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pdf

第 37 卷 第 1 期Vol.37-No.1百色学院学报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2024 年 2 月Feb.2024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肖昉（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摘要：贺大卫是壮学研究的他者，也是壮族典籍英译的重要学者。文章通过梳理贺大卫三十多年来的学术轨迹及主要研究成果，探讨其在壮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及影响力。集中讨论了他在壮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在壮族典籍翻译、方块壮字和董永故事研究上的独到见解。关键词：贺大卫；壮学；壮族；典籍翻译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33（2024）01-0054-08贺大卫（David Holm）出生于美国，在英国哥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0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澳大利亚麦克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生导师。其学术生涯始于古典学（古代拉丁希腊文），毕业后转向汉学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起聚焦中国西南地区，自此开启了壮学研究之旅。多年来，他潜心研究壮族语言和文化，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和专著，硕果累累，是壮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人物。贺大卫致力于壮族民间文化、方块壮字文本整理和壮族典籍英译，以他者的视野观察壮族语言和文化，用民族志的方法调查、记录和转译壮族民间文本，方法独特，视角新颖，开创了壮族典籍外译的新范式。近年来，贺大卫关注跨境文化研究，视野延及中越边境民族的传统仪式和书写体系。他者的身份让他更客观地描述其他民族文化，且更容易摆脱国界限制进行文化对比。文章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梳理，综述贺大卫在壮学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一、贺大卫学术史梳理1976年，贺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围绕其博士论文 陕甘宁地区民间文艺活动 而展开。20世纪 80年代后，他又多次来到中国调研，并逐渐将学术视野从中国的北方转移到南方。1991年，贺大卫第一次来到广西考察学习时，就深深着迷于多姿多彩的壮族山歌、戏曲、收稿日期：2023-07-12基金项目：2022 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2KY0143）；2022 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22-GMD-042）。作者简介：肖昉（1984），女，壮族，广西马山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壮族语言文化。54肖昉/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民间宗教等壮族艺术和文化。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多使用当地壮语方言演唱，用方块壮字记录，具有浓厚的壮族文化特色。为了更好地进行田野调查，贺大卫开始学习壮语和方块壮字，这为他的壮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1993年，贺大卫在广西南宁采访了壮学专家张声震和蓝鸿恩，与广西古籍办公室建立了联系，开始了方块壮字文本的研究。此后，贺大卫多次来广西收集各地的民间手抄本，精确科学地记录发音人对文本的诵读，亲历不同的民间仪式现场，录制影音资料，走访资深壮学专家学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正是这些第一手的田野资料，让贺大卫沉浸在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中，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翻译，到方块壮字的书写与分布，再到宗教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渐趋深入，层层递进，不断挖掘民间文本背后蕴藏的壮族文化。贺大卫在壮族典籍英译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贺大卫精选了有价值的民间文本，进行多次核查和实地采访，对文本进行翻译并做了翔实的文化注解，尽最大可能地保留原文本的壮族韵味，以注解的形式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壮族文化。历经多年的努力，相继出版了四部著作：杀牛祭祖宗：中国西南壮族创世文本研究（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2003，以下简称 杀牛祭祖宗）、招魂：中国南方台语创世文本布洛陀经诗（Recalling Lost Souls:the Baeu Rodo Scriptures，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2004，以下简称 招魂）、唱汉王：汉王与祖王中国南部广西的史诗（Hanvueng:The Goose King andthe Ancestral King:An Epic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2015，以下简称 唱汉王）、贼歌：土司军中服役歌中国南部广西的传统歌本（The Brigands Song:Serving in the Army of a Native Chieftain:A Tradi-tional Song Text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2022，以下简称 贼歌）。这四部著作是贺大卫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壮族典籍逐字推敲考证进而英译并研究的成果，是鲜见的外国学者翻译并研究壮族典籍的著作。贺大卫在翻译典籍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撰写了相关的壮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文章并发表，围绕 杀牛祭祖宗 的主人公董永展开对壮族文化的讨论，围绕 唱汉王 文本中的平行修辞进行了语言学、类型学的研究。在研读方块壮字文本的过程中，贺大卫被壮族的书写系统深深吸引，并开始对方块壮字进行研究。2013年，贺大卫将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融合，出版了方块壮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古壮字地图集（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2013）。由于田野调查所得的经文多用于宗教仪式，贺大卫进而对壮族民间宗教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为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启示。二、贺大卫壮族语言文字研究（一）壮族典籍翻译与研究杀牛祭祖宗 招魂 唱汉王 和 贼歌 是贺大卫壮族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系列著作，前 3本以壮族民间仪式文本为研究对象，多为壮族民间神职人员在特殊仪式中使用，贼歌 则是普通壮族人民日常对歌所用的活态文本。杀牛祭祖宗 围绕广西东兰壮族杀牛祭祖仪式中的“邀神序歌”和“创世起源歌”两个经文进行整理翻译并作深入研究。招魂 精选壮族典籍布洛陀经诗译注 前半部分的 12篇经文进行英壮对译，分别为：请祖神、造天地、寻水、造火、D.Holm.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M.Illinois：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2003：2.55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赎稻魂、赎牛魂、赎猪魂、赎鸡鸭魂、赎鱼魂、赎房子园子渔网魂、造土官皇帝和造文字历书。唱汉王 是意外亡者葬礼上麽公念诵的经文，所用文本来自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内容包括后母进家、汉王受欺、出逃被害和飞天报仇等。贼歌 文本来自广西平果市，讲述了壮族青年因土司征兵被迫离家的经历，内容包括挥别情人、制备武器、奔赴战场、撤退返家和情人聚首等情节。作为系列著作，这 4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成书体例相似。首先，4 本书都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调查，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了客观地描写，尽可能把壮族文化的真实面貌展现给读者。为了保留原汁原味的壮族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贺大卫多次亲历田野收集第一手语料，实现了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转换，避免了由“壮语汉语英语”的间接转换出现的汉文化视角，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壮族文化的原貌。值得一提的是，唱汉王 与 贼歌 是贺大卫与蒙元耀师徒二人通力合作的成果。贺大卫是英语母语者，蒙元耀是壮语母语者，两人各取所长，实现了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翻译，做到了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自由转换，避免了使用汉语作为中介语可能带来的文化流失。其次，4 本著作的成书体例一脉相承，略有差异。正文包含导言、译文和注释，4 本书的注释所占篇幅均超过译文本身，承载着壮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是读者理解壮族语言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鉴于此，陆莲枝和黄中习认为杀牛祭祖宗 招魂 和 唱汉王 是壮族文化典籍研究型的民族志译作。杀牛祭祖宗 还多了背景与讨论这个部分，如果说 招魂 唱汉王 和 贼歌 是研究型的民族志译作，那么 杀牛祭祖宗 则是壮族杀牛祭祖仪式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贺大卫在壮族典籍外译工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这 4 本著作的突出之处体现在译后重释上。以 杀牛祭祖宗 为例，译文仅占全书的 20%，其他篇幅则放在导言、注释和讨论上。导言中涉及文本相关的壮族人文背景、东兰壮语方言的语音句法韵律特点、手抄本书写形式及来源和杀牛祭祖仪式的描写等，这些是目标读者能否理解壮族文化的关键背景知识。而篇幅超过译文的注释，将理解异文化的主动权交到读者手中，为读者呈现原汁原味的壮族文化，避免了译作者的主观影响。正如贺大卫在书中所说，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注释提供了相关的壮族社会和文化信息，并对关键词句的多种解读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讨论。这一翻译理念体现了美国学者 Appiah（阿皮亚）所提出的 thick translation。这 4 本书也成为王宏印眼中最理想的典籍翻译译文。此外，几乎占据全书 3/10 篇幅的讨论部分源于文本却超越文本，论题延伸到侗台族源、壮族历史、东兰布麽世系、祖先崇拜、家谱与族源、创世神话、伏羲兄妹传说、同姓通婚和葬俗等问题。这种壮族典籍外译的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译后的释和论上，为目标读者提供更为丰富及深刻的文化内涵，为壮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二）壮族语言研究在翻译壮族典籍的基础上，贺大卫对壮语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了研究。在解释语言学现象 D.Holm.Recalling Lost Souls-The Baeu Rodo Scriptures 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M.Bangkok:White LotusCo.，Ltd.，2004：xi.D.Holm&Meng Yuanyao.Hanvueng: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M.Leiden:Brill，2015：1-2.D.Holm&Meng Yuanyao.The Brigands Song:Serving in the Army of a Native Chieftain:A Traditional Song Text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M.Leiden：Brill，2022：10-11.陆莲枝.贺大卫 布洛陀 英译本的民族志阐释J.翻译界，2017（2）：82-92，162.黄中习.贺大卫：壮民族志研究型译者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62-66.D.Holm.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M.Illinois：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2003：57.Venuti L.Thick Translation：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427.王宏印，李绍青.翻译中华典籍，传播神州文化：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5（3）：1-7，79.56肖昉/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时，贺大卫注重跨学科研究，不拘泥于语言本体。贺大卫的语言本体研究主要着眼于音韵学领域。在 A Layer of Old Chinese Readingsin Traditional Zhuang Manuscripts 一文中，他通过对田野调查所得的壮族典籍文献中方块壮字的读音进行梳理，从音韵学的角度推测了一些读音可能源于上古汉语层次。然而，由于例证有限，这些推测仍需要更进一步的系统调查来加以验证和证实。在 岱语土俗文本中的浊声母对应 一文中，贺大卫着重从岱语的浊声母遗存入手，通过考察越南岱语土俗字的读音，将其与汉语进行对比并发现，在岱语中一系列读浊声母的土俗字读音与相应的早期中古汉语的浊声母读音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岱语、壮语和汉语之间的语音联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揭示了方块壮字、岱语土俗字与汉字的历史联系和交流，这为我们深入了解壮语、岱语的语言文字特点以及其与汉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通过对典籍文献和土俗字的分析，他揭示了这些语言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为语言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丰富了我们对壮侗语言的认识，也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贺大卫将语言与历史结合进行研究。他在 Linguistic Diversity alo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中以格德尼（William J.Gedney）等前人对台语的研究为出发点，用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学和史料等相关证据重新论证台语多元性的原因。贺大卫认为，这种多元性并非来自于单一原始语语音层面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而是因移民迁徙、强制性人口迁移、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方言干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贺大卫认为格德尼的壮语语料有限，只有南部壮语的语料，不能反映壮语的全貌，因此他详细对比了南北壮语方言各地的语言异同，说明中越边境语言多元性是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贺大卫运用史料和地方志材料列出这一区域历史上的军事行动和自然灾害，认为这一区域的壮族社会具有较高的人员流动性，这也是带来语言多元性的原因之一。暂不讨论此文结论合理与否，单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贺大卫把历史学材料和语言学事实、语言演变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足以开拓语言研究的思路，打破了在语言学中研究语言的困境，具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启示。贺大卫将语言修辞与文化相融合。前人对壮族传统歌类的研究多围绕诗行长短、韵律模式 和 诗 行 结 构 而 进 行，却 忽 略 了 最 为 凸 显 的 平 行 修 辞。贺 大 卫 在 Parallelism in the Hanvueng:AZhuang Verse Epic from West-Central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中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详细具体地论证了壮族口头吟唱诗歌文本中的平行修辞。该文归纳总结出 5种平行类型：平行对仗型、三至四句平行型、特殊型、重复型和孤立型。贺大卫认为孤立型是最具特色的。孤立型指没有形成平行的一个孤立单句。在壮族传统韵律文本中，这种孤立句在一连串的平行句中不遵循韵律规则，显得尤为独特，常被韵律研究所忽略。贺大卫认为，在韵律唱诵之时出现这样的孤立句，产生的声韵效果不同寻常，进而将这种孤立句视为有标记的变体，用于总结或过渡、场景或人物的变换，标记语篇中重要的转折点或信息，达到吸引听者注意力的效果。贺大卫深入分析了平行关系中常用的对应概念：数字、双音节拟声词、亲属词和自然物种。他认为，这些概念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反映侗台族群对不同层次概念的理解。数字的 D.Holm.A Layer of Old Chinese Readings in Traditional Zhuang ManuscriptsJ.Bulletin of the Museum for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18（79/80）：199-246.贺大卫，肖昉.岱语土俗文本中的浊声母对应J.辞书研究，2023（6）：1-19.D.Holm.Linguistic Diversity alo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J.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2010（2）：1-63.D.Holm.Parallelism in the Hanvueng：A Zhuang Verse Epic from West-Central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J.Oral Tradition，2017（2）：373-406.57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平行对仗多是出于韵律的需要，也是生成平行诗句的一种较为简单的机制。双音节拟声词的平行对仗是文本及其流传地区传统诗句的特色，在文本中没有什么意义，常作为押韵和记忆的一种方式。亲属词有主人公姓名、亲属关系词“兄弟”“父母”“父子”等。在分析自然物种的平行对仗中，贺大卫他者的视角使其注意到一组对应词 a（乌鸦）与 yiuh（老鹰），并深挖原因，解释壮族人为何将如此不同的两者作为对应。他认为，壮族关注的是乌鸦与老鹰在颜色和功能上的相似性，两者均是黑色系，是天地之间的信使灵鸟，因此常作为对应物种出现在壮族人的平行对仗中。可见，贺大卫的异域他者视角和研究思路为国内壮语研究提供了启示：跨学科研究语言可以打破学科壁垒，是冲出当前困境的有效路径；跳出所在知识文化圈，站在局外观察，也许能注意到诸如孤立句、乌鸦和老鹰等这些壮族深层意识中普通得毫不显眼的现象。（三）壮族文字研究贺大卫对壮族文字的研究主要围绕方块壮字进行，可以说是其学术研究中成果最为显著的，发表了若干相关论文，出版了专著一部。在方块壮字的研究上，贺大卫注意文字书写方式与本地壮语方言、周边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影响，并运用历史、政治和宗教等跨学科知识解释方块壮字的区域性变异问题，开创了方块壮字研究的新范式。在论文 传统方块壮字的区域性 中，贺大卫对中国广西、贵州、云南及越南北部的传统手抄本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调查，发现这些地区使用的方块壮字具有大区域一致性和小区域创新性。该文以 hawj（给）不同的书写形式为例，首先考察该语素在各地的书写方式和当地发音，发现其书写与语音的地理分布区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界限并非完全吻合。接着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考察各地壮语方言 hawj与平话的对应，发现小地区使用的“黑”“哈”“嚇”应是西南官话的近代创新，而大区域使用的“许”“海”“肯”可能与更古老的语音对应。最后贺大卫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猜测，认为方块壮字的这些文字圈可能与移民带来的人口流动、宗教人员和歌圩戏剧有关，这些文字可为历史移民现象和跨区域的文化联系提供书面证据。贺大卫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方块壮字，提出影响书写形式分布的历史及文化因素，不仅拓宽了方块壮字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更为壮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及启示。贺大卫的方块壮字研究集中体现在 古壮字地图集 中。古壮字地图集 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图表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常用方块壮字的地理分布情况。该书是贺大卫多年田野调查的心血和结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古壮字地图集 具有以下 4个特点：一是图文并茂。全书共绘制了 133幅地图，每一个语素都绘制两幅地图，分别展示其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的区域性变化，形象具体，便于研究分析。二是选点科学。方言点设计合理，兼顾境内境外相关族群，一共 45个方言点，其中广西有 36个、贵州有 3个、云南有 2个、越南北部有 4个。这有利于考察整个“壮族布依族岱侬族”区域内的方块壮字系统，有助于分析亲缘关系。三是语料丰富。每个方言点至少收集一本方块壮字抄本，考察词频和字形变化多样性，从中筛选出 60个常用语素。此外还参考了汉族官方材料 华夷译语 中太平府、庆远府和镇安府的 3个词表。语料涉及了中国境内境外、民间藏本和官方史料，地理分布广泛，客观、合理，更具说服力。四是研究深入。与常规的语言地图集不同，古壮字地图集 不止步于地图集的绘制，而是深入分析了每一幅图所展现的 同373-406.贺大卫.传统方块壮字的区域性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7-33.58肖昉/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语言现象，探究壮语书写形式与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找出制约地域分布的原因。古壮字地图集 内容翔实，分析有理有据，研究方法涉及地理语言学、文字学、历史语言学和音韵学等，在壮字研究中自成一脉，开辟了新的领域。该书不仅解释了语言文化背景、汉字造字法和壮字造字理据，更是一字一图，重点描绘了 60个常用语素书写的地理分布图，展示同一语素在不同方言点的不同书写及语音形式，寻找壮字与汉字、喃字的对应关系及书写形式与语音形式之间的联系，推断各种不同书写形式的借入时间，提出壮字有 3个主要区域：广西中部东部、左右江流域（包括越南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可以说，古壮字地图集 是方块壮字系统性研究的首次尝试，挣脱了文字研究的束缚，把壮字放入更加立体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掌握了壮字的发展脉络。该书是贺大卫壮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厚重之作，也是南方类汉字研究的必读经典，为方块壮字、壮族民族史和民间文化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三、贺大卫壮族文化研究（一）葬俗及董永研究贺大卫的壮族文化研究始于葬俗研究。2001年贺大卫在 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上发表了 Aspects of Funerals among the Zhuangthe Horse play一文，研究壮族丧葬仪式中的“禄马”。“禄马”（或称纸马），即壮族丧葬仪式中女婿为逝者准备的冥间交通工具。该文围绕壮族“禄马仪式”中道公和女婿的滑稽对话文本展开，详述了整个仪式过程及壮族丧葬文化，并与台湾丧葬仪式进行了比较。贺大卫认为，不同于丧葬仪式的严肃性，壮族丧葬仪式的“禄马”剧所展现出的滑稽因素极具特色。但正如贺大卫文中所说的，他的研究仅来自对文本的解读，并未亲历仪式过程，“禄马”剧的演出是否完全根据文本进行，还需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贺大卫关于董永的研究是基于杀牛祭祖的民间文本而进行的。2001 年，贺大卫节选了东兰民间杀牛祭祖文本中的“童岡歌酉”进行研究，并在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上发表了论 文“The Ancient Song of Doengving:A Zhuang Funeral Text From Donglan，Guangxi”，对“童 岡 歌酉”进行了英译，并基于文本对壮族董永故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一文本讲述葬俗和杀牛祭祖的起源，在新年的杀牛祭祖仪式和葬礼中都会唱诵。杀牛祭祖仪式一般为期三天，“童岡歌酉”是在第三天送神回天的早上唱诵，葬礼道场的最后一个仪式也是唱诵“童岡歌酉”，两个场合中“童岡歌酉”的唱诵都标志着逝者灵魂离开尘世。贺 大 卫 在 The Exemplar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End of the Ape MenDong Yong in Guangxi andGuizhou Ritual Performance（2004）中进一步对董永的故事进行了深入研究，除了东兰的文本，还对比了贵州扁担山和泰国清迈杀牛祭祖的故事。该文以董永的故事为出发点，对比三地杀牛祭祖仪式故事的流变，认为这些故事可能源于同一个原型，都讲述了原始人类从没有葬俗过渡到人死后杀牛祭祖的变化。D.Holm.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M.Leiden：Brill，2013：743.王桂秋.Aspects of Funerals among the Zhuangthe Horse Play：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C.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1：230.D.Holm.The Ancient Song of Doengving：A Zhuang Funeral Text From Donglan，GuangxiJ.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2001(1)：71-140.59百色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众所周知，汉族董永故事讲述孝子董永卖身葬父、仙女相助的故事，而在东兰文本所记载的壮族故事中的童岡（与汉族的董永是同一个人）是杀牛祭祖葬俗的开创者。史前原始人类死后并无入棺埋葬的习俗，童岡在放牛时看见母牛生仔的痛苦过程，回家说与母亲，母亲告诉他人类分娩更为痛苦，或持续两三天。童岡深受感动，在母亲死后违背习俗，造了棺材放置母亲的遗体，对外称是米仓，防止族人按习俗前来索取母亲的肉身。待尸体腐烂之后才告知众人母亲的死讯，并提议以牛肉代之，遭到族人拒绝之后，童岡多次前去咨询布洛陀和姆六甲，在他们的建议下终于建立了新的丧葬习俗，如将尸体放入棺材、披麻戴孝、主家素食和守孝 3年等。虽然壮族与汉族的故事主题都围绕着“孝”，但壮族故事的情节与汉族故事情节相差甚远，咨询布洛陀和姆六甲的情节带有浓浓的壮族特色，而最后建立的新丧葬习俗明显源于汉文化，可见东兰壮族的童岡故事是壮文化与汉文化的杂糅。贵州扁担山的咒牛经壮字题目音译为“穆稳”，布依语读音 mo fi，是丧事开席之前祭牛解牛时麽公吟诵的经文。经文讲述古时人类与猿人混居，当时并无现今大家所熟知的丧葬习俗，后来人类不愿因循原始丧葬习俗，造了棺材葬父母。因此人类与猿人有了争执，人类提议以牛代之，猿人同意，从此分居别处。此后，为了赎罪及不被猿人之灵纠缠，人类一直保留着葬礼上祭牛的习俗。在广西和贵州，文本主人公的名字有微小的语音差异，指称对象也有所不同。东兰文本的壮字题目是“童岡歌酉”，“歌酉”即壮语 gonduj，意为古歌，“童岡”读为 tk。在壮族的其他地方，此类故事有其他的书写形式，如童灵、东林、童林等。壮语名字常以前缀加单名组成，tk是男孩名字的前缀，而 是汉语“永”借入壮语后的常用发音。由此可推知，壮族这类文本都冠以董永之名。在贵州文本中，fi的指代具有模糊性，可能指食人血肉居于丛林的猿人，也可能指第一个拥有棺材下葬的 me fi（fi的母亲）。不同文本中的董永所指并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文本中所指也模糊，在口传文化中，这种身份的差异性通常源于历史遗忘。尽管董永故事在壮族不同地区存在细节的差异，但故事主线都是讲述葬俗的起源。而且壮族董永故事具有区域广泛性，不仅流传于广西和贵州的偏远地带，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桂中腹地也流传甚广。在壮族各地，这些故事借董永之名，在壮族先人故事中掺进了汉元素，形成了壮汉故事的融合。贺大卫认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是壮汉文化交融的一种模式，以汉文化之名传播壮族本土的原始文化。故事的区域流变可能与宗教和政权有关，也可能是当地政权利用宗教元素做本土传统习俗的保护伞，传播的内容仍是本土的原始信仰。（二）宗教与土司制度研究贺大卫在 杀牛祭祖宗 中论及了方块壮字与布麽之间的联系，并在 东南亚、广西西部的麽公与土司政权之关系 中做了深入的研究，从方块壮字的地理分布出发，突破学科壁垒，实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首先，该论文提到的几点启示为方块壮字文字系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方块壮字文本具有地理标记性，从文字的书写形式可以窥见文本的流通信息，进而成为族群迁移的证据；方块壮字的区域统一可能与政治或宗教的影响有关；方块壮字文本研究为重构侗台民族史提供文献。其次，该文围绕方块壮字广泛的区域融合特征，认为方块壮字的大型文字圈体现了区域一体化融合，暗示了区域内在社会、文化、交通上的密切联系，因为很多地方的方块壮字 D.Holm.The Exemplar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End of the Ape-Men Dong Yong in Guangxi and Guizhou Ritual PerformanceJ.T oungPao，2004（1）：32-64.60肖昉/他山之石：贺大卫的壮学研究书写系统与水路交通线相吻合；宗教仪式主持人如师公、麽公、道公的活动圈、明清的民间艺术也为文本的大范围流通提供了媒介。最后，文章重点研究广西西部方块壮字的地理分布，并讨论这种高度区域一致性背后的原因，史料翔实，具有说服力。贺大卫认为，广西西部早期的文字是在土司府中形成的；麽公来源于土司府中的礼仪主持人；麽公文本为土司及领地服务，满足他们的宗教仪式需要；广西西部的方块壮字可能源于岑氏土司家族及各支系。通过梳理岑氏土司家族统治的历史，认为土司在行政、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措施为方块壮字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麽公的身份及其主持的祭祀仪式也完成了从土司特权到民间拥有的转变。四、结语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贺大卫的异域视角、他者眼光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给壮学研究带来了独特的见解，拓宽了国内本土壮学的研究思路。其突出贡献：首先，体现在壮族典籍英译上，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翻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壮族文化原貌，激励着更多精通英语的壮母语学者投入这项工作中，而译文之后的注释和讨论使成果上升到研究的高度，为壮族典籍翻译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新的道路。其次，贺大卫的方块壮字系统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将壮字书写形式、方言语音、官方语言接触、境外佐证材料等融合起来，从语言、历史、政治、宗教等跨学科的角度解释方块壮字的区域性变异问题，开创了方块壮字研究的新范式。最后，贺大卫在壮族文化研究上的突出之处体现在对董永研究上，认为董永故事是壮汉文化交融的典型模式。从各地杀牛祭祖仪式的不同文本中梳理食人习俗到葬俗的变迁，可窥见壮族原始文化信仰的遗存，这为壮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当然，作为他者，贺大卫的研究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一些偏差。但作为本土学者，我们应该突破知识层面的局限，学习他者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方法，积极与海外壮学学者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共同完成壮学研究的中西对话。【责任编辑：陆静】贺大卫，莫海文.东南亚、广西西部的麽公与土司政权之关系J.百色学院学报，2013（2）：32-4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