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以《中国环境史纲》为例.pdf

教育教学研究田佳文“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以中国环境史纲为例田佳文（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摘要：环境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其学科发展与“新文科”所倡导的文理交叉、融合创新“不谋而合”。当前中国环境史学在中西学者探索下呈现“百花齐放”之姿，但在具体研究中渐显固化趋势，学科发展面临挑战。在此之际，周琼、耿金合著的中国环境史纲应运而生，著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凝练汇编成这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史教材。此书不仅梳理了中国历史环境变迁脉络，还实现了体裁结构、具体案例的守正，以及研究视角、内容结构与学术旨趣的创新，补足了长期以来中国环境史通史教材的缺漏，极大地体现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多学科参与互动的探索与实践。关键词：中国环境史；“新文科”建设；中国环境史纲作者简介：田佳文（1995），女（苗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灾害文化和医疗社会史。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中图分类号：G642.0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406（2023）02-0125-10收稿日期：2023-01-14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构建美丽中国的重要性，环境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此得以深刻体现。30余年的发展之路，中国环境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不可忽视的发展危机。在机遇与挑战之下，中国环境史学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和期待，把握历史规律与现实需求的密切关系，改变传统史学和“旧文科”的研究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文科”是为应对学科发展危机而采取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文科已死”的呐喊在西方社会激荡；40年后，美国希拉姆学院发出“为新文科设计模型”的号召。201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新文科”概念首次提出。次年，“六个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召开，“新文科”建设进入实施阶段；紧接着全国“新文科工作会议”正式发布工作宣言。2021年，教育部公布了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立项并形成了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层层推进之下，“新文科”建设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掀起中国教育教学深层改革的浪潮。环境史学科需要“新文科”建设的支持和推动，“新文科”建设同样离不开环境史的积累与实践。周琼、耿金合著的 中国环境史纲由著者多年从事环境史教学工作的书稿内容汇编而成，体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者的阶段性思考，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与教学的新探索。本文以此为例，在体裁结构、具体案例上讨论此书的传承与守正，于研究视角、内容结构与学术旨趣中探究发展与创新，分析其对中国环 樊丽明：“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0期。第38卷第2期2023年3月Vol.38No.2Mar.2023楚 雄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125教育教学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境史学科发展的补充与融合，揭示“新文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一、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现状（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百花齐放”在全球环境危机刺激下，20世纪70、80年代环境史在欧美学界兴起，从生态环境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进入主流视野，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类型。围绕环境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引发了各种阐释。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R.Nash）首先提出环境史是关于古往今来人居环境的历史。其后，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泰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马特斯图尔特（MartA.Stewart）等学者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环境史的内涵。约翰麦克尼尔（J.R.McNeill）指出人类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各种因子相互交织下，环境可分为物质、文化和政治三种类型。伊懋可（Mark Elvin）也进一步强调环境史研究不仅局限于人类，更要关注物种与社会乃至周遭世界的联系。随着这股浪潮吹向国内，中国环境史研究渐成三大“阵营”：一是许多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引介了大批优秀成果进入中国，如侯文蕙、高岱、张聪、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付成双等人，以上学者通过对西方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等问题的探讨，促使中国环境史从萌芽走向新生。二是来自中国传统史学分支，如历史地理学、灾害史学、气象学、水利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他们在探索中国自然、社会地理规律时，也看到了环境史研究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思路，进而充分挖掘传统学科与环境史学科的内在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中国环境史的壮大。三是越来越多的海外汉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如马立博、伊懋可、穆盛博、孟一衡等，这类学者主要从物种演进、人口移民、商业贸易、战争饥荒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变迁，由此涌现出一大批代表性著作，开启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视野。近年来，在专家学者的不懈探索之下，中国环境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其一，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唐纳德休斯称“环境史是一门历史”，主要任务是研究从古至今人类与所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环 R.Nash,“AmericanEnvironmentalHistory：ANewTeachingFrontier,”PacificHistoricalReview,no.3,1972,pp.362-372.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42,no.4,2003,p.6.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1页。侯文蕙：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高岱：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张聪：美国环境史研究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付成双：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李并成、张力仁主编：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韩昭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韩昭庆：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潘春辉等：西北水利史研究：开发与环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王建革：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穆盛博：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赵长凤、王宁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页。126教育教学研究田佳文“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境史关注的对象不能局限于人类，而要延伸拓展至整个生物群体。在国内，梅雪芹致力于自然、人工及社会环境的结合，从而考察三者的互动关系。而周琼基于前人的思考，提出广义、宏观的环境史定义，将自然界内非生物、生物等一并纳入考察范围内，探究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由此促发了从“人类中心论”到生物、非生物的多样性研究。以上论述逐渐拓宽了研究的视阈和范围，推动中国环境史向更广阔的天地迈进。其二，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受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一直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热点。穆盛博围绕“花园口决堤事件”和“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进行了战争史、灾荒史与环境史的综合探究。而张健将视线放在气候变化之上，重点关注清代以来黄河中游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随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的目光不仅聚焦于中原内陆，对边疆环境史的考察也在逐步深化。如谢健从东珠、毛皮及口蘑入手，将汉人、满洲人、蒙古人等各自分列，围绕清政府“净化”边疆的角度展开论述，把“新清史”“边疆史”“环境史”三者融合，打出了一套颇有新意的组合拳。而周琼、杜香玉等人开始关注物种入侵、环境疾病与边疆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海洋史、渔业史、森林史等领域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和喜爱。其三，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如包茂红所言，环境史本身就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自然科学给予方法和路径的启示，社会科学提供关系分析的逻辑指导。因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两者关联密切，故在环境史学研究时，地理信息技术的运用必不可少，水文、气候、灾害等数据也成为研究空间结构、城市建设与生态变迁的有力支撑。考察与环境相关的疾病时，如鼠疫、霍乱、疟疾、血吸虫病等，则需要借助医学、毒理、病理学知识追溯病源、剖析病情；加入人口学、经济学可计算死亡率作出回归分析；以及运用公共卫生学、政治学的理论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应对。在中国古代，虎患、狼灾时有发生，史书中更是常见“恶虎噬人”“豺入城食民”的记载。动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主人之一，融入动物学、植物学知识对考察各生物群落与环境变迁之耦合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者的加入，田野调查中的实例分析与环境理论交相呼应，生态人类学、生态民族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并驾齐驱，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图景。（二）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面临挑战如前所述，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历 周琼：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李文涛：中古黄河中下游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田家怡等：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林炫羽、亓民帅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张健：清代以来黄河中游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谢健：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周琼：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周琼：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与生态管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马亚辉：瘴气与边疆安全：环境史视阈下清朝西南边境管理的困境与应对，昆明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杜香玉：物种引进与生态变迁：20世纪西双版纳橡胶环境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包茂红：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赵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年），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蓝勇主编：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孟一衡：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张连伟、李莉、李飞、郎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127教育教学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史学者在爬梳史料时，注意并深挖以往曾被忽视的内容，将其与当下热议的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从而归纳经验、总结教训并发出生态警示。但“百花齐放”之下仍有诸多问题，即研究渐显固化趋势，学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环境史研究出现叙事固化、视角单一、史料受限等问题。环境史进入中国的时间尚晚，属于新兴事物，其属性、定义、对象未成定论，有太多值得思索之处，国内学者围绕于此的探讨持续不断。在全球生态危机的影响下，“环境破坏论”“环境衰败论”此起彼伏，这无疑是一种警示，但若深陷其中就容易造成思维僵化，即过分强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一系列生态改造和生态修复行为，难以看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专家学者呼吁：当今的研究工作是突破和超越“环境破坏论”的一般认识，把主题定位于社会发展与环境变化统一之上；尽快走出“进步”和“衰败”的刻板认知，把目光聚焦在文明对自然的“适应”及“不适应”，看到文明与自然的强大恢复力。此外，在环境史研究中，灾害是不可避免的话题。环境变化会带来自然灾害，同时自然灾害也会引发环境问题。当前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旱涝灾害的考察上，较少涉及冰雪、风雹等其他气象灾害以及山崩、地震等地质灾害，也甚少关注空气污染、水土流失、化工污染等环境问题，更是缺乏对于性别、技术、工矿、火、尘土乃至细菌史的探讨，对包含非生物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也有待更深入的挖掘。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一份证据说一句话”更是道出研究者在史料分析时的谨慎。当下环境史研究多使用正史、地方志、地理志中涉及城镇建革、农田水利、食货、灾异等方面的文献记录，或近代报刊、档案、日记、游记等汉文材料；对于满、蒙、藏、彝等民族史料挖掘仍然不足，口述、图像史料及田野调查报告的利用更为单薄。其原因在于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尚浅，对于大多数历史学者而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习惯于故纸堆中寻找环境史料，尽可能利用考古出土与其进行印证。而如何进行田野调查，怎样收集口述资料，似乎是人类学、民族学或是社会学者的强项。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历史学者也逐渐重视并提倡口述材料的采集，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之间仍存在差距，史料的甄别与挑选能力有待提升。尽管图像史学重新燃起，但重拾“左图右史”的研究方法却稍显生疏，如何提取青铜雕塑、石刻拓片、山川舆图中环境变迁的痕迹并将其与史料记载分析印证，令不少研究者感到手足无措。另外，民族史料的运用需要学者掌握多种民族语言。在研究清朝北方地区环境史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满文、蒙文档案及维吾尔文、朝鲜文史料，而在彝文、藏文、傣文等民族传统书卷中亦存有不少有关西南边疆生态环境的有用信息。与人类联系密切的动植物研究难度尚存，对自然界非生物的考察更是难上加难。首先，非生物在史书中的记载少之又少，细菌、病毒在旧时多以疾病、瘟疫的形式出现，如要深入考察，则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并将其融会贯通。其次，如光、温度、水、岩石等无生命特征之物，史料记载有限，抽丝剥茧亦难。尤其在进行纵横考察时，如何将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比更是不易之举。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史料的利用与分析之路荆棘丛生，导致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陷入单一、固化的窠臼之中。二是中国环境史面临逻辑争论、学理难断，学科内驱力稍显不足。围绕环境而生的各类社会科学多数皆因寂静的春天而起，所关注的对象、提倡的研究方法大多相似。因此，环境史与社会史、生态史、环境社会学、环境人类学、环境民族学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 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侯深：文明演化的另一种叙事反思环境史中的衰败论，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8教育教学研究田佳文“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纠葛与交织。王利华曾在10年前围绕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展开过详细论述，前者是以人和社会为中心，借助生态学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后者是以其他生命系统为中心，着重分析生态演变和环境变迁的社会机制和历史根源。近期更是直言“当下中国环境史学成长的最大烦恼是学理难明，框架未立”。不可否认，社会史的研究逻辑对环境史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两者又有细微不同。社会史学家主张将历史考虑扩展到权力较小或是在档案中很难找到的人，环境史学家则建议学者们跳出人文主义的鸿沟。而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环境社会学是研究包围人类的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以及人类群体、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学科，以探索非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宗旨。这与环境史所提倡的“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探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过程中，生态人类学应运而生，美国人类学家本杰明S奥洛韦（Benjamin S.Orlove）将其定义为研究人口动态、社会组织、文化与人类生存环境关系的学科。随着对“自然文化”理论的反思，环境人类学逐渐区别于生态人类学，以关注全球气候变迁对地方人群的影响，总结地方经验为主要任务。脱胎于人类学的生态民族学和环境民族学，则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见，环境史与社会史、生态史、环境社会学、环境人类学、环境民族学之间的逻辑纠葛，不仅是受到环境史学科属性模糊不清的影响，还与以上学科都强调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有关。学科发展的内驱力主要表现在“书、院、人”三个方面。“书”即教材，教材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发展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承担着传播研究动态、培养学科人才之重任。中国环境史研究硕果累累，尤以区域环境研究见长，但提纲挈领的教材甚少，故在教学之路上举步维艰。“院”即学科建设基地或研究中心，据薛辉统计，目前我国环境史研究相关机构共计10所，最早的是1986年5月建立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最晚的是2014年5月成立的北京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28年间的数量增长并不明显，且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北多南少的特点，因而在创建学科体系成长方面后劲不足，也反映了教学与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人”即人才，众所周知，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发展较晚，以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周期来看，从本科到研究生大概需要78年时间。30余年的中国环境史学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时间尚短，人才储备量严重不足。综上，“书、院、人”三者间并未形成有效的链接，导致当下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的力量不够，难以成形。二、中国环境史纲的守正与创新近年来，中国环境史学界开始重视提升学科发展内驱力，力图书写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通史。由王利华、侯甬坚、梅雪芹等国内知名学者联合编著的4卷本中国环境通史（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集团，20192021年）于近期 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页。王利华：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Sutter,Paul S,“The World with Us:The State of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vol.100,no.1,2013,p.94.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包智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页。Benjamin S.Orlove,“Ecological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9,1980,p.235.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民族学研究第十一辑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民族学学会，1993年。薛辉：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刍议基于学术史梳理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129教育教学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问世，整套图书共计百余万字，以历史断代为时间轴线，分别从史前至秦汉、魏晋至唐、五代十国至明、清至民国四个时段详介了中国自然环境与中华民族文明之间的互动。无独有偶，河北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负责编纂的6卷本中国环境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2022年）陆续付梓，该著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从“人本主义”出发，围绕环境问题如何发生、如何波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如何反作用展开了波浪式的论证。不论是4卷本还是6卷本的中国环境通史，均具体例庞大、内容翔实之特点，合力弥补了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的短板，对构建史学话语体系意义重大。但若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却稍显厚重。2022年2月，周琼、耿金所著的中国环境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应运而生，有效地补足了此项缺憾，此书以精简凝练的语言反思我国环境问题发生的历史根源，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先民的生态智慧，还集中展现了中国环境史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史纲正文共计14章，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1、2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是澄清环境史学科边界问题、厘清环境史学发展脉络以及探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3、4章为第二部分，从自然和人类社会两个层面分析环境变迁的原因及影响，并详细介绍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特点、类型、搜集及应用；第三部分为此书的主体，著者用墨颇多，按时间顺序分9章重点论证了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动因，进一步阐述我国工业化发展后出现的环境问题与采取的治理措施；第四部分即第14章，著者既回顾了中国环境史的发展历程和斐然成就，又审慎地提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将来学科发展的路径。（一）传承与守正：体裁结构与具体案例马立博所著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与史纲相似，同为纲要或概论类教科书，均系著者多年教学经验积累而成。马著内容综合、繁简得当，被称作历史学、环境史的入门之作。笔者在此将两书之异同对比分析，从体裁结构、具体案例中讨论 史纲 的传承与守正。前有伊懋可所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该书属专题性著作，以“模式”“特例”“观念”三个论题将整体、碎片与文化启示融合贯通，突显横向分析之妙。与伊氏著作不同，马著和 史纲 同为编年通史专著，以时间为章、大事为纲，借助长时段的纵向分析勾画中国从古至今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类社会的演进。但二者在章节设计上又存有差异，马著并非以王朝来组织每章内容，而是按照史前史、帝国早中晚期、近现代中国来划分并辅加公元纪年的标注，以此表示“环境史更倾向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历史分期的全球化描述”。史纲先是肯定了马著采取时间线索叙说的合理性，进而指出每个时代独具特点，且环境变迁存在强弱之别，故在章节划分上采取更为细致的王朝分期。特别是在帝国中晚期，著者详细分述了魏晋南北朝的人口迁移和南方开发，隋唐时期的关中建设与南北地位转变，以及宋元之际黄河、江南与岭南地区的环境灾害。关于瘴气与环境疾病，两书论证时各有侧重。以岭表录异中的记载为例，“领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害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马著以瘴气为主要对象，从森林温床、蚊虫病原体、潮湿气候及易感人群出发，分析瘴气形成的环境条件；而史纲的 梁若愚：环境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多卷本中国环境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刘恂：岭表录异卷上，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页。130教育教学研究田佳文“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关注点在于瘴疫的认知，有承上启下之意，结合两宋之交人口移民岭南的历史事件，论述中原人民与百越民族的深入交流促使瘴气认识发生转变。此外，两书均有关于环境变迁驱动因素的分析，并一致认为环境的不断演变由多种因素合力所致，主要分为自然和人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原因。马著主要围绕农业与中国政府、市场与商业、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观念与实践、人口规模与变动五大间接原因展开论证；史纲在其基础上，补充了气候变化这一重要自然要素，并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提出物种引入和物种入侵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的影响，且对马著中甚少提及的环境疫病史、灾害史等内容进行了拓展。（二）发展与创新：视角、内容与学术旨趣在“现实状况刺激、中外学术交流、知识融合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逐渐成形。史纲通过理论的牵引与史实的考证，展现了研究视角、内容结构与学术旨趣三方面的创新，兼具学理性与可读性，为初学者提供打开中国环境史研究大门的“钥匙”，符合“希望本书能为初入门环境史的学习者提供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与参照，帮助从事环境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找寻定位”的预期。研究视角“新”提倡“五重证据”的运用。史纲第三章指出，在考虑环境变迁动因时，除气候变化、技术改进、人口增加和政策运行外，物种引进、入侵与宗教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一直有引进外来物种的传统，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行为都影响着环境变迁。同样，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调整的生态思想、民族文化也时刻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并随着历史的变迁维系至今，当中不乏环保观念与生态智慧。将其纳入环境史研究，既能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又能丰富研究视角、扩充史料外延。第四章着重介绍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分布与运用。散落于各处的“互动痕迹”具有隐蔽性、模糊性、多维性及单一性。除了常见的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外，口述史料、田野调查史料，以及从图像、实物、动植物中挖掘出的证据，都属于环境史研究的“五重证据”。在搜集和运用上，著者将上古、中古、近古及近现代文献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做了概述，呼吁将“无用”变有用，强调史料解读时的辨析意识和生态逻辑。以此表示，中国环境史研究不仅要静坐书斋，埋头史籍中抽丝剥茧，更鼓励走进田野与自然对话，关注物种入侵、边疆安全等问题，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互动，以开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视野。内容结构“新”把握通史解析下的多元互动。史纲为实现理论与教学的平衡，在内容的设计、编排上，以时间为轴挖掘历史时期环境问题与人类活动的关联，解析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正如此书第五至十三章，不仅描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还在考察人类活动时形成了社会现实与历史观念的对话。如在考古遗址中发现动植物的生存轨迹，在秦汉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移民屯垦中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变化；魏晋南北朝，受气候、战争与人口迁徙的影响，农牧分界线向南推移，隋唐时期环境变迁呈现北方消退、南方初升的特点；宋元之际的区域开发改变了江南、岭南的瘴疾印象，明清更是在太湖流域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复合型基塘生态系统；20世纪上半叶，技术对环境改造的作用日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第450456页。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6769页。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第53页。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版权页。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第8486页。周琼：环境史料学刍论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第96106页。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绪论”，第5页。131教育教学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益凸显，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发展加速生态恶化，环境政策也随之更新：从可持续走向生态文明建设。分析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探索环境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复杂关系，形成多角度、长时段的思考，进而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回答何以中国？学术旨趣“新”注重现实导向与生命关怀。中国环境史起步较晚，受国家政策、现实环境及学界关注的影响，如今发展势头正盛，机遇与挑战并存。史纲 的第十四章“中国环境史研究何处去？”著者就研究走向和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具体问题、交叉学科、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后，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研究路径单一、思维固化、论题局限、结论泛化等。为打破此僵局，不仅要将研究视阈扩大到与环境及其变迁有关的领域上，做到宏观与微观兼顾、整体与区域并进，借多学科联动之力加速构建中国环境史学术话语权。还要突破“环境破坏论”或“环境衰败论”，看到历史演进中人类的环境改造和生态修复，完整、客观、公正地还原中国环境变迁全貌。进而培养研究意趣和现实情怀，不做毫无感情的史料挖掘机，而要分析史料背后的生态逻辑，连通历史与现实。最后，倡导环境史研究既要认识不同时空中人与自然错综复杂的历史样态，又要把握彼此依存的生命联系，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三、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中的补充与融合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新文科”建设以实现学科之间互通共生为目标，构建开放交流的知识体系为旨趣，力图形成学科共生体、集成体及功能体。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且活力十足的学科，通过借助生态学、地理学、病理学等理论与方法开展史学研究，有效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不论是史料收集与运用、教育培养模式，还是现实关怀方面，均显示出广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也呼应了“新文科”的内涵和特色。而随着“新文科”建设的纵深发展，打破“分科治学”、拓展“复合思维”也成为学科改革的前进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环境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并为之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一）创新教材培育人才教材是辅助教学必不可少的工具，起着连接师生的桥梁作用。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事业极为重视，时刻强调教材对人才培养的意义。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创新教材成为丰富教学活动、传递研究前沿的有力支撑。教材的编写既要兼容文理知识、丰富研究成果，又要承继传统、兼容并蓄，充分吸收融合其他学者、其他学科乃至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努力打破旧有教材固化与僵化的局面。在教材的使用上，兼顾教师、学生的使用感受，不仅要有前沿性的指导，也要包含通俗化的知识普及。教材章节设计更要注意对多学科知识的介绍，层层递进、依次深入，从根本上将“新文科”建设的宗旨要义传达至每一场教学活动。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国家与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日俱增、对环境史学知识的需求逐渐加进，与之相伴的学术产品也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之物。不同于西方学者所编著的中国环境史书籍，史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史观，努力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立体、客观全面且具有中国环境变迁史特色的学科框架。作为教学用书，其受众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学生，二是教师，龙宝新：中国新文科的时代内涵与建设路向，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王利华：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结语”，第271页。132教育教学研究田佳文“新文科”视域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教材建设故 史纲 内容既包括理论命题和通史的介绍，又兼顾了对学界争议、学科发展的反思与回应。此书首章便对“环境”“生态”“生态环境”三者进行了概念解析，使受众在名称上就能辨明三者的异同及其包含的多学科知识，进而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环境史”。著者试图从教学相长的角度，以教材之力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实现“新文科”建设路上的改革与实践。（二）跨学科的交流融合文科肩负培育“三观”、引领思想的重任，其根本属性是人文性和价值性，而理科更强调数理分析和动手实践，具有自然性和技术性。古言“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内，亲如室家，此天下雄将不可敌也”。天文、地理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密切的学科，囊括了文理兼并的大学问，古文原意是天下将才既要掌握天文地理学识，又要精通社会人事，这是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和崇高追求，现可视为“新文科”建设中文理交叉的历史渊源所在。短时间内虽难以打破文理界限、培养全能型人才，但可在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实践中开发思维、拓展思路，实现阶段性的学科互通。环境史学家曾主张将新的资料和方法引入历史实践，从生态学和其他环境科学中汲取营养。正如社会史学家所做的那样，试图将道德考虑扩展到自然世界。周琼在史纲中提到的“五重证据”便可视为一次勇敢的尝试，即发扬传统史料学的同时，兼具跨学科吸纳的特点，倡导将考古学、人类学、影像学、动植物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环境史研究之上，令多学科聚焦于同一环境要素，在史料方面相互补充印证，以达到多角度、多面向的知识呈现，从而构建起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因此，中国环境史研究既要兼顾与环境及其变迁有关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科学，又要扩展到生物、地理、气象、地质、医药、工程、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要融合艺术、民族、新闻传播等人文学科知识。相关学者还指出，环境心理学的方法同样有助于深入挖掘内涵丰富、却常被忽视的知识与历史文化缝隙。由此可见，环境史不论是从研究对象、方法还是史料学方面，都与“新文科”建设深度契合，而史纲正是把握了两者发展的契机，在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交流平台之外，试图唤醒研究者的多维思维，培养多元探索的技能。四、结语借助中国环境史教材的成长之路可透视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历程。由著者十余年教学心血凝结而成的中国环境史纲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不仅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与生态发展娓娓道来，更将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史料运用及问题导向等倾囊相授。“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史纲作为具有教材性质的史学著作，受纲要性体裁的限制，存在“简略性”“有限性”的特点。厦门大学佳宏伟副教授曾指出，此书部分章节主题不够明显，书写逻辑稍显混乱。另外，著者在以本土视角向读者呈现中国环境史变迁时，缺少对边疆环境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的论述，以及海洋、山地与高原地区的案例分析，多元化史料的运用与解读也没有充分展现。不过“问题”亦即“潜力”，正如后记所言“冀望在此（书）基础上引出更丰富、更厚实的环境史研究成果”。环境史作为面向最繁复、立体性最强的历 诸葛亮撰，朱璘辑：诸葛丞相集卷一，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万卷堂刻本，第118页。Sutter,Paul S，“The World with Us:The Stat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100,no.1,2013,p.94.周琼：中国环境史史料学构建初探以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为例，鄱阳湖学刊2022年第4期。Beinart,William，“Afric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African Affairs,vol.99,no.395,2000,p.271.佳宏伟：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探索评周琼、耿金 中国环境史纲 ，鄱阳湖学刊 2022年第4期。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后记”，第293页。133教育教学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史学分支学科，其要素庞杂、内容丰富，加之进入中国的时间尚晚，新生事物难免面临诸多的机遇与挑战。当史学研究渐显固化趋势，学科发展面临挑战之时，“新文科”建设的号角吹响，文理交叉、融合创新的改革之道为环境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带来了新的发展要求。史纲的出现，不仅在守正与创新中补足了中国环境史教材的缺漏，还提出多学科参与下环境史料学的融合与延展，极大地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新文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新文科”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及国际化视野的全能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环境史以考察古今环境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为旨趣。在此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以推动学科发展和教育改革，助力社会进步，共同促进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Form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New LiberalArts”An Outlin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n ExampleTIAN Jiawen(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Abstract:As a branch of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developed in line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