴”，完全可行。若二者真的对立与不31同，孔子为什么不用“诗三百”？其三，墨子中提到的“诗三百”，马银琴已经指出乃墨子反对儒者的“繁饰礼乐”思想，这是很正确的。墨子的用意仅此而已，不能说明“诗三百与墨子所推崇的诗并不相同”。若真不同，我们就应该承认“诗三百”与诗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要不然墨子反对的“诗三百”岂不是自己所推崇的诗？从前文诗的编集流传和文献中的引诗及情理等角度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另外，若将墨子原文“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换作“或以不丧之间诵诗，弦诗，歌诗，舞诗”或“或以不丧之间诵弦歌舞诗”等，虽然意思一样，但读起来明显不如墨子用“诗三百”好，不但强调意味明显，也更加突出了墨子对“繁饰礼乐”的秤击。所以“诗三百”与诗非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用“诗三百”的时候具有强调意味，其“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四、孔子对诗的贡献孔子并未删诗，也未言删诗，那孔子对诗做了什么工作呢？前代学者和当代学者都已指出，孔子有“正乐”之功，连带将雅颂中的篇目位置进行了调整，即上文古本诗与今本第三种差异。论语子罕：“子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 2 1 3 3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如，纵之纯如，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领各得其所。”1 卷四十七2 3 4汉书礼乐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领各得其所。”3 3 卷二+二1 0 4 2 这这三段论述都跟乐有关，并无删诗之言。因乐岁久年，残缺失次，孔子一心想恢复旧观，故有正乐，使雅颂之乐各得其所在 3 4 1 4。其心可谓良苦，但于周公之琴舞等篇观之，客观的文献残缺造成了孔子并不能恢复古乐之原貌，雅颂亦有不得其所在者，今本大武在诗中被分为六篇就是明证。除了正乐、调序，前文引述马银琴的观点认为鲁颂也是孔子编入诗的，似也有合理性。至此，孔子于诗可能有编、有调，似无删，重点是正乐。传统认为诗经是经孔子编订的是对的，但他并未删诗。更确切地说，孔子并未将三千篇删削为三百五篇。孔子虽为圣人，但这个工作量太大，很难想象孔子能够全部见到三千篇，并完成删削。参考文献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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