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pdf

英语研究（第十八辑）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李德超，男，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实证翻译、翻译史及翻译教学研究。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李德超（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中国 香港）摘 要：翻译通常被定义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转移，而对等是最常用的标准之一。通过回顾翻译概念在世界主要文化，尤其是非西方文化中的指称和内涵，本文强调翻译概念含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指出，世界大部分文化对翻译概念的解读不同于西方范式默认“翻译为意义完全转移”的解读。在挑战当代翻译研究追求翻译概念单一和统一的定义的同时，本文提出应该为翻译提供一个广义的定义，以反映其跨时间、空间和文化的特质；与此同时，亦有必要为翻译提供一个狭义的定义，以满足特定理论框架下的翻译实践及教学。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定义；对等；广义定义；狭义定义 ：，“”，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引言翻译作为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当时，苏美尔人以楔形文字创作吉尔伽美什史诗（），随后该诗被译为阿卡德语和胡里安语等古老的亚洲语言，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正如吉迪恩图里（）所言，要给翻译这种古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下定义，总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坊间常用的一些翻译词典或百科全书（如 ，；，）亦避开“翻译定义”这个条目，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翻译学者在定义此复杂概念时面临的困境。但在普通读者看来，图里的评论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今时今日，全球化趋势席卷世界各地，翻译几乎无处不在。翻译无非就是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化到另一种语言，或是将一种语言的口头或书面文字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仅此而已。从特定范围来看，这些定义均可谓正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活动的某些基本特征。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对翻译的定义较为片面，不仅不符合定义须具备“涵盖性和排斥性”（，：）的要求，更潜意识地把翻译看作固定且静态的概念，认为它丝毫不受时间、文化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在赋予翻译定义时，这种缺乏从历史维度和文化视角考量的做法在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之中尤为显著。例如，约翰坎尼森卡特福德（）把翻译描述为“用目标语中的等值文本材料替换源语文本材料”（，：）的行为。其他基于等值概念区分翻译种类的类似提法还有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语义和交际翻译（，：）等，不胜枚举。但这些提法后来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意义转移或寻求等值效果，而是一种与“语境、历史和惯例”等文化因素联系紧密的活动（，：）。这种把翻译与文化和政治相联系而不仅局限于与文字或文本相联系的思想在 世纪 年代的译界萌芽，亦引起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另见 节）。毋庸置疑，对翻译的完整定义的确需要考虑翻译活动与文化（无论是源语还是目标语）之间的互动过程。若只是把翻译定义为发生在社会真空中的语码转换行为，则不仅与现实中的翻译行为相去甚远，更是翻译概念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束缚的体现。正如美国学者玛丽亚蒂莫奇科（）所言，翻译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因文化而异（，：）。而不同文化对何为意义、何为英语研究（第十八辑）等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令翻译活动及翻译产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地域都指向不同的实践或存在。翻译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对于这个重要的译学问题，国内学者亦从哲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角度做出不少探讨（吴长青，）。例如，在解读 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翻译即文化交流”时，谢天振（：）重提要关注翻译活动本身的定义问题，即不能再把它看成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而需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其蕴含的文化交流的本质，来对之前翻译的狭隘定义重新思考。随后，谢天振在 年及 年举办两届“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发起对翻译概念在新信息时代和职业语境中重新界定的讨论（蓝红军，：）。本文考察东西方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翻译的解读，从历史的维度指出对翻译的定义具有动态多变及开放多元两大特征。本文亦在总结当今译学研究对翻译定义之探讨的基础上，探索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丰富并拓宽了这一古老的概念，并提出把翻译概念区分为“广义”及“狭义”的必要性。东西方文化对翻译的定义如前所述，若把翻译纯粹视作文本之间的语言转换，就会忽视翻译活动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中意义可能有所不同的特点。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关于翻译及其典型特征的描述，均与每个国家的主要文学传统、文化和宗教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定义的复杂性就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看法有可能迥然不同。本节将总结东西方几大文化中的翻译概念（另见，：），突显各个文化在翻译定义上的异同，亦突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与多样性。西欧的翻译概念利用在线牛津英语词典（：）搜索英语单词“”，可以发现该词的词源可追溯到古典拉丁词“”，义为“将事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即位置变化”或“财产或权利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当今对翻译的主流定义通常会有类似“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转移或移动某人或某物”和“转变或改变”的提法，从中不难看出词源所指的“重新安置”或“转移、迁移”这些含义的影子。著名文学文化评论家霍米巴巴（）恰切地援引了“翻译”一词主要的词源意义，强调移民正利用翻译迁移到新的社区，从而陷入“居间文化（）”的困境（，：）。虽然当今学者普遍认为翻译与文化之间联系紧密，但从“”的词源及翻译的语言学派对翻译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对翻译活动隐含以下相同的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解读：其一，在意义观上，两者都认为源语蕴含的意义是具体的、静态的和固定的，可以当成独立的对象或实体而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之中；其二，两者都认为，在上述翻译活动产生的物理移动中，必定会出现某种状态的改变或转变，且这种转变通常是不为人乐见的。据蒂莫奇科考证，上述第一种关于翻译之中包含转移实物的联想，其实源于该词在“欧洲中世纪晚期有指搬运宗教圣物的行为”（，：），这一历史渊源其实也揭示了翻译活动长期在西方宗教文本和教规条文（尤其是圣经）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而言，拉丁文版圣经自 世纪以来长期占据主流位置。但中世纪晚期以来，拉丁文版圣经被翻译成了西方各国的通用语言。而在翻译过程中，拉丁文版圣经的意义通常都被认为是固定而神圣的。译者的任务就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圣经的文本内涵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出来，且内容还要与原文分毫不差。故此，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包括圣经的译者，如圣杰罗姆（）对翻译本质的探讨常常聚焦于翻译中的种种语言转换方法。第二种对翻译定义的解读，即将翻译视为一种在本质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改变或修改行为，可见于西欧各国关于翻译的种种比喻。粗略统计，这类关于翻译的负面比喻俯拾皆是，涉及翻译活动性质、译文本身、译者身份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翻译比喻包括“美而不忠”（）、“翻译即背叛”（）、“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等。这些比喻突显了人们对翻译的负面印象，其实反映了西方长期以原文意思、源文本为重心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的主流传统。这种传统直到 世纪 至 年代才受到一批比较文学领域学者的挑战，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流行的以规定性为导向、以语言为出发点的翻译方法”（，：）。总而言之，语言转换是英语世界“翻译”一词的核心概念，也可说是其他语言文化和当前翻译研究中最广为接受的定义。但对翻译的这种典型理解，其实“深受西方的历史、意识形态、宗教内涵及宗教活动的影响”（，：）。若放眼西方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我们会发现许多有别于上述观念的翻译定义。正如西方关于翻译的概念根植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一样，其他国家对翻译的定义也深受该国文学传统、宗教信仰和传播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对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侧重。如以下小节所示，各国文化对翻译的描述各异，对翻译内涵的诠释也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对其下一个最终定义。东方的翻译概念由上可知，西方的翻译概念与宗教文本（如圣经）的诠释密不可分。在汉语里，“翻译”一词的概念也与佛教文本的翻译历史紧密相连。早在“约公元 年至 年间”（，：），就有学者将梵语佛经翻译成汉语。“翻”字，在现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代汉语中的字面意思为“反转、搜寻、倒腾”。而根据张揖在公元年所著的百科词典广雅所示，“翻”意指“翻翻，飞也”。这种“飞”的意象，最典型的莫过于飞鸟拍翅的情形，即鸟儿上下扑腾翅膀，飞往不同的目的地。“翻”字所隐含的半圆周旋转之意，也与看书过程中翻页的动作相仿（转引自阮诗芸，：）。从上述对汉语“翻译”一词的训诂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及的翻译，均是以书面或笔头翻译为传统。这与某些文化以口头形式的翻译为传统有别（，：）。而“翻”字中飞鸟不停拍翅这一喻义，也衍生出另一层含义，即强调重复，也就是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用自己的话重复原文信息。就目标读者而言，不保留原文语言痕迹的译文读起来更通顺、更自然，而中国一直崇尚的“意译”的翻译方法正着眼于此。“意译”这一概念，为高僧兼翻译家鸠摩罗什（）在将佛经从梵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提出。后世的译者无论翻译宗教文本还是非宗教文本，都将意译奉为圭臬。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在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时，也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这种意译的翻译方法直到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才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质疑和挑战。“翻译”二字中的“翻”字，其释义与佛经翻译策略紧密相关，而“译”字的含义则与中国古代的贸易方式有关。“译”字在现代汉语中指“解释，解码”。阮诗芸（：）在研究“译”字的含义演变过程时发现，“译”字在古代是指驿站，里面提供食宿，供远道而来的官府信使传送重要公文时下榻和歇息。在驿站里，信使还可把一路骑来的疲累马匹换成吃饱喝足、精力充沛的驿马，以加快传信速度。“译”字所含的“驿站”之义，如今仍见于日语和韩语这两种与汉语有源远流长关联的语言之中。有趣的是，由“驿站”演变而来的“译”字所蕴含的“传接”及“合力”之义，与鸠摩罗什的诸多经文翻译实践不谋而合。鸠摩罗什翻译经文时，会先自行翻译初稿，而后再让助手校对、润色，成为合作翻译模式的先驱，而合作翻译模式正是中国翻译传统和翻译实践的一个主要特点。之后，这种翻译模式亦为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采用。林先生虽然把 多部英法小说译成文言文，但他实际对外语一窍不通。他与鸠摩罗什一样，都是通过与他人合作完成了文学翻译。与鸠摩罗什的翻译顺序相反，林纾是让助手先完成第一稿译文，然后自己再将之润色成精美浅显的文言文译文。无独有偶，印度社会最常用来指代翻译的术语“”，其词源也有“跟述或者再次述说，重复”（，：）等含义，这与汉字“翻”所含“重复”之义类似。尽管如此，这两个术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中文的“翻”字突出了对原文信息的重述过程，而“”则似乎更强调口述这一传统，因为它也有“对说话进行模仿”的意思（，：）。此外，“译”字还隐含“用自然流畅的目标语言重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述原语境”之意。而最接近“”的梵语同源词“”，其传统意义和上述有所不同，主要是指“没有变化或注释的重复”（，：）。显然，“”一词的含义“采用重复方法，以达到准确性的坚持”来源于早期印度保存宗教文献的口述传统。在这种传统下，即使是细微的差异也会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亵渎（，：）。苏吉特穆克吉（）认为，这样的口述传统是印度翻译传统中出现“创译”（）这一概念的原因，因为翻译的质量是由口述标准来判断的（，：）。从翻译概念所体现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来看，中文的“翻”和印地语中的“”所表达的“重复”和“跟述”的意思突显了翻译概念的时间属性，而西方翻译传统所表达的“迁移”或“跨越”则强调了翻译概念的空间属性。除了“”，另一个术语“”也经常出现在印地语的文学翻译中（，：）。“”是对原文精准的口头重述，而“”则暗示了一种语言行为，包括“形式的改变”（，：），或者“转换”及“改编（如故事、作品等）”（，：）。这两个概念分别与直译和意译相对应，同时共存于印度口头和书面翻译的传统当中。这充分证明，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翻译的概念也可以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复杂性也使得出一个普世公认的翻译定义尤其困难。放眼亚洲其他地区，我们发现，对翻译的解读同样呈现多样化，这些解读深受该国文化传统的制约。在东南亚流行的塔加拉族语和马来语中，用来指代翻译的词汇分别是“”和“”。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是“”，指的是“将一个容器里的东西倒入另一个容器中，比如将一小瓶罐装果汁倒入玻璃杯”（，：）。在这个过程中，油、水等可能会经受调整或改变，以填充不同形状的容器，这个比喻充分说明了翻译的灵活性。在这些文化里，忠实并不是翻译行为的目的。相反，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决定如何对译文“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进行改写”（，：）。同样，马来语中最接近“翻译”的词，“”（或“”），也强调了译者对改写权力的拥有。该单词的主动形式还有“生育”的意思（，：）。这种语义关联让人感受到译者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正是译员的贡献使原文得以重生。日本，自古以来也引进了许多中国经典，这些作品“直到 世纪中期”还构成了日本教育的基础（，：）。虽然日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但这些文献引进却不存在当今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原因是这些用汉字写成的汉语经典，可以通过汉文训读（）的方式在日语中阅读。汉文训读是在 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用日语阅读中国文本的独特方式。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每个汉字都有相应的日语发音，并加上训点（）符号，“表明汉语词语应按照日语语法的顺序来阅读”（转引自，：）。换言之，在古代日本，翻译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作品在翻译概念产生之前就已经流传开来。这种独特的行为就为翻译的产生、接受以及阅读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特殊参考框架，不仅可以为翻译的跨文化概念提供更丰富的理解，也对学界追求单一和统一的翻译定义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世界其他文化中的翻译概念世界其他国家的翻译概念同样也有丰富多样的内涵，大多不同于西方翻译研究范式所默认的纯语言转换关系。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各个地区的翻译概念进行细致的描述，仅对其中一些文化中翻译的主要含义和联想意义进行简要总结，以佐证翻译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在非洲大陆，只要涉及跨语言活动，口述传统俨然成为常态。翻译涉及文化间的转换，通常“被殖民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殖民者”表达其民族身份，重建与口述历史的联系（，：）。在不同的非洲语言中，翻译术语的词源清楚地表明了口译的重要价值。例如，“”和“”（尼日利亚伊博语中指代翻译的词）强调了这一活动叙述故事的本质（，：）。类似于印地语中的“”，这两个术语也强调翻译行为的口述模式。前文提到的英语、汉语和印地语文化关于翻译的概念主要关注口头和书面的沟通行为。但在阿拉伯语文化中，与翻译对应的术语“”则似乎更强调翻译行为背后的赞助人，因为它包含了“传记”（，：）的意思。这一词源意义可能与早期叙利亚基督教译者对圣经描述的圣徒生活的关注有关。该概念同时也表明译者是有权力的复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重构。除了直接影响翻译的方式，赞助人的权力对于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翻译活动的辉煌时期也至关重要。这一时期的赞助人主要以支持翻译活动的政府或哈里发为代表（，：）。自 世纪后期伊斯兰政体在此地区成立后，各地域的阿拉伯统治者赋予了翻译特殊的地位，认为翻译是传播伊斯兰信仰、文化及稳固新建政权的有效手段（，：）。在这些哈里发（尤其是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许多重要的希腊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到了 世纪和 世纪，阿拉伯语翻译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些有权势的赞助人的支持下，世界上第一批官方翻译机构和政府翻译机构建立了起来，再次证明了赞助人和“”这一词语意义的紧密联系。翻译学中的翻译概念以上种种对非欧洲文化中翻译概念的回顾，足以说明翻译并不一定指无限寻求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等值”。认为翻译概念的本质就是寻求“等值”，以及“从理论探索出发或是以其历史为基础”，这些都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式翻译观的体现（，：）。目前，翻译学的学者已经尝试在不同文化和语言理论框架内定义翻译。虽然这些定义可能无法涵盖翻译这一跨文化概念的方方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面面，也无法解释上文提到的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翻译活动，但它们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翻译”这一术语所涵盖的范围。当代翻译学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概念翻译作为现代的学科发端于 世纪 年代，早期以尤金奈达（）和卡特福德为代表，他们率先将语言学理论纳入翻译研究。而翻译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西方翻译研究范式中的翻译概念，在 世纪 年代之前主要关注的是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等值。卡特福德对翻译的定义在引言中已经提及，其理论主要是基于“弗斯（）和 韩礼德（）的语言学模式”（，：）。此外，奈达和查尔斯 塔伯（）对翻译的定义亦广为人引用。他们把翻译定义为“在接收语中以最相近的流畅语言来再现源语意义及风格的过程”（，：），强调目标语读者在接受翻译作品时的反应。表面上，该翻译定义与奈达著名的“翻译即翻意”（，）的说法一致，实际上则可以追溯至奈达把翻译当作一种基督教传教手段的功用观。此外，这些早期的翻译定义往往没有刻意区分翻译过程、标准或策略等，因此无法区分讨论对象是翻译活动的产品、过程、背景还是参与者。一些德国理论家对早期翻译定义中的等值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大多数早期的翻译定义都是从源文本出发，忽略了翻译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或目的（）。这些功能学派学者从语用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认为它是“根据源语在目的语文本的预期或要求的功能（即翻译目的）产出对应的功能性目标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克里斯蒂安诺德（）所说的“目的决定手段”（，：）。毋庸置疑，基于目的论的翻译定义强调了翻译委托人、译者和目标受众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在以等值或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不过，目的论没有具体说明目标读者群的构成，而这一群体往往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另外，目的论也没有说明如何协商翻译中对于功能理解的差异，这种偏差常常见于客户或翻译任务委托人与译者的沟通之中。众所周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目的或意识形态，而这些目的可能会与委托人的期待背道而驰。也许是因为缺乏对上述两个关键问题的充分说明，世纪 年代以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一直缺乏新的进展。与功能主义学者相似，图里在描写翻译研究（）中也从目标语的角度来定义翻译。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最初由詹姆斯 霍尔姆斯（）在 世纪 年代末提出。然而，图里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帮助译者寻找在特定语言或文化背景下能实现译文功能的方法上，而是强调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的翻译概念进行描写。他将翻译首先定义为“所承载翻译作品之文化中的事实”（，：），这与他在 世纪 年代英语研究（第十八辑）初提出的翻译定义一脉相承。他早期把翻译定义为“无论以任何理由，一切在目标语系统内表现为或被视为目标语的文本”（，：）。虽然图里曾声称目的论和描写翻译学都是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的范式（，：），但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前者仍以规定性为主，规定了翻译应如何操作及如何评价；而后者则为纯描写性质，试图重构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模式（包括各种翻译转换），并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规范或规律。事实上，图里关于翻译产品的概念虽然看似包罗万象，无法细化，但已经标志着其脱离了早前先验（）的翻译定义，第一次尝试用后验的（）方式界定翻译的研究主体。图里并未特意对翻译的界限多加约束，而是充分考虑了翻译概念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将其视作社会、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交汇处。世纪 年代伊始，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开始质疑语言学导向的翻译概念，挑战“把翻译认为是发生在文化真空的纯语言转换活动”的观点。他们认为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翻译作品，绝不是对原作忠实的反映。相反，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言，它们只是原作的折射（），其与原文之间的差异受译作产生时的意识形态、诗学、目标语文化等因素影响。因此，翻译变成一种“折射”形式，是一种“为不同的受众改编文学作品，有意识地影响读者阅读作品的方式”（，：）。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文学活动包括编入文集、史学史研究、文艺批评等。勒菲弗尔对翻译的间接定义强调了翻译产品产生过程的灵活性和延展性，这与图里的翻译概念不谋而合，两者皆强调翻译界限的开放、复杂和不确定性，为广义理解翻译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翻译定义的重构：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纵观上述不同翻译定义，可以发现学界目前对翻译定义的界限各有其理论关怀，重点不一，因而翻译概念本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翻译定义，且该定义要容纳一切翻译形式，不受不同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目的和特定语言的影响，应该说是困难重重。人们常常从原文视角看翻译，使翻译这个跨文化概念的表征常常受封闭性、局部性和分裂性的制约。相反，如果我们按照勒菲弗尔和图里的方法，从目标语文化的视角看翻译，理解翻译概念时就会更接近翻译的事实。在不同语种、地区和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的语言、文学、话语和文化形式包罗万象，这也预示着翻译概念的范围之广、内涵之深。后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翻译是一个需要从多角度阐释的对象，不能仅遵从西方学术传统加以解读。研究世界范围内多种多样的翻译事实有助于我们冲破主流的西方翻译理论架构的束缚，减轻西方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玛莉史奈尔宏比（，）和珊卓哈尔维森（，）意识到上述翻译观的局限性，提出用原型理论探索翻译的结构和范畴。她们还认为，翻译的定义可以从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翻译活动出发，更关注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如何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出翻译这一跨文化概念最典型的特征。此外，她们还认为，通过总结不同文化中关于翻译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就能够总结出跨时间、跨民族、跨语种背景下广义范畴中翻译的最重要的特征。然而，这种通过寻找翻译概念最普遍的成分和最重要的共性的行为遭到了蒂莫奇科的质疑。她认为，由于翻译是个本质上复杂的社会概念，原型理论的方法只会简化这一“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概念的动态、历时本质，忽略其千变万化的多样性。此外，她还认为，若翻译概念的核心特征主要由一群原型理论专家来确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者的主观性，因为他们的观点亦局限于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为避免原型理论带来的偏颇性和非历史主义观点，她提出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定义“游戏”（）时用到的“集群概念”（）来构建翻译的广义概念（，：）。维特根斯坦在阐述集群概念时表明，由于单一条件无法构成游戏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游戏范畴的构成不得不考虑构成其子范畴的所有条件。在寻找游戏的共同特征时，维特根斯坦发现，不少之前发现的不同游戏之间的共同特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新特征。他将这种由所有存在的特征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称为“家庭相似性”（，：）。蒂莫奇科（，：）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和集群概念可以为我们定义翻译提供新思路，用来描写翻译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中的各类特征，而这种“去中心化、真正的国际化视角亦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对所有学者开放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西方的翻译研究视野。集群概念的包容性为赋予翻译一个全面、广义的定义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不过，这种旨在全面概括翻译内涵的定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集群概念和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强调个体特征对认识和定义整体概念的作用，但这些个体特征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换言之，集群概念里面的所有个体之间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每个个体的特性又使得整体概念的边界变得模糊。这种去中心化、动态性和描述性的视角确实反映了翻译概念固有的社会性及历史文化复杂性，但正由于翻译不具备一个清晰明确的本质特性，而新的特性又不断涌现，全面地定义翻译才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显而易见，全面的翻译定义需要囊括过去和现在所有翻译过程和产品的各种特性，但要真正达成这种定义，其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况且翻译在将来还会随着社会、科技等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增加新的特点，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全面定义翻译的难度。不少学者指出，目前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正赋予翻译这一古老职业前所未有的新特性（，），在不断更新和完善翻译的定义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翻译研究的边界。但无论如何，为翻译提供一个跨时空、跨文化、跨地域的广义定义，应该成为所有翻译学者的努力方向，这其实也是翻译研究摆脱长久以来束缚其发展的规定性特征，走向描写性及开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放性的重要体现。翻译的广义定义虽说是学者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但此过程注定是一场无止境的探索。在现实中，翻译定义的缺位会给实际的翻译实践和教学带来不少困扰。因此，提出一个适用于描述特定文化背景与特定历史时期、属于特定翻译领域的狭义定义也非常有必要。而上述原型理论，因其专注于概念的重叠性、相似性和典型范例，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对翻译的概念进行狭义定义时，我们可以通过捕捉某一时期翻译活动最具代表性或最具典型性的特征，给予特定类型的翻译活动一个临时定义。换言之，我们可以为文学翻译、金融翻译、法律翻译等不同类型的翻译活动提出各自的工作定义。虽然所有这些对翻译的狭义定义都不能完全涵盖一个广义的翻译定义所体现的种种历史底蕴、文化背景和前景预设，但它们至少可以为在从事不同翻译分支领域的译员、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目标框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本文提出的对翻译活动采取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的做法，亦见于早期翻译学者的主张。世纪时期，法国神学家及著名学者皮埃尔丹尼尔休特（）针对当时法国大量翻译经典著作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与翻译紧密相关的原则，如翻译的主要目标、译者所具备的能力、不同的翻译手法及如何在翻译中达到忠实等。他提出有两种翻译活动：一是普遍意义（），也即广义上的翻译活动，主要指那些采用释义（）、字对字直译（）、迂回表述（）、模仿（）等手法创造的译作；二是所谓“狭义”的翻译，也就是他所定义的真正的翻译活动，即撇除上述手法而进行的双语活动（参见，：）。休特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体现译者在进行广义及狭义翻译活动时所拥有的自由度的不同，以及译者在再现这两类原文不同语言特点（如语义、风格、文体及语气等）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和考量。这与本文所提的对翻译的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休特的分类主要着重不同种类的翻译实践活动（尤其是指诗歌及非诗歌翻译），涉及译者创造性问题；而本文提出的翻译的两分法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为解决翻译难以定义的问题而指出的可能的方法。结论翻译学诞生伊始，学界从未停止对翻译概念界定的探索。概念界定既是构建任何流派翻译理论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为各细分领域的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学界对翻译概念界定的浓厚兴趣引出了大量的翻译定义，其中大部分定义的关注点都聚焦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正如本文 节所述，这类被广泛接受的、基于语言转换的翻译定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语言学、文学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考察历史上其他文化对翻译的定义，可以发现大量与这种欧洲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中心主义翻译观点相左的定义。如今，基于不同理论框架，不少翻译学者也在不断尝试重构对翻译的认识，但未见有重大突破。归根结底，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模糊的集合概念：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思考使得翻译这一动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对翻译广义定义的探索，包括寻求在不同时间、空间和文化维度下翻译的具体表征和特性，都将促使翻译研究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学科。鉴于翻译定义本质上的开放性、多变性和模糊性，提出广义的翻译定义绝非易事，这种定义也不适于作为翻译教学或不同类型翻译实践的参考标准。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原型理论对不同类型的翻译提出不同的狭义翻译定义。虽然这种对翻译的狭义定义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且通常具有规定性特征，但它们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一种明确且具体的方法，因而亦值得探索。参考文献 ，（）：，：（）：，：（）：，（）：，（），：，：，：，：，（）：，：（）：，“”，英语研究（第十八辑）（）：，“”，（）：，（）：，（）（）：，（）：，（）：，：，（）：，：，：，：，（）：，：，：，：，：，：，：，？（）：，：（）（），：，：，如何定义翻译？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蓝红军翻译本质的追寻与发现：“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综述东方翻译，（）：阮诗芸为翻译正名：从钱钟书训“译”说起中国翻译，（）：吴长青“何为翻译”的哲学审视 兼论本雅明对“翻译”定义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谢天振关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解读东方翻译，（）：编 辑：李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