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pdf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李 军周志琴（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850000）摘要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关键词唐朝；吐蕃；佛教；交融；依存DOI:10.16249/ki.1005-5738.2024.01.012中图分类号 K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5738（2024）01-095-006收稿日期：2024-01-10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本叙述中西藏中原佛教交融依存语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1BZW192第一作者简介：李军（1971-），女，汉族，河南开封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地方文化。中国的历史是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从未离开过汉族，汉族也从未离开过各个少数民族，离开了对方我国的历史将是残缺与不真实的，我国各个民族间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五千多年来没断绝，我们认为应该是指“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没有断绝。纵观藏传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之于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的贡献，可知中原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华章。一、中原佛学怎样来到吐蕃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而能和合各民族，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七世纪后的佛教终于找到了与中国传统儒学结合的点，在这种背景下中原佛学得以来到吐蕃。礼记 明堂位 记载周公制礼乐，用礼乐思想来整合社会，天下大服。在两汉之前儒学一直有它独特的任务，那就是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君王、生命与天地的关系解释得很自洽。佛学虽是外来文化，但影响中国至深。它的影响有一个逐渐与儒学结合并给后者提供智慧路径的过程，同时，佛学结合儒学之后就成了中国式的佛学，从此佛学与儒学不可分，中国的文化向前迈进了。藏传佛教也一样不会超出这个规律，藏传佛教是受中原与印度影响再加上与苯教的妥协后才形成的，它的完成过程也历经了上千年。但在藏传佛教稳定之初，它的特点显然是与中原王朝的文化影响不可分的，可以说唐朝的文化“起式”影响了它的萌发以及它很长一段时间的模样。唐朝时期中原与吐蕃的佛教交融依存语境是紧密的，远比我们今天想象得更紧密，因为那是一个整合的时代，时代要求唐朝的文化必须整合，时代也要求吐蕃的文化必须整合。中国文化的根就是“敬爱生存”，生存是不容易的，那么就需要和合所有的关系。中国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故此种文化常见为和平的。”1所有的中国文化都是选择这个方向努力的。所以认同几乎能同时产生，可见产生之早。周代的人强调通过“礼”的运用达到认同，“礼”也一次次夯实了文化的凝聚力，周代的朝觐是为了明确君臣之间的义；聘问是为了明确诸侯之间的礼；丧祭是为了明确上与下的慈孝；乡饮酒礼是为了明确长与幼的诚信；而婚姻是为了明确男与女的义务。和合了人人才能平安，平安了生存才有意义。因此诞生于和合思想下的儒家思想最关注“家国同构”，两汉时期儒学最重要的特征是论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汉代的大儒们把宇宙规律与儒家道德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整个宇宙的正常秩序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表现。而当东汉晚期社会震荡、生命苦痛时，儒家思想就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东汉末年佛教开始进入我国。东汉后期，人口大量死亡，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关于生死的“另视角阐释”没有，所以佛的说“空”最先是依据老庄思想的说“无”在中国立下脚跟。一时间，“道”“佛”不可分（魏晋以后佛学修身方法直冲“热搜”），而“儒”与“道”、“儒”与“佛”没办法和合。印度佛教是指向解脱此生的，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所以印度佛教还需要进一步中国化。南宋朱熹说“唐之本起于夷”，所以民族思想方面唐太宗特别提倡平等；唐太宗扬弃了两汉神权的儒学，重启了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模式。唐太宗是行仁政的圣君，魏征是言辞激烈的贤臣，这一君一臣为什么名垂千古？金观涛先生说，魏征是隋代大儒王通的弟子，王通创立的河汾之学大盛于初唐，孟子的心性论和仁政王道为其学派的宗旨。陈寅恪先生说过，李唐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塞外蛮族的血液，融入了中原文化的腐朽躯体2，也就是说旧的不利于中华民族前进的思想内容得以更新，因而带来了民族凝聚的新动力，因此唐朝初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扬弃后的儒家思想终于与魏晋以后一直是热点的“释”“道”思想融合，文化上的盛唐气象开启。唐朝形成的“世界格局”盘活了中国的佛学与儒学以及边疆与中原之间的关系。佛学与儒学的结合在唐初中原与吐蕃的民族往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唐朝统治的合法性转让给了人人平等的儒家仁政思想，在这一氛围下，中原佛学来到了吐蕃，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也即将抖振精神、大放光彩。二、吐蕃怎样在文化上靠近中原中原儒学说“仁”，中原佛学此时则强调“众生平等”，因此松赞干布时期与唐太宗时期的中国形成了边疆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引进中原佛教为内容，借鉴唐朝基本思想为理念的事实。认识藏传佛教要先从山南的雅砻文化说起，吐蕃发源于山南的悉勃野家族，西藏的历史离开了吐蕃没法展开叙述，藏传佛教离开了吐蕃的贡献也没办法叙述下去。才让太先生在其论文 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说，苯教史籍普遍认为辛绕弥沃诞生于大食的沃摩隆仁，同时雍仲苯教也起源于大食的沃摩隆仁。他提到，学者张云考证汉文史籍中袄教之“袄”字和苯教之“辛”字极有可能同源于波斯文，都有该教祭司的含义。同时，苯教是受到了大食袄教“二元论”的影响，藏民族的“煨桑”现象就是一种火供。3才让太先生在文章中总结道，在雅砻部落崛起之前,象雄曾经是西藏高原上最大的一个王国。“上之辛绕们尊贵,下之国王们威武”这句话说明象雄的苯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96教文化也相对处于文化输出的地位，山南的雅砻部落必定存在过一个与苯教文明产生联系的阶段：西藏王臣记布顿佛教史 肯定了把聂赤放在肩上并以他为山南地区之王的是苯教徒，由此可以断定是由于苯教徒们的首肯和帮助，聂赤赞普才有了统治山南地区的威信。换句话说，山南的赞普最先引进的“外来文化”一定是苯教，引进苯教是向那个时代的先进文明靠拢，可见山南的文明乃至西藏的文明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的。中华各民族的发展也都不是固步自封的。根据史料记载，聂赤赞普时期从象雄王国迎请了八位苯教大师，从此在吐蕃开始传播苯教。其中穹氏塔米杰尔乾奠基了吐蕃的苯教，穹氏在吐蕃的苯教传播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才让太先生说过很多代赞普的名字中都有赤字，这应该是由上层社会中有名望的苯教法师取的。木赤赞普从象雄请来了百多名苯教大师，每一个赞普身边都有一个人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可见权力之大。苯教真谛库门幻钥中说：“诸辛波骄傲自大，难以驾驭，如今国王与辛波并驾齐驱，到了子辈，王权将失于苯教徒。”4又可见赞普与苯教师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由此可以合理猜测，经过历代赞普的南征北战，吐蕃统一了青藏高原，包括推行苯教的象雄都已经纳入疆域。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可能从文化上有了新的诉求。山南为农耕文明，农耕的技艺从难度上高于狩猎，从上面提到的借鉴象雄的苯教文化可见一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农耕文明“后来者居上”，贤者喜宴 上说布德贡杰时期雅砻部落已经会烧木为炭、冶炼矿石、架设桥梁、做犁、用牛耕田、引水灌溉、草原变耕地、统计土地和牲畜等技术了。在生产力的帮助下，布德贡杰和他的子孙把土地扩大到了青瓦达孜宫。山南属于蕃域，而发羌之地中苏毗是最强大的一支，苏毗的王族森波杰 达甲吾被手下森波杰 墀邦松所灭，而森波杰 墀邦松又被手下念 几松篡权。不满意念氏专权的娘氏、韦氏、农氏三家投靠了雅砻悉勃野家族的首领达日年塞，后来达日年塞的儿子墀伦赞联合这三家，伙同蔡邦氏，在公元600年一举灭掉了苏毗。至此“上起 帕 之夏瓦那以下，直至工布哲那以上，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土矣。”5墀伦赞被手下上尊号为“囊日伦赞”，自称其国名为吐蕃，并把国都迁到辗嘎尔，赐苏毗降臣三人各奴隶1500户，蔡邦氏300户，后又有琼保氏来降，亦重赐之，这样，外族强臣就至少有以上五个姓氏。外族强臣与赞普“共和而治”的局面是赞普不愿意维持下去的，所以赞普们都力图培养自己的亲信，松赞干布时噶尔家族以其忠心开始为王所用，噶尔 赤扎孜门为大相，这是雅砻部落最先经营出的政治局面。藏族文学书写中记载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是从文成公主的入藏开始的。我们以 西藏王臣记 的相关内容为例来分析。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嫁入了吐蕃，求婚时佛教未传入西藏，那么要想从佛教发源地的角度来书写传奇故事的话，应该是关于赤尊公主的故事更丰富，但事实不是这样。在禄东赞给尼泊尔出示的三封信里，每一封的最后都有一句威胁的话，这说明迎娶赤尊公主容易达成。赤尊公主役使夜叉在红山顶修建了一个军事性的城堡，可“修建者夜叉甚至谈不上是佛教角色，所以这座布达拉宫在她建造好以后似乎也没有起到很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的升华与 在宗教法权的内涵上的变化”6。再看迎娶文成公主，吐蕃与唐朝实力相当，如果要想灭唐朝的威风，文学史籍就会书写迎娶文成公主也很容易，但其实是不但没有，反而求娶文成公主的过程要曲折很多。禄东赞先后经历了七次考验才成功让唐朝皇帝许婚，比如说一定要让丝线穿过美玉上的小孔，必须辨别母鸡和小鸡等。我们知道，复杂的叙述往往意味着结果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大堆对吐蕃使臣的考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姻和与赤尊公主的婚姻有了鲜明的区别，两次婚姻的受重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再看一下对唐朝公主会堪舆的书写。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可能从文化上有了新的诉求。于是 西藏王臣记 记载：“文成精于星算风水之术，审观藏土地形，乃女岩魔仰卧之状公主展布八十博唐数理图，详为推算，其后语曰：其中卧塘湖 为魔女心血诸如是皆为不吉之风水其镇压李军，周志琴: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97风脉之术可修建庙宇为镇压女妖肢体和肢节，可于永茹建昌珠，为四镇边之庙。又为四重镇之庙，又为四镇支之庙嗣后，赞普又复变化多种化身，往修十二座庙堂”7这个叙述揭示出因时代的要求“过去需要被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提醒者为文成公主，堪舆图的设计者为文成公主，这意味着吐蕃从文化上有了新的要求。七世纪佛教在全球可称得上是“先进文化”，所以可以说松赞干布心愿的完成者为唐朝公主，松赞干布除了在女岩魔要害处修建两座主寺外，还着手在卫藏修建四座魔镇边寺，以镇女魔四肢关节，这才是吐蕃与中原交好的内涵。最后文成公主“吩咐就地在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车辇的四周栽下四根柱子，拉上了白绫帷幔，搭起彩绸帐篷，并让大力神喜与大力龙乐好生守护”8，这样，一个全新的文化话语模式就帮助赞普完成了。建佛寺以镇压罗刹女，这是此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神话元素，魔女可能代表旧有的文化谱系。镇罗刹女的主意是唐朝公主出的，镇罗刹女是否暗含着在文化层面吐蕃旧有的小邦国时代即将结束，代之而起的是通过与唐朝的接触，援引中原的佛教以及唐朝的政治文化理念而让吐蕃的文化面貌有不同的模样？镇罗刹女显然是顶层性的设计，呈现任何山神都无法象征和表述的一种整体性。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胆地下结论说，文学书写其实曲折地隐喻了这样一个事实吐蕃将迎来第二个吸收外来文化的高峰。因为唐朝和尚慧超在松赞干布死后的七十七年（公元727年）自天竺回至安西，他的 往五天竺国传 还说到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9。李唐王朝君临的天下是经历过近400年民族大融合洗礼的天下，故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族观特别反映了“夷夏”交融的“众生平等”观；吐蕃随着统一局势的形成，也要在文化上自我革新、体制上自我革命了，吐蕃的文化与唐朝的文化第一次正面交融了。三、通婚是双方文化交融依存之始吐蕃政权的文化之路至少可以总结为：和当时西边的象雄文明接轨，借助苯教形成了天神下凡的话语谱系，从而征服别的部族，吐蕃政权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其国用刑严峻”，吐蕃得以做大做强，统一了青藏高原。而赞普的志向未至于此，松赞干布、禄东赞君臣继续向东发展，吞并了吐谷浑，导致疆域和李唐的边疆接连在了一起。胸怀天下的松赞干布在文化上大胆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派禄东赞带黄金五千两和珍玩几百件到长安迎娶文成公主，这是文化上与唐朝交往交流之开始。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于在青海扎陵湖相见。初唐时期，吐蕃与唐朝交往事例见表1。佛教在印度衰弱之后，中国的国际性佛教中心的地位变得无可取代。可从表1看到在松赞干布与唐太宗时期，佛教在吐蕃没有什么过多的传播，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中原地区经过几百年才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局面也就是唐朝初期才形成的。可见佛教的真正中国化始于唐朝，所以它的中国化道路还在进行中，它目前还没有形成中国式佛教的流派，更没有以禅宗思想为主流。那么经由唐朝传入的佛教在吐蕃当然还处于萌生阶段，它与中原佛教不一样，还远未开始吐蕃化。因为接受并消时间贞观八年，甲午，公元634年贞观九年，乙未，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公元638年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蕃与唐朝交往事例十一月，吐蕃遣使朝贡。发生了吐蕃与唐朝因尚公主而战争的故事。九年十二月，遣使来朝，贡方物。战于松州，前后被斩首千余级，吐蕃退兵。吐蕃禄东赞来朝请婚，文成公主妻之。至遣子弟入国学而习业焉。习诗书，典其表疏。国学几至万人，可见儒学之盛。遣使贡方物。褚遂良书信中说太宗共沐和风，同飨恩信。遣使贡方物献金鹅遣使朝贡，遣使献捷封吐蕃赞普为驸马都尉，立刻其形象立于昭陵玄阙下。赞普去世表1 初唐时期吐蕃与唐朝交往事例注：本表由 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苏晋仁 等1981年12月第1版）整理。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98化佛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时无论是中原佛教还是印度佛教，它们与吐蕃主流思想的纠缠还未大面积展开，更谈不上后来由莲花生促成的与苯教结合的藏传佛教特点，更不要说形成后来藏传佛教最重要的特征“政教一体”。那么，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进入吐蕃的意义就可以理解为吐蕃与中原的文化交往是以中原佛教为抓手，同时以学习唐朝的基本政治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至少在唐朝初期是这样。松赞干布去世时，孙子才8岁，除了 求法高僧传曾记载说有八个僧人来到过西藏，其中有两个人还受过文成公主的资助，文成公主的乳母有两个儿子也到尼泊尔出家。这样算来，西藏的僧人也不过十个人。藏文资料也说在桑耶寺建成之前从无藏人出家为僧。黄明信先生说：“据学者讨论说此时有译经的萌芽当属可信，至于说有没有以上说的那些经不是十分可信。”10青史 记载说直到“赤德祖赞（时）虽是对佛法十分敬奉，但当时西藏人尚无出家者”。11吐蕃政权确立以后，它的体制事实上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盟会显然是一套苯教仪式，苯教的世界视赞普虽是天神之子，但视赞普与其他部落的首领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当时能左右政事的苯教巫师，均出身于几家靠苯教起家的父族六臣或母族三臣，他们以苯教为纽带，分权抗上。原始苯教认为每一个神山保佑着一方的平安，每一个部落或者王国供奉着专属自己的神祇，所以在此之前的西藏处于小邦国林立的时代，赞普统一了吐蕃后，这种局势显然不再符合赞普的要求。那么吐蕃此时吸纳中原的佛教是不是为了要形成一个印度式的“解脱式的宗教社会”呢？我们认为显然也不是，此时放眼整个中亚的松赞干布有很高的雄心壮志，有囊括天下的政治抱负，所以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支持他的政治理想。在佛教教义中，佛的形象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唯一性”契合松赞干布当下对文化统一性的要求。与过去流行的苯教比起来，佛教的教义更严密、更有思辨性，加之吐蕃的北面、南面、东面的国家此时均在佛教文化的滋养中，向“世界”看齐是松赞干布必然的选择。据传，松赞干布当时曾建立了四座大寺称为四如寺，同时还建立了四厌胜寺和四再厌胜寺。这些寺庙是为了制服、镇伏四方，我们认为这基本可以理解为是针对苯教而言的。就像当年山南的雅砻文明能接受象雄的苯教文明一样，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就能接受来自唐朝的文化，这是无需质疑的。吐蕃与唐朝双方使节来往、吊死问丧都深谙对方的文化要领，吐蕃每百里设一驿站，对唐朝使者殷勤接待。吐蕃为中亚雄强，松赞干布当时更多接触的可能是中原的管理、统治理念，例如建立官制，制定法律。历史上松赞干布请求唐太宗，赐请唐朝儒者为其掌管文书奏章，某种程度上说，借鉴唐朝的政治理念与管理方法也就等于“放眼看世界”了。所以双方的关系以佛教为主线（比如 贤者喜宴 说，后来汉地的堪布摩诃衍译经持续十三年之久），以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生活经验为抓手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此时通过唐朝进入吐蕃的佛教在西藏却不一定形成怎样大的规模，而从内地输入生产、工艺技术、医药历算等知识才可能是同样作为农耕文明的吐蕃最需要的，这二者不可分，任何持其中一端的看法我们认为都是不应该和不全面的。因为最先来到吐蕃的佛教是中原佛教，或者说是汉地佛教，而汉地佛教与唐朝处于转型的传统儒学是不可分的。佛教带来的文化交融依存语境离开了唐朝转型期的传统儒学是说不清楚的。吐蕃因佛教而与唐朝的文化发生正面接触，经过唐、宋、元、明、清朝，终于完整形成了藏传佛教与中原佛教的交融依存轨迹，并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提供了证据，这一切都开始于唐朝初期形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唐太宗时吐蕃每年都派遣使臣前往唐都长安，文成公主入藏后，带来了数百种的熟食和干食及制作法书籍，唐朝带来的蔬菜种子、生产工具及六十多部工艺制作书籍都显示实用为双方来往之必须。吐蕃与唐朝的边界连在一起后唐朝的生产劳动经验对吐蕃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唐朝的冶金、农具制造、碾米、酿酒、造纸等技术对吐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文化上，资治通鉴 记载吐蕃诸酋长都派遣子弟请入国学，虽然当时也派李军，周志琴: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99贵族子弟赴印度等邻国学梵文，但从规模上讲远不能和到中原的人数相比，其中有论钦陵、仲琮、名悉腊均为当时进入官学的吐蕃贵族优秀子弟。可见当时双方的文化交融依存是全方位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范围要广、密切程度要深。唐朝儒释道三教并存，隋文帝至唐太宗半个多世纪才形成的儒释道共生竞长的、立足于儒学主体的哲学扬弃，意味着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唐朝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它带来了吐蕃正面接触中原佛教局面的形成。佛教后来在中国形成中原佛教与藏传佛教这两种状态，只不过，佛教在唐朝之前已经开始真正中原化了，而在吐蕃却还远未开始吐蕃化。结 语某种意义上说，唐朝以前佛教进入中国的几百年其实一直在中国化，它先是依靠道家思想，依存道家的“无”来说佛家的“空”，形成了“佛”“道”的结合，但这几百年与儒学未能有怎样深入的交融。唐朝提倡孟子的仁政思想使佛学在唐朝初期终于找到了与儒学结合的要点，即与儒家的“仁”结合，新的文化局面最终形成。唐朝初期形成的道家、佛教、儒学的三结合是重要的，道家的“无”指向了解脱，佛家的“空”也是指向解脱，但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终于使这两种解脱在当下落到实处，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结合起来。从此，佛教真正开始中国化，儒、释、道思想都因共融而产生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唐朝不同的宗教派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吐蕃，吐蕃与中原、边疆与中原的交融依存得以产生，基本交往范式得以确立。参考文献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3.2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G/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44.3 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J.中国藏学,2005（1）.4 才让太.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J.中国藏学，2007（3）.5 李宗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的撰修及其反映的早期吐蕃史J.西藏研究,2021（5）.6 张亚辉.神圣婚姻与法替化：论吐蕃王权的佛教化J.民族研究,2020（3）.7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6-28.8 阿底峡尊者发掘.柱间史M.卢亚军,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2）：126.9 王 忠.新 唐 书 吐 蕃 传 笺 证 M.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1958：12.1011 黄明信.吐蕃佛教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30,43.责任编辑：周晓艳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d TibetanBuddhis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LI Jun ZHOU Zhiqin(School of Humanities,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Abstract:The Buddh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linked the Tubo(the Ancient Tibet)with the Tang,and their integ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gan when the Confucian and Mencian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was revived,and the Confucian idea of the innate divine right was rejected in the Tang dynasty.In the earlyTang Dynasty,emphasis was placed on benevolence,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angand Tubo.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lso took on a new fac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advocating the equality of all sentient beings.Confucianisms benevolence was transformed into Buddhisms concept of equality ofall sentient beings,which formed the basic paradigm of Tubos interaction with the Central Plains,i.e.,the factthat Buddhism was used as a means to refer to the ideology of the Tang Dynasty.This also illustrates that Buddhism began to be siniciz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while Buddhism was still far from being localized in theTubo.and Princess Wenchengs entry into Tibet meant that the accelerated mode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of the Tubo and the Central Plains was initiated.Keywords:the Tang Dynasty;the Tubo;Buddhism;integration;interdependence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