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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北京规划建设研究 RESEARCH 子，提出了针对降低村庄泥石流危险性的防灾策略，为保障村庄安全提供依据，有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参考文献1 倪化勇,唐川.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研究进展J.水科学进展,2014,25(04):606-613.2 吴 积 善,王 成 华.山 地 灾 害 研 究 的 发 展 态 势 与 任 务 J .山 地 学报,2006(05):518-524.3 蔡怡然,刘阳,李柳意,梁淑榆,郑曦.人居环境安全视角下的北京市浅山区泥石流防灾林规划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21,43(06):130-140.4 田丰,张军,冉有华,刘金鹏,柳思.甘肃陇南市泥石流灾害危险性及影响因子评价J.灾害学,2017,32(03):197-203.5 武龙庆.山丹县大马营乡泥石流形成机理及防治措施研究D.兰州大学,2019.6 张恒曼.基于泥石流易发性评估的东川区村落分布特征研究D.云南大学,2019.7 刘兵昌.泥石流基本特点及防治策略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新疆有色金属,2021,44(05):93-94.8 邹芳,刘晨曦,陈茜露.精准防灾导向下乡村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及防灾策略研究以花垣县为例J.安全与环境学报,2021,21(04):1703-1711.作者单位：蔡怡然，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梁淑榆，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责任编辑：刘逍然 从规划到实施：伴随延安城市更新建设系列工作思考王飞 刘善志截止到2021年底，我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城市化的发展，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5%。但相对粗狂、快速的城市扩张也带了土地利用低效、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文脉缺位等众多问题。“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这一深刻科学内涵。城市设计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受到广泛认同，成为新时期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的重要理念与方法。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一系列城市设计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将城市设计完整地进行科学落实，仍存在着在制度、方法、模式等方面的磨合探索。深圳作为城市设计的创新发展的代表，积累了大量的城市设计经验，也逐渐探摸到先进的空间设计理念和美好的意图形象塑造与实际项目落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为了削弱这种由于设计侧与施工侧价值理念、技术手段、保障措施等条件的不匹配问题，众多规划师十年磨一剑，通过“伴随”服务，来把控项目从规划到落实的全过程。比较典型是从2003年开始延续到2011年的深圳湾公园的规划设计项目。2018年深圳市印发了深圳市重点地区总设计师制试行办法，在制度方面，将顶层设计与落地实施进行了一次桥接支持的尝试。北京在2019年也发布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从街道层面，利用规划师下沉的方式来向上反映社区中人的需求的多样性，促进社区治理及营造工作。无论是总设计师制度还是街道责任规划师制度，都是长久以来伴随式规划服务的一种延续，力图通过规划与实（承上页）性的监测，预防岩土体松动，另一方面，应配合加强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情况的预报和预警工作。第三，对初育土土壤类型地区村庄进行生态恢复。超畜过牧、毁林开荒、顺坡种植、不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等活动易造成土壤退化，使原来发育较好的土壤演变为初育土。因此，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矿山复绿、植被恢复、退耕还林、梯田修整等措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初育土地区进行生态恢复。第四，提升村庄内部和周边河道沟渠防灾水平。评估村庄内部和周边沟渠河道排水能力，对需提升沟渠河道进行拓宽疏通，提升排水功能，并修建防护坝、排洪渠、护岸等必要的设施，防止河道冲刷引起的次生灾害，进一步保护村庄安全。结语山地乡村地质灾害频发，本文基于最大熵MaxEnt模型模拟了研究范围内泥石流易发性，根据研究范围内各村庄所处地区的泥石流易发性对村庄危险性进行评价，统计处于泥石流高危险性、中危险性和低危险性三个等级区域内的村庄数量。并得出研究区域内诱发泥石流灾害的主要致灾环境因子为距离道路距离、断裂带密度、土壤类型和河网密度四个因 北京规划建设 139 RESEARCH 研究际需求的动态校核，实现城市设计实施的精细化管理的技术手段。伴随式规划服务的意义与借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在采访中曾提出“城市设计是一个充满修整主义色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而不是导出一个静态文本”1。可以看出，在城市空间营造当中，从顶层规划的布局到精细化空间的实施过程，其实最重要的手段是“伴随”。伴随式规划设计服务包括从顶层蓝图的战略研判，到重点片区的空间设计，再具体到多个项目的实施落地，基于不断应对政府、市场以及需求方的调整要求和专业团队的技术要求，规划团队通过对接协商、协同完善，将一以贯之的城市设计思维作用在项目推进的各个阶段，来实现规划意图的完美展现。目前，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类似“伴随式规划服务”的实践，如美国提出的“建筑师协作制”；德国、法国、日本推行的“协调建筑师”“专家顾问团”和“主管总设计师”等制度。新加坡在城市52个片区里面有9个重点地区，每个地区都有2-3名专业人员长期追踪，通过人员配置长期落实规划持续的服务2。在国内，笔者所处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得益于集众家之所长的优势，承担了2008年“5 12大地震”后北川新县城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实践了从“规划先行”到“规划伴行”的全程化城市设计服务新模式。北川新县城的建设组织构建以城市设计小组为核心，多个专业规划小组介入支撑，从前期全面负责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到中期引入院士名家作为顾问，明确设计分包落实，再到后期针对具体项目实施提供城市设计方向的具体建议引导，使新县城的重建实施全方位实现了规划意图3。北川新县城的重建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规划过程。但现有城市发展背景下，存量的更新是规划设计的主流。因此本文试以笔者有幸全程参与的延安市城市更新规划建设工作为简要回顾，探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践的一条规划引领、实施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路径，以及面向未来的伴随式规划服务的一些思考。延安城市更新工作系列规划项目的实践项目背景综述延安是中国红色革命圣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革开放后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延安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生态环境脆弱、文化遗产资源不显、交通拥堵日益加剧、公共空间局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2017年延安被确定成为第二批“城市双修”试点城市。自此，延安市委市政府邀请中规院作为技术负责单位正式开展延安双修规划工作，也是延安城市更新系列工作的起点。延安双修工作不是一个传统的独立的规划项目，而是以集团军作战的形式，针对目前延安城市发展中突出显现的具体问题，有目标、有措施、有成效的进行规划设计及更新行动。延安双修工作已历时五载，从前期的组织架构搭建、顶层蓝图的编制，再到具体项目的实施落地，始终以城市设计方法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有效践行了伴随式规划服务这一主题。前期：宏观统筹，谋划蓝图延安双修工作在开展之初受到了市里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市长、副市长牵头，各委办局负责人全力支持的双修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时，平行设置了由中规院技术牵头的双修工作技术服务平台。工作进程强调双管齐下，在总体统筹、系统梳理的指导下，聚焦重点地区，抓住重点问题，确定了重点项目，梳理近期项目的规划实施，最终形成“1+5+10+N”的规划体系（图1）：即1个双修总体规划作为顶层设计行动纲领，5个专项规划支撑总规落实，10个详细设计谋划重点片区建设，N个在建在规的优化提升项目，随时提供技术指导。延安中心城区“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总体规划（后简称“双修总规”）作为整个双修工作的最上位规划技术成果率先编制。双修总规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图2），对接延安城市总体规划及现状城市资源，确定双修工作的总体目标及定位，并从生态环境、城市风貌、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提出双修策略，同时面向实施，制定逐层推进、切实可行的双修行动计划，为双修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在专项规划层面，技术团队与地方力量通过多次工作坊或技术研讨会，分析、梳理目前城市亟需解决的民生短板，敲定了文化旅游功能提升、中心城区绿道网络建设、交通综合整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特色风貌管控等五大方向的规划设计，结合总体规划的整体定位及管控原则，分门别类的图1 “1+5+10+N”规划体系140 北京规划建设研究 RESEARCH 形成一系列城市空间实施的目标准则，确保城市设计实施的全面性与技术针对性。中期：空间设计，控制引导针对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对空间营造的设计深度不足及形象面貌缺位的问题，工作小组选取城市重要区段、城市形象道路、城市门户空间、亟待保护的红色文化遗址片区、生态价值高的城市要素等区域布置规划任务，集中各方向规划力量编制详细的空间提升规划内容。区段城市空间提升规划弥补了上位总规“空间战略”与实施规划“小微空间改造”的间隙。如双修总规中针对如何彰显延安众多红色文化遗址的问题，提出了走一条革命旧址、历史文化名城单一保护到博物馆之城的融合发展之路，并针对城市文化要素集聚的情况，形成“厅、廊、带、谷、城、镇、区”的特色风貌结构。延安市北关片区城市设计规划方案中将“文化展示廊”这一最重要的遗址集聚片区进行空间上的放大设计，通过“延安红路”慢行道串联各遗址空间，打造七大主题功能，奠定延安塑造红色博物馆之城的基础；在生态方面，双修总规提出要打破三山两河空间的隔离限制，加快“河流+山体+城市公园+绿道网”的系统建设，缝合山水、修复生态，促进城景融合、山水相依。为推进生态修复这一重要议题在空间上的实施落地，双修工作小组联同风景园林、水务等技术力量完成三山生态修复及环境提升规划及延河核心区段综合治理及环境提升规划，创新性地利用堤岸内季节性变化的河床空间，在满足防洪排涝要求下塑造成为可淹没的城市中心区河床绿地，河床绿地结合滨河公园、串联山体绿道、三山绿景共同将延安打造成“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碧水环绕”的城市园林美丽图景（图3）。后期：微观实践，针灸整治延安双修工作的基本阵地都是以老城区为主，在实施层面不能大拆大建，多采取针灸式的环境整治形式。双修工作小组在形成城市总体定位、空间发展结构、重点区段城市设计等规划内容后，选取了城市问题积累严重、城市风貌亟待改善、实施效果易显现可操作的节点组织规划力量，编制了诸如延安市杨家岭景区周边环境整治提升规划、延安宾馆片区环境提升规划等面向实施的小微项目。以杨家岭整治规划为例，整治规划延承区段城市设计的城市发展目标、区域空间格局，通过对节点片区城市风貌问题的发现、特色资源的分析、目标愿景的梳理，发掘和提炼区域文化特色和空间特征，合理确定规划提升策略。同时，针对区域内的学校功能优化、老旧小区改造、商业楼宇风貌形象提升、交通组织梳理等方面入手，形成详细的空间意向设计及实施方案。工作后期，规划团队与实施主体共同合作，通过研讨会、技术交流会等，形成基于原始空间规划蓝图的施工图绘制，并完成建设实施（图4）。双修工作组全程参与了从规划到实施的各个步骤，并根据各方意见及时形成反馈及技术指导，确保整体工作保质保量的顺利进行。关于伴随式规划服务的三个思考多级高效的强统筹模式面向实施的伴随式规划服务经常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不同专业技术力量的对接协调，由于职权划分问题也会经常遇到不同职能单位相互的“推诿”。延安双修能够得以快速顺利地逐层推进，得益于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组织保障机制。通过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城市双修”工作上升到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的高度，成立专门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形成规划层面双修办负责、实施层面城改办负责、技术层面中规院协助、推进层面市区联动的工作格局。因此，在重大规划建设工作开展之初，应由市（区、县）里牵头，组建由行政人员及技术人员共同形成的工作小组，在行政层面上打破部门之间协同推进的壁垒，在技术层面上组织多专业背景的团队，对整体的规划建设及开发实施形成总统筹。图2 延安双修总规技术框架图3 延安中心城区双修前后对比图 北京规划建设 141 RESEARCH 研究由于城市规划项目并不能都像延安双修一样上升到市级领导高度重视、专事专班设置的局面，如何缝合行政与技术、不同技术专业背景之间、规划-设计-实施之间的衔接是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梳理现行的各个城市已进行的尝试，可以看出“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的搭建是城市建设协同统筹的关键。“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类似北京、深圳等大型城市可以采用街镇/区责任规划师+重点项目“总设计师”制度；类似嘉兴、无锡等中小城市可以采用“城市总设计师”制度。“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中需要由经验丰富的规划师或建筑师牵头，组建交通、市政、景观等多专业背景的专职团队，来应对不同层级群体、不同专业技术诉求，并提供多角度、全面的技术服务，起到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在延安双修的实践中，由中规院技术力量搭建的“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双修工作小组就是以一种“城市总师团队”的形式存在。通过技术平台的协同统筹，保证在动态发展的理念下，城市区域内众多规划“不打架”、重点项目规划实施建设“不跑偏”。多维平衡的全流程长效机制伴随式规划服务追求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创新，以往常常是一个规划项目在服务周期内根据各级领导要求或其他规划项目建设进度，动态服务的形式展现。而现在由传统伴随式规划服务演变进化形成的“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多是一个抽身于单独项目本身，形成的一个协助政府决策的“总师智囊团”。深圳市重点地区总设计师制试行办法（送审稿）中细分了总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提出“其应协助重点地区统筹建设管理部门，提供专业咨询、技术审查及把关服务”4。但现有实践中，个别地区将“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中的伴随式服务的总师团队视为“规划方向的大总管”，将各级相关的讲座、沙龙、宣传等内容全部“承包”给设计团图4 杨家岭希望小学设计效果图与施工照片对应图队，甚至将传统规划局、建设局应有的审批环节，也进行“权力下放”，交由总师团队进行项目审查，使得本应专注于日常技术咨询的有限技术力量更加捉襟见肘。城市建设发展的管控、运营、管理是极其复杂的一个过程，由多个部门不同的磨合、协作才能完成。如果仅凭“总师智囊团”统筹，专业技术团队配合的模式，能够产生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不断强化总师制度的配套保障力度，运行包含整体认知、推进方法、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有效制度，完善城市总师制度体系和配套机制”5，划定规划团队的服务边界，聚焦有限的空间尺度和关键的技术矛盾，才是更好地保障规划实施长效品质的有效举措。全局战略、系统理念、底线思维的技术实践伴随式规划强调从规划阶段到建设阶段实行全周期、全要素的动态管控的过程。因此“总师团队”要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系统理念，基于面向未来的城市图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日常决策密切结合，引导城市良性的发展。同时，由于“总师团队”并无法事无巨细地深入研究区域内每个规划项目，也无法用顶层战略去完全管控某个实施项目，因此“总师团队”只需把握一个底线思维，在满足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符合战略要求及规范管控的基础上，充分激发规划和建设主体的自主能动性。以城市设计技术服务为讨论平台，不断群策群力，提出合适的实施建议，来确保城市设计的高品质实施。结语未来，中国以往传统式平地起新城的规划模式将进行转变，渐进式的存量更新规划将成为主流。在这种模式下，需要协调多个实施主体、吸纳多方利益诉求的伴随式规划设计服务会显得愈发重要。“常态化规划技术平台”的搭建，完善配套的服务体制，以及引进高质量规划团队的协助，对地方决策者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从静态到动态、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大有裨益。参考文献1 朱荣远.“伴随式”的城市总设计师制度.搜狐网.2020年8月13日.https:/ 廖凯,孙一民,王富海,林毅,王晓东,黄宇东,王泽坚,安健,单樑,杨旭.从伴随式城市设计到总设计师制J.当代建筑,2022(05):8-18.3 朱子瑜,李明.全程化的城市设计服务模式思考北川新县城城市设计实践J.城市规划,2011,35(S1):54-60.4 深圳市重点地区总设计师制试行办法(送审稿).2018年8月9日,第七条.5 司马晓,单樑.显隐之间:深规院城市总设计师工作的深度实践J.当代建筑,2022(05):30-35.作者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责任编辑：文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