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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育肥与族际互动：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共生互惠共同体的生成朱金春（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摘要：牛羊育肥作为农牧结合地带的一种特色产业，不仅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而且串联起不同区域与环节过程中的各个民族，将之编织到同一个有机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中，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青海循化的牛羊育肥产业在牛羊贩运、育肥、屠宰、出售等各个阶段中，撒拉族、藏族、回族、汉族等民族都存在着广泛且深入的交往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跨区域跨民族的互惠互助关系。牛羊育肥所推动形成的多民族共生互惠关系，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树立了典型案例，对当前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牛羊育肥；农牧交错；族际互动；共生互惠共同体中图分类号：F063.6；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085-12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海、甘肃等农牧交错区，兴起了以牛羊育肥为重要形式的经济运行方式，被称为“西繁东育”，即在牧区进行牛羊繁殖，而由农区的农民通过贩运、育肥、屠宰、出售等环节完成牛羊等畜产品的商品化。作为一种新的畜牧业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一经探索出来，便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很多学者意识到其重要意义，从农牧结合、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民族经济贸易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方式兼具农业和牧业两种生计属性特征1，“从根本上改变了牧业区 靠天养畜、农牧区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初步形成了农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产生了互补效应，开创了振兴民族经济的新途径”2207。但是，学者们对牛羊育肥的讨论主要从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等方面进行分析，没有充分发掘其蕴含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正如茶马贸易在沟通农牧贸易的同时也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样，牛羊育肥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牛羊育肥关涉牛羊繁殖、收购、贩运、育肥和出售等环节，而且延伸到牛羊棚舍、饲料、兽药、运输、营销等领域，紧密地联系起不同区域和环节的各民族，从而将多民族编织到同一个经济网络之中，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有学者已经意识到牛羊育肥、“西繁东育”可以推动族际交往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并展开了讨论3，但是并没有对这一过程中民族交往交流的细节和详细情形进行展示，也难以对其中所蕴含的经验与问题展开探讨。事实上，牛羊育肥活动推动了多民族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收稿日期：2023-10-3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口援藏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机制及典型案例研究”（21BMZ01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川甘青结合部区域党建引领跨界协同治理研究”（SHZLZD2203）作者简介：朱金春（1984），男，山东聊城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边疆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引用格式：朱金春.牛羊育肥与族际互动：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共生互惠共同体的生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08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牛羊育肥的环节和过程进行梳理与剖析，揭示各个环节所展开的族际互动，探索牛羊育肥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经验，为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案例参考。一、农牧结合视野中的牛羊育肥：起源与发展作为农业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游牧在生态类型、产品形态、组织方式、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游牧与农耕之间的贸易便成为彼此间重要的互动方式，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朝贡封赏、民间贸易等都是双方在碰撞与摸索中所形成的互通有无的重要方式。直到今天，农牧之间的经济交换与贸易互动依然持续开展，并发展出许多新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牛羊育肥活动，可以看作是农牧互动与结合的历史延续和当代发展。牛羊育肥一般指每年冬春牧区牲畜膘情不良、出栏旺季且价格低廉时，农牧民将大量牛羊贩运到自然条件较好、饲草料相对丰富的农区，进行舍饲圈养育肥，待市场转旺时再集中出售的做法。以青海省为例，“牛羊的繁殖以西部牧业区为基点，从青南、环湖牧业区过日月山，越黄河，一批批牛羊被赶运到农业区各县育肥，贩运到城市、县城屠宰上市”2207。这种做法，一是避免了牧区在冬春时节牧草不足、牛羊膘情不良、牧民集中出栏造成牛羊损失的问题；二是解决了牧区就业不足且农牧民收入不高的问题；三是满足了内地群众的牛羊肉消费需求。因此，牛羊育肥受到广大农牧民的广泛欢迎。据报道，青海省的牛羊育肥开始于原平安县洪水泉回族乡拉树岭村。1985年村民马长云、马长瑞率先在村里开始了小规模贩运育肥，获得了可观的收益，1992年马长云的牛羊育肥初具规模，年纯收入达2万元4。牛羊育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的纷纷效仿。到1996年，拉树岭村六成农户参与到牛羊育肥行列中，2006年，牛羊贩运育肥户几乎覆盖到了全村，其中百只以上的规模户已经超过60%4。随着规模的扩大，单纯的牛羊贩运育肥开始面临许多问题，牛羊贩运育肥户面向市场积极探索，打通了各个环节，形成了贩运、育肥、销售为主体，生产和流通有机结合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拉树岭村的探索与成效受到了广泛关注，被称为“拉树岭模式”“拉树岭式的牛羊贩运育肥法”。牛羊育肥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每只羊的利润在150300元，每头育肥牛的利润在1 5003 000元。利润有波动，主要受市场行情与养殖技术影响较大。2019年，拉树岭村所在的洪水泉回族乡养殖产业全年实现产值8 465万元5。这种牛羊育肥的做法也被相邻市州县的农牧民纷纷效仿，牛羊育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青海省相关部门也认识到牛羊育肥蕴含的巨大商机，因此在省内积极推广实施“西繁东育”工程与“肉牛肉羊倍增计划”，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西繁东育”工程实施以来，青海省12个项目县从20012005年累计贩运育肥牛羊1 056.53万头（只），其中贩运牛羊564.02万头（只），育肥出栏牛羊492.51万头（只）6。其中，20012008年，互助县农牧民共贩运育肥牛羊180万头（只），“西繁东育”共创收3.5亿元7。大通县牛羊贩运育肥规模户由2001年的898户发展到2005年的4 170户，贩运育肥出栏牛羊由2001年的12.12万头（只）增加到2005年的65万头（只）8，牛羊育肥成为大通县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截至2022年年底，循化县建成规模养殖场65个，家庭牧场350个，牛羊饲养达132万头（只）9。这一做法也引起了甘肃、四川等地的关注，当地广大农牧民纷纷投入到牛羊育肥产业之中。牛羊育肥是一个联结着多个环节且范围涉及广大区域的产业，并不仅局限于棚舍育肥饲养活动。首先，牛羊繁殖主要发生在牧区，牲畜受气候和草场资源的影响，呈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086周期性特征，在冬春季节，牧区牲畜膘情不良、出栏旺季时，价格较低，农区的农民或商贩往往在此时前往牧区收购牛羊；其次，农区的农民从商贩手中购得牛羊，并开展饲养育肥工作，牛羊暖棚建设、饲料生产与销售、动物疫病防治等都在这一环节中被联系起来；再次，牛羊育肥完成之后，需要面向市场销售，此时，加工与贮运、产品信息与流通就成为完成销售并获得收益的核心保障，同时，政府项目补助申请、银行贷款、合作组织建设等也贯穿于牛羊育肥的整个过程。青海省推动实施的“西繁东育”工程及牛羊育肥，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农牧互动与贸易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在清朝时期，川甘青地区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从事牛羊贩卖生意的羊客群体。这些羊客大多来自湟源、鲁沙尔、上五庄、贵德、大通、循化和甘肃张掖、临夏、拉卜楞、临潭以及四川松潘、阿坝等地3。羊客将从牧区贩来的牛羊运至各商业城镇进行屠宰或就地出售，或转运至中原10173。今天的牛羊育肥实际上是对历史上羊客产业的延续和发展。这些农民或商贩往往深入牧区进行收购并在农区贩卖，本身就成为农牧之间经济贸易交往的载体，联结着广大区域的各民族，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与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与羊客贩运牛羊一样，“西繁东育”工程在推动农牧经济互动的同时，也促进着各民族的互动和关系发展。“西繁东育”工程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文化交流，加深了各民族的彼此了解、信任和尊重，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拓宽视野、转变观念11294。事实上，牛羊育肥可以看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牧经济结合并推动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牛羊育肥将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纳入同一个产业运行过程中，编织到一个联结着诸多行业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使得各民族在有机联系的经济活动中展开互动交往，从而为各民族互动与民族关系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牛羊育肥所推动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社会交往中，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民族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消除了固有的偏见，从而为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青海海东每年往返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和涉藏地区从事这一行业的有上万人次，他们在牧区走帐串户，使各民族的互动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和层次1182。的确，在牛羊育肥推动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发展上，回族、撒拉族等民族发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些人群经商的传统与优势，以及对牧区藏族的熟悉，使得牛羊育肥成为青海、甘肃等农牧交错区域农牧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之一，并发展成为一个联结不同环节、联系农牧广大区域的产业，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仅获得收益，而且增进了互动与了解。但是，这一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各民族在其中是如何开展互动的，各民族的关系呈现为何种情形，又存在着哪些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才能得知。这里以农牧交错区域青海省循化县白庄镇为例，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来展现牛羊育肥是如何连接起农牧区域的各民族，在牛羊育肥的收购、养殖、售卖等环节中，各民族是如何开展互动和合作的，是如何推动民族间交往交流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二、在牧区的收购：牛羊育肥中各民族互动的展开牛羊育肥的兴起有着特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背景，并与广阔的市场相联系。一方面，内地市场对牛羊肉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对牛羊养殖规模的限制也促使人们寻求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满足市场的途径，牛羊育肥也就应运而生。从整体上看，牛羊育肥主要是在农牧结合区域兴起和发展的，这是因为牛羊育肥本身就是一项结合农业和牧业的产业。其中，青海省发展的最早，也最为迅速，这与青海的地理区位密切相关。青海发展牛羊育肥的地区主要是海东，该地区也是河湟地区的核心地带，长期以来农业与牧业结合十分密切。因此，本文的田野调查087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点选在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这里是藏族、回族、撒拉族、汉族等民族杂居的区域，牛羊育肥使当地各民族互动较为频繁且深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东部黄河上游、祁连山支脉拉鸡山东端。从区域格局看，循化县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为河湟谷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布局上属于农业和牧业两大区域的结合区，境内农业区以种植业为主，牧业和林业为辅，牧业区以畜牧为主，兼种饲草料；交通与市场方面，该区域地处西宁临夏兰州历史古道的中心，背靠黄南、甘南两大牧区，面向西宁、临夏、兰州三大市场，具有地理、生态、交通与市场优势，使得循化农牧民较早地参与到牛羊贩卖和育肥的产业中去。历史上，循化县是撒拉族聚居区，较早就形成了擅长养殖牛羊的传统，因此牛羊贩运育肥具备天然的优势。循化县政府也意识到这一产业对经济发展与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意义，大力实施“一镇十村百户千人”“西繁东育”和“自繁自育”工程，使循化的牛羊育肥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形成了一条贩运、育肥、屠宰、销售并涉及其他行业的完整产业链。2009年，循化县贩运牛羊55.69万头（只），实现销售收入3 426万元12。2013年，全县牲畜社会饲养总量达到116.82万头（只），适度规模养殖户达到4 426户，年贩运育肥牛羊74.24万头（只）13。2016年，全县草食畜社会饲养总量128万头（只）14，2018年增长到131万头（只）15，2020年增长到132万头（只）16。白庄镇位于循化县东部，距县城20公里，乡政府驻下白庄村，东南与道帏藏族乡为邻，西南同岗察藏族乡接壤，西靠文都藏族乡，北接清水和孟达乡。白庄镇辖27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其中包括撒拉族村21个、藏族村5个、汉族村1个。2005年年底，全镇有撒拉族17 864人，占88%；藏族1 752人，占8.6%；汉族606人，占3%；回族49人，占0.24%174546；2018年年初，白庄镇总人口为2.91万人，其中撒拉族占该镇总人口的92%，藏族占该镇总人口的6%，其他民族占该镇总人口的2%。因此，白庄镇是一个以撒拉族为主，藏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共生互嵌的区域。在白庄镇，牛羊育肥贩运也是由个体农户探索开始的。事实上，这一情形在整个循化县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循化县的牛羊育肥先行者已成为育肥大户，并为广大农户津津乐道。其中，诸如白庄镇科哇片条井村马进财从1985年开始探索牛羊贩运，他曾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青海同仁县、同德县，循化县岗察乡收购羊，再到循化县白庄乡、积石镇贩卖给养殖户或自己育肥，带动了周边农户从事这一产业18；积石镇大别列村的马富贵较早从事牛羊育肥贩运、屠宰行业，1992年创办了第一家由农民兴办的循化县第二清真肉联厂，产品销往各大城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19；积石镇草滩坝村四拉智每年从黄南、甘南牧区进行长途牛羊贩运，积石镇石头坡村韩明义在街子三岔口办起了牛羊育肥场，进行牛羊短期育肥，白庄镇科畦村马热木赞等人形成了贩运、育肥、屠宰、销售一条龙产业。白庄镇格达村藏族农民周嘉从事牛羊贩运育肥，一年贩运育肥34茬，收入十分可观2213。白庄镇牙日村拉毛扎西也从事牛羊贩运育肥，并带动了十几户村民开展这一产业。除了这些个体农户单干外，还有联营情况，出现了牛羊贩运育肥村强宁村，该村有22户，家家户户从事牛羊贩运育肥20。从牛羊育肥的发展历程来看，循化的撒拉族前往牧区进行收购，也是对历史上牛羊贸易的一种延续，但是在牛羊育肥的情境下收购者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以直接屠宰获利，而是在其中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育肥。这些牛羊育肥大户在初期的探索中，牛羊贩运主要是前往牧区进行收购，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果洛、玉树、黄南、海南、夏河县等牧区，甚至远达祁连县等地。在牧区，一般都是藏族、土族、裕固族等进行放牧，但是当时这些民族的商业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收购牛羊的主要是回族、撒拉族等，在整个牛羊育肥过程中，回族、撒拉族农牧民与藏族牧该数据来自2019年7月笔者赴循化县调研时，循化县白庄镇镇政府提供的资料。088民等有着密切的互动和交往。在看到牛羊育肥带来的收益后，白庄镇开始支持牛羊育肥。科哇地区草山面积大，群众擅长畜牧业，白庄镇吧科哇、夕昌片作为牛羊育肥贩运的一个典型，以点带面，支持有条件的农户从事育肥贩运。在当地畜牧部门和镇政府的引荐下，笔者访谈了部分较早开展牛羊育肥的农户，这些农户现在已形成规模，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HMY是白庄镇所辖白庄村的一名牛羊育肥养殖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牛羊育肥，现在已经成立了一家畜牧养殖加工企业。他告诉笔者：“由于要与藏族做生意，我们一般都会说藏语，这样我们也到牧区直接去买羊。一般都是9月份左右，草都黄了，一些牧民家的羊就要着急出售。这时候去买的话，要相对便宜些。我跑过的较远地方有黄南、海南、夏河等，黄南、海南的羊个头大，玉树的羊个头小，但是多。我们一开始主要是在牛羊市场购买。买的时候十分需要经验与技巧，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一只羊，要看皮、肉，还需要考虑税费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看出多少肉。买牛羊不像是粮食，你直接称就可以了，这个要靠经验。一只羊，能出多少肉，我捏捏就能估摸出来，最差也不会超过2斤。但是要育肥的话，更得看这个羊有没有潜力了。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要与藏族牧民打交道，但是很多时候也需要通过当地的经纪（中介人）。”育肥所需的牛羊主要是在牧区繁殖，所以远距离的收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人就在附近的牧区进行收购，一般来说，附近主要是收购藏羊，白庄镇乙日亥村的HYF就主要是在附近收购藏羊并进行育肥的。据他介绍：“我主要是在附近买羊，主要是藏羊，好养，就在县里的文都乡，就是那个藏族乡。我一年一般是买两次：9月份一次，2月份一次。9月份主要是为了春节期间卖出去，需求量比较大，这时候比较好卖，2月份买的羊养到6月份，这时候青草长起来了，饲草料供应充足，价格较低，成本低，也能多赚点钱。我到文都乡，有些熟识的人，藏族，他们给介绍，常来常往的。买的过程比较有意思，要买一般都是一群，有大有小，有肥有瘦，藏族同志呢，就从最大最肥的羊开始出价，我们肯定要从最小最瘦的讨价还价，这样你来我往，经过几轮，差不多就成交了。这一过程中，就和藏族交往起来，因为我每年买两次，很多藏族都认识我。”这种单个农户或者几个人购买牛羊，主要是在牛羊育肥初期，后来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就成立了合作社或企业，牛羊育肥开始专业化发展，有人专门从事牛羊贩运，诸如强宁村就充分发挥牛羊贩运专业村的优势，牛羊的收购和贩卖范围波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从牛羊育肥的收购环节来看，回族、撒拉族等与藏族的互动看似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交易，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意涵。首先，在出售与收购经济行为背后，存在着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约束。藏族农牧民之所以不能完整地完成牛羊育肥的全过程，与藏族信教群众不杀生的观念有直接关系，因此藏族农牧民一般不参与屠宰、销售等环节，这就需要将其牧养的牛羊出售给其他民族，这样回族、撒拉族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牛羊育肥中关键的贸易环节。其次，牛羊育肥中的收购是历史上回族、撒拉族等前往涉藏地区经商的延续与发展。历史上，回族、撒拉族等就深入涉藏地区，收购毛皮、药材，出售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还出现了从事牛羊贩卖生意的羊客群体，回族、撒拉族等与藏族牧民互动频繁，形成了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一网络的延续与扩大为牛羊育肥的贩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次，牛羊的收购与贩卖有着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基础。农牧生态环境的空间分离与经济互补使得牛羊育肥有了发展空间，而牛羊贩运实现了空间上的联结，也意味出于田野调查伦理要求，HMY为化名。下同。此为笔者于2019年78月在循化调研访谈材料。此为笔者于2019年78月在循化调研访谈材料。089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加深，使得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三、牛羊育肥生产组织与合作社中的民族交往交流牛羊饲养是牛羊育肥产业的核心环节，同时也广泛联系着相关行业及人们。初期，牛羊育肥主要是个体农户特别是带头人在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贩运饲养为主。在这种方式下，贩运、饲养、售卖等环节都是由农户个体完成的，这样不同民族间互动与交往不断加深。但是，随着更多的人被吸引到这一行业中，逐渐出现了专业化趋势，形成了专门的牧户、收购户、运输户、育肥户、屠宰户等。在牛羊育肥实现专业化的同时，个体分散的收购、饲养、出售不仅面临着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更为普遍的瓶颈资金短缺，没有资金就难以开展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农户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牛羊育肥就成为产业发展壮大的必要选择。相对于种植业而言，牛羊育肥的组织形式更为灵活。这是因为，农业种植特别是经济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出售有着较长的周期，并且也面临着多样化的分散特征，存在着难以协调和组织的困难，而牛羊育肥则不一样，其生产资料是较为单一的牛羊，可以分散饲养但又易于形成市场规模。因此，随着牛羊育肥的广泛开展和规模的扩大，合作社就成为较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社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合作与互助组织，主要是基于生产销售等经济活动，因此很多合作社会吸纳不同民族的农牧民入社。事实上，在合作社的组织建设和分工合作中，不同民族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不仅合作社内部“成员共同利益和关系格局的形成促使内部整合的实现”21，而且“合作社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合作社可能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一种实践性策略”22。合作社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在西部民族聚居地区也意味着对多民族间互动关系的整合。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场对社会的整合与塑造。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一般而言主要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首先是大户能人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一些能人经过探索与经营形成了大户，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形成体系，联合其他农户建立合作社，其中所联合的主要是基于个人、家族或者亲戚关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可以说，这一阶段合作社的组建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通过联合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其次，随着大户合作社的发展而形成的示范效应，一些实力不足的农户也有着联合的愿望，而此时地方政府也意识到合作社发展的潜力，因此从省、市、县等各个层面都推动合作社的建设，并且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加以支持。在政府来看，特别是在精准扶贫等目标任务的驱动下，让贫困户参与到合作社中是脱贫致富的可行途径。此时的合作社虽然仍旧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为主要目标，但也隐含着一定的社会功能，逐渐纳入一些经济实力与经营能力较弱的农户进入，而这在民族关系发展上，意味着多民族村庄中的不同民族都可以参与其中，因此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具有了社会意义的公共性，也就构成了一个多民族互动交往的微观平台与空间。合作社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合作与互助组织，因为其主要是在牛羊育肥中进行合作，是由村民自愿加入的。笔者调研发现，虽然也存在成员由单一的民族构成的合作社，但更多的仍是多民族成员共同合作经营的合作社。这与牛羊育肥是一项互动性很强的社会经济活动有关。首先，牛羊育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人们一旦发现牛羊育肥可以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就会纷纷参与其中，会带动人们向某一区域集中，通过开展合作以实现相互支持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共建合作社也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与此同时，牛羊育肥合作组织的出现也是对长期以来各民族经济互助合作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无论是牛羊贩卖、长短途运输、商业贸易，还是行商、坐商，各民族都展开了090形式多样的密切合作，并且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商业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民族地区的乡村市场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经济并非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23导言15。这里的“社会”，实际上更多指向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互惠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展经济活动并且以此不断强化社会性，而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社会性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保障。某种意义上，牛羊育肥合作社可以看作是这一产业中最基础的经济单位，但是牛羊育肥是一个联结起广阔区域和不同人群的庞杂产业或产业链，并且这一产业整体也是联系着多个行业，并涉及众多人群。其中，牛羊暖棚建设、资金筹集、饲料兽药购买等，都需要与其他人群展开交往与联系。随着牛羊育肥的展开，许多相关产业也发展起来，这些产业的经营者有着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然在牛羊育肥的经营与合作中，人们会或多或少考虑地缘、情缘、族缘，但是，由于这一活动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人群，并且有着多样灵活的合作方式。在白庄镇的一家兽药销售部，经理是一位韩姓撒拉族，笔者了解到，有不同民族的客户前来购买牛羊育肥的饲料、兽药、添加剂等。“开门都是客，周边村子的很多藏族都来我店里，大部分都比较熟悉，有些都成了老主顾、老朋友。之前有些人暂时手头没钱，我也放心赊给他们。不过现在不是很多，现在贩运饲养牛羊的人都挣钱了。他们挣钱，我才挣钱，是不？”所以，从整个牛羊育肥产业来看，这是促进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不同区域与民族背景的人们联系起来，而且将区域内各民族传统的机械团结发展成为基于经济联系的有机团结24214219，以产业化的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合作组织解决了“封闭的乡土社会构造与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25。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合作社向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化发展后就会出现雇佣关系，进而会容纳更多的人进入，各民族分工合作的情形也就比较普遍。特别是现在主流的方式是“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这种有整有零、有分有合的运作方式塑造的是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网络体系，各民族依托于此展开互动与交往。因此，牛羊育肥是一个联结各民族的经济过程，并且在牛羊育肥养殖过程中，各民族还探索出牛羊养育肥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这既符合在社会化大生产情形下抱团规避风险的经济理性，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互惠合作经验的传承与发展，既是经济的合作也是社会的整合，其经验与意义不可忽视。四、牛羊销售环节的族际互动与社会网络在牛羊育肥中，销售是关键环节，因为只有完成销售和资金回笼，才算获利，才能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而围绕牛羊销售也形成了一个经济链条与社会网络。牛羊育肥的规模与组织化程度也影响着牛羊的销售渠道与网络，个体户与合作社的销售有着一定的差异。个体户的经营较为自由，牛羊育肥往往作为收入来源的一种补充，牛羊销售渠道较多元，包括异地售卖、本地散卖、卖给收购商、农贸市场销售等，但是每一种渠道都意味着社会关系或深或浅的联结。其中，异地售卖的主要目的地是周边市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一个牛羊肉消费需求量较大的区域，往往几户进行联合，到临夏等地联系购买商，然后商讨价格，谈妥之后就进行交割肉羊的售卖，也有个别较大的个体户、专业户联合起来，以合作社的方式在网上销售，主要销往西宁、兰州以及东部地区的城市，但是总体上数量较少。在地域上，除了异地出售外，更多的牛羊育肥户在本地售卖。循化县街子镇三岔口有一个以农此为笔者于2019年78月在循化调研访谈材料。09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贸为主的综合市场，集中了大量的牛羊肉销售店铺，是一个规模化的牛羊销售市场，很多牛羊育肥专业户都选择来这里出售牛羊。在白庄镇，有一个小规模的市场，也有村民来这里销售。除了自己销售外，养殖户也直接将牛羊卖给农贸市场的收购人员。这些收购人员依托设置在市场的摊点，大量收购牛羊，并能很快将牛羊运送到大城市。农贸市场不仅是一个交易场所，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地方，在这里农牧民可以了解市场行情等。除了自己前往外省或集镇市场上出售外，更多的养殖户选择直接卖给收购商。这是因为个体养殖的规模较小，如果自己出售，还面临时间成本、价格波动等问题。收购商依照市场行情确定收购价格，一般也为养殖户所接受。随着合作社特别是较为大型的牛羊育肥企业的出现，销售环节就变得专门化了。合作社与屠宰场等直接对接，有些企业甚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将贩运、育肥、屠宰、销售等多个环节都贯通起来。围绕牛羊销售形成了一个经济互动与社会关系网络。因为牛羊育肥之后的销售是一个更长的下游链条，诸如运输、屠宰、宣传、出售等，涉及养殖户、经纪人、批发商、屠宰场等，更考验农牧民的经验、能力和社会关系，特别是资金及规模等。与收购和育肥环节的小规模运作不同，屠宰与销售环节呈现为规模性的合作社或者企业。其中，不少牛羊育肥的大户或者合作社在西宁、兰州、临夏等城市都设有屠宰场，面向这些城市的群众销售牛羊肉。这些规模化的运营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产业的经济整合。随着牛羊育肥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在牛羊育肥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集中化与专业化的趋势。一方面，牛羊育肥的各个环节都由专门的人来运营，收购、饲养、饲料、出售、屠宰、运输等环节都有着联系密切的明确分工；另一方面，以企业的形式将这些环节纳入企业内部运营中，这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而更为常见的方式则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在白庄镇投资建立了一个规模化的牛羊育肥养殖基地，这也是对牛羊育肥各环节的一种有效整合。在牛羊育肥过程中，与藏族等主要从事畜牧生产的民族有所不同，在贩运与销售环节中，回族、撒拉族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传统优势，因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与其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受“惜杀惜售”26观念的影响，藏族一般不会参与屠宰、销售等环节，这制约着其在牛羊育肥产业中的参与。因此，在整个牛羊育肥过程中，回族、撒拉族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正是依托这一产业的各个环节，勾勒与编织起一个囊括多个民族的关系网络。在牛羊销售、屠宰加工上，主要是回族、撒拉族等民族发挥作用。牛羊育肥后的销售与屠宰，除了面向本地市场销售外，还联系着更为广阔的内地市场，这样又形成了一个联系着更多人群的消费网络。因此，虽然藏族较少参与销售、屠宰、加工等环节，但是汉族等其他民族又参与了进来。五、牛羊育肥产业所勾勒与编织的族际关系网络及其性质整体来看，牛羊育肥产业的发展呈现了循化这一农牧结合地带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结构，同时也展现了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互利互惠。藏族利用草场资源，放牧牦牛、山羊、绵羊等牲畜，但是不擅长商业，这就需要其他民族来完成销售等环节，回族、撒拉族则利用藏族的畜牧业资源，在牛羊繁殖的基础上展开育肥，并进行贩运、屠宰和出售。这一结合不仅使撒拉族、回族从中获得利润，而且也带动了藏族畜牧业的发展，使得藏族的利益得以扩大并改善其生活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供应原羊和架子牛的藏族牧民、供应饲料的农牧民、牛羊育肥户、屠宰商、牛羊肉商铺等就被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族际间的经济社会网络。092事实上，围绕牛羊育肥这一产业，在循化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结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其一，循化及周边的地域性经济社会关系网络。涉及牛羊育肥的多个环节及其所联系的多个行业，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族际之间的社会分工，即从事农业的农户提供玉米、秸秆等饲料，从事放牧的藏族等提供繁殖的牛羊等，而从事育肥的回族、撒拉族等则将这些环节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与此相配套的则是暖棚建设、饲料兽药、牧草种植、兽医、运输、冷藏、销售、加工等多个行业，这样实际上就在循化形成了一个以牛羊育肥为中心的区域性经济社会网络，并且这一网络也将循化地区的汉族、撒拉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平台。其二，以循化为中心形成的跨区域的经济社会网络。循化处在牧区与农区的交错地带，同时也是河湟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商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样牛羊育肥就不可能只局限于循化一地，而是与更为广大的区域联系在一起，这样以牛羊育肥为联结形成了一个联系川甘青甚至内地的汉族、撒拉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关系网络。这两个范围不一致但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不仅推动着牛羊育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使得多个民族在这一网络中形成了一种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牛羊育肥所串联起来的社会经济网络将各个民族纳入一个基于产业发展与经济运行的体系之中，有力地推动了多个民族的互动与交往，深化了民族间的认识与了解，并推进着民族关系的发展。但是，也应该合理认识这一经济活动推动多民族关系发展的作用及其限度。在历史上，循化的藏族与撒拉族之间发展出一种称之为“许乎”“达尼希”的密切的私人关系27，而且，随着牛羊育肥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系不同民族的关系网络，使得民族间的互动交往以全新的形式展开，并且这一互动交往嵌入经济网络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经济运行的族际关系。按照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的结合是共同体的本质，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的结合是社会的概念2852，个人与集群之间各种纽带、关系的性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历史上循化县藏族与撒拉族之间形成的“许乎”“达尼希”关系是区域性的地缘共同体的表现，是共同体形态下人们的纽带形式，而在牛羊育肥中联结起来的族际关系，则体现了“交换社会”中一种横向的自由的结合，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形态下，人们之间的关系状态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2895。与滕尼斯对传统共同体内人群关系温情脉脉的眷恋不同，涂尔干则是从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社会结构与情境下人群联结的特点，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种社会整合方式。其中，机械团结指的是简单社会分工下基于相似性而形成的人群间联结方式，以人群的相似性与同质性为前提，而有机团结则是在社会分工扩大情形下的人群整合，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联结与整合方式，是因为社会分工使得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大，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中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24214219。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牛羊育肥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分工，从而使得各民族都可以参与到分工之中，从而形成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虽然滕尼斯与涂尔干的旨趣不同，但是却指向了同一个社会事实，也就是人群之间的联结方式有着重要的变化。而对于一个处在转型中的多民族社会而言，事实上是处在一个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连续统的某一环节，即形成了涂尔干所说的因社会分工而发展出的有机团结，但是与此同时，传统的民族、文化等塑造与支配机械团结的因素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得循化地区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多民族关系处在一种过渡性的复杂状态之中。因此，对于循化县牛羊育肥及其他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多民族联结关系，要特别注意文化与民族在其中的影响。的确，一方面，社会分工的扩大、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093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平台与框架，使其可以发展出在经济上利益攸关的关系，并且在经济互动的同时增进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与民族等观念意识与组织约束在增强族群凝聚力的同时，也对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如何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互鉴互惠，以此来实现更为密切的经济互动与社会交往，历史上西部边疆各民族有着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互鉴互惠经验，但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巨变条件下有效推进，则需要持久的努力与不懈的探索。六、结 语通过对牛羊育肥产业链条过程中各个环节各民族互动与交往交流的梳理与勾勒，本文呈现了农牧交错区域各民族共生互惠关系展开与发展的微观样本，但是这一微观样本展现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牛羊育肥已成为农牧交错区域各民族经济互动与社会交往交流的一个平台和载体，是各民族和谐关系在新的社会分工与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二是牛羊育肥这一经济活动所呈现的互助合作关系，建基并延续着历史上各民族在互动中所形成的互惠经验，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基础。牛羊育肥产业中出现的族际互动主要着眼于获得利润，因此并不特别区分和强调群体的民族身份，而且正是这种不区分与不强调，使得各民族间的经济互动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则，并形成市场主体间的平等有机联系。牛羊育肥在生产方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实际上重塑着各民族的生产行为及其生产关系。以牛羊育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长的产业链条，并且在此过程中广泛联结着其他的行业，是一个面向市场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表现形式。这样，事实上打破了农牧业生产封闭、分散的自然状态，将之联结到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一生产关系的形成，联结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使之成为一个有着坚实经济基础的互惠共同体。基于牛羊育肥这一具体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互惠共同体，意味着各民族之间的联结已走向滕尼斯意义上的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以及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并且这一经济形式及其呈现出的对多民族人群的关系塑造，意味着“社会生活规则也逐渐从以民族为中心向以社会分工为中心转变”29。推动这一变化发生的最基础的动力正是其具有鲜明现代性指向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30147事实上，民族群体参与社会分工的广度与深度不仅决定着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牛羊育肥正是以其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产业链条吸纳各族群众参与其中，从而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联结起各族群众并使之发展着更为有机和密切的和谐关系。牛羊育肥所形成的产业链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