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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第 108 134 页SSAP,2023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张庆鹏 王 亮 刘敏玲 冯健仁*摘 要:在践行“走出去”战略、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关注青少年在跨境流动背景下的文化适应历程。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量化文本分析(词频、主题分析和情感分析),描述了随父母跨境流动、在中国长大的非洲二代青少年群体跨文化适应历程和成长现状;结合典型个案的成长口述史,剖析了中外混血青少年的双文化身份认知发展过程;探索了在华非裔青少年在跨文化适应场景下从基础交流到心智架构、再到现实应用的多层次关键能力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历程,并揭示了父母代际影响的两面性。关键词:“非二代”青少年 双文化认同整合 跨文化关键能力 跨文化敏感性 跨文化灵活性一 引言社会变迁的议题通常关注社会结构、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大规模*本文是国家社科一般项目“跨境流动区域的文化心态安全研究”(20BSH111)及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来华外国人适应的社会资本逻辑及对治理的启示”(18BSH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张庆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亮,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通信作者,E-mail:wl_1998 gzhu?edu?cn;刘敏玲,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冯健仁,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且长期的变化。这些变化引发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自然资源的利用、文化传播等都会对个体、家庭和群体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四十余年以来正是在此背景下飞速发展的,在此期间,人才、资源、商品和服务在国内外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流动,这种流动既包括国内不同省份或城市之间的信息、物资和人员流动,也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跨境流动。复杂而多元的流动性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的新型现实表征。当代中国面临着境内-境外、个人-家庭、跨文化-跨族群等多种因素时空叠加的社会流动现实。这种多重流动涉及不同人群,包括农民工群体、流动和留守儿童群体、城市新移民群体以及外国来华的跨境流动群体和入籍移民,同时也包括远赴国外留学、经商或务工的中国人及其家庭,这些人群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融入社区,整合身份认同等。此外,也可能面临与文化适应有关的身心健康、教育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处在身心发展中的未成年人,当内在的文化价值认同与心理韧性不足,以及外在的社会支持与资源缺乏时,较易成为跨文化适应视角下的“困境儿童/青少年”。(一)多元文化互动的双向适应机制,文化的再定义和文化心态的重塑多元文化互动背后是双向适应的集体心理机制,以及相应的权宜性适应策略,一方面,本地人要调整生活和社交策略来应对多重流动带来的文化冲击,学会和不同类型的外来人员和谐共处;另一方面,游走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过客型他者”也需要学习、适应与整合,以实现其目标。随着多元文化经验的累进,人们大脑中关于“群己关系”(群体分类、群体归属和认同等)、“群际关系”(多重群体认同之间的边界和关系)的理解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换言之,表面上服务于功利性目标的双向适应策略其实也暗含着重新定义“文化”、重新塑造“文化心态”的社会心理走向。多重流动性引发的文化实践推动了研究者在学理上对“文化”(cul-ture)的重新定义。文化的传统内涵是“将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成员区分开来的集体心智程序”(Hofstede,1984),更接近本质主义。然而,文化本质主义的定义强调特定文化的独特性、区隔性、稳定性,忽略了文化多样性和变化性,因此相对更适合传统社会。在高流动社会中,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复杂性更为普遍,多元文化在人类共同体框架下的频繁互动使人们面临跨文化认知和多重身份确认的问题,这样的“文化相遇”可能是挑战,也有可能是机遇。近十年来在这个议题上影90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响较大的理论是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它强调文化对人的影响是网状模式,不同文化下的诸要素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拼接、对话、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推动了文化的演进(Morris,Chiu,&Liu,2015)。此外,多重流动背景下的现实生活处境也在潜移默化地推动人们重塑其已有的“文化心态”(cultural mindset)。文化心态是个体对于嵌入特定文化情境下的关于社会知识、生活常识、行为动机与目标追求、社会规范与禁忌等一系列心理表征和认知图式的总和(Oyserman,2011;Oyserman,Sorensen,Reber,&Chen,2009)。文化心态的本质可以从心理表征和内隐认知两方面理解。在多元互动视域下,文化心态心理表征经历了理论变迁,从文化主义视角下的跨文化比较的静态结构(集体主义心态和个人主义心态)(Oyserman&Lee,2008)到文化框架动态可切换视角下的双文化表征结构(Hong et al?,2000),再到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混搭表征(彭璐珞、赵娜,2015)。这些表征形式越来越接近真实的社会心理变迁模式与机制。此外,文化心态的内隐认知研究则涉及实体论(entity theory)和增量论(incremental theory)的内隐心态理论。基于增量观的内隐心态理论认为能力和人格等心理品质是可以通过努力或干预而发生改变的(Levy,Stroessner,&Dweck,1998)。将这个框架延伸到文化心态范畴,就有了固定性文化心态和可塑性/成长性文化心态。前者坚信特定文化传统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这可能会使相对固定的群体刻板印象成为判断和预测群体成员言行的依据;后者则重视文化差异产生的过程和背后的机制,并承认文化的可变性,通过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促进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Chiu et al?,1997;Carr,Rat-tan,&Dweck,2012)。此外,内隐心态因自我增能而存在不稳定性,会使个体认同到群体与社会认同历程中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Tajfel&Turner,2004)。以往研究的共识是,多元会聚、动态可变、灵活开放的文化心态更有利于多重流动背景下的跨文化适应。以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再定义,以及文化心态的心理表征和内隐认知等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框架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境流动青少年文化适应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对于这些青少年而言,在此框架影响下的社会信念、群际互动与群际关系的感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可能会具备更多的韧性与灵活性,因而可能产生更具创造性的适应策略。(二)“非二代”青少年群体的文化适应:现实处境中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关注在中国对外开放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父母跨境流动、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的非洲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来到中国留学、从事贸01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易或务工,是第一代跨境迁移者。这些孩子不是典型的移民青少年,而是具有显著的“流动性”,更接近“文化过客”的定义(牛冬,2015)。他们的出生地可能是非洲,也可能是中国,有的父母双方分别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有的父母来自非洲同一国家,我们将其统称为“非洲二代青少年”(以下简称“非二代”青少年),而不是 1?5 代或 2 代移民。尽管如此,客居中国的“非二代”青少年身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1?5 代或 2 代移民的典型特征。例如移民前的预期、语言准备、跨文化关系和向内群体寻求支持等,本地语言能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Kim etal?,2003)。同时,流动经历促进青少年在新环境下探索与成长、发展有关的资源(Gonzales&Chavez,2012),并在融入本地社区的过程中学会化解适应性焦虑(Ellis&Goodwin-White,2006)。此外,当他们未来回到自己国家之后,需要重新整合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可能要面对“在家乡的二次适应”(Silver,2018)。这表明流动性给这些青少年的成长与适应带来了挑战,他们需要借助更多的心理与社会资源来实现文化间的平衡,处理自己的成长与适应问题。总之,“非二代”青少年的过客生涯有挑战也有机遇,本研究将探讨他们如何在自身文化认知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文化适应。二“非二代”青少年文化适应状况粗描:访谈文本量化分析(一)访谈对象信息本研究邀请17 位随父母旅居、在中国长大的非洲青少年(见表 1),受访者代号是青少年一词的英文简称 AD 加排序数字。采用非结构访谈方式,通过对口述文本的词频、主题和情感分析,获取他们在纵向时间轴上关于个人成长历程(从记事起至今)中同伴交往、亲子互动和跨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回忆和口述材料。研究基于访谈者提供的内容框架,请受访者讲述完整的成长经历和典型故事,旨在深入获取原始材料(文本总量19?8 万字)。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化名出生地血统年龄(岁)性别国籍在华时间(年)回非洲次数(次)掌握语言AD1尼日利亚尼日利亚18男尼日利亚131中、法、英11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续表化名出生地血统年龄(岁)性别国籍在华时间(年)回非洲次数(次)掌握语言AD2刚果金刚果金16男刚果金60法、中、英AD3刚果金刚果金17男刚果金6频繁法、中AD4刚果布刚果布18男刚果布60法、中AD5中国广州刚果金13男刚果金131中、英AD6中国广州尼日利亚14男尼日利亚143中、法AD7刚果布刚果布15男刚果布60中、法AD8刚果金刚果金15男刚果金130中、法、英AD9刚果金刚果金17女刚果金120中、法、英AD10尼日利亚尼日利亚20男尼日利亚152中、法、英AD11刚果金刚果金20男刚果金1?50法、英、中AD12刚果金刚果金21男刚果金1?50法、英、中AD13中国香港刚果金+日本17男日本17频繁中、英、日AD14中国昆明中国+苏丹19男中国191中、英AD15中国北京中国+刚果金18男中国180中、英、法AD16中国北京中国+刚果金15女中国150中、英AD17中国广州中国+尼日利亚15女中国150中、英(二)访谈文本分析1.访谈文本的词频分析采用 R 语言统计软件的文本分析包统计词频,从高到低排列的 25 个词是:中文、回去、小学、外国人、黑人、不好、问题、老师、英语、同学、小时候、家里、衣服、回来、爸妈、我哥、吃饭、学习、初中、还好、高中、我要、英文、微信、警察。这些词勾勒出了青少年跨文化生活历程中的现实图景,类型涉及名词(特定物品、时间空间、人物和文化/身份等)、动词(与迁移或流动有关的动作/行为)和形容词(对相关事物进行价值判断和褒贬类的描述)。词频的高低反映了个体在其文化和认知系统中提取特定的物象、意象和心象时表现出的易得性和典型性。高频词的内容反映了非洲裔青少年在跨国流动中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或社会事务。此外,比较“非混血”和“混血”两类青少年的高频词发现,前者的关注和表达涉及家庭成员、文化符号和身份以及语言和跨境流动事务等;21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而后者在口述中将家庭成员从父母拓展到“外公”“外婆”,反映了血缘纽带在其双文化身份中的重要位置,此外更多地涉及本地受教育经历中的相关话题(老师、学校等)(见图 1)。图 1 两类“非二代”青少年口述文本的高频词2.访谈文本的主题分析主题模型分析的目的是对文本进行无监督分类,实现对文本内容的聚类。常用方法是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借助贝叶斯概率模型生成文档主题,使用 R 软件 topicmodels 包中的 LDA()函数设置 k=3 创建了三主题的 LDA 模型。结果如图 2 所示,聚到主题 1 的词汇涉及族裔身份和现实的经商事务,故命名为“物质/现实”;主题 2 涉及族裔身份和跨文化交流,命名为“互动/适应”;主题 3 涉及教育发展和文化语言,命名为“发展/融合”。上述主题分类表明“非二代”青少年对跨文化互动中处于不同层次(生存适应发展)的议题均有关注。根据三个主题在文本中的占比数据,对受访者分类(见图 3)。体现“物质/现实”主题类型的受访者是 5、8、10、11、12;体现“互动/适应”主题类型的是 3、6、7、9;体现“发展/融合”主题类型的是 1、2、4、13、14、15、16、17。其中,13、14、15、16、17 是跨族裔混血儿,他们的主题类型占比均指向“发展/融合”主题。这表明受访者的口述内容一方面涵盖了三大主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混血青少年对发展性议题更关注。在基于跨国婚姻组建的家庭结构下,由于父母一方具备“本地在场”的属性,儿童青少年在现实层面上获取了更多的社31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图 2 受访者口述文本的主题模型分析会和文化资本,在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因而更关注受教育和文化融合等话题。图 3 根据文本主题占比对受访者进行的分类3.访谈文本的情感分析采用董颖红和陈浩等(2015)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基于 Weibo-5BML 和词汇匹配技术构建的微博基本情绪词库。该词库共计有 818 个情绪词,包括 306 个快乐情绪词,142 个厌恶情绪词,93 个愤怒情绪词,205 个悲伤情绪词和 72 个恐惧情绪词(董颖红等,2015;Wu et al?,2018)。本研究41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的情感分析过程是先把每个访谈文本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文本类别将所有的情感词筛选出来,计算在各文本里每种情感的词频,接着根据情感和词频来进行重排序,最后采用 R 语言统计软件绘制出相应图形。情感分析的结果显示,除 AD2 以外的其他 16 位受访者在情感表达过程中一致性地呈现最多的是快乐情绪;而 4 种负向情绪的出现频率在总体上从高到低依次是厌恶、愤怒、悲伤、恐惧(见图 4)。这表明口述文本总体指向积极情绪,同时也存在若干消极情绪。图 4 基于情绪词库的访谈文本情感分析以上描述了口述文本中的高频词,并通过主题聚类(“物质/现实”“互动/适应”“发展/融合”)和情感分析,描述了“非二代”青少年群体的文化适应现状,接下来的分析将以上述主题和情感分析框架为背景,聚焦典型个案的双文化认知发展和文化适应关键能力的发展历程。三“非二代”青少年的双文化整合与关键能力发展:典型个案的成长口述史(一)从文化适应策略到双文化认同整合跨境迁移经历影响了“非二代”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机制,同时也塑造了学业、关系和融入等方面的跨文化适应成就。根据文化适应理论(Ber-ry,1990),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策略及其导致的生活处境对移民群体的文51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化适应不利;适宜的策略是文化整合,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拓展文化学习和互动空间,接纳双重的文化身份。囊括了“和谐与冲突”和“融合与区隔”内涵的双文化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是“非二代”青少年发展整合性适应策略的关键机制(Trifiletti et al?,2022)。以往研究发现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尊、乐观和亲社会能力(Schwartz et al?,2015),以及更低的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张岩等,2017),表明 BII 协调了双重身份认知,并根据需要转换身份,提高了心理适应能力。对于那些同时处在跨文化流动和心理发展关键阶段的双文化青少年而言,多重身份认知的发展是其心理成长的重要历程。双文化认同的启发式发展模型(heuristic developmental model of biracial identity)将青少年的双文化身份认知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意识到差异和不协调”、“追求接纳”和“自我接纳与跨文化身份宣告”(Kich,1992)。本研究通过19 岁的“非二代”青少年 AD14(中外混血)的口述,可见其双文化身份感知的敏锐与深刻,以及探索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动机和努力。AD14 的经历也清晰地展现了上述启发式模型的走向,同时也揭示了来自父母的代际影响的复杂性。阶段 1:差异感知和反应(觉察到差异,但无意解决差异)我记得第一天上学时(10 岁以前),前排同学转过来说:“诶,怎么有非洲人在这?”因为大家都是小朋友,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他们发现你会中文,就能跟你玩得来,其实也就没什么了。(15 岁以后)差异总是会有的,比如我听的音乐和周围中国朋友们不一样,我喜欢 R&B,蓝调,还有偏节奏感强一点的音乐;他们(中国朋友)听很多中文歌,包括粤语歌,但我的歌单里面,一千首歌曲里面可能只有二三十首中文的。父母的影响:小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发现身边很多人对自己的肤色很好奇,这时爸爸妈妈就会说:别人(对你)好奇的时候,你不用理会他们,不要和他们说。阶段 2:主动行为旨在消弭差异,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互动寻求身份接纳我跟中国同学一起玩,(通过这个同学)认识了很多活跃的朋友,61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随后大家都玩熟了,到十二月份的艺术节,我表演跳舞唱歌,很轰动,反响不错。唱 K 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听过很多中文歌的副歌部分,但是不知道歌名,我等到唱到副歌再一起唱。我也尽量挑大家都知道的英文歌,这样可以一起唱。遇到一些陌生的本地人会说广东话,有些会冒犯我,我就用广东话怼他们,怼完就走了。双文化个体在被本地人视作外群体成员的场合下可能会感到“被冒犯”,但他们用当地方言“回怼”,这看起来虽然带有攻击性的消极互动,实际上也包含着主动寻求身份接纳的成分。本地人一般很欣赏外国人讲流利的粤语,因此误解和偏见很快会消散。父母的影响:在 AD14 的家庭中,语言差异比较复杂,但他的父亲会营造讲英语的气氛,这有助于减少他在与家人沟通时感知到的差异。我在家跟爸爸讲英文。但是爸爸的母语是阿拉伯语,我不会讲阿拉伯语(笑),阿拉伯语理解起来很难。爸爸跟妈妈、跟我都是讲英文。而我和妈妈之间说中文,我出去上学、买东西也都是说中文。可见父亲在家庭沟通中“让渡”了自己的母语,既有阿拉伯语比较难的客观原因,也有刻意削弱语言差异的努力,让英语在阿拉伯语和中文之间充当桥梁角色。阶段 3:从消弭差异到自我接纳,含蓄的身份表达双文化个体经常要回答“你是哪里人?你来自哪个国家?”这些问题,AD14 的原则是要分情况区别对待,这里面也体现了含蓄的身份表达: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敷衍一下。如果觉得以后可能有接触,我会坦诚相待,告诉对方我来自中国,父亲是苏丹人。如果对方只是随便问问,我会随便回答一下,哈拉一下过去。关于身份认同的自我确认,当问到“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份怎么定位?你觉得自己是?”时,AD14 的回答:我是中国人,一定是中国人。看到新闻提到民族自豪感,我的感触不是那么强烈,可能比较中立,但(我是中国人这一点)该认同的一定会认同。能够在这里,都还是很开心的。71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另一段关于身份确认的旁证(内群体视角下的内部差异分析):他们都说上海人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广州人有时候也很小气,但是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小气不太一样。广州人会比较纠结小事,很小的事情。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上海的东方卫视啊,北京卫视啊这些每一天的新闻都会播出国家大事,但是广东电视台的新闻不会,它会放一些左邻右舍干嘛了呀,哪里出车祸了呀,然后也是那种新鲜事,这些小事。尽管 AD14 明显对本地新闻看得不够全面(广东台也会报道国家大事),但这段口述更有意义之处在于他站在内群体角度去分析中国人的内部差异,因此可作为其身份确认的旁证,根据社会分类理论(Turner,1999),只有认同和内化内群体身份之后,人们才会更清晰地区分出内群体的多样性,而不是像看待外群体那样简单地用刻板印象概括所有人。父母的影响:爸爸会和我们一起过中国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和中秋节,一家人贴窗花、打扫家里、买新鞋等,也会一起去逛花街、吃月饼。爸爸在国家(苏丹)的传统节日不怎么过,通常会和朋友一起庆祝,很少邀请朋友来家里。唯一一次是苏丹大使馆的年度庆祝活动,我主持,妈妈和爸爸都参加,爸爸负责一些筹备工作。上述三个阶段反映了混血青少年双文化身份认知的心理发展过程,从对差异的觉察到接纳差异,再到整合差异并发展出成熟的跨文化身份认知,这是个体与父母、同伴、社区等不断互动并更新自己对不同群体的心理表征的结果。(二)文化适应场景中的多层次关键能力框架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和双文化身份认知的三阶段发展论为我们理解多元文化互动场景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尊重和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无论是整合式文化适应策略,还是自我接纳取向下的双文化身份认知,除了特定的环境因素,其背后的逻辑得以成立,还需要以关键性个人能力为支撑,否则因未能达到预期的发展水平,而只能停留在初步的强化差异感知、类别化文化区隔,乃至容易引发偏见81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的社群对峙状态,这不但对跨文化实践者自身适应和发展不利,也给多元文化场域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在多重流动背景下的物理环境建设之外(如打造适宜的硬件基础,满足开放高效的跨国商贸、教育和文化互动需求),更加需要旨在提升迁移者关键性个人适应能力的心理建设。综合以往研究和理论(Deardorff,2004、2006;Fogarty&Kan-dler,2020;Chiu et al?,2022),并基于对在穗“非二代”青少年的访谈,本研究建立了分层的文化能力框架(见图 5),从每层提炼出基础能力维度和关键能力维度。图 5 文化适应场景中的多层次关键能力框架跨文化适应在交流层面上需要两种能力:掌握当地语言(基础能力)和对新文化的理解、对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适应,以及处理跨文化难题(关键能力,即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可分为基础心智架构的认知模型(文化适应性智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或应用(跨文化交往技术)。文化适应性智力中的自我调整和环境重塑是基础能力,据此在现实的跨文化互动场景形成解决方案、实现问题解决的跨文化交往技术是关键能力。继续细化跨文化交往技术,则分出情感过程(跨文化敏感性)、认知过程(跨文化意识/认知灵活性)和行为过程(跨文化互动行为)。准确的情感回应和灵活可变的认知过程是跨文化互动能力的决定因素,因此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认知灵活性是这一层的关键能力。在论证心智架构层的文化适应性智力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借助访谈材料去考察作为跨文化交往技术中指向现实应用的两个关键性个人能力,即跨文化情绪敏感性和跨文化认知灵活性。91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1.从基础交流到深度适应:跨文化能力在多元文化互动场景下,掌握当地语言可以帮助“外来者”较快地进入新环境并为融入本地人社区提供了可能。但要进一步适应新环境,需要更深层次的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研究者将跨文化能力概括为五个方面:世界知识、外语能力、文化共情、对外国人和外来文化的认可以及在国际化环境中实践自身职业的能力,这些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态度、知识/理解力和技能在跨文化社交场景中的实现程度(Deardorff,2004)。其中反映了基础交流能力和深度而关键的文化适应能力。从心理状态的角度看,跨文化能力折射出特定的心理品质或人格属性,比如好奇心、总体开放性、尊重异质文化以及自我效能感;从心理过程的角度看,跨文化能力包括分析、解释、联系、倾听和观察等方面的认知技能,以及在不同的跨文化场景下调整、切换和应对策略(Deardorff,2006)。2.跨文化能力的认知基础:文化适应性智力跨文化能力的基础是适应性智力(adaptative intelligence),它是在个体自处能力和个体间交往能力相互增强下实现的,与适应性智力发展过程有关的认知能力包括注意(关注并辨别环境中有意义线索的微妙变化)、记忆(相互关联的个体通过集体编码、知识存储和检索,形成共享的知识体系和交互的集体记忆)和创新(通过重构生态位来改变和创造环境,增加文化新颖性和复杂性,输出更大的多样性)。当面临自然、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态方面的挑战时,适应性智力促进人类创建和实施最佳策略去适应环境,指向问题解决(Fogarty&Kandler,2020)。作为适应性智力的功能观和广义文化进化观的概念复合体,文化适应性智力反映了人们在当前文化情境下输出言语或行动,实现其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并拓展到其他文化中的能力(Chiu et al?,2022)。具体表现是,为了适应新环境而调整自我(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的要求)或重塑环境(改变或创造环境),但文化适应性智力的本质并不只是调整或重塑,而是在此基础上考虑这二者是被外部环境允许的(permissible)还是被个人主动偏好的(preferred)。由此生成四种策略:(1)在社会结构固定、规范不可变的情境下,自我调整和环境重塑既不被外部允许也不是个人主动偏好时,最优策略是迁徙;(2)在结构固定、规范不变、环境重塑不被允许但可基于主动偏好做自我调整的情况下,最优策略是站位变化(standing variations),即通过模仿人群已有规范去实现目标;(3)容纳可变性的社会允许重塑环境,人们更愿意通过改变环境而不是调整自我来实现目标,最优策略是生态位重建(niche construc-tion)甚或颠覆性创新(de novo innovation);(4)在更为开放包容的社会,02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自我调整和环境重塑既被环境允许,也被个人主动偏好,此时的适应策略是人与环境的协同进化(person-environment co-evolution)(Fogarty&Kandler,2020;Chiu et al?,2022)。3.跨文化能力的现实应用:跨文化交往技术作为跨文化能力的基础,文化适应性智力反映了个体在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借助注意、记忆和创造力等进行自我调节或环境重塑的相对主义策略。如果把跨文化适应的心理与行为结构类比为一套人工智能系统,那么文化适应性智力就是系统建立在心智架构(算力、平台、算法)之上的认知模型,深度学习是基于模型的调节、重塑和加工机制而实现的。而在此之上的应用层则需要在场景需求(跨文化互动)下形成解决方案,是系统向现实生活场景的延伸。为此需掌握跨文化交往技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个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开展社会交往、协商彼此文化身份的技巧策略,是实现跨文化适应的关键能力。跨文化交往技术更全面的概念框架包括知识(关于他人和社群的知识和关于自我的文化觉察)、技能(解释和联系,发现和互动)和态度(将个人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在更大视角中相对化,并重视他人的价值观、信仰和行动),语言在其中发挥工具作用,态度是基础(Byram,2021)。跨文化交往技术从概念框架转化为现实互动行为中问题解决的关键能力,是基于跨文化情绪敏感性和跨文化认知灵活性的发展而实现的(Chen&Starosta,1997)。(1)跨文化能力应用层的关键能力之一:跨文化敏感性及其发展模型跨文化敏感性包括自尊、自我监督、开放心态、同理心、互动参与和非评判原则等,反映了个人通过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而产生积极情绪的潜力,进而促进文化觉察能力,释放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的人们更好开展交流(Chen&Starosta,2000)。根据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伴随跨文化生活体验的情感发展经历了从拒绝到整合的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拒绝、防御和最小化)以族裔为中心,与内群体中心主义类似,跨文化实践者将文化差异看作现实核心问题,其中有些差异是以本族裔为中心建构出来的,背后有本质论的内涵在起作用;后三个阶段(接受、适应和整合)强调族裔相对主义,人们将文化差异看作组织现实的替代方式,更接近文化可变性或社会建构论的内涵(Hammer,Bennett,&Wiseman,2003;Bennett,2017)。以下结合 DMIS 理论和“非二代”青少年 AD1 和 AD3 的口述经历,展现了跨文化敏感性在个体和环境互动中的发展历程,尽管父母在其中的影12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响较大,但 AD1 和 AD3 在察觉和接纳族裔中心主义的同时,通过探索跨文化经验,自主发展出群际相对主义。在此过程中,文化适应性智力的生成和发育路径也得以体现,即在自我调整和环境重塑之间的灵活选择。阶段一:拒绝(denial)。该阶段的跨文化敏感性最弱,对跨文化交流不感兴趣,夸大内群体相似性,压制跨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对其他文化抱有排斥情绪。在中国长大的 AD1 已接受并习惯了中国饮食,但其父亲吃不惯中国菜,母亲的策略是温和地忽视差异,但青少年对此有所察觉。我爸妈一般不在家里吃,我爸吃不惯,他到现在都吃不惯,我妈吃得惯,她不挑,我爸就喜欢非洲菜。如果我爸要吃的话就是非洲菜,他不在的话我妈就随便做一点,做得跟中国菜差不多,不过会放非洲调味品。就是口味会重一点。关于日常媒介使用方面的差异,“非二代”青少年观察到父母的做法是正常面对差异、不试图解决或消除差异,继而寻找或建立其他选项,在表面的容纳下无声应对,以顺利完成过客经商之旅。但青少年一代则会主动去兼容这些差异。这表明尽管父母是年长的成人,但相比在中国长大、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非二代”青少年,父母“固着”在文化敏感性发展初级阶段的倾向更明显。我爸妈喜欢看自己国家的(电视节目),家里有那个无线电是找别人帮忙弄的,有天线,可以收到很多国外的电视台,可是有时间限制的,要看你买多久。我们小孩的话就是哪个好看看哪个,中国有好看的也会去看,国外出了电影好看我就会去看。阶段二:防御(defense)。源于对外群体神秘化和夸张化之后产生的威胁感与恐惧情绪,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比上阶段更全面感知外群体的存在,但是以刻板的和对立的方式去感知,持有较强的防御情绪。放大“我们”之于“他们”的优越性;简单地浪漫化或异化其他文化。倾向批评其他文化,将一般问题归咎于文化差异。对于经常和中国同龄人交往的“非二代”青少年,父母传递的信息既是对差异的负面反应,同时也在强化群际差异感知。AD1:很多非洲小孩的家长告诉孩子不要和中国人交往,因为有22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些非洲人是为了拿证就与中国人结婚。但一些非洲家长可以接受其他国籍的华侨,但不接受中国籍的。外国人在中国买房娶妻生子,却需要妻子每年帮忙签证,好像妻子在控制他一样。而更有趣的是,当父母对孩子在中国稳定的受教育预期更清晰时,则要利用甚至放大文化差异,表现出反向的“防御”:小时候因为母亲天天说非洲有强盗、绑架小孩等,看到电视剧更是不敢回非洲。2015 年回去过外公大寿,发现拉各斯没想象中那么恐怖,也有漂亮和不好的地方。回到老家,外公很有钱,但老家常停电。母亲可能是用这些骗孩子(让他们)学习,小时候我的成绩是家里最差的。妈妈采用了“伪造”并放大差异,进而反向利用差异的教育策略,对于策略“是否有效”的预期主要基于她和孩子之间关于中非现实差异的某些有限的共识。也就是说,差异确实存在,至于到底有多大,多元文化经验更为丰富的妈妈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其目的是希望孩子在中国更好地完成学业。但这个策略可能会放大年幼青少年面对群际差异时的防御情绪。阶段三:最小化(minimization)。本阶段有更多机会去家庭以外探索同伴社交资源,青少年开始重视群际相似性,弱化了文化间差异,差异最小化的抽象策略是建立上位相似性。因为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坏人多、好人也多,来中国的尼日利亚人知道中国好赚钱,很多来中国,人多了就没那么好赚钱了,然后他们又不回去,就想着要赚钱,就想着坏思路,做坏事,都有。不过像我在这边住了这么多年,我也是尼日利亚人,可是我没做过坏事,我家里人都没做过犯罪的事情,我从小到大没去过酒吧,可是有些中国人也做坏事,不是每个黑人都会干坏事,也不是每个黑人都是好人。一个国家,比如说中国人口十几亿人,也有很多坏人,也有很多好人。相比之下,更具体的做法是借助可以产生上位共识的事物(如足球)实现群际差异最小化。对差异的最小化处理提升了文化间相似性,弱化了321跨境迁移者的认同整合与跨文化关键能力发展:基于在华“非二代”青少年的成长口述史 防御情绪。初到中国时,我的中国小伙伴们最初对我不太接受。有些人看到我会感到害怕,有些人则认为这很正常,因为当时周围都是黑色皮肤的人。有些人会好奇,但最初我是一个人在玩。小时候,我想去小区踢球,但没有球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向家长要球,他们给我买了一个,我抱着球下去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一个人玩球没有太多意思,踢了半个小时后,我就开始寻找其他的事情来做了。慢慢地,他们看到了我,踢完球后我坐在那里。有个黑色皮肤的小孩叫“尼尔森”是我们国家的,他从我前面跑到我这里,抢了我的球,然后往羽毛球场那边走。我看到一大群中国小孩跟着他去了,所以我也跟着去了。因为我中文不太好,他们一直跟我说话。尼尔森帮助我融入了这里。现在,我们的球队里既有中国的小伙伴,也有外国的小伙伴。我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在一起踢球。在球队里,无论是中国小伙伴还是外国小伙伴,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但“最小化”可能的问题是夸大无偏见平等机会的好处,过多强调“一致性”,掩盖了个人和组织的深层差异。这种有选择的最小化操作还可能使人们在新的场景中遇到深层次差异问题时被迫回到早期的内群体中心主义防御阶段。例如,当被问及“中国人对外国人有很多称呼,你现在最能接受什么称呼?”面对中文世界的各种关于非洲人的称谓,AD1 的口述呈现了非洲青少年从“适度妥协”以寻求一致性,到“防御性反击”(给中国人一些“对等”的称谓)。尽管内在的对立暗流涌动,但表面上的“最小化”达成了:双方都对彼此有“不礼貌”的称呼。有很多称呼是不礼貌的,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你会说中文,就不敢说。在微博上看到非洲人发的照片,下面评论很多,假如有 1000 条评论,就会有 200 多条是坏的评论,好的还是比较多。我们会讲中文的非洲朋友也对中国人有不礼貌的称呼。从以上案例中隐蔽而对立的群际交往模式可知,跨文化敏感性发展的前三个阶段(拒绝、防御和最小化)尚未完全摆脱内群体中心主义。尤其是在认知闭合需求作用下,内群体中心主义反映了一系列强调群体内的意42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5 辑见统一、鼓励并支持权威领导以及贬低外群体的行为模式,认知闭合需求还会通过本质主义实体观信念的中介作用影响内群体投射效应(in-groupprojection)(Kruglanski et al?,2006),使内群体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等投射-共享到外群体,以自身为标准,高估了跨群体的相似性,尽管表面上建立了上位群体认同(superordinate identity),但本质上却忽视了特定群体的独特性,容易产生偏见。阶段四:接受(acceptance)。在经历前三个阶段之后,“非二代”青少年开始在复杂程度相似但形式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各自独立的存在,接受文化差异客观存在,既不会自动消失也不会被人为遮盖。这里的“接受”不等于同意,而是在承认其存在的前提下的积极情绪体验(接纳感)。在接受的基础上,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态度是好奇而不再是拒绝或防御。例如,在群际接触中,非洲儿童接受并理解了“在中国的小学生/初中生的教育跟生长在中国的外国小孩不一样”:在学校都一样,在家里的教育不一样。小时候我常常被父母打,因为我调皮捣蛋,不听老师话,跟同学打架,逃学翻墙等。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们则有幸被父母宠爱。他们可以出去玩,回来他爸妈照样给他们钱。我经常会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哭,想我爸妈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长大了就懂了。而且现在长大后觉得我爸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