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视阙中的后人学转向.docx

技术革命视阙中的“后人学”转向 颜岩摘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人本主义的范式日渐衰微，出现了所谓的“后人学”转向。要正确理解这一复杂现象，除需从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探讨外，还要从技术革命的角度进行剖析。本文拟从哲学史角度考察人本主义到“后人学”的演变历程，以技术革命的视角重新审视该过程，揭示“后人学”转向与技术革命的内在联系，认为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后人学”转向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后人学”思潮可分为极端派和建构派，该转向是人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词：技术革命；人本主义；后人学；转向中图分类号：B56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16004自1950年代以来，传统人本主义范式逐渐衰微，学界出现了“后人学”转向，与后现代思潮一样，“后人学”是一种内涵极其复杂的学术话语，以至于学者们对它的成因、实质和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技术革命的视角出发，揭示“后人学”转向的原因、实质和意义，并对这一思潮进行划分和评价，以期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从人本主义到“后人学”：一个历史性考察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人本主义(Hu-manism)，指的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古希腊罗马哲学奠定了人本主义的传统。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派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哲学学派，将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和“美德就是知识”，将理性作为主体行为的最终标准，从而将主体性哲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论，无一例外也都是凸现主体人的哲学。从总体上看，正如布洛克(Alan Bullock)指出的，“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到了中世纪，人与上帝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哲学逐渐成为“神学的婢女”，古希腊哲学中刚刚诞生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被神学所窒息。随着资本主义世俗社会的形成，天平再一次向人倾斜，这就是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它标志着与“神为中心”相抗衡的人本主义学说初步形成。此后，十七、十八世纪又爆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启蒙运动，无论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标识一种个人主义、世俗价值和资本主义市场关系，都传承了古希腊罗马主体性哲学的文化传统。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近代西方哲学沿着人本主义的路线继续前进。人本主义思潮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极致，康德首先以“哥白尼式的革命”再次叩响主体性哲学之门，随后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赋予主体人“理性”的力量，而费尔巴哈则以“人本学唯物主义”彻底摧毁了上帝的权威，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本主义学说。随后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思想家则进一步发展了人本主义，不过，他们的视点并未集中在个人主体上，这又是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哲学之路。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然而，真正对先前全部人本主义学说作彻底批判的人要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阿多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开启了“后人学”思潮的先河。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对人本主义的两块理论基石“人类中心论”和“理性支配论”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人本主义宣扬的启蒙理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另一方面，在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后，启蒙便转向了它的反面，即为了实现人类主宰自然的梦想，转而变为一种维护统治和奴役的力量，启蒙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阿多诺看来，过去一切人本主义表面上是要解放人，其实是要以人来代替上帝(神)的权威，实质是把人类自身的强制性奴役加到人身上，这是一种更深的奴役。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又对整个西方“同一性”哲学展开了批判，力图打破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阿多诺的这些思想深深启发了“后人学”理论家，为“后人学”转向提供了理论资源。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学”呢?一般认为，“后人学”是一种与传统人本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其本质在于消解人本主义所带来的价值悬设和目的论设定，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上世纪中叶，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我们知道，二战给人类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它直接摧毁了各种关于现代性的迷梦，于是，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本主义思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理性之中潜藏的非理性力量是可怕的，它甚至可以摧毁整个世界。人们还发现，人类正在利用技术对自然施暴，同时也对人自身施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导引的后现代思潮出现了。这里要作个补充说明，尽管主张“后人学”转向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后现代理论家，但由于绝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主张将人本主义视为“宏大叙事”加以拒绝，因此后现代理论家必然认同于“后人学”转向。从学理传承上看，“后人学”理论家正是沿着阿多诺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之路继续前进的，在他们看来，传统的人本主义框架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上帝身上移到人身上，强调人自身的尊严和理性，以世俗价值、技术理性杀死了上帝，抑或说使上帝退为“隐蔽的上帝”，其本质是以大写的人统治和奴役客体。于是，他们反对人本主义的非历史性，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主客二元论。从总体上看，可以把“后人学”视为后现代的产物(或衍生物)，其显著特征就是对主体人的解构，如福柯喊出“人死了”，巴特喊出“作者死了”，拉康认为“人是一个空无”，鲍德里亚得出“一切真实都消亡”的结论。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看到，“后人学”比“后现代”的意义域要小很多，它仅标识一种对传统人本主义的反动。总之，“后人学”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人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转向，这有点类似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哲学学理层面，我们还无法把握该过程的复杂实质，正如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视角分析后现代思潮一样，对“后人学”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技术革命：“后人学”转向的现实母体20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是“后人学”转向最为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后人学”思潮的理论逻辑入口或“现实母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命，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出来，如电子媒体、计算机技术、生物工艺学、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既给我们带来了风险，也给我们带来了欣喜，技术已影响到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美国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t)所说：“当前的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涉及我们工作休闲的方式，学习交流的通道以及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与人类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很早就揭示了这一联系，指出人们在运用技术改造周围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将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无独有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强调了技术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将每一种技术都视为人类肢体和感官的延伸，如矛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脚和腿的延伸、计算机是人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他还认为这些技术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和身体本身。根据马克思和麦克卢汉对技术与人类发展辩证关系的理解，技术发展的速度越快，人类自身变化的速度也就越快。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人一技术的辩证法推动了“后人学”思潮的出现，因为它内含一个重要信息：主体已经被客体和技术渗透、改变和重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内爆”(鲍德里亚语)。不难看出，解构主体，这已经是“后人学”的话语了!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技术革命对“后人学”转向的影响。(一)生物技术革命与人的消亡20世纪生物技术的革命主要表现为微观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例如，遗传技术已经能够通过剪切和复制基因制造出新的物种，这项技术表明生物与生物之间是完全可以通约的，同时，它也意味着人类是可复制的，近年来克隆技术的出现就是明证。我们认为，生物技术的这项革命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它意味着任何物种(包括人在内)都不具有始基性，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肉、血、器官、DNA的综合从其它物种那里得来。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人类主体已经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人的肉身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可以随意再造的“二手货”，这无疑是对传统人本主义致命的解构。另一方面，对人类肉身的虚无化理解必然导致对人性问题的全新理解，既然人的肉身都可以后天得到，那么人性必然不是与生俱来且一成不变的。正如“后人学”理论家们所揭示的，人性具有历史性，它是环境的产物，具体说是主体在与客体、技术、组织等接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必须承认，这种理解较之传统人本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却走得太远了。(二)计算机技术革命与电子人的出现20世纪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最重要表现即是人工智能。依传统理解，机器人与人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有“思想”而前者没有，然而，随着DNA芯片技术的出现，这一观念遭到质疑，制约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瓶颈不复存在。DNA芯片也称蛋白质芯片(protein chip)，是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与传统芯片的最大不同便是具有人类之“思”，也就是说，被笛卡儿视为人类独有特性的理性之思不再为人类所特有，如马萨诸塞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实验室制造的机器人“Cog”和“Kismet”，就具有和人类相似的学习及随机处理事物的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内爆，最终，电子人出现了。电子人的出现标志着技术身体不再仅仅是一种较人类肉体低一级的身体，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它是一种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身体。由于电子人具有我们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才能”，它甚至可以代替上帝的位置，如哈拉维(Donna Haraway)就戏称道：“我宁愿作一个电子人而不是上帝”。那么，电子人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人类?能否代替上帝对我们进行新的统治和奴役?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电子人对人类主体的解构。这将迫使我们不断反思自身，正如沃维克(Kevin Warwick)警告的那样：“一旦人类的大脑与机器的某个结点联系起来那么人类将意味着什么?”(三)上帝人机器与人类历史的“第五次断裂”人本主义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把王位从上帝手中夺回，恢复人类的权威。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却不断表明，处于王位上的人类并不能很好承载这一重任，奥斯威辛的出现最终使人类陷入自拘性的泥潭，于是，人们开始声讨人本主义，这导致了“后人学”的出现。当我们把视角移至技术领域便会发现，该领域正是“后人学”诞生的现实母体，这主要表现在人与机器的辩证法上。人工智能专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在思维机器时代，人类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命运强烈的遭到了质疑”。机器与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人变成了机器，机器变成了人。他曾大胆预测：未来地球上将有两种聪明的物种同时存在，人类将不再是万物之灵，机器人将具有人类的意识、情绪和欲望，电脑智能将比人脑高出一万倍。麦克卢汉也曾断言：“人类将逐渐变为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同时使机器不断产生和发展出新的形式”。在他看来，随着机器智慧化的发展，它必将逐渐取代人类主体的地位，成为新的上帝，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即上帝人机器(新的上帝)。不难看出，“后人学”转向正是上述辩证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凯尔纳在后现代历险中将机器对人的替代过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五次断裂”。在凯尔纳看来，这种断裂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比机器优越，意识到自己正与机器融为一体”，一种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极有可能被制造出来，一种后人类的物种(电子人或机器人)将动摇人类在世界中的权威地位。其次，基于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有可能制造出一种比人类自身更优越的新物种，这种新物种将取代人类的中心地位。可见，“后人学”是传统人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尽管我们还不能准确预见它包含的所有理论后果及影响，却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向”已经出现。三、“后人学”思潮的划分及评价由上可见，“后人学”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附属物，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思潮。该思潮大致可分为极端派和建构派，前者对应于后现代理论中的极端派，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存在激进的断裂，主张彻底抛弃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大写的人和总体主义。极端派理论家通常彻底拒斥人本主义关于主体人的概念，如鲍德里亚宣称：“在类象、内爆和超真实条件下所有现代价值和指涉物在消亡”。极端的“后人学”在技术领域也能找到根源，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技术决定论思想，具体说来又可分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前者面对当前社会中发生的技术革命欢呼雀跃，认为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难题，坚信人类可以通过将神经细胞植入机器或将智能机器的程序输入人脑而使人获得永生。技术乐观主义还表现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如有些学者提出“普遍计算机化”，主张将计算机技术推广到家庭甚至人的身体等一切私人领域。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技术乐观论者往往忽视了技术“非人化”的一面，殊不知这些技术的发展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与之相反，技术悲观论者通常将技术视为一种和人类相异化的力量，认为技术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在对人的看法上，他们通常悲观地认为人类将被技术所毁灭，相信“机器人”或“克隆人”在不久的未来必将统治人类，如某些学者指出，“计算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智慧化，而一旦足够的智慧化它们将谋求自身的解放，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与极端的“后人学”理论相比，建构的“后人学”理论显得较为温和，其思想主要来自阿多诺。前面我们曾提到过阿多诺对“后人学”的影响，此处我们主要分析他与后现代理论的关联。严格说，阿多诺并不是后现代理论家，但他却正确预见了后现代理论的许多主题，与后现代理论家不同，他虽然认为人本主义的范式存在诸多缺陷，却不否认主体和人的价值，而是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对理性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方面，阿多诺认为“理性是病态的”，必须加以引导和治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不能没有理性，于是主张一种合理的理性(治愈的理性)。建构的“后人学”理论家继承了阿多诺的上述思想，他们承认当前时代与先前时代的连续性，认为现代性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本主义)仍具价值，他们虽对“现代性是一个未竟事业”(哈贝马斯语)持保留态度，但却愿意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他们清醒意识到，人本主义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其解放人、弘扬人的基本立场还是正确的，尽管技术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对主体人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但“技术人道主义化”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建构的“后人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与极端的“后人学”理论相比，它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看到了历史的断裂性，又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们的缺陷，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有不少建构的“后人学”理论家忽视了技术革命对人类主体的作用和影响，这样，他们就无法理解技术对人类解放和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从而无法真正扬弃传统的人本主义。总之，我们当前正在经历一场新千年的“后现代历险”，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传统人本主义范式正面临“危机”，“后人学”成为人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正确分析该转向的实质、过程和意义，揭示其与技术革命的内在联系，才能为当前人学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同时促进人类解放的早日实现。责任编辑：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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