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pdf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界下制度治党理论研究”（）。本文获：“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论坛二等奖，“全国中共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方法研究”学术论坛二等奖。作者简介：刘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刘江摘要：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赓续发展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史。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从历史表达来看：经历了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叙事、创建“一个新世界”的建设叙事、“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叙事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的复兴叙事；从理论表达来看：体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科学性与志道精神的交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性与担当意识的交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革命性与抗争精神的互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人民性与无我境界的互融；从文明表达来看：在激活传统中坚守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觉，在立足本国实际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面向未来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两个结合；文明指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并非是扁平化、单向度的线性展开，而是在中国恢宏的历史画卷中，经过实践与时间、创新与创造、淬炼与阐扬，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因子，最终形成的复合型结构的复调式叙事。这一叙事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核，内蕴着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精华，浓缩着华夏儿女的智慧结晶，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其叙事逻辑不仅拓宽、丰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意蕴，还从多维视角将中国智慧与中国故事凝练为真理性与普遍性的中国话语，并以此传扬四方，进而昭示着伟大建党精神未来的文化叙事向度。一、历史表达：“两个结合”与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生发逻辑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不是剥离现实之维的玄远阐发，也不是无边际钳制、无理论指归的思维漫游，而是具象地围绕着中国革命叙事、建设叙事、改革叙事与复兴叙事的实践基础，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规引且不断向前延伸的文明叙事体系。探赜“两个结合”的演进脉络与内蕴价值，不仅有利于激活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标识与思想伟力，还能够发掘出伟大建党精神与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年第 期 ，统文明的内在耦合性与契合性，并彰显中国共产党传扬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从而形成独属于伟大建党精神之文化叙事的意蕴特质。（一）源自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叙事 世纪 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困境。晚清时期，一些爱国人士纷纷踏上救亡图存的求索之路。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来图国富民强，戊戌变法以“革新改良”来冲决思想网罗，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来谋民主共和，但这些运动、变法、革命都没有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最终目的。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激进民主主义者欲以文学之革命来发思想之先声，从而推动政治之革命与社会之变革。这场以西方“民主”“科学”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荡涤着旧中国的文化图谱。然而，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而后，李大钊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这里的“第三新文明”正是区别于西方单向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一种新的文化叙事在“第三种新文明”的指引下徐徐展开。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由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也应运而生。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等革命之路虽艰难险阻，但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改风骨气节与理想志向，继续抒写着“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叙事。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前期革命的经验教训，果断放弃“城市中心暴动”的革命道路，转向“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路。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科学命题，这也明确了“第一个结合”的概念范畴。进言之，宏大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这一时期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直指“革命动员”，即通过将抽象的精神力量与文化理念相结合，来推动革命的伟大实践。不可否认，必须依靠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制以深入民心，才能有效激活文化叙事的功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故此，毛泽东在 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明“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只有贴近人民的真实生活，并走进工农兵的内心深处，这支“笔墨”铁军才能创造出革命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文化精品。在此过程中，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凝聚着人们的理想信念，文化叙事也感染着人民的内心品格；在精神与文化的双重浸润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第一个历史性任务。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得以延续，精神内蕴由此不断发展。（二）发展于“创建一个新世界”的建设叙事打碎旧机器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新机器。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继续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广袤疆域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叙事。“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基本确立。但是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棘手的理论难题与急迫的现实问题。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敢想、敢干、敢于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在 年创造性地提出：“不要照搬苏联的一切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 年第 期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结合”。在“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下，伟大建党精神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贯穿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之中，则是“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其延展了“革命动员”时期文化叙事的内涵深意，表现为全新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叙事向度。诚如毛泽东所讲：“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我国的精神文化与思想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握不够，加之受到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遭遇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化叙事也受到了影响。然而，即便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受到了影响，中国共产党也不曾忘记初心使命，依旧挺膺担当，并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品格推动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这些伟大斗争淬炼了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的内蕴才能在探索中得以发展，在建设叙事中得以丰富。作为精神谱系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在这一时期不断地生发出“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故此，这些独有的精神品质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精神特质，又昭示着伟大建党精神在“创建一个新世界”建设时期的精神伟力。（三）创新于“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叙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改革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改革的实践也创新了伟大建党精神自身的内涵意蕴。年，邓小平提出“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并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主流媒体也在各大平台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新时期文艺的“二为方针”，以更深广的“人民与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拓宽了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时空场域。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现象。为此，在坚持真理与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对文化叙事进行了科学调适。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年，江泽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重要性。胡锦涛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背景下，伟大建党精神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创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价值体系外显着伟大建党精神所呈现的新型样态的文明转换，重塑着人们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与民族自信。诚然，这也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在改革开放场域下的理论创新成果与独特性标识。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在实践与时间的催生下不断向前演进，形成了如抗洪精神、特区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体现时代特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谱系又融汇成磅礴的精神伟力，流入伟大建党精神之源。由此，时代列车继续向前驶进，丰赡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刘江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任丹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演进脉络和实践路径，理论导刊 年第 期，第 页。邓小平：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精神谱系。从而，这些精神财富也不断地支撑着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四）升华于“新的历史方位”的文明复兴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此我国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既赓续着新时代的伟大建党精神，又呼唤着新的思想理论诞生。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既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在当代背景下的文明激活，文明的“激活”亦引领着文化的质性跃迁。故此，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得以升华。进言之，正是依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魂”、文化自觉意识之“要”，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才能从革命叙事、建设叙事、改革叙事走向复兴的文明叙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文明复兴叙事下，既催生了“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增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底蕴。由此，对“文明复兴”的渴望，孕育着“第二个结合”的诞生。如今，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牢牢抓住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血脉以凝聚人民伟力、推进伟大复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期盼，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另一方面，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革命与自我创建，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如彰显远大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昭示不负人民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坚持真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些志道求真的思想观念与民本情怀的价值面向，赋予了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新的标识，升华了伟大建党精神所内蕴的红色血脉，从而形成了伟大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三牛”精神与脱贫攻坚精神等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因此，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内涵得以丰赡，并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伟大实践中，伟大建党精神的真理意蕴与时代价值得以不断赓续发展，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叙事在世界文化交互中不断获得提问权与解释权，展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华文明形象。二、理论表达：“第二个结合”与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融通逻辑从上述文化叙事的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出，“两个结合”之间的内在逻辑不是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根据不同时代方位的变化，展现为二者关系的渐次性深化。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生发逻辑，为理解这一关系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谱”。其文化叙事从革命年代的“动员武器”到新时代为民族复兴提供的智识伟力，这意味着“第一个结合”的内在涵义被不断发掘，使得深隐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文明动力线索逐渐显现。因此，要充分理解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伟大建党精神之文化叙事，就必须阐明其叙事逻辑与内蕴世界文明叙事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相互补益的内在关系，即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与“第二个结合”之间的价值融通性逻辑。（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科学性与志道精神的交融从世界观之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求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求道”，二者之间有相近相通之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与中华文明“志道”“求道”“崇道”与“弘道”精神交融的显扬，也是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一方面揭示着人、社会、自然的普遍性规律，强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为第一性原则，并阐明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客观存在着，进而否定了宗教教义所提出的“上帝创世说”年第 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精神创世说”等“虚假观念”；另一方面也认为，人的意识具有合目的性与创造性的能动作用。人在合规律性的前提下，能够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来改造自然界与现实世界，从而实现“虚幻的人”向“现实的人”的思想解放，“异化的人”向“自由的人”的劳动解放，以及“单面人”走向“全面人”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解放。而后，也将实现人本质力量的复归与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人类达至从“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的理想彼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普遍意义上讲侧重于唯物论，并坚持着求真崇道的理想追寻。“朝闻道，夕死可矣”，“道”者，即事物的规律、道理与真理也，是古代仁人志士所崇尚和追求的最高理想与价值旨趣。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以“仁爱”为道。孔子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并谈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这些都体现着向内克己复礼、向外推己及人以及矢志不渝坚守真理的“仁爱”叙事。道家以“无为”“法自然”为道，坚持“贵柔守雌”“天人合一”“无为无争”与“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五十七章）等“有为”之法，认为这样才能够顺应“道”、接近“道”，从而知“道”。墨家则以“兼爱非攻”为道，站在利己亦利他的互报立场上，提出“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群臣父子皆能孝慈”（墨子兼爱上）、“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墨子兼爱中）等“兼爱”叙事。诚然，诸子百家对“道”文化叙事的范畴指向，虽各有殊异，但都提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不渝追寻，最后一步步实现从“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的理想境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中华文明志道精神的逻辑互动，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大同社会的信仰交融，这既诠释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内蕴价值与致思理路，又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穷其志而为得其道的忠贞坚守。无产阶级革命家艾思奇写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并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现如今，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正在积极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表征的新时代“大同社会”，由此也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真正共同体”的理想世界。（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性与担当意识的交织从认识论之维来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特性与中华文化叙事的“经世致用学”“知行合一观”的担当意识，二者具有相交互织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人的思维意识与生产发展都是在实践的作用与反复检验的深化中所获得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可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囿于书目文字之中、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空”学问，也不是逻辑体系失序、缺乏现实指导力的“假”学问，而是应人民之所需，回现实之关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学问。质言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担当精神，从而使这一精神既淬炼着伟大建党精神，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担当情怀。岁的李大钊手抄 重译国富策后萌生了“补天之志”的救国良策，中学时期的周恩来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大志，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返”的豪言壮语。当一批批肩负振兴中华之责任、矢志笃行立芳华的有识之士陆续出现时，中国革命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刘江（清）阮元：研经室一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年，第 页。（清）阮元：研经室一集，邓经元点校，第 页。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 年 月 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的“星星之火”已然成为燎原之势。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中历来有胸怀天下苍生、心系黎民百姓的担当情怀，也有推崇起而行之、行胜于言、知行合一的实干精神。“实干”“担当”的范畴指向，早在宋代就已被有志之士践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朱熹在 答张敬夫书中谈道：“向前担当，鞠躬尽力”；程颐在 河南程氏遗书中也曾写道：“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然则，关于“担当”意识的历史叙事不仅止于此，其可回溯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倡导入世情怀的儒家思想，希冀天下志士通过挺膺担当来匡正时弊。例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传颂仁政王道，为此完美诠释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情怀；曾子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来鼓舞君子仁人要树立坚毅笃行之勇、涵养远大抱负之志，以此报国兴邦；礼记大学则明确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表达儒家思想的担当精神。毋庸讳言，正是在数千年担当情怀的熏陶下，中华儿女才不断建构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精神，塑造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品格，也助力着中华文明叙事绵亘不绝又生生不息。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中华文明叙事的担当意识具有天然的交织性。传扬“初心与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之价值旨归，一方面，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不断革新生产方式来契合实践与时代的诉求；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用恢宏的文化叙事来精准地演绎中国共产党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百年历程，用精神之伟力来指引中国共产党精神赓续的实践伟力。（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革命性与抗争精神的互通从精神品质与文化风骨来讲，以“革命”作为理论叙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抒写“抗争精神”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的中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互通关系。“革命”是贯通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始终的一条红线，主要由四个维度构成：担当使命的政治革命、英勇斗争的社会革命、理论创新的哲学革命与实现远大理想的自我革命。从担当历史使命的政治革命看，恩格斯曾告诫说：“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 历史权力”。通过此权力，能实现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构起革命领导权主体地位的近期目标。从英勇斗争的“社会革命”看，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可知，这种革命是带有“政治革命”的变体意蕴，与其交互一体。其原因在于，“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从实现远大理想的“自我革命”来看，追求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目标引领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革命性背后的舍生取义的价值规引，则正是抗争精神的内在显影。抗争精神的文化叙事，早在女娲补天、盘古开天等中华神话中就勾勒着其叙事系脉。不论是 诗经大雅文王抱持的“旧邦新命”的精神，还是 易经指出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毅，抑或诗书原典中所描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豪迈、“长风破浪会有时”（行路难其一 ）的壮志、“虽九死犹未悔”（离骚）的坚定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满江红怒发冲 年第 期 ，朱熹：朱子文集，北京：商务出版社，年，第 页。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北京：汇聚文源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冠）的激昂，这些历史叙事的笔墨都流露出自强不息、坚定勇毅的精神密码，也都孕育着伟大斗争精神的民族风骨。然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抗争精神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史诗典籍的激扬文字之中，更是生发在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躬亲践行之上。譬如，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又如，万里长城的建造、都江堰的开凿、坎儿井的挖掘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叙事样态，还是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抗争实践形态，都或显或隐地体现着贯通性，也都能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蕴中找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政治信仰与政治责任的根基，在中华文明叙事的精神风骨、精神气概与精神底蕴中寻到思想基因，从而在二者的融通引领下求得民族救亡图存之道，谋得国家社会发展之法。（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人民性与无我境界的互融从唯物史观与民本思想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具有内在契合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核心要义与实践旨归。从理论叙事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薭矩之道，在 共产党宣言中也表明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核心要义。从实践叙事看，人民性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与无产阶级由弱到强的历史全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指出：“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 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因而，无论是十月革命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人民性的价值力量。从党政叙事来看，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可知，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使命型政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一切牺牲、一切奋斗的根本旨归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内蕴世界文明叙事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所彰显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无我境界”。年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无我”的情怀即老子所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的崇高境界。在中华关于“无我”的文明叙事中，儒家的“无我”强调“法则天地”，即为“无私”的德行。正如 礼记孔子闲居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又如 易传所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道家的“无我”则强调超越自我的“无为”，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二章）。综上所言，这些中华“民本思想”的文化基因都或显或隐地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基因”之中，从而滋养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党性与人民性的相互统一，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的相互结合，都诠释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之文明叙事，从而也孕育出了“人民江山论”的新时代“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始终贯彻着群众路线、传承着中华文明、不断实现着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也奋力书写着新时代“无我”情怀的文化叙事。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刘江胡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思想渊薮，河北学刊 年第 期，第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列宁：列宁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列宁：列宁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三、文明表达：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建构逻辑由上可知，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其叙事逻辑发轫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叙事。从历史表达可以看到，其文化叙事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继承；从理论表达可以知晓，其文化叙事融通了“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与“创中华文明之新”的内在理路。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还将在激活传统、立足中国、面向未来中抒写新的文明表达，从而进一步拓展伟大建党精神文化叙事的深广向度，指引人类走向新型文明的理想社会。（一）激活传统 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觉的文明阐释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自觉，指的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所展现出来的自我求索、自我丰赡、自我超拔与自我解放的践行过程，其在本质上则表现为批判性反思、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逻辑。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觉则应运用思辨性与思变性的辩证思维，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双创”发展，以此厚植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根脉”，筑牢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根基。诚然，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离不开“以文化人”到“以文立心”的规引。为此，新时代弘扬“践行初心”的伟大建党精神，就必须化用传统“心学”来修炼党性，以使共产党人自觉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其一，以“践行初心”的伟大建党精神化用传统“心学”。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 心学。”因此，推进党的建设必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这种“心学”萌发于传统心学，其核心是修德，旨归是致良知。在中华文化叙事中，传统心学对“忠德”“良知”“内省”的强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之中，而弘扬“践行初心”的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对这一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心正身修”的作用，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身之主宰便是心”，并以此来规引共产党人应“不忘初心”。虽然共产党人的“心学”与中华“心学”文化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共产党人的“心学”立足于党的宗旨与性质对其做了转化与发展，最终所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共产主义“大德”。因此，这就区别于中国传统心学中的“道心”，进而发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从而赋予了“心学”在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中新的内涵。其二，以“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激活中华“忠德”文化。由上可知，共产党人的“心学”，其实质内涵是心正修德。“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共产党人修“心”，最重要的是修炼“忠德”情怀。为此，这就须用“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激活传统“忠德”文化，以此巩固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从屈原投江到苏武牧羊，从岳飞精忠报国到黄道周以身殉国，从革命时期李大钊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救国救民，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这些无不彰显着中华“忠德”文化。新时代要继续坚守党内“忠德”文化自觉，以巩固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一方面通过弘扬“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来防范“剧场效应”“两面人”等不良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要拧紧思想“总开关”，做到善恶分明、扶正祛邪，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从而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年第 期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剧场效应，卢梭最早使用剧场效应。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提出“剧场社会”概念，他指出，“剧场社会”是一个仪式化的表演胜过实际言行的社会，即“权力服务于夸示，夸示更服务于权力”。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从“不忘初心”“践行初心”到“对党忠诚”“忠于人民”，这些价值面向无不表达着传统“心学”“忠德”文化的叙事旨趣。诚然，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还将在激活传统中进一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这既为建构中华“新文化”“人类新文明”提供“新质料”，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认同，从而擢升伟大建党精神深厚的文明力量。（二）立足中国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阐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必定要以发展的眼光来把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两个结合”，就是以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提出，既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全国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明指向。故此，弘扬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就必须立足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阐发。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一，以“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为民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使命来看，其始终坚持“人本”逻辑的价值理念与“群众动力论”的发展思想，是诠释现代化全新样态，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为民的基本规定性。在现代化“源与流”的层面上，“人本”思想的价值阐发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以“共富”作为检视载体。二是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三是坚持价值创造与主体价值的内在统一。其二，以“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相较于充满“血和肮脏”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方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则讲求斗争哲学与斗争的文明艺术来突破“后发型现代化”的固有障碍。毋庸讳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的易事。从国内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还亟待解决，经济、金融的深层次矛盾结构还需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从国际来看，美国对我国的经济脱钩断链与科技围堵封锁，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许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影响着国际环境的稳定。故此，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精神，国家的安全才能存，民族的发展才能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叙事史，正是以坚守“不负人民”的为民情怀与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才闯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此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则必须坚持“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原则，必须坚守中华文明之正，从传统叙事中汲取文明智慧，并以包容之心、开放之态面向未来，从而不断书写伟大建党精神之文化叙事的华丽篇章。（三）面向未来 建构以人类新型文明为向度的文明阐扬从一种全新的文化叙事视角看，“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演进中，出现了人类文明交往失范的实现困境。为此，人类社会要超越西方“文明”，以实现文明的共生共存共荣，一方面，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真理性，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还需建构以“全人类共同价从“两个结合”中探赜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刘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 年第 期，第 页。值”为内核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从而以面向未来的姿态抒写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明叙事。其一，以“坚持真理”的伟大建党精神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是进步、发展的事实。文明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新形态代替旧形态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文明样态。创造这一新型文明样态离不开科学理论的规引与思想精神的指引。“坚持真理”的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动力与理论规引。这一新形态以“动力的动力的运动”“主体实践的进步”“交往范围的扩大”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规引，既扩大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往，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是党带领人民复兴中华文明的真理。可知，在“坚持真理”的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回答了“坚持什么真理”以及“如何坚持真理”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确保党始终秉持真理引领文明发展之路。最后，在“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之引领下，走向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天下大同愿景。其二，以“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共同体。文明是价值观的核心支撑，价值观是文明的具象化表达。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人类文明共同体，其本质就是坚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的理想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追寻既展示着唯物史观“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的科学性真理，又烙印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九州共贯”“协和共存”的中华文明的天下主义理想。毋庸讳言，这些优秀的文明因子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核，又镌刻着一幅文明共融、理念共存的价值图式，最后形成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共同体；这种“文明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定律而不断被各国人士所认同接受，也意味着西方文明“中心依附”的衰落，进而映射出文明交互、民族共存的东方新型文明之崛起。诚然，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崛起再到文明复兴，离不开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由此也彰显着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新的精神伟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坚持真理理想，践行初心使命；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奋斗姿态推动着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并带领近代以来处在“世界边缘”的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世界中心”，这一历史性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具象表达，也是“不负人民”的有力证成。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叙事还将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进一步抒写；在坚定信仰与信念的道路上，在巧干与苦干的实践中，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文明新秩序。责任编辑：李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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