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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钱杭摘要：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 W 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关键词：族谱：家族；濑川昌久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4）01-0001-212021 年 2 月，东京风响社出版了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濑川昌久教授（以下敬称略）所著 574 页的 希求连续性由族谱所见“家族”的历史人类学（連続性希求族譜通 家族 歴史人類学）一书a。在原序及第一章中，作者概括本书的写作初心，是通过“虚心谦恭阅读”族谱中通常令一般家族成员都会感到“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来回答“编制这类族谱的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这样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他还声明：“本书并不是要把族谱作为辅助资料来阐明什么，而是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在作者看来，“把族谱作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这一传统性的“史料型”策略，虽然早已是学界的常态并因此将族谱推至一个资料宝库的位置，却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对宗族、族谱的功能主义整理与评价上，而他希望深入了解的、以“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的非显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则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湮没而不再有人问起。收稿日期：2023-09-19作者简介：钱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a书名中的“希求”（），既是日语汉字（词性为名词和自动词），也是传统汉语词汇。与“追求”“希望”相比，“希求”一词表现出了更强烈的主观意愿，但对该意愿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或可能性有多大则不十分在意，其语义与汉语“希冀”“祈求”及英语 desire 接近。此外，作者还希望通过对该词的运用展现出一些文学的色彩。为尊重作者本意，书名主标题译为 希求连续性。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2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笔者理解濑川昌久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对于探究“个人当下人际关系的存在方式”的执着，也赞成他提问题的方法；但最主要的，则是在有关宗族及族谱研究的学术史评价和尽力弥补某些遗憾的路径选择上，我们通过几十年深入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相同的立场a，取得了足够的默契。这就是推动本人在获赠样书后立即细读、并很快发现值得向国内学界译介这部著作的直接原因。作为中文版的译者（也是第一读者），笔者对全书大意、主要成就和可作进一步讨论的疑点有一些完全基于个人的理解，虽然不一定对，但愿意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和批评；目的是以此书的翻译出版为契机，结合作者提出的上述“根本性问题”，以努力认清长久以来学界在族谱研究领域的积累和实践中的长短得失为基础，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或通过何种路径来调整、改善当下的族谱阅读方法和研究策略。一对于一位资深作者来说，根据学科要求、课题目标和对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在展开学术研究之前必定都会对所需资料的性质、种类、份额及解读路径，作出主辅、轻重、先后的安排。因此，濑川昌久要努力与之有所不同的“以族谱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的表态，并不意味着他在质疑这个方法本身，而只是强调他必须把族谱资料放在一个更有利于实现本人所定目标的位置上。家谱、氏谱、族谱等私家性谱类文献自逐渐定型后，曾在中国历史上一些特殊时期成为统治集团建立并维持门阀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选拔、鉴别制度的重要凭证。魏晋以后，朝廷制定“九品中正”制度，“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b，于是，谱类文献的种类、数量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接或间接介入程度急剧扩大，从而在魏至唐的约七百年间，达致“中国谱学最盛之时期”c。如唐刘知几（661-721年）所总结：“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 三辅决录，晋有挚虞 族姓记，江左有两王 百家谱，中原有 方司选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d。除了谱学本身的体例、规则得到全面整理、系统提升和广泛普及外，以谱类文献为理解文史古籍之“辅助资料”的有益性和可行性也日益为史官、学者所接受，取得杰出成就者如刘宋裴松之（372-451 年）的 三国志注，南梁刘孝标（463-521 年）的 世说新语注，北魏郦道元（466-527 年）的 水经注，南梁萧统（501-531 年）的 文选注，唐李贤（655-684 年）的 后汉书注 等，都频繁引谱入注或引谱为注，用私家性谱类文献中关于人物生平、家庭背景和亲类关系的资料，补充了正史及其他公共性文献普遍缺乏的相关内容，展示了“以族谱a 参见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 风水 移居“解说”，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63-284页；濑川昌久：跨海的宗族网络，钱杭译，史林 2004 年第 1 期；濑川昌久：客家特性形成过程之研究兼论民国初期著名军政人物的家族世系问题“译后记”，钱杭译，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 第三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9-30 页。b 新唐书 卷 199柳冲传 引柳芳 姓系论，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677 页。c 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 第26卷第1号，1929年；后收入 潘光旦文集 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3 页。d 刘知己：史通 卷 3书志，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74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3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的独特效果a。北齐魏收（507-572 年）“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 魏书”b，虽然史识不高，导致所著正史被后人贬为“秽史”，但也是“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一次重要实践，仅看展示于 魏书 卷 14 以下 94 种 列传 目录和卷 114官氏志 中各传主庞大的父系直旁系亲属名单，就可知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等人说魏收为著 魏书 而“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轶，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a是符合事实的评价，足令人“窥见当日官史与私谱之因缘”d。古代文献学家在注释古籍时运用谱类文献，多半是出于对私家文献可以提供某类非外人所易知资料的自发尊重，也就是对其特殊“有用性”的肯定，总体上还不是基于一般“必要性”的方法论认识；只有当清代学者将族谱定位为家族之史后，如著名史学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 年）所谓“谱为一家之史”e，文史教育家朱次琦（1808-1881 年）所谓“谱牒之学，史学也”f，才达到了对族谱所具综合价值的自觉认定阶段。理论视野上的这一突破，终于把族谱仅仅作为“补正史列传之阙略”g的外部添加剂地位，上升到欲呈现历史合力而不可或缺之必备条件之一种的高度，为读者从公私兼容的广阔视角，更细致、更全面了解历史事件中某族聚散离合及相关人物命运起伏的过程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工具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不必迟至 20 世纪初梁启超等“新史学”开拓者力倡区域史、行业史和下层民众史研究以后才为人所认知、所实践，早在“新史学”发轫以前很久，学者们就已经这样做，并卓有成效了。当然，如果说濑川昌久未对“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研究取向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也不符合实际，否则就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与其保持距离了。1996 年，濑川昌久在 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以下简称“华南汉族”）一书的原序中，就说过自己以前“只是把族谱当做一种田野资料的旁证材料，或是关于村落、宗族以往历史的辅助性资料来看待”h，而一旦开始写作，随着所设目标阐释族谱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的逐渐展开，就越来越明确感觉到应该严格依据族谱“本身记载”的内容（如宗族间的通婚关系、墓地风水理念以及与祖先移居传说的关系等等），来探a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卷 12 有 家谱不可信 条，引 汉书 卷 75眭弘传 唐颜师古（581-645）注：“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讬，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又引卷 78萧望之传 颜注：“近代谱牒妄相讬附，流俗学者共祖述焉”（见 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 7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13 页）。然而颜氏批评的只是某些“流俗学者”出于虚荣而对“私谱”及“近代谱牒”的“妄相假讬”“妄相托附”等非专业之举，而不是对谱类文献所具价值的一概否认。唐代谱学、系录、家状盛况空前，一向“抑素流，先贵势”的颜氏绝无抹杀忽视之理。见 新唐书 卷 198颜师古传，第 5642 页。又见唐林宝：元和姓纂原序，岑仲勉四校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 页。b 刘知己：史通 卷 12古今正史，第 365 页。a 刘攽、刘恕等：旧本 魏书 目录叙，魏书 卷后附，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63 页。陈寅恪 1942 年曾撰 魏书 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一文，亦从区域民族史、门阀史资料的蒐集论及魏收的史学贡献。参见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11 册，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第 13 页；又见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d 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潘光旦文集 第 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4 页。e 章学诚：文史通义 外篇三 与冯秋山论修谱书，仓修良新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618 页。f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 卷8 南海九江朱氏谱家谱序，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别集类第15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 76 页。冯尔康对朱次琦的谱学研究得失有全面评述，见氏著 清代谱牒学家朱次琦，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 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123-134 页。g 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潘光旦文集 第 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3 页。h 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 10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4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明存在于族谱中的“那一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只满足于把族谱作为理解田野所获资料的旁证和构成一部综合性村史族史的辅助性材料，显然就不仅是在使用层面上是否充分、是否恰当的问题，而是对族谱“本体”价值是否做到准确领悟的问题了。至于过了25 年后，当濑川昌久进一步为自己设立了一组被称之为“根本性问题”的新目标后，以族谱为主体资料而非辅助资料，就更成为首先要牢固确立的研究前提了。宗族是族谱的“原体”，族谱是宗族的“载体”a，以族谱为研究宗族事务的主体资料，是适合社会史“眼光向下”范式转变要求的一条必经之道。1931 年，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者之一的柳诒徵（1880-1956）撰 族谱研究举例，以 钱氏家乘 陆氏谱 长洲彭氏宗谱 秦氏宗谱 武进庄氏族谱 等为例，为读者如何研究“吾国特有之民史”提供了重要示范b。日本现代中国社会史学家牧野巽（1905-1974）发表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几篇著名论文，如1935 年的 表现在中国近世族谱中的始祖，1936 年的 明清族谱研究序说 北平图书馆藏明代善本族谱 论乾隆十一年重修之 范氏家乘 c,就展示了作者希望从族谱中“看到新的历史”d的强烈愿望，以及在此愿望下取得的重要进展。1948年和1949年，他继续以 庐江何氏书院全谱 和 苏氏武功书院世谱 为主体资料，发表 广东的合族祠与合族谱 之一、之二两文，通过谱中记载的联宗过程，系统揭示了联宗祠的构成机制和实践特征，奠定了研究中国明清以来联宗祠及联宗组织的理论基础e。年纪稍长于牧野氏的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 年）完成于 1937 年、出版于 1947 年的名著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所用基础资料虽然是 嘉兴府志 嘉禾征献录 深州风土记 以及一批科举试卷，但使用更频繁且作用更大的关键资料，则是 瓯山金氏如心堂谱 朱氏重修迁浙支谱 灵泉许氏家谱 柞溪沈氏家谱 嘉兴谭氏家谱 嘉善曹氏惇叙录 嘉兴新篁王氏宗谱 金陵通传 甬上族望表 河朔氏族谱略 等 32 种足以全面显示望族间婚姻关系和揭示望族衰败原因的谱牒及家族文献f。对潘光旦以族谱为推动研究的主体资料这一特点，罗香林（1906-1978年）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潘氏虽“于中国谱系之学自有相当贡献，然其重点所在，乃为就家谱以研究遗传与婚姻等关系，非全就家谱而为史学研究也”g，而实际上这也是罗先生本人对待族谱资料的态度，比如他“在探究客家的源流或客家人的来历时，就直接把客家族谱中关a“原体”“载体”说，见冯尔康 古代官府与民间编纂谱牒简史，收入氏著 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 252 页。早在 1989 年，冯先生就表示了类似意见，见氏著 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兼论宗族制与谱牒学之关系，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 谱牒学研究 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19-36 页。b 柳诒徵：族谱研究举例，江苏省立图书馆馆刊 第四年刊，1931年。收入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588 页。c 包括以上诸篇在内的9篇论文，编入牧野氏著 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9年。后收入 牧野巽著作集 第三卷，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 年。d 论乾隆十一年重修之 范氏家乘 ，原载 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1936年2月刊，引文见 牧野巽著作集 第三卷，第 117 页。末成道男编 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 之一 汉族一般 36“牧野巽”条有濑川昌久所撰简要评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年，第 99 页。e 两文收入 牧野巽著作集 第六卷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对这两篇论文的详细评述和扩展引申，可参见拙著 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第一章第二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f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之三 本篇的资料由来与作法 及 参看作品，商务印书馆，1947年。收入 潘光旦文集 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g 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1971 年，“绪论”，第 1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5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于祖先移居的历史叙述当做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来处理”a。日本杰出的中国谱牒学家多贺秋五郎（1912-1990 年）1960 年出版 宗谱的研究（资料篇）b，在全球范围内，根据他当时能够利用的条件，从日本（包括东洋文库 816 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237 种、国会图书馆 170 种、支那文库 266 种、内阁文库 3 种、东京教育大学史学研究室 6 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5 种）、中国（国图c353 种、中科院图 21 种、南京图 43 种、广州中山 60 种、上图 6 种、山西省图 10 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7 种d、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926 种）各公私单位收藏的中国宗谱以及“与中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宗谱”e中，摘编了 义庄规条 家塾规条 家训家范 家规宗约 祭法祠规 凡例谱例 等 5 大类 350 件资料，为展开以中国族谱为主体来源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20 年后，多贺秋五郎又出版 中国宗谱的研究（全二卷）f，同样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前一部著作所蒐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日本的筑波大学、静嘉堂文库、外务省图书馆，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大学、冯平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中山大学、南京市图书馆，美国的国会、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中国族谱，目标是全面研究作为宗谱成立之伏线的古谱、宗谱的形成和发展、明代宗谱的发达、清代以后宗谱的盛行、与宗谱所见国法与族法的关系等谱牒史和社会史主题，取得了被濑川昌久赞为“涵盖时代之广，作为分析对象的具体事例之多，至今仍无出其右者”g的惊人业绩。笔者近 10 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如 略论 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 的研究价值 谱籍统计与分析：浙江新谱的区域分布 “薛氏困惑”与消解之道以 1951 年 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序 为中心h等，反映的类型也都是以族谱为主体资料展开的社会史研究。然而，就如濑川昌久在本书第一章中对 1996 年所著 华南汉族 进行的反思一样，他当时“虽然从族谱的具体记载内容中提取并考察了”有关宗族的通婚、风水和移居资料及历史过程，但被作为主体资料使用的族谱内容，都是指“序文、后跋或附载的家训、族规等文件书写者的显性认识”，而“对系谱本体部分的解读分析还停留在局部的和表层性层面”，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厦门大学饶伟新虽然提醒族谱研究者要注意“族谱不止是一种供史家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它首先是一种文本，一种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本”i，却没有讲明他所谓的“文本”与供人们“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是否有区别，以及区别在哪里？族谱之所以能被包括史家在内的研究者“参考利用”，不就是因为它作为“文献a 饶伟新：族谱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郑振满主编：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民间历史文献论丛 第一辑 族谱研究（分辑主编饶伟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导言”第 2 页。b 多贺秋五郎：宗譜研究（資料篇），東洋文庫論叢 第四十五，東洋文庫，1960 年。c 当时称北图。d 据罗香林1963年“至其馆阅览时，见其总数凡一百二十五种，多贺秋五郎所据殆为该社早年所印书目，非至近日仍仅为七种也。”中国族谱研究，“绪论”，第 13 页。e 对多贺氏中国宗谱研究成就的系统介绍，可参见熊远报 多贺秋五郎的中国宗谱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第4 期。f 多贺秋五郎：中國宗譜研究（上下卷），日本学术振兴会，1981 年。g 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h 钱杭：略论 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 的研究价值，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谱籍统计与分析：浙江新谱的区域分布，浙江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9 期；“薛氏困惑”与消解之道以 1951 年 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序 为中心，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1 期。i 前引饶伟新“导言”，第 3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6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资料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并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吗？族谱当然“首先是一种文本”，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a，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首先”还代表了谱载内容所含的意义：“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具体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这样来理解“首先”云云自然不能算错，但从构成族谱文本的基本事实出发，这又是不够准确的。族谱“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其实并不是由历史学家不厌其烦一一细数的那些“诸如此类”的内容b，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族谱“文本”所反映内容，应该是濑川昌久在本书原序中提到的“全都被消除了生活中的喧嚣与气息”的那一个“具体的人群”，而不是无确指的泛化“人群”，他们“是作为父亲、儿子、妻子、母亲，在一个由相互关系编织的网络中，静静地生，悄悄地死，表现为一种 无机质 群像”，而记录了这些“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文本”，已使得族谱成了“一部将已故祖先姓名及生卒之类信息绵延不断记录下来的死者之书”，而完全不在于它是否“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为了检验记录了这些“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文本”的真实性，当然要先做资料审查，否则无以确保此后研究的意义。濑川昌久在这方面做得相当认真。前文已提及，W 氏总族谱 的记载时段为 391 年，涵盖 14 个世代，共 1099 人（其中男性 595 人，女性 504 人）。由于从第 10 世起有关信息开始缺损，如“清十世典贤，乃维万公之子也，生于乾隆（下缺）”“原配孺人钟氏，及后出嫁c（下缺）”“典科，乃维国公之子也，生于嘉庆（下缺）”“典周，乃维信公之子也（下缺）”，至第 11 世、第 12 世、第 13 世，类似情况更多（原因尚未被追究），故而有多达数百人的生卒、子名等生命阶段重要信息出现长时间、连续性的记录缺损（参见资料 2族谱数据 中的空缺部分）。为了统一评价研究对象基础资料的细节以确定能否使用，濑川昌久按两组标准谱中个人之间系谱关系（主要是父子关系）的整合性和男女生卒信息的真实程度，对谱载人员信息进行了可信性、有效性、清晰性“三阶段”验证（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结果“发现谱中未明确记载谁为生父者只有 5 人。其中 4 人是来自族外的养子”；“确认谱载生年有效者为 828 人，卒年有效者为 496 人，享年有效者为391 人”。经上述校正后可确认为“完全有效”和“可校正”的样本共 881 个，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该谱的系谱关系记录大致值得信赖。”“被确定为数据有效的比例高达 80%以上。”d濑川昌久在资料批判上花的这些功夫，令人非常佩服；经此验证，对 W 氏总族谱 之“有”什么、何时“有”、为何“有”、怎么“有”的讨论，应该经得起历史学家对资料之可信任程度提出的苛求了。濑川昌久为本书确定的方法与前著 华南汉族 最大的区别，就表现在是否能够面对a“many Chinese genealogies are put into writing。”M.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The Athlone Press,1966,P.41.b“族人出生、新婚、分家、祝寿、死亡而形成的生辰簿、添丁簿、新婚簿、分家文书、寿序、像赞和墓志铭、墓碑等，为祭祀祖先而形成的祖先牌位、祖先画像谱或祖先世系图、祭祀人名簿、请神簿、祭产簿等，修建祠堂而形成的祠堂记、祠产记，以及因家产、族产买卖租佃或纷争诉讼而留下的契约文书和诉讼档案，或为管理家族各种事务而形成的族规家训，或由族人生前功名业绩而形成的各种传记文献或实物遗迹，也包括口耳相传的祖先记忆，诸如此类”，前引饶伟新“导言”，第 9 页。c“及后出嫁”指丈夫去世后另嫁他人的妇女。据濑川昌久对全谱所记6例的分析，其中有3例是丈夫分别于30岁、38岁、25岁去世后，因妻年轻而再婚。另有 3 例是因夫妻间无子，夫死后妻择人另嫁。详见 2-2-3。d 以上引文均见于本书第二章第一节。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7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被以往族谱研究忽略的族谱的主体部分，亦即个人系谱记录的那些内容”，并且通过详细解读这些内容，凸显“族谱这一文献的真实性格和记录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他之所以要和“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路径保持距离，并且在事实上不仅超越了前引柳诒徵、牧野巽、潘光旦、多贺秋五郎等前辈学者“以族谱为主体资料”进行社会史研究的一般努力，而且还特别聚焦于被以往研究者“忽略了的族谱的主体部分”，特别是那些看似枯燥无比、其实内有乾坤的“个人系谱记录”的深层次原因就在这里。对濑川昌久的这些苦心和抱负，撰写过沁县族谱中的“门”与“门”型系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a的笔者，应该是最能理解和体谅的同行之一了。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濑川昌久跨出这么大一步不再醉心阅读“序文、后跋或附载的家训、族规等文件”，而是紧紧扣住占全谱绝大部分篇幅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不放？首先当然是基于学理的内在选择，其次还不得不承认那是濑川昌久独有的“运气”。就像他在本书中文版序中所说：“本书研究的被这部族谱所记录的以往人们无数的生死痕迹，也因如实呈现了作为过去中国社会对终极价值的某种追求而成为一种极其珍贵的资料这批资料真具有珠玉般的价值”，他的确是“捡到”了一个珍宝。“这部族谱”，即290 页的 W 氏总族谱，1996 年他已在 华南族谱 一书中作为本地（粤语系）宗族自明中期移居香港新界后的资料使用过，之所以又会在 2021 年成为支撑本书唯一的核心资料，完全是因为该谱既没有序跋，也没有系图、小传、祖像、祠堂、家法、族规、诰敕，更没有名人、官员、烈士、节妇，在对明中期至清中期（1477-1838 年）391 年间 W 氏宗族 14 个世代 1099 人所作记载中，居然没有发现一个科举成功者，甚至连拥有庠生、廪生、增生、附生一类生员科名者都不见。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或“草民”宗族。濑川昌久在第五章中自问与它的相遇“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那还需要问吗，当然是太幸运了！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竟无须拜师请教，“这部族谱”就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什么才是中国族谱不可或缺的“本体”？通过什么才能有效接近他的那些“根本性问题”？拥有这份仿佛天赐的机缘，实在令人羡慕！笔者曾经讨论过中国族谱的基本定义，似乎也可从谱学史角度为濑川昌久对族谱“根本性问题”的“希求”提供学理上的证明：中国族谱是以父系单系世系（所有男性均含配偶）为结构原则，以文章、图表、线段等为表达形式，连续性记录某一宗族及其分支成员经由出生、婚姻、生育、承继、去世等环节展现的人生历程和世代接续关系（世系）的文献。文献中，相关成员的人生历程及世系关系按上行、下行、旁行三线排列和延伸。上行世系展示祖先，下行世系展示后裔，旁行世系展示同辈。各线均可含（但不必含）未婚族女。凡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世系三线排列及延伸发生关系者，即为族谱之关键核心内容。潘光旦先生认为家谱里有几类事实，第一就是所谓“基本事实”，包括名字、别号、性别、生卒及婚嫁年月、寿数、住址、迁徙行为、葬地等，这类事实“都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是不能不记的”b；而谱内收集汇编的其他各类功能性、事务性、公共性信息，对于清晰了解某族之生存环境、社会地位及综合a 钱杭：沁县族谱中的“门”与“门”型系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6 期。b 潘光旦：说家谱作法（1938 年），潘光旦文集 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10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8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发展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只要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尤其是没有连续性展示世系三线的排列与延伸，在性质上就只能归于次级附属内容，其有无、多少、详简、优劣，对于族谱本身的存废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亦如万斯大（1633-1683 年）所言：“谱者，志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a；又如纪昀（1724-1805 年）所言“家传亦得称谱，而谱则不必定载事也”b。当然，称其为“附属”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而只是说这些内容并非一部族谱所必备、必有、必全者而已。被功能性或功利性族谱研究视之为最“有用”的史料，往往就是指这些附属性内容。若按以上标准来衡量，除了从上、下、旁世系三线对 W 氏明中期以来近 4 个世纪的父系世系排列、延伸所作连续性记录外其他基本没有的 W 氏总族谱，当然就是一部可遇不可求、难得一见的教科书级样本了。二W 氏总族谱 之所以被濑川昌久看重，并据此写出一部大书来，并不是因为按历史学家的标准它“没”什么，而是因为按人类学家的要求它“有”什么；以 族谱说了什么 为题的本书第二章，就是这一视角的具体展开。如前所述，该谱文本的种类“没”得相当彻底，诸如凡例、谱例、序跋、谱论、源流、祖像、像赞、祠记、族墓、家法、族规、字辈、小传、系图、支图、契据、艺文、名人、官员、科举名录、领谱字号等一般族谱都有或多少会有的内容，它全都没有。这就使这部颇为另类的族谱在人类学家的眼中能“直奔主题”，简捷地按上节所说的世系三线脉络，连续性展示相关成员的人生历程和世系关系等“关键核心内容”，同时也使研究者免去大量的质疑、辨正、澄清和联想作业。对于这部“历时漫长，文笔一致，形式统一，完成度颇高”的族谱在文本种类上这一罕见的构成状态，濑川昌久本人也表示了困惑：“不知是该族后世子孙在保存过程中的脱落，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在复印收集时的遗漏，情况不明”。我同意他的猜测：“不管怎么说，这部作为资料的族谱毕竟只留下了上述 族谱的本体部分。”c而且它“没”有以上各附属性部分的这一呈现状态，至少是被 沙田文献 第一册的编辑认可的。这也为上节末尾笔者的族谱定义及相关讨论提供了客观的事实依据，也就是说，只要“有”或保留了作为“族谱本体部分”的“关键核心内容”，就守住了族谱之所以为族谱的“底线”，就不影响阅读者和研究者继续对其以“族谱”视之。至于其他附属性内容，如果“有”且齐备完整，固然可使该谱成为足以承担反映“社会文化史研究新路数”d的珍贵文献，其被作为主辅资料使用的价值、可据以展开的研究范围也会相应提高和扩展；若“没”，却也不会影响该谱本身的存废，即便是与“族谱本体部分”最贴近、因而最应“有”的文本种类如凡例、谱例（以下统称“谱例”），其意义也是如此。说到底，a 万斯大：学礼质疑 卷 2宗法八，阮元编 清经解 卷 49，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年影印学海堂本，第 1 册，第 323 页。b 纪昀 景城纪氏家谱序例：“隋书 经籍志 家传入传记，家谱入谱系，各不相属，旧唐书 经籍志 始合为一类，然究各自为书。盖谱为通名，故家传亦得称谱，而谱则不必定载事也。”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 卷 59礼政五宗法上，转引自 魏源全集第 16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271 页。c 以上引文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W 氏总族谱 未见 中国家谱总目 著录，目前存 1 册 290 页。据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网站1197 号 族谱调查表 所示，该谱“珍藏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以后若有机会，笔者将当面向教授请教。d 前引饶伟新“导言”，第 10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9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族谱本不为族外人所编a，其生存“底线”亦非由各类“附属性内容”划定。若用濑川昌久的话说，“底线”的性质，就是指向“族谱得以编制和持续记录的根本动因”b。能够反映这一“根本动因”的，其实不是通常所见那种充满主流意识形态宣示、因而往往游离于本族实际追求之外的所谓谱例；真正懂得谱例所含深意的，也不一定是族谱的实际创制者和编辑记录者；会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并且有能力去追寻族谱编纂者“非显性”深意的，应该是那些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体会和追寻这些“非显性”深意的努力，大致体现在濑川昌久以下几个追问中：“当初创制族谱的人们、以及被族谱记录了人生的人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些记录？他们如何自我设定记录这些内容的意义？当将族谱的记录保留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否明确认识到什么是最该优先考虑的价值？”针对这几个问号的思索，就成了写作本书“最根本的问题意识”。若能加以补充的话，笔者会再增添两个问号：“如果不这样记录，他们在担心什么？甚或忧（焦）虑什么？”对于族谱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有什么？”“何时有？”和“为何有？”“怎么有？”是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有什么？”“何时有？是对谱中事实的系统陈述；“为何有？”“怎么有？”则是对“有”的理由和呈现“有”所遵循之规则的理解。对“为何有？”“怎么有？”承担阐明、申明之责的文本，一般情况下就是族谱的序跋和谱例。由于序跋作者、尤其是所谓高水平序跋的作者，大多是应邀参与其事的有所谓公认社会身份的族外友好人士c，因此除了对某族的历史渊源、历代名人、名望地位及本届族谱编纂的特殊意义有所钻研从而有意彰显提升该谱的文化追求和整体品位外，读者很难从中得到与濑川昌久“希求”追索的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意识”相关的更多的启示。相比之下，谱例则多经族人揣摩斟酌，向来由修谱者中的有识之士慎重执笔，虽然也会人云亦云，侈谈“叙昭穆、别亲疏、分是非、慎详略”d一类理念，但总体上的要求则是从本族实际出发，明确规定本届编谱遵循的基本规则和行文体例。W 氏总族谱 没有谱例，或曾有过而未能保存，总之在读者面前展现时的状态是“没”。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会给迅速解读和开展比较研究带来某些不便，但不影响濑川昌久仍然会认定它“具有珠玉般的价值”，可见谱例固然重要，却不是非有不可的。事实上，不唯谱例如此，族谱其他附属性文本之“有”与“没”，也都存在类似的两面性。当然，如果濑川昌久能按常见格式，为 W 氏族谱的读者概括出一套符合现有状态、反映现实追求的谱例，毕竟可以为揭橥创制者们的“非显性”深意提供直接证据。这也是笔者对濑川昌久未能为 W 氏总族谱 之“没”作适当补充而提出的批评之一。为便于了解该谱展示“关键核心内容”时遵循的主要原则，笔者试作弥补。先分类摘录相关文字，然后概括若干执行要领，权当谱例。（1）男性成员：明，始祖讳定基，生于正统十二年丁丑岁九月初九日午时。享寿九十五岁，终于嘉a 钱杭：谁在看谱？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题，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1-218页。b 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c 邢永川：试论谱牒序跋的文献价值兼谈中国谱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 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84-294 页。d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 纬编 一、中国家谱的体例、内容（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94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1 期10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特约稿靖二十年辛丑岁。安葬土名离下。明，二世祖乾佳，乃定基公之长子也。生于弘治二年己酉岁十一月十三日未时，享寿六十五岁，终于嘉靖三十年辛亥岁。葬在土名鸟溪沙。“要领一”本族男性称名，记世代关系为某某子，记生年干支月日时，寿长，卒年干支，葬地。（2）婚姻一（正妻，男性未婚记“未聘氏”）：（明，始祖定基）原配孺人邓氏，生于成化十四年戊戌岁八月十六日丑时，享寿七十四岁，终于嘉靖二十年辛丑岁。安葬土名神山。（明，二世祖乾佳）原配孺人黄氏，生于弘治元年戊申岁十二月初二日申时，享寿六十八岁，终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岁。葬在土名鸟石。（明，二世祖创佳）未聘氏，早已失派。（明，六世祖之成）原配孺人钟氏，生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岁八月初八日午时，至三十五岁，终于雍正二年甲辰岁。再娶彭氏，生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岁七月十四日申时，寿至六十岁，终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岁。（明，七世祖荣客）缘配孺人许氏，生于顺治九年癸巳岁八月十六日丑时，年至三十八岁，祸因英宾、子宾、良宾兄弟三人衅迫，毙命于康熙廿八年己巳岁。（明，七世祖崇忠）原配孺人吴氏，生于康熙廿五年丙寅岁八月二十日巳时，年至二十八岁，终于雍正二年甲辰岁。又娶张氏，生于康熙三十二年癸亥岁七月二十二日酉时，享寿六十五岁，终于乾隆二十年乙亥岁。（明，八世祖显熊）原配孺人袁氏，生于康熙四十八年己卯岁，至二十岁幼卒。再娶李氏，生于康熙四十九年庚辰岁二月十九日寅时，享寿六十三岁，终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岁。续娶翁氏，生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岁二月初三日申时，享寿六十三岁，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