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人物形象与爱情解读.pdf

96艺术研究1 反叛与固守：在与他者的冲突中阐释自我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的特征之一在于其以特有的女性目光和女性话语叙事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女性文学和传统男性话语文学中突破与留存的模糊边界。反叛一方面是对女性群体现有生存状态下压抑共性的控诉，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价值观的宣泄，具有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意义。而固守在女性文学中的普遍存在，则凸显了传统父权话语对女性生命发展造成的阻碍。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诞生于中国传统封建家族，成长中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女性，倾城之恋展现了其在时代洪流下何去何从的故事。故事中的女性对自我的凝视、对自我形象的建构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反映了作家对女性凝视自我、认识自我、关爱自我的渴望。女主人公白流苏出现前，张爱玲以其一贯冷静、华丽、缠绵的文风铺叙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有意将钟表调慢了一个时辰的白公馆、万家灯火中“咿咿呀呀”唱个不停的胡琴、被紧急电报打破的沉寂黑夜此时，白家人从黑暗中苏醒，人物接连出场，坐在屋子一角的白流苏出现在气氛热闹起来的场景中，被家人忽略，也几乎被读者忽略。一封前夫去世的电报引发了白家人的冲突，从而使离婚后的白流苏因青春年华不断逝去感到焦虑不安。她对镜端详，表现出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和怜惜，“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1167。看着镜中的容貌，白流苏不安的心情才逐渐平复。家人觊觎前夫的遗产，要求白流苏前去为其守寡，这几近摧毁了白流苏生的希望。而对镜自怜后，绝望立马转化为无尽的希望。对她而言保有年轻的容貌即手握再嫁的资本。与范柳原相识前，她望向镜中的自己；到达香港与范柳原二人独处时，“她侧过脸去向着他，然而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渺茫”1181，从他人的视角端详自己。除自我凝视以外，她运用细腻的感知巧妙换位，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视角转换中，看到自己独特的女性魅力，自我认可意味着筹码的增加。张爱玲惯以直接的外貌描写塑造形象，以衣着为辅，多方面雕琢出人物的本真。以白流苏微距式的对镜自怜为基点，回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史，无数独守空闺的女子感叹年华易逝、花容易老，或是百无聊赖地梳妆“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2，镜匿于文字之中，颇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聚焦细致的一颦一笑，又有“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3，“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4，闺怨女子的离愁别绪以更加细腻、缱绻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人物形象与爱情解读李钦（贵州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摘要：目的：文章从张爱玲 1943 年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的人物形象出发，探索在以“爱”为主题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女主人公受到时代和家庭影响时的固守与觉醒，通过对其自我心灵之隐晦的深入剖析，了解 20 世纪女性作家融入文本的个人自由意志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呼唤，体会作品字里行间涌动的情感，感受女性主义文学永恒的艺术魅力。方法：结合倾城之恋中主角白流苏的人物形象及其对爱情与婚姻的探索与追求，考察女性主体“自恋”目光中表现出的极具先锋意味的新女性姿态，深入探究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倾向和写作形态，发隐显微地明晰其成因，从而认识作家从文本延伸到现实的女性意识觉醒，进而观照自我命运的追寻。结果：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的反叛是近现代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生长于东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中国作家张爱玲，将目光聚焦乱世中女性的颠沛流离、爱与恨、彷徨与挣扎。其笔下以白流苏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角色体现了她对革新、反叛与平等的认知与追求，展现了其对欲望本原的回归、对自由和平等的呼唤、对爱和生命的意义的执着。关键词：倾城之恋；白流苏；爱情；人物形象；女性关怀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2-0096-0397第 37 卷第 2 期 2024 年 1 月Vol.37 No.2January 2024艺术科技方式表达了出来，展现出了传统审美中女性柔弱、哀愁的特质。而张爱玲的聚焦式容貌描写与中华民族传统闺怨诗歌中刻画女性形象的精髓一脉相承。她的创新与反叛，既表现为白流苏的自我欣赏、自我凝视，又表现为白流苏自怜过程的由哀转欣，脱离了传统女子的无奈，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女性“自恋”思维，积极用女性话语抒发女性自我的欲求。与此同时，白流苏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着男性的凝视。在香港，范柳原对白流苏感叹道：“我不能想象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着旗袍。”1183女主人公慌忙表明自己的不悦，然而，与其说是因被男性凝视而不悦，她更像是因为自己“诗礼人家”的“淑女身份”遭到了冒犯而不悦。此时此景的“不悦”，是白流苏在传统封建家庭中受到的教育使然。范继续用话语进行凝视：“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满洲的旗袍，也许倒适合一点。”1183她对于男性“理所当然”的审视和评价无动于衷，只有在触及自己身份时才有所抵触。这正是白流苏在面对父权目光时内心极易妥协的外化表现，而妥协之下，又蕴含着白流苏对个人唯有在男性话语之下存活的清醒认知。她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1171白流苏并非不明白女人被迫随波逐流、依附于男性的可怜和悲哀，恰恰是太过清醒，因此懂得挣扎的适可而止，她也许厌恶男性的凝视，又在纠结中明确了自己“六亲无靠”的境地，于是终究回到寻求异性肯定的原途上。白流苏守旧，是因为自我意识形态不自觉受到文化传统的约束，所以她选择与宝络、萨黑荑妮竞争，步入传统的父权婚姻，获得安稳富足的生活和为旁人所羡的命运。新式的思想中包裹着一颗看似追逐爱情的心，但为爱舍弃或为爱守身已成为旧式思维，过往文学作品中纯洁美好的爱情似乎都不再是勇于探寻个人出路的“白流苏们”的终极追求，现有环境下的利益最大化成为她们在“爱情”二字旁附加的必要条件。2 爱情与婚姻：罗曼蒂克消亡史婚姻是人类社会中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一种契约，爱情是人类文明较早被记载的一种情感，二者皆在时代的发展中反复被探究、被思考。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人类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观念始终处于变化中。脱离客观历史对彼时的观念进行评判，是不合理的。至近现代，即使人类认同“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5，现实中男女的结合仍以经济、政治或社会压力为基础。对此，波伏娃持不同意见，“按照我们的意念行事，认可这种非正式的婚姻状态，是合乎道德的”6。在倾城之恋中，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完成了对婚姻与爱情矛盾的建构，给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张爱玲与市民文化关系密切，同时其深受五四新文学中家族文化批判立场的影响，塑造了生于市民阶层长于市民阶层的女性形象白流苏。白流苏代表着受新兴思想影响的部分中国新女性，但其也因其持有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女性生存观念而难以完全与新女性画上等号。在范柳原与萨黑荑妮看来，白流苏因为不够摩登“倒不够像上海人”1178；而在白家人看来，白流苏是“摩登得过了头”，借法律逃出上一段婚姻，和初次见面的男子跳舞。白流苏人物性格的矛盾直接导致了爱情的矛盾，她无比期盼范柳原许下婚姻的承诺，因对他的情话受用而不安，认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1181。范柳原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男性，一方面固执地追求与爱人的精神契合，“我要你懂得我”1181，与白流苏在深夜的电话中进行有关玫瑰和月亮的交谈，有数不尽的罗曼蒂克的言辞；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婚姻观念采取抗拒甚至轻蔑的态度，不愿作出婚姻的承诺。然而，张爱玲始终不忘立于现实进行残酷的思考。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击碎了定居在香港的上海青年现世安稳的幻想，使白流苏意识到靠得住的唯有身边之人，她隔着范柳原的棉被拥抱他，范柳原理解白流苏的担忧和恐惧，也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两人在此刻达成了和解，白流苏不再口口声声要求婚姻的承诺，范柳原却自觉地给出婚姻的承诺，接受了她不能够也不可能“懂得”自己的事实。爱情的苍凉横亘在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张爱玲悲悯白流苏将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的无奈。白流苏的爱情与同时期中国女性的爱情，大部分与婚姻画上了等号。白流苏的婚姻观无法被批判，这与特定时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相98艺术研究关，在当今社会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张爱玲的写作执着于“苍凉”二字，她反驳傅雷评价倾城之恋“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情调”7，认为自己是苍凉地写实。她描述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到来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8。那么倾城之恋的时代意味表现于何处？苍凉在何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爱情与婚姻的矛盾便道出了答案。3 结语张爱玲处于中国最为矛盾的时代：新社会与旧社会交替重合，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争鸣，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锋，内忧尚未解决，外患紧随其后，中国人民被一种激昂的民族主义氛围笼罩着，却时常感到被时代所抛弃。张爱玲的生活被“新”和“旧”两个字包裹，令人艳羡的华丽之下尽是阴影，加之经历了被时代改写命运的人生，她总是描写沦陷前后上海和香港中上层阶级人们病态的、不健全的、不幸的婚姻和爱情，描写他们具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张爱玲常用参差对照的笔法。对张爱玲来说，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正是苍凉时代的苍凉、国家和社会的苍凉、一切阶层的苍凉、爱情的苍凉、婚姻的苍凉、时代洪流中每一个人都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苍凉。而当她将这种苍凉更多地投注于女性角色上时，就会产生一种文学性与现实性并存、强有力抨击和缓慢渗透相辅的艺术效果。因此，读者得以看到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得以看到千千万万个新时代女性无法逃离牢笼的宿命。童年经历与文化背景也决定了作家笔下人物的塑造。西方思潮和东方传统将复杂、多元的文学导向投注到张爱玲的成长和学习之中。因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是古今交融、华洋杂错的，是雅俗共赏的，也是华美苍凉的。她了解都市男女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尤其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塑造时，感性的话语下可见西方现代派的先锋痕迹，而如“月亮”一类的意象设置和色彩运用风格又展现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小说中的诗意特征。世界文学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呈现出积极流动的趋势。于是张爱玲立于社会观照刻画女性个体的悲欢，新旧并存的自我人格成为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共性。同时，其作品也从揭示个体生存的肉体与精神的危机出发，展现广阔意义上的社会群体性关怀。参考文献：1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67，181，183，171-178.2 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02.3 明清词观止编委会.明清词观止，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 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22.4 欧阳修.欧阳修选集M.陈新，杜维沫，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5.6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一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7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南京师范文教资料简编，1982（2）：34.8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36.作者简介：李钦（1999），女，贵州印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接第 95 页）剧表演退场的全过程，具有真幻难辨、虚实难分的叙事效果。参考文献：1 蒲松龄，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14.2 杨义.中国叙事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4.3 任增强.画壁与蒲松龄对界限的操控：美国汉学家蔡九迪聊斋志异研究结语篇J.蒲松龄研究，2018（4）：70-83.4 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2.5 尚继武.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76.6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5 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71.作者简介：郭家慧（2000），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郭勇（1978），男，湖北麻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论与美学、西方文论与美学、中西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