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古蜀纺织业发展.pdf

第3 期第4 2 页doi:10.3969/j.issn.1674-2346.2023.03.007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9 月考古所见古蜀纺织业发展丁逸宁刘小彦（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4 0 1 3 3 1）摘要：通过研究古蜀各个历史时期的纺织业相关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宝墩文化时期古蜀纺织技术尚不发达，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纺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十二桥文化时期蜀地纺织业开始了生产专门化，纺织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并开始向外出口纺织品。三星堆文化纺织技术的突进可能与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其他地区，纺织生产技术也随之被传入蜀地有关。古蜀纺织业生产由家庭作坊逐步转移至专门化生产，并且丝绸纺织在纺织业中占比的不断提高，与古蜀地区的国家组织及社会组织演进有关。关键词：古蜀；纺织业；生产方式中图分类号：K22；K 8 7 1.1 3S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Industry in Ancient Shu from Archaeology(History and Social Work Colleg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Abstract:By studying the 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extile industry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of ancient Shu,we cansee that the textile technology of ancient Shu was not developed in Baodun culture period,but in Sanxingdui culture period,thetextile level of ancient Shu had a qualitative leap.During the period of Twelve-Bridge Culture,the Shu textile industry began tospecialize in production,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textile efficiency and began to export textiles.The sudden development ofSanxingdui culture textile technology may be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Sanxingdui culture came from other areas,and textile productiontechnology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Shu.The ancient Shu textile productio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amily workshops to specializedproduction,and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silk textile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was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 organization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ancient Shu region.Key words:ancient Shu;textile industry;mode of production成都平原地区的桑蚕养殖与纺织业历史源远流长。在传统的文献记载中，古蜀地区的纺织业起源于传说时代的“蜀山氏”与“蚕丛”，此后蜀地的纺织业与桑蚕养殖历经四千余年而从未中断，直到今天“蜀锦”依旧享誉世界。通过考古材料研究先秦时期古蜀地区的纺织业起源与纺织技术的演进，不仅对于研究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经济状况与生产力发展有所助益，而且能应用到川渝丝绸、布匹的宣传中去，从而带动产业发展，更能激发川渝地区人民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增强文化凝聚力，把纺织与丝绸作为川渝地区一张响亮的名片。1学界对古蜀纺织业的研究目前有部分学者对于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纺织业发展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其中，段渝根据蜀地所产的蜀布、蜀锦在文献中的记载和在南亚、中亚的发现，论证了商周时期，古蜀对外商贸往来频繁，有“南方丝绸之路”沟通外界，能将精良的货物销往远方。此外，他还根据古史文献和考古学证据，认为古蜀文献标识码：ADINGYiningLIUXiaoyan文章编号：1 6 7 4-2 3 4 6（2 0 2 3）0 3-0 0 4 2-0 8收稿日期：2 0 2 2-1 2-0 2基金项目：2 0 2 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 1 BZS017)；2 0 2 3 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YS23380）作者简介：丁逸宁，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刘小彦，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与新石器时代考古2023年9 月地区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地区是我国早期蚕桑和丝绸起源的两大中心。2 谭继和认为，“蜀”字本义与桑蚕养殖有关；从历史文献上看，有“蚕丛”和黄帝与蜀山氏的故事，而黄帝与蜀山氏皆以养蚕织治丝闻名。从考古学上看，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所穿服饰似锦、绸，证明了古蜀丝织业的发达。3 陈显丹指出，蜀绣的起源可能在商代早期，成熟于商代中晚期。蜀锦大致起源于商代中期，成熟于商末周初。4 黄剑华认为，说文解释蜀字为“葵中蚕”。蚕丛氏以蚕为族名，说明蜀人很早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5 任乃强认为，黄帝子昌意之妻所属的“蜀山氏”即蚕丛氏。因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便以蚕为族名。“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6 宋镇豪从古蜀铜像入手，对古蜀人的服饰、装饰、发型等进行了一定的考证。1 7 0-0 2综合看来，目前有不少学者注重对古蜀早期纺织业与桑蚕文化的探讨，并能够做到古史传说、文献资料与考古学实物证据的结合，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参考价值，但其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尚待继续探讨。首先，学界研究普遍只集中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时期，而对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的纺织业探讨甚少。其次，学界研究只侧重于讨论丝织业，而忽略了布匹其实才是大部分古蜀先民日常所接触到的纺织品。再次，学界研究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或一个古文化内，少有对古蜀地区不同时段文化的纺织业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演进过程的比较研究。最后，一部分研究文章见刊时间较早，所用材料比较陈旧，有一些近年来新出土的考古证据未能及时用到。而且在当时对古蜀文化的分期、分段等研究也不是很明朗，多用“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等概念，而不是文化分期来阐述遗址的大概时段。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文，梳理总结古蜀地区各个文化的纺织业发展水平，并通过前后对比归纳出发展演进的过程。从而为学界研究古蜀地区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状况提供启发。2宝墩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3 7 0 0 4 5 0 0 年的宝墩文化中，发现了一些与纺织业有关的实物证据，其中以纺轮为主。纺轮是由纺轮和捻杆所组成的，用于将蚕丝、麻等纺织原料编结成线的一种原始纺纱工具。工作原理是利用自身重量和旋转时产生的惯性力，将杂乱纤维加捻扭合成一股细纱。在不断旋转中，纤维牵伸和加捻的力不断地沿着捻杆的方向向上传递，这样加捻和牵伸也不断进行。待纺纱到一定长度，将加捻过的纱缠绕在捻杆上，即完成“纺纱”过程。8 4 2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宝墩村遗址出土纺轮4 件9 、双河古城出土纺轮4 件1 0 1、芒城古城出土纺轮1 0 件(、郫县古城出土纺轮4 件1 2 、鱼村遗址出土纺轮3 件 1 3 、郫县三观村遗址出土纺轮1 件 1 4 等。典型器物如表1 所示。出土地点及编号上径/cm下径/cm孔径/cm高度/cm宝墩IIIT1929:1夹砂灰陶宝墩IIIT2029：1夹砂褐陶倒置钵形宝墩IIIT1830：1夹砂灰陶宝墩IIIT1829：4 5夹砂灰陶倒碗形双河H4:3泥质灰陶双河H10:1泥质红褐陶梯形双河H24:3夹砂红褐陶算珠形芒城T1561?：3夹砂红陶芒城T1461：6夹砂红陶倒置敛口碗状2芒城T6541?:5夹砂灰陶倒置深腹钵状1.2芒城T6338:1夹砂红陶倒置浅腹钵状郸县T2:2泥质灰陶郸县T4：3泥质褐陶鱼村 T12:1泥质褐陶鱼村H28：5 8夹砂红褐陶梯形三观村T4:2泥质黑皮陶倒碗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表1 宝墩文化代表性纺轮材质形状梯形梯形梯形平顶梯形梯形梯形第3 期第4 3 页纹饰1.72.80.841.72.8尖顶51.73.72.33.71.232443131.22.40.63.21.22.31.64.61.12.80.30.40.30.40.50.8未披露素面，磨光呈黑色，表面刮削痕迹明显0.4未披露饰横向连续戳印纹0.40.5未披露素面0.630.830.42.80.41.90.31.821.50.41.613.4未披露1.62.312.33.2中部饰一周戳印坑点纹饰戳印纹素面饰戳印纹三周第3 期第4 4 页通过归纳总结上述纺轮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宝墩文化时期的各个遗址中发现的纺轮种类较多，材质各异，大小形态各异。有的是素面，也有的饰有花纹图案。显然没有固定的尺寸和标准。这些陶质纺轮可能源自家庭作坊中自行烧制生产。但也有一些纺轮的形态与其他区别较大，例如有些上小下大，有些上大下小；有些呈梯形，有些呈倒碗形等。这有可能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纺织品，使用不同形态、不同重量的纺轮。这说明当时的纺织业制造尚未达到产业专门化的地步。纺织者会根据纺织品的不同而变换纺织工具。除了纺轮的形态、重量各异之外，在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纺轮的位置也比较分散，没有见到在某处集中出土大量纺轮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宝墩文化时期的纺织业主要是集中在家庭作坊内部。所产出的布匹也仅供家庭内部所需服饰的制作。此外，在宝墩文化时期，究竟是只有以织布为主的纺织业，还是已经有了种桑养蚕的丝织业？笔者认为，宝墩文化时期丝织业的存在与否，可从出土纺轮的结构、形制中找到端倪。饶崛等人曾详细阐述过纺丝所用纺轮和纺纱所用纺轮的区别。他指出，纺轮的形状、大小、质量不同，决定了纺轮转动惯量不同，这与所纺支纱的粗细和不同纤维原理密切相关。纺丝的纺轮要比纺麻的纺轮小而轻，而纺粗支纱的纺轮则比纺细支纱的纺轮大而重。1 5 因此，在假设纺轮所用石材密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纺丝线的纺轮应该比纺麻线的纺轮尺寸更小。如果在纺织丝线时使用了更大的纺轮的话，那么丝线很有可能被纺轮的重力所拉断，丝纺轮与布纺轮二者不可兼用。纵观宝墩文化各遗址中所出土的典型纺轮，可以发现纺轮的大小相差较大。较小的如鱼村T12：1，夹砂红褐陶，横截面为梯形，上径1.2 cm，下径2.3 cm，高度1.6 cm。按圆台体积公式计算，体积约为2 4 cm。较大的如鱼村H28：5 8，夹砂红褐陶，横截面为梯形，上径1.6 cm，下径4.6 cm，高度3.4 cm。按圆台体积公式计算，其体积约为1 1 1 cm。较大者的体积近较小者体积的4 5 倍，且材质均为夹砂红褐陶。据此，笔者以为，较小的纺轮可能是用作编织较为细腻的丝线，而较大的纺轮是用作编织较为粗糙的麻线。但就出土的纺轮来看，较大的纺轮占的比较多，而较小的纺轮占的比较少。因此宝墩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丝织业，但规模很小，产量低，可能仅供部落首领、城邦贵族之类的人使用。大部分纺织业仍以纺织麻线、织造布匹供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所需。3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三星堆文化是继宝墩文化之后的一支古蜀考古学文化。对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状况，可以从以下3 个方面窥见一斑：一是出土的纺织工具；二是一些地方所残留下来的丝织品痕迹；三是通过观察分析人物造像上所穿的服饰。3.1三星堆文化所见纺织工具三星堆文化的不少遗址中也常见纺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第二层出土纺轮4 件 1 6 、广汉新药铺遗址中出土陶纺轮1 件1 7、新都桂林乡遗址中出土纺轮3 件 1 8 等。典型器物如表2 所示。出土地点及编号月亮湾T106:2 3月亮湾T105：1 5月亮湾T102:1 1月亮湾T104:1 2新药铺H15:16桂林乡9 2 XDT4：1桂林乡9 3 XDT2:7 8桂林乡9 2 XDT4?:2总体来说，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轮与宝墩文化时期的纺轮相比差别不大，但仍能看出一些进步之处。丁逸宁，等：考古所见古蜀纺织业发展表2 三星堆文化代表性纺轮材质上径/cm下径/cm 孔径/cm泥质灰陶未披露2.7泥质红陶未披露2.3泥质红陶未披露2.5泥质灰陶未披露泥质黑灰陶，黑色陶衣1泥质灰陶外径4夹砂褐陶2.3夹砂黄陶2.72023年9 月高度/cm纹饰未披露1.7未披露2.1未披露1.62未披露0.84.70.84.11.3通体磨光素面腰部压印二周篦划纹腰部压印两周“形纹1.4腰部有一周圆圈纹0.732.82023年9 月首先，三星堆文化时期纺轮的材质比宝墩文化时期更为固定。宝墩文化时期的纺轮兼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且数量占比较均衡。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轮大部分已是泥质陶，仅在桂林乡见有夹砂陶，而且在新药铺遗址中还出现了黑色陶衣的纺轮。其次是同一遗址中相近位置所出土的纺轮形状比较相似，例如月亮湾遗址所出土纺轮多为截锥状，剖面梯形。这与宝墩文化时期一个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形制各异有较大区别。这种变化说明了这批埋藏位置相近的纺轮可能是集中生产烧制的，该位置可能是一处专门用来进行纺织业生产的工坊。再次是有纹饰的纺轮逐渐增多。在之前的宝墩文化中大部分纺轮是没有纹饰或是素面的，有纹饰的比较少。这些现象反映出随着陶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纺织工具也在逐渐进步。使用更精细的纺织工具，能制造出更为精美的服饰。此外，笔者注意到，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就已披露的数据来看，形制较大的纺轮仍占多数，体积经估算也多在1 5 cm以上。这种较大的纺轮一般只会用来织造麻线而不会用来织造丝线。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业中，纺织布匹仍占有决定性地位。3.2三星堆文化中的纺织品实物证据成都平原地区气候温热潮湿，不太适合纺织品实物在地下的长期保存。因此一直未能见到古蜀地区纺织品实物的出土。但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一些纺织品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据四川日报2 0 2 1年9 月1 5 日报道，在三星堆除5 号坑外的其他祭祀坑中，均发现了丝绸残留物以及丝蛋白信号。在3 0多年前已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器物中，也检测到了丝绸残留，其中可分为7 种类型，已复原3 种。其中有几种纹理更稠密的，可能是用作书写载体或祭祀之用；纹理相对稀疏的可能是用作衣服。1 9 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1 年9 月1 3 日报道，在三星堆遗址K3出土的大型青铜面具上检测到了纺织品残留物；在K4灰煜层一件青铜器上发现了麻线的堆积，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2 0 上古纺织品残留物在其他地区也偶有发现，但在古蜀地区首次发现。对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纺织品实物证据，周旸通过观察指出，此次发现的纺织物种类主要有绢（平纹丝织物）、绮（提花丝织物）、斜编织物等。丝织品在三星堆祭祀中，一是用作祭服，二是用作帛书、帛画等祭祀用品。2 1 1 郭建波、蔡秋彤等人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纺织品残留物的检测和分析，确定了样品为具有经纬组织结构的丝绸纺织残留物。此外，他们发现，丝绸在祭祀坑中的埋藏似有一定规律，应是在器物上包裹着丝绸或是将丝绸覆盖在器物上，然后再埋藏的。此次丝织品残留物的发现，证明了三星堆先民已经拥有了成熟的纺织工艺和纺织技术水平。2】叶舒宪进一步指出，三星堆文化祭祀中“帛”的应用，与上古华夏文化的“帛敛葬”有关。华夏上古文化中原本就有玉帛文化传统。因此三星堆文化根在华夏。2 3 由近年来对三星堆祭祀坑丝织品残留物的研究、分析可知，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有能力织造材质各异、织法各异、花式各异、用途各异的丝织品了。3.3三星堆人物造像所穿服饰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数件青铜人物造像。通过研究这些人物铜像所穿的服饰，我们可以对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技术水平窥见一斑。一号坑所出人物造像多为面具或人头像，多不含衣物。青铜跪坐人像（K1：2 9 3）是其中一件典型的包含衣物的人物全身像（图1）。该人物上身穿右长袖短衣，腰部系带两周，下身穿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2 4 且该人物还戴有手镯、耳环等饰品，脚上还穿有靴子。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K2：1 4 9、1 5 0）头戴花状高冠，身着鸡心领左长襟衣，后摆呈燕尾形，衣服右侧和背部饰龙纹（图2）。龙昂头张嘴，颔下有须，尾上翘。左侧饰回形纹和异兽纹，似为织锦刺绣的写照。左肩向右斜饰方格纹带。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 期第4 5 页图1 三三星堆一号坑青铜跪坐人像(K1:293)第3 期第4 6 页2整件衣物做工精细，衣服上所绣图案精美，造型生动，极富艺术感。蔡革认为，此人所穿的衣服下角厚实，显然有填充物，这件衣服可能填充有丝绵之类之物，性质属于絮服。2 6 笔者认为，从衣物上的刺绣花纹来看，这件铜人所穿的长衣应属于丝织品。由此可见，当时的纺织水平和刺绣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此外，这尊青铜立人像表现出，古蜀人在穿戴衣物的同时，还会佩戴各种耳饰、挂饰、手镯、脚镯等装饰物。反映出在纺织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进步。人们对审美的需求以及对宗教信仰方面的需求，是纺织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最新披露的三星堆三号坑戴尖脊帽小人立像（K3qW：1 0 0），也是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一件典型的青铜人物全身造像（图3）。该人物上身着长素衣，似左，腰间系带，于身前腹部打结，下身着短裙，裙摆至膝盖。上衣背部和短裙有多道纵向折痕，似“百褶裙”。通过对三星堆文化所出纺轮、所见纺织品残留痕迹和典型人物造像所穿服饰的研究，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工具比宝墩文化时期更加进步，所生产出的纺织品，既有用作服装的，也有用作书写工具或祭祀品的。据黄剑华先生考证，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服饰种类繁多，有内衣、外衣、中衣、长衣、短衣、对襟衣、絮服、甲衣、裳、裙、裤等多种服饰。2 8 纺织品种类的多样化也表明了当时纺织业的进步。此外，笔者发现，三星堆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显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纺织业仍以织布为主，但青铜人物造像皆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贵族、祭司等上层人物已经身着丝绸服饰。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上层分子所穿的丝织品应来源于专供王室或神殿的丝绸织造部门。发掘所见的纺轮多是出自中下层普通家庭的家庭作坊，这些家庭作坊仍以织布为主。4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十二桥文化也被称之为金沙文化，是三星堆文化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以早期成都城为中心都邑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宝墩、三星堆文化一样，在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各遗址中，依旧出现大量纺轮。其中典型的有：成都新一村遗址中所见纺轮9 件 2 9 、成都新都区同盟村遗址胡家院子地点出土纺轮4 件 3 0 、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出土纺轮8 件 3 1 等。典型器物如表3 所示。出土地点及编号新一村T301：1 8新一村T301：7新一村T301：1 0新一村T102：5新一村T102：1新一村T102：1 5同盟村M7:33同盟村H6:2同盟村H13:2丁逸宁，等：考古所见古蜀纺织业发展表3 十二桥文化代表性纺轮材质形状警帽形泥质灰陶等腰梯形夹砂褐陶，施黑色梯形，腰部斜直陶衣夹砂灰黑陶，施黑腰部外鼓，顶部略凹色陶衣夹砂褐陶2023年9 月图2三星堆二号坑青铜立人像(K2:1 4 9、1 5 0)图3 三星堆三号坑戴尖脊帽小人立像(K3qW:100)上径/cm下径/cm孔径/cm高度/cm0.93.40.83.20.83.40.72.80.93.20.82.91.43.22.13上腰直，下腰外张4.8纹饰0.41.40.41.70.41.80.51.50.52.30.42.1未披露1.5未披露未披露6.4未披露均饰二至三道凸弦纹腰部饰凸弦纹42023年9 月出土地点及编号十二桥IIT40:23十二桥IT8:4+二桥1 IT30:8十二桥I T22:3由此可以看出，十二桥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与之前出土的纺轮很不一样。首先是纺轮的材质逐渐固定下来。例如新一村遗址披露的6 件纺轮全都是泥质灰陶；同盟村出土的纺轮多为夹砂陶，多施有黑色陶衣；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出土的纺轮除I式的两件为泥质红褐陶外，其余样式均为泥质灰陶。可见在同一个遗址中所出土的纺轮，材质趋同。第二是纺轮的外形，由之前的不甚规则，逐渐开始呈明确分类的趋势。在之前的宝墩文化中，差不多位置出土的纺轮往往也是形态各异。但在三星堆十二桥文化出土的纺轮，相近地点出土的往往外形也是相似的。第三是同一遗址中所出土的同一类型纺轮，大小逐渐趋同，上径、下径、孔径和高度，和宝墩文化相比相差的比较小。第四是纺轮上的纹饰也开始趋同。例如新一村遗址所出的纺轮多饰有两至三道凸弦纹；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所出土纺轮多饰有三道同心凸弦纹等。通过观察十二桥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发现形制较小的纺轮占比多了起来，反映出丝绸织造在纺织业中的占比在逐渐加大。例如新一村地点出土的纺轮形制普遍较小，可能是新一村地点是当时丝绸纺织的一处集中作坊。同盟村地点出土的纺轮形制比较大，说明同盟村地点在当时仍以织布为主。新一村遗址位于十二桥遗址附近，是早期成都城市的一部分。而同盟村遗址与十二桥遗址、新一村遗址等早期成都城市中心区域相距约3 0 公里，是城外的一个聚居点。丝绸纺织作为当时专供贵族、祭司的高端产业，将丝织作坊放在城内是合乎常理的。而同盟村遗址等城外聚居点，居住的多是当时中下层普通人民，他们的日常衣物多为布匹而不是丝绸所制。故同盟村地点为当时一处专供平民的布匹制造作坊也是合理的。由上述变化可知：十二桥文化时期同一遗址所出土的纺轮，在外形上呈现专门化；在材质、大小和纹饰上逐渐趋同。这说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已经开始专门化。在丝织业逐渐兴起的过程中，惠及绝大部分平民的仍是布匹的织造。当时丝绸的织造可能集中在早期成都城内，而布匹的织造则比较分散，城外聚居点也有织布作坊存在。5古蜀纺织业生产的演进特征通过前文对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和十二桥文化时期蜀地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探讨，我们对演进过程做了以下总结，并通过思考得出了几点浅见：第一，我们发现，古蜀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有一个“突进”的过程。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宝墩文化时期的纺织业水平尚不是很发达，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而中间没有过渡阶段，这不太符合常理。笔者以为，纺织业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会平白无故地一而就。三星堆文化纺织技术的突飞猛进，可能与三星堆文化外来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裘士京、陈震通过对比三星堆青铜头像与石家河玉面人像，提出三星堆文化可能来源于石家河文化。3 2 赵殿增也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多次、多方面地影响了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源头。3 3 向桃初则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文化联合了峡江地区土著，向西征服了成都平原原有文化后才形成的。3 4 若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外部，先进纺织技术可能也是由外部带入的。距今约5 0 0 0 至3900年的石家河文化中也出土了许多与纺织有关的器物以及服饰配饰。肖家屋脊遗址中还发现了刻画人像的陶罐1 3 5 1 6 1，图中人物头饰羽毛，上身着衣，脚踏靴子，体现出了石家河文化拥有相当高的纺织技术。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中不仅有不少纺轮，也发现了纺织品的痕迹。主要应用在墓葬中，用纺织品将随葬器物包裹起来埋藏。纺织品大多为平纹织物，有麻有丝，个别为斜纹织物。3 6 1 2 1 夏文化这种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续表材质形状泥质红褐陶帽状泥质灰陶梯形泥质灰陶近梯形泥质灰陶近鼓形第3 期第4 7 页上径/cm下径/cm孔径/cm高度/cm纹饰1.71.41.62.2饰三道同心凸弦纹上有“丹”“亦 字。第3 期第4 8 页埋藏纺织品的方法也与古蜀地区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埋藏方法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我国的其他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纺织业。纺织技术可能随着古代先民的迁徙，或是军事征服，从外部传入了古蜀地区，并在古蜀地区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与发展。这也是为何三星堆文化的纺织技术远超宝墩文化，却没有中间过渡期的证据。第二，古蜀纺织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与古蜀国家组织形态密切相关。纵观古蜀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到古蜀地区纺织业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发展到专门作坊，乃至大庄园、大作坊的过程。这与古蜀地区的国家演进分不开。在国家组织演进方面，刘俊男提出了神邦城邦霸国王国帝国“五阶段”文明演进理论。3 7 宝墩文化一期已经进入了“城邦”时代，二期进入“霸国”时代，直至后来出现了“三星堆一一金沙王国”。在每个阶段，古蜀政权所能组织到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宝墩文化时期，古蜀尚不能统一各方力量，组织大规模生产，因此纺织业也主要集中在小家庭内部。到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进入“王国”时期，统治者才有足够力量去组织统一的大规模生产。这也是为何古蜀地区纺织业能够脱离小家庭作坊，生产水平极大提高，生产技术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第三，古蜀地区纺织业的发展，特别是织布与织丝的占比，与古蜀地区的社会组织演进和古蜀王国的阶级构成相关。在宝墩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丝织业，但规模非常小，仅供权贵人物使用。三星堆文化时期，织丝在纺织业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体现出阶级分化正在加剧，权贵阶层正在增多，且与一般平民的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大。十二桥文化时期，城外聚居点的平民纺织业与成都城内的权贵纺织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平民纺织业以织布为主，而专供权贵的纺织业以织丝为主。故笔者认为，在古蜀地区，阶级分化越大、贫富差距越明显，织丝在纺织业中的占比就越高。7结论本文通过对古蜀各个历史时期的与纺织业相关的考古材料的归纳整理，总结出了古蜀地区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演进脉络。宝墩文化时期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还不很发达，但到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纺织业生产水平进步明显，丝织业开始进入发展轨道。三星堆文化纺织技术的突进可能与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其他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也由此传入有关。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纺织业开始了专门化生产，且城外聚居点的平民纺织业与早期成都城内的权贵纺织业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城外以织布为主，而城中以丝织为主。十二桥文化时期纺织业脱离家庭作坊，转向专门化生产，与古蜀的国家组织演进密切相关，“王国”的国家组织比“城邦”更能有效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纺织业专门化生产。丝织与织布在纺织业中的占比与古蜀社会组织演进和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相关。1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J.历史研究，2 0 0 9(0 1)：4-2 3.2段渝.黄帝、螺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 .中华文化论坛，1 9 9 6(0 4)：3 8-4 4.3谭继和.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 J.中华文化论坛，2 0 1 7(0 4)：2 6-3 2，1 9 1-1 9 2.4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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