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pdf

111文化广角国家形象是对一国多方面状况的总体认知与评价，包括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于国家现实情况的阐述，新闻与国际传播中对于国家实事的报道，文学作品中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认知，具有被构建性与生成性。国家形象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更为重要。在对外交往中，要打破西方舆论，使大国形象深入人心，自我表述是重要手段。作为国家对外话语传播最前端、最基础的工作，翻译始终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1。近年来，围绕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涵盖新闻学、文学、政治学等各大领域。在对中国形象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中国形象可以从他塑形象研究与自塑形象进行分析，前者是国家作为传播客体由他国进行塑造，后者则是作为国家作为传播主体进行自我形象塑造。其中，他塑形象以文学与媒体笔下的中国形象为主，而基于自塑形象的研究主要从中国文学与新闻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等角度切入。应当指出，虽然众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形象的构建，但对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国家形象构建的修辞策略涉及较少。一、研究设计（一）语料来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于2014年面向全球多语种发行，该书收录了十八大以来的重要著作，是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窗口。本文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至第三卷英译为语料，构建单语语料库。英语国家语料库（BritishNationalCorpus，BNC）来源广泛，语料丰富，是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英语语料库之一。我们选取BNC作为参照库，获得关键词。（二）研究方法利用TagAnt对收集到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二、三卷英译进行词性标注，并利用AntConc4.2.0对语料进行分析。首先，对语言参数进行整体描写，通过标准化形符/类符比、词汇密度、平均句长和弗莱施-金凯德阅读级别水平等概述本语料的词汇丰富度与易读度。其次，制作高频动词表，对其中的高频动词进行分析，描述其应用特征，并以BNC为参照库，制作关键词表与关键短语表。最后，利用美国新修辞学理论对国家形象跨文化塑造中所采取的修辞策略进行分析。（三）研究问题本文旨在研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的中国形象构建。我们对收集到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进行统计分析，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构建了何种中国形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国家形象构建采用了何种修辞策略？二、结果与讨论（一）语言形式参数分析通过语料库分析工具分别得出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的基本语言参数。计算结果显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为0.43，略高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郑昕，郭浩，张云利（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300270）摘要：本研究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的高频动词、关键词、关键短语等角度切入，分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所采取的修辞策略。研究表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合理运用互惠认同、对立认同和无意识认同这三种修辞策略，塑造了一个奋发进取、以民为本、崇尚和平、追求创新、倡导合作的中国形象。研究表明，这一形象的塑造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关键词：国家形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跨文化作者简介：郑昕（1999），女，汉族，河北邯郸人。主要研究方向：汉中央文献翻译理论与实践。基金项目：天津市研究生创新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的中国形象塑造”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SKY289）。112文化广角BNC的0.42，这说明词汇变化程度较大，信息承载量较大。本语料的平均句长为23.73，这体现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行文流畅性与和谐感。根据弗莱施-金凯德阅读级别水平划分，得分在13.015.9的文章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的弗莱施-金凯德阅读级别水平得分为14.82，数据结果说明，本语料库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或是具有较高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会得到大量有效信息，且不会具有较大的阅读困难。对语言参数的分析可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用词丰富，信息传递充分，行文流畅，有利于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提升国家话语权。（二）高频动词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形象的构建使用语料库分析工具Antconc4.2.0，配合词形还原对应表，提取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的高频动词，统计结果见表1。表1高频动词表序号频次高频动词序号频次高频动词19729be11765strengthen23622have12748work31675make13586uphold41251improve14536achieve5898develop15520enhance6896take16519continue7887promote17484implement8867need18465follow9836build19464share10780ensure20441open动词表示行为，通过分析文章高频动词，我们发现，be和have两词高居榜首，由于这两个词语主要是帮助构成句子时态、语态等，其意义取决于前后搭配的词语而其本身并无实际意义。除此之外，高频词表中的其他词语皆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动词。其中develop，improve等词语都表示了前进的意义，即现存状态可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行为主体正在采取这些动作来解决问题；ensure，uphold和follow三个词语均有坚持的意义，体现了行为主体在发展中的不忘初心；open能够体现我国在发展中厚植开放。毫无疑问，这些词语的频繁呈现会使读者感受到中国的积极发展与不断进步，展现中国锲而不舍的精神，开放的决心，体会到国家和人民不忘初心的承诺。综上所述，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在进行形象构建时强调集体主体，坚持国家立场；通过高频使用动态动词展现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民主发展、党风建设、工作能力、人民生活与国家体系建设的关照。这就体现出我国在进行国家形象自我塑造时展现了一个锐意进取、立场坚定、不忘初心、以民为本的国家形象。（三）关键词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形象的构建本文以BNC作为参照语料库，分析出现频率显著高于的参照库词语出现频率的词汇，得到关键词表（详见表2）。为得到更加完整的意义单位，我们同样整理研究了关键短语。表2以BNC为参照库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关键词表序号关键词关键性序号关键词关键性1China16290.9911CPC69882and15694.0612people6835.083Chinese15137.4813must6522.324Party13355.7414cooperation5931.45we12156.3415socialism4116.676development11081.4416improve4048.557our10728.117strengthen3724.678should8281.5918leadership3469.939reform7768.5919promote3264.6710governance7182.4120official3160.43如表2所示，排在前面的词汇包括China，Chinese，we等自我指称词与第一人称代词，再次验证了我国在构建形象时强调国家立场。Party和CPC同样属于较为突出的主题词，体现出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高频主题词development、country、reform、cooperation等关键性同样较高，显然，改革、合作与发展等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的关注点。而关键短语中不仅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词组“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prosperoussocietyinallrespects”等，也包括“nationalrejuvenation”“poverty113文化广角alleviation”等国家发展中的焦点与关照，同样，也有“communityofsharedfuture”“BeltandRoadinitiative”等体现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短语。这些意义更加完整的关键短语不仅反映了我国独特的制度，凸显了我国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体现了我国在民生、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不忘初心，也展现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与责任，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中国形象由此表现出，以人为本，追求发展，崇尚创新，重视和平发展，倡导合作共赢，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三、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国家形象构建的修辞策略分析在国际对话频繁的今天，翻译已成为国家间解决问题、促进交往的主动行为。提高翻译能力、合理运用修辞策略，是促进国家间认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的重要一环。肯尼斯 伯克提出三种修辞诉诸策略与受众达成认同，分别是通过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认同达到“互惠认同”，通过相同对立面达到“对立认同”以及将受众纳入自我群体达成“无意识认同”2。三种不同策略的运用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在情境、情感与目标方面实现“认同”这一终极诉求。无意识认同是修辞者使受众群体成为话题一员的过程，促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实现认同。通过统计我们得到，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we”在文章中共出现11895次，这是形象塑造过程中实施无意识认同的主要方法。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很多情况下，“we”代指中国与中国人民，表明了中国的发展决心与在国际事务中的坚定信念与良好愿景，修辞者因而通过“从主体位置向听众大众转移”的方式，增进了与听众之间的亲密度，使双方立场达成一致，实现认同。“we”也会代指读者甚至上升至全人类，以拉近修辞者与读者的关系，使读者产生移情。此外也有“we”在句中代替“you”，避免了话语中的说教意味。人称代词“we”的高频使用能够激发读者潜意识需求3，使读者快速进入预设的修辞情境中。“互惠认同”，是指通过修辞者与受众之间所共同认同的事物，构成交际，从而使受众认同。“同情认同”着重强调了修辞双方在情感、认知、价值观等基础上所产生的共鸣。文中development，cooperation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关键词高频出现。通过共同理念，立足于共同利益，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体会到中国对于发展的重视，并且在相同价值观的指导下，取得读者对于中国的认同。同样，commoncommunitywithsharedfuture，theBeltandRoadInitiative等关键短语体现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放下偏见，弥合分歧，倡导和平与互相尊重，读者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中国在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对立认同”，指“通过分裂达到凝聚的最显著方式”，即在语篇中构造修辞者与受众共同的对立面，来取得修辞双方的共同立场，形成认同。伯克指出，“认同能够得到真正的肯定是因为分离的存在”。在高频名词表中，security位列前茅，对该词进行语境检索，结果发现，核安全、主权安全、国家安全等都是较为主要的语境信息，ensure与safeguard两词是主要的动词搭配。关键词表中出现的poverty，相比于其他关键词，呈现了较为消极的意象。通过语境检索发现，与poverty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均与消除贫困相关。这两个词语的高频出现构建了语篇中的“共同公敌”，是对立认同策略的体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中国对于为维护世界安全做出的努力，对于绝对贫困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使读者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认可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风范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四、结语研究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中通过高频使用具有前进意义的动词与发展相关的名词，并结合使用关键词与关键短语，通过合理运用“互惠认同”“对立认同”和“无意识认同”三种修辞策略，塑造了一个奋发进取、立场坚定、以民为本、追求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国际上的价值立场，同样能够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认同度，展现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有利于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助力国家发展。参考文献：1陈小慰.翻译修辞学与国家对外和话语传播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39-40.2Kenneth Burke.A Grammar of Motiv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3梁冠华.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