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pdf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总第 期）数字经济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融科技的创新扩散、风险溢出与包容性监管研究”（）作者简介：何涌（），男，湖南宁乡人，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投融资与信用管理；孙姣（），女，河南荥阳人，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融资。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何涌，孙姣（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摘要：金融科技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鲜有文献对地区金融科技影响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展开研究。鉴于此，以中国 个省份为样本，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组态视角探索经济基础、政府行为及技术环境层面三类复杂生态要素对各省域金融科技发展的联动效应及驱动路径。结果表明：非高政府干预程度是金融科技水平得以提升的必要条件，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可能会成为制约金融科技发展的瓶颈；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路径可概括为技术 经济双轮驱动型、技术市场支撑驱动型、经济 技术 监管协同驱动三种发展模式；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路径同样有三条，且与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关系，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对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普适的作用；无论是高金融科技还是低金融科技水平，都由经济基础、政府行为和技术环境层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驱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多样化组态。关键词：金融科技；条件组态；路径分析；方法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科技作为新兴领域为金融行业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本轮新型金融科技为科技企业进入金融业提供了重要机遇，传统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互为补充、融合发展的趋势正在不断增强（石光和宋芳秀，）。年初，由央行印发的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年）要求“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主线”，未来数年金融科技将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由此可见，金融科技将依然维持快速发展趋势且有望爆发出更大的商业价值。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发展金融科技可以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助力数字中国的建设。与此同时，在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发展之下，金融科技风险也日益凸显，并显现出新的特征（李苍舒和沈艳，）。然而目前中国各省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不均衡，创新监管试点成效也略有差异。在此背景下，掌握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和水平，明晰其复杂影响效应，探析其提升路径，对于实现金融科技健康发展以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高质量赋能各地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既有研究针对金融科技这一话题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探讨。大多数学者基于不同层面探索金融科技的驱动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揭示金融科技为企业发展、银行盈利及区域创新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评价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问题，潘峰华和刘宇帆（）通过梳理全球金融科技分布格局特征，认为经济金融水平、监管政策环境、通讯基础设施等是影响其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指标。王小华等（）综合运用文本挖掘、熵值法及层次分析法进行金融科技体系编制与指数测算。王荣等（）基于金融科技指数测度，采用空间收敛模型从全国及地区层面刻画金融科技的动态演进及空间分布特征，提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及人力资本水平要素有利于区域金融科技协调发展。然而，鲜有学者从整体角度研究各要素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仍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单个变量对结果的净效应，未能解释各要素间相互依赖、互动作用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基于整体论的 方法或许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该方法通过处理复杂变量之间的多重并发关系，从而可以多维度地解读与分析案例集群（杜运周和贾良定，）。因此，本文尝试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组态分析范式，以中国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为案例样本，重点探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以及影响因素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具体地，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哪些条件组态可以充分地提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哪些要素对于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更为重要？哪些组态构成了非高金融科技水平？多种条件变量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导致中国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原因，同时，通过组态视角充分探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路径，能够为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克服了已有文献多利用传统回归方法拘泥于单要素净效应的缺陷，结合理论和现实基础提出了更具探索性和适用性的助力区域金融科技水平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因素间的组态协同效应，为进一步探究金融科技驱动机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整体性研究视角。第二，尝试将 方法引入金融科技研究，剖析了省域金融科技发展的多组态驱动及制约路径，加深了其水平提升背后复杂因果关系与内在作用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各异的省域实现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金融科技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研究方兴未艾。将主要文献进行归集分析，发现近几年针对金融科技方面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为以下几个方向：（）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关于权威文章中金融科技的较具代表性衡量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利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功能检索金融科技关键词来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李春涛等，），该种方法可以较全面地覆盖金融科技的各种模式。二是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邱晗等，），该指数采集了蚂蚁金服交易账户底层数据，多维度刻画金融科技的渗透水平及发展程度。三是使用金融科技公司数量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宋敏等，），一定程度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地区金融科技的真实发展情况。（）金融科技驱动效应及经济后果研究。已有研究学者纷纷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出发，探讨金融科技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聚焦微观层面，大部分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可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粟勤和魏星，），优化风险防控（皮天雷等，），进而实证得出企业借助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刘长庚等，；何涌和谢磊，）、全要素生产率（马芬芬等，）、风险承担水平（马连福和杜善重，）。聚焦中宏观层面，已有研究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提出了发展金融科技能够促进地区实体经济增长以及研发创新能力（李海奇和张晶，；李优树等，）。另有部分学者重点关注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的效用，得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推动居民消费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衡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等（王英姿，；肖威，）。（）金融科技风险监管研究。伴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日趋成熟，其带来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小觑。加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高度重视，学术界近些年理论文献研究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金融科技风险与监管问题上。金融监管是金融科技发展中的关键一环（，）。陈红和郭亮（）提出应逐渐完善监管沙箱模式、着手发展监管科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技以提高国内金融科技监管水平。金融风险错综复杂且具备外溢性，风险后果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因此，有学者也对剖析金融科技风险衍生机理 、转变金融监管范式 等进行探讨并提出治理建议。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初步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金融科技这一新型金融业态展开了多层次的讨论与实证研究。然而，针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尚不完善。从现有研究基础来看，姜世超等（）基于空间外溢性和区域差异视角对银行金融科技的影响因素展开探索，主要包括同业竞争、政府投入、人均收入、信息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等。陈红霞和雷佳（）从关系数据和网络视角出发，选取地理空间因素、经济基础、外向合作程度、市场化水平、网络化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七个角度系统分析了金融科技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因素。其余相关较少的研究零散分布于金融科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献中，缺少一套系统观的分析。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是一个与诸多复杂因素相关的多元错综过程，例如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政府干预、信息化水平等因素都会对金融科技及其渗透普惠水平产生影响，相关文献也多构建这几个维度对其发展趋势及时空差异进行定量刻画与分析；从宏观现实层面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实现金融创新与经济创新的良性循环。加之在一系列支持科技助推金融创新的政策背景下，立足于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本质特征，不可否认的是技术环境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均对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得益于政府的大力统筹和引导，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群进一步加速形成（潘峰华和刘宇帆，）。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议多措并举提出强化金融创新活动的审慎监管，从而提升金融科技应用管理水平。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层面做了重新梳理，综合提炼出经济基础、政府行为和所处技术环境三个维度的关键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金融监管强度、互联网普及率和技术市场化水平，重点探讨各类复杂生态条件因素对中国 个省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的联动效应并为组态路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一）经济基础层面经济基础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要素是影响一个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 重 要 指 标，决 定 了 金 融 科 技 发 展 的 宏 观 环 境（杜 金 岷 等，；，）。一方面，金融科技充分发挥其普惠和资源优势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作为支撑，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力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孙英杰和林春，），金融服务与业务模式亦逐渐趋于丰富与多元化，从而带动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会受到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陈德余等（）指出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效应，当地区经济处于较高水平时，其产业规模与居民收入相应增加，金融信贷等需求旺盛将吸引更多金融资源集聚，促进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同时，金融环境反映了开展地区金融活动的支持系统和资源，影响着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一般而言，较强的金融发展水平意味着该地区金融资源与要素的协同性与集聚性更高，梁颖和罗霄（）认为高层次人力、金融创新资源的流入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先进的金融理论与知识，进一步促进金融科技的技术和服务升级。此外，由于金融科技是新兴产业，能否吸引创业者以及初创公司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风险投资体系的支持（，）。在金融业发达地区有助于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溢价，因此聚集着各种风险资本、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天使投资者，这为金融科技公司的早期发展与扩张提供了契机。（二）政府行为层面政府行为层面包括政府干预程度与金融监管强度。政府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也会间接影响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汪雯羽和贝多广，），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和对特定对象的政策倾斜。孙英杰和林春（）认为政府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有效的行政和制度等手段弥补了金融服务领域出现的“空白地带”，助推多元化何涌，孙姣：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提升当地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从而提高对金融科技的接受程度。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干预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周业安等，）。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所有制歧视、利率管制等手段的干预将造成金融要素的人为扭曲（朱彤等，），客观程度上削弱了市场机制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安勇和王拉娣，），进一步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效能造成冲击。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潘峰华和刘宇帆，）。各国不同的监管政策和监管重点使得金融科技发展存在区域化特征，本国为防范金融风险已经开启设立“监管沙盒”等包容性监管措施，该试点旨在实现金融科技企业与监管当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促进金融创新。而金融科技创新具有复杂性和易变性特征，与金融监管滞后性形成鲜明对比，不恰当的金融监管也可能束缚金融科技效能的释放。过度监管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压力，对创新效率产生挤出效应，会使一些企业放弃应用金融科技的机会（王小燕等，）。因此，在政府干预与金融监管加强之下，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是提升或是降低，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三）技术环境层面技术环境层面包括互联网普及率与技术市场化水平。由于金融科技本质上是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的深层次融合，因此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创新程度对于金融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刘庆富等，），底层硬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带动着地区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互联网作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结合为金融科技开拓应用场景，营造共荣新生态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此外，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对当地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该类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广泛使用提高了金融技术创新的采用率，有助于扩大金融科技的受众范围（崔冉和王家隆，），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为无银行账户或有限金融服务渠道的人群提供了更多金融包容性，可以推进所在区域孵化更多金融科技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李天籽和韩沅刚，）。另一方面，市场环境越开放，成果市场化就越容易，金融创新活力就越强，即技术市场需求带来的“示范效应”会鼓励金融行业技术与服务的创新效率。市场化的改革则可以将人力、技术等创新要素合理有效地推向创新活动（庄旭东和王仁曾，），进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在市场体制内的导向作用，推动技术应用服务向市场渗透以实现数据要素流通，这为健全金融科技顶层设计提供了资源支撑。在组态视角下，三个层面的条件变量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并非独立，而是通过“联合效应”的方式协同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多元模式间的联合效应既可能通过替代来相互抵消，也有可能通过互补进行相互强化。因此，本文在组态视角下，采用 方法探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多元提升路径和复杂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如图 所示。图 理论框架：影响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效应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三、研究方法（一）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是美国社会学者拉金（）于 年提出的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方法，旨在分析案例条件组态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复杂性与因果不对称性。与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不同，注重对变量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的质性分析。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采用 方法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关键路径进行组合分析，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该方法在处理中小规模样本分析时具有独特优势，而本文包含全国 个省份的案例样本属于中等规模样本，案例样本数量符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要求，既可探究案例的深度与独特性，也可兼顾外部效度；（）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众多且这一相关体系具有业态新、生态广的特点，实现过程较为复杂。相较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多个要素之间的组态集合关系（，），从而明确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提高的变量组合及核心条件。（）考虑现实情况，不同地区的金融科技发展质量可能具有较大不同，则能够精准探究各个等效组态所覆盖的案例，识别不同区域在金融科技发展路径选择的差异性，有效拓展了结果变量的理论解释维度（赵云辉等，），从而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复杂性。（二）样本和数据在确定案例时，本文遵循 案例样本选取原则，以中国 个省份为案例样本。目前金融科技的浪潮席卷全球，已经渗透到区域金融服务领域的各个应用场景，符合案例样本选择要具有同质性的要求。同时，案例所覆盖的 个省份的金融科技水平当前发展差异程度较大，符合案例的条件及结果变量需要具有异质性的要求。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年编制的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三）测量和校准 结果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现有文献关于该结果变量的测度方式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利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功能检索金融科技关键词来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二是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上述指标构建难以避免词库选取偏差、媒体宣传差异以及相关概念更迭等问题 ，且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金融科技的代理变量很难全面科学地测度地区金融科技的实际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借鉴宋敏等（）的做法，利用省级金融科技类企业数量来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该指标有效弥补了以往做法的测量误差较大、市级数据可得性限制等缺点，更能反映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真实情况。具体地，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对金融科技的定义，首先，为避免在检索中出现巧合字符错误匹配，在“天眼查”网站检索后保留公司名称或经营范围出现“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词的企业样本。第二，对经营范围中出现的“不含服务”“涉及除外”“不得经营”等字段均予以剔除，避免出现过度判断。同时，经营状态处于非正常状态（停业、解散、吊销等）的企业也一并剔除。第三，对于样本中的企业经营范围和业务模式，使用正则表达式对与金融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模糊匹配，例如出现“金融”“信贷”“保险”“清算”等字段的企业默认其经营领域为金融，同时满足前三个条件的企业视作匹配成功，将其归属于金融科技公司。最终，对所有保留的企业进行人工核查，统计全国各地级市的金融科技公司数量，加总以此测度省域级别的金融科技公司数量指标，该指标越大，代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条件变量参照 既往研究经验，在样本数量为 个时，条件变量的数量最好限制在 个为何涌，孙姣：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宜，若条件变量过多将导致生成的组态数显著增多，从而无法真实反映结果发生的核心机制（张明和杜运周，）。梳理现有文献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复杂多样，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综合评价体系。在充分借鉴王小华等（）、吕承超和何加豪（）、王荣等（）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典型性、全面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采用文献归纳法分别从经济基础、政府行为、技术环境三个维度选取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监管强度、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普及率和技术市场化水平 个因素作为影响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的进步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为金融科技的自主创新带来丰富的资源优势。故参考既有文献普遍做法，以省域人均 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科技作为信息化技术与金融有机融合的产物，其本质仍立足于金融（陈红和郭亮，）。因此，金融发展环境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优化提高可能将对金融科技的服务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借鉴王玉林和周亚虹（）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 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监管强度。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潘峰华和刘宇帆（）表示，金融监管政策使得金融科技发展呈现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到该领域的发展。而金融监管是金融科技发展中的关键一环，加强金融监管可能会改善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借鉴王韧等（）的研究，本文采用区域金融监管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金融监管的基础代理变量，并采用区域金融业增加值消除了规模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多数学者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影响了金融在产业发展中的有效配置功能，需要进行适度调整和明确政府边界，促进金融市场化（尹林辉等，；吴娅玲和潘林伟，）。地方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增加金融供给短期内促进区域金融发展，但不适当的干预可能会加大金融市场的宏观风险，从而影响金融科技发展环境。本文采用各省份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该条件变量进行衡量（张新月和师博，）。互联网普及率。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承载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关键信息技术的互联网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直接影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为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参考以往文献普遍做法，亦采用各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年末人口数衡量该变量。技术市场化水平。技术市场是国家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高水平技术市场化能够为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良好的技术产业可促进科技和经济的融通发展，进而推动金融科技创新要素的流动率。该指标可定义为技术市场成交额 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条件和结果变量的说明、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 所示。由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域的金融科技公司数量的均值为 ，标准差为 ，最大值 与最小值 之间相差较大，表明与中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特征一样，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程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金融科技发展具备着较弱的地理穿透性。除经济发展水平外，金融监管强度、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技术市场化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说明各地政府对这些要素的发展与重视都较为均衡。从金融发展水平看，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的比值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总体来看地区间仍有不平衡发展态势。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地方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为 ，而最高达到 ，说明该地区政府过于参与经济运行，且关于该指标各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高比例的政府干预程度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需要加以论证。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表 条件和结果变量的说明、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类别名称说明数据源描述性统计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结果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金融科技公司数量“天眼查”网站检索 条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各省份统计年鉴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中国统计年鉴 金融监管强度区域金融监管支出 金融业增加值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干预程度地方财政支出 各省份统计年鉴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年末人口数中国统计年鉴 技术市场化水平技术市场成交额 中国统计年鉴 变量校准由于不同变量在单位和数值上存在着差异，因此需对变量进行校准。校准是指赋予案例的特定条件集合隶属度的过程，需要将原始样本数据转化为集合隶属分数，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必要性与充分性的子集关系分析。本文运用 软件，借鉴 （）的直接校准法对经济基础、政府行为以及技术环境这三类前因要素进行模糊集校准。参考现有研究，将 个条件变量和 个结果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 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第 百分位数（）、中位数（）与第 百分位数（）。同时，由于存在样本交叉点的值校准后正好为 的情况，本文根据交叉点值的偏属情况将 调整为 。各变量的校准结果如表 所示。表 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校准变量类型变量名称校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结果变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经济基础类条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政府行为类条件变量金融监管强度 政府干预程度 技术环境类条件变量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 四、结果分析（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同主流 研究文献一致，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检验所有单个条件（包括其非集）是何涌，孙姣：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否为构成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指导致结果发生的某个前因条件一直存在，而一致性是衡量条件变量必要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当一致性结果大于 时则认为该条件是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参考唐开翼等（）对必要条件分析的输出形式，必要性检测结果如表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非高政府干预程度是产生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一致性 ），意味着这个条件对相关结果的构成具有全局性影响。因此下面将该前因要素条件纳入组态分析，以期找出对案例解释力度最大的条件组态，同时分析经济基础、政府行为以及技术环境三个层面对金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协同影响。表 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前因条件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一致性覆盖度一致性覆盖度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监管强度 金融监管强度 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 技术市场化水平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进行组合分析时，需构建真值表，将模糊值转变为清晰值。条件组态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通常大于 （，），但由于研究样本不同，现有研究所确定的一致性阈值也不尽相同，例如 （张明和杜运周，）、（赵云辉等，）、（程聪和贾良定，）等。频数阈值也根据样本数量而确定，对于较小的样本，频数阈值一般设定为 （张明和杜运周，），而对于较大的样本，频数阈值可设定大于 。本文遵循已有研究的判别标准与观测样本的总体情况，将案例阈值设为 ，一致性阈值设为 ，且满足 一致性不低于 。此外，通过简约解与中间解的嵌套关系对比，本文对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进行了区分。分析结果如表 所示。表 在 中实现高、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前因条件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监管强度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普及率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表 （续）前因条件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技术市场化水平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乏；代表补充条件存在；代表补充条件缺乏。在进行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准分析时，由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共荣共生，技术市场化是畅通金融与科技良性融合的重要保障，因此选择“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作为质蕴涵项。可以得出存在 条解释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即组态 、组态 、组态 ，其中，非高政府干预程度作为必要条件，出现在每一条组态中。且三条路径同时出现技术市场化水平这一因素并作为核心条件，意味着其为提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条组态总体一致性为 ，表明在所有满足这 类条件组态的样本中，有 的省份实现了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是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充分条件。总体覆盖度为 ，表明这 种组合能够解释实现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以及产生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条路径（、）的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度分别为 和 。种组合的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最低可接受标准 ，说明本文得到的条件组态对结果变量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本文将这 类条件组态根据其联动路径及核心特征进行了重新命名，并汇总了其所对应的案例省份及覆盖解释度，具体见表 。进一步地，本文详细分析每一条影响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表 条件组态所覆盖的典型省份产生组态模式类型解释案例百分比覆盖典型省份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组态技术 经济双轮驱动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技术市场支撑驱动型（）安徽经济 技术 监管协同驱动型（）湖南、湖北、山东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组态技术环境综合制约型（）内蒙古、云南政府干预核心制约型（）吉林、河北、贵州政府干预下低效监管制约型（）甘肃、黑龙江 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分析技术 经济双轮驱动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监管强度 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普及率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表明以高技术市场化水平、非高政府干预程度和非高金融监管强度为核心条件，辅助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互联网普及率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这条路径中，无论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只要该地区拥有较成熟、高水平的技术要素市场，即使在政府财政干预和监管措施欠佳的情况下，若辅之一定规模的经济总量和网络信息化发展水平，就可以实现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可能的原因是，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畅通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的重要制度保障，成熟的技术市场则为金融科技提供了有利的创新发展环境，更好地满足了高效安全的何涌，孙姣：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金融服务需求，进而促进资金资源流入和服务效率的提升。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科技公司对政府公共扶持和政策引导的依赖，替代或补充了政府行为层面的功能，配合良好经济水平共同拉动金融科技发展。此路径驱动下的典型案例是位于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这些省份具有良好的技术市场化水平，率先发展并得到政策积极支持，聚焦推动产业升级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致力于完善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例如北京作为科技基础最为雄厚、创新主体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金融科技公司数量集中分布并占据首位。按照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 年）布局要求，政府强调充分发挥北京金融、科技资源聚集的突出优势，营造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同时，科技创新水平的领先地位为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研发及服务应用奠定了雄厚基础，给予了金融科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同属于东南沿海省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行业环境优势，经济水平及技术市场交易额都位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广东省技术市场持续活跃，仅广州市在 年底技术合同成交额就高达 亿元，位居全国第三，连续五年居全省首位。该省科技成果应用不断深化，正成长为国家重要创新动力源，金融科技创新活力在良好的技术环境下得以有效释放。总结来看，这些省份整体发展一马当先，政府职能界定清晰并未过多干预市场，以明显的技术优势引领金融科技创新高速发展。技术市场支撑驱动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监管强度 政府干预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同 一样，高技术市场化水平、非高金融监管强度和非高政府干预程度起到核心作用，边缘条件为非高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非高互联网普及率实现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市场化水平在区域金融科技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内生驱动作用，为破除妨碍技术要素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创新资源向区域企业聚集提供了优化途径，吸引外界投资资金流入金融科技领域，因此也有效地弥补了本地区经济基础和互联网普及短板问题。由此看出，该组态表明，即使在经济金融要素和信息基础建设存在不足的情况下，该省份只要具备较高的技术市场化水平这一核心驱动要素，就能够实现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此路径驱动下的典型案例 安徽省。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近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着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以补齐皖北地区经济发展短板。年该省吸纳和输出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 亿元，技术市场活跃和交易质效稳步提升成为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保障。在宏观政策引导方面，关于 安徽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中强调，将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作为未来重点方向，鼓励依托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助力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推动跨界创新合作。此外，该省份金融机构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发展，在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促进金融数据资源规范有序开放共享。以发展技术市场优势和合理提升金融与科技联动融合，推动科技 产业 金融的良性循环，积极构建金融创新新业态。经济 技术 监管协同驱动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监管强度 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表明以高经济发展水平、非高政府干预程度和高技术市场化为核心条件，辅助高金融监管强度和非高金融发展水平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市场化发展优势为支持创新资源成果转化、引领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技术市场发育场景下，即使缺乏充足的政府研发投入资金，凭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力，同样能够有效驱动区域金融科技水平提升。在这条路径中，如果该地区经济总量大，技术市场化水平高，并互补适度的金融监管，即使在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仍可以实现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此路径驱动下的典型案例 湖南、湖北、山东。同属于东中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份，各省经济均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以湖南省为例，作为科技大省，该地区在技术市场前沿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湖南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同时，政银合作的 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 报告上指出要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湖南省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地方金融监管局在扩大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同时出台对风险溢出的监管专项政策，在积极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水平路径中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湖北省近些年经济运行情况稳中向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好，年 首次突破 万亿。在增长态势良好的经济环境基础上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核心位置，成为中部地区数字建设方面的先行者。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组态分析技术环境综合制约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表示在核心条件非高互联网普及率、非高技术市场化水平以及边缘条件非高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及高政府干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产生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互联网普及率意味着该地区较多居民无法接触到互联网数字技术，缺乏支持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而不完善的技术市场则限制了科技资源的流通推广，从而产生创新要素配置效能低下等问题，金融科技的受众群体和普及程度也随之减少。由此可见，在这条路径中，较低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技术市场化水平二者综合将加剧抑制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空间，金融监管程度的强弱不会对金融科技产生影响。此条组态的典型案例 内蒙古、云南。这些地区的研发资本投入、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技术市场发育不足难以激发创新主体活跃度，这些因素是制约其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以云南省为例，由于该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建立在自然资源开发的比较优势上，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因此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仍然是制约这两个地区经济和金融要素资源流通的突出瓶颈，也使得金融科技公司的创立与成长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政府干预核心制约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普及率 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表示核心条件高政府干预程度、高互联网普及率以及边缘条件非高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非高技术市场化水平共同制约了区域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在这条路径中，表明无论该地区是否实施金融监管，若政府干预程度过高，加以经济实力欠佳，依靠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二者的驱动也难以实现金融科技高水平。政府过度干预是金融科技水平提升的核心制约因素。政府可能出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对金融科技这一快速发展领域进行限制与监管，不仅会挤占金融科技公司创新效率，阻碍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同时通过给予传统金融机构更多的扶持和优惠政策，这种保护主义也使得金融科技领域发展空间受限。此类组态的典型案例 吉林、河北、贵州。吉林省相较于其他地区，受本地资金垄断、投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区创新要素及金融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存在着消费拉动缓慢、经济体量不足等难题，以政府引导的金融机构投资不足进一步阻碍了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贵州、吉林两省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方政府发挥一定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局限性，财政压力过大情况下将造成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性，进而影响金融科技的产生与红利的释放。政府干预下低效监管制约型路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监管强度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市场化水平）。组态 表示在核心条件非高金融监管强度、高政府干预程度以及边缘条件非高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技术市场化水平的共同影响下，不能达到金融科技高水平。在这条路径中，缺乏金融监管、政府过度干预、落后的经济水平共同制约了金融科技发展，即使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市场化水平较好，呈现的同样是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经营模式、产品创新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产生限制，而忽视金融监管将会导致出现风险积累传导、金融体系不稳定等负面现象，为此金融科技将无法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此类组态的典型案例 甘肃、黑龙江。甘肃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全省综合经济实力较弱，现有创新平台存在重复建设和创新资源聚焦不够的现象，各县的经济与金融资源并不均衡，因此金融服务与数字建设方面相较于东中部地区短板较多。虽近年金融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但关于金融监督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意识不足，监管能力有待提升。黑龙江等地区在产业发展中存在资本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高、规模不大等问题，金融监管机制并不完善且尚处于初级阶段。此外，这两个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在全国地区内均处于高水平，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将引起金融机构大规模寻租，这些因素都导致金融科技的产生与发展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