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近日在阅读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丛书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时发现,章丘焦家遗址20162017年发掘资料中陶罐M132底部有刻划符号(图1)。回顾历年来大汶口文化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可以看出,大汶口、陵阳河、尉迟寺等中心聚落遗址都曾经发现陶器上有刻划符号,特别是陵阳河、尉迟寺遗址的部分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被认为是陶文,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前期学者们主要关注器表刻划符号或陶文的研究解读,对于陶器底部刻划符号的关注不多。近年来,焦家遗址发现部分陶器底部存在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
2、其中陶罐M132底部为叶脉纹,应为木板或石板上垫有树叶形成的。本文通过对刻划符号背景因素、制作过程和刻划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对陶罐M132底部刻划符号的命名提出不同看法,以求教于大方之家。1焦家遗址、大汶口遗址、野店遗址陶器底部刻划符号概况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看,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刻划符号或印记是不多见的,底部有刻划符号或印记的更是少见。选择的载体器形主要有大口尊、罐、壶、鼎、杯等陶器。下面以焦家遗址、大汶口遗址、野店遗址陶器为例进行初步分析。1.1焦家遗址陶器底部刻划符号章丘市博物馆登记有2件陶器底部有刻划纹。一是陶罐ZJ689,红褐陶,口径11.7厘米,底径7.9厘米,高14.2厘米。颈部有
3、篦纹,折腹处有刀刻小三角纹一周,外底部有交叉刀刻纹。二是陶罐ZJ716,【作者简介】张淑常,男,山东泰安人,本科,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地方史志研究等。焦家遗址树木形刻划符号的命名刍议摘要:20162017年,在章丘焦家遗址部分出土器物底部发现叶脉纹或印纹,以陶罐M132为例,有学者认为其是木板或石板上垫有树叶形成的。文章通过对基础资料整理、陶器刻划符号制作、相似刻划符号比对分析,提出不同看法。文章指出部分器物底部出现叶脉纹或印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偶然性因素导致的,另一种是主观性因素导致的。通过对比分析双墩、大汶口、焦家、野店、陵阳河等遗址陶器刻划符号或陶文,文章认为陶罐M132底部刻
4、划符号不是叶脉纹,应是制作者在陶器未干时或陶坯晾干后刻划的一幅描述树木枝干形象的作品,应为树木形刻划符号,简称为“树形刻符”。关键词:双墩遗址;焦家遗址;大汶口遗址;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19.034张淑常(泰安市岱岳区文物保护中心,山东泰安271000)图1焦家遗址陶罐M132底部叶脉纹134Vol.262【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夹砂黑褐陶,侈口,圆唇,束颈,平底。外底有交叉刻纹,口径10.3厘米,底径7.4厘米,高9.4厘米。曹迎昕登记有5件焦家遗址20162017年发掘的陶器底部有刻划符号。一是陶
5、罐M132,折腹罐,口径14.5厘米,底径9.5厘米,高18.8厘米,底部见叶脉纹,应为木板或石板上垫有树叶形成的。M13位于20162017年发掘区北区墓葬群的南部,土坑竖穴墓,被M25、M87、M3打破,年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二是4件釜形鼎M3728、M316、M10713、M564,底部有叶脉纹类的印痕。曹迎昕推断这4件釜型鼎制作过程中,为防止陶坯与石木板粘连,石板或木板会撒有散土、铺垫树叶或植物茎秆,所以留下了印痕。1.2大汶口遗址陶器底部刻划符号大汶口遗址前期登记3件陶器底部有刻划符号,另有1件陶器器表有陶文,因与本文主题联系密切,在此一并分析。一是陶背壶M173,高16.3厘米
6、,口径8.3厘米,泥质灰陶,底部印有细密的布纹;二是陶杯M592,口大底小,口部刮薄,微奢,高10.2厘米,泥质黑陶,底部印凸起的斜方格纹;三是陶杯M6415,器形较小,小窄沿,器壁微曲,高7.6厘米,口径5厘米,器壁较厚,泥质灰陶,底部印有粗布纹;四是陶背壶M751,残高17.1厘米,口径7.5厘米,泥质灰陶,腹部绘朱色图像。这4件陶器分别出自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中大型墓葬M17、M59、M64、M75。这4座墓葬除了都出土了有刻划符号或陶文的陶器外,墓主人都是成年人,都随葬有至少1颗獐牙。这4座墓葬还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M17、M59、M75发现骨锥;M17、M59发现玉石铲、象
7、牙雕筒、骨镞;M59、M64发现束发器;M59、M75发现骨匕;M64、M75发现骨针。主要不同之处是:M17发现臂环、指环、石刀、石凿、砺石以及部分骨角牙器材料;M59有土二层台,发现石笄、象牙琮;M64发现龟甲;M75发现骨勾形器。有学者认为束发器是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巫觋的身份象征和通神法器。束发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关系密切,是大汶口文化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崇拜对象。獐牙崇拜最为广泛,獐牙勾形器是束发器和獐牙相结合的产物,其作用与束发器相同。1.3野店遗址陶器底部刻划符号野店遗址登记2件陶器底部有刻划符号。一是陶罐M668,泥质黑陶,敛口,方唇,窄沿斜折,圆腹略鼓,最大径偏上部,腹下收成平底
8、,通高9.2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4.8厘米,通体饰篮纹,底部印有植物草茎等痕。二是陶盆M864,泥质黑陶,通高5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0.8厘米,底沿饰锯齿状刻纹,底部有布纹痕迹。M66、M86都位于遗址区,都是长方形二层台墓,属于中型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为女性,随葬獐牙,并随葬豆、壶、杯、罐等陶器10件以上。不同之处是:M66发现原始木椁等葬具痕迹,墓主人为一老年女性,头向北,还随葬有觚形杯、白陶鬶、盉、鼎、瓶等。M86墓主人为一壮年女性,头向东,还随葬有黑陶镂空高柄杯、夹砂红陶尊、高足杯、背壶、盆等。从标本M864的纹样分析,纹样较硬直而粗糙,可能是麻类的纤维,为一经一纬交
9、织成的平纹布,每平方厘米约8根经纬线。通过对比大汶口遗址M17、M59、M64、M75和野店遗址M66、M86可以看出,墓葬规模都属于中大型墓葬,年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随葬品比较丰富。除发现陶器底部刻划符号、獐牙外,分别还有比较独特的随葬品或葬具。目前只找到陶罐M132刻划符号的清晰图片,加之M13与以上墓葬相比,同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又有相似的刻划符号,下文就以陶罐M132的刻划符号为重点进行考察分析。2陶器刻划符号的制作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已发现刻划符号,因其载体多为陶器,又被称为“陶器刻划符号”或“陶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发现有陶器刻划符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30处。早期符
10、号(距今90007000年)有河南贾湖遗址的刻划符号、安徽双墩和侯家塞遗址的刻划符号等;中期符号(距今70005500年)有仰韶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的刻划符号等;晚期符号(距今55004000年)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等k。不同文化刻划符号的载体多不相同,有碗、豆、平底盆、钵、大口尊、支架、坠形器、圆片、盘、簋、杯、罐、缸、壶等陶器,多为用具和盛储器l。双墩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多刻划在器物的底部,1352023.10(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其中以碗底最多,仅有少数刻划
11、在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的底部等不同部位。有刻划符号的碗的外腹部大多有24道放射状刻道,刻道划破器物表面的红色陶衣,这说明腹部的放射状刻道是在器物施红色陶衣后(烧前或烧后)刻上去的,或是在使用过程中为了表达某种意思而刻上去的,否则不会将施有红色陶衣器物的外表划破m。徐大立先生总结了双墩遗址六种符号刻划方法:一是陶器未干时刻划;二是用减地剔刻法或粘贴修整法刻划阳文;三是陶坯晾干后刻划;四是陶坯烧制成器后刻划;五是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刻划;六是压划法与刻划法并用n。从观察的情况看,凡阴文的刻划符号,似用一些较细或稍粗的尖头工具在制作好的陶坯上刻划,用这种方法刻划的符号最多,也有部分阴文符号是用一些较细或
12、稍粗的圆头工具在制作好的陶坯上压划的。阴文符号多为单线条、双线条,也有多线条,还有组合形符号等。阴文刻划符号的刻道一般有一定深度,看起来符号比较清楚明确,似在未干的陶坯上刻划所致o。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手制、轮制还是模制等方法加工陶坯,都需要不断拍打修整成型。成型后还需要转移位置晾晒阴干、烧制。如果在制作之前就在陶坯泥料下面铺垫树叶或植物茎秆,那么陶坯制作完成后底部很难保留清晰的印痕。之所以焦家遗址部分器物底部出现叶脉纹或印纹,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偶然性因素导致的,可能是陶坯制作成型后,晾干过程中底部铺垫有树叶、植物茎秆、织物等物品,印痕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另一种是主观
13、性因素导致的;可能是制作者有意识主动刻划或印制而成的,表达制作者的主观想法或意识。北辛遗址发现的陶钵器底痕迹印证了这两种可能:有的钵底上有似粟糠的印痕,尤以红顶钵常见,这应是在制陶过程中,器底部放有粟糠一类物质以免粘连;有的在有粟糠印痕的底部外围加一圈划纹p。由此可见,前者可以说是偶然性因素导致的,后者就是主观性因素导致的。3陶罐M132底部刻划符号的命名双墩遗址19921993年发掘发现的刻划符号象形主要包括动物形和植物形等。其中植物形有14件,似在未干的坯胎上刻划,有阴文、阳文两种。又分为单株植物形、叶脉形、花瓣形。单株植物形只有2件,似为植物的主茎和杈枝形状,分别是:标本91T08198
14、3,刻划有单株植物形符号,刻道浅且细,比较清楚,似在干坯上刻划,底径8.4厘米;标本92T072355,底部刻划有单株植物形符号,刻道清楚,似在未干的陶坯上刻划,底径8.4厘米。叶脉形有9件,以标本92T0723z20(图23)为例,底部有植物叶脉形符号,符号为阳文,似在未干的陶坯上刻划,底径7.6厘米。1986年试掘材料将植物形符号分为植物形、叶脉形、蓬草形、花瓣形。其中以叶脉形和蓬草形为主,有阴线刻划和减地剔刻两种。植物形只1件:标本93征集品3(图21、图22),外底刻有双线植物主茎和枝茎,刻线清晰,其间有压划猪形符号,由于压划线条过于浅细,几乎看不出来,应为陶坯晾干后刻划的,整个构图简
15、练、明确、流畅,底径9.7厘米。徐大立先生认为,92T0723z20不是叶脉纹,而是和双墩遗址标本93征集品3一样,都是树木形刻划符号的代表。标本93征集品3是大树和野猪的组合符号。标本92T0723z20则显得枝干低矮,侧枝繁密,上有稀疏的枝叶,树形刻划对称规整,有点图案化q。图2出土陶器刻划符号(1、2.双墩遗址标本93征集品3;3.双墩遗址标本92T0723z20;4.陵阳河遗址大口尊79M251;5.尉迟寺遗址大口尊残片T401519)32451136Vol.262【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双墩文化对大汶口文化有一定影响r。大汶口文化也发现类似树木形刻划符号或陶文。
16、陵阳河遗址大口尊79M251,上部为植物纹,下部为圭首形,圭首形左侧有明显的修饰痕迹。尉迟寺遗址大口尊残片T401519(图25),其上的刻划符号仅残存植物纹的部分s。王树明先生将大口尊79M251(图24)上的陶文释为“南”,认为这一图像文字是居住在陵阳河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先民为祈祷大地丰收,崇拜社神地母,起土成阜,又于阜顶植树为社神的摹写t。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字从丰从土,释为“封”,下部分是土地,上部分是植树。“封”字从树在出坛上,显然是对地母的崇拜与祭祀u。专家们都将陶文上部植物纹解读为树木,可见这种植物纹是树木形刻划符号。通过仔细观察陶罐M132可以看出,陶罐属于夹砂红陶,颜色以红灰色为主
17、,经修复后相对完整。目前底部右上部缺失大约1/8,其余部分边缘相对光滑,有使用痕迹,可能为实用器。底部刻划符号为单线条阴文符号,构图基本以中间线为主,其中主干刻划痕迹比较清晰,侧枝刻画生动舒展、富有变化,且都没有刻划到底部边缘。可能是制作者在陶坯未干时或陶坯晾干后,用一些较细的尖头工具刻划的,体现出制作者主观的创作意识,不是树叶的印痕或压痕。与称其为叶脉纹相比,其与双墩遗址标本93征集品3、标本92T0723z20更为相似,和陵阳河遗址大口尊79M251、尉迟寺遗址大口尊残片T401519上的树木形刻划符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将其称为树木形刻划符号更为恰当,可简称为“树形刻符”。巧合的是笔者在参
18、与大汶口遗址2016年考古发掘过程中也曾在F10附近灰坑中发现一片刻划有相似符号的陶器残片,相关资料还在整理中,在此不再讨论。4结语焦家遗址“树形刻符”的发现,为我们解读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及陶文,研究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以及精神世界沟通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树形刻符”的研究解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或许是身份、地位、职业的标识,或许是族群、族属的象征,或许代表着文明的肇始、汉字的雏形。期待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汉字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带来新的启示。注释王春法.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44-45.曹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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