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华人社团组织与功能研究：基于双重文化认同视角_许紫葳.pdf

2023年6月第2期Jun.2023No.2八桂侨刊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瑞典华人社团组织与功能研究：基于双重文化认同视角许紫葳张 云摘要：一直以来，身为北欧五国之一的瑞典，和西欧的其他国家相比，并未吸引太多华侨华人移民定居。华人移民瑞典始于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在瑞华人数量从起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数万人。为了实现在瑞华人的广泛团结与联系，瑞典华人自1978年开始陆续成立华人社团。数十年来，瑞典华人社团类型逐渐丰富，在组织结构方面，瑞典华人社团大多形成了较为完善稳定的组织结构，功能也逐渐凸显，展现出鲜明的双重文化认同，并体现出混杂融合以及利益优先的特性。在这样双重文化认同特征的影响下，瑞典华人社团呈现出组织形态本土化、规范化而运行模式灵活化、中国化的特点。在功能模式方面，瑞典华人社团从政治和经济上适应住在国规则，体制化趋势明显，从社会和文教上满足华人切实需求，凸显实用性。总的来说，瑞典华人社团较好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社会，有力地促进了中瑞关系的发展。关键词：瑞典华人；华人社团；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作者许紫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区域治理、国际社会理论、东南亚。地址：广州市，邮编510632。前 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欧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和传统的北美和东南亚地区相比，欧洲来自中国的海外移民增幅十分明显。除了传统的西欧地区各移民输入国，去往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瑞典近年来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成为华人移居北欧的主要目的国之一。与较快的经贸关系发展相反，关于瑞典华人的相关研究进程则比较缓慢，目前关于欧洲华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华人人口较多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和南欧国家。关于北欧华人社会的研究多是一些零星分散的概况性介绍或描述性资讯，缺乏学术性的研究。正如李明欢教授所言，欧洲国家多、语言杂、资料散，是深入研究的障碍。受此局限，国别研究虽有所拓展，但一些欧洲华侨华人重要居住国，如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瑞典、瑞士等，还缺乏研究，对英、法、德之外欧洲小语种国家的相关资料缺乏必要了解。一直以来，瑞典华人数量占瑞典总人口比例较小，且瑞典并非欧洲华人移民的主流国家，因此搜索与汇集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研究70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9年第3期。-10前人研究成果后，笔者发现学界针对瑞典华人的专门研究甚为匮乏。在为数不多的瑞典华人相关文献中，发表在 八桂侨史 1994年第2期的 瑞典的华人 一文是最早的相关资讯，其描述了早期瑞典华人的基本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也有一些针对北欧华侨华人的资料对瑞典华人有过部分概括性描述，如1995年的 欧洲时报 有非常简短的关于北欧五国华人的简介。而国外针对瑞典华人研究中，不得不提到LinnAxelsson、CharlottaHedberg等学者通过对12位在瑞中餐馆员工的访谈以及对瑞典劳工政策的相关分析探究了在瑞华人劳工的模式以及面临的问题（LinnAxelsson、CharlottaHedberg、BoMalmberg、QianZhang，2013）。另外学者钟元娜通过对来自6个家庭的11名中国移民父母的访谈，调查了瑞典华人父母对家庭儿童体罚的态度（Zhongyuan Na，2016）。本文主要以瑞典华人社团为主要对象，通过对瑞典部分社团创始人、负责人以及社团会员进行访谈以及相关官方资料的收集，探究瑞典华人与祖籍国和本土社会的互动情况，进一步研究瑞典华人移民的特点以及在瑞华人社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作用。由于瑞典华人数量较少，第一代移民居多且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融合度，在中瑞两国的跨文化冲击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建构以及归属感受到较大影响，使得当地华人呈现出双重文化认同的特征。双重文化认同，简单地说，是指在多种族的社会中，移民及其后裔既有对祖籍民族文化特性的保留，又有对移居地国家主流文化的趋向。跨文化心理学的学者们提出，移民的双重文化认同主要有两种类型：混杂型和交替型。根据菲尼等人的研究，混杂型文化认同者接受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认为自己具有同等的族裔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并为族裔文化感到自豪。他们认为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虽有差异，但两者并不冲突。交替型文化认同者却认为同时具有两种文化认同比较困难，因为其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和冲突。根据贝里的文化适应模型，文化适应模式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同化、融合、隔离和边缘化。同化指移民抛弃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完全融入居住国的社会文化。融合指移民在保留祖籍国文化认同的同时，积极融入和适应居住国的文化。隔离指移民和居住国的主流社会隔绝，仍然只认同祖籍国的文化。边缘化指移民既不认同祖籍国文化，也不认同居住国文化的情况。笔者认为，瑞典华人社团体现出明显的“融合”文化适应模式，瑞典的华侨华人大多属于混杂型双重文化认同，他们既对祖籍国有族裔认同，也对居住国有国家认同，并且两种认同良好地融合，影响着瑞典华人社团的组织和功能，且这样的认同在其实际应用中体现出明显的利益优先性，形成了瑞典华人社团特殊的混杂融合、利益优先的双重文化认同特征。一、瑞典华人移民与华人社团的兴起中国人移民瑞典始于清末民初，起初主要是广东人，后来一些浙江人也从法国、意大利移居到瑞典。195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瑞典的正式建交，瑞典的华人移民不断增加，根据徐斌的 欧洲华侨经济，1950年代，瑞典华人为24人，1970年代，瑞典华人的数量大概为300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支局势剧变，瑞典收容越南华人2250人。1980年代，根据 华侨华人经济年鉴 统计数据，1985年的在瑞华人数量为9000人，1990年，据瑞典国家移民局的统计，瑞典的华人约为12000人，他们中来自印支国家的占半数以上，来自中国大陆的有3000人，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有2000人，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有1500人，其他为来自新加李永：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成因探析，世界民族 2018年第1期。刘燕玲：当代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特征探析以美国华人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1年第1期。刘燕玲：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学生的双重认同研究美国华裔青年身份认同的个案分析，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瑞典的华人，八桂侨史 1994年第2期。朱慧玲：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现状及其特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9年第4期。-11坡、印尼、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放宽了出入境政策,中国大陆公民移居欧洲各国的新移民越来越多，出现了百万大陆居民移居海外的移民潮，根据欧华联会1997年的社会调查可知，瑞典华人为2万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移居瑞典迅速增长（见图1），移民速度不断增加，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减缓。图120002011年从中国到瑞典的移民流来源：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图22011年瑞典外来移民来源: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表1瑞典华人移民数量（不包括香港）MenWomenTotal200547338544132772006514093131445320075746102671601320086669115871825620098078131242120220109381146172399820111015515502256572012106161620826824201311114168092792320141148717212286992015113301708028410资料来源：Zhongyuan Na：“Swedens Chinese immigrant parents view 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Erasmus Mundus Master s Programme in Social Work with Families and Children，University of Gothenburg，2016.瑞典的华人，八桂侨史 1994年第2期。-12根据瑞典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在2011年成为瑞典的第五大移民国（见图2），2011年在瑞华人数量达到2.5万。直至2016年最新移民统计数据，来自中国（不包括香港地区）的移民人数达到28410人（见表1），在所有亚洲移民群体中排名第二。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瑞典华人的移民类型日趋多元化，不同于过去主要基于人道主义和家庭团聚的移民方式，逐渐包括婚姻、劳工和学生移民，据统计，2008年的在瑞华人，绝大多数是在2000年代中期移民过来的（见图3），因此目前的在瑞华人大多是第一代移民，移民类型较为多元化且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在瑞典的中国移民主要活跃在瑞典社会的两个阶层：要么是作为学生来到瑞典，然后继续居住在瑞典从事高技能的职业；要么是来瑞典从事低技能的餐饮业工作。根据2010年瑞典统计局的数据，来瑞华人从事的职业最主要集中在餐饮业，其次是在教育或科学、法律、科技等高技能领域（见图4）。图3按移民年份划分的在瑞典华人人口数来源: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图42010年瑞典按职业分类的中国出生人口来源:瑞典统计局（Statistics Sweden）Axelsson,Linn&Hedberg,Charlotta&Malmberg Bo&Zhang,Qian.Chinese restaurant workers in Sweden:policies,patter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13,pp.13-19.Zhongyuan Na：“Swedens Chinese immigrant parents view on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Erasmus Mundus Master s Programme in Social Work with Families and Childre，University of Gothenburg，2016，pp.9-10.-13来瑞华人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缓慢攀升，他们开始聚居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及马尔默等城市，工作门类集中在餐饮、信息技术、零售、制造等各个行业。1978年，瑞典诞生了第一个华人社团瑞京华人协会，其后，各式各样的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由于在瑞华人独特的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在瑞华人社团拥有的文缘性社团占比超过50%（见图5），留学生社团、专业社团和文体社团都极为丰富。在瑞华人社团的领导人大多是两类，分别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和在各行各业的优秀贤能。前者主要是餐饮业的企业家，而后者大多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如艺术家协会的会长大多是受人尊敬的著名艺术家。图5瑞典华人社团的类型来源：根据作者整理的在瑞华人社团名录自行绘制。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瑞典华人社团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些制度完备、结构稳定的华人社团，譬如瑞京华人协会，逐渐成为瑞典著名的小型综合性社团。2000年以来，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增长，华人社团数量大幅增长，类型日益丰富，结构也逐渐完善。2008年是瑞典华人社团发展的重要年份，瑞典相继诞生了瑞典华人总会和瑞典华人联合会两个全国性的社团联合会，在瑞华人社团的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如今，瑞典华人社团历经数十年发展，组织制度和结构更加完善，在对提升当地华人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以及更好地融入本土主流社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桥梁作用。近年来，随着高技术、高知识的瑞典华人移民增多，越来越多的华人较好地融入了瑞典当地社会，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并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不忘华人同乡，通过地缘、业缘、文缘等不同联系纽带的华人社团彼此联系、互帮互助，形成了独特的在瑞华人网络，极大地增加了在瑞华人的凝聚力，也逐渐扩大了华人在瑞典的影响力。二、瑞典华人社团双重文化认同特征形成的客观条件1.瑞典的政治体制瑞典的政治体制是在瑞华人社团双重文化认同形成的动力之一，瑞典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国王为国根据作者2019年6月2日与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王吉生的电话访谈可知，早期的瑞典华人社团大多规模较小且形式较为随便。许多华人为了回国之后的光鲜身份，在为社团命名时为了听起来气势恢宏，给社团加上以欧洲或瑞典的前缀，但实际上社团空有其名，有时甚至会出现，丈夫是会长，妻子则是副会长，一家人皆是社团负责人的现象。2008年4月，奥运火炬在欧洲的传递遭到藏独分子的阻挠，瑞典华人站了出来并于4月26日发起了支持北京奥运的大游行。这次游行是瑞典华人社团发展的一大转折点，瑞典华人意识到瑞典华人团体需要全国性的华人组织来凝聚在瑞华人并在关键时候发出瑞典华人的声音。-14家元首，内阁行使行政权力，议会拥有立法权，上至国家议会、下至市议会都是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议会选举与省议会、市议会选举同时进行。凡是在瑞典定居的每一个瑞典国民，除选举日未满18周岁者和根据法院裁决被宣布为丧失法定资格者外，都有参加议会选举的权利。在这种公民普遍拥有选举权的政治背景下，在瑞移民被积极鼓励参与选举活动，积极行使公民选举权。能够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华人群体的声音，维护华人群体的利益，使得华人群体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利用参加竞选等多种途径去尽最大努力掌控社会资源，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族群的自我保护和发展上，大力追求族群的自我利益，因而强化本族群的身份认同，推动双重认同的互动走向利于族群整合发展。瑞典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华人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让他们在政治参与中认同自己瑞典公民的身份，加强了对居住国的国家认同。2.多元化文化政策随着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移民数量增加，瑞典社会逐渐出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对多元化移民政策需求日益迫切。1960年代开始，瑞典出现了由战后的同化政策向多元文化政策转变的迹象。1965年，瑞典成立了关于移民政策的专门小组，并提出为促进移民融入社会，应向移民提供资助，给予移民免费的瑞典语培训，编写和发放介绍瑞典社会状况和移民权利与义务的宣传材料。1968年瑞典废除了侨民委员会，建立移民委员会。该委员会存在了六年之久，调查移民在瑞典遇到的问题，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评估，对移民与少数族裔团体的要求和愿望进行调查，对移民与少数族裔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要求进行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移民与少数族裔问题的新措施，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1970年代以来，瑞典政府加强了对劳工移民的限制，但因为家庭团聚产生的亲属移民仍在增加，瑞典政府对移民问题的关注度显著上升，1975年移民委员会的建议为议会采纳，并通过立法，奠定了瑞典处理移民和少数族裔政策即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平等、选择自由和伙伴关系，文化保持，社会参与，多元文化教育等四个方面。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不仅为瑞典华人提供了平等工作的机会，保持文化认同的自由，接受母语和瑞典语教育的权利，甚至给予政治参与权利和同样的福利待遇。多元文化政策让在瑞华人得以享有保留祖籍国文化认同的自由，所以许多在瑞华人社团也能够在社团宗旨中包含祖籍国文化的元素，让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双重认同得以更好地融合共生。三、瑞典华人社团的组织网络：混杂融合性在瑞华人社团双重文化的混杂融合性体现在其组织网络上对华人身份的高度认同，对华人群体利益的维护，以及其对中瑞两国文化的融合性吸收。在社团类型上，以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地缘关系为双中心展开，在组织形态上既保留了祖籍国的人情特色和灵活操作，又纳入了居住国的规范制度与民主氛围，一边通过关系网提高举办活动的效率，另一边通过完善的制度约束社团的发展，确保社团的长久有序运作，实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高效融合。1.瑞典华人社团的类型：以祖籍国地缘为纽带的社团和以居住国地缘为纽带的社团并重瑞典华人社团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综合性社团、地缘性社团、文缘性社团和业缘性社团四种。瑞典华人移民历史并不长且华人规模不大，瑞典华人社团与西欧的华人社团相比，由于新移民的占比较大，缺乏传统的建立在相同姓氏基础上的宗亲会等血缘性社团，体现出更高的社会融合度，从而呈现出以地缘关系从祖籍国和居住国双中心向外辐射的特点。李然：瑞典公民政治参与率较高的原因探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徐希才：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世界民族 2020年第2期。杨洪贵：瑞典多元文化政策初探，欧洲研究 2006年第5期。-15（1）以祖籍国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和业缘性社团瑞典的新移民数量较多，相较于西欧的传统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来源地更加广泛且均匀，来源地占据了国内的大部分省份，如上海、北京、广西、安徽等。以祖籍国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瑞典华人社团类型主要是地缘性社团和业缘性社团。地缘性社团以浙江青田和广东潮州同乡会比较突出，2001年成立的瑞典青田同乡会和2003年成立的瑞典潮州同乡会是瑞典较为著名的地缘性社团。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同乡会的地缘关系大多以省份或直辖市为单位，唯有青田同乡会以县级区域为单位，青田华人移民在欧洲的地位由此可见。作为瑞典业缘性社团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地商会同样主要以祖籍国地缘关系为纽带，如瑞典河南商会、瑞典温州商会、瑞典安徽科技商业协会等，他们的存在大大增进了其祖籍地与瑞典的贸易往来。（2）以居住国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文缘性社团和综合性社团随着欧洲华人逐步在当地国安居立业，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与当地社会的多重联系也在不断深化，因此，越来越多华人社团以在当地国的居住地为地缘纽带而组建。以居住国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瑞典华人社团扎根于瑞典的大部分地区，其类型主要为文缘性社团和综合性社团。其中的文缘性社团可分为留学生社团、专业社团和文体社团三类，数量较多且分布极广。以留学生社团为例，目前，中国在瑞典留学生超过6300人，瑞典在华留学生超过1800人。光是留学生为主的社团就有二十多个协会，它们依靠各地的大学建立，遍布瑞典各地。瑞典的综合性社团同样体现出非常明显以当地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征，因为瑞典一些小城市的华人关系较为零散，数量较少，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表现在居住在瑞典同一城市，因此以瑞典居住地命名的小型综合性社团应运而生，例如恩舍尔兹维克华人协会、赫尔辛堡华人联谊会等。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发展是在瑞华人适应瑞典华人存在网络的需要，更是瑞典华人建构乃至重构其华人认同，实现当地化的一种表现。瑞典华人社团的构建拥有多元化的渠道，既不乏依托先赋性的乡缘、亲缘纽带（包括最传统、最基层的原籍地村缘纽带），亦可见依托自致性的业缘、学缘纽带，亦在地缘纽带上较好地体现了双重认同的特点。目前瑞典对在瑞华人的态度与政策都较为友好，鼓励在瑞华人免费学习瑞典语并积极促进瑞典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所以目前在瑞华人社团对于瑞典社团的身份有较大认可度，很多社团都以融入当地社会，提升华人生活品质的目的而组建，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居住国认同。但是从地缘性社团和业缘性社团不难看出，在瑞华人以祖籍地、原乡地关系为基础的地缘文化认同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他们的谋生方式依然立足于中华文化，这使得他们与移居地其他居民的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较大的文化认同差异。基于此，他们虽然对瑞典社团的身份高度认同，但地缘文化认同及其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职业使得他们也始终保持着祖籍国认同。2.瑞典华人社团的组织形态：制度结构上适应居住国文化，运行模式上保留祖籍国文化。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鼓励瑞典华人保留自己的文化，成立合法社团并给予一定资助，但相应地要求社团组织系统完善且正规。因此在瑞华人社团在组织制度上受居住国文化，即瑞典的文化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影响，更加现代化，拥有完善的组织制度和章程，呈现出组织形态本土化、规范化的特点。尤其是瑞典的大型综合性社团大多都组织结构严密，规章制度较为严谨。而瑞典华人社团的运行模式保留祖籍国文化的影响，体现出更加灵活的兼具中国式“熟人社会”的特点，保留了中国式的“人情”色彩。（1）组织形态本土化组织形态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其瑞典华人社团的宗旨和民主选举上，瑞典的华人社团宗旨尤其强调融李明欢：21 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 年第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官网：“驻瑞典大使陈育明在中瑞建交65周年招待会上的致辞”，http:/se.chinaembassy.org/chn/sgxx/dsjh/t1261302.html李明欢：21 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 年第4期。-16入当地社会和维护华人权益。维护瑞典华族利益，几乎是所有在瑞华社的共同目标。瑞典华人联合会的宗旨里就提到“维护华人族群在瑞典社会、文化、体育、政治等层面上的利益和需求。”瑞典青田同乡会的十六字宗旨里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团结同乡，服务华社；助力融入，连结中瑞。”在社团组织上，瑞典华人社团受瑞典当地文化影响，尤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以华联为例，在访谈中，华联前任会长表示，依据政府对社团的要求，社团的会长等主要职务需要民主选举产生。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在瑞华人社团大多积极在瑞典注册获得社团的“组织号”，策划活动获得政府资助，高度认可瑞典社团的身份，不断强调社团的政治中立性。笔者在访谈马尔默地区最大的华人组织华鼎中瑞文化协会会长时，当问到政府资助时，她提到社团需要在财务上透明，经得起政府的定期检查才可以获得一些相应的设施福利。瑞典的华人社团在瑞典文化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影响下，组织形态不断本土化，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社会。（2）组织形态规范化组织形态的规范化尤其体现在瑞典的大型综合性社团联合会，以瑞典华人总会（简称为瑞华总会）和瑞典华人联合会（简称为瑞典华联）为例，这两个大型综合性社团都拥有理事会，推举委员会（或称选举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秘书处等机构，而各机构大都由年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完善的内部结构是大型社团获得认可和资助的关键，在瑞典的正规社团，需要向税务局申请“组织号”，并且提交社团的相关资料。拥有完善的内部结构，无疑会帮助该社团申请政府补贴的社团组织经费，也有益于提升社团的等级，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瑞典华人社团的管理主体是社团的会长，是社团的主要决策者，由选举产生。社团中还设置各种荣誉性职位，组成主席团。主席团的成员大多为瑞典各界事业有成、公信力强、影响力大的华人代表，他们通常在社团中担任荣誉会长等职位。除了联合会内部结构完善，联合会与分协会之间的外部系统也同样比较规范，联合会的各个会员社团是相对独立自主的，正如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王吉生所描述的：“我们不是上下属的关系，我们有点像他们的代表。”组织形态的本土化和规范化是瑞典华人社团受瑞典当地政策和法律制度影响的产物，体现了瑞典华人社团高度的居住国文化认同。（3）运行模式灵活化受“亲带亲、故帮故”的移民网络影响，华人之间形成的同胞互帮互助之风也体现在华人社团的运行模式上。虽然社团已经有完善的组织结构，但在瑞华人社团在实际运作时，大多有简单固定的内部模式，不会拘泥于社团结构和规则。以华联针对新冠疫情的援助活动为例，在笔者访谈中，当问及救援活动中募捐专项小组的分工时，华联秘书长这样描述，“大家开个会几分钟就分好了，你能干什么，我能干什么，谁行谁来。我们虽然防疫是第一次，但做大型活动每年都有，干活的就是这些人。大家都有经验且互相了解，就自己去动手，大家自己协调。”由此可见，在瑞华社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和默认不成文规则形成的高效率、易施行的工作模式更多是家庭风格，更注重无私奉献和能者多劳。（4）运行模式人情化瑞典华人社团的互相往来依旧受移民网络影响，有传统的“人际关系大于组织关系”的中国式“人情社会”的特点，社团领袖个人之间往来较多，交叉兼任的现象较为普遍，但组织上正式合作交流则较少，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大型联合会组织独立发展，社团领袖之间往来密切；二是小型社团地区内小范围、低频率合作交流；三是社团领导负责人交叉兼任形成网络。瑞典华人联合会官网：“瑞典华人联合会”，http:/www.huaren.se/zh/瑞典青田同乡会官网：“瑞典青田同乡会协会宗旨”，http:/www.qingtian.se/来自作者2019年6月2日与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的电话访谈。来自作者2019年12月4日与华鼎中瑞文化协会会长的电话访谈。来自作者2019年6月2日与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的电话访谈。来自作者2020年3月7日与瑞典华人联合会现任秘书长的电话访谈。-17瑞典三个较为著名的联合会是瑞典华人联合会、瑞典华人总会和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这三个联合会下联合了许多的分协会。三个联合会组织之间相对独立、各自发展，几乎没有组织上的合作和交流。但各个联合会的领导、负责人和会员都会在各种活动中互相往来，社团领袖间的密切往来增强了瑞典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也加快了瑞典华人针对重大事项的反应速度。此外，社团领袖之间的高效信息交流节省了许多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他们对华人整体社会发展情况的掌握，以便于当地华人更好地融入和发展。遍布瑞典全国的小型华人社团，由于地理原因，即使是在同一联合会内部的分协会，彼此联系也并不多。在对华联前任会长的访谈中，他这样描述，“几乎没有太多联系，这些社团大多就分散在全国各地，一般就在年会的时候聚在一起，他们是比较独立的，我们只是偶尔作为协调机构帮忙为一些地区性的社团建立联系。”总的来说，瑞典的社团联合会对所属分协会并无太大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并不是正式的隶属机构，而更接近于一种象征或代表意义，主要负责在需要的时候代表所有分协会的华人发声或争取社团的利益等。瑞典华人社团里主要领袖兼任的情况比较明显，尤其发生在一些在华人社会里有声望的人士身上。有的会同时兼任两个社团的会长，或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在一个社团内担任会长，在另一社团兼任名誉主席或理事。譬如斯德哥尔摩华助中心主任王建荣是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一任会长以及瑞京华人协会的名誉会长。此外，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联合会中分协会的会长会担任联合会的常务理事或名誉主席。这样较高密度的“执事关联”使得各个社团人员之间的沟通更为密切，提升了瑞典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不难看出，这些瑞典华人社团的宗旨都积极推动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生活，体现了对居住国的高度认同，其社团组织也深受居住国的影响，在组织章程中总是不断强调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展现了在瑞华社组织形态的本土化，完善的组织结构则体现了组织形态的规范化。这些特点都是深受瑞典地方政策环境影响的产物，在整个在瑞华社网络实际运行过程中体现出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典型中国式的高度执事关联则证明来自移民网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四、瑞典华人社团的功能模式：利益优先性相对西欧而言，瑞典华人移民历史并不长且华人规模不大，而21世纪的新移民又占据了瑞典华人的大部分。西欧各国的旧移民较多，他们大多是非精英移民，通过契约劳工或者作为难民而来，瑞典的新移民中通过留学或者技术的精英移民增多，高技术、高学历人才更多。留学生学成后获得居留许可，进入瑞典高校任教或从事科研，高技术人才进入一些中国在瑞新建的公司，他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大提升了其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也因此提升了瑞典华人的社会融合度，在其社团功能上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双重文化认同，并表现出利益优先的特点。利益优先性主要指华侨华人会根据自己的现状选择利于自己的文化特点或内容，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文化价值，而非全然死板地保留或接受其中一方的文化，彰显了实用性和利益取向。1.政治和经济功能：适应住在国规则，逐渐体制化近年来，在瑞华人一边积极参与住在国事务，在政治参与中深化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也不忘祖籍国，在维护祖国统一等事件上积极发声，也加强了族裔认同，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在这过程中，瑞典华人群体政治功能的发挥也逐渐体现出对体制化的突出诉求。正如李明欢教授所来自作者2019年6月2日与瑞典华人联合会第三届会长的电话访谈。所谓“执事关联”，系指一对或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为董事、理事或重要职员的现象：一对社团如果执事关联数愈多，则关系愈为密切，见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出版。-18言，当代欧洲华人社团的体制化诉求包括政党路径、利益集团抗争、法律维权，直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欧洲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合理合法地组织起来，通过体制化渠道争取权益的走向。而瑞典华人社团正是如此，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体制化渠道张扬利益诉求，寻求外部理解与支持，他们通过政党、游行和社团声明等合理渠道维护自身和祖籍国权益。帮助和促进移民参与瑞典社会、确保他们获得平等的机会与待遇是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在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在瑞华人社团积极进行政治参与，他们大多鼓励会员积极参政议政，以向会员传递政治信息、了解当地国政治系统和履行公民义务为主。例如，瑞典每四年一次的大选，瑞典华联就和各个政党对话，并在官网上提供党派对话的详细视频。尽管瑞典华人是瑞典的极少数族群，难以在某个选区形成较大影响力，但在瑞典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当地华人参政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以瑞典著名华人议员、瑞典两湖同乡会会长刘芳为例，2018年瑞典大选，她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党以6.2%的得票率成功当选，在市议会方面，刘芳以排名第三成功当选，并连任瑞典斯德哥尔摩省纳卡市议员。近年来，瑞典华人社团政治力量得到增强，政治参与也变得更加成熟，逐渐成为瑞典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与此同时，瑞典华人社团也会为了维护祖国而发声。这些发声经常是由瑞典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其他社团积极响应。例如2020年2月1日，瑞典华人社团（瑞典华人总会、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等）就“美国分裂西藏法”发表严正声明。另外，对2018年瑞典发生的辱华事件回应也体现了瑞典华人社团的政治影响。瑞典 SVT 播出了一期时事讽刺娱乐节目丑化华人形象，针对此事，瑞典各大侨团一起签署了联合声明表达强烈 抗议，最终事件以节目主持人辞职画上句号。中瑞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从1957两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起，两国就建有经贸联委会机制。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两国互为在亚洲和北欧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瑞典华人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近年在商业上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他们积极抓住商业契机，密切关注祖籍国的大方向和大政策，在制度框架下合理合法地组织在一起，通过加入工商联合总会等大型联合会的活动等体制化渠道争取权益推进中瑞合作。例如，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倡议下，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论坛和研讨会等活动同各个商会积极加强与祖籍国的互动与合作，进一步刺激了瑞典华社的经济功能，促进各种中瑞企业的合作，在瑞典当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中瑞扩大、深化经贸投资等务实合作作出了贡献。2.社会和文教功能：满足华人实际需求，凸显实用性在瑞华人社团的双重文化认同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实用法则，瑞典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协调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助力在瑞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等三个方面。在瑞华人社团对于新移民实现社会适应有很大帮助，对于一些刚到瑞典的移民，他们经常会通过认识的先到移民来更快地适应当地，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来满足新移民的需求，这对于来瑞新移民而言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加入华人社团无疑是实现融入的一个最简便而高效的方法，社团里的老移民不仅会提供一些关于当地生活的信息，也会有一些针对社团会员的特别帮助。例如，华鼎瑞中文化交流中心就经常帮社团会员争取一些当地中餐厅或者杂货店的特殊折扣或配送服务，也会为社团会员介绍一些宜居的社区，甚至社团内互相出售一些闲置的二手家具等。加入当地华人社团能够让新移民迅速适应当地生活，站稳脚跟。华人社团同样也帮助居住国的华人保持联系网络，为了协调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华人社团经常会举行活动以增李明欢：21 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 年第4期。杨洪贵：瑞典多元文化政策初探，欧洲研究 2006年第5期。瑞典华人联合会官网：“瑞典360”，http:/www.huaren.se/zh/人民网：“愿做中瑞合作桥梁与纽带”，https:/ 新舞社 多次应邀参加希腊民间舞蹈节，不仅推广了中国文化，更增进了华人与当地人的交流。在文教上，瑞典的华文教育根据华人的特殊需求，在适应居住国的教学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祖籍国的教学内容。这些华文学校的教学与中国的传统教学不同，它们适应了华人的需求，更注重培养中文兴趣，强调听说，而非读写。正如瑞典的著名华文学校瑞青中文学校的办学理念为例：“教学内容以培养中文学习兴趣为起点，以承传中华文化为目的。在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使得他们能对中华文明与文化进行思考，能与西方文化建立联系与比较，并且能够对多元文化与文明进行反思。”这些中文学校大多设有多门种类丰富的文化课程，还根据学生年龄类别设班，鼓励并辅导学生参加汉语言水平考试。学校还时常举办比赛来激励孩子们进行中华文化学习，通过汇报表演，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瑞典华人华文教育的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便于利用华人网络招生，瑞典的华人社团大多与中文学校联系紧密且相辅相成。瑞典的华文学校有的直接由华人社团承办，社团的会长便是学校的理事、董事。华人社团为学校招生提供财力支持和宣传渠道，华文学校则强化了华人社团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社团也藉由创办学校所体现的凝聚力和使命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加入社团。学校与社团大多一一对应地存在紧密的关联，譬如瑞京中文学校与瑞京华人协会、瑞青中文学校与瑞典华人总会等。这样的方式以最高效实用的方式聚集了在瑞华人，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瑞典华人社团组建而生的华人网络，较好地满足了在瑞华人对华文教学的需求。结论瑞典华人是全球华人移民中的一个群体，但瑞典华人的“在地化”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路径，华人社团更展现出鲜明的双重文化认同特点，并体现出混杂融合以及利益优先的特性。在这样双重文化认同特征的影响下，瑞典华人社团呈现出组织形态本土化、规范化而运行模式灵活化、中国化的特点。在功能模式方面，瑞典华人社团从政治和经济上适应住在国规则，体制化趋势明显，从社会和文教上满足华人切实需求，凸显实用性。在新冠疫情期间，瑞典华人也呈现出双重抗疫形象，武汉疫情暴发之际，瑞典的大大小小社团都积极组织募捐、购买物资，在国内各地封锁的情况下，他们有的甚至暂停自己的工作，专心忙于募捐之事，历经几番挫折，终于成功将物资送达武汉，而当疫情逐渐在欧洲散播开时，他们又转身投入瑞典的抗疫斗争，与瑞典及欧洲华人一起守望相助。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瑞华人社团的双重文化认同表现出较大的混杂融合性，大多数社团能够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者融合共生，但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的保留可能会使其与居住国其他种族界限更为清晰，另一方面对国家认同的转换可能会让这些社团对于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在根据利益优先法则挑选内容过程中与祖籍国文化认同渐行渐远。双重文化认同让在瑞华人社团与其他社团的差异和界限更加明晰，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在社会不平等的加持下，阻碍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但总的来说，在迄今为止40余年的历史中，瑞典华人社团类型逐渐丰富，组织形态日渐规范，功能模式也逐渐完善。瑞典华人社团较好地适应和融入了本地社会，有力地促进了中瑞关系的发展。但未来如何发展其双重文化认同，使两者在和谐融合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维护在瑞华人群体的利益的同时，融入居住国社会，提升在瑞华人的居住质量是在瑞华人社团需要应对的挑战。（责任编辑：郑雨来）瑞典华人总会官网：“中国舞蹈在希腊民间舞蹈节上大放异彩！”，http:/www.kineser.se/index.php/瑞青中文学校官网：“瑞青简介”，http:/kinaskolan.se/-20Main Contents2023年6月第2期Jun.2023No.2八桂侨刊Overseas Chinese Jo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