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方志资料为例.pdf

2024年1 月第2 8 卷第1 期DOI:10.19411/ki.1007-7030.2024.01.009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Jan.2024Vol.28 No.1地方文献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方志资料为例王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 2 5 0 0 2）摘要：方志乃一方之志书，具有内容丰富、时间连贯及书写地方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可以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耦合关系可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建设目的、实施重点、方式、功能四个方面解析。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方志资料可以在运河古市镇、水利工程、建筑、碑刻等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方志资料可以在诗文、地名、“八景文化”、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发挥重要作用。关键词：地方文献；方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运河文化遗产中图分类号：G1222019年1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国家文化公园要“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2 0 2 1 年8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持续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一方案和相关文件出台后，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多维度解构和多角度思考，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类型、特征、建设、管理等进行了深人研究，这大大丰富了其内涵价值。无论是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7-7 0 30(2 0 2 4)0 1-0 1 1 8-1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宋代县域空间关系研究”（2 0 FZSB028)；江苏省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江河交汇处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以瓜洲为中心”(2023111170348)作者简介：王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代表性成果较多，如王健、王明德、孙煜：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9 年第5 期，第4 2 一5 2 页；孙华：国家文化公园初论一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 0 2 1 年第5 期，第4 一1 4 页。:118开发与传承，还是依托文化公园达到教育、休闲、公共服务、科学研究等目的，抑或是打造中华文化的标志，彰显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所依托的核心要素都是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从文化保存情况看，有些文化保存情况较好，有些则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仅存在于历史文献之中。对于保存度较好的文化，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正在消失的文化，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延续其生命力；而对于已经消失的文化，则要思考如何让其“活”起来。大运河作为仍然“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已流涧数千年，存世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史书、类书、碑刻、档案、报刊等，这些文献是今天需要大力挖掘的文化宝库。大运河呈带状，流经不同的省市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也势必落实到某个具体的地方，这就需要地方文献作为支撑。地方文献主要是指与本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既有官方组织编纂的地方志书、乡土文史等，又有本地人或寓居本地的各界人士书写的游记、传记、诗文等。这些地方文献中，方志尤其值得重视。方志是以一方之事为主要内容的史书，相较其他文献，方志具有突出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多样。方志类似于地方百科全书，内容包括历史沿革、行政建制、山川形胜、交通、物产、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均能在方志中找到对应的内容。二是地方特色鲜明。方志作为一方之史，大者以州郡为单位，小者以乡镇为对象，人志内容均为本地最具代表性或最有特色者。三是编纂上的时间连贯性。一地的地方志大多不止一部，晚出方志也多会追溯前代情况，由此可以系统地展现地方的发展脉络。四是内容的科学性。方志因为数量众多，编纂质量必然参差不齐，但编纂方志多为官府行为，且多由当地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主持，故相较于其他地方文献，方志更具科学性。五是体例完善而不固定。方志体例至明代基本定型，但这种定型并非固化，而是指基本类目的完整性。在这些基本类目之外，不同地区的方志又会根据本地的特色有所变化，如在运河地区，方志学专家仓修良指出：“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这些内容，非运河沿岸的府、州、县志，自然就不会有记载了。”学界关于运河方志理论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与现实发展需求的结合还不够密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方案提出时间不长，如何建设尚在探索阶段，这一需求恰为方志研究路径的拓展和转向提供了契机。两者的结合既有利于方志文化的推广，又有利于切实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耦合关系探讨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耦合关系要阐明后者的建设目的、实施重点、方式和功能，还要分析方志资料的显著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解构后的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1 9 9 0 年，第7 9 页。如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0 9 年第4 期，第4 8 一5 6页；郑民德：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中国地方志2 0 1 3年第7 期，第5 3一5 9 页；周广骞：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2 1 年。:119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诸要素的关系。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发挥方志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作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的是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展现中华文化的时代风采，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国家文化名片。大运河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对于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标识性和代表性。不过这一标识内蕴的文化精神仍需要今人去挖掘、阐释和弘扬，而方志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旨之一是展现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突出反映在历代修河治河活动中。运河各段因地形地貌差异，水情有所不同，为了做到全流域通航，保证漕运畅通，历代劳动人民和地方官都在修河治河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在方志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如康熙张秋志收录了弘治至康熙年间张秋地区大量的河工碑记，包括徐溥安平镇治水之碑、王整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等，分别记述了陈政、白昂、刘大夏等人治河的过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可以展现中华民族卓越的创新精神以及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以运河工程为例，运河各段存在大量的船闸、坝埭、越河、运堤、陂塘等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及修建技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方志文献对此有大量的记载。记载较为丰富者，如王琼漕河图志、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武同举淮系年表等。水次仓也是运河沿线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大运河由于航程长、运量大，漕船无法南北直航，漕粮需要在一些关节处交兑，故在沿线设置了大量的水次仓，这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如乾隆德州志记德州有广积仓，“明永乐九年，会通河告成。十三年，于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以备淮、徐、临、德起运南粮赴通，运军递换，暂驻于此”。可见广积仓是一处重要的水次仓，其功能、形制、管理及与运河相关的人、物、事等都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可以深挖的内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具体实施时各有侧重，分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功能区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的主要实体空间，其划分需要结合历史遗迹的保存情况、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分布情况、地方文化特色和赋差异、古今产业结构、配套措施、人居环境、公众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实际上，陈列馆、展演馆等功能区实体空间的营造并不困难，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合理地确定功能区，即哪些是核心展示园、哪些是集中展示带、哪些是特色展示点，且这些园、带和点可以展示哪些具有特色的文化遗产。这就需要对文化遗产进行层次、性质、保存情况的分类、评估和鉴别，并据此采取差异化的保护和开发策略。方志资料因其丰富性和地方性的特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周广骞：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纂修及价值述略，运河学研究第1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 7 一7 1 页。乾隆德州志卷7 政事志、卷5 建置志仓库，乾隆五十三年（1 7 8 8）刻本。:120山东临清为例，依托“钞关”这一主题打造核心展示园比较合适，这不仅因为其在历史上作为钞关的经济地位，以及今存钞关遗存比较丰富，还因为方志对临清钞关有非常翔实的记载，包括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乾隆十四临清州志、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等。以乾隆临清直隶州志为例，该志卷九专设关榷志一卷，分设关本末、关署、口岸、税额、临砖诸目，并附户部榷税分司表和工部营分司表，系统记载了临清钞关的发展演变、管理体系以及税额等。如果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以合理的形式将这些内容展示出来，能极大地凸显临清的特色。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方式是选择性地整合大运河文化带中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这些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文化价值、鲜明文化特色、重要文化影响的元素，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而方志可以帮助确定何为“有价值”“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化遗产。方志的种类多样，大体上有地理总志、地方志、专志三大类，各类方志在保存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展现大运河文化特色方面有所差异。其中地理总志记全国范围内的地理风物，内容简略，但多为地方之精华，能够记入地理总志的内容必定重要，也是最能展现地方文化特色和价值的内容。地方志专书地方之事，带有强烈的弘扬和保存地方文化的目的，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且后出方志往往是在吸收前代方志精华的基础上增添新内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若要保证历史文化的地方性、特色性、延续性，就离不开这些地方志。专志的数量不太多，但史料价值很高，如荆之琦北新钞关志、王宠济宁闸河志等。专志以大运河的某一具体要素为记载对象，无论是记录的丰富性还是专题性，都超过其他历史文献。如保护和开发淮安钞关遗址，便需要利用马麟淮关志，而复原镇江运河的风貌，则要参考杨楽京口山水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功能是在保护和利用大运河遗产中深人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在保持和彰显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的同时，兼具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休闲、科学研究等。仅以文化教育功能为例，从方志中可以挖掘出很多鲜活的案例。扬州邵伯古堤、邵伯老船闸、邵伯码头均人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邵伯古镇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保护规划中确定的核心展示园，该镇内蕴的甘棠文化和廉洁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而这些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方志资料。邵伯镇又称甘棠镇，其早期的历史必言东晋谢安筑埭之事，相传谢安筑埭而后人名日“召伯埭”，乃是将谢安比作西周时期的名臣召伯。召伯是文、成二王的股肱之臣，甘棠之得名是颂扬召伯南巡时不占用民房，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9 关榷志，乾隆五十年（1 7 8 5）刻本。王健、王明德、孙煜：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 期，第4 2 一5 2 页。王健、王明德、孙煜：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 期，第4 2 一5 2 页。:121:在甘棠树下搭棚听讼决狱的高节行为。显然，甘棠文化与邵伯和谢安这两位著名的政治家相关，而他们的事迹均在方志中有丰富的记载。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邵伯埭）盖安新筑，即后人追思安德，比于邵伯，因以立名。”解释了“邵伯”之名的含义和来源。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载：“甘棠庙，即晋太傅谢安庙也。以安镇广陵有善政故耳。”记载谢安在邵伯的善政以及当地人为其立庙之举。廉洁文化的挖掘则可以依靠清代方志甘棠小志和新修邵伯镇志，今邵伯古街之东修复了邵伯巡检司衙门，亦名法治文化传承馆。巡检司主管地方治安司法，从事治安巡逻、防盗抓贼、稽查走私等活动，将其改造为法治文化传承馆用于宣传法治文化是合理的。而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大充实法治文化传承馆，如甘棠小志卷二坊铺详细记载了邵伯巡检司的演变、职能及统辖乡坊的分区情况。又邵伯镇志收录了当地流传的“邵伯舅舅”和“犬仗官势”两则民间故事，前则讲邵伯巡检司为九品官，对来往官员均例冠带接待，终日忙于应酬，后朝廷委派一高官的舅舅任邵伯巡检，自此过境官员不再是等巡检迎送，而是赴巡检司拜见“邵伯舅舅”。后则讲邵伯巡检司署内蒙养一犬，历任巡检皆“犬随印而行”。一日，街市皮匠以刀误伤犬足，巡检缉拿皮匠，犬在官衙内“大肆咆哮，狂咬不已”。这两则故事虽掺杂了较多的虚构成分，但历史记忆往往有现实原型，对故事可作出如下解读：明清时期，邵伯乃是运河枢纽，来往官员多在此停驻，故巡检司整日忙于接待应酬。不过该职务位低权重，否则官府不会委派不受来往官员节制的“邵伯舅舅”来此任职，而“犬仗官势”则揭示了巡检司在当地民众中的不良形象。两则故事不仅展现了邵伯镇的航运地位，而且是讲述巡检司文化和廉政教育的绝佳案例。二、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大运河沿线保存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市镇、古村落、寺塔、碑刻、码头、驿站、水利工程、河道、街道、商铺、会馆、衙署、桥梁、园林等，他们与大运河相生相伴，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载体。让这些古代的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并助力今天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依靠古文献，而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可以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注入精神灵魂。可以说，无论是知识传授、文化传承，还是历史景观重现、旅游开发，抑或是弘扬运河文化和地方文化，均需要大力挖掘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 2 3 淮南道一扬州，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 年，第2447页。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3 7 扬州景物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2 年，第1 1 6 2 页。清董醇：甘棠小志卷2 坊铺，扬州文库第3 9 册，扬州：广陵书社，第3 2 2 页。邵伯镇志第2 0 章杂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 9 9 6 年，第4 7 0、4 7 2 页。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0年，第1 3 6 一1 4 6 页。王旭、黄彬琦、陈航杰：明清时期邵伯镇的发展，运河学研究第8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 4 1 一1 5 3 页。:122方志资料。下文将从方志中的运河古市镇、方志中的水利工程、方志中的建筑以及方志中的碑刻四个方面阐述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一是方志中的运河古市镇遗产。运河古市镇是运河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运河本体、水利工程、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带，也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所依托的重要实体空间。2 0 2 1 年，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委会、大运河科创城建设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通过“文化十科创”双赋能战略，让文化成为真正的生产力。在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设计架构中，临平和塘栖两个运河古市镇是核心区域。若要对运河古市镇传统场景进行“意向活化”，一方面要挖掘梳理市镇的历史风貌、工业遗存等，采取不同的策略活化它们，例如塘栖镇的三条半弄、八字桥、大纶丝厂等历史风貌的复原；另一方面是在新的规划中用现代语言再现运河古镇意向，如沿塘栖居、方舟望客等景观。这些工作均离不开方志，可利用的方志包括清代王同唐栖志、何琪塘栖志略稿等。以唐栖志为例，志分图说、山水、桥梁、街巷、遗迹、艺文、碑碣、事记、诗记等1 4 目，共2 0 卷。当前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特色小镇的规划、市镇实体场景的修复与活化、文化遗产展厅的呈现，还是节庆习俗旅游活动的策划、文创产品的研发，均需要参考该志。又，江苏省淮安市河下古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保护规划中里运河的集中展示带，其古民居、古遗址、传统技艺等均在方志中有丰富的记载，这些方志包括乾隆淮安府志、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民国淮安河下志等。二是方志中的水利工程遗产。自然环境是影响大运河最基本、最持久的因素，历史上运河河道淤塞、水量不足、河堤决溃的情况普遍存在，故历代都非常重视运河水利工程的兴修，包括闸、埭、坝、澳、堰、运口、越河、堤防等，这些水利工程在航运、排涝、灌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这些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艰苦奋斗精神以及代表着中国古代科技最高水平的水利工程无疑是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就需要充分利用方志文献。以扬州邵伯为例，该地居大运河之要冲，其运河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水利工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谢安所筑召伯埭，后世随着江淮水系的变化，工程不断丰富，如改埭为闸，由单闸升级为复闸，修建堤坝等，这些内容均在方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如甘泉续志载，洪武初年建邵伯上、下两闸，七年（1 3 7 4）坝官成景仁又在下闸口西岸建邵伯小坝、邵伯坝，永杨春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的古镇复兴策略，建筑与文化2 0 2 2 年第1 1 期，第2 一9页。光绪唐栖志，光绪十六年（1 8 9 0）刻本。王超：淮安市河下古镇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 0 2 2 年。王旭、陈航杰：水情、工程与市镇：论唐宋时代的邵伯，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1期，第6 4 一7 1 页；王旭、黄彬琦、陈航杰：明清时期邵伯镇的发展，运河学研究第8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2 2 年，第1 4 1 一1 5 3 页。123乐十四年（1 4 1 6）重修上、下闸。若要讲好邵伯的运河故事，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充满文化气息，具备教育功能，这些内容都必不可少。由水利工程还能挖掘出更多的特色文化，如现今仍存的邵伯铁牛。康熙年间，河督张鹏在淮扬地区的险要河段放置了十六件镇水铁牛，现存七件，其中之一置于邵伯镇的斗野亭公园内，但当前对于这一重要文物的认识和开发存在不足。其实方志中有大量运河铁牛的信息，如张希良在河防志“铁犀”一节中对其铸造原因、过程、目的等有详细的记载。此外，诸如惟扬志淮安府志等方志中也保存了大量信息。三是方志中的建筑遗产。建筑遗产指大运河两岸独立分布的、见证大运河历史发展进程、与运河经济和文化发展历史相关的各类建筑文物，以及某些见证大运河沿线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活动、重要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遗产。古建筑是景观与文化的综合体，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于彰显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无论是依托实体建筑展现运河历史文化，还是修复原古旧建筑，再造新的景观建筑，都需要从方志文献中挖掘相关信息。河北大名县是运河名城，然而很多著名的建筑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如晚香堂，乾隆大名府志记此堂“西连府治，缭以周垣，堂五楹，前为月门堂后为芬亭，亭后为关帝庙，庙左有嘉谷亭碑记”，对晚香堂之位置、建筑格局记述非常详细。更为可贵的是，该志还保存了一幅晚香堂图。晚香堂作为大名县的著名建筑古迹，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可以利用方志中的图文资料进行复原，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个性和吸引力，打造大名古城的名片及运河旅游亮点。此外，诸如大名县的文庙、城隍庙等建筑在方志中均留下丰富的文字和图像材料，对于场景复原、古城改造、文化遗产阐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方志中的碑刻。碑刻是运河沿线比较特殊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涉及河道开挖、水利工程兴修及书院、衙署、祠庙等重要建筑物修等，这些碑刻在方志的“碑刻”“金石”等目中被广泛收录，可补遗存之不足。还有些碑刻不存，但其内容通过方志保存了下来。如在淮扬运河一线，曾有一方重要的碑刻，那就是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蒂的露筋之碑。在米蒂众多的书法作品中，该碑属于精品，是文人士子争相收藏的名品，清人都穆曾评价“文字之妙，有不侯言”。该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字内容上，而且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原碑仁立在高邮露筋村，此地是一 清董醇：甘棠小志卷1 运道引，扬州文库第3 9 册，第2 8 5 页。清张希良：河防志卷1 2，雍正三年（1 7 2 5）刻本。王磊：淮扬镇水铁牛的视觉形式及其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2 0 2 1 年第1 0 期，第1 2 1-1 3 1 页。王含、满甜、刘影：徐州大运河文化遗产述略，江苏地方志2 0 2 2 年第4 期，第3 2 一3 6 页。乾隆大名县志卷9 图说九，乾隆五十四年（1 7 8 9）刻本。周广骞：大名方志存录大运河文献价值略考，中国古都研究第3 7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 0 1 9 年，第9 4-1 1 1 页。清都穆：重刻露筋碑，古今图书集成第4 0 册，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 年，第4 8 7 3 3 页。:124处重要的运河站点，行经此处的文人墨客多下船观览米蒂的真迹。不过由于到此看碑、拓碑的人太多，原碑至清代已经损坏，然而幸运的是方志中保存了大量此碑的信息。如王定安在重修两淮盐法志中辨析露筋故事的原型，注意到“诸说法不二”，但最后还是认为“当以米蒂碑记为正”。甘棠小志亦载：“诸说互异，然考米蒂碑文，当以祝说（祝穆方舆胜览）为是。”方舆胜览为宋代地理总志，可见该碑在宋代时就已经非常有名。露筋之碑与露筋祠、露筋三十六湖楼共同构建出高邮地区的一景，“露筋晓月”也成为“孟城八景”之一。三、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大运河是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该充满文化气息，具有文化教育意义，成为能够影响普通人民生活，提升其精神文明思想的重要载体。大运河的这种“生命力”不仅蕴藏于今仍可见的水利工程遗迹、实体建筑中，还“活”在戏曲、民谣、地名、技艺、传说故事、风俗民情、饮食、音乐舞蹈、民间文学、工艺美术、节庆活动等非物质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品质，是中华民族智慧、劳动和创造的结晶，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仅留存于历史文献之中。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际上是在构建文化空间，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当然，在此基础上挖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不可少，而依托“地方性”的方志资料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文将从方志中的诗文、方志中的地名、方志中的“八景文化”、方志中的传统技艺四个方面阐述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一是方志中的诗文。方志中一般有“艺文”“文苑”等类目，记载最能展现本地著名景观或特色的诗文，另在“景物”“风物”等类目中也保存了相当数量的诗文。如在山东，乾隆夏津县志中收录了名臣王世贞卫河二首：“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不比下江船，扬帆忽不见”“前望渡口驿，行行转相隔。非关驿路移，应是侬心迫”。寓情于景，描写了运河河道和驿口景象。再以方志数量众多的江苏镇江地区为例，据今人统计，仅乾隆镇江府志、光绪丹徒县志和丹徒县志余三志中与运河相关的诗文就达到2 3 0 余首。这些诗文主题多样，有送别诗，如唐顺之丹阳别王道思、李东阳九日渡江；有乘舟游于运河的记游诗，如文徽明舟中望金山、唐寅游金山。此外，诸如登山或于渡口远跳所见运河景象的观览诗、竞渡诗也很丰富。这些方志中保存的与运河相关的诗文，不仅展现出明清镇江地区运河航运、灌溉、竞渡的多样功能，而且记载了大量的运河风光，具有 清王定安：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 5 0 杂纪门祠宇，续修四库全书第8 4 5 册，第5 9 3 页。清董醇：甘棠小志卷4 祠庙，扬州文库第3 9 册，第3 7 2 页。清阮先辑：北湖续志补遗卷2，扬州文库第3 9 册，第1 4 7 页。乾隆夏津县志卷1 0 艺文志诗，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铅印本。柳龙玺、杨贵环：镇江方志所录明代运河诗文研究，青年文学家2 0 2 1 年第1 5 期，第1 5 6 一1 6 0 页。125丰富的文化含义，为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比如将相关诗文利用起来举办竞渡的民俗活动。二是方志中的地名文化。地名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交往的产物，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因此地名与不同时代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地名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大运河沿线的河道、闸口、坝埭与城市、村镇的命名和更迭，记录了运河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这些地名逐渐积淀为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规划运河文化公园时，往往涉及街道、建筑的命名和改名，若地名使用正确，地名文化开发得当，甚至沿用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旧地名，将能充分展现地方文化特色和运河文化韵味，避免出现“千地一面”的情况。方志是一座地名宝库，也是保存地名信息最丰富的地方文献之一。如河北沧州交河县有运河交通站点泊头驿，其地名之意义，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县东五十里，卫河西岸。商贾集，筑城于此，管河别驾驻焉。有泊头镇巡司，并置新桥驿，俗名泊头驿”。镇名凸显了此地作为运河水路中转地与船只停泊码头的性质。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其内涵的挖掘不仅是在弘扬运河文化，而且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三是方志中的“八景文化”。“八景”是方志中常见的一种景观组合，是某一地区人文和自然胜景之精华，涉及山岳河流、天文气象、人文风物等信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八景”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为塑造运河景观提供支撑，打造地标景观，还有利于运河水环境整治及运河文化宣传。据学者统计，仅江苏地方志中就有3 4 处“八景”，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地域特色明显等特征。据嘉庆高邮州志载，高邮有秦邮八景：社珠光、西山爽气、邗沟烟柳、西湖雪浪、文台古迹、耿庙神灯、露筋晓月、玉女丹泉。这些美景不仅配有相应的诗文，还留下了丰富的图像材料。如在苏州平望地区，八景文化源远流长，分别是远浦归帆、莺湖夜月、溪桥野店、殊胜晓钟、頔塘跃马、玄真仙迹、驿桥揽胜、桑磐渔舍，既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且多与运河相关。“八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故在开发“八景文化”时，一方面要考虑遗存情况，有条件地恢复某些历史景观；另一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和创造新的八景，这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又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八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一一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8 年第3 期，第5 8 一6 3 页。孙冬虎：京杭运河沿线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轨迹，北京社会科学2 0 2 3 年第3 期，第3 5 一4 4 页。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 3 北直四，北京：中华书局，2 0 0 5 年，第561页。孙冬虎：京杭运河沿线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轨迹，北京社会科学2 0 2 3 年第3 期，第3 5 一4 4 页。李德楠：地方志“八景”与江苏大运河生态建设，淮阴工学院学报2 0 2 2 年第4 期，第7 一1 1 页。嘉庆高邮州志卷1 1 艺文志诗，道光二十五年（1 8 4 5）刻本。清翁广平撰，沈春荣等点校：平望志（三种），扬州：广陵书社，2 0 1 1 年，第5 0 4 一5 1 4 页。:126四、结语景”的理解，古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风景”概念，创作出相当多的诗文、画作、故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如今，我们也应该继承古人传统，围绕方志中的八景创作相关绘画、音乐、舞台剧等艺术作品，展现八景的时代和地域特色，这些工作都有利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四是方志中的传统技艺。传统技艺的范畴很广，包括剪纸、年画、刺绣、石砖雕、陶艺、泥塑、木刻等，每一门技艺都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并深深烙印上了地方和民族的印记，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以山东聊城地区为例，东阿阿胶制作、临清贡砖烧造、东昌府木板年画创作、东昌葫芦雕刻工艺等传统技艺人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省市级和地方的传统技艺则更多。这些技艺在方志中均有记载，如临清的帕慢等纺织品生产工艺，这一工艺长期被忽视，但其实历史悠久、织品精美。方志中有相关记载，如万历东昌府志载：“临清工组帕慢，备极绮丽，转他方。濒河村聚，织薄纬萧为生。”可见历史上临清帕慢在沿运地区广泛销售，是人们喜欢佩戴、工艺辨辩识度颇高的高档织品。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文创产品研发，还是非遗技艺展示与传承，这些方志文献都可以发挥作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是文化，一方面体现在对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重点是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提炼；另一方面是对运河文化的开发与利用，通过公园化管理运营，发挥其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科学研究等功能。在此基础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构建起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史演进的发展脉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前各地正如火如茶地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绩显著，但要避免“同质化”就需要充分挖掘各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内涵。这不仅需要搜集、整理、分析地方文献，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凝练文化特色，找到自身最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方志文献因其独具特色的文献价值，是最能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地方文献，应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依托的核心资料。运河流经地区的城镇布局、商业面貌、产业结构、水利工程、民俗风情、宗教信仰、传统技艺、饮食风尚等均在方志中有所体现，这些材料无论是用于科学研究，还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万历东昌府志卷2 地理志物产，万历二十八年（1 6 0 0）刻本。周广骞：山东聊城方志运河非遗文献价值探析一以明代以来东昌府、临清州等沿运地域纂修的方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 0 2 0 年第6 期，第5 4 一6 7 页。王秀伟、白栎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一一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 0 2 1 年第1 0 期，第7 2 一8 0 页。:127WANG Xu(责任编辑陈曦）Local Literature and Construction of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Take the Local Chronicles as an Example(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Jiangsu,China)Abstract:Local chronicles are the regional records of people,entity and events.With their richcontent and temporal coherence,the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an be analyzed fromthe means and methods,the main functions,the objectiv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focus of the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In terms of the 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the chronicl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av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ancient canal towns,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buildings,and inscriptions.In term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av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such as poems,geographic names,“Eight Landscapes Culture,and traditional skills.Key words:local literature;local chronicles;The Grand Canal;National Cultural Park;canalcultural heritage(上接第 5 8 页)Paths of Low-carb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alo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LU Xiaocheng(Institute of Urban Issues,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Abstract:As the basic unit of the life of urban population,communities are important places ofactivities and carbon emissions.Low-carbon communities are the key carrier of Chinese path tomodernization in implementing the low-carbon concept,realizing a low-carbon life,and accom-plish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communities in China stil has a long way to go with such problems as unreasonable planning,high proportion of traditional energy,inadequate garbage classification,and sluggish ecological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ommunities,we should take low-car-bon development as the concept and strengthen low-carbon strategic planning,employ low-carbontechnology to build a low-carbon energy structure,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w-carbon en-vironment starting with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intelligent facility construction,and create abeautiful low-carbon community space with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