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基于西部山区易地搬迁工程的经验研究.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西 部 山 区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农 户 返 贫 风 险 及 其 阻 断 机 制 研 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跨县搬迁社区治理与后期扶持研究”（）作者简介：郑娜娜，女，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王晟聪，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农村社会发展】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 基于西部山区易地搬迁工程的经验研究郑娜娜，王晟聪（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南京；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南京）摘要：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共同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溯源和深厚的学理基础，易地搬迁工程的全过程充分展现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无论从易地搬迁的前期政策互动、移民搬迁过程，还是后续发展帮扶、社区融入与治理，国家与农民的成功联结受到了中国“家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家”既是农民行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国家以助民富民为目标，依循农民的自主发展意愿制定以农民家庭发展为重点的相关政策，实行以家户为单位的对接帮扶，满足农户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农民则出于对国家的信任及对美好家园的向往，自觉加入国家搬迁工程并积极融入安置社区。国家、国家代理人和农民等治理单位都遵循着家国共同体的联结形式，在易地搬迁的特定场域中呈现出“安家兴国”的共同意识。在治理现代化的后小康时代，共同家园的营造将成为联结国家与搬迁农户的独特场域与载体，是促进国家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力量。关键词：家国共同体；易地搬迁；共同富裕；社会联结；国家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易地搬迁作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专项扶贫工程，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穷根”，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截至 年，我国约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完成了搬迁安置。移民的搬迁安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性问题，从前阶段规划到后扶贫时代，国家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易地搬迁工程，这不仅是千万搬迁群众在居住空间上的位移，还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文化的嬗变和城乡格局的重塑，更是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帮助搬迁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真实写照。其中的政策动员、后续帮扶和文化转型机制及其作用不仅为扶贫减贫提供实践经验，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何在移民工程中实现国家与农民的行动同步，使两者在多个维度发生社会联结，成为我们探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所在。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回顾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基，也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重点领域。学术界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路径：第一，基于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这类研究采用国家建构的视角，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分为传统社会的乡绅政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体性政治、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等三个历史形态。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呈现的是“王权止于县”的分离状态，县级以下由族长、士绅或地方乡贤来治理，即费孝通提出的“无为政治”。此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疏离、松散的特征。年以后，通过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人民公社运动等方式实现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深入渗透和强化控制，国家权力呈现出带有“全能主义”色彩的总体性政治，此时国家与农民之间存在高度紧密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使用压力型体制，并采取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方式，实现对基层组织的有效支配，同时向农村社会输入各类资源。但是，压力型体制的普遍使用也容易引发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这一阶段的研究普遍关注乡政村治模式的建构。农业税费改革后，国家不再以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管理为基本政策取向，而是积极建设面向“三农”的服务型政府，基层政权也从过去的“汲取型”转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第二，基于农民中心取向的研究。这类研究关注作为能动主体的农民对于国家权力与资源运作的行为回应，主要聚焦于农民工上访、征地抗争、移民搬迁抗争及各类边缘人群抗争等群体性利益冲突。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与起义的研究，提出了农民“日常的抗争”的概念，认为农民在遭遇常规冲突时会使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等“弱者的武器”来对抗村庄权威。中国的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以法抗争”“以理抗争”“气场理论”等针对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框架。基于农民中心取向的研究大多从微观层面解释国家与农民互动的逻辑，以“自利性”的政府为前提假设，认为税费改革、城镇化建设等政策都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而对农村进行的利用和整合，而村庄中的农民则是为争取利益而“被动”破坏制度生态的反抗群体。上述两种研究取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将国家与农民割裂为两个利益行动主体，将国家和农民类比成“权威 控制依附 抗争”的关系形态，很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内生价值取向。而且该分析范式是“工具理性”理论浸润下的中层模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各个主体之间决策和行动的预设前提。少数学者已然意识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阐释中国乡土社会时的掣肘，认为国家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结”，并试图理解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结机制。“联结”一词早期由特拉维斯赫胥在吸收迪尔凯姆有关社会团结的理论后所提出，他认为个人和社会形成持续互动的联结需要个人对社会价值的精神认同，同时个人要遵循社会意志的引导而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活动。贺雪峰通过对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研究，提出村庄中良好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村民之间的共同经历和互惠关系而建立的“村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联度对国家政策的落实、村庄秩序的维持具有重大作用。黄宗智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所创造的二元对立不能契合中国经验，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二元合一”的政治形态，在国家与社会之外的“第三领域”内，大量的民俗仪式、文学艺术等文化符号都表明国家和农民实质上是深度联结的，并且这种“联结”凝结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传统中，这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切入点。管窥有限的研究，我们发现以“联结”来理解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有助于弥补西方“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缺陷，从本源上凸显国家与农民之间“非工具性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呈现出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联结”的理解过于抽象，侧重于在理论层面对国家和农民的“联结”进行阐释，很少在现实的社会场景下具体地描述联结机制，缺乏对农民在国家主导的大型社会工程背景下和国家实现默契互动的观察，因此显得“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第二，研究将社会联结的成因归结为互惠互利的小农思维和建立在地缘、亲缘上的社会意志，忽视了国家意识形态与农民价值观念在文化本源上的契合。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认同上的社会关联才是持久而真实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确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前提在于全社会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意识，在共同价值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基础上协同合作，交互发展。易地搬迁工程的顺利完成植根于中国第 期郑娜娜，王晟聪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深厚的社会结构之中，有必要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历史路径中再次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探究在国家大型政治工程中国家与农民是如何实现行动同步、在多个维度发生社会联结的。要立足中国社会结构来讨论国家与农民关系，需要引入历史维度。若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包含在家国关系的讨论中。二、家国共同体：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契合（一）家国共同体的理论溯源 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繁衍千年而无法割舍的道德情结，也是家国共同体理论的精神核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人、家庭与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说文解字注云：“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大意是天子和诸侯是国的治理者，而士大夫是家的治理者，家和国具有相似的组织架构和政治功能。礼记大学阐述了家国共同体的实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论述指出了个人前途、家庭利益与国家命运一脉相承。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族是国家建构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要素。第一，中华文化中的亲族情感是家国共同体的伦理基础。爱国主义所推崇的核心内涵是将“忠”移植于家族文化中的“孝”。礼记祭统提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这种以孝悌为代表的私德与以爱国为代表的公德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缚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制度特征。第二，家和国之间稳定的互信互利机制是家国共同体发挥效能的内生基础。一方面，个体的发展依托于社会环境的稳定。“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卫国御敌乃吾族之责也”，将家和国类比为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国民在国家危急时挺身而出，自发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个人对国家自下而上的精神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治国如家”“爱民如子”等道德规训使国家治理者将国民视为家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将“仁”的伦理内涵从最本源的家庭情感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继而形成国家对国民自上而下的道德责任。这种互信互利呈现出一种家与国协同共进、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综上，萌生于先秦时期的家国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情感之上，并逐渐扩展到社会认同层面。从尊敬亲人到爱国如家，家国共同体意识通过一次次历史经验的反馈，推动了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作为一种文化烙印对中国人的族群心理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在思考农村发展和治理困境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建构本土化的理论范式，而对家国共同体的溯源既是一次通过历史传统的视角来观察当代农村社会的经验尝试，也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社会”经典框架的思维惯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路径。（二）家国共同体与当代执政理念的契合由上述历史溯源可知家与国之间有深刻的关联性，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家国共同体，主要指农民的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家庭富裕与国家富强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农民在心理上对家庭和国家联结的认同。自古以来国家治理中就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本思想，现已发展成“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周飞舟将这一关联总结为“家国一体”。家国一体更多强调的是国家与农民在情感上的融合，家国共同体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与农民在结构与行动上的一致性。这些传统的家国关系和家国情怀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虽历经千年，仍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基础。三、共同家园的营造：易地搬迁工程中的家国共同体易地搬迁工程作为国家主导的政治工程，是新时代实现全面小康征程的一场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多主体参与下的重大战役。易地搬迁工程也深刻体现了家国关系，国家要想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首先要使百姓能够脱贫致富、安居乐业，双方都以建设美好家园、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为了更深入理解国家与农民在易地搬迁工程中的联结机制，笔者自 年多次在贵州、陕西、云南等多个易地搬迁移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大量一手资料，保证了研究的在地性与可信度，并结合搬迁移民的多个案例探讨家国共同体在多种现实情境下的具象化展现，探明国家与农民的有机互动图景，并厘清隐藏在二者背后的联结逻辑与形塑机制（图）。易地搬迁工程包括政策宣传动员、移民搬迁上楼、移民家园重建等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本研究基于易地搬迁工程中政策互动阶段与社区重建阶段中的诸多案例，呈现在易地搬迁工程实施与后期扶持阶段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图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国家和农民的联结机制（一）政策互动中的家国共同体易地搬迁工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国家和农民在搬迁规划阶段的良性政策互动，易地搬迁工程的实施过程就是政策执行的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施政主体和施政客体间已存在持续、温和的互动，施政主体带着一定的意向去认识和改造施政客体，施政客体又不断向施政主体反映需求和施加反馈，公共政策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这种主客体间相互趋近的行动中实现的。在易地搬迁场域中，施政主体是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施政客体则包括地方组织、企业和搬迁农户等多个对象。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国家的“补齐短板”和农民的“对美好家园的向往”在政策意愿层面是互相契合的，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宣传过程中主客体之间都重点关注农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并以此扩散形成多样化的政策需求和工作导向。国家与农民相契合的政策意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研究结合，并从“补短板”的角度理解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将之视为国家发展的“底线任务”。年以来，国家以满足搬迁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摆在第 期郑娜娜，王晟聪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位置，统筹各项政策措施推进易地搬迁农户后续扶持工作。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对家的顾念。在传统农民的观念世界中，家不仅是提供食物、舒适、保护及老年照顾等具有物质和经济意义的房舍，更重要的是，家还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仪式上的意义。家庭在我国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激活社会活力的基础。家庭正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生长能力所在。农民观念中的“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根本价值动力。易地搬迁工程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远离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条件恶劣地区，迁入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居，构建新的生活空间与家园。“山上太不安全了，特别是下暴雨，生怕发洪水或有地质灾害。山上收成也不好，土地产量低，搬进新房子能促进家庭生计稳定。”（搬迁农户）“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走进城镇，体验一下多样化的市民生活。”（搬迁农户）“我家儿子还没房子娶 媳 妇，借 着 国 家 政 策 还 有 住 房 补 助 金，搬 进 新 房 就 可 以 找 媳 妇 了。”（搬 迁 农 户）“山上没有水电，饮水要走一个小时山路去挑水。”（搬迁农户）从访谈中得知，搬迁前他们遇到了诸多因基础设施不完善而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道路质量差、供电供水不足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农户搬迁的动力源于自身需求和利益。“对美好家园的向往”是激发农民搬迁意愿的首要内生动力。因此，国家“补齐短板”的意愿与农民“对家庭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深度契合的，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以家庭发展为侧重的政策制定从公共政策的益贫性看，只有将施政对象的切实需求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导向，公共政策才具备相应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易地搬迁想要达成因地制宜、精准安置的目标，就必须在政策制定阶段，包括搬迁意愿的收集、安置点的选择、配套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寻求搬迁农户的参与。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派出了大量的调研人员走进搬迁一线探访民情。从访谈中可以得知他们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孩子上学要走 个小时山路，不安全。”（搬迁农户）“山上没有路，农产品无法拉出去销售，看病、上学都不方便。”（搬迁农户）结合调研数据，农民对易地搬迁工程的关切主要包括可持续生计、日常生活、居住环境和政策激励等四个现实因素，具体如表 所示。表 农民对易地搬迁工程的关注因素关注因素具体内容关注度排名可持续生计社会保障、就业安置、家庭收入、家庭生活成本等日常生活邻里关系、子女入学、家庭成员结婚、家庭成员就医等居住环境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政策激励搬迁补贴、安置措施、后扶贫阶段措施等注：根据实地调研的访谈资料整理得出。易地搬迁工程实施初期，农民既有对搬迁补助金、生活环境改善和就业安置的期待，也有对高生活成本、社区融入困难等问题的忧虑，这些现实因素都体现出农民对于“家庭发展”这个共性问题的关切。为有效回应上述关切，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在制定时就把建档立卡搬迁户的脱贫工作贯穿于安置点规划选址、搬迁安置、后续发展全过程，依据不同安置方式，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就业创业服务及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等后续扶持手段，确保搬迁农户实现稳定脱贫。从政策文本看，易地搬迁的政策文件有效回应了农民的切实需求，以户为单位来建立社区贫困监测与帮扶机制，同时将农民的家庭发展作为政策制定的侧重点。从基层行政看，考虑到搬迁农户的家庭发展需求，在政策实践上通过资金支持、安置空间分配等多种方式向“家庭营造”的政策目标倾斜，同时对脱贫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的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助力其发展产业、参与就业。国家作为“大家”，需要照顾好众多“小家”，保证小家能够安居乐业、脱贫致富，避免出现无家可归和居无安稳的人，才能实现“大家”的稳固与繁荣昌盛。“一家都不能少”的政策动员政策动员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动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发动公众参与政策行动的过程。有效的政策动员能起到促进公共参与、整合社会舆论、改善社会心理以及维持政策稳定实施等功能。对于易地搬迁工程来说，相关政策的宣传除了让农民快速、准确地领会政府的行政目标、方式和意图，还体现国家对农民家庭的关怀，以缓解作为个体的农民对“搬迁安置融入”这一复杂政策过程的自发性焦虑，同时激发农民主动参与易地搬迁工程的意愿。调研发现，以家国情怀为导向的宣传标语成为社区空间的显著政治符号。移民社区中有很多政策宣传横幅如“扶贫开发，利国利家”“搬新家、为大家、利国家”“国家政策送到家，建设祖国靠大家”等，这些标语内容凸显国家和农民的深度联结，国家的建设需要每一个家庭的支持，国家的富强也会促进农民家庭的发展。在政策动员手段的选择上，我们发现以家庭为单位自下而上的柔性动员逐渐取代自上而下的干预式动员。柔性动员通过情感调适等相对温和的方式，影响目标群体的内在动机激发其行为选择，形成政府和农民的情感共意。山区农民了解移民搬迁政策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乡村干部以及驻村工作队以家庭为单位的宣讲。例如陕西等地则采用干部入户宣传、开展家庭说事会、设立家庭广播、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使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和政府开展信息沟通，了解易地搬迁政策的深层含义和享受的各项福利政策。农民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在集中学习结束后返回家庭的日常生活领域进行自觉的政策宣传：“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咱家不能拖国家后腿。”（搬迁农户）“我们家的人能为国家做点事，应当感到光荣。”（搬迁农户）这类政策话语宣传、政策动员手段和农民积极的参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家与农民的有效联结。（二）移民社区重建中的家国共同体在移民工程的实施与后期扶持阶段，农民的家与国天然地融合为一体，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具有实质内涵的家国共同体。在易地搬迁的背景下，家国共同体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农民以家为单位和国家相互嵌入、相互联结，而农民参与国家工程的行为既可以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帮扶的视角来观察，也可以从自下而上的农民集体行动的角度来认识。以家户为单位的国家帮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易地搬迁农户脱贫致富的制度保障。在搬迁过程中，国家通过派遣党政干部驻村帮扶、吸引社会力量支持农户建设等手段，将政策关怀和行政支持直接传达到家庭之中。驻村工作队是易地搬迁政策的重要实践者，他们代表国家的身份，在搬迁一线监督易地搬迁安置点的选址及建设，动员农民上楼，协助农民分配新房等，提高搬迁工程的工作效率和实现公平分配，整合各方力量参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构建长效减贫机制。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驻村干部以户为单位走访搬迁农户，与农民拉家常、话发展，共同劳动，甚至不惜自发出钱出力帮农民添置家具和帮忙搬家。“我们县一级的所有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效益好的企业都要对接帮扶一个村子，对接帮扶人员负责将你承包的搬迁户脱贫，并且想办法让他按时搬迁入住，解决一些后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驻村干部）这些举动让搬迁农户感到由衷的亲切与信服，亲情化的帮扶关系进一步指向了农民日常生活背后的伦理秩序。驻村干部承载着政府的多种资源，并向社会各界争取资源，有的干部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知识能力等为村庄链接资源，满足村庄需求。同时，驻村干部作为外生力量的嵌入激发了村民内生动力与村第 期郑娜娜，王晟聪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贵州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百问百答易地扶贫搬迁应知应会制作成“口袋书”发放给每个搬迁农户。庄内部发展活力，实现从外援帮扶到内生发力的可持续发展。驻村干部作为嵌入村庄的外援力量，与基层干部、搬迁农户等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实现了国家与搬迁农户的对接。东西部对接帮扶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东西部帮扶不仅为西部地区注入资金与资源，也提高了西部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与内生动力，激发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贵州省积极推进全国工商联定点帮扶，政府通过资金扶持、土地流转、基地建设、购买服务等方面给予企业或社会组织支持，将社会力量灵活开放的扶贫方式与刚性的政府制度化扶贫相结合，形成对农户的扶贫合力。不管是干部驻村帮扶、东西部对接帮扶还是整合社会力量帮扶，都从移民安居、产业发展、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各方面对移民进行细致入微的帮扶，体现了国家对移民的深厚情感。特别是搬迁的老年人、留守妇女、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劳动能力弱、返贫风险大，国家给予他们重点帮扶，这些群体是检验扶贫效果和脱贫稳定性的标志。比如陕西省针对老年移民开展多种养老保障，对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三无”老年移民进行养老院集中供养和政策兜底保障；对文化程度较低、有一定农耕技术的老年人提供附近农业园区务工岗位；对有一定文化素质、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老年移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就业或社区工厂务工；同时一些移民社区也建设了不同类型的互助幸福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为老年移民提供生活照料和养老支持，完善移民社会化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针对一些老年农民的恋土情结，一些移民安置点建立了乡愁博物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原居住地的生产生活器具和故事，为有思乡情结的老年移民缓解乡愁。以家户为基础的农民集体行动移民搬迁后的基本生计和后续发展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是衡量易地搬迁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尺。无论是波普金所强调的“理性小农”，还是斯科特所指出的“道义经济”，都在强调农民有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行为方式的能力。而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在面对移民搬迁时，他们往往以家户而非个人的形式主动参与易地搬迁工程，农民以家户作为主要生计单位的乡土特征，同样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承认。在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阶段，国家积极出台了 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措施，着力加强安置区产业培育与就业帮扶，从职业技能培训、创业、设立扶贫公益性岗位等方面为搬迁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政策支持。为确保搬迁群众有稳定的生计来源和相应的后续发展能力，各地政府想方设法地促进移民就业增收、社区融入，构建城乡联动、工农互补的发展机制，积极应对移民搬迁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搬迁后，国家继续完善迁出地的基础设施和推进扶贫开发（除整村搬迁村落外），为搬迁群众使用原住地的农业资源奠定基础。同时，在安置地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增加移民非农就业机会，实现生计资源的增加，降低移民生计风险。比如贵州省启动迁出地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块地”改革，盘活农村资源存量，吸引资本下乡发展特色农业，建成“”（即政府经营主体村集体 贫困户 搬迁农户等 个主体）运营模式，建立政府、企业、村集体、搬迁户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的多方联动工作机制，构建搬迁人口多元生计模式。陕西根据江苏企业用工需求和产业发展导向，结合雨露计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项目，建立移民就业培训基地，将陕西剩余农村劳动力输送到江苏省务工。同时为了给无法离乡、无力脱贫的移民贫困劳动力提供一个就业平台，解决农村大量留守妇女的尴尬现状，苏陕对接项目通过引进江苏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到陕西移民社区投资建厂，引导移民就近就业，促进移民搬迁后续发展。国家政策和帮扶力量既触动了农民参与易地搬迁工程的内生动力，也激发农民对家庭发展的向往，而农民在搬出大山、落地安置和后续发展的过程中，都呈现出以家户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特征。贵州实行“党建居民自治积分”模式，以户为单位对搬迁农户进行评先表模，这也激励了搬迁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创业就业、社区活动、文明卫生、移风易俗、家风家教等活动，以积分形式获取奖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 移民社区中家国文化的培育文化是建设不同搬迁社区居民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是涵养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沃土。农民从村庄散居的形式过渡到集中上楼居住的方式是一种社会性脱域，其社会交往范围从熟人社会的地域性关系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由多个小熟人社会聚居而成的半熟人社会，面临一系列的不适应，可能会引起空间转型风险。因此，国家尤其注重安置社区文化的营造，并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温和地植入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安置社区的公共文化角隐藏着符号化嵌入意识形态的治理权术。公共文化角以“构建和谐小区”为核心，通过标语、展板、挂图、彩绘等方式向人们展示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孝老爱亲、婚育文化等文化内容。此外，社区会有意识地组织和开展以培育居民家国文化为导向的社区文化活动。“我们社区开展孝老爱亲、勤劳致富和爱国奉献等评选活动，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提高乡风文明建设及弘扬传统美德的积极性。”（贵州织金县惠民社区主任）通过这些活动的持续开展，社区内形成了崇尚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国家公德的社区文化，加强移民集体认同感和社区意识，也有助于重建人们之间的相互支持网络和培养对国家的强情感关联。比如贵州部分移民社区在居民家中的公共空间张贴原住地和安置社区的对比照片，让居民能自觉、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国家的关怀。陕南山区在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组织秧歌队、戏班等进入搬迁社区，着重选取杨家将燕翼堂等爱国主义经典曲目进行演绎，以历史故事为载体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植入农民的意识形态，营造爱国爱家的浓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强化移民的社区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同时全国各地不断创新移民社区治理模式，培养社区共同体意识，促进搬迁群众更好融入移民社区，如陕西省岚皋县的“党建红色引领、两业金色增收、三方协同橙色管理、绿色服务”的“睦邻之家”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发展模式、汉阴县的“一个支部统领、三大载体支撑、八个中心服务”的“”后续扶持发展模式等，尽管不同地区有不同做法，但都是为了实现搬迁群众的身份融入、情感融入、文化融入、习惯融入、社会融入等，提升搬迁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移民家庭教育中的家国叙事家庭是农民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人口生育、经济互动、情感交流和休闲娱乐等传统功能，也是实现社会化教育的场所。现代国家致力于将家庭打造成适合工业化和市场化制度的“社会单位”，并将其纳入公共教育的总体规划。在农民迁入城镇后，家庭教育在国家指导和城市市场秩序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显著变化：其一，公共性和现代性元素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性。传统农民的家庭教育是以差序格局中的“私”为核心，浸润着私人关系、乡土伦理和资源特权等元素，培养出的家庭成员只能在特定的场域下获得生活上的舒适感，却很难融入现代社会体系。在后搬迁时代，地方政府通过委派家庭教育专家现场指导、聘请社会工作者扎根社区、发放家庭现代教育手册等手段介入农民的家庭教育场域，在提高农民对公共关系、现代规则认识的同时将农民的家庭教育纳入社会化教育体系。其二，家风塑造中集体记忆的参与。家风是一个家庭通过代际教育而传袭下来的体现家庭成员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和价值认同的文化形态。传统家风中的家国情怀大多寄存于家族代际传承下来的叙事史诗、英雄传说等载体，其教化功能随着代际的传播而呈现出边际递减的效应。调研发现，参与易地搬迁的农民对于家国情怀的认知更为真切、实在，这源自国家对其帮扶的亲历学习。亲历学习是指个体作为集体事件发生的当事人，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通过实践而引起的心理变化过程，是一种可触可感、可理解、可实践的全身心感悟。参与易地搬迁全过程的农民将真实的集体记忆嵌入故事、书画、民歌，贵州织金县惠民社区拍摄“搬出大山 未来可期”纪录片，讲述搬迁对象陈正明一家从大山深处搬迁到县城的感人故事，被新华网贵州频道进行播报宣传，在搬迁对象中引起共鸣。“纪录片也可以让子孙后代看到我们曾经的生活状态，有今天的好生活也是国家对我们的第 期郑娜娜，王晟聪家国共同体：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机制恩情，让后代子孙感知到自己家庭的迁移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搬迁农民）“我业余时间喜欢作画，墙上挂着的画是我参与搬迁时的所见场景。我也想通过这种形式让下一代看看我们和国家共同经历的峥嵘岁月。”（搬迁农户）这类作品大多将自己家庭的“小历史”置入国家的“大历史”进行考察和创作，因此作品具备浓厚的家国情结。更可贵的是，家庭教育中的国家在场并不是国家干预下的机械植入，而是来自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觉建构与价值凝聚。四、“安家兴国”：家国共同体意识的双向建构在斐迪南滕尼斯看来，共同意识在维持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共同体的核心所在。在易地搬迁工程中，农民的家与国天然地连为一体，形成家国共同体。这一实质内涵在于安家兴国的共同意识，这一共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并非单纯的自下而上的意识攀缘，或是自上而下的意识灌输，而是国家与农民双向建构的过程。（一）兴国必先安家：国家自上而下的意识建构国家坚持“以民为本”，无论是传统社会的“民本”“仁政”等治国理念，还是新时代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美好生活”的核心价值，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情理并重的治理取向，蕴含了国家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在易地搬迁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国家以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规范、充分的财政支持等保障搬迁农户的安居乐业，无论是安置点地址选择、建房补助还是动员搬迁，国家都慎重考虑了移民的困难与需求。当强势的国家面对弱势的农民群体时，总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彼此的联结，而非单纯地与民争利、圈地而治，抑或是通过强势行政手段来彻底改造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形成资本的发展沃土。此外，国家代理人的情感融入也是自上而下建构安家兴国意识的基础性保证。国家代理人既是国家政策的传递者和执行者，也是基层民众的父母官，他们更能尊重并适应充满非正式治理实践的乡土社会、人情社会，更具有亲民性。就对接帮扶而言，不管是国家力量以驻村干部的方式渗透基层，还是东西部对接帮扶，始终都是以搬迁农户安居乐业、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农民始终是帮扶的对象，特别是针对搬迁农户中的弱势群体，国家代理人更是给予积极关照与支持。在工作过程中，联村干部和驻村干部需要将行政体系的科层化交流方式转化为更具有乡土温情的互动，以情感交往融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唤起民众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回应。同时，国家积极引入大量企业、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提供资金资源支持，或直接成为就业创业、产业扶贫等项目的行动主体，为搬迁农户的产业发展、社区融入等各方面进行帮扶与服务，这也是新时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在农户看来，国家深入家庭的情感互动是国家对自己家庭发展的重要关怀，理应给予更广阔的情感表达及回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及其代理人与搬迁农户更为坚固的社会联结。（二）家安方能国兴：农民自下而上的意识建构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遵循伦理本位的逻辑，中国人是以家庭本位生产生活的。农户首先建设好自己的小家，才能推己及人以贡献大家。搬迁农户及其所在的家庭是易地搬迁工程的行动主体，也是家国共同体的实践根基。移民在搬迁过程中也是在国家政策与自身利益之间进行了多重较量与理性思考，他们也是深刻感受到国家的温情与关照，比如说驻村干部和基层干部走村入户宣传政策、动员搬迁以及后续产业扶持，搬迁农户都深刻感受到国家的恩惠，在农户看来，国家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现在国家的领导干部能亲自来到我家里关心我、帮助我，通过这样的情感互动，搬迁农户更深切感受国家的关怀与照顾，并给予更广阔的情感表达及回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及其代理人与搬迁农户更为坚固的社会联结。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一，农民无论是否婚娶，有无子嗣，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和国家实现有序互动，并最终加入集体行动的队列，在搬迁结束后农民也是以“户”为单位在空间上融入安置社区；第二，维护家庭利益、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是农民参与易地搬迁的本原性动力；第三，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治理活动，构成了后扶贫阶段社区治理的主基调，在无形中保障了安置社区的稳定和发展；第四，国家及其代理人也都是进入家庭空间内开展政策动员、搬迁帮扶等各项工作的。同时“依法加强家风建设”“发挥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政策话语表明家已然具有双层政治属性，家既是农民行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综上，在易地搬迁的场域中，国家和农民所有的互动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移民积极建设小家深刻体现了他们对国家易地搬迁政策的积极配合，这充分说明农民明白家不仅是个人的家，家还是最小的国，有家才有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才体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复兴。无论从易地搬迁政策动员、移民搬迁过程，还是后续发展帮扶、社区融入与治理，国家与农民的社会联结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或者说是家提供了国家与搬迁农户联结的通道，即国家以助民富民为目标，依循农民的自主发展意愿制定了以农民家庭发展为重点的相关政策，满足搬迁农户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搬迁农户受到的帮扶来自国家政策或者其具象化的行动代理，因此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主动追求就是对国家帮扶的回应，从而构成家国共同体，呈现出安家兴国的共同意识。五、共同富裕：家国共同体的价值延伸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家是最小的社会单元，也是构成国的载体。易地搬迁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我国家国共同体呈现的点睛之笔。易地搬迁工程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搬迁农户稳定脱贫、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易地搬迁不仅是关涉时空变换，同时也是文化置换、经济转型、组织嬗变并存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渗透、自下而上集中为特点的建构逻辑，体现了国家与搬迁农户的联结与互动。国家与农民通过国家政策、国家代理人、组织力量、家庭个人等多个情感支持要素进行社会联结，但联结还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国家大量资金资源的下乡帮扶，容易使民众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如何将外援帮扶力量转化为移民社区内生驱动力，是促使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防范移民返贫的重要途径。另外在组织力量层面，大多是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发挥积极作用，而具有公益性、专业性济贫帮困的社会工作机构等专业力量远远不足，尤其是西部深度贫困山区，基本没有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介入，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挖掘人的潜能、链接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提高搬迁农户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促进后搬迁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如何推动易地搬迁农户持续减贫、防范返贫，将是后搬迁时代建设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更需要国家与搬迁农户的共同努力。国家以更温情的方式融入搬迁农户的日常生活，贯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使搬迁农户强化国家认同，构建国家权力的情感与社会基础。搬迁农户则深切感受国家的温情，通过努力奋斗积极建设自己的小家，也是对国家的情感表达及回应，实现国家总体性话语与民众更为坚固的社会联结。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关注国家行政力量的规范性与情感性，打造服务型的乡村基层队伍，提高国家政策“最后一公里”执行效用；另一方面，塑造文明乡风，将乡村文化与道德理念作为柔性治理手段嵌入移民社区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激活搬迁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挖掘其资源禀赋与可行能力，帮助其自强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