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挑战.pdf

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2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第一章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挑战与路线图宋立刚 周伊晓世界银行（2021）根据人均GDP将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这是14亿中国人数十年改革和发展中社会福祉显著改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GDP已经达到14.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6.4%，与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约18%的比例十分接近。随着人均收入和GDP总量的提升，中国经济发生了工业化模式的一些根本性变革，不仅朝着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发展，还在创新、技术变迁和大规模减贫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这些变化反映了与新的、更高级的增长和发展阶段相关的一些关键特征。这些结构变迁预计将持续深化，并有望使中国实现成为人均收入超过12270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 在发展阶梯上的动态变化过去40多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与人口结构良好结合的结果（Lin，2013a；Cai et al.，2018）。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时，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强大激励效应与中国在高增长时期的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表现得非常匹配，尽管这些劳动力供应最初是低技能的，但在发展的后期逐步转向了高技能（Li et al.，2012）。我们可以从这一经验中获得一些关键的发展启示。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制造业发展为中心，尽管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有所减少，但制造业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见图1.1）。工业投资创造了就业，空前地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建立了综合性制造业基地，并先后通过深化国际一体化和专业化，遵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东亚制造业增长模式和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逐步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业强国（Kojima，2000；Lin，2013b）。正如卡尔多增长定律所阐释的那样，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外部性，也就是说，制造业产出增长与GDP增长、制造业生6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产率增长、制造业以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之间，均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Thirlwall，2015）。一项使用中国省际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种增长规律（Thirlwall，2011：111）。图1.1 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19962020年）数据来源：作者使用CEIC数据库的数据计算。第二，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并没有使农业部门的发展显得落后太多。事实上，中国农业部门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刷新着生产力增长的纪录，也实现了自身的转型（Sheng&Song，2019）。大量农民工不断向城市流动，同时随着农村家庭收入的稳步提高，农村已经成为工业品需求的重要来源。农村改革和城市化实现了工业部们和农业部门的相互支持，使得两个部门的收入迅速增长，并缩小了差距。2005年，中国的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Heerink et al.，2006）。当然，为了深化农村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土地流转和农村宅基地改革等（Liu，2018）。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国家，通过实施偏向城市的政策（Pugh，1996），工业部门的增长往往以牺牲农村部门的发展为代价。这种发展模式最终拖累了整体经济发展（Lipton，2007）。第三，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成功。政府和私人部门通过对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高铁、大型水7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利工程、电力和天然气设施等的大量投资，为国内外投资铺平了道路，并在加快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商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更自由的内部交流（Qin，2016；Song&van Geenhuizen，2014；Yu et al.，2012）。新地理经济学文献表明，市场扩大带来了市场竞争加强和可竞争性增强的好处，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传播（Canning&Bennathan，2000）。正如Canning和Bennathan（2000：2）所说的那样：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腾飞依赖于一场高度协调的投资运动，那么通过公共协调的方式提供具有投资风险的大型基础设施，就有可能激发私人部门投资，并由此脱离贫困陷阱。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支持了这一点。如今中国正在开展“新基建”，以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投入（Meinhardt，2020）。第四，以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GATT）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与全球化进程的实施期和再实施期高度重合。在世界贸易组织主持下，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加快，中国已经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202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周年。此前20年中，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按照入世时所做的承诺进行国内改革，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Drysdale&Hardwick，2018）。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1）的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而当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42%。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海外市场的重要投资者。201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8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国。尽管相比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峰值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19年同比增速达到11.7%）。为了完全满足入世要求，中国在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深化国内改革和解决诸如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等一系列的改革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Yu，2018；Zhou et al.，2019）。第五，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在创新和技术革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0.3%，达到2.4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780亿美元（NBS，2021）。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0年，研发支出占中国GDP的2.4%见图1、2（a）。报告显示，8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52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5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运转；2020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大约457000个项目，产生了360万项专利相比2019年增长了40%。这些发展使得中国在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几个关键领域均实现了技术能力跨越，并使中国在从技术模仿到创新的过渡过程中，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Zhou，2014）。根据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全球131个国家和经济体创新绩效的详细指标，中国的创新绩效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十四。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WIPO）报告显示，其中国办事处在2018年共收到了创纪录的154万件专利申请，领先于其驻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办事机构。2018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数略有下降。2019年，全世界超过84.7%的专利申请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局（EPO）的知识产权（IP）办公室。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的40%以上（见图1.3）。9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图1.2 各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密集度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计算。10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图1.3 2019年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数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数据库。在提升技术能力方面，中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更加紧密地合作，从而在新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和5G网络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例如，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5G基站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并在关键5G技术的专利注册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战略，并且这一战略已经连续四年在中央政府主要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强调。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项，涵盖了水泥、汽车、石化、钢铁、采矿和石油等22个行业（新华社，2021b）。根据工信部的一份报告，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9.1%（新华社，2021a）。可以预期，这些前沿技术特别是与经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技术，将促进整个经济体生产力的提高。这种转变将在新的工业化模式、新的贸易和跨境技术转让模式以及新的消费模式等方面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第六，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环境的恶化。中国长达几十年工业主导增长模式的特点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的快速增长，工业制成品和消耗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Roberts et al.，2016；Zheng et al.，2020）。中国的碳排放及其在全球碳排放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增长，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加快，碳排放增长明显加快，在2007年超越美国11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鉴于自身工业化的规模、速度和轨迹，中国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考虑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代价，转向低碳增长显然符合国家整体利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采取了包括技术变革和创新、市场价格机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消费模式转变等在内的一系列大的举措，以实现低碳增长（Jiang et al.，2013），这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第七，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Kharas，2017），消除了绝对贫困（Guo et al.，2019）；全民医疗覆盖了93%的人口，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2%。凭借大量的教育投资，中国通过义务教育和庞大的培训体系显著提升了国民的识字率。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进入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Fraumeni et al.，2019；Li et al.，2014）。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见图1.4）。图1.4 19902020年中国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数据计算。由于死亡率持续下降且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而非只是发生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Zhao，2011：296）。总体而言，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重要的机会窗口。中12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国已经成功地应对了前两个挑战，但尚待时日证明其在第三个挑战中的成功。第一个机会窗口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果断地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拥抱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创造财富，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第二个机会窗口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承认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从而让中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市场化体制，并实现与世界其他国家高度相互依存。从那时起，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为改善全球福利水平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因巨大的调整成本给其贸易伙伴带来了强烈的竞争压力。第三个机会窗口是关于中国在新冠疫情出现后的世界中，如何拥抱数字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应对结构变迁、去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公共部门债务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成功应对所有这些重要挑战，是中国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当、效率低下、高碳排放强度、收入不平等以及缺乏市场相容的制度等。在中国已经实现部分变革的体制背景下，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广泛的供给侧改革、制度建设和社会变革来解决，以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无法提高生产力和实现技术进步，因而无法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最终导致收入增长的停滞、社会失去增长和发展的动能。因此，建立与市场兼容的体制是确保长期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如何避免“未富先老”，是中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Dollar et al.，2020）。中国迈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凸显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涉及生育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下降，出生率持续下降，总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开始下降（Bai&Lei，2020）。经济增速的下降部分也是因为近年来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对此，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从2021年开始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旨在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建立更加成熟的市场体系，继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挑战。二 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增长新冠疫情这一百年难遇的重大事件，发生于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中13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国经济增长放缓之时。由于广泛的防疫封控和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全球经济萎缩了3.5%。在全球经济萎缩的背景下，面对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实现2.3%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MF，2021）。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就业和民生得到了有效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要好于预期。2020年，中国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城镇地区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政府设定的6%的年度目标。同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4.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7%。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还是顺利收官。三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路线图：“十四五”规划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与“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实施时间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十四五”规划还列出了未来五年的增长和发展重点。设定长期发展目标对在疫情后重建信心至关重要。随着政策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五”规划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该规划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的目的都是希望全面加强现代国家长期增长的基础，这些政策包括经济与市场、治理与法律、国防与安全、文化与认同、科学与技术、环境与健康、全球经济的参与和治理等各个方面。“十四五”规划一共有19篇和65章，列举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20个主要指标并描述了相关的举措，其中包括102个主要工程项目，2021年政府会更详细地发布用于充实这些目标的地方规划和部门规划。“十四五”规划包括几个关键的主题：加强创新和科学研究，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自立提供战略支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强化国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深化供给侧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优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文化软实力；促进绿色、可持续和低碳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开放市场，依托国内大市场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并协调发展；加强国防和军事现代化。14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在“十四五”规划中，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规划原文的第2章、第3章和第5章阐述了创新和技术进步问题。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2011年达到顶峰，创业和创新的速度可能会放缓，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护理负担和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应对方式包括推动持续的技术进步、实现劳动力替代和提高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技术进步既可以来自国内创新，也可以来自对国外技术扩散的吸收利用。随着技术竞争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剧，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国内的研发。因此我们预计，中国的研发支出将继续不断增加。“十四五”规划的第4章讨论了如何发展中国国内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模式。这一新发展模式是在中国开始对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做规划时提出的，其核心就是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5月首次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促进构建更为强大的国内市场（内循环）和同时加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外循环）。国内大循环是主体，与外循环相互促进。这一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以下几个考虑因素：贸易摩擦导致国际市场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安全问题使得全球价值链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区域化和本地化；实现从出口驱动型增长到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再平衡，提高国内消费和效用；扩大国内市场，缓解各地区增长速度差异和收入的不平等。虽然中国可能更多地依靠本土创新来维持技术进步，但减少国际知识流动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具有高昂的代价，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变得更加具有互联性和网络化特征。因此，中国需要一项加强知识流动的战略。总体而言，“十四五”规划显示了中国战胜各种挑战的强大决心。如果这一规划成功落实，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能力将使中国比预期更快地成为高收入国家。四 本书结构在上述背景下，本书探讨了中国经济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农业发展、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城镇化以及与创新、企业部门发展和市场竞争等相关的话题。中国的增长经验充满了令人振奋的变化和有关改革与结构变化的重要经验教训，因此今年的“中国经济前沿”再一次成为深入了解这些变化的途径。15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在第二章，蔡昉和贾朋详细阐述了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状况与国内社会流动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与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相关。作者利用跨国数据详细调查了发展阶段、增长率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详细说明了这些驱动因素如何随时间变化。他们发现，过去几十年维持社会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力市场机制、大规模国内移民和重大的结构性经济改革，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得不再有效，而且即使是低增长的机会也逐渐减少。对“只能通过做大经济蛋糕来解决社会流动性问题”这一观点，作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来解决，包括累进制税收、再分配政策，以及削弱体制性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障碍。作者最后提出了旨在提高社会流动性和更公平地分享发展红利的政策建议。他们还建议对基本社会服务供给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按照实际的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居住身份进行运作。同时，他们还强调中央政府降低户籍改革成本的体制性责任，以缓解地方政府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时的相关外部性。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农产品进口需求，第三章的作者饶思航、刘星铄和盛誉调查分析了中国当前和历史上17种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他们利用19782018年全球商品层面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了比较优势指数（RCA）和竞争优势指数（RTA），从而比较中国在某些商品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早期大多数农产品的相对优势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迅速下降，这表明人口和经济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随着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作者预测了未来的大宗农产品需求并计算了中国和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互补系数，以确定潜在的最佳供应来源。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口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从而腾出土地和资源来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认为，虽然全世界有超过35亿公顷的土地适合耕种，但是只有约15亿公顷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如果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能够根据其相对竞争力重新安排，那么全球粮食供应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安排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可以为中国和世界提供双赢的结果。因此，担心中国的粮食需求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竞争从而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更大压力的想法，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16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在第四章，王微、邓郁松、邵庭、王瑞民、牛三元和刘馨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就。作者描述了一个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城市格局不断优化、城市整体竞争力显著增强和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伴随着这些进步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随着城镇化率达到60%，中国已经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化新阶段这一局面与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同步出现。展望2050年，作者预测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革。随着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未来城市将聚焦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创造一种高效、低碳和绿色的城市发展模式，新技术革命的创造和应用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他们的研究表明，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制度红利，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政府发现，必须要在降低税率以激励商业投资、促进消费与保持税收和财政支出匹配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第五章的作者徐琰超和陈晓光提出了一项税收中性的改革措施，其政策中心就是针对那些面临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损失的企业，改善其税收执行情况。他们研究了持续推进这项改革的理论机制并实证研究了可行性，结果发现潜在机制是“更低的税率=更好的税收执行和合规性=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税基=更低的利率”。基于20002007年的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作者将2005年取消农业税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来检验关键机制。通过使用关键参数的估计量，作者初步测算了能够推进收入中性改革的增值税税率的下限。在第六章，孙思忠探讨了中国的总体创新活动及其增长效应。通过对投入（包含研发）产出（包含专利数）的检验，作者得出了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作用的几个结论：第一，中国的创新处于上升通道，几乎没有增长放缓的迹象；第二，长期来看，创新似乎可以促进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经济增长；第三，国家层面的创新不具有短期增长效应。考虑到创新的增长效应和中国面临的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创新很可能会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为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助于评估政府政策对商业和企业活动的影响。在第七章，乔尔鲍曼（Joel Bowman）首先对中国企业部门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企业部门盈利能力普遍下降，企业杠杆17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率上升。作者试图通过对官方调查数据和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3700多家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报表的颗粒数据，来提供关于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作者发现，近期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由私人部门推动的，尽管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仍然要高于国有企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旨在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的改革导致的对监管不严的信贷的挤压，以及私人部门更容易受到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增长放缓的影响，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尤其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们受到了发达经济体经济相对疲软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在研究了企业杠杆率现状和房地产行业面临的特殊挑战后，作者详细介绍了政府部门最近旨在改善小企业财务状况的系列措施，同时也承认了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目标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的背景下，加工贸易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就业的重要动力。在第八章，李坤望和胡浩然考察了2003年开始实施的旨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系列政策的影响。作者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和工业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政策导致了资源错配，并对生产率产生了净的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政策明显促进了加工贸易从中国东部地区向西部和中部地区转移，这就使得具备自然地理和物流优势的东部地区受到最大的负面影响，扰乱了生产效率和原始资源配置状况。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培育民营企业，作者发现从事进口原材料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尤其受到了政策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从而拖累了总体生产率。他们发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呈稳步下降的趋势，但产品结构有所改善。作者认为产业政策应该以效率为导向，从而避免产生新的扭曲。在第九章，张礼卿、尹力博和吴优用一个扩展的敞口利率平价回归模型分析了双边离岸人民币的回报率，从而评估了离岸人民币的避险资产特征。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评估了离岸人民币对全球主要货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汇率回报及其与全球风险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第一，离岸人民币表现出避险特征，并存在于某些全球主要货币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中；第二，与全球主要货币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表现出的离岸人民币避险特征相对较弱；第三，上述提到的特征表现出时变性，在极端情况下，离岸人民币的套期保值价值更为突出。相关结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对冲18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策略安排乃至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提供了重要参考。参考文献Bai，C.and Lei，X.（2020），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3-23.doi.org/10.1080/1753 8963.2019.1700608.Cai，F.，Garnaut，R.and Song，L.（2018），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How reform captured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in R.Garnaut，L.Song and F.Cai（eds），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12018，5-28，Canberra：ANU Press.doi.org/10.22459/CYRD.07.2018.01.Canning，D.and Bennathan，E.（2000），The social rate of return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390，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doi.org/10.1596/1813-9450-2390.Dollar，D.，Huang，Y.and Yao，Y.（eds）（2020），China 2049：Economic challenges of a rising global powe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Drysdale，P.and Hardwick，S.（2018），China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Then and now，in L.Song，R.Garnaut and F.Cai（eds），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2018，545-74，Canberra：ANU Press.doi.org/10.22459/CYRD.07.2018.27.Fraumeni，B.M.，He，J.，Li，H.and Liu，Q.（2019），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s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1985-2014，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4）：853-66.doi.org/10.1016/j.jce.2019.06.003.Guo，Y.，Zhou，Y.and Liu，Y.（2019），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A case study of Fuping county，Hebei Provinc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9.01.007.19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Heerink，N.，Kuiper，M.and Xiaoping，S.（2006），Chinas new rural income support policy：Impacts on grain productio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China&World Eco58-69.doi.org/10.1111/j.l749-124X.2006.00045.x.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21），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anuary，Washington，DC：IMF.Available from：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iang，P.，Chen，Y.，Geng，Y.，Dong，W.，Xue，B.，Xu，B.and Li，W.（2013），Analysis of the co-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in China，Jo130-37.doi.org/10.1016/j.jclepro.2013.07.042.Kharas，H.（2017），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An updGlobal Economy&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00，February，New Delhi：Brookings India.Available from： geese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375-410.doi.org/10.1016/S1049-0078（00）00067-1.Li，H.，Li，L.，Wu，B.and Xiong，Y.（2012），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57-74.doi.org/10.1257/jep.26.4.57.Li，H.，Liu，Q.，Fraumeni，B.and Zhang，X.（2014），Human capital estimates in China：New panel data 1985-2010，China Economic Review 30（September）：397-418.doi.org/10.1016/j.chieco.2014.07.006.Lin，J.Y.（2013a），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3）：20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259-68.doi.org/10.1111/j.l467-8462.2013.12035.x.Lin，J.Y.（2013b），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 J.E.Stiglitz，J.Y.Lin and E.Patel（eds），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Series，50-70，London：Palgrave Macmillan.doi.org/10.1057/9781137335234_3.Lipton，M.（2007），Urban bias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3）：139-66.doi.org/10.1080/00220388408421910.Liu，S.（2018），The structure of and changes to Chinas land system，in R.Garnaut，L.Song and F.Cai（eds），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12018，427-54，Canberra：ANU Press.doi.org/10.22459/CYRD.07.2018.22.McKay，H.and Song，L.（2010），China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China&World Economy 18（1）（February）：1-32.doi.org/10.1111/j.l749-124X.2010.01178.x.Meinhardt，C.（2020），China bets onnew infrastructureto pull the economy out of post-Covid doldrums，Short Analysis，4 June，Berlin：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Available from：merics.org/en/short-analysis/china-bets-new-infrastructure-pull-economy-out-post-covid-doldrums.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NBS）（2021），2020 Statistical Communiq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in Chinese，28 February，Beijing：NBS.Available from：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NDRC）（2021），The Fourteenth Five-21国际资本市场研报资讯+V:q u a n q i u z i x u n 8Year Plan for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Term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