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广州外销画中女性形象的物质性再现.pdf

7273古代美术史05 2023 北方美术ANCIENT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5论清代广州外销画中女性形象的物质性再现On Materiality in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Export Paintings of Guangzhou in the Qing Dynasty摘 要：清代广州的外销画是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对19世纪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轨迹深刻的见证。以外销画带动的这种文化交流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女性”是广州外销画中常见的绘画题材，以之为表现对象的出口艺术品因具有最大的地域审美优势，而深受西方消费市场的追捧。因此，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以清代广州外销画图像再现的物质性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外销画物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拓展出非常丰富的研究广度。本文从跨文化语境下外销画的女性形象传播的物质性再现入手，利用具体案例，以小见大，力求分析出这些女性主题外销画所处的历史背景，其再现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样貌，并廓清中国外销画的女性形象图像呈现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关键词：广州外销画；女性形象；中西文化互动；物质性目前，关于外销画的研究成果可分中文和外文两种。中文文献方面，陈滢的清代广州的外销画1是关于广州市外销画的重要文献；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2针对广州外销画发展历史进行了精彩的专题论述；由柯文辉执笔、刘海粟署名的文章蓝阁的麟爪3认为，中国美术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这段特殊时期里，中国外销画画师才是中国油画的真正先驱；陈玉环主编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4是第一部全面探讨18世纪到19世纪广州市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学术著作；程存洁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5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广州市外销画的演变过程；万青力的专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6系统探讨并全面描绘出清政府中晚期的文化、经济状况，从而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清政府艺术的发展脉络。外文文献方面，卡尔克劳斯曼（Carll Crossman）的中国外销装饰艺术：绘画、家具与珍玩7一书中对外销画的历史、外销画的种类、销售市场以及当时著名的外销画画家进行了详细客观的说明，插图丰富并做了注释和说明；20世纪初，奥兰治的遮打藏品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地区相关的绘画165518608（遮打爵士是最早收藏香港等地历史绘画的收藏家）、佐丹与杰宁斯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9，还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柯律格的中国外销水彩画10、孔佩特的中国贸易（16001860）（1986年布莱顿英皇阁中国贸易展目录）11和钱纳利生平（17741852）12以及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13等文献中，关注的外销画大都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和私人收藏，也为中国外销画的学术研究和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以目前所搜集的各类成果来看，近几年国内外收藏界、学术梁 冰 谭永石Liang Bing and Tan Yongshi图3 清佚名 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 通草水彩 尺寸不详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界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中国外销画的私人收藏，为中国外销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这些研究数量尚还可观，但对于外销画的“物性”问题关注不够，存在证据不够充分、论证欠缺严密的问题。“物性”问题的重要性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它不仅在哲学、历史、社会、人类、考古、文艺以及文化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发了许多新的思想相关研究纷纷聚焦于物（thing/material/object）、物性（thingness）、物质性（materialit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物质媒介（material media）、新唯物论（New Materialism）和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问题，这些观点都为“物性”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在当今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最基础的层面，“物”（things）即是“物”，但在儒家的哲学用语中“物”（matter）则与“理”对应。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儒家的思想开始转向“格物”的观点，这一转变引领着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批判性思考，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物”（things）的看法，而且也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变革。“物”这一涵盖极广的范畴同时也包括工艺品，外销画亦在其列。各领域对“物性”问题研究视角、方法有着深厚的传统，值得学习借鉴。一、外销画流转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明清之际，中国的对外贸易极其繁盛。自17世纪中叶起，欧洲人已开始大规模地把中国的珍贵商品如中国茶、瓷器、蚕丝、漆器、家私、壁纸、扇子等，带到欧洲，激发了欧洲人的热情和追捧，并渴望接触到这些带有东方审美特色的特殊商品。洛可可艺术，这种源自法国的艺术形式，更加深刻地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洛可可艺术源于巴洛克艺术，它保留了巴洛克艺术复杂的风格形象，并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如精致的陶艺、绚丽的丝织品以及优雅的漆艺，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形式不仅受到了欧洲人的热爱，而且更新了欧洲人的审美观。洛可可艺术体现出来的中国趣味，是欧洲人基于自身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对于中国风物的理解与诠释，是异国情调和欧洲趣味的结合体。正如胡光华教授所说：西方洛可可艺术在经过数百年东西文化交流积累的“中国热”高潮中诞生了。14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热潮使得广州的外销艺术品大受欢迎，从绘画到瓷器、牙雕、漆器、雕刻、家具、墙纸等，都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时广州的外贸机构名为“十三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曾以“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来描述广州十三行的兴旺发达，这一发展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日本学者山内喜代美在广东十三行考日译本序言中，对十三行的性质进行过分析：中国基尔特（行业公会，Gild）之研究，在理解中国社会乃至经济组织上，有其极重要之意义，自不待言。关于中国基尔特之发生时期，现虽尚难确定，然中国民族自古以来，纵不受宗族之保护，鲜沾国家之恩惠，而仍克发挥其强韧之生活力者，盖以有基尔特制度存在之故，则似非一人之私论也。所谓“广东十三行”者，为清代对外贸易之官设媒介机构，其结成之“公行”乃成为中国基尔特之一类型，在具有“钦定商人”性格之行商之活动中，吾人甚至可以由此观察近世中国之动态。在制度起源上，十三行乃保有古远历史之牙行之一种，而与明代官牙制度最为直接。对于来航广东之欧美商人，行商受政府赋予行政权乃至外交权。经鸦片战争，乃有清代闭关自守政策之打破，而十三行之贸易管理代行权亦告废止。然在此历久兴替之过程中，吾人当也可透视“动的中国”与“不动的中国”之实体矣。15与西方的自由经济不同，中国的贸易与国家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外销画的兴衰轨迹也受其影响。外销画虽然繁盛一时，却因国门的关闭与战争的爆发，在十三行迅速消失，以至于无所传承，需要今人对其遗存重新进行梳理。一如大图1 清 清皇娘娘 纸本水粉 36.827cm 19世纪中期 大英图书馆藏 图2 清佚名 孝穆皇后朝服像 绢本设色 245.5112.5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清佚名 点翠嵌珠宝五凤钿 宝石凤冠 高14cm，宽30cm，重671g 故宫博物院藏 7273古代美术史05 2023 北方美术ANCIENT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5论清代广州外销画中女性形象的物质性再现On Materiality in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Export Paintings of Guangzhou in the Qing Dynasty摘 要：清代广州的外销画是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对19世纪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轨迹深刻的见证。以外销画带动的这种文化交流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女性”是广州外销画中常见的绘画题材，以之为表现对象的出口艺术品因具有最大的地域审美优势，而深受西方消费市场的追捧。因此，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以清代广州外销画图像再现的物质性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外销画物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拓展出非常丰富的研究广度。本文从跨文化语境下外销画的女性形象传播的物质性再现入手，利用具体案例，以小见大，力求分析出这些女性主题外销画所处的历史背景，其再现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样貌，并廓清中国外销画的女性形象图像呈现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关键词：广州外销画；女性形象；中西文化互动；物质性目前，关于外销画的研究成果可分中文和外文两种。中文文献方面，陈滢的清代广州的外销画1是关于广州市外销画的重要文献；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2针对广州外销画发展历史进行了精彩的专题论述；由柯文辉执笔、刘海粟署名的文章蓝阁的麟爪3认为，中国美术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这段特殊时期里，中国外销画画师才是中国油画的真正先驱；陈玉环主编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4是第一部全面探讨18世纪到19世纪广州市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学术著作；程存洁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5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广州市外销画的演变过程；万青力的专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6系统探讨并全面描绘出清政府中晚期的文化、经济状况，从而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清政府艺术的发展脉络。外文文献方面，卡尔克劳斯曼（Carll Crossman）的中国外销装饰艺术：绘画、家具与珍玩7一书中对外销画的历史、外销画的种类、销售市场以及当时著名的外销画画家进行了详细客观的说明，插图丰富并做了注释和说明；20世纪初，奥兰治的遮打藏品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地区相关的绘画165518608（遮打爵士是最早收藏香港等地历史绘画的收藏家）、佐丹与杰宁斯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9，还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柯律格的中国外销水彩画10、孔佩特的中国贸易（16001860）（1986年布莱顿英皇阁中国贸易展目录）11和钱纳利生平（17741852）12以及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13等文献中，关注的外销画大都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和私人收藏，也为中国外销画的学术研究和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以目前所搜集的各类成果来看，近几年国内外收藏界、学术梁 冰 谭永石Liang Bing and Tan Yongshi图3 清佚名 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 通草水彩 尺寸不详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界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中国外销画的私人收藏，为中国外销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这些研究数量尚还可观，但对于外销画的“物性”问题关注不够，存在证据不够充分、论证欠缺严密的问题。“物性”问题的重要性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它不仅在哲学、历史、社会、人类、考古、文艺以及文化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发了许多新的思想相关研究纷纷聚焦于物（thing/material/object）、物性（thingness）、物质性（materialit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物质媒介（material media）、新唯物论（New Materialism）和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问题，这些观点都为“物性”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在当今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最基础的层面，“物”（things）即是“物”，但在儒家的哲学用语中“物”（matter）则与“理”对应。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儒家的思想开始转向“格物”的观点，这一转变引领着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批判性思考，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物”（things）的看法，而且也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变革。“物”这一涵盖极广的范畴同时也包括工艺品，外销画亦在其列。各领域对“物性”问题研究视角、方法有着深厚的传统，值得学习借鉴。一、外销画流转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明清之际，中国的对外贸易极其繁盛。自17世纪中叶起，欧洲人已开始大规模地把中国的珍贵商品如中国茶、瓷器、蚕丝、漆器、家私、壁纸、扇子等，带到欧洲，激发了欧洲人的热情和追捧，并渴望接触到这些带有东方审美特色的特殊商品。洛可可艺术，这种源自法国的艺术形式，更加深刻地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洛可可艺术源于巴洛克艺术，它保留了巴洛克艺术复杂的风格形象，并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如精致的陶艺、绚丽的丝织品以及优雅的漆艺，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形式不仅受到了欧洲人的热爱，而且更新了欧洲人的审美观。洛可可艺术体现出来的中国趣味，是欧洲人基于自身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对于中国风物的理解与诠释，是异国情调和欧洲趣味的结合体。正如胡光华教授所说：西方洛可可艺术在经过数百年东西文化交流积累的“中国热”高潮中诞生了。14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热潮使得广州的外销艺术品大受欢迎，从绘画到瓷器、牙雕、漆器、雕刻、家具、墙纸等，都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时广州的外贸机构名为“十三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曾以“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来描述广州十三行的兴旺发达，这一发展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日本学者山内喜代美在广东十三行考日译本序言中，对十三行的性质进行过分析：中国基尔特（行业公会，Gild）之研究，在理解中国社会乃至经济组织上，有其极重要之意义，自不待言。关于中国基尔特之发生时期，现虽尚难确定，然中国民族自古以来，纵不受宗族之保护，鲜沾国家之恩惠，而仍克发挥其强韧之生活力者，盖以有基尔特制度存在之故，则似非一人之私论也。所谓“广东十三行”者，为清代对外贸易之官设媒介机构，其结成之“公行”乃成为中国基尔特之一类型，在具有“钦定商人”性格之行商之活动中，吾人甚至可以由此观察近世中国之动态。在制度起源上，十三行乃保有古远历史之牙行之一种，而与明代官牙制度最为直接。对于来航广东之欧美商人，行商受政府赋予行政权乃至外交权。经鸦片战争，乃有清代闭关自守政策之打破，而十三行之贸易管理代行权亦告废止。然在此历久兴替之过程中，吾人当也可透视“动的中国”与“不动的中国”之实体矣。15与西方的自由经济不同，中国的贸易与国家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外销画的兴衰轨迹也受其影响。外销画虽然繁盛一时，却因国门的关闭与战争的爆发，在十三行迅速消失，以至于无所传承，需要今人对其遗存重新进行梳理。一如大图1 清 清皇娘娘 纸本水粉 36.827cm 19世纪中期 大英图书馆藏 图2 清佚名 孝穆皇后朝服像 绢本设色 245.5112.5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清佚名 点翠嵌珠宝五凤钿 宝石凤冠 高14cm，宽30cm，重671g 故宫博物院藏 7475古代美术史05 2023 北方美术ANCIENT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5图5 清佚名 着云肩仕女图 布面油画7555cm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所谈论的：外销画制作的时期仅有两百余年（18世纪至20世纪初），它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繁荣，也在剧变的历史洪流中快速消逝无踪，且未在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这在中西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经过两百多年的岁月，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批绘画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具有不能否认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它们是美术史之外的“美术”，是文字记载之外的图绘历史。16据统计，中国的外销画的数量非常庞大，其中以女性为主的作品尤为突出。随着技巧的不断提高，这一领域的创造力不断增强，并且以更加丰富的形态出现。例如，纸质的水彩、水粉、通草纸、壁纸、玻璃、油墨等不同的绘制工具，以及广泛应用于陶瓷、家具制造的技法。经由多元的表达方式，明清时期的女性主义绘画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建筑物、装饰品、家具等，还深深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并且为中国的艺术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使中国的明清绘画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的视觉文化之中。17331作为一种二维再现，清代广州外销画是通过对客体的描绘并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和想象实现图像再现的目的，更接近于直接从物体摄取图像的另一种再现方式摄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摄影的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外销画，他总是将照片当作真实事物的复制品。在1961年摄影的讯息（The Photographic Message）中，他谈道：“照片讯息的内容是什么呢？照片传递的是什么呢？从定义上讲，它传递的是场面，是严格的真实。”18在摄影术出现之前，清代广州外销画的这种类比功能仍是被用作“实物”替代品的关键它在一个静止的形象中“凝固”了历史时间中的某个瞬间。这些女性形象既有来自中国古代宫廷和官家的女性，也有平民女性。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再现了18至19世纪中国宫廷、官员家庭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在人物形象和绘画技巧上，这些女性形象结合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风格和西方肖像画的特点，融合了中西风格，并根据海外市场的喜好形成了特殊的形象风格。清代广州的外销艺术以其独特的绘画风格而闻名，其中包括外销画、漆器、瓷器、扇子以及丝绸面料等，而19世纪的外销画则更加突出地展示出皇室、官宦、富豪家庭中女性的形象及其生活状态。她们拥有迷人的东方容颜，柳眉樱唇，穿着华丽的服装，住在精美的庭院中，家居装饰精美，充满了异国风情，令西方人对中国上层社会女性及其生活充满好奇，继承了马可波罗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神秘、富饶的印象。二、外销画的女性闺阁之物与风尚机制18世纪至19世纪，士绅阶层决定了“物应该如何”。物品的各种差别在晚明文震亨（15851645）的鉴赏著作长物志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文震亨及其同时代人所界定的这些物品的差别，是基于分隔的立场。“物应该如何”在长物志中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在文震亨所处的时代，士绅成长于儒家价值情境中，处于个体和公众、政治和审美之间的价值的纠结之中，因此，长物志不仅宣传了士绅价值，还确立了明末清初享乐之物的消费典范。对于明末清初的消费者来说，长物志这样的著作好似雅致生活的指南，反映和体现了当时社会所流行和享用的社会生活典范。19如其对鹦鹉的讨论即是一例：鹦鹉：鹦鹉能言，然须教以小诗及韵语，不可闻市井鄙俚之谈，聒然盈耳。铜架食缸，俱须精巧。然此鸟及锦鸡、孔雀、倒挂、吐绶诸种，皆断为闺阁之物，非幽人所需也。20文震亨将种种美貌华丽的鸟类及其精巧的用具视作只属于女性闺阁的物品，将物质与性别进行了联系。这种将物与女性联系的思维方式同样在外销画中有所呈现。清皇娘娘（图1）是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19世纪中期纸本水粉画，描绘的是一位由外销画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审美幻想出来的王后。从服饰上来看，清皇娘娘里所描绘的服饰和实际上的皇后冠袍带履相去甚远，纯粹是外销画家为满足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皇宫、官宦、富人家庭中的女眷形象而作。图中的清皇娘娘头戴以东珠为顶的冠帽，身着明黄色马蹄袖袍服，熏貂袖缘，外罩明黄色对襟、无袖、龙纹褂襕（开衩部分有滚边者），颈项围浅红色围巾，系三串朝珠。右手执一小瓶，似鼻烟壶；左手拇指与食指所拿的或为鼻烟。较特别的是，图中帽冠绘制极为简略，但上层布满佛像装饰，绘者似有意提示清朝皇族的宗教信仰。而马蹄袖依制当为石青色而非明黄色，有违规矩，服饰纹案亦极为简单。根据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的中国艺术史图典服饰造型卷考据可知，清制皇后必为满人，服制基本为满族服饰，其服有朝服、常服之分。皇后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朝珠等组成，其中朝冠分为冬夏两款，冬天所用的材质是熏貂，夏天用青绒。皆缀朱纬，上周缀七只金凤。顶部分分三层，各贯一个东珠，叠三只金凤。冠后饰一个金翟，翟尾垂五行珍珠，共计三百二十颗。每行中间另饰青金石、东珠等，末端缀珊瑚。18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孝穆皇后朝服像（图2）真实再现了这位皇后的形象，头戴夏朝冠，耳佩东珠耳饰。冠顶为金累丝三凤顶，冠檐下为金约，颈戴领约，身着朝褂、朝袍、披领，佩戴东珠朝珠一、珊瑚朝珠二，胸前挂五谷丰登绿帨，是皇后的典型朝服。图中所绘制的皇后服饰及皇后所佩戴的物件，非常精确地还原了在中国语境中清代士绅阶层消费者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外销画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图3）描绘的贵族闺阁生活的场景也从中展示了当时的士绅阶层执着于材料、形制、装饰和玩物的雅致，华美的服制，精美的家具，处于价值尺度中心的诸如饰银、铸铜和琢玉等奢侈品，都是上层人物展示自我的重要物件。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里面的女性形象是典型的东方美女形象，她们身姿优雅，眉宇清秀，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令人叹服。这种绘画风格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需求日益攀升，因此，女性题材也在陶艺品市场上大放异彩，从宫廷贵族、宗教传说人物、战场英雄到欧洲女子，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层出不穷。17世纪欧洲巴洛克时期，一种新颖而又富有活力的风格开始在当时传播，那就是以“Long Eliza”风格命名，即修长伊丽莎，它以一种精致而优雅、柳眉凤眼、婀娜多彩、绰约多姿的形象，完全符合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外销瓷器上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精致女子。18画中的物品有金黄色的皮草、几案、花瓶。花瓶里插着的红色珊瑚、如意、鲜红色精美的漆器、精美的茶具、昂贵的绣满精美图案花纹的服饰，无一不处处体现了女性的物质文化，无论是服饰还是里面的器皿用具，都体现了物品的男女之别，这可以从中国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代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中一则经常被引用的条目得到证实“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19。瓶象征平安，白色瓷盘上的南瓜则代表着多子多孙、福运绵长、荣华富有、生命美满。上述象征意义都源于南瓜多籽、藤蔓连绵不绝，并且瓜肉淳朴甜蜜的特性。由现存的各种明清实物可知，被标识为女性专属之物的物品，多强调女性的主要职责是替丈夫传宗接代、孕育子嗣，例如图中出现的表现“百子”的南瓜题材，这表明社会高层及士绅阶层对中国女性的规训，符合当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图像、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如说书或是宗教仪式，以非文字的方式向女性灌输及展示潜移默化的认知。19世纪初，英国出版商威廉米勒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以中西杂糅的绘图风格，展示了清代服装和装饰品的精美多彩。其中，蒲呱的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将清代广州的民间文化、商业习惯以及满族贵族、劳动女性的多样特征完美地呈现出来，令西方观众深深被吸引，产生了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愿望。关于清代的披挂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文献及记录一探究竟。例如，大清会典中记载的后妃冠服的佩饰与首饰，就有朝冠、金约、耳饰、领约、吉服冠朝珠等六项，此外，还有钿子、扁方等。由于清代已有专门制作这些佩饰和首饰的作坊，清代的佩饰和首饰的制作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图3）中，位于画面中心的官员女眷的头饰，与当时清代的宫廷后妃的头饰非常相似，如点翠嵌珠宝五凤钿（图4），用铁丝支撑的纸壳做骨架，以青色丝线缠绕编结成网状。表层全部点翠。钿前部饰五只累丝金凤凰，均口衔碧玉珍珠，翅膀饰以红宝石、珍珠、猫眼石。钿口饰九只金翟，钿子后部垂十一串宝石坠角的珍珠璎珞。此钿子共用大珍珠五十颗，二等珍珠一百有余，三等珍珠三百余颗，各种宝石二百余块，极为珍贵豪华。21穿着华丽的衣服和摆放精致的家具，是上层社会展现自身风采的重要标志。由外销画所展示的写实的或者幻想中的社会上层女性形象的描绘，或多或少展示了当时社会上层对于奢侈品及整个风尚机制的运作，对当时的家具制造、服饰生产等消费品的生产及审美起到推动作用。三、他者视域下的东方女性幻想在明末清初，外销画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程式化和标准化，这使得它们的构图和人物造型变得极为相似，可替换性也由此不断增加，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图像志特征，更多地反映出世俗的热爱。许多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形象大同小异，仿佛一位美丽的女性在不断变换着她的服饰和道具，而大多数的艺术品也都没有明确地描绘出女性的姓名和来历，因此可以被任意赋予任何身份。正如法国学者弗朗塞特帕克托（Francette Pacteau）提出的：“真实女性的缺席是美人属性的必要支持。”17335明末清初，以理想图像替代真实女性的风气达到了顶峰女性形象的外销画不再受到实质性内容的限制，而是以女性的外貌作为主导，成为画家的思想和情感的依托。然而，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内在表现也逐渐减弱，许多明末清初的女性题材的外销画都只是按照某个原型进行改动，导致形象变得非常规范包括女性的容貌、发型、服装、环境、工具、侍从、陪伴、活动等等。这些程序化的形式暗示了一种集体的时尚潮流，而不是创作者的个人情绪，它们折射出“匿名佳丽”（anonymous beauties）的坚定信念。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画中佳人的空洞反而扩大了他们的想象空间。17337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着云肩仕女图（图5），为清代广州地区制作的外销画，描绘的是一位具有东方古典美的仕女，皮肤细腻，柳眉杏目，樱桃小口，头簪鲜花，戴珍珠耳环，内着淡蓝色暗花对襟袄，外着坎肩、四垂云纹云肩，刺绣纹样是典型的粤绣风格。和红衣的美人（图6）相比，这两张外销画中的女性，都是十分典型的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美人形象，突出了东方女性与上图类似的外貌特点。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以45度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女性脸庞，微微向右边歪着头，面向观众直视前方。服饰及头饰均是明清时期的满族和汉族的经典妇女的着装。这两张画无论是女性的外貌、体态、姿势还是构图，都展示了相似的审美。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类似的外销画里看到这种图像样式与审美趣味。这样趋同的审美和图像范式，具有程式化和可置换性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图6 清佚名 红衣的美人 布面油画7555cm 藏处不详 图7 清佚名 19世纪中期通草水彩女子弹扬琴 通草水彩 2717cm 法国拉洛谢尔藏 7475古代美术史05 2023 北方美术ANCIENT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5图5 清佚名 着云肩仕女图 布面油画7555cm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所谈论的：外销画制作的时期仅有两百余年（18世纪至20世纪初），它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繁荣，也在剧变的历史洪流中快速消逝无踪，且未在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这在中西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经过两百多年的岁月，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批绘画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具有不能否认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它们是美术史之外的“美术”，是文字记载之外的图绘历史。16据统计，中国的外销画的数量非常庞大，其中以女性为主的作品尤为突出。随着技巧的不断提高，这一领域的创造力不断增强，并且以更加丰富的形态出现。例如，纸质的水彩、水粉、通草纸、壁纸、玻璃、油墨等不同的绘制工具，以及广泛应用于陶瓷、家具制造的技法。经由多元的表达方式，明清时期的女性主义绘画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建筑物、装饰品、家具等，还深深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并且为中国的艺术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使中国的明清绘画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的视觉文化之中。17331作为一种二维再现，清代广州外销画是通过对客体的描绘并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和想象实现图像再现的目的，更接近于直接从物体摄取图像的另一种再现方式摄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摄影的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外销画，他总是将照片当作真实事物的复制品。在1961年摄影的讯息（The Photographic Message）中，他谈道：“照片讯息的内容是什么呢？照片传递的是什么呢？从定义上讲，它传递的是场面，是严格的真实。”18在摄影术出现之前，清代广州外销画的这种类比功能仍是被用作“实物”替代品的关键它在一个静止的形象中“凝固”了历史时间中的某个瞬间。这些女性形象既有来自中国古代宫廷和官家的女性，也有平民女性。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再现了18至19世纪中国宫廷、官员家庭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在人物形象和绘画技巧上，这些女性形象结合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风格和西方肖像画的特点，融合了中西风格，并根据海外市场的喜好形成了特殊的形象风格。清代广州的外销艺术以其独特的绘画风格而闻名，其中包括外销画、漆器、瓷器、扇子以及丝绸面料等，而19世纪的外销画则更加突出地展示出皇室、官宦、富豪家庭中女性的形象及其生活状态。她们拥有迷人的东方容颜，柳眉樱唇，穿着华丽的服装，住在精美的庭院中，家居装饰精美，充满了异国风情，令西方人对中国上层社会女性及其生活充满好奇，继承了马可波罗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神秘、富饶的印象。二、外销画的女性闺阁之物与风尚机制18世纪至19世纪，士绅阶层决定了“物应该如何”。物品的各种差别在晚明文震亨（15851645）的鉴赏著作长物志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文震亨及其同时代人所界定的这些物品的差别，是基于分隔的立场。“物应该如何”在长物志中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在文震亨所处的时代，士绅成长于儒家价值情境中，处于个体和公众、政治和审美之间的价值的纠结之中，因此，长物志不仅宣传了士绅价值，还确立了明末清初享乐之物的消费典范。对于明末清初的消费者来说，长物志这样的著作好似雅致生活的指南，反映和体现了当时社会所流行和享用的社会生活典范。19如其对鹦鹉的讨论即是一例：鹦鹉：鹦鹉能言，然须教以小诗及韵语，不可闻市井鄙俚之谈，聒然盈耳。铜架食缸，俱须精巧。然此鸟及锦鸡、孔雀、倒挂、吐绶诸种，皆断为闺阁之物，非幽人所需也。20文震亨将种种美貌华丽的鸟类及其精巧的用具视作只属于女性闺阁的物品，将物质与性别进行了联系。这种将物与女性联系的思维方式同样在外销画中有所呈现。清皇娘娘（图1）是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19世纪中期纸本水粉画，描绘的是一位由外销画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审美幻想出来的王后。从服饰上来看，清皇娘娘里所描绘的服饰和实际上的皇后冠袍带履相去甚远，纯粹是外销画家为满足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皇宫、官宦、富人家庭中的女眷形象而作。图中的清皇娘娘头戴以东珠为顶的冠帽，身着明黄色马蹄袖袍服，熏貂袖缘，外罩明黄色对襟、无袖、龙纹褂襕（开衩部分有滚边者），颈项围浅红色围巾，系三串朝珠。右手执一小瓶，似鼻烟壶；左手拇指与食指所拿的或为鼻烟。较特别的是，图中帽冠绘制极为简略，但上层布满佛像装饰，绘者似有意提示清朝皇族的宗教信仰。而马蹄袖依制当为石青色而非明黄色，有违规矩，服饰纹案亦极为简单。根据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的中国艺术史图典服饰造型卷考据可知，清制皇后必为满人，服制基本为满族服饰，其服有朝服、常服之分。皇后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朝珠等组成，其中朝冠分为冬夏两款，冬天所用的材质是熏貂，夏天用青绒。皆缀朱纬，上周缀七只金凤。顶部分分三层，各贯一个东珠，叠三只金凤。冠后饰一个金翟，翟尾垂五行珍珠，共计三百二十颗。每行中间另饰青金石、东珠等，末端缀珊瑚。18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孝穆皇后朝服像（图2）真实再现了这位皇后的形象，头戴夏朝冠，耳佩东珠耳饰。冠顶为金累丝三凤顶，冠檐下为金约，颈戴领约，身着朝褂、朝袍、披领，佩戴东珠朝珠一、珊瑚朝珠二，胸前挂五谷丰登绿帨，是皇后的典型朝服。图中所绘制的皇后服饰及皇后所佩戴的物件，非常精确地还原了在中国语境中清代士绅阶层消费者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外销画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图3）描绘的贵族闺阁生活的场景也从中展示了当时的士绅阶层执着于材料、形制、装饰和玩物的雅致，华美的服制，精美的家具，处于价值尺度中心的诸如饰银、铸铜和琢玉等奢侈品，都是上层人物展示自我的重要物件。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里面的女性形象是典型的东方美女形象，她们身姿优雅，眉宇清秀，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令人叹服。这种绘画风格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需求日益攀升，因此，女性题材也在陶艺品市场上大放异彩，从宫廷贵族、宗教传说人物、战场英雄到欧洲女子，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层出不穷。17世纪欧洲巴洛克时期，一种新颖而又富有活力的风格开始在当时传播，那就是以“Long Eliza”风格命名，即修长伊丽莎，它以一种精致而优雅、柳眉凤眼、婀娜多彩、绰约多姿的形象，完全符合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外销瓷器上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精致女子。18画中的物品有金黄色的皮草、几案、花瓶。花瓶里插着的红色珊瑚、如意、鲜红色精美的漆器、精美的茶具、昂贵的绣满精美图案花纹的服饰，无一不处处体现了女性的物质文化，无论是服饰还是里面的器皿用具，都体现了物品的男女之别，这可以从中国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代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中一则经常被引用的条目得到证实“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19。瓶象征平安，白色瓷盘上的南瓜则代表着多子多孙、福运绵长、荣华富有、生命美满。上述象征意义都源于南瓜多籽、藤蔓连绵不绝，并且瓜肉淳朴甜蜜的特性。由现存的各种明清实物可知，被标识为女性专属之物的物品，多强调女性的主要职责是替丈夫传宗接代、孕育子嗣，例如图中出现的表现“百子”的南瓜题材，这表明社会高层及士绅阶层对中国女性的规训，符合当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图像、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如说书或是宗教仪式，以非文字的方式向女性灌输及展示潜移默化的认知。19世纪初，英国出版商威廉米勒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以中西杂糅的绘图风格，展示了清代服装和装饰品的精美多彩。其中，蒲呱的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将清代广州的民间文化、商业习惯以及满族贵族、劳动女性的多样特征完美地呈现出来，令西方观众深深被吸引，产生了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愿望。关于清代的披挂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文献及记录一探究竟。例如，大清会典中记载的后妃冠服的佩饰与首饰，就有朝冠、金约、耳饰、领约、吉服冠朝珠等六项，此外，还有钿子、扁方等。由于清代已有专门制作这些佩饰和首饰的作坊，清代的佩饰和首饰的制作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世纪通草水彩官员女眷图（图3）中，位于画面中心的官员女眷的头饰，与当时清代的宫廷后妃的头饰非常相似，如点翠嵌珠宝五凤钿（图4），用铁丝支撑的纸壳做骨架，以青色丝线缠绕编结成网状。表层全部点翠。钿前部饰五只累丝金凤凰，均口衔碧玉珍珠，翅膀饰以红宝石、珍珠、猫眼石。钿口饰九只金翟，钿子后部垂十一串宝石坠角的珍珠璎珞。此钿子共用大珍珠五十颗，二等珍珠一百有余，三等珍珠三百余颗，各种宝石二百余块，极为珍贵豪华。21穿着华丽的衣服和摆放精致的家具，是上层社会展现自身风采的重要标志。由外销画所展示的写实的或者幻想中的社会上层女性形象的描绘，或多或少展示了当时社会上层对于奢侈品及整个风尚机制的运作，对当时的家具制造、服饰生产等消费品的生产及审美起到推动作用。三、他者视域下的东方女性幻想在明末清初，外销画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程式化和标准化，这使得它们的构图和人物造型变得极为相似，可替换性也由此不断增加，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图像志特征，更多地反映出世俗的热爱。许多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形象大同小异，仿佛一位美丽的女性在不断变换着她的服饰和道具，而大多数的艺术品也都没有明确地描绘出女性的姓名和来历，因此可以被任意赋予任何身份。正如法国学者弗朗塞特帕克托（Francette Pacteau）提出的：“真实女性的缺席是美人属性的必要支持。”17335明末清初，以理想图像替代真实女性的风气达到了顶峰女性形象的外销画不再受到实质性内容的限制，而是以女性的外貌作为主导，成为画家的思想和情感的依托。然而，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内在表现也逐渐减弱，许多明末清初的女性题材的外销画都只是按照某个原型进行改动，导致形象变得非常规范包括女性的容貌、发型、服装、环境、工具、侍从、陪伴、活动等等。这些程序化的形式暗示了一种集体的时尚潮流，而不是创作者的个人情绪，它们折射出“匿名佳丽”（anonymous beauties）的坚定信念。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画中佳人的空洞反而扩大了他们的想象空间。17337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着云肩仕女图（图5），为清代广州地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