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以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叙述为中心.pdf

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以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叙述为中心何立波*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视角,对发生在2世纪中晚期的安东尼瘟疫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古典作家在古希腊罗马瘟疫的起源问题上形成了“埃塞俄比亚起源说”并广泛流传,这成为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西普里安瘟疫等大流行病的起源想象。罗马军队在两河流域古城塞琉西亚染疫并带回意大利进而蔓延至行省的说法,是古典作品对安东尼瘟疫在罗马帝国暴发和传播的主流叙述;但实际上,安东尼瘟疫可能在西亚各地同时暴发,其传播路线和罗马军队回国路线恰巧重合而已。同时,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瘟疫的性质、流行状况、政府救助、危害与影响等重要信息,绘就了一幅2世纪中晚期罗马帝国的瘟疫图景。此外,古典作家和基督教知识精英的瘟疫想象,还包括从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到基督教兴起的嬗变,凸显了罗马帝国时期瘟疫书写的宗教色彩。关键词 罗马帝国 安东尼瘟疫 塞琉西亚 马克奥里略 盖伦瘟疫(英文 plague,希腊文,拉丁文 pestis)是古代史学家用来代指传染性流行病的一个词。实际上,古代的流行病并不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在古代世界,公元前 5 世纪 30 年代的雅典瘟疫、2 世纪中晚期罗马帝98*本文获得广东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古罗马人王权意识变迁和晚期罗马多米那特制形成研究”(GD21CWL01)资助。何立波,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国的安东尼瘟疫、6 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可以说是三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其中,雅典瘟疫是古希腊史上的个案,而瘟疫频发似乎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出现的现象。安东尼瘟疫暴发的 2 世纪中叶正是罗马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誉为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过在繁荣之下,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尤其是邻近帝国东部的帕提亚帝国在 161 年一改之前对罗马的和平友好政策,成为罗马帝国在东方最大的敌人,两大帝国之间曾爆发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事即将结束之际,一场大瘟疫在 165 年底或 166 年初的两河流域古城塞琉西亚(Seleucia)暴发,被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描述为随返回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向西传播,并迅速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直到 2 世纪 90 年代才陆续结束。这就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09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安东尼瘟疫的历史进行了不少研究,有的在通史著作中涉及,有的在瘟疫史、罗马史等著作中谈及;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早在 19 世纪,尼布尔就认为这场瘟疫在很多方面是罗马帝国的转折点,参见 B.G.Niebuhr,Lectures on theHistory of Rome,Vol.III,London:Taylor,Walton,and Maberly,1849,p.251;泽克指出瘟疫使罗马人口损失过半,日耳曼人趁机大量迁入,参见 Otto Seeck,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Stuttgart:J.B.Metzler,1910,pp.398-405;博克认为瘟疫造成罗马劳动力短缺,参见 A.E.R.Boak,Manpora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5,p.19;M.I.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考察瘟疫对罗马军事、经济和起义的影响,但否认人口减少削弱了帝国,参见 M.I.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374-375;吉里亚姆则认为瘟疫在当时造成罗马帝国 1%2%的人口死亡,参见 J.F.Gilliam,“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3,1961,pp.225-252;凯雷斯兹建构了马克奥里略在瘟疫时期基督教迫害者的形象,参见 Paul Keresztes,“Marcus Aurelius a Persecutor?”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61,No.3,1968,p.321。在西方全球史研究兴起后,麦克尼尔考察了 2 世纪地中海文明圈和安东尼瘟疫的关系,参见 美 威廉H.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9599 页;凯尔哈珀似乎相信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并分析了安东尼瘟疫的流行病学调查因素,参见 美 凯尔哈珀 罗马的命运,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 151 页;阿伯奇则考察了安东尼瘟疫的性质和死亡情况,参见 John Aberch,Plagues in the World History,Washington D.C.: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73;巴格纳尔对安东尼瘟疫和黑死病进行了比较分析,参见 R.S.Bagnall,“The Effects of Plague:Modeland Evidence,”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Vol.15,2002,pp.114-120。在国内,刘榕榕的古代灾害史研究部分涉及安东尼瘟疫的情况,参见刘榕榕 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5658 页;冯定雄、胡美的 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历史教学 2022 年第3 期)、王延庆的 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齐鲁学刊 2005 年第6 期)、卢杨的 试论罗马帝国时期的瘟疫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黑龙江史志 2013 年第 15 期)、姬庆红的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等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安东尼瘟疫进行了研究。名的安东尼瘟疫,它也成为首次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暴发和传播的大瘟疫,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事件。这场瘟疫不仅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引发了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关注和想象。他们对瘟疫的形成、传播和影响的叙述和记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2 世纪罗马人在面对大型传染病时的态度、想法和应对措施。一 古典作家视野下安东尼瘟疫“埃塞俄比亚起源”想象正如麦克尼尔所说,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从人类瘟疫史来看,人传人的流行病,可能在公元前 3000 年后就已经出现。“古希腊医学之父”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 460前 370 年)的记载表明,古希腊已经存在多种流行病。在公元前 430 年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年)执政时期,雅典暴发了严重瘟疫。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 59 17 年)总共记录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 11 次瘟疫。塔西佗(Tacitus,55120 年)描写了公元 65 年罗马城的瘟疫,绘就了空气里都是病毒、房屋里堆满尸体、街上到处都是殡仪队伍的瘟疫图景。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世界交通圈的形成和跨洲、跨文明交通网的构建,带来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到 1 世纪时,在亚欧大陆形成了中国、印度、地中海等不同文明的疾病圈。原本孤立的文明间出现定期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后,瘟疫很快开始实现跨文明的传播。而到罗马帝国时期,世界贸易线路把欧洲、亚洲和北非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据罗马博物学家老普19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Kyle Harper,“Pandemics and Passages to Late Antiquity:Rethinking the Plague of c.249 270,”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Vol.28,2015,p.223.美 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52 页。古罗马 塔西佗:编年史 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 575 页。美 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52 页。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 202 页。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 年)记载,从非洲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ia)到印度普特奥里(Puteoli)的航程,仅仅不到 9 天,从意大利奥斯提亚港到非洲仅需 2 天。罗马帝国在非洲建立了 6 个行省,史称“罗马非洲”,其中至少建有 500 座城市。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非洲交往密切。在康茂德(Commodus)统治时期(180192 年在位),罗马组建了亚历山大里亚、非洲等运粮船队。这些交通路网既意味着贸易的流动,也为流行病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有人把罗马帝国比喻为“蜘蛛网”:罗马就是网中央的蜘蛛,网上任何一个城市暴发瘟疫,其他地区都难逃厄运。在帝国境内,罗马城、塞琉西亚、泰西封(Ctesiphon)、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等大城市,均多次暴发瘟疫。塞琉西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岸,是塞琉古帝国(公元前 312前 64 年)最大的城市。古代晚期的希腊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 330395 年)将塞琉西亚、巴比伦和泰西封并称亚述地区三座著名大城。罗马帝国便利的交通和频繁的人口往来,带来了瘟疫快速传播的可能性。不过,古希腊及古罗马古典作家缺乏对瘟疫的清晰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起源和传播的“想象”。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 460前 400 或 396 年)的作品中,最早记载了将雅典瘟疫的起源归于埃塞俄比亚的传说。修昔底德指出:“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由那里传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国土内。”修昔底德在作品中并未提到罗马人对瘟疫的认识,埃塞俄比亚在1 世纪早期与罗马帝国才有了直接接触。M.I.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埃塞俄比亚的两大城市纳帕塔(Napata)、梅雷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 305前 30 年)曾出现明显的希腊化倾向。奥古斯都时期的埃及总督科奈利乌斯加鲁斯(Cornelius29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Vol.5,p.423.何芳川、宁骚主编 非洲通史古代卷 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 140 页。美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 3 页。王延庆: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齐鲁学刊 2005 年第 6 期。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Vol.2,p.363.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7 页。Gallus)率军摧毁了纳帕塔城。1 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提到奥古斯都豁免了埃塞俄比亚人的赋税。这是古典作家所记载的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的首次接触。此后,罗马作家琉善(Lucian,125180 年)提到了雅典瘟疫的传播路径:“这次瘟疫源于埃塞俄比亚,蔓延到埃及,随后传入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波斯)并驻留下来。”这种说法和修昔底德的观点如出一辙。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约 500565 年)谈到查士丁尼瘟疫时并未提到其源于埃塞俄比亚,并明确指出其是从埃及传入巴勒斯坦和西亚并最终传播到全世界的。12 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左纳拉斯(Zonaras)认为 3 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Cyprian Plague)“从埃塞俄比亚发源,迅速传遍东西方每一块土地”。同时,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也多认为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瘟疫之源。直到 20 世纪,仍有学者支持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罗伯特S.格特弗雷德(Robert S.Gottfried)认为该地区人口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产生和流行,特别是位于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地区自古就是地中海疫病发源地;而欧洲和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普遍寒冷、潮湿,土壤多呈酸性”,不利于农耕,也不易成为瘟疫发源地。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Frederick F.Cartwright)和迈克尔比迪斯(Michael Biddiss)认为,雅典瘟疫源于埃塞俄比亚并传播到埃及,再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凯尔哈珀(Kyle Harper)提出,安东尼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通过印度洋39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美 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 431 页。古希腊 斯特拉博:地理学 下册,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 1178 页。Lucian,How to Write History,Vol.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23.拜占庭 普罗科皮乌斯:战争史 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81 页。Thomas Banchich,ed.,The History of Zonaras From Alexander Severus to the Death of Theodos-iusthe Great,London:Routledge,2008,p.51.Peter Sarris,“Bubonic Plague in Byzantium:The Evidence of Non*Literary Sources,”in LesterK.Little,ed.,Plague and the End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23.Robert S.Gottfried,The Block Death Natural Human Disaster Is Medieval Europe,New York:Free Press,1985,p.2.英 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英 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 6 页。世界交通网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不过,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还一直没有科学的定论,将古希腊及罗马时期所有的瘟疫都归于此,未免证据不足。二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起源和传播的叙述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东尼(Antoninus,亦译为安敦尼)、马克奥里略(Marcus Aurelius)五位皇帝统治的时期(96180 年),被称为罗马历史上最幸福和繁荣的时代。但在 12 世纪的繁荣之下,也潜伏着危机的暗流。尤其是在马克奥里略统治时期(161180 年在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在马克奥里略于公元180 年去世之际,罗马帝国已过了鼎盛时期,开始衰退。J.鲁福斯菲尔斯(J.Rufus Fears)认为,像美国一样,罗马在中东地区面临严重的外交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安东尼瘟疫源于中东,并由于罗马对伊拉克地区的征服而传遍整个罗马世界。到 1 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开始推行西进政策,严重威胁罗马东方边疆安全。162 年,帕提亚国王沃洛盖苏斯四世(Vologaesus IV,147 191 年在位)开始入侵亚美尼亚和叙利亚。161 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去世,马克奥里略即位,让女婿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作为自己的共治者,并在翌年派维鲁斯出征帕提亚。希腊语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150235 年)称,维鲁斯征集军队、筹备粮草,并派罗马将军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率军出战。在罗马作家、维鲁斯的老师弗朗托(Fronto)的 书信集 中,收录了维鲁斯于 165 年给他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在49凯尔哈珀认为,印度洋系统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疾病的重要源头,中非是各类病原体的摇篮。参见 美 凯尔哈珀 罗马的命运,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 132134 页。美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天地出版社,2017,第 405 页。J.Rufus Fears,“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Vol.18,No.1,2004,p.69.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 67 页。Dio Cassius,Roman History,Vol.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3.我来之前帕提亚人的优势,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战果的辉煌”。165 年,罗马军队逼近塞琉西亚。在此之前,古希腊、罗马作家对塞琉西亚有不少描述。例如老普林尼说它有居民 60 万人,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385420 年)和 4 世纪后期的尤特罗皮乌斯(Eutrophius)都记载该城人口是 40 万人。面对罗马军队的到来,和帕提亚人素有矛盾的塞琉西亚居民打开城门向罗马投降,罗马军队不战而入城。不过,狄奥卡西乌斯又称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焚烧了塞琉西亚城。他为何以怨报德,古代作家并没有解释。尤特罗皮乌斯的著作记载,罗马人认为,安东尼瘟疫是从 165 年罗马军队洗劫塞琉西亚开始的。相关考古资料显示,大约在 165 年底或是166 年 1 月,塞琉西亚暴发了瘟疫,这从塞琉西亚出土的钱币中能够看到有关记载。对罗马军队在两河流域感染瘟疫的情况,马克奥里略并不知情,仍下令维鲁斯率军返回意大利,而留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担任行省总督。11 世纪修道院修士约翰希菲利努斯(John Xiphilinus)称,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泰西封撤到叙利亚省的途中,由于瘟疫和饥荒,大量士兵死去。在已经出土的 961 块罗马军队铭文中,与医疗有关的铭文仅有 8 块,这也能够解释罗马士兵染疫后的高死亡率。?同时,剑桥古代史 提供了维鲁斯率59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Marcus Cornelius Fronto,Correspond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97.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ol.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69;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4,p.346;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8 页。Anthony R.Birley,Marcus Aurelius,London:Routledge,2000,p.140.Dio Cassius,Roman History,Vol.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3.时任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全名为马克奥里略安东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表示他是安东尼之子,因而这场大瘟疫被称为“安东尼瘟疫”(The Antonine Plague)。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8 页。R.H.McDowell,Coins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35,p.234.美 亨利怀德特塞奇威克:马克奥里略传,刘招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 182196 页。J.F.Gilliam,“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3,1961,pp.231-235.Patricia A.Baker,Medical Care for the Roman Army on the Rhine，Danube and British Frontiers in theFirst，Second and Early Third Century AD,Oxford:P.A.Baker and the Publisher,2004,p.50.领军队回到罗马的时间,即 166 年的夏末。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166 年夏末罗马城已经出现瘟疫。在此之后,罗马及后来中世纪时期的作家还形成了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是罗马军队将瘟疫从两河流域带回罗马城的。例如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Aelius Spartianus)等明确指出:“维鲁斯的命里似乎注定了要在自己的返程中将瘟疫带入他穿越的那些行省,并最终带到罗马。据说,这场瘟疫起源于巴比伦尼亚。”中世纪的基督教文献阿贝拉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Arbela)则记载了罗马军队回罗马途中途经叙利亚等地的瘟疫传播情况:“罗马军队在返回的途中遭遇挫折,因为瘟疫如影相随,士兵们难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大幅减员。”从 阿贝拉编年史 的记载不难看出,该书作者也认定是罗马军队将瘟疫从两河流域带回了意大利和西部行省。此外,在近现代的西方学者中,持这一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只是他们对在塞琉西亚染疫和返回罗马时间的记载,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威尔杜兰特明确提出,是维鲁斯率罗马军队将瘟疫带回罗马:“维鲁斯带回一个目不可见的胜利者 瘟疫。”威廉沃尔夫凯普斯指出,166 年秋季,罗马军队到罗马城参加凯旋仪式,同时带回了瘟疫。科瓦略夫也认为是罗马军队带回瘟疫,传遍整个帝国并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流行了好几年。丹尼尔古列维奇(Danielle Gourevitch)强调安东尼瘟疫源于 165 年维鲁斯率军返回意大利。随着瘟疫的传播,高卢、日耳曼和遥远的不列颠也未能幸免,成为罗马帝国首次大规模流行病事件的参与者。安东尼瘟疫的暴发,可能只是在时间上和罗马军队占领塞琉西亚恰巧重69Alan K.Bowman,Peter Garnsey and Dominic Rathbone,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65.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 97 页。A.Mingana,trans.,The Chronicle of Arbela,Mosul:The Dominican Fathers,1907,p.88.美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天地出版社,2017,第 389 页。英 威廉沃尔夫凯普斯:安敦尼王朝:公元 2 世纪的罗马帝国,杨洪娟译,华文出版社,2021,第 150 页。苏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 下册,王以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44 页。Danielle Gourevitch,“The Galenic Plague:A Breakdown of the Imperial Pathocoenosis,”History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Vol.27,No.1,2005,p.59.Duncan*Jones,“The Impact of the Antonine Plague,”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Vol.9,1966,pp.108-136.合,人们便将二者联系起来。由于维鲁斯率军从塞琉西亚返回意大利,途中必须经过叙利亚行省,而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正是罗马军队返回意大利所经的第一座大城市。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并列为罗马帝国两座最大的城市,安条克还是罗马在亚洲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而位于塞琉西亚和罗马城中间的安条克城,当时瘟疫横行,居民大量死亡,一些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认为安条克的瘟疫是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带来的。另外,瘟疫的起源和传播与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向西行进的路线也可能并不一致。在罗马军队归国前,瘟疫已在两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出现。据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记载,在安东尼皇帝统治时期的 156 年,阿拉伯半岛就已经暴发了瘟疫。在 165 年罗马军队返回意大利之前,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地区就已有瘟疫出现,只是记载较少而未被人所广泛认知。165 年夏,在塞琉西亚出现瘟疫的前夕,著名希腊修辞学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117180 年)正在小亚细亚旅游胜地士麦那(Smyrna)度假。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是罗马行省城市的精英,他曾在 144 年来到罗马城,在皇帝安东尼面前发表演说,称赞“伟大的帝国和卓越的力量”。他记载了他眼中所见的该地的瘟疫:“瘟疫几乎让我的邻居们全部丧生。我的几个仆人也感染了,陆续死去。我是最后一个受到瘟疫攻击的,家畜也未能幸免。”毫无疑问,士麦那瘟疫比塞琉西亚瘟疫出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在小亚细亚著名希腊城市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该地居民在 165 年曾竖立了一尊献给“避邪者阿波罗”(Apollo Alexikakos)的雕像。这表明在罗马军队西归路过此地之前,士麦那、希拉波利斯等小亚细亚地区已出现了瘟疫并存在向阿波罗的献祭活动。根据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的记载,学者 C.A.博尔79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Glanville Downey,Ancient Antioch From the Seleucid Era to the Islamic Conquest,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102.以色列 本杰明艾萨克:帝国的边界:罗马军队在东方,欧阳旭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 366368 页。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56 页。Danielle Gourevitch,“The Galenic Plague:A Breakdown of the Imperial Pathocoenosis,”History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Vol.27,No.1,2005,p.60.T.Ritti,C.Simsek and H.Yildiz,“Dediche e Katagrafai dal Santuario Frigio di Apollo Lairbe*nos,”Epigraphica Anotolica,Vol.32,2000,pp.1-87.(C.A.Behr)将安东尼瘟疫的发生时间确定为 165 年夏。此外,希腊作家琉善也提到罗马叙利亚行省一个叫尼西比斯(Nisibis)的地方在 165 年出现瘟疫的情况。琉善记录了一位名叫卡尔普尼亚努斯(Calpurnianus)的史学家,此人模仿修昔底德撰写了一部记录维鲁斯对帕提亚人发动战争的史著,其中提到了尼西比斯的瘟疫:“在尼西比斯埋葬可怜的雅典人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但是我深知,我走了以后它会怎么样继续下去。”琉善的写作可能发生在 166 年春季或夏季,他应该已经了解了在叙利亚出现瘟疫和传播的情况。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绘就出瘟疫在西亚的流行图景。塞琉西亚是波斯湾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波斯商人频繁往来于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瘟疫从波斯湾蔓延到塞琉西亚,再通过回程的罗马军队扩散到各地不是没有可能。但现有的史料显示,瘟疫可能最初并非从塞琉西亚开始。三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蔓延及影响的叙述对于罗马人而言,安东尼瘟疫是他们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一种新瘟疫。罗马军队的调动、商贸队伍和人员的流动等,都可能推动瘟疫的迅速传播。同时,罗马帝国政府也缺乏应对瘟疫的公共政策和强有力的措施,几乎无法阻止瘟疫的大流行。罗马基督教史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提到安东尼瘟疫在许多行省出现。拉丁教父圣哲罗姆(St.Jerome,约 340420 年)的编年史 描写了 168 年的瘟疫,“瘟疫在许多行省发生,影响了罗马”,“这场大瘟疫随后遍及整个行省,罗马损失惨重”。尤特罗皮乌斯也说,安东尼瘟疫伴随着地震、洪水和蝗灾,“在罗马乃至全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绝大部分居民,连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因虚脱而死”。维鲁斯也在 169 年死于瘟疫。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马克奥里略曾亲临前线,指挥了对日耳曼部落马克曼尼人89C.A.Behr,Aelius 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Amsterdam:Elsevier,1968,pp.96-98.Lucian,How to Write History,Vol.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23.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4,p.309.St.Jerome,Chronicle,London:Croom Helm Ltd.,2005,pp.287-288.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9 页。(Marcomanni)的战争。不幸的是,马可奥里略在 180 年第三次马克曼尼战争中感染瘟疫,七天后死去,终年 60 岁。此外,在 169 年罗马人对日耳曼的战争中,日耳曼人战败。这可能与罗马军团带来的疾病有关,因为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的身上并未发现有战斗造成的创伤,可能是被染疫的罗马士兵传染致病而死。一般认为,安东尼瘟疫在罗马帝国境内蔓延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马克奥里略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在康茂德统治时期,该时期暴发的疫情(也有人称之为“康茂德瘟疫”)比前一阶段更严重。关于康茂德瘟疫,罗马史学家赫罗狄安(Herodian,170240 年)的历史书写非常重要:“就在此时,瘟疫袭击了意大利。罗马城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人口稠密。瘟疫肆虐,很多人和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都因此丧命。甚至在医生的建议下,康茂德离开罗马,前往劳伦图姆(Laurentum)避疫。”赫罗狄安的著作完整存世,对从康茂德继位到塞维鲁王朝覆灭的这段历史记载得非常清楚,对安东尼瘟疫的描述非常重要。罗马著名医生盖伦(Galen,129199 年)亲历并记录了安东尼瘟疫。他对瘟疫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因而也有人将安东尼瘟疫称为“盖伦瘟疫”(The Plague of Galen)。161 年,盖伦从他的出生地、小亚细亚的著名希腊城市帕加马(Pergamum)来到罗马城行医,曾任马克奥里略的私人医生,还为其子康茂德治病。盖伦曾随马克奥里略参加了对马克曼尼人的战争,亲历了前线士兵感染瘟疫。盖伦发现,罗马城每天都有 1 万人患黄疸,有 1 万人水肿。据他记载,一个年轻人在感染瘟疫初期发高烧,嘴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第 9 天,他的全身都是黑色的皮疹,99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尤特罗皮乌斯认为,马克曼尼战争足以与布匿战争相提并论,因为罗马在此过程中损失极为惨重,参见 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 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9 页。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 261 页;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90 页。英 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英 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 11 页。Herodian of Antioch,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p.20.T.V.N.Persaud,A History of Human Anatomy,Illinois:Charles C.Thomas Ltd.,2014,p.40.“几乎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这样”;盖伦让年轻人仰面躺下,口服了某种干燥的药物;第 10 天,他开始咳嗽,身上有了疥疮;第 12 天,他就能够下床了。此外,基督教史学家也对安东尼瘟疫有较为详细的书写,提供了瘟疫时代的历史图景。尤西比乌(Eusebius,约 260340 年,又译为优西比乌斯)详细描述了安东尼瘟疫的发病情况:“瘟疫的特征之一是皮肤呈现红色,且突起形成了痈。这种疾病极度危险,一旦被感染会全身扩散”而根据现代医学研究,高烧、长水痘、皮疹、留疤等是天花的主要症状。此后,麻疹和天花在地中海世界更为普遍,到 9 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就习以为常了。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很早就了解了天花。公元前 12 世纪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感染过天花,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也发生过天花。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安东尼瘟疫实际上是一次天花的暴发,因为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及基督教作家所描述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皮疹。001Galen,On the Natural Faculties,quoted in R.T.Littman and M.L.Littman,“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94,No.3,1973,p.246.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 414 页。美 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9596 页。John Aberch,Plagues in the World History,Washington D.C.: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73.麦克尼尔认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原体是天花病毒,参见 美 威廉H.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70 页。李特曼父子也认为,有足够理由相信这次瘟疫是天花,因为史料中曾提及患者出水痘现象,参见 R.J.Littman andM.L.Littman.,“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1.94,1973,pp.249-252。伊恩格里恩与珍妮弗格林提出,安东尼瘟疫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人传人的疾病,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播,可能是出血天花,参见 Ian Glynn and JeniferGlynn,The Life and Death of Smallpox,London:Profile Books,2005,p.15。唐纳德霍普金斯认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