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pdf

第 卷第 期 中州大学学报 年 月 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贺玉高，牛旭阳（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贺玉高（），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牛旭阳（），男，河南济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摘要：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 个性主义、中国 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关键词：鲁迅；民族主义；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周作人曾对鲁迅早期思想做了如下概括：“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鲁迅身上的确有着一个显眼的标签 “民族魂”，他被很多人视为民族主义者或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物。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新思潮的涌现，学界对一些近现代议题进行重新审视，而关于鲁迅的“民族主义”也在 世纪初引发过一场争论。一这次争论的起点是杨春时在 年发表的 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 一文。作者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理想主义”视为造成中国现代性失落、现代化延迟的四个“陷阱”。在论及民族主义这第一个“陷阱”时，杨春时认为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对失去民族特性的焦虑与恐惧，“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在杨春时看来，民族主义意味着维护民族特性，因而必然拒斥西方文化和现代性。而鲁迅也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民族主义陷阱，证据是鲁迅在 阿 正传 中塑造了“假洋鬼子”形象，杨春时认为鲁迅在这一形象中“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正是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论。就在第二年，朱献贞发表了 鲁迅“厌恶西化”吗？也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作者赞同杨春时对“四个陷阱”的认识，赞同民族主义造成中国现代性失落和现代化延迟的判断。但他反对将鲁迅视为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鲁迅并不恐惧失去“民族特性”，相反，鲁迅是“特殊国情论或者国粹论的批判者”他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对国粹论调都持批判的态度。鲁迅虽然有民族国家救亡的意识，但由于他重视个人自由问题，因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鲁迅不仅不厌恶 西化，而且十分投入地坚决地走西化之路。”有人将鲁迅扯向民族主义，是要“达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化倾向的目的”。“假洋鬼子”当然是一个反面形象，但鲁迅厌恶假洋鬼子不是“厌恶西化”，相反，是厌恶其“洋的假”，西化得不够彻底。面对朱献贞的批评，杨春时很快作文回应，他认为“鲁迅的一生都没有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纠缠”。有“三个阶段”的鲁迅，其中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是最鲜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并“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 偏至 之举”。因此，留日时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五四时期，鲁迅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与国民性的不良，“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但是，“归根结底，启蒙是为了救国，西化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这其实仍然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五四之后，鲁迅又从世界主义回归革命民族主义。在杨春时对鲁迅思想历程的勾勒中，民族主义情结是串联起不同时期鲁迅思想表层变化的深层结构与动力。朱献贞随后发文反驳称，早期鲁迅的确具有民族主义成分和色彩，但这是鲁迅思想尚不成熟的某种表现。这时的鲁迅已经开始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倡导个性主义，思考国民性问题，走上了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道路，并且这些倾向在鲁迅思想中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因此不能说鲁迅是民族主义者。这场争论在十年后仍有回响。年，张福贵在一次研讨会上以 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 为题，重提了十年前朱、杨二人的争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民族主义）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留日时期的鲁迅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元素，但这只能说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主义。其思想主体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是个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与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宗旨相一致”。不能认为鲁迅思想启蒙的目的和动力都来自民族主义思想的延伸，因为“在鲁迅的思想和概念中，前者的目的恰恰是对于后者的否定”。二这场争论的核心分歧是：鲁迅到底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在杨春时这里，哪怕鲁迅主张“废除汉文”“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哪怕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但只要他是为了民族救亡，那么他就是爱国的，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鲁迅的西化、世界主义、启蒙主义不过是其深层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救亡主义的“表层思想”。哪怕鲁迅在五四时期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但也只是其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中间阶段，其从留日时期的民族主义而来，又必将在下一阶段向左转中回归到革命民族主义。在朱献贞这里，由于鲁迅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启蒙主义、西化等为核心，因此，即使他赞美过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即使他关心“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自觉承担民族忧患”，呐喊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也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与个人主义、启蒙主义等相比，这些只是“片面性和表象化的”。即使留日鲁迅的确有“赞美国粹倾向”的文章，那也只是早期鲁迅“思想上不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成长为了“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按照双方展现的逻辑，无论对方举出再多相反的证据都无法驳倒、说服彼此。这就使争论陷入了僵局。一般来说，一个判断及其背后的论证如果任何相反的外来证据都无法驳倒，那么这个判断及论证就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具有了一种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理论”的味道，“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理论方面的详审。如果我们能穿透双方争论的表层而进入其内在肌理，就会发现其实双方的思想基础是高度相同的。他们的论述都是通过两组对立的概念，一组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民族特性”另一组是“启蒙主义、世界主义、现代性、西化、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西方文化、国民性批判”这两组概念有三个特征：首先，同一组集合里的诸要素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有时会互相替换。其次，两组概念互相水火不容。一个人如果是民族主义的，他就必然同时是传统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反现代性的，反西方的，反启蒙的；一个人如果是个性主义者，他就必然是现代的、启蒙的、世界主义的、西化的，同时也必然是反民族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在这样的意义生成框架下，鲁迅如果是一个具有基本同一性的人，他就只能属于两组互相对立的意义的一边，而不能同时拥有二种因素。杨春时和朱献贞分别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通过表象与本质、正反合的演化论、思想成熟与不成熟等等来作局部的解释与调整，但在最终判断上却是绝不妥协，也不可能妥协的。第三，两组概念有价值上的正反高低之分，民族主义这一组概念拥有绝对的负面的价值，而相对立的启蒙主义一组概念则拥有绝对正面的价值。这样，二人对鲁迅思想的事实判断其实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鲁迅的价值判断。因为二人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坏的，所以对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判断就变成了不断上演的另一场批判鲁迅与捍卫鲁迅的攻防战。这里展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非常明显都是来自 年代李泽厚那个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著名论断。李泽厚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关联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个主题互相支持。此后，由于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不公正对待以及新生苏联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使知识界开始从倾向欧美的自由主义慢慢转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为动员民众应对日本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强调集体与服从的传统文化价值不断地挤压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并使后者在后来的三四十年中彻底地衰落下去。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并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从上述争论中就显露无遗：截然对立的双方竟完全共享同一个思维框架。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在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简单化和绝对化。比如杨与朱的争论，就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框架的危机。一方面，从常识性的角度，鲁迅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解放的爱国者，这样一个各个派别公认的中国现代“民族魂”的代表人物，朱献贞竟然断然否认他的民族主义特质，这是非常令人诧异的。另一方面，鲁迅这个中国早期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物，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文学家，最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提倡现代启蒙的思想家，积极引入西方文化的旗帜性人物，在杨春时这里，竟然会是一个“厌恶西化”，抵制现代文化的反现代人物。并且鲁迅还不是作为现代性一部分的“反思现代性”而反抗现代性，而是完全外在于现代性的反现代人物，“他不是 反思现代性 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总之，鲁迅像其他人物一样落入了民族主义这个陷阱，成为一个外在于现代性的、非现代性的或反现代性的人物。这与我们一贯的认知多么大相径庭！争论以一种如此醒目的冲突方式，提示了这个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内在的紧张以及面对具体复杂问题时的困难与危机。三中国思想界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思早已开始，王元化、秦晖、汪晖，许纪霖等思想史学者都对这个思维模式提出过深入有效的反思与批评。比如秦晖很多年来都在思考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通之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把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找错了敌人。他发现晚清最早接受宣扬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人物恰恰都是当时的大儒们，这些人从原始儒家的伦理中轻易就找到了与自由主义的契合之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个人主义打击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伦理，使个人主义事实上最终成为通向国家主义（相当于杨春时、朱献贞和张福贵所说的那种以群体压制个体的、坏的“民族主义”）的桥梁。这就解构了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那种僵化固定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果把目光扩展至世界学术界，不断被重复并越来越极端化、简单化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模式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归于现代性的产物和促进者，而不是前现代的或现代性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不但在时间上出现较晚，而且史无前例，它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英国学者盖尔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对新型的有文化的劳动力的要求，使全民的书面语言教育成为必需，而完整的教育系统使现代国家成为必需，因此说，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产物。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是印刷术、资本主义与语言的多样性三者相遇所造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英美著名学者如埃里凯杜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吉登斯、约翰布鲁伊利、迈克尔赫克特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无不将民族主义视作严格的现代事物。赫克特断言：“关于民族主义最不具争议的结论之一是，它是一种现代现象。”相比之下，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看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永存主义和原生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却是非常边缘与非主流的观点。在价值领域，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时候也都是与现代的个性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是最具现代性的标志性政治事件（现代共和革命），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要求把政治权力从君主那里转移到所有“法国人”那里，反对等级制，要求所有“法国人”权利平等。“民族国家的形成，最初正是通过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亦即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主权在民以及承认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基本平等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美国社会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主权在民并且承认各个阶层在根本上的平等，这构成了现代民族观念的本质，同时也是民主的基本信条。民主是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的。二者与生俱来就有着联系，不考虑这层关联，我们对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充分理解。”其实政治自由与个性自由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也都有过紧密的亲和关系。如朱献贞在说明鲁迅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时所提到的，在鲁迅这里，立国与立人并不矛盾，“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一样也是反对的，对民族解放同样也是支持的”。这些文学包含着“悲哀、叫喊和战斗等反抗意志”，能够唤起那些“不为常俗所囿”者的觉醒和共鸣 。这些表述实际上正透露出了鲁迅这里的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统一。以赛亚柏林说，与浪漫主义相伴而生的德国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反抗“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的对外的一面，其对内也具有“反对压迫性的、庸俗的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推倒社会生活的一切壁垒与藩篱”，使个人尊严意识蓬勃兴起的一面。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也指出，“个人或个人主义的观念与民族观念形影相随”，与文化民族主义相关的浪漫主义“通过寻求人民的灵魂，寻求从社团主义角度来解释集体，远比启蒙思想更赞扬个人的天才，天才的个人”。些内容在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 文化偏至论 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由以上可以看出，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是多么的褊狭和武断。四从被简化的“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看，杨春时和朱献贞的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跳出来看，会觉得他们的观点都非常荒谬。要论证出这样的观点，其论证过程必然要么是存在逻辑错误，要么存在概念混淆，还可能二者同时存在。仔细分析这些混淆与错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问题是极为必要的。鲁迅这样一个公认的现代性人物怎么会变成一个反现代的人物呢？杨春时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因为鲁迅具有爱国与救亡的意识，所以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也包括反对西方文化”，“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所以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鲁迅排斥西方文化；（）“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所以鲁迅也反现代性。这个推理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呢？论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前半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中国近代在世界上面临的状况而言，中国要想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但是这里论证的第二步的后半段是有问题的。反对西方列强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反对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为了打败敌人，学习强敌的文化是最通常的反应。验之于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师夷长技”早就开始了，甲午战败后很快就掀起了留学日本的大潮，就是突出一例。就鲁迅来说，他反对帝国主义是一贯的，无论它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但他从不反对学习这些国家的文化，无论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他明确表示过，“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朱献贞和杨春时的文章中都举了大量鲁迅主张学习西方的言论就是证明。“西方”这个抽象的词汇，既可作为政治力量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之一种的西方文化，但这二者虽在理论上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却在现实中经常被混同。但这在鲁迅那里却是判然分明的，那么第三步的推论 鲁迅反对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现代性 不用说也就不成立了。因此，杨春时上述论证的主要问题是把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二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进一步讲，杨春时同时混淆的还有“西方文化”这样一个需要细分的宏大概念。“西方文化”本来不是一个同一的实体，横向看西方包括许多种不同的文化，纵向看西方的文化也在不停地变化当中。在杨春时的论证中，这个词的含义被限定在近现代的西欧文化，并等同于现代（性）文化。按照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讨论中的约定俗成，我们暂时可以接受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用法。但是，即使近现代的、西欧的文化，它的内部也是分成不同领域的，并且这些不同的领域还是存在紧张关系的。这种区分或称之为真、善、美的分立（康德），或称之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哈贝马斯），或称之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丹尼尔贝尔）。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既有理性、科学、民主原则，也有对这些进行反思批判的人道原则与个人主义原则。在现实的政治经济领域，它们实行的是理性、科学、民主的原则，而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它们实行的却是与前者相对立的人道与个性原则。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于政治、经济领域功利理性原则的批判而定位自身的。这样其实就存在两个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及文学艺术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及在西方文明中作为政治、经济之对立物的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如果混用这两个字面相同而实际范围不同的概念，就会出现各种非常奇怪的推论，比如：（）西方现代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反对西方现代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再比如，（）西方现代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不是西方现代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或者，（）西方现代文化（狭义的文学艺术）既是西方文化（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与文艺），又不是西方现代文化（仅仅指政治经济领域）。当杨春时把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称为“反思现代性”时，他用的推论（）的形式，认定尼采是反现代的现代文化。当他提到鲁迅受尼采影响而产生相似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时，他却用的是推论（）的形式，说鲁迅的思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综合这二种推论，可以说一种像尼采那样的反思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思想既是西方现代文化又不是西方现代文化。像这样的论述方式足以让任何清晰的表达与理解变得不可能，同时也让任何的诡辩成为可能。鲁迅有没有反对某些西方现代文化呢？肯定有。但因此就能说他就是整体上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吗？那可不一定。但如果你说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是属于西方现代文化，你就不能同时否认鲁迅介绍的尼采思想也是西方现代文化。否则，这就是双重标准，就是诡辩。杨春时混淆的第三个概念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单一的，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和维度。就杨春时来说，他混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的追求，而后者指的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持与保守。二者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美国学者格里德早在 年就指出，中国 世纪早期从五四运动而来的“是一种明确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对其中有些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的 封建的过去所带来的一切障碍都必须摧毁，对另一些人来说，它证明了重新肯定传统标准的合理性。而对他们中的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必须甩掉西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包袱，重新取得一个主权国的独立”。这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立只是路径上的，其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后来，汪晖也发表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观点，“实际上主张西化与坚持民族主义之间并不矛盾。一个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可能同时正是一个政治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中，主张西化，以西方的价值体系来批判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大多为政治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认同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的结果是一同走向 现代化，也只有通过 现代化 才能保持民族国家的利益”。只有把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才能推出“民族主义一定反对西方文化”或“民族主义一定保守民族文化传统”。这也就是杨春时的论证逻辑：因为鲁迅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他是保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所以他本质上是反感和排斥西方文化的。但是民族主义者就不可能是提倡现代化和西化的吗？如果区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就是一个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如果说杨春时是通过混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得出鲁迅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结论，那么朱献贞则是通过把“民族主义”概念窄化、绝对化、极端化而推论出鲁迅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他的基本论证是，因为鲁迅是个坚定的西化论倡导者、世界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用法就绝不同于周作人的用法。当周作人说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的时候，他说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接着的后半句周作人做了举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可见，同情、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追求民族解放，反抗压迫，都是周作人所认为的“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朱献贞对鲁迅翻译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解读却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是鲁迅超越民族主义或反民族主义的东西，即使“多少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绝对不能片面的用 民族主义 一语来概括”。仔细看他们二人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用法会发现，周作人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是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而朱献贞的“民族主义”概念则是一种绝对的、排他的概念。至少，周作人会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抗压迫是兼容的，而朱献贞则似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保守、排外和压制个人自由的思潮。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他认为只要鲁迅是西化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崇尚个人自由的，鲁迅就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与窄化，在朱献贞辨析“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不同时，变得更加明显了。对于别人指称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论证说，虽然不成熟时期的鲁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者“夹杂着诸多民族主义成分”，但他和其他启蒙者一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早已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民族国家意识，这些都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如果鲁迅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他能不能是不一般的爱国主义或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呢？作者没有直接说，而从两篇文章综合来看，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更多表露出这样一种观念和倾向，不但鲁迅不可能是一个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世界上只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不可能与自由、个性、反压迫、启蒙、现代化相兼容。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用鲁迅拥护自由、个性、反压迫和启蒙主义来证明鲁迅不是民族主义者了，也不会认为以民族主义概括鲁迅就是片面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很多特征，也有很多种概括方式，我们对它的描述永远不可穷尽。只要我们不说它身上只有某个东西，那么就难说这种概括是片面的。只有当他认为别人说鲁迅是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对鲁迅所追求的其他那些美好价值的排除与否认，他才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并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朱献贞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绝对化，十多年以后被张福贵以更明白和夸张的方式表述出来了。张福贵同样把“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概念区分开来：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是正常、有益的，然而民族主义是这二者的极端化表现；民族主义是“具有明显排他性与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 极端的民族主义之说，因为相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来说，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就是极端的，就像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之间的差异一样”；“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至此，一个本身就是狭隘、极端、绝对负面的“民族主义”概念得到了清晰表述。其实，这样一个绝对负面的“民族主义”概念不但与周作人的“民族主义”概念不同，而且与历史文献和世界主流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都很不相同。这种对常用概念的修改使他们观点的可靠性、可交流性和适用范围都受到一定限制，容易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混乱。在朱献贞这里，“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与极端化是与其他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相伴而生的。比如在作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的“假洋鬼子”问题上，朱献贞认为“鲁迅之谓 假洋鬼子 的 假，指的是 洋 得 假”。假洋鬼子对民众压迫和欺凌，与封建势力勾结与妥协，为了瓜分利益而参加革命，这些反动性“无不说明 假洋鬼子 洋 的 假，和骨子里 中 的 真”，“这样的 假洋鬼子 怎样不会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 厌恶 反感呢？”鲁迅当然是反感假洋鬼子的，但反感的是什么呢？杨春时说鲁迅反感的是西化，朱献贞则说反感的是其假装西化而实际上不够西化。我们先不说洋不洋的问题，从最直接的方面解读，假洋鬼子的恶主要表现在他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仗势欺人，也就是鲁迅一向最痛恨的“势利”上。如果说这个形象与中西文化问题有关系，那也是因为在未庄（当时中国的隐喻）的语境里，西方作为一个强势符号，有些人通过这个来趋炎附势，欺人渔利。这样看来，杨春时与朱献贞的解读都有点牵强附会和似是而非。趋炎附势、仗势欺人者哪里都有，真洋鬼子里也不少。势利的文化也是到处都有，比如近代西欧文化中的科学物质主义与民主主义，即上文所说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的、势利的文化，鲁迅在 文化偏至论 破恶声论 等文中对此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些无疑都是真的和彻底的洋，鲁迅不是一样反感吗？同时这些文章里也都直接赞美或间接运用了西方的最新精神文明。他不但明确说“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而且不断努力翻译介绍西方最新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诚与爱。这样的鲁迅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假洋鬼子”身上的“洋”而讨厌他？到此为止，我们能够清晰看出，由于陷入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这个由“假洋鬼子”问题所引发的鲁迅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与鲁迅原本思想相悖的歧途。五、结语对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在承认其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是一个需要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模式。这个反思的工作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早已引起普遍的关注，但是在文学领域却似乎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注意。上述关于鲁迅的争论与误解，无不与这种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的简单化理解相关。它们都建立在对于“民族主义”的绝对负面化理解上，与之相关的则是对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混同，对西方的本质化、绝对化理解，对西方强权与西方文化的混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抽象化、同一化、绝对化理解。而讨论的对象鲁迅则沦为了一个被争夺的符号，被强行塞入预定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中。但是鲁迅思想本身恰恰是拒绝这种简单化视角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在鲁迅研究方面引入的诸多新视野，也都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简单化视角的突破与超越之上的。如伊藤虎丸认为，鲁迅面对肤浅的全盘欧化观点及其对立的国粹主义观点，“一方面把这两者的对立予以同时否定；另一方面他也提出真正的近代化和真正的国粹的一致性”。“鲁迅的 个人主义（即西化主义）和 民族主义，实际上，在同一个主体性思想上是彼此连接着的。”木山英雄指出鲁迅早已超出了国粹与欧化的皮相对立 。钱理群认为，鲁迅是以立人为中心，两面作战，既反中国传统专制病，也反西方现代病 。汪晖则说，“鲁迅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鲁迅是“在”而“不属于”，是天然的孤独者与反叛者 。王富仁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同时具有启蒙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性质，内部有着同构性质的关系模式 。因此，在鲁迅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简单化二元对立模式与超越这种模式的二种观点之间有些奇怪的共存。反思与突破早已开始，但是却没有对旧思维模式中的问题形成足够的冲击与清理。我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它是无处不在的，但又是抽象和无形的，因此很不容易直接把握。但杨春时与朱献贞（还有张福贵）的这个争论则以非常直接、夸张和典型的方式把这个思维模式的框架和局限彻底地暴露了出来，因此仔细分析这个争论对于文学界反思与超越启蒙与救亡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由于这种简单化思维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研究领域，更是存在于现当代文学 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反思的意义便远远超过鲁迅研究的范围。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研究方法，哪些是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运作的？它们的具体论证中到底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如何在继承启蒙精神的同时超越对“启蒙与救亡”的简单、僵化理解？沿着这个思路，学界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注释：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上），探索与争鸣，年第 期，第 页；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下），探索与争鸣，年第 期，第 页。参见厄内斯特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年。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中文版译者吴轈人在正文之前作的导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这里的“反思”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形容词，用以表示“反思现代性”其实是现代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贺玉高，民族主义分类与后殖民论争，中州大学学报，年第 期。朱献贞列举陈独秀与胡适的例子，指出他们反对传统爱国主义的狭隘，即那种只要求个体为国家民族作牺牲而忽视个人权利自由的偏枯道德。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一般的爱国主义”的意思。参考文献：周作人 瓜豆集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杨春时 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 粤海风，（）：朱献贞 鲁迅“厌恶西化”吗：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粤海风，（）：杨春时 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 粤海风，（）：朱献贞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此消彼长：鲁迅早期思想略论 继续教育研究，（）：张福贵 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 探索与争鸣，（）：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入门 李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叶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迈克尔赫克特 遏制民族主义 韩召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姚大力 变化中的国家认同 原道，（）：里亚格林菲尔德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王春华，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以赛亚柏林 反潮流 冯克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 郑文彬，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鲁迅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鲁迅全集：第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鲁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汪晖 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 战略与管理，（）：鲁迅 文化偏至论 鲁迅全集：第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伊藤虎丸，松永正义 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与鲁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 河北大学学报，（）：伊藤虎丸 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 文学评论，（）：木山英雄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赵京华，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 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涪陵师范学院学报，（）：汪晖 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 学术月刊，（）：王富仁 时间空间人（三）：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 鲁迅研究月刊，（）：（责任编辑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