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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冲突视角下的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a戴曼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提 要 纵观 20 世纪初叶以来发生在克罗地亚的语言冲突，语言既是冲突的缘由，又是冲突的工具，不失为一个分析语言冲突的生动案例。克罗地亚族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利用语言的集体叙事功能，刻意将其语言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使用的语言区分开来，从语言的命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等角度为论证民族身份认同提供理据。南斯拉夫时期反复多变的语言政策以及民众对语言政策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借语言正名之力实现独立民族身份构建的意图。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关系及命名的分合，与民族情感和政治问题纠葛，贯穿克罗地亚谋求独立的历史进程。克罗地亚独立后，“塞克语”旧称引发的学界批判和对克罗地亚语规范发展之功的争夺，反映了克罗地亚人长期以来的小族语言心态。回顾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的历程可知，语言在构建民族身份、建立独立国家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语言冲突可能成为撕裂国家民族认同、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在保护各方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同时，尤其要警惕损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历史误读或刻意曲解；全社会需共同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关键词 克罗地亚；语言规划；民族认同；小族语言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1014（2024）02-0053-11DOI10.19689/10-1361/h.20240205The Croatian Language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l ictDai ManchunAbstract In explorations of language conflicts,Croatia is a case in point,where language,triggering conflicts,was instrumentalized in confl icts as well.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in Croatia deliberately separated their language from those used by other South Slavs with resort to collective narratives of languages,and attempted to justify Croatian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naming of the Croatian language as a national language,as well as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Pluricentric variation in language policies and public reactions to policy chan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Yugoslavia fully refl ected Croatian elites intended use of language naming in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Croatian national ident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atian and the Serbian languages named as one single language or separate ones,entangled with national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issues,witnessed Croatias historical process of seeking independence.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ati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academic criticisms of the old name Serbo-Croatian and claiming credit for the Croatian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development refl ected a long-lasting minority language mentality.This articles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roatian language and nation-building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 cant role of language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作者简介：戴曼纯，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二语习得、句法学。电子邮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转型国家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保护问题”（14JJD740013）。54语言战略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50 期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nation to the eff ect that language confl icts could be a vital force in breaking a nation and its national identity.In line with the above discussion,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protecting Chinese dialects and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we must keep alert to detrimental eff ects of perceived“separatist linguistic nationalism”and historical misreading or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nd thus the whole society is encouraged to join eff orts in promoting Putonghua and its writing system as our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Keywords Croatia;language planning;national identity;minority language一、引言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的克罗地亚是中国的全面合作伙伴。两国建交 30 多年来，始终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基础上发展并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两国关系成为不同幅员人口、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范例。a深入了解克罗地亚的国情和民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克罗地亚是一片多姿多彩的土地，有着悠久而神奇的传统，历史跌宕起伏。正如有人指出南斯拉夫地区没有任何地方免于冲突的影响（Dolan 2006：21）那样，克罗地亚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政治、军事、制度、语言等方面的冲突和变革，其中语言被当作强大的政治工具。这段悠长而复杂的历史影响了当代克罗地亚人（Schuman 2004：）。这个人口不到 400 万、面积约 5.66 万平方千米的小国却有着 1000 多年的历史，有过独立王国时期，也曾被匈牙利王国、奥匈帝国统治过，与其他巴尔干半岛民族建立过联合王国，有过法西斯政府，还加入过南斯拉夫，如今转变为新型国家。从历史视角看，克罗地亚是一片饱经冲突的土地，语言在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有学者（戴曼纯，朱宁雁2011）指出的那样，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在上千年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最初的语言和文化统一性遭到破坏，语言问题成为克罗地亚族（以下简称克族）和塞尔维亚族（以下简称塞族）等民族的政治争斗工具。在克罗地亚的复杂历史中，语言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民族主义是驾驭语言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强大力量，又在推行民族的语言思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Dolan 2006：2）。例如，在第二南斯拉夫建国初期存在一种被称为“扩张、征服性的大民族主义和保守、分离性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在第一南斯拉夫期间形成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和“被压迫”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民族的民族主义（郝时远 1996）。南联邦存续期间的民族主义活动，以语言或语言问题为武器攻击其他民族或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戴曼纯，朱宁雁 2011：116）。尤其是 1980 年铁托逝世后，各共和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紧张，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建立克罗地亚民族主权国家的呼声渐强（徐刚 2021：36）。语言在此既是冲突的缘由，又是冲突的工具；既有语言冲突，又有语言引发的其他冲突。表面上看，语言纷争与其他冲突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语言渗透进人们生活，甚至左右意识形态，极易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甚至有学者认为，巴尔干地区由精英主导的语言规划似乎成功地在冲突中创建出国家（Wright 2012：74）。语言政策堪称读懂政治意愿的仪表，语言实践反映出民众的倾向性，二者均有助于揭示冲突的深层原因和当下趋势（Rice 2010：2）。克罗地亚的语言冲突，是极具研究价值的生动案例。本文尝试从冲突视角阐述语言在克罗地亚建国中所起的作用。a参见：驻克罗地亚大使齐前进在国家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携手共促中欧关系破浪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 戴曼纯 专题研究二二、克罗地亚建国与民族建设（一）冲突中建国并加入欧盟克族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建立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克罗地亚共和国”。这一决心的实现深陷历史冲突，与南联邦的民族矛盾息息相关。例如，当 1964 年南共八大在南斯拉夫建国近 20 年后首次公开指出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民族矛盾成为推动南联盟“邦联化”的重要力量。各种民族主义之间的较量表现为频繁修宪和不断放权，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民族性对抗使民族主义分离意识在克罗地亚等地形成了气候（郝时远 1996：8）。20 世纪后期，克罗地亚经历了多重冲突（即语言、民族和军事层面的冲突），在主权独立身份饱受欧洲大国争议（德国支持，而英、法强烈反对克独立）后，实现了千年独立梦想（Tanner 1997：）。有学者（Schuman 2004：63）指出，克罗地亚人民根据其客观历史和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原则，以及他们拥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让渡且不可穷尽的民族自决权和独立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包括充分拥有的联盟权和脱离联盟的权利），建立了克罗地亚民族国家。根据新宪法a，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人民还包含作为本国公民的本土少数民族，包括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匈牙利、犹太、德意志、奥地利、乌克兰、鲁塞尼亚等族裔。根据联合国组织及世界诸国的民主标准和规范，这些少数民族享有和克族公民同样的平等地位和民族权利。克罗地亚共和国尊重所有国民的意愿，保障平等、自由和人权，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提高社会福利，建设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政治体制与一般宪政国家不同，反映出历史冲突记忆产生的影响，以及关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考量。例如，1997 年底首次修宪，主要针对议会名称和少数民族条款，意在防范克罗地亚恢复巴尔干半岛国家的联盟。此次修宪充满民族孤立主义和排除疑欧的色彩，更加突出克族的绝对主导地位（徐刚 2021：33）。其次，2000 年和 2001 年的宪法修正案刻意削弱总统的权力（包括总统不能属于任何政党），取消了省院（Chamber of Counties），改两院制议会为一院制，加强了众议院的权力，力图体现民众的意志，减少矛盾冲突。2010 年，克罗地亚议会修改宪法，确立了加入欧盟的法律基础。宪法规定克罗地亚语及其拉丁书写系统为本国官方语言文字，但是地方机构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语言和西里尔字母书写系统，少数民族享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其语言政策遵循欧盟相关规定。2013 年，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法律体系保障的权利在克罗地亚均得到保障。b（二）利用语言塑造当代克罗地亚民族身份任何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都有其复杂性，民族建设深受历史因素、文化传承和语言等共同记忆的影响。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做出新的解读，甚至做出有别于以往认识的冲突性解读，将共同记忆融入新的集体叙事。Ili（2014：46 48）认为，集体叙事从“大故事”和界定群体身份的故事中汲取理论成分，为获得、构建并确立集体身份的具体叙事提供大的理论框架。这样的具体叙事高度模式化且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集体叙事的核心是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描绘出某a克罗地亚宪法承认其境内的 22 个少数民族（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匈牙利、犹太、德意志、奥地利、乌克兰、鲁塞尼亚、博斯尼亚克、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罗姆、罗马尼亚、土耳其、弗拉其、阿尔巴尼亚），这些民族享有克族同样的公民权和民族权利。参见 Kuti（2014）。b参见：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USTAV REPUBLIKE HRVATSKE,proieni tekst,Ustavni sud Republike Hrvatske,15.sijenja 2014）。2023 年 1 月，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成为第 20 个欧元区成员国，同时获准加入申根区。此举旨在加入金融安全网，以化解未来的金融风险。56语言战略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50 期种真实，以便证明群体的延续和存在。集体叙事是构建族群身份的基础材料，也是给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的社会行为定位的重要手段。克族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构建其民族身份的过程中正是如此利用其语言的集体叙事功能，刻意将其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使用的语言区分开来，从语言的命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等角度为论证民族身份认同提供理据。在 Bellamy（2003：1）关于克罗地亚民族身份构成的论述中，民族身份由 3 个社会抽象层面的互动构成。第一层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大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在当代并没有什么意义。第二层则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试图解读这些“大故事”，论证当代语境下具体政治纲领的合法性。第三层指的是民族身份深嵌于个人主体性并从此获得力量。Bellamy 认为这 3 个层面都是民族身份的构件，没有高低先后之分；脱离第一和第二层面叙事的社会实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当代的解读，第一层面（即最抽象的层面）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只有在 3 个层面全都关联在一起时，民族身份才会客观存在，并产生力量。第一层的语境化解读形成民族身份，第二层调动起民族身份的力量，第三层将民族身份嵌入个人主体。民族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论争过程，日常社会实践不断为抽象层面的修正提供有价值的依据。Bellamy 阐述的论争过程伴随着多种形态的冲突。20 世纪 90 年代，不同政党和知识分子重新解读克罗地亚的历史叙事，利用这些叙事寻找政治纲领的合法性。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利用国家权力推行他们关于克族身份认同的思想。90 年代初的战争期间，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民族身份认同思想占主导地位，但也遭到一些人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推崇的民族身份与人民大众的实际感受出现很大差异。这使得民族身份出现不同的解读和实践。90年代末，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民族身份理论面临挑战。在 1999 2000 年的大选中，倾向西方的克罗地亚民族身份新认识走向前台。Bellamy 在其著作中用 6 个例证讨论克罗地亚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包括国民经济、足球、伊斯特利亚地区、教育、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克罗地亚语。这 6 个例证揭示了民族身份的日常物质属性和抽象内容。民族身份深嵌于国民的生活体验，作为克罗地亚人的意义被重新解读。语言在这 6 项内容中起着统领作用。语言文字改革和教育改革对民族精神（包括民族主义）发展最为重要（Bellamy 2003：41）。自中世纪的王国时期开始，克罗地亚语的史托方言成为教育语言和官方行政管理用语。从此，语言在克罗地亚悠久历史中被用作唤醒民族意识、构建民族身份的重要工具。在当代语境下，语言继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贯穿克罗地亚人身份的塑造过程。克罗地亚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所网站上明确表达了克罗地亚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克罗地亚语自诞生之初至今 1000 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维护克罗地亚身份认同的根本保证”（Langston&Peti-Stanti 2014：17）。这一思想在克罗地亚充满复杂政治纠葛的历史中指导着克罗地亚人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三、语言在冲突中获得独立语言地位当前，克罗地亚语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唯一使用的语言。旅游业的非官方语言是德语，因为克罗地亚常有大量说德语的游客。此外，毗邻意大利的伊斯特里亚半岛居民偏向使用意大利语，年轻人则偶尔使用英语。然而，历史上的克罗地亚语曾嵌套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与其兄弟语言塞尔维亚语关系微妙。（一）语言冲突历史溯源克罗地亚语有 3 种方言史托方言、恰卡方言和卡耶方言，而与其关系颇具争议的塞尔维亚语有两种方言史托方言和托拉克方言。由于史托方言是克族和塞族群体的主要方言，他们都将书面57冲突视角下的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 戴曼纯 专题研究二语建立在史托方言基础上，但是规范化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各自独立进行。具体来说，史托方言从 15世纪末开始作为书面语言，自此开始吸收古教会斯拉夫语言（Old Church Slavonic）的克罗地亚修订本词汇及用语，还接受了另外两种方言及其书面语有关成分，不断演变成今天的克罗地亚语。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恰卡方言的书面语言于 18 世纪初退出书写系统，卡耶方言的书写系统于 19 世纪中叶退出历史舞台。3 种方言的竞争以史托方言胜出告终。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都有各自的文化、语言发展史和文学作品。有学者指出，两门语言从未共同拥有过可以并称为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文本（注意“文本”这一措辞，不是指口语）。克罗地亚语书面语在丰富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学基础上发展了数百年，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字史，曾经采用过西部西里尔字母，14 世纪改用罗马字母（Babi 1999）；而与其有着纠葛关系的塞尔维亚语坚守西里尔字母书写系统。关于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方言来源的历史叙事有着不同解读，在统一的南斯拉夫时期产生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冲突，催生了该地区其他形态的冲突。有学者（Ili 2014）指出，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等南部斯拉夫语言与该地区主要方言关系的确定带有民族浪漫主义色彩，是 19 世纪语言学家努力为族群贴上语言标签的结果。这些当时的知名语言学家将恰卡方言指派给克族，认为那是克族的本族语；把卡耶方言视为斯洛文尼亚人的方言；认为史托方言是塞族的本族语。19 世纪著名的塞族语言学家吴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采纳了上述观点并将其发扬光大。即使在当代各标准语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语言身份及归属问题（Ili 2014：50）。Ili 认为 19 世纪克族和塞族学者试图将 3 种方言统一起来，创造出现代书面语言，把语言作为维护统一的力量。而此时的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尤其想实现语言统一，他们最初基于卡耶方言制定标准，但后来由于使用范围有限而将其放弃。在克族和塞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以史托方言为基础制定了标准书面语（Ili 2014：51）。（二）语言命名引发冲突虽然克罗地亚语言历史悠久，明确提到克罗地亚语这一名称的现存最古老历史文献（1288 年的凡纳多尔法令碑文，Statute of Vinodol/Vinodolski Zakon）（Zeli-Buan 1999：63）距今近 800 年，但是克罗地亚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独立名称出现较晚，主要原因是克族与塞族及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有着分分合合的复杂语言文化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且这些关系的解读取决于不同时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立场。克罗地亚语与塞尔维亚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复杂的纠葛史。两种语言曾经在 19 世纪开始被人（即在维也纳工作的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 Jernej Kopitar，1780 1844）合称为塞克语（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塞语，但是这种名称从未被无文化者使用（Grubii 1999：134），克族和塞族的一些知识精英对此名称也不予认同。1868 年，史称克匈协定（The Croato-Hungarian Agreement）的文件明确认可克罗地亚语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所有立法及行政管理部门的使用，认可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境内政府所有部门使用克罗地亚语。随后出版的克罗地亚语语法书、辞典、正字法及其他手册均表明，克罗地亚语身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20 世纪初，克罗地亚人类学研究的开拓者、克罗地亚农民党缔造者之一拉迪奇（Antun Radi，1868 1919）在批判当时出版的、混同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文法著作（即 Tomo Mareti1899 年出版的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书面语语法与文体）时指出，该著作只包含克罗地亚语的部分书面语内容，是一种杂合的形式；既然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意思不同，就该当作两门语言。克罗地亚语言学界对塞克语或克塞语合称（实为语言合并统一）意见不一，赞成者自认为合并统称能得到大家的承认，反对者则提出58语言战略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50 期并称还需包含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使用的语言（Grubii 1999）。而包含的范围越广，语言的命名难度越大。20 世纪 20 30 年代，南斯拉夫（即 1918 年成立的塞克斯王国，1929 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开始推行南斯拉夫官方语言的新名称“塞克斯语”（Serbo-Croato-Slovenian）；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五花八门的叫法，如希贝尼克师范学院 1928 年使用“塞克斯语”（Serbocroatoslovenian），1932年使用“母语（塞克语、斯洛文尼亚语）”mother tongue（Serbo-Croatian,Slovenian），1937 年奥西耶克的高中采用“塞克斯国语”（national languageSerbo-Croatian-Slovenian），1939 年萨格勒布第二男子高中使用了“塞克斯语言与文学”（Serbocroatosloven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名称。此外，还有“南斯拉夫语”“克塞语”等叫法（Grubii 1999：134 139）。在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前的期间，语言名称的使用还带有地域或民族偏好，例如：塞尔维亚使用“塞尔维亚语”或“塞克语”；在克罗地亚，日常交流中使用“克罗地亚语”名称，官方则使用“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或”的使用颇具深意，两门语言可分可合，克族和塞族在使用名称时各取所需。南斯拉夫王国期间关于统一语言的讨论得到不同的回应，例如，有人建议所有南斯拉夫人接受共同语，要求塞族和克族达成妥协，克族放弃耶卡语言特征而接受易卡方言，塞族放弃西里尔字母而改用罗马字母，但这些争议基本停留在辩论阶段而无法综合各方意见以达成一致。1941 1945 年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及民族解放斗争期间，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府都恢复克罗地亚语的民族语言地位，与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否认克罗地亚语的做法完全相反。纳粹德国扶植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府把自己标榜为克罗地亚语言及身份认同的捍卫者，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也表现出在南斯拉夫境内保障克罗地亚社会独立和民族（包括语言）独立的姿态。统治当局明确表达出克罗地亚语是克族的共同财富，不同于任何其他语言，也不属于任何语言之方言的观点，但是克族语言学家关于正字法的看法很不统一（Grubii 1999：141 143）。此阶段特别突出语言的独立地位。在克罗地亚纳粹政权法西斯乌斯塔沙（Ustaa）的意识形态中，恢复克罗地亚语并将其纯洁化和国家复兴、恢复国土、创造新国民、清除异己分子并列为五大核心内容（Iordachi 2014：448）。无论出于何种政治意图，克罗地亚语在这一阶段恢复了本名，专指克族使用的语言。从二战结束至南斯拉夫解体，克罗地亚语地位的变化可以分为 4 个阶段。（1）1945 年二战结束至1954 年诺维萨德协定（Novi Sad Agreement）签署a。（2）从诺维萨德协定签署至 1967 年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的名称及地位的宣言（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nam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Croatian literary language，以下简称宣言）发表。（3）从宣言发表至 1974 年宪法承认克罗地亚语的地位和名称。（4）从 1974 年至 80 年代后期（1985 1989）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试图废除宪法规定的克罗地亚语地位（Grubii 1999：146）。这 4 个阶段反映了克罗地亚语地位波折变化的过程。克罗地亚语的独立地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面临巨大挑战，南斯拉夫政府开始用统一语言的方式为民族统一服务，政府直接参与语言规划，试图推行统一的塞克语正字法。当语言统一论思想占上风时，语言学家依然绕不开给统一语言命名的问题，塞族学者提出采用塞克语，克族学者则支持用a即 1954 年 12 月 8 10 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的 25 位作家、语言学家、知识分子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市召开会议，讨论南斯拉夫境内的语言问题，最后形成协议，为不同方言和语体编纂统一的辞典和术语表，创造标准塞克语，以期达到统一民族和语言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诺维萨德协定表面上在统一语言，但实际上克族人和塞族人使用的词汇无法统一起来，多出现一个概念用两个词表达的现象，连“女儿、面包、大学、车站、科学”之类的常用词都使用不同表达（达洲 1998）。59冲突视角下的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 戴曼纯 专题研究二“克语或塞语”。大家为塞、克二词谁先谁后争论不休。提交给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以及大众的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的名称及地位的宣言，由一大批知名人士和教育机构负责人签名，提出了 4 门语言（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地位平等的诉求，要求联邦立法用 4 门语言颁布，要求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教育和传媒采用克罗地亚标准语。宣言谴责贝尔格莱德强制推行塞尔维亚语为国语，把克罗地亚语视为地方方言（Tanner 1997：191）。宣言煽动起了语言学家、作家、学者、教师以及广大民众的情绪，几天后得到塞尔维亚作家协会约 50 位成员的书面支持。在随后几年中，宣言更引发了人们（包括克罗地亚语言协会、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语言所、黑山作家协会等知识精英）摒弃诺维萨德协定，克族再一次回归到只认同克罗地亚语的状态。但是，克罗地亚语言学家由于推出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引发一系列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 1971 年萨格勒布出版的克罗地亚书面语正字法手册，被政府销毁，但是有一本流出了南斯拉夫，翌年在伦敦出版（Greenberg 2004）。宣言的发表与当时南斯拉夫逐渐放松国家单一民族论思想不无关系。1971 年下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克罗地亚领导人被迫辞职。翌年，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文化机构“克罗地亚中心”及其下属60 家分支机构被迫关闭，旗下 13 种刊物被取缔，新出版发行的克罗地亚书面语正字法被没收销毁。这种做法产生了一定的短期效果，克罗地亚语独立认同的思想受到了抑制。随着学界与政府之间关于语言问题的公开讨论偃旗息鼓，塞克语克塞语正字手册于 1972 年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问世。塞族和克族实际上放弃了分开制定规范的努力，新的正字手册既非塞尔维亚语亦非克罗地亚语。同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字法问世，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试图确立克罗地亚书面语为共和国官方语言，该修正案作为第 138 款纳入克罗地亚 1974 年的宪法。联邦宪法也做出相应修正，允许各共和国自定官方语言（Grubii 1999：153 158）。毫无疑问，联邦政府在语言问题上最终做出了危险的让步。联邦宪法的这一修订为语言认同朝分裂发展确定了法理基础。修改宪法所涉语言条款等于正式宣布废除诺维萨德协定，为放弃统一的塞克语提供了依据。根据新的宪法，联邦政府机构原则上必须使用以下 5 种语言：（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塞克语、（罗马字母的）克罗地亚书面语、（西里尔字母或罗马字母的）波黑耶卡发音的塞克语或克塞语、（西里尔字母的）马其顿语、（罗马字母的）斯洛文尼亚语。至此，克罗地亚语的名称及地位之争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在波黑，克族人的语言只能被称为塞克语或克塞语，甚至在 10 年后的 1984 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语言学大会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名字“波黑书面语言表达”（bosansko-hercegovaki knjievno-jeziki izraz/bosanskohercegovaki knjievno-jezini izraz），为了照顾塞族和克族，表述上仅有一字母之差（塞族用 jeziki，克族用 jezini），以示对两个民族的尊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80 年代中期克罗地亚文化圈子里的几个无名小卒批评知名出版社（即教材出版社，kolska knjiga）在教材中优先使用克罗地亚语词汇。有的批评者公开反对共和国宪法中保护克罗地亚语的条款。这些攻击原本只为阻止（于 50 年代初编纂完成，但尚未全部出版的）克罗地亚书面语词典的出版，但是南斯拉夫宪法法院于 1988 年 12 月 7 日加入这场论战，裁定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第 138 款违反联邦宪法。而此时，塞族出身的米罗舍维奇总统已经通过法外手段单方面改变联邦宪法，动摇了南斯拉夫联邦的根基。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定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各地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克族人联合在一起，强烈要求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坚决维护承认克罗地亚语地位的宪法条款。1989 年 1 月初，数百名知名学者、知识分60语言战略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50 期子和文化人士签署请愿书，要求宪法继续承认克罗地亚语地位。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在 1989年 6 月 20 21 日的大会上正式否决了所有建议修改 1974 年宪法语言条款的提案。如今，南斯拉夫解体后所有南部斯拉夫人民（包括塞族和克族）已经彻底抛弃“塞克语”这样的名称。1990 年 7月 28 日通过的有关 138 款的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0 年 12 月 22 日颁布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 12 款都明确了克罗地亚语及其书写方式的官方地位，后者还就具体地方部门依法可同时使用其他语言及西里尔字母做出了规定（Grubii 1999：158 167）。南斯拉夫时期反复多变的语言政策以及民众对语言政策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语言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密切关系。克族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乃至普通大众，借语言正名之力实现民族身份的构建。克族为语言正名实为给民族正名，与南斯拉夫试图建立统一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冲突。四、语言正名反映小族语言心态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关系及命名是南斯拉夫国家及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在当今克罗地亚，这一话题与民族情感和政治问题间的纠葛依然颇具争议。克族认为，在其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属于小族语言使用者，也就是说在其所属国家的疆域内大多数人使用别的语言。例如，1527 1918 年期间，克罗地亚受奥匈帝国统治（塞尔维亚此时则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克罗地亚语只是帝国内众多小族语言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等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成立独立的南斯拉夫；二战期间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二战后与南斯拉夫合并，成为 6 个共和国之一。南联邦时期塞族人口数量上远胜克族（1981 年人口统计显示为21），克族深感政治权力严重偏向塞族。虽然塞族和克族名义上都是大族语言塞克语的使用者，但是许多克族人认为，创造统一的塞克语规范威胁到克族独有的语言文化身份。这种心态一直延续至克罗地亚独立后的今天。克族人依然认为其语言在国际上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而必须加以保护。与以往不同的是，相比塞尔维亚语，英语被视为更大的威胁（Langston&Peti-Stanti 2014）。（一）语言旧称引发批判克罗地亚人的小族语言心态使其对语言的命名及地位尤为敏感，如今的克罗地亚语不可再被称为塞克语，否则将挑动其敏感的神经。例如，2010 年一位克罗地亚语言学家斯尼扎纳科迪奇（Snjeana Kordi，1993 年离开克罗地亚故土前往德国，大部分学术生涯在国外）的著作语言与民族主义出版后再一次掀起热议。作者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克族（以及塞族、波斯尼亚人、黑山人）的语言是塞克语。作者几乎是克罗地亚唯一公开支持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而一般民众认为“塞克语”的说法有政治错误。科迪奇在著作的第二章指出，所有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塞尔维亚人使用的是一门多中心的标准化语言，是不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将差异强加在语言名称上，以显示出这些是不同语言。她认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克族人能理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塞族人词汇，反之亦然；塞克语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门包含民族变体成分的多中心标准化语言。她还批评南部斯拉夫语言学界关注语言的片面，把政治和语言混合在一起，用宗教的思路代替了科学方法（Kordi 2010：125 164，参见 Miljan 2012）。Kordi（1997）在德国出版的塞克语也无视克罗地亚共和国已明确克罗地亚语地位的客观事实，把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和波斯尼亚语统称为塞克语。语言与民族主义阐述的观点对于克罗地亚语言学界的主流而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异见，必然61冲突视角下的克罗地亚语言与民族建设 戴曼纯 专题研究二引起轩然大波。Kapovi（2011：53）在谈及此书时指出，该书针对语言及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消除了克族某些关于其语言在南斯拉夫时期受到塞尔维亚语及塞族侵害的臆想性观点；但是，该书深受自由主义、东方主义、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克罗地亚的一切都视为不科学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而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科学的、客观的。Kapovi 认为这一观点严重扭曲了客观事实，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和克罗地亚一样存在不科学的语言观（如法国的语言民族主义）。尽管克罗地亚近代历史上经历过混乱的年代，有其自身特点，克罗地亚语言学也确实存在许多不良倾向，但是语言与民族主义那种参照其他国度看待克罗地亚语言问题的激进而轻蔑的做法是很不恰当的。Kapovi 把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之间的关系视为和印地语与乌尔都语、印度尼西亚语与马来语、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德国德语与奥地利德语那样类似的关系。上述成对的语言被视为两种语言还是同一语言的变体，取决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虽然如此接近，却有各自的标准语，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有诸多明显不同，却被看作同一语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南斯拉夫解体前被视为同一语言，共用塞克语这一名称，如今名称上出现了 4 种语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和黑山语，并有各自的规范。有了这样的认识，如今塞克语这一称谓在克罗地亚被认为是时代错误，存在政治不正确问题。Kapovi（2011：54）指出塞克语的叫法存在两个根本问题。其一，该语言不仅是塞族和克族的语言，而且是波斯尼亚族和黑山族的语言。该语言的命名没有包含后两个民族，因此不中立。其二，把塞克语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一种标准语来看，未见得比区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更科学。从方言学角度看，并不存在什么塞克语（也就是说，塞克语并不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语言实体），因为从东南部的保加利亚到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的南部斯拉夫地区，这里的语言形成一个方言连续统，语言标准化与其说和语言学有关，不如说与政治有关。从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