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史诗·民族寓言·人民文...家叙事”视域下的《人世间》_王强.pdf

平民史诗民族寓言人民文艺:“国家叙事”视域下的 人世间王强1，2(1.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2.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传播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363000)摘要 作为国家叙事的典型文本，人世间 贯穿“家国同构”的叙述框架，将平民日常生活嵌入当代中国历史的宏阔背景上，彰显出鲜明的“平民史观”。作品注重民族精神、底层伦理和世态人情的刻画，在社会主义政治、现代社会秩序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进行对接，深刻描绘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和情感结构。人世间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达到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实现了跨文化和跨圈层传播，为新时代人民文艺创作和当代中国“叙事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关 键 词 国家叙事;人世间;史诗;人民文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认同政治的公共叙事与舆论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XXW003)。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人世间 自播映以来，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追捧和热议，成为又一部现象级的年代剧。人世间的剧情跨越近 50 年的中国当代史，在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中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变革的时代图景，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取向和鲜明的史诗品格。正如原著作者梁晓声所言:“现实主义还是值得文学艺术家们从各方面进行开掘创造，事实上，现在对于现实题材的深度挖掘，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努力。”1 从小说到电视剧，人世间 在当代文艺的“国家叙事”实践中做出新探索，在“总体性”维度上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重构，为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创作和当代中国“叙事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一、平民史诗:平民史观下的家国叙事(一)家国同构:“国家叙事”的经典框架“国家叙事”是基于情感维度的国族共同体建构活动，是一种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群体本位的叙事观念与实践。在文化与艺术领域，“国家叙事”需要落实为具体可感的意象符号与情节架构，而“家国叙事”就是一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家国同构”思想深入人心，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着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使得“家国叙事”的传统绵延不绝，并一再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家国叙事”实质上是一种“以家喻国”的政治修辞，“基本上呈现出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和宏大叙事的个体化的特征。家 是国 的隐喻，个体际遇总会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2。经由对“国家”这一宏大而抽象主体的形象化、人格化与情节化处理，“国家叙事”在意识形态表达、历史本质揭示过程中就不会流于空洞和概念化，才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人世间 之所以贯穿“家国叙事”的框架，与作者梁晓声的艺术理念密切相关。知青出身的梁晓声始终保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在其创作生涯中不断地将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融入小说情节中。人世间 聚焦周家三代人的命运流转，剧集开篇就交代了大三线建设与知青上山下乡的故事背景，由此拉开周家成员离散与团聚的帷幕，其后的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改革开放、下海经商、1402023 年第 5 期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反腐败等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直接改写和影响了剧中角色的命运走向。人世间 将平民百姓的日常遭际嵌入国家发展变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与情感结构的生成逻辑。(二)史诗性:“史”与“诗”的调和梁晓声一贯注重发挥文学记录时代、观照现实的社会功能，并以“时代的文学性书记员”自居。人世间 的创作依然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的。透过个体命运转折映照国家历史变迁的“家国叙事”，人世间 展现出在总体性视野中刻画人物的艺术自觉，让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史诗性”标记:“史诗性 指向于总体性，也即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个人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命题与历史的变迁 人物形象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在其现实性上应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在书写平民悲欢的同时，人世间 折射出中国近 50 年的发展历程，展现出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图景，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当代史诗。对于史诗性文艺作品来说，“史”的书写固然重要，但“诗”的表达才是本体。总体来看，人世间 在“诗”与“史”关系的处理上把握好了分寸:一方面，聚焦若干家庭中个体成员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另一方面，又将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作为潜隐的线索，“史”为“诗”搭建总体性的叙事背景，为情节发展提供根本的驱动力，而“诗”的生动表达则让“史”的书写更加有力。在剧本改编过程中，编剧着力彰显中国传统“家文化”的特质，以家庭为核心构建戏剧结构，设置家庭离散与团圆的情节主线，使得整体叙事节奏更加紧凑，戏剧张力更加突出，情感表达更加细腻，堪称当代文艺“家国叙事”的典范。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以及细节饱满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充满质感的平民生活，使得剧中人物没有沦为历史说教的“传声筒”。(三)平民史观:底层世相的真实还原根据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文艺作品“史诗性”的考察，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 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典型 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4。而在 人世间 中，虽然可以窥见重大历史事实的印痕，却难觅英雄人物的踪迹，在宏阔时空跨度里来来往往的基本上都是底层平民，上演的是平凡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的是世俗社会的人情百态，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静水深流。在人世间 的历史书写中，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建构了一种“平民史观”，从而拉近了与普通观众的情感距离，并与过往宣扬“英雄史观”的史诗性文本形成区隔。人世间 建构的“平民史诗”意味着平民百姓应当成为备受尊崇的主体:承受生活磨难的普通民众，以其矢志不渝的坚韧和担当，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这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导向。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基于大众文化叙事的逻辑和法则，编剧在原著冷峻灰暗的基底上涂抹了一层温情的亮色，使作品生成了“温暖现实主义”的基调。不过，人世间 并未因此而回避现实苦难。那些生活在破旧逼仄棚户区的底层百姓，不得不面对贫病、困厄与种种不幸，生活的残酷真相令人唏嘘不已。人世间 没有透过浪漫主义的滤镜观照社会，从而与时下那种刻意粉饰与美化生活的影视剧划清了界限。剧作中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寻常百姓故事，非常贴近普罗大众的人生境遇，极具代入感的叙事情境让观众感受到了真实的力量，并由此获得了强烈的共情体验。二、民族寓言:“国家叙事”精神谱系的赓续与延伸(一)“叙述契约”:“国家叙事”的稳定性作为一种群体本位的叙事实践，“国家叙事”在价值观念、编码逻辑、人物谱系与审美风格等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稳定性: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与气质禀赋具有历史传承性，并塑造了国民性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民族国家的成员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进而生成相似的情感结构，并倾向于分享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国家叙事”的现实意义在于凝聚民族国家的“情感共同体”，当代文艺中的红色经典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这类文本虽然出自不同艺术家之手，但在共享意识形态的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笼罩之下，塑造了“家族相似”的人物群像，创设了类型化的故事结构，激发出受众共情的审美体验，建构了可以长久涵养国民的连贯精神谱系。换言之，特定时代“国家叙事”的创作者和受众之141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叙述契约”。“国家叙事”的稳定性可以通过“普遍隐含作者”的概念加以阐释。在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中，赵毅衡提出“全文本”的概念，由此突破了单个文本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将对应于单个文本的“隐含作者”概念，扩展为对应于“全文本”的“普遍隐含作者”概念。5 归结起来，“普遍隐含作者”可以视为某一类“全文本”共享的价值观念与编码逻辑。有论者将梁晓声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基于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6，这一思想倾向孕育在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土壤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虽然有过波动，但梁晓声创作理念和文本风格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梁晓声这样专注于“国家叙事”的艺术家来说，其系列作品就可能构成一类“全文本”，其中建构了精神风貌高度一致的“普遍隐含作者”。人世间 仍然位列这一当代“国家叙事”的精神谱系中，基于群体本位的“隐含作者”召唤的对象依然是拥有家国情怀、勤劳坚韧的国民，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叙述契约”依然有效。也正因如此，在迪士尼预购了人世间 海外发行权后，导演李路感受到了压力:“这对我们的拍摄有很大的影响，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每一场戏都要带有国际视野，思考外国人看了会怎么想。”7 兼顾国际视野的考量，要求作品更注重人性的深度开掘和世俗人情的细腻刻画，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复杂图景，使之产生更加丰富的人文意蕴，从而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特质，能够满足更多元群体的审美需求。如此一来，当代“国家叙事”的隐含受众群体就得到有效拓展，此类文本因此兼具对内与对外传播的双重功能。这也为文艺界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启示。(二)“好人文化”:民间伦理与民族精神作为一部“平民史诗”，人世间 塑造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世俗生活场景中的普通百姓。与过往革命英雄史诗不同，人世间 并未对人物进行刻意拔高，而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根据人之常情设定人物性格逻辑。总体来看，人世间 中底层平民为人处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关于人世间 的自述中，梁晓声一再申说“好人文化”的重要性:“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 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创作人世间 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8 这种契合常情常理的“好人文化”体现的就是民间伦理的朴素价值，它更加符合世俗社会普遍的道德理想，并深深植根于民族共同心理的基底，因而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的恒常性。在民间伦理的规制下，人世间 所彰显的“好人文化”实质上可以归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作品所褒奖的正直善良、勤劳坚韧、自立自强、重情重义和乐于助人等品格，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而作为剧中故事主要发生地的光字片社区，连街道命名都是直接用“仁义礼智信”这样传统的儒家信条。显然，创作者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修辞:时代虽然在变，民间社会崇奉的处世哲学却依然稳固。在民族历史的长河里，这种“好人文化”孕育的道德人格，生成了世代传承的民族性基因。在这种精神品质的感召下，“民族情感共同体”得以建构并不断巩固。人世间 将人物品格建构的视野从特定时代延伸到整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使得作品具备了“民族寓言”的意味。而共通的民族性和伦理准则可以建构一个共情的“叙事共同体”。在台湾地区，人世间 也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为海峡两岸同胞构建了共通的民族情感空间。这一文化消费实践是两岸同宗同族、文化同根同源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世态人情的刻画上，剧作比小说用力更深。而提升情感的浓度，显然更符合电视文化的大众媒介属性。导演李路之所以选择王海鸰担纲编剧，就是看重她情感叙事的专长:“我找到王老师，希望她能把晓声老师小说中一些没有的或者缺失的情感部分提炼出来。我看了几集剧本，从晚上看到天亮，数次落泪。”9 民间伦理和道德理想的自觉坚守，人性人情的深刻展现，使得人世间 超越了特定时空环境的局限，从特定意识形态框架中超脱出来，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国家叙事”存在的弱点。人世间 塑造的人物群像接地气、有温度、立得住，让跨地域和跨圈层的观众群体都能够产生情感共鸣。1422023 年第 5 期三、人民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叙事”(一)基于国民情感结构的“叙事共同体”关于国家历史记忆与认同的研究表明，“国家历史必须是能够被叙述的，这样历史才能获得认同的形式;它需要体现在栩栩如生的图像、形象和历史中”10。国家宏大的历史必须感性化与具象化，只有鲜活生动的意象、情节才能产生情感认同的力量，并最终生成共享国家历史记忆的“叙事共同体”。这是“国家叙事”认同机制的关键之所在。运用形象思维重构国家历史的文艺作品，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历史意象和细节的表现尤其鲜活生动，更容易打动作为当代历史亲历者的电视观众。作为一部跨越长时段历史的年代剧，人世间 植入大量雕刻岁月印痕的经典文本:从普希金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假如你要认识我 快乐的节日 光阴的故事 甜蜜蜜 和大约在冬季 等众多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并且特意穿插了电视剧 西游记 上映、香港回归祖国、北京申奥成功等富有意味的历史场景。这些极富年代感的符号文本既交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透露时代转换的消息，又与剧情发展构成互文关系，重新唤醒了不同时代国民的感性经验和集体记忆，堪称当代国民心灵史的生动书写。在岁月流转中，每一代人都拥有共享的感性经验和文化记忆，这塑造了特定世代国民的“情感结构”。“情感结构”(或译作“感觉结构”)是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发明的概念，“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这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11。这一理论术语被改造后常用来描述特定时空环境中的集体心理及意识结构。深植于国民心灵世界的感性文本体现了某种共通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是特定意识形态的表征，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情感结构”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概念。那些在叙事竞争中胜出的流行文本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传达了时代精神，具备纳入“国家叙事”的正当性。人世间 自觉立足人民站位展开“国家叙事”，剧中出现的经典文本就具备这一特性。总而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需要着力把握和刻画国民情感结构的历史发展脉络，由此才能更深刻地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需要指出的是:集体记忆存在代际差异，由此塑造的国民情感结构具有流动性特征。那些让国民投入丰沛情感的共享感性经验和公共叙事文本，成为联结特定时代的精神纽带。因此，年代剧或史诗作品建构了代际情感相互激荡的叙事情境，不同时代的国民从中追怀过往、重温历史，使得作品具备了跨圈层传播的可能性。(二)重返“人民文艺”:“国家叙事”的新生新时期以来，伴随文学艺术“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潮流的发展，强调审美本位的“纯文学”传统得以回归。当代文艺单向度主导的演进态势，一度遮蔽了“人民文艺”的生动图景，使得“国家叙事”的文艺创作面临晦暗不明的前景。作为社会总体构件的一部分，文艺无法回避社会现实。而在社会主义中国，文艺势必会被纳入人民政治的文化逻辑和秩序当中。这也是所谓“纯文学”主张持续受到诘难的地方:消解文艺与政治的联动关系，无法构造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想象，对于国家这一文化与政治主体的总体性建构无能为力。基于此，重返“人民文艺”的呼声受到重视，重新想象与叙述“中国”的规划为“人民性”的表现开辟了空间。在此过程中，昔日“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的二元对立结构被消解，贯通两种文艺观念与实践的构想成为新“人民文艺”的努力方向:“人民文艺 与 人的文学 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 与延安文艺 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 与后三十年 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12 也有论者基于“总体性”思想的维度，从甘阳的“通三统”论述中为建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找到新路径:“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核心，融通五四 新文学传统及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通三统，是在当下语境中赓续并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先决条件。”13 重返“人民文艺”的政治与美学规划，为“国家叙事”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人世间 堪称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典型文本。首先，作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143的创作导向。“人民文艺”的要义在于彰显“人民性”。人世间 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深切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存境遇，热情讴歌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劳动人民，着力表现人民群众正直善良、勤劳坚韧、互助友爱的美好品质，深刻描绘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和情感结构，做到了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其次，人世间 致力于平衡处理“人民”与“人”的关系。在人物身份设定上，人世间 继承了社会分析小说传统，将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都涵盖其中: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国企工人、山村乡民、企业家与商人作品通过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将各个阶层勾连在一起，以典型化的叙事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全景式描摹。对于这种“总体性”的叙事设计，梁晓声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我曾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希望自己能创作一部文学性的、跨度五十年的各阶层分析。”8 人世间 堪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关系的隐喻修辞和寓言表达，“人民”与“人”的关系在审美书写中达到了高度统一。最后，人世间 展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现代社会秩序与民间社会道德之间的复杂纠葛，将乡土中国、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多重叙事交织在平民史诗的书写中。如前所述，剧作对基于“好人文化”的民间伦理的宣扬，使得作品接续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与此同时，剧作花费大量篇幅刻画官民关系、政商关系，表现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运作的基本逻辑。在此过程中，作品将共产党执政理念、政府行政伦理与民间社会的“好人文化”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对接，在“总体性”维度上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重构。在当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中，人民始终占据中心位置。作为一种典型的“国家叙事”规划，人民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透过人民及其代言者的视角展开叙述，生成能够驱动角色代入的召唤结构，形成“道德倾斜”效应，让受众在沉浸性叙述情境中产生“移情”的审美体验，从而实现基于“国家叙事”的情感认同。在这一方面，人世间 为当代“国家叙事”实践做了很好的示范。从小说到电视剧，人世间 获得的广泛好评，彰显了新时代“国家叙事”实践的美好前景。综上所述，在当代文艺生产场域，“国家叙事”要在激烈的“叙事竞争”格局中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尊重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地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叙述策略，坚持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和市场认可相统一，持续提升“国家叙事”的竞争力和感染力，为当代中国“叙事共同体”的建构做出努力。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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