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DDT在中国的应用.pdf

2023.10 95近代以来，西方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各种防疫药品相继问世。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这些药品在中国的传播与使用情形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徐丁丁对抗战时期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的工作进行了探讨（1）；赵铠、章以浩概述了国内各主要生物制品机构的历史沿革和相关生物制品的研发历程（2）；王思明、王红谊、梁圣译等人的著作中有对近代农兽用药的介绍（3）；台湾学者林宜平考察了二战之后台湾地区通过喷射 DDT消灭疟蚊，从而根除疟疾的历史过程（4）。本文通过考察 DDT 在近代中国的应用情形，丰富了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土性特征，同时对当前防疫也能够提供若干启示。一、DDT 的发明和进入中国DDT 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化学式为 C14H9Cl5。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奥特马蔡德勒（OthmarZeidler）首次合成 DDT，但未引起重视。直到 20 世纪30 年代，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ller）发现其具有神奇的杀虫功效。1939 年，瑞士政府首先使用 DDT 防治科罗拉多土豆甲虫，大获成功。此后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对于各种农业害虫和病媒昆虫均具有强烈的杀灭作用。二战爆发后，盟军开始将 DDT 用于消灭虱子，从而预防伤寒这一长久以来与战争相伴的疾病。1944年 1 月，美军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首次大规模使用 DDT 进行灭虱工作，当地严重的伤寒疫情很快得到控制。DDT 的惊人功效促使盟军继续将其用于以蚊虫为传播媒介的疟疾防控，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果。战后 DDT 由军用走向民间，除防疫外，还被广泛用于消灭农业病虫害。DDT 问世后，相关讯息很快传入中国。以目前所见，最早可追溯至 1944 年 10 月，中华农学会通讯刊登了一则短讯：“美国发明之杀虫奇药DDT，具有极高之杀虫效能，对于蚊蝇蚤虱等害虫之致死力尤极有效，且可消灭斑疹伤寒等病，并为农作物之保护者。此药在美国已开始大量制造，理论探讨抗战胜利后 DDT 在中国的应用路彩霞 裴 远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DDT 强大的杀虫功效被发现。抗战胜利后，DDT 进入中国，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的主导下，DDT 被用于卫生防疫，一些地方当局在农业灾情严重时也曾使用过少量 DDT，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 DDT 主要依靠进口，量少价高，且用法相对复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解放后，DDT 一度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农药之一，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最终被禁用。关键词：抗战胜利后；DDT；防疫；农业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96-5982（2023）10-0095-0796以供军队应用，闻中央大学化学系对于此药亦在研究制造中云。”（5）抗战胜利后，有关 DDT 的报道日渐丰富，涉及其发明史、毒理学、制造和使用方法、功效及危害等多个方面。国人对于 DDT 强大的杀虫效力赞誉有加，为其冠上“杀虫奇药”（6）“杀虫圣药”（7）“世界杀虫剂之骄子”（8）等美名，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科学界有着两大发明，第一种是人所共知的原子炸弹，第二种就是所谓DDT了”（9），或称“DDT 与盘尼西林为此次大战中两大重要发明”（10）。国人认识到 DDT 的巨大威力，开始将其付诸实用。抗战结束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DDT 主要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二、DDT 在防疫方面的应用民国时期中国贫穷落后，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战争不断，导致疫疠盛行。当时流行的传染病主要包括霍乱、痢疾、伤寒、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等 10 种法定传染病，以及疟疾和黑热病 2 种由政府“临时指定”按照法定传染病办法实施管理的传染病。在民国短短 38 年中，可谓无年不疫，无省不疫。各种传染病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碍。据统计，当时全国有超过 5%的人口遭受上述传染病的侵害。导致万人以上死亡的疫情多达 59 次，共有 250 多万人被夺去生命。其中相对重大的疫情有 1920 年 9月至 1921 年 5 月，东北爆发肺鼠疫。此次疫情源起于外贝加尔，后传至满洲里、海拉尔、扎赉诺尔矿区，再沿铁路传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死者达 9000 余人。1931 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1932 年，霍乱在全国各地流行。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统计，共有超过 10 万人患病，3 万多人死亡。实际仅陕西一地就有 10 余万人被夺去生命。抗战期间，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如 1940 年 10 月在浙江宁波、衢县撒布跳蚤，引发鼠疫，造成 6000 多人死亡。面对传染病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防治手段，如隔离和收治病患，实行交通检疫和管制，强制预防接种，加强环境卫生建设等。其还多次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在运动中采取清除积水灭蚊，给价收购苍蝇、老鼠等方式消灭传染病媒。然而这些做法均属于杯水车薪之举，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病虫害。有鉴于此，具有强大杀虫功效的DDT 进入中国后，很快被用于防疫事业。（一）善后救济总署主导下的 DDT 使用1943 年 11 月，44 个联合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宣布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其目的是“为联合国控制下的任何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计划、协商、管理或安排救济设施”。1945 年 1 月，专门负责国内善后救济事务的新机构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抗战胜利后，联总向行总配发的救济物资即包括 DDT，行总各下辖机构在办理卫生事务时曾有所使用。一些分署将所领 DDT 分配给当地各机构使用。如 1946 年 5 月至 8 月，冀热平津分署“将一 DDT 粉四千二百五十磅及一%DDT六百磅分配完毕。除北平天津两市各机构发给原料着各自配制外，其他各市大多数发给配成药料以便应用”。（11）当年 6 月，鲁青分署将“岳州轮运青之10%DDT 粉五百筒”“半数分发青岛卫生局，青岛山大附属医院，青岛市立医院，第一卫生工作队等八个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消毒”。（12）9 月，台湾分署“配发高雄海港检疫所百分之十 DDT 粉一桶（每桶二五磅），喷射器五具，指定为专供防范鼠疫及消灭归台难民身上蚤虫之用”，并规定“此后在高雄港登陆之难胞，均由该检疫所利用 DDT 及喷射器随时派员前往难民集中地点办理灭虫事宜”。（13）一些分署自行开展 DDT 喷射工作。如 1946年 4 月，台湾分署接收首批医药器械，其中有“100%DDT 粉五十桶”。（14）当月该署医药器材分配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了 DDT 分配案：“1.以直接管理不赠与任何私人为原则；2.以使用少量药品能使多数人沾益为目的；3.由本署与卫生局合办训练 DDT 工作队，并请卫生警察及各地卫生机构派员协助，施行喷射；4.工作队训练事宜，请经委员利彬主持；5.商请消防队借用救火车。”（15）此后该署与台湾省卫生局合组了 DDT 工作队，“队员十二人，由省卫生局雇用，所需药品器材则统由本分署供给，随时前往各疫疠发生地点喷射 DDT，以肃清疫地蚤虫，杜绝疫势蔓延”。（16）5 月，工作队在台北市实行分区喷射 DDT，“市区各通衢及重2023.10 97要机关均经普遍喷射”，“实际喷射时间计十四天，消耗 DDT 粉剂五五二磅石油一七九二公斤”。（17）同年，广东分署也“成立 DDT 喷射工作队，自五月份起开始工作，至本年十月底止，预定工作期间半年，按日派员分区前往市内之垃圾堆积场及公共地方沟渠污水积存地等，巡回喷射，以杜疠疫传染”，并称“所有喷射 DDT 药粉费用，及工作队员待遇均由本署负责供给，并由联总派工程师莱纳华及本署技士李实燧负责指导工作”。（18）后来该署获得“总署运来最新式喷射机一具”，“决定再延长喷射时间至明年一月底止”。（19）除各分署外，行总下辖其他机构也曾利用DDT 开展防疫工作。如 1946 年 5 月，西南各省霍乱猖獗。在广州，“行总公路运输大队出力最多”，“该队最大贡献为协助英国空军完成富有戏剧性之DDT 高空喷射，十日之内，共喷射四千二百加伦，霍乱菌所寄生之万千苍蝇扑灭殆尽”。（20）6 月，徐州难民群集之地，“人口突增八万余，厥状极惨，瘟疫流行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行总第二防疫大队及卫生署医药队在徐州机场设立临时工作站，“以DDT 喷射器在每一难民身上喷射三十格兰姆之DDT，则其身上所有寄生虫立即消灭”。（21）由于行总所用 DDT 全靠联总拨发，数量有限，供不应求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河南分署“为实施灭虱，曾赴各机关学校团体喷射 DDT，收效颇宏”，后“以 DDT 存量不多，为准备应付传染病一旦发生消毒起见”，只得规定“所有各机关团体申请喷射 DDT 者，一律暂行停止”。（22）（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主导下的 D D T使用民国时期，居住环境不良、人流物流频繁的城市是传染病高发区。抗战胜利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最先大规模使用 DDT 进行防疫。据报道，1945 年 11 月，在上海市马斯南路及北浙江路地方法院看守所中，“DDT 首次大量为国人使用”。当时“地院查良鉴院长为改善监犯生活，与卫生局合邀美国在沪军方协助，在美军医官古文指导下，为两千余监犯分别施用此特效药，扑杀虱虫，俾减少疾病传染”。（23）1946 年 5 月，上海市出现霍乱病例，市卫生局“邀集各界组织上海市防疫委员会”，办理防疫事务。（24）所用 DDT，“由行总美红十字会借予 DDT 五、六磅，生化制药厂捐赠 DDT 净粉三、八磅，联商国际贸易公司捐赠水溶 DDT四磅，复价购两吨”。（25）卫生局所属灭蝇灭蚊队自五月中旬起全力进行 DDT 灭蝇工作。“至六月底，疫势日渐猖獗，遂呈请市府核准组织临时DDT 喷射灭蝇队”。该队“除临时职员卅人及技工六十名外，由本（卫生）局消毒队派基本职员二人，及技工五名，负责指导督促”，“于七月八日起开始工作，至九月廿日因疫势已衰，奉令结束”。期间“举凡霍乱流行区贫民区及其他苍蝇汇集地点，均予以持久性喷射，此外蝇蛆孳生地点，如粪坑、粪缸及公私厕所，则每周喷射一次，以杜苍蝇孳生”。据报道，“在 DDT 普遍喷射初期，每日真性霍乱病例皆逾百起，至七月底疫势已被控制，八月底全部就范，病例日仅十数起，俟九月中旬则每数日只一二起”，可见“DDT 喷射对于防止霍乱蔓延确有不可比拟之价值”。（26）霍乱平息后，同年 11月，市卫生局为预防冬季传染病流行，发起灭虱运动。其在办理公共汽车、三轮车、人力车等灭虱时，曾“分六队巡回各停车场，进行消毒事务。每车经喷射 DDT 及清洁检查后，即于车背粘贴特备消毒纸印标记，以资识别”。据称“经过消毒车辆，至少可于廿天以内虱虫不能活动”。（27）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和冬季，为预防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流行，上海卫生当局均开展 DDT 灭虫工作。如 1947 年 11 月，防疫委员会制定了冬季喷射 DDT 灭虫计划，“时间决定下月一日起到四月三十日止，以五万人、车辆二万辆为目标，以斑疹伤寒、回归热的病人和难民收容所、监狱、公用车辆、客栈、浴室、棚户、贫民为对象”。（28）1948年春，DDT 喷射继续进行。市卫生局“雇夏令临时 DDT 喷射员及工人一百余名，连同防疫总队原有工作人员二百余名，于上（四）月下旬开始，分处喷射”。据统计，半月内“喷射医院一所，工厂六所，旅馆五所，住宅七三幢，棚户六，七二户，机关九所，学校一所，难民所四所，新兵所一处，垃圾桶九三五只，垃圾堆七四四处，公共厕所一五所，小便处九七九处，粪坑七处，污水管二，六三尺，死水塘三二，三一方尺，粪码头一处，喷射总面积达二，九一，一五平方尺”。（29）后“因人工动作缓慢，卫生局已改用机动喷射，利用马达，每七分钟可喷射五十五加仑”。至六月中旬，全市喷射工作告一段落，用去 DDT 3 吨多。（30）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其 DDT 灭虫工作获得了驻华美军的协助。最早可追溯至 1946 年984 月，国民政府陆军总部“邀请各有关机关及红十字会，美军联络部等代表会商”改善南京市内公共卫生问题，美军代表“当面允由美军部捐赠 DDT杀虫药十五吨”。（31）同月，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主持召开南京卫生运动会议，会上“美军克司德夫少校报告 DDT 对于环城卫生之使用”，并“由美军葛斯技术员在会场中示范百分之五 DDT 喷射后之剩余杀虫效力”。（32）会后，“南京市卫生运动周自廿一日开始”（33），陆军总部卫生处计划“廿九日上午派机在京市上空喷 DDT 杀虫剂”，据称此“在我国尚属创举”（34）。后因天气原因延至 5 月 2 日举行，“由美国 C74 型飞机一架，载运美方供给之杀菌液五千加仑，升至空中，沿水沟及长江两岸喷射。”（35）1947 年 4 月，当局又请美军顾问派飞机在南京市上空喷洒 DDT。据报道，该年“洒放之 DDT，份量方面将较去年为多，次数亦较多。卫生局方面，拟将洒过 DDT 区域内之池塘积水予以化验，调查其杀菌之功效”（36）。此外，南京当局也曾自行办理 DDT 防疫事务。如 1947 年 6 月，市卫生局与中央卫生实验院合作“确定待扑灭害虫为蚊、蝇、臭虫三种，须机关场所先行申请，该局根据情况派员携带材料进行消杀，时间自六月十五日至九月底”（37）。1948 年 4 月，市卫生局“向卫生部领到 DDT 粉剂七百三十四桶（每桶廿五磅）”，在市内普遍喷洒以预防霍乱，“特别注重学校、监狱、厕所、救济院与各公共娱乐场所、轮埠、车站等地区”。（38）平津地区多次开展 DDT 灭虫工作。1945 年10 月，天津市卫生局恢复成立。在之后一年的卫生工作中，其“以 DDT 乳剂浸湿布条，分发各户实施灭蝇，计共发出布条 522，045 枚，使用百分之 2.5 DDT 乳剂 337.8 加仑”；“对于各监狱及慈善团体，以百分之十 DDT 粉剂实施灭虱工作，计施行二四处，用药粉 432 磅”；“以百分之十 DDT 粉剂，对霍乱患者之家庭、环境及其他不洁处施以消毒，计实施 733 处，用药粉 1168 磅”。（39）北平市政当局于 1947 年使用 10%DDT 粉剂喷射 185 处、9119 人、6878 床，使 用 5%DDT 液 剂 喷 射 2214处、面积 13147560 平方尺；1948 年 1 月至 3 月使用 10%DDT 粉剂喷射监狱拘留所、慈善团体、机关学校团体、难民收容所等共 80 处、22919 人、13246 床。（40）武汉市也曾使用 DDT 进行防疫。1946 年 3 月，汉口市“承湖北分署拨给 10%DDT 粉并与前卫生局合作成立灭虱站一处，灭虱队两队，办理灭虱工作”。江汉关税务司署、湖北省航业局、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等先后致电汉口市卫生局，请派灭虱队前往喷洒 DDT。该项工作“于六月底结束，入冬复由各卫生所派员至各难民区教养院等贫民集中处所施行灭虱”。1947 年 5 月，“复经商承武汉防疫联合办事处拨给 26%DDT 溶液二十大桶（五十加仑装），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借用飞机一架，在武汉三市空喷洒 DDT 四日计十次，复商承武汉防疫联合办事处分在汉市设立 DDT 喷洒队二队，为监狱难民所孤儿院贫民住所劳工集中公共厕所公共娱乐场饮食店铺等处喷洒”，据统计共喷洒 476 处，总面积达 113011752 平方尺。（41）此 外，1946 年 夏，安 徽 省 会 卫 生 事 务 所在合肥市进行灭除幼蚊工作，“计喷射DDT三百九十二次，虽为数有限，未能铲出蚊类骚扰，但对疟疾患病率之减少，诚犹有相当助力”。（42）1947 年 3 月，南昌市流行鼠疫，市防疫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购贮大批煤油与石灰，调用医校学生，展开全市喷射 DDT 工作”。（43）从 1948 年 4 月初起，青岛市“每星期一喷洒 DDT 八百加仑”，“所用 DDT 为粉质与狄塞尔油混合之特制品，用海军运输机一架，装置油箱四只，及特向檀香山订购之喷雾器一具，从事喷洒。飞机升空约百尺，喷出之 DDT，远望之，俨如一片白云，闻将继续至降霜以后，蚊蝇不再威胁公众健康为止”。据称经过此次 DDT 喷射，青岛市“已成为华北最清洁之城市”。（44）综上所述，当时各大城市主要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办理 DDT 防疫事务。所用 DDT 有的由行总等机构配发，有的来自捐赠，有的为价购。各地或组织工作队，或向各机关团体发放由其自行使用。DDT 消灭虫媒，控制疫情，比以往其他防疫措施更为迅捷有效。然而，由于 DDT 粉需要借助煤油、樟脑油等为溶剂，以飞机大面积喷射，或以特制容器局部喷洒，使用诸多不便，除上海等少数城市多次有计划地大量使用 DDT，收到较好防疫效果外，其他城市只是偶尔使用，一时见效，对改善环境卫生状况帮助不大。此外，铁路作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人流密集，存在较大的疫情隐患，主管部门曾多次使用 DDT 进行消毒。如 1947 年 5 月，京沪区铁路2023.10 99管理局规定“凡由京开出或由沪到京各次客车”，由中央卫生实验院会同南京铁路医院“在各车车厢喷洒 DDT，尤以三四等客车更为注意”（45）。1948 年6 月，浙赣铁路局实施沿线卫生运动。经函请，浙江省卫生处“允配拨纯 DDT 粉卅五磅，装二桶”，由该路“自购樟脑油或煤油，溶化成5%油剂应用”（46）。集体居住、人口密度大的军队也曾使用 DDT。如 1946 年 1 月，国民党新六军开赴东北之前，“全体喷射 DDT 药粉，藉防原棉军服生虱”（47）。同年 7月，驻天津美军流行以库蚊为媒介的日本脑炎，当局采取的预防办法包括“彻底喷射 DDT 药水”（48）。三、DDT 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民国时期，农业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部门，然而由于国内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政治混乱，战争不断，政府对防灾救灾往往难以顾及，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在当时的农业灾害中，农作物病虫害占很大比例，对此国人以环境防治法为主，辅之以杀虫药剂和生物防治等手段。在 DDT 传入之前，国内主要使用巴豆乳剂、棉油乳剂、雷公藤、鱼藤、烟草、除虫菊等土产药剂灭虫。DDT 进入中国后，由于量少价高，一般农民无力购买，因此无法得到大规模应用。只有一些地方当局在灾情严重时使用过少量 DDT，取得了一定成效。农用 DDT 主要由国民政府农林部和行总分配。如 1946 年农林部农业复员委员会向湖北省农业复员委员会配发一批病虫药械，其中包括 DDT 400磅。这批药械由农林部鄂豫区推广繁殖站领取，用以“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工作”。（49）1947 年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行总广东分署和广东省政府农林处合办广东省防除作物病虫害工作队，利用农林部和行总配发的一批药械“分区办理防治病虫表证工作”，包括“于每工作区选择适宜乡村以作实施DDT 之表证藉以改进农村卫生”。（50）防治蝗虫方面，如 1945 年秋，江苏镇江一带遭遇蝗灾，受到蝗卵侵害的农田达五百亩。1946年春，蝗卵孵化成跳蝻（蝗虫幼虫）。行总苏宁分署为此举办“灭蝗工赈”，“联总驻苏宁区办事处农业专家霍姆斯氏亲赴距镇江二十华里之一小岛上，试用 DDT 粉，杀除跳蝻。”（51）江浙两省交界的吴江震泽一带蚕桑业发达，“唯该处向有桑蝗为害”，相关损失不可计数。1947年秋，中国蚕丝公司“会同苏省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派员前往试行扑灭，并承本市扬子建筑公司之助，特派技师二人，携带大量 DDT 及喷雾器，前往吴江震泽实行喷射，结果效力十分显著”。然而“大量喷射 DDT，所需费用较大，一般农民恐难胜任”，“将来拟由中蚕公司及江浙两省政府计划筹款代农民扑灭务期根除”，然而再无下文。（52）防治螟虫方面，如 1946 年夏，江苏“苏锡一带，螟虫繁殖甚烈。仅无锡一地，被害稻田面积即达三万余亩”，农林部派遣技正傅光和治虫顾问第尔博士前往，同行总苏宁分署农业工作队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业系学生协力设法扑灭蝗灾。“其方法为先在无锡堰桥界河以南划定被害稻田一万亩为治螟示范区，工作队则用 DDT 药粉及其他科学方法先在该区扑杀螟虫，使一农民了解防螟之杀螟技术，以便效法。”（53）江西省“历年虫害，以螟虫为最”，1946 年“水稻蒙受螟虫之损失，当在一千五百亿至二千亿元之间。损失之重，实难意想。故防治螟虫，实急不容缓之图”。1947 年初，行总江西分署、江西省农业院和江西省农业善后推广辅导委员会三方联合制定了合作防治螟虫计划。（54）根据计划，在螟害最为严重的南新、吉安、赣县、南城四地“择定区域，举行示范”，“组织合作防治病虫害总队，自二月开始筹备，至三月组织就绪，展开工作”，“共领得 DDT 三十桶，计分配南新区十三桶，吉安区六桶，赣县六桶，南城区五桶”，“一俟下月份秧苗生长，即可进行喷射 DDT等工作”。（55）防治其他害虫方面，如 1947 年，河南省农业善后推广辅导委员会派员在开封对“牲畜苹果等”施用 DDT 五百磅以防治“牛虱蝇浮尘子等”害虫。（56）又鉴于产枣特区新郑“枣虫尺蠖为害至烈”，特派技术专员携带包括“DDT 五磅”在内的各种杀虫药剂前往防治，“试验结果 DDT 效力最佳，喷撒后十二小时尺蠖即毙”。（57）此外，DDT 也被用于牲畜防疫。1947 年“安徽省农林处为谋本省兽医事业之发展，保障牲畜安全起见”，呈准农林部和行总配发多种兽医药品器械，其中包括“向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到DDT 三大桶”。这些物资“已分别由上海南京起运，并于四月二十三日抵埠暂存该处，以备本省发生疫病时施行救治之用”（58）。100四、结语抗战胜利后，DDT 在防疫和农业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国时期我国科技水平落后，化学制药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生化制药厂等一些国内厂商已经能够自制 DDT，且占有一定市场，但 DDT 主要还是依靠进口，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其次，DDT 价格过高。DDT 多为进口货，本就价值不菲，且内地所售 DDT 须从上海等口岸转运，运输成本高，其售价自然昂贵。普通民众往往无力负担，这无疑限制了 DDT 的使用。DDT 用法复杂也是导致其推广受阻的重要原因。与土产杀虫药剂相比，DDT 药剂的配制较为繁琐，且所需煤油等溶剂不易获得，用法也相对复杂，故难以成为国人的首选。DDT 在西方诞生后，首先在二战中大规模用于防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战后 DDT 走入民间，在欧美各国大量用于农业除虫。在带来农作物增产的同时，其对生态平衡的破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警惕，最终遭到禁用。相比之下，DDT 在抗战胜利后进入中国，主要在防疫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其主要依靠进口，量少价高，在农业上的应用并不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于防治农业病虫害高度重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六零六、DDT 等农药开始大量用于农业。有鉴于DDT 对生态的巨大危害，这一化学农药在中国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限制，至 1983 年我国宣布禁产 DDT，1992 年实现 DDT 农业禁用，2002年又正式颁布禁用法令。至此，DDT 在中国近 60年的传播历程终于告一段落。注释：（1）徐丁丁：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试制工作，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 年第 3 期。（2）赵铠、章以浩主编：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2003 年版，第 3-13 页。（3）参见王思明、周尧：中国近代昆虫学史（18401949），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99、167170 页；王红谊、章楷、王思明：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1125，139142 页；梁圣译主编：中国兽医生物制品发展简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9 页。（4）林宜平：对蚊子宣战：二次战后台湾根除疟疾的科技与社会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 年第 81期。（5）办事鳞爪：美国发明之杀虫奇药 DDT，具有极高之杀虫效能等，中华农学会通讯1944 年第 43 期。（6）梁厦：杀虫奇药 DDT，科学画报1945 年第12 卷第 3 期。（7）守一：杀虫圣药 DDT，大众农业1949 年第1 卷第 6 期。（8）世界杀虫剂之骄子：关于 DDT 之由来及功效，农业生产1947 年第 2 卷第 7 期。（9）翠羽：对付虫类原子炸弹：在难民收容所中：参观美军喷射 DDT，海光（上海 1945）1945 年第 2期。（10）DDT 杀虫剂我国已能自制，中央日报（重庆）1945 年 12 月 3 日。（11）分署：冀热平津：冀热区喷洒 DDT，行总周报1946 年第 24 期。（12）业务活动摘要：卫生方面：实施紧急消毒，分发 DDT 粉，鲁青善救旬刊1946 年第 10 期。（13）加强港口检疫，配发 DDT 及喷射器，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月报1946 年第 9 期。（14）首批医药器械到台，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月报1946 年第 4 期。（15）本署医药器材分配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首批运到医药器材分配方案，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月报1946 年第 4 期。（16）一年来之卫生业务，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月报1946 年第 11 期。（17）本分署组织 DDT 工作队，出发市区工作，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月报1946 年第 5 期。（18）本署大事纪要：扑灭疠疫霍乱传染，成立 DDT喷射工作队，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 1卷第 7 期。（19）本署大事纪要：最新式 DDT 喷射机运抵穗，本署决定再延长喷射期间，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 1 卷第 17 期。（20）行总几件大事：公路输运大队协助防疫，在粤桂湘努力工作，英国空军亦曾参加，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 1 卷第 11 期。（21）行总几件大事：徐州难民云集，防疫大队在徐工作中，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 1 卷第 11 期。（22）DDT 预防传染病，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6 年第 2728 期。（23）泽及狱囚：监牢内喷射 DDT，大公报（上海）1945 年 11 月 17 日。（24）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工作报告，上海市政府公报1947 年第 6 卷第 21 期。2023.10 101（25）上海市卫生局工作报告，上海市政府公报1946 年第 5 卷第 5 期。（26）夏廉堂、黄家兴：DDT 喷射灭蝇，上海卫生1947 年第 1 卷第 1 期。（27）全市交通工具着手灭虱，各车辆喷射 DDT，大公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24 日。（28）喷射 DDT，动员五万人，时间五个月，大公报（上海）1947 年 11 月 27 日。（29）加强夏令防疫，喷射“DDT”，益世报（上海）1948 年 5 月 10 日。（30）卫生局明天起举行夏令防疫宣传周，届时将广播游行张贴标语，积极防疫大量喷射 DDT，大公报（上海）1948 年 6 月 13 日。（31）主席关怀京市卫生，DDT 十五吨将由飞机抛洒，和平日报1946 年 4 月 3 日。（32）京卫生运动会议昨在陆军总部礼堂举行，美军官十余人应邀与会，申报1946 年 4 月 21 日。（33）京市今散布 DDT，扑灭害虫无害人体，中央日报1946 年 4 月 21 日。（34）陆军总部派机在京喷 DDT，申报1946 年 4月 29 日。（35）喷射 DDT，首都昨举行，前线日报1946 年5 月 3 日。（36）防疫注射明日开始，今日飞机洒 DDT，卫生局免费供应消毒水，中央日报1947 年 4 月 30 日。（37）夏令卫生防疫设施，南京市政府公报1947年第 3 卷第 1 期。（38）本市二十日起普遍洒 DDT，中央日报1948年 4 月 16 日。（39）第九章卫生，天津市政统计月报1946 年第1 卷第 45 期。（40）表六：北平市 DDT 喷射工作（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北平市政统计1948 年第一季。（41）靳楚林：汉口市两年来之卫生工作概述，汉口卫生1948 年第 1 期；江汉关税务司署关于派员向宿舍喷洒 DDT 的公函（1946.5.22），湖北省档案馆，档号：LS025-001-0479-0025；湖北省航业局关于请派员携药械来喷射药粉的公函（1946.6.7），湖北省档案馆，档号：S039-005-1351-0001；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关于请派员携带 DDT 来公司喷射灭虫的函及卫生局的函（1946.5.28），湖北省档案馆，档号：LS080-001-0181-0056。（42）周肇岐：安徽省会卫生事务所工作概况，安徽卫生1946 年第 1 卷第 5 期。（43）南昌喷射 DDT 扑灭鼠疫，前线日报1947年 3 月 29 日。（44）空中喷洒 DDT，每周达八百加仑，青岛成全国最洁城市，申报1948 年 6 月 4 日。（45）京沪客车上喷洒 DDT，中央日报1947 年 5月 21 日。（46）省卫生处拨 DDT，浙赣路讯1948 年 6 月22 日。（47）新六军开赴东北之前，全体喷射 DDT 药粉，中华少年1946 年第 3 卷第 1 期。（48）日本脑炎症在津发现，申报1946 年 7 月 8日。（49）农林部鄂豫区推广繁殖站关于请拨喷雾器 DDT等病虫药械的公函及相关材料（1946.11.23），湖北省档案馆，档号：LS033-001-0250-0014。（50）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须知（农林部农推会、粤农林处、粤署印发），行总农渔1947 年第 67 期。（51）行总几件大事：京镇一带举办灭蝗工赈抢救，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 1 卷第 8 期。（52）苏浙边区桑蝗为害，中蚕公司设法扑灭，喷射DDT 结果颇著效，益世报（上海）1947 年 8 月 25 日。（53）行总几件大事：苏锡一带螟虫害农，工作队用DDT 扑杀中，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周报1946 年第1 卷第 11 期。（54）分署：江西：合作防治螟虫计划，行总农渔1947 年第 2 期。（55）防治病虫害总队第一期工作报告，农业院讯1947 年第 7 卷第 46 期。（56）分署：河南：病虫害防治工作情形，行总农渔1947 年第 2 期。（57）分署：河南：防治害虫，行总农渔1947 年第 8 期。（58）农建零讯：皖省领收大批兽医药械，农业通讯1947 年第 1 卷第 5 期。作者简介：路彩霞，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裴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责任编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