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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进路与省思*马萍1陈姝冰1摘要：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以“医患关系”为关键词，分析近年来传播学视域的医患关系研究议题与进程，发现医患关系研究出现从“媒介”到“人”的研究转向。其中以“媒介”为中心的医患关系视角注重医患关系的媒介呈现和媒介宣传，以“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视角注重媒介使用与医患信任建构、媒介与患者健康意向行为关系及新型医患沟通模式分析。同时，探讨提升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研究路径，提出未来研究更应注重制度和文化等语境，跳出实证主义范式以及单一的“医患”二元视角，以推动医患关系研究的均衡与系统化发展。关键词：健康传播，医患关系，医患沟通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72(2024)04-0061-05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4.13The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 of Research on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hina MA Ping1,CHEN Shubing1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Abstract：BasedonCiteSpacevisualizationanalysistool,using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asthekeyword,weanalyzedtheresearchtopicsandprogressof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fromtheperspectiveofcommunicationstudiesinrecentyears.Itisfoundthattherehadbeenashiftinresearchon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sfrommediatoindividualsperspective.Themedia-centeredperspectivefocusedonmediapresentationandmediapublicityof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s,whiletheindividual-centeredperspectiveemphasizedmediauseandphysician-patienttrustbuild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mediaandpatienthealthintentionbehavior,andtheanalysisofnewphysician-patientcommunicationmodels.Additionally,toexploretheresearchpathandenhancethe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inChinesesociety,itwasproposedthatthestudyinfutureshouldfocusmoreoninstitutionalandculturalcontexts,movebeyondpositivistparadigmandavoidasingularphysician-patientbinaryperspective,andpromotethebalancedandsystematicdevelopmentof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research.Key Words：healthcommunication,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physician-patientcommunication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构建所需的必要条件。自健康传播诞生以来，医患关系始终在这一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然而，健康传播研究在 21 世纪后才逐渐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且研究方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就目前医患关系研究而言，“媒介取向”的研究仍是我国多数健康传播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健康传播中以“人”为中心的重要性，或将进一步导致忽视作为不同个体的研究对象在介入健康传播这一过程中的体验与情感研究。因此，逐渐将目光向医患关系聚焦，不仅能够推动医疗体系健康运转，更能帮助学者们多方位理解健康传播这一与“人”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促进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平衡发展。1我国传播学领域医患关系研究动态分析医患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议题，这一研究建立在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之上。对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医学社会研究者和医学人类研究者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医学社会研究者侧重研究医生，而医学人类研究者侧重研究患者2。有研究者根据这一观点引申出了健康传播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即“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效果）”3。广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关注传播主体、传播路径与效果，如若医患关系研究嵌入更广阔的传播视角来分析，既应该关注医患关系双方主体，也应该关注沟通、理解及引发的效果，同时关注医患关系内嵌的社会网络。因此，对医患关系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内的图谱进行绘制，则是从更广义的角度了解这一议题的研究基础和发展脉络。1.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医患”为主题并选择新闻与传媒学科进行检索，最早相关文献可以追溯到 1997 年，故研究时间范围为 19972022 年，共 25 年。*基金项目：2022 年甘肃省软科学项目（22JR4ZA042）1.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作者简介：马萍（198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传播、健康传播。E-mail：医患关系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61初次检索共获得 140 篇文献，筛选掉 10 篇无效文献，最终得到 130 篇 有 效 文 献。基 于 可 视 化 分 析 工 具 CiteSpace6.1.R6 对文献的年度分布关键词共现以及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相关可视化图谱建构，探索目前我国传播学领域医患关系的研究现状。1.2研究数据呈现1.2.1研究成果年度分布19972008 年，这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见图 1。这一期间的研究多以新闻报道中的医患关系呈现、不足与建议为主，文献研究视角较为局限且有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20092015 年，医患关系研究呈整体上升趋势，见图 1。这一时间段内的研究文献仍大多是对医患关系相关报道的审视、反思以及对策，更偏重指向报道中的媒体责任。2016 年后，研究者的目光不再聚焦于单一的媒体报道，开始从新媒体、医患沟通主体、互联网医疗等角度切入医患关系议题的传播学分析，研究初显多元化趋势。06915123181997199920012003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20192021发文量/篇年份图 1发文量总体趋势分析图总体来看，我国传播研究者的医患关系研究受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较大，通过媒体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报道也会成为传播研究者们的研究案例，但这也导致目前国内医患关系研究中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1.2.2研究热点及研究走向在 CiteSpace 中，以“关键词”为节点，用寻径计算法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该图谱包含 267 个节点，59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67。图 2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节点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通过对比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度发现，中心度高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不一定高，见表 1。中心度代表该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连接作用大小，因此，可以看出“医患报道”“刻板印象”“传统媒体”等作为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表1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度（频次3 次）序号频次中心度关键词序号频次中心度关键词1420.99医患关系1130.06医患沟通2200.35健康传播1230.06传统媒体3110.26医患矛盾1330.02医疗纠纷4110.17医患纠纷1430.03互联网570.11医患冲突1530.06媒体660.13医患信任1630.07医疗卫生750.12医患双方1730.02新闻媒体840.04媒体责任1830.01新媒体940.08刻板印象1930.09医患报道1040.02八毛门2030.03医疗报道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提取关键词的聚类标签形成聚类图谱，见图 3，模块值 Q=0.7455，轮廓值 S=0.922。Q 值大于 0.3 代表关键词网络的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较好；S 值大于 0.7 说明聚类结果合理。医患关系的研究主要形成了 8 个类块。图 3关键词聚类图谱综合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中心度、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结合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医患关系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涉及“医患报道”“新闻理念”“媒体”等以“媒介”为取向的研究，二是涉及“医患纠纷”“医患双方”等以“人”为取向的研究。此外，借助 CiteSpace 绘制出关键词时区图谱，见图 4，分析该领域研究内容的演变历程根据关键词时区图谱，可以将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医患关系研究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19972009 年）和探索成长阶段（2010 年至今）。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进路与省思马萍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62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 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媒介研究为主，但是在此阶段，更多是对业务实践的心得体会，且落脚点一般在于对新闻业务的指导，其讨论更多是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操作问题，而对于医患关系的呈现稍显不足。图 4关键词时区图谱2从“媒介”到“人”：医患关系研究转向2.1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学医患关系视角对于以“媒介”为核心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医患关系的媒介呈现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将医患冲突事件或报道对象作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用内容分析法对媒体中的医患冲突、医患形象进行考察。这些研究最终多将结论指向媒体的专业性与社会责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医患关系的媒介呈现也变得极其复杂。对于新媒介环境下的医患关系呈现，研究者们能够较为清晰地阐述其特殊性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有研究者能够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在研究中引入权力视角，将批判理论与框架理论相结合，试图分析新闻框架背后的选择机制和社会意义4。就研究方法而言，内容分析法等相对规范的研究方法逐渐被使用到研究中，如对国内主流报纸新闻评论中的医患矛盾隐喻进行分析，揭示主流媒体对于隐喻的运用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医患矛盾的深层原因，即政府在医保资金方面的投入不足、医院及医生受医疗体制的影响过度追求利润以及缺乏患者权利保护机制等5。第二，媒体宣传实践研究。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采取思辨的研究方法，针对新兴传播模式进行分析，为促进医患关系的积极传播提供借鉴与启发。有研究者分析了直播在医院宣传报道中的特点、优势及挑战，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及缓解医患紧张情绪带来了新启示6。这类研究结果为医患关系的呈现提供了新思路，但是，医患关系的宣传参与也需要对其进行效果测量，即媒介宣传是否在实际意义上改变了患者对医院及医生工作的认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达到优化医患关系的可能。因此，对医患关系所涉及的所有要素进行分析，以“人”为研究主体的转向，则是目前医患关系研究的中心取向。2.2以“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研究转向从关键词时区图谱中可以看出，成长阶段的研究已逐渐多元，且研究重心向“人”转移。其中，以“人”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媒介使用与医患信任研究。信任理论认为，信任的最终建立是信任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7。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诸多研究者意识到媒介作为医患信任中重要的环境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研究者们主要以信任理论、媒体抑郁论等为基础、运用调查法对媒介使用与医患信任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媒介与传统媒介降低医患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在新媒介环境之下，人们需要从个体理性转向公共理性，以达成重叠共识并重建信任8。还有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患者扩展为所有公众群体，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9。这些研究为理解医患信任的形成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二，患者健康意向及行为研究。此类研究中，研究者们大多基于经典理论模型对患者健康意向及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为设计出更符合患者心理需求的健康干预措施提供指导。其中部分研究者会对患者依从性进行研究，如研究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建立研究假设，建构出病患就医/健康意向的整合模型，对患者满意度、媒介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同时也明晰了各因素与患者依从性的影响关系10。除患者依从性研究外，还有研究者认识到中国患者进行医疗选择时的特殊性，基于健康服务使用行为模型分析了驱动患者使用中医/西医的可能因素。研究发现，媒介接触、生活方式等都对中西医就诊有显著影响11。这类研究探索了在中国的医疗体系背景下，影响患者医疗决策的因素，有助于医疗从业者更全面地了解患者，进而更好地完善医患沟通。第三，新型医患沟通模式研究。“互联网+医疗”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服务模式，赋予了患者前所未有的选择权。有研究者就移动医疗应用中的医患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移动医疗应用中，患者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使得医患关系不再是传统的“医生本位”，而是构建出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合作型关系12。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并不能仅以“医生本位”或“患者中心”来概括，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为健康传播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使得医患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互联网时代的部分患者可以自主形成患者联盟，且这些患者有机会在特定人群中成为“外行专家”，在共享患病体验的同时构建了自我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倚重医生，相反，他们非常渴望医生的认可，期待医生接受他们自我医学化的结果13。以往自上而下的医患沟通模式已然发生改变，在错综复杂的新型医疗环境中，“以患者为中心”“医患共同决策”等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进路与省思马萍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63医疗模式仍需探索。3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困境近些年，国内健康传播的研究成果逐渐多元化，不少研究者展现出可贵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总体来说，与医患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未形成体系且仍存在以下问题。3.1特色理论贫瘠目前，我国健康传播整体上呈现出实用性较强的特点，理论概括相对匮乏。一般而言，实践议题相关研究中的理论缺乏会成为限制学科成长的最大阻碍。中国本土对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西方理论，其研究结果对于中国本土的医疗实践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理论贡献稍显不足。另外，在医患关系的研究中，对实证主义范式的过度依赖很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忽视“人”作为非均质个体的特性。中国的医疗文化和医疗制度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将西医背景下的医患关系研究框架直接转移到中国语境中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社会特有研究价值缺失，进而使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难以出现在由他国主导的学术环境中。3.2研究语境单一医患关系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强调在医疗过程中建立双方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构建起来的，因此，多数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人际传播语境中，分析医患互动话语特征。然而人际传播只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部分，加之很多医患关系还有互联网连接因素影响，因此，未来还需要将人际传播与新媒体语境进行勾联。此外，目前研究很少涉及制度与文化语境，但通过已有研究发现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医患沟通实践14。因此，需要从社会制度入手找到医患矛盾的根源所在，真正解决医患沟通的现实问题。还有研究者发现，基于文化语境探索医患互动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经验与启示15。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及教育理念等因素都对医患关系有重要影响，因此，未来应充分挖掘传统生态观、集体主义、关系主义等文化观念在中国健康传播中的学术意义。3.3研究视角失衡目前媒介语境的医患关系呈现研究仍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对媒介中心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研究陷入唯物论与工具理性论的窠臼。然而医患关系很大程度上需要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高了患者获得健康信息的便利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医生的权威性，导致传统医患沟通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以及“医患共同决策”模式转变。但由于医患双方所占有的知识与信息不对等，若研究偏向患者而忽视了医生，则无法全面解释医患关系，也很难从根源上缓解医患矛盾。相较于提高患者的基本医学素养，开展医生继续教育计划或培训，提高医生的认知水平或许是更高效的实践路径。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到共同决策的推行需要得到政府、社会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16。因此，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医患关系还需跳出“医患”二元关系的框架，以更开阔的视野展开研究。4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可能路径目前我国对于医患关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成长阶段，这一研究议题仍需要在理论、方法与视野上寻求突破，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研究路径。4.1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框架，不仅在于提升中国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更在于建立健全健康传播的学术阵地以及学术评价体系。有研究者提到，建立亚洲健康传播研究根基的前提是打破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些亚洲研究者因为在西方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得到奖励，这只会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逻辑17。思考中国社会中存在哪些研究价值与优势，应“从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在中国田野里深耕、将中国经验上升到中国理论，并回过头来观照中国问题”18。例如，有研究者研究了中医如何实现与患者的价值共创。该研究展示了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医患沟通策略，强调了“人”是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正是与西医相区别的中国理论与价值观的独特之处19。4.2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目前，在我国医患关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目的在于勾勒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医患互动中对于个体的关照。此外，个别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和量表基本都是舶来品，忽视了中国社会这一研究背景。相较于此，扎根中国田野进行解释主义的研究更有可能探寻到中国医患问题背后的社会动因，如医疗保险制度缺陷、患者的经济压力20及就诊等待时间等问题都是导致医患关系不佳的原因21。目前在国内，相关医患关系研究虽然也涉及经济、政策、社会结构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仍缺乏一些深入批判思考的视角。事实上，正是一些批判的视角才能够将长期被视为盲点的问题系统地展现出来，这也是未来医患关系研究需要重视的路径。4.3超越“医患”二元视角身体经济学者斯图克勒和巴苏22认为，经济政策不是患病的直接原因，但“它们是健康恶化的原因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的医患问题无法单方面依靠医生或患者解决，而是需要医疗机构甚至全社会的介入。同时，研究也需要更宏观的视角，如在研究医患沟通和关系如何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时，有研究者将医患关系分为三个层面，即“医患”的个体层面、医院的机构层面以及整个医疗系统的社会层面，为医疗实践也带来了我国医患关系研究的进路与省思马萍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64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 更具指导性的建议21。此外，当线上医疗逐渐成为民众寻医问药的重要渠道时，也有研究者分析了线上诊疗的文本特征，展现了线上医患互动的交流特点，但互联网连接的医患交流行为逻辑仍需进一步探索。有研究者采用“医患技术”三元视角，搭建起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技术与人文社会结合的分析框架，探索技术如何影响医患关系23。该研究摆脱了“医患”及“技术用户”的二元视角，跳出将二者简单糅合的窠臼，探索技术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模式。还有研究者探索了“医患”之外的“第三方主体”，如中国志愿口译员在调解跨文化医患冲突时所扮演的角色24。其实普遍意义上的医患沟通也存在值得探索的“第三方主体”，未来医患关系研究应超越“医患”二元视角，挖掘作为“第三方主体”的沟通着力点，使其成为缓解医患矛盾的可能突破口。5结语目前国内传播学领域医患关系的研究总体出现从以“媒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转向，并初显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总体来看，医患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学科边缘，具体表现在缺乏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色理论，缺乏制度和文化等语境关照下医患关系的讨论，并呈现出研究视角失衡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未来医患关系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超越：首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发展基于中国情境的特色理论；其次，超越实证主义范式，尽可能从中国田野出发进行解释主义的研究，并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等框架，尝试进行批判性思考；最后，中国研究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前沿理论、方法以及具体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开拓学术思维，跳出“医患”二元框架，以更开阔的视角考察医患关系这一学科领域。参 考 文 献 苏婧,李智宇.超越想象的贫瘠: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J.全球传媒学刊,2019,6(3):4-33.1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M.孙牧虹,译.2 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7.2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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