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的消解路径探析-学习毛泽东农民观的启示.docx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的消解路径探析学习毛泽东农民观的启示 许伟（西北大学，陕西西安1710068；陕西理工学院，陕西汉中723001）摘要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为指导，以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为依据，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毛泽东的农民观。在现阶段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与时俱进地发展毛泽东的农民观，提出用教育、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化并进，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利益为出发点，探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的消解路径。关键词 中国特色城镇化；毛泽东；农民观；农民问题；消解路径中图分类号A84 A 1001-8999 (2014) 03 -0041-05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国际形势为背景，提出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农民观，不仅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核心思想，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探索性贡献，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理论来源。因此，毛泽东的农民观对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的消解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一、毛泽东的农民观纵观毛泽东的农民观，由于其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矛盾的差异性，我们将其分为两个时期：革命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不同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点和解决路径也有相应的差别。（一）革命时期我们此处所讲的革命时期包括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中国传统农家文化的影响下，在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农民观的基础上，在对近代中国国情和各阶级状况的调查分析中，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时期农民观。1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近代中国进行了社会阶级分层，在此基础上着重细化了农村的社会分层，最终发现农民阶级的数量、革命性和合作性特征优势，指出农民必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第一，近代中国的农民数量在全社会中占绝对优势。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第二，农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农民处于近代中国的最低层，受到的压迫最大，反抗性最强。在具体分析农民阶级强烈的革命性时，毛泽东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第三，农民具有本能的互助合作性。中国农耕时代虽是自给自足、分散封闭的小农生产方式，却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村庄式群居生活习惯，就是农民互助合作传统的体现。而且，历代王朝更替中的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更彰显了农民不但有合作意愿也有成功合作的实践能力。因此，农民也容易成为互助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2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面上看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从根本上讲革命是为了解放千百年来处于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农民阶级，赋予并维护其独立的人格权利，“国家主人”地位和民主参政的政治权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表面上看革命的任务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但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使农民在拥有独立人格权利，“国家主人”地位和民主参政的政治权力基础上为其走向社会主义化的共同富裕、民生幸福做准备。虽然毛泽东在革命的整个阶段一直重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出发点、依靠和归宿仍不得不围绕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问题而展开。3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之间有一种唇齿相依的天然关系。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来源。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到胜利”。4农民问题的解决路径是教育和工业化第一，教育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条出路。首先，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民具有思想盲目、眼光狭隘、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等浓厚的封建小农意识，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进行，必须对其进行教育。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其次，教育形式要多样化。毛泽东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再次，要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运用生动、通俗的启发式教育传递深刻的革命道理，通过树典型、立榜样激发群众、提高觉悟。最后，强调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他指出：“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第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另一条出路。近代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原始的生产工具、主要依靠经验生产的劳动者、封闭的家庭型生产方式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一蹶不振，因此，实现工业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和目标，还是一种解决农民问题的近代路径。毛泽东分别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用工业化路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首先，通过教育使农民思想无产阶级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保障。1992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主题就是讨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在主要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为大多数的党员中，强调要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思想统帅。其次，分散的个体家庭农业经济的集体合作化是实现农民利益增大的组织保障。毛泽东很重视农业经济的合作化问题，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再次，农业工具的机械化是实现农民利益的技术保障。在1953年12月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初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其中包括农业现代化。毛泽东认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是实现农业劳动工具机械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借助工业化的劳动手段迅速提高，最终彻底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最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农民进步、共享经济社会进步成果的目标追求。中国耕地面积有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大量农民弃农改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预见。建国后，毛泽东认为要依靠“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强大的民族工业必然催产许多现代的大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变，这种农村的城市化发展，可消除城乡差距，最终解决农民问题。然而，由于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如何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并最终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还不清晰，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失误，但这些失误和挫折并不能抹杀他对中国农民问题出路的有益思考。（二）建设时期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行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农民观为指导、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农民问题为借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观，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1956年，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尽管农业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就农民而言，这种改造只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和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对于农民的人口数量、质量和劳动具体方式没有多大改变。农民仍占全部人口的80%，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依靠力量。1961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谈话中尖锐指出：“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来。”2农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即农民的政治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更多地就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维护农民政治利益的实现和经济利益的发展。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农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认为维护好农民的利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的根本保证。他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3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其发展有一个历史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围绕一条历史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紧扣一个历史根本问题一中国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由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80%是农民，因此这一历史基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成是解决中国农民的解放和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解决如何确保农民在革命胜利后维护其民主权利并最终走向富裕、进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4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新式农民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农民身上固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封建小农意识和原始社会主义等特性，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和打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与培养下，农民的思想意识、政治觉悟、革命精神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和进步，但是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民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技术水平均因落后而表现出极大的差距性，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出现激烈的排斥性和反抗性。1959 - 1961年间，由于自然灾害、对苏还债、高指标征收等原因，各地就曾出现过农民抗征等暴力事件。因此，培育理解、支持并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式农民成为必须。与此同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经之路，工业化的推进需要将大批农民转变为具备现代技术的工人，而现代技术的掌握在封建的家庭农耕生产中不可能获得。基于此，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并教育农民十分重要，应结合农民的自身特征，以自愿为原则，以示范为指引，以教育为主要手段同时注重培养农民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新式技术型农民。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毛泽东的农民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农民观都是以时代背景为依据，结合中国实际的主要矛盾，从农民的阶级特性出发，用唯物辩证的两分法，得出：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集中体现在土地问题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是教育和工业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实就是对毛泽东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问题的继续思考与创新发展。因此，毛泽东的农民观对解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出现的农民问题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二、毛泽东的农民观指导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的消解路径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出的思想意识的封建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性，毛泽东提出用教育和工业化两种方式来解决。以此为指导，结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当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的农民问题的消解路径应该是教育、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化并进，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一）教育解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的农民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别国，也不同于中国过去，立足于中国新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它是一条与新型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与信息化相互依存，其四者同步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需要的新技术工人，除了固有的少量城市人口以外，主要来自于占人口80%的农民，其新技术的获得只能通过教育；农业的现代化以农民现代科技水平提升为前提，同样离不开教育；信息化更是建立在现代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离开对农民的教育只能陷入空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以农民市民化为目标的城镇化之路，农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在城里工作、居住、生活，其子女在城里上学、生活、就业等等，而是农民完全融入城市和城市人没有任何差别，这种无差别包括：共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机会、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地位、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无差别。而要做好这一切，我们在继承毛泽东的农民教育理念的同时还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证农村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平等。重视现有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和教育质量的提高，缩减城乡教育差距；取消因户籍问题对农村少年儿童求学之路造成阻碍和歧视；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避免农村少年儿童因贫、因距离远无法享受教育等问题。二是发动各方力量帮助农民工完成再教育。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再教育、岗前培训等机会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尽快融入城市。三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权。新生代农民工因父辈是农民工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尽管他们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上更易于融入城市，但其受教育机会远远无法与城市人相比，苛刻的户籍所在地入学条件，高额的借读费、走读费，使他们成为隐型的失学人口。四是注重社会大众的接纳性教育。农民市民化的过程，除了农民自身要积极融人城市之外，还有城市人口、社会大众对进城农民的接纳度、尊重度的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影视作品、网络微博等传播农民对于城市的贡献和辛劳，理解、帮助、接纳、尊重农民。五是重视中老年农民的疏导教育。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同时，出现大量青壮年在城市打工，老年人在农村守房守地的情况，这部分留守农民已进入老龄化，不是家庭的主要生产力，但却需要家人、社会的更多关心和关怀。对他们要积极教育引导，培育老年人锻炼养生、互助合作、休闲娱乐等新的绿色生活方式，让其在自娱自乐中，理解人生，排遣孤独，享受晚年。（二）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化并进解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的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毛泽东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他说：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并以工业化带动农民问题的解决。然而，伴随中国工业化的展开，出现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大批少地、失地或为了更好生活的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这就产生了城镇化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不同于城市化，它是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城镇为中介，目的是避免城市膨胀性发展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同时还能依靠城镇将农村和城市有机联系起来，分担城市压力、共享城市发展的成就。对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进城的农民来讲，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吃饭问题，即就业问题。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下，作为工业化的必然，城镇里的工厂会吸收一部分进城农民，但是城镇里的工厂一般数量少、规模小，而且要求劳动者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上岗，因此，仅靠工业化来解决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着实牵强乏力。然而，随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推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于劳动人口的需求不断上升。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发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产生很多新兴消费内容和消费倾向，这就为农民的进城就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些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技术水平要求相对工业化要低些，劳动者一般经过短则一周、十天，多则一个月、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上岗工作，相对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说，这是更适合的就业取向。因此，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同时推进必然成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三）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解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的农民问题无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年代，毛泽东在解决农民问题、革命战争和改造建设问题中都是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来制定、执行各种政策、路线、方针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一条以“人的城镇化”为本质追求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统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指导，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虽然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论述主要侧重在经济发展领域，试图通过城镇化来扩大内需，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最本质的追求依然是追求“民生幸福”。然而，在农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要实现民生幸福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仍留守农村的农民、已进城的“农民”、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后的农民等农民群体的民生幸福，其重点就是解决其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保证等公共服务建设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贷款帮助农民就地或就近创业、畅通信息平台为农民生产资料的采购、生产技术的提升、劳动产品的销售提供便利条件等等。（责任编辑：付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