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以陕西西安冯村为例.pdf

青年发展论坛2023.5摘要 在追求美好生活，进行消费升级过程中，青年群体消费出现新的特征。引入家庭分析视角，对农村青年消费转型现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中两代青年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当下青年一代消费结构以享受型和发展型为主，消费导向则为享受当下，意外余钱。农村青年消费转型源于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城市化转向，是家庭成员在此目标下的策略调适，“一家两制”的家庭权力结构与生活方式为青年转型的消费实践提供权力空间和物质基础，但以青年消费转型为表征的子代家庭城市化再生产也极易导致农民家庭陷入再生产危机。为此，需要正视青年消费现象，重塑家庭价值与伦理，发挥消费转型的正向作用。关 键 词 青年消费；消费转型；家庭再生产；家庭伦理；代际合力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居住渐进城镇化方式研究”（19BSH037）作者简介 罗茜，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消费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而伴随着消费升级，社会也产生了许多不良消费现象。早在2019年澎湃新闻就报道过青年群体因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导致年纪轻轻、早早背上债务负担成为“负翁”现象。1随着青年一代逐渐在我国人口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也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消费主力。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年轻消费者在奢侈品、旅游、餐饮等娱乐消费中消费力惊人2，而消费火热的背后是年轻人的普遍负债。2021年中银消费金融联合时代数据推出当代青年消费报告显示，全国有1.75亿90后，其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86.6%的90后都接触过信贷产品。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信贷产品使用普遍，但超过一半使用者仅将其作为支付工具，如果扣除这部分使用者，年轻人的实质债务收入比为12.52%，且仅有3.6%的人产生经常逾期和以贷还贷现象4，这表明大多数青年消费仍在可控范围。青年消费所展现出来的冲动与理性并存的复杂性，及其引发的隐形贫困、裸贷等问题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作为青年群体重要组成部分，卷入城市化浪潮的农村青年消费如何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既有研究对青年消费现象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和分析，主要包括青年消费的特征、原因和影响等方面。首先，青年消费总体特征是追求品质消费、体验消费，缺乏消费计划，盲目超前消费5。在消费对象上，符号消费现象明显，消费需求层次明显提升，如追求时尚6和精致7，追求奢侈品消费8等，并且出现从物质消费向文化消费的转变9，符号消费所涵盖和涉及的领域扩大。情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以陕西西安冯村为例罗茜第 33 卷第 5 期2023 年 9 月Vol.33，No.5Sep.2023YOUTH DEVELOPMENT FORUM-42感消费行为也不断显现，最直接表现为当下流行的盲盒消费10和宠物消费11。在消费结构上，消费三层次结构理论将消费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有学者通过多项数据比较得出目前青年群体更加追求享受型消费，该层次消费在青年群体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12。在消费方式上，互联网消费成为消费的重要方式，网络不仅成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成为青年线上购物和支付的重要平台。青年群体已经成为网络消费和电子消费的主力军13。同时也催生出借贷消费和冲动消费14等现象，导致消费风险。其次，关于上述多元复杂消费现象成因，学者们主要从消费心理和消费环境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消费心理来看，一些学者认为青年消费心理表现出既追求个性又从众的双重特征15，正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对个性化消费的追求，促成符号消费现象出现。商品所蕴含的符号意义成为青年展示自身个性的方式16，也成为个体自我满足和实现快乐的方式17。对自我个性的追求和认识也使青年群体寻求加入圈子获得群体归属感18，这种从众消费本质上是圈层化的清醒从众。也有学者指出急剧的社会流动带来地位恐慌，个体需要借助消费显示社会身份，建立社会区隔以获得身份认同19。还有学者敏锐发现青年群体作为人口流动的主力军，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弱化带来情感缺失使他们产生孤独感20，进而催生出“寓情于物”的情感满足方式21。从消费环境来看，经济发展、网络技术进步22和金融市场发达23等构成主要影响力量。一是经济发展为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不仅提升了人民收入水平，而且也提升了商品供给能力。二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放大了传媒的示范效应，激发和诱导出青年消费需求；线上购物的便捷性提升购物体验、弱化消费感知力，增加了消费的可及性。支付过程的便捷性也降低了青年财富转移的审慎性。三是金融市场的发达一方面使青年消费能力因借贷提升，另一方面借贷的便捷程度也增强了青年借贷消费的随意性。最后，基于青年消费现象的分析，多数学者都指出尽管青年消费能够拉动经济发展，但是当前青年消费行为更多被消费主义所绑架24，容易加重个体心理焦虑，异化世俗消费，增加金融风险等25。除青年消费整体性分析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农村青年消费这一类别，但大都聚焦于结婚、买房买车等节点性事件，指出这些事件消费升级主要源于村内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竞争。如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使得婚嫁仪式从礼仪性转向展示性消费，婚礼成为农民家庭消费攀比对象，以显示自身身份和地位26。汽车消费也同样展现了清晰的社会分层，并导致了农村青年汽车消费的过度伸张27。既有研究极大丰富了有关青年消费的认识，但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之处。首先，关于青年群体消费的讨论背后大多暗含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分析结构，即青年作为个人，直接与社会互动并受社会变迁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社会变迁更多通过家庭传导至个体而非直接影响个体。个人包括消费在内的行为都受家庭影响，因为个人总是处于家庭之中且作为家庭成员行动，或多或少内化为成家和养家的家庭责任。因此，对青年消费的分析和讨论应该纳入家庭视角，将个体还原为家庭成员，探究家庭在社会变迁影响下如何传导给家庭成员从而影响他们的消费实践，进而更具体深刻地认识青年消费转型的性质及意义。其次，青年群体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相同，但个人成长境遇不同，尽管城乡青年消费行为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但已有研究表明过往经历的主观感受对个体消费惯习有影响28，因此同一时代的青年群体消费仍然会因城乡经济水平产生差异，这表明有关农村青年的消费研究需要专门展开。但既有研究对农村青年群体消费关注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也聚焦典型消费，缺乏对日常生活消费的关注。因此，本文以陕西西安冯村为例，试图在借鉴既有研究基础上，一是通过代际对比呈现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内容，二是从家庭视角出发，分析农村青年消费转型何以可能及其对家庭的影响，从而丰富青年群体消费研究。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43青年发展论坛2023.5二、村庄青年消费特征与转型实践（一）田野介绍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2021年7月笔者在陕西省西安市冯村进行的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不同年龄段、性别和职业的普通村民。重点关注和了解当地年轻人及其父辈的消费行为，以及当地的产业结构、家计模式、城镇化水平、婚姻和养老情况、家庭关系等，形成了关于村庄较为完整的认识。冯村位于西安市东北部，距离西安市60公里，距县城20多公里，县道和乡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全村共有467户，1866人，6个村民小组。村庄耕地面积为2317亩，人均1.2亩左右，并形成了“甜瓜、相枣、樱桃、羊乳”四大主导产业。其中甜瓜种植面积占到1800亩，樱桃种植面积为650亩，古相枣林位于河滩荒地大约为500亩（未计入耕地面积）。村庄产业经村委会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逐渐朝专业化、规范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整体势头较好。通过“咨询估算”和“抽样调查”所获数据，发现当地家庭经济分化程度较低，多采取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模式，中老年父母在家务瓜和闲时打零工，年轻人在外务工。年收入集中在10万元上下，这部分农户占到全村75%以上，家庭年收入超过15万元者大多为村内的种瓜大户（多是温室大棚种植户，有资金门槛）和工厂老板，主要是围绕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起来的纸箱厂、织罐厂和羊乳厂等，这类家庭数量在村内只占5%。另有15%的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元，这类家庭一般是困难户或家庭劳动力不足。冯村城市化程度较高，尤其近四、五年进城买房成为结婚刚性条件，城里买房比例达到70%以上。绝大多数住房都是父母为年轻人成婚而购买，每月都需要还房贷。（二）农村青年消费转型下的代际差异当前青年群体消费表现出新特征，代际之间差异明显。代际差异一般而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属于个人特征且与生命周期高度相关联的年龄层差异；二是属于群体特征且与生命历程高度关联的世代效应29。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消费与年龄结构之间呈现出“驼峰”形态，个体年龄差异对个人消费选择产生影响，形成消费的年龄效应。但同时，个体消费也受到国家消费政策和制度变迁影响。同一时代出生的人因为经历相同的社会变迁容易出现相似的行为反应，从而在消费行为上印上时代烙印。30因此，通过从历时段上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青年时期，控制住个人年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使消费的代际差异主要呈现时代变迁影响，便于我们更好厘清青年消费代际差异的发生机制及影响。为便于分析，本文依据田野经验将两代人分别界定为以65后、70后为代表的上一代青年（父代）和以90后、95后为代表的当前一代青年（子代）。1.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按照消费需求，可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以65后、70后为代表的父代，其消费更加偏重生存型，或带有发展型色彩。这代人有外出务工经历，婚前外出务工时也有过一段自我享受消费时期，但婚后基本都会转变和收敛，努力为家庭再生产做考虑，消费品以家庭必需品为主，能省则省，尽量多攒钱养活家庭，将家庭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案例1.张涛，快50岁，当了8年小组长，在家种了十多亩甜瓜。2000年左右在沿海工作，当时未婚，计件工资，工资很高，住单位，只有晚饭需要自己解决，但到月底也都没钱。当时也没有存钱想法，有多少花多少，不受约束，早退晚到，挣到差不多的钱就不干了。后来结了婚，媳妇管得也严厉，回家务瓜后就开始辛苦存钱盖房子了，也就慢慢省钱攒钱，不乱花了。相比父辈，当代年轻人消费显得更为随性和洒脱，追求生活质量和未来更好发展。家庭消-44费结构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发展型集中表现在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幼儿园时期每年花费1万多，从小学开始补课，每年补课费大几千。除学业能力培养，孩子特长发展也不落下。为孩子设计各种成长计划，报名兴趣班。享受型则表现在日常消费对品质的重视，不仅小孩的日用品到专门的母婴店购买，对自己也舍得花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享受型消费并非无理性消费，而是秉持“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原则。访谈中当地婚庆司仪告诉我们在婚礼筹划上，年轻人对几毛钱一张的“喜”字和对联斤斤计较，只贴必要数量，婚庆记录的机位和接亲的车队都被压缩，因为年轻人认为省下这些不实用的开销买台更好用的空调更实在。相比起上一代人，青年认为只有自己过好了才能谈得上让家庭过得好，如果自己都过得不好，也就谈不上让家庭过得好。在当代年轻人心中，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个体本位开始凸显。2.消费导向从主动攒钱转向意外余钱老一代人消费观总体呈“重储蓄，轻消费”特点，早早开始规划开支项目，通过规划为未来生活尽可能提供保障。日常消费极少借钱，并认为这是不会过日子、没本事的丢人行为。只有在遇到大事，如结婚、住院时才会借钱。当代年轻人消费突出特点在于高消费，攒不下钱。消费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当地年轻人每隔2、3天就去吃一次夜宵和烧烤满足社交和娱乐需求，一次花费一百多元，而老一辈人就会认为我不去吃一个月就能省下一千元。不同收入之间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和习惯趋同，工资收入较高的年轻人能够承担起消费支出，工资收入一般的年轻人则借钱消费，包括采取网上信贷，父母资助以及向朋友借钱等方式。被访谈的年轻人基本都使用过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信贷工具，并认为“在这上面周转借钱很方便”。村里老年人对年轻人评价是“吃了今儿不顾明儿”“攒不下钱”。案例2.冯研，30岁，自我评价每月收入12万元不够花。他和妻子、岳父母、父母以及3岁的女儿一起居住。家里车有3辆，娃每月饮食花费2千，老婆每月收入60007000元，只够自己用。自己平时也不会专门计算开支，很多钱都是无形中就不见了。因而说自己不是攒钱，而是余下多少是多少。表1农村青年消费转型下的代际差异子代父代消费结构发展型与享受型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观念个体本位家庭本位消费能力透支未来量入为出消费导向意外余钱主动攒钱结合上述代际消费差异的呈现内容绘制表1，以更加清晰呈现当代农村青年消费的转型内容。从消费结构看，父代青年时期以生存和发展型为主，并且优先保生存，没有太多消费选择空间；作为子代的青年则以发展和享受型为主，追求家庭生活品质。从消费观念看，父代青年时期以家庭为本，并为此约束个体消费欲望；作为子代的青年则开始展现个体欲望和追求，家庭成员身份不再意味着行为全部服从于家庭。从消费能力看，父代青年时期量入为出，消费有计划且节省，体现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作为子代的青年消费行为时常超出个人能力，且对家庭支持有依赖。从消费导向看，父代青年时期主动为将来积攒资源，注重家庭的稳定持续；作为子代的青年则更加享受当下，注重家庭的生活品质。（三）农村青年消费转型的代际差异与家庭城市化发展目标青年消费代际差异所表现出的转型内容反映着时代变迁，青年消费方式和对象的变化更是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体现。父代收入来源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年轻时大多婚前外出务工，婚后回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或是其他非正规就业。农业生产时期生产力水平有限、农业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因此需要提前对家庭开支做规划，消费的计划性与选择性特点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45青年发展论坛2023.5显著。相反，作为子代的青年成年后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务工获取收入为主，工业生产时期生产方式规则，收入固定且稳定，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进一步降低青年生活风险。这些社会层面的变迁改变了子代收支规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生存到发展，从够用到享受，是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是家庭的发展变化。父代的收支规划围绕家庭展开，子代消费同样考虑家庭整体。首先子代消费项目并不盲目，重在选择高质量实用产品以提升生活品质，正如年轻人对待婚庆装饰与空调等商品的消费态度差异。其次子代消费仍然包含家庭整体，出现个体与家庭并重趋势，而非个体性消费。尤其是当地年轻人生育之后儿童教养开支构成家庭总开支主要部分，生活品质的改善也是全家共享，青年个体吃穿用度虽有提升，却也排在家庭考量之后。访谈中多数青年计算开支时都将子代抚育和家庭日常开支列为刚需，余钱才考虑自我额外享受。事实上，当前农村青年所表现出的高消费、享受型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本质上是他们作为家庭成员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实现新的家庭目标而做出的家庭理性选择。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城乡差异逐渐拉大，城市便捷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且充满梯度的就业结构与机会、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等等都吸引着年轻人。青年越来越希望在城市完成家庭再生产。婚姻成为推动家庭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助力，尤其是年轻女性凭借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将自我发展主义与农民传宗接代任务相绑定，推动城市化成为家庭发展目标。面对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家庭成员的行动目标和方式发生相应转变。城市化是居住空间、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城市化，在城市居住的年轻人借助消费构建身份认同、主动获取身份归属31，并通过对子代的抚育投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尽力实现家庭的完全城市化。换言之，在商品化时代，消费与生活紧密相嵌并成为过日子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青年消费转型不只是依随时代整体发展产生的被动变化，更是源于家庭转型下的主动调适。三、一家两制与青年消费转型实现基于城市生活追求而形成的当代农村青年消费行为，实际上是以青年为代表的农村家庭成员，在应对家庭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转变时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并非纯粹的个体经济行为。吕德文将转型时期的家庭特征概括为“一家两制”，指在一个家庭内部存在两套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显现出来。32而除了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差异，家庭的当家权和财产核算单位当前也在转型并相互独立，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各自形成核心家庭。因而本文所指的“一家两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包括家庭权力结构变迁，正是家庭在当前的转变推动农村青年消费呈现消费升级却又理性的复杂特征。对青年消费转型分析从消费实践的实施和维系两个维度展开。（一）家庭权力独立提供消费转型实施条件消费是对家庭财产配置方式和方向的选择与确定。财产、人口和礼义是家庭构成最基本要素。33财产的使用要合乎礼义，使用者和使用规则都有相应规定。传统农民家庭的财产权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家业产权，而非现代私有产权，具有共享性、不可转移性，建立在父系血缘基础上，通过父子继替和兄弟分割实现对家产的占有及共享，并维系祖业产权在家族延续中永恒传承。34这意味着财产在纵向的父子关系间传承和流动，每一位当家人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力都来源于其伦理身份，并且用于与家庭再生产相关的公共事务，并不存在私有财产。以父代权威为统合力量的同居共财合爨大家庭，是唯一且单独的财产核算单元。父代作为家长，围绕家庭再生产安排家庭事务、家庭分工、参与社会交往等事项，对家庭财产资源和劳动力充分行使当家权。借助家庭成员合力，传统家庭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农-46业剩余以完成家庭传宗接代的再生产目标。象征子代从父代家庭独立的分家仪式也以父代为主导，往往采取一次性分家形式，以最大化发挥家庭合力。为此，财产权所附着的“家产之灵”进一步限制了家庭成员的个体性消费行为。换言之，传统时期家庭权力的等级结构限制家庭成员个体导向行动发生，年轻人缺乏消费权力和自主性。工业化和现代化打破了传统时期家庭权力结构的等级制并使其平权化，子代家庭获得了当家权，尤其是经济支配权，青年拥有了消费权力和能力。随着子代在家庭经济收入和文化传承模式中占据优势地位，逐渐掌握家庭话语权且追求独立，分家形式发生变动。结一个分一个成为当前惯例，即使是独生子，也与父代形成“不分家的分家”，或者子代进城后“不分而分”。家庭分成两个核心家庭，并且两代人各自财务自主、身份独立。35作为子代核心家庭的当家人，青年有权对家庭各项事务进行安排，并展现自我城市化的价值追求和意志。其中，消费作为重要标志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衣食住行、大件开支以及子代养育等。青年的务工收入计入子代核心家庭的财产核算单元，自主保管经济支配权为青年提供了将消费意愿转化为行动的物质基础。当家权与经济支配权的获得使青年有权力和能力实施消费实践。（二）代际合力增强青年城市化消费可持续性1.代际合力实现动力及基础当地青年收支形成较大张力。一方面消费升级带来经济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恰当的消费层次和水平又是融入城市、实现城市化的必要手段。工作不仅是收入方式，更是城市融入的途径，职业成为评判从业者城市化高低和稳定程度的外在指标。当地青年多为大专毕业，部分初中毕业后便外出务工和闯荡，工作地点基本在区级，只有极少数跨省务工。受限于学历层次，当地年轻人难以从事稳定体面的白领工作，自主创业以及自由职业成为当地男性的主要选择，如开顺风车、跑销售等，月工资普遍在40005000元。女性集中在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如服装厂、饭店、理发店等，月工资大致是30004000元。并且青年们工作变动频率高，追求舒服和自由，频繁变动限制了其升职加薪空间与机会。当地80后、90后家庭正常生活运转每月至少要60007000元，包括房贷2千，车贷20003000元，家庭日常开支至少2千，娃的开支以及因带娃无法外出工作的沉没成本等还未计算入内。收支一对比便会发现青年家庭入不敷出，存在透支消费。尽管当地青年普遍使用信贷产品，但其中还包括将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的使用者，青年的实际负债率并不高，逾期还款现象也没有想象中普遍。信贷产品本质上是预支未来的支付能力，消费开支仍需偿还，问题在于当青年每月收支相抵甚至入不敷出时，为何信贷消费还能持续而不崩溃？这表明，青年消费转型能够维系的主要力量并非预支未来的金融体系，而是家庭内部持续且不求回报的代际合力。代际合力源于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口进入农民家庭内部，并将自身的发展主义与农民的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绑定，从而获得父代对子代扩大化的无怨无悔的支持。36对父代而言，传宗接代的责任伦理以及舐犊情深的自然感情推动他们在子代家庭发展遇到困难时无条件地提供支持和帮助；对子代而言，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意味着家庭再生产完成难度增大，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为此，子代有强烈的将父代拉进小家庭、寻求父代支持的动力。因此，代际合力在双方差异化动力促成下展开。围绕子代核心家庭城市化的扩大再生产目标，双方形成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并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为子代消费提供可持续力量。2.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为青年消费维持提供支持一家两制在指代际差异化的生活方式时，从家庭生计、家庭生活和家庭伦理三方面进行具体呈现。37本文借鉴这一分类，具体讨论农民家庭代际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如何为青年消费提供支持。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47青年发展论坛2023.5首先，从家庭生计看，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增加“开源”力度。传统时期大家庭共同经营小农农业的生产方式随着工业化发展而消失，家庭形成两个核心家庭之后，子代家庭进城务工，父代家庭留在农村务农以及打散工。工厂就业规范且制度化，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高，父代因年龄和劳动力素质下降无法胜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低门槛与父代劳动力特征更加契合，父代劳动力得以借助农业变现。冯村一般上半年开年准备育苗等事项，中间经历种植、采摘、售卖等环节，到6月份甜瓜销售大都结束。甜瓜采摘结束后，趁土壤比较肥沃，当地人会紧接着种上玉米，一亩地能有1000多元收入。玉米种下的同时，他们也在周边打零工，一直到10月份收玉米，一年打零工时长差不多4个月，工价一般130200元/天，能够挣1.52万元。而子代在外务工往往只够维持自身生活开支，攒不下钱。可见，父代家庭收入对家庭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家庭生活看，农民家庭形成城乡两栖38居住消费模式，提升“节流”效率。现代性和流动性对家庭影响存在差别，流动与进城以子代为主。子代家庭生活在城市，生活面向也转向在城市扎根，以消费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高度城市化，人情往来以业缘和趣缘关系为主。概言之，子代家庭生活在于融入城市。中年父母居住在农村，在村务农，并维持村内的人情往来与互助，遵循乡土社会的“社区情理”，生活面向和人生价值都在乡村社会。相比城市生活，农村生活房屋自建，没有物业费，用水免费，粮食和蔬菜自给自足，喂点鸡鸭，养羊，肉蛋奶都有了。消费内容和生活开支极少，能够使货币积累最大化。不仅如此，子代周末返乡，还能带点蔬菜肉蛋回城市，节约一些开支。因而，代际之间借助城乡空间形成发展与消费的子代，以及维持与节约的父代。这种两栖消费策略使家庭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最后，从家庭伦理看，农民家庭形成以子代为核心的不平衡的代际支持伦理，家庭资源向达成城市化发展目标集聚。代际间的资源流动，是家庭内部基于“抚育”和“赡养”的代际反哺模式而形成的重要互动方式和内容，同时也是家庭伦理要求所在。但在扩大化再生产压力下，反哺模式日渐被交换性关系39替代，父代资源投入的力度和限度延长，而子代对父代的支持仅限于父代不能自理后的基本照料。传统相对平衡的代际反馈伦理被破坏，子代最大化享受家庭合力的优势和好处，代际支持向下失衡。包括父代要早早为子代积攒60万的婚姻成本，一些中年父母每月还需要帮子代还房贷，甚至小孩抚育成本也要负担。当地中年人感慨“以前50、60岁就手背着装老汉，现在60、70岁还得务瓜，为娃积累。不仅如此，还得帮忙带孙子，甚至给孙子交学费”，即便如此艰辛，当地人仍然认为“没办法，自己的孩子看不得他受苦，自己苦点就苦点”。家庭资源基于一家两制的代际差异在开源（家庭生计合作）与节流（家庭生活合作）两方面获得最优化，“下位优先”的代际伦理统合家庭资源并向子代集聚。正是父代向下的资源传递和支持为年轻子代提供了享受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减轻了子代消费的资金压力，增强了子代消费能力持续性。四、青年消费转型与家庭再生产危机青年消费转型紧紧伴随着家庭转型，一家两制作为转型家庭特征，既为青年消费提供权力空间和资源支持，同时也促使青年为实现家庭城市化再生产目标调整生产、生活方式。而这些调整同时也孕育着家庭再生产危机。家庭再生产在当前具有两重内容：一是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绵延；二是阶层尽可能地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家庭“扩大化”地成长和发展。40当前正是上述两方面都出现危机。-48（一）生育动力弱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过度消费带来的家庭收支失衡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中国家庭传统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是好福气的象征。这不仅是实现家族延续的重要条件，也是老人未来养老的保障，子孙多家庭意味着劳动力多，从事农业这类重体力劳动有优势，家庭完成简单再生产更有保障。当前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的生育观念越发经济理性化，尤其是孩童抚育的高成本与年轻人城市化家庭生活的高消费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子代家庭面临因生育降低自我生活质量情形。不同于老一辈人粗放育儿，生育子女只是“多一双筷子”的简单事，受过一定教育的当代年轻人，更倾向于精细化育儿，并对子代抱有较高教育和发展期待。子代养育质量比子代数量更受关注，因而人口再生产意味着抚育、教育等一系列数额不小的支出。享受型消费导向使农村青年家庭缺乏资源积累，子代数量的增加将显著加剧家庭收支结构的失衡。因此，在经济有限而消费不低情况下，青年家庭往往选择减少生育数量以维持家庭基本平衡。事实上，生育统计数据也表明冯村青年生育意愿和数量都在降低。5060岁这代人的生育偏好是两儿一女，必须要有男孩，而30岁左右的已婚育龄妇女最多二胎，且一胎是男孩时不会生育二胎。（二）家庭养老困境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是家庭的绵延，包含生育幼儿，赡养老人，二者构成家庭再生产闭环。传统时期，家庭再生产基本在村庄内部完成，农业剩余虽然不多，但家庭再生产成本也不高，家庭在村庄内完成低水平家庭再生产压力不大，代际反馈相对均衡。当前青年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以及非理性的消费方式增加了家庭再生产难度，并通过家庭责任伦理和村庄共识传导到父代，挤压了家庭资源的向上反馈。父代不仅对子代的支持力度增大，为子代在城市买房，买车；而且对子代的支持时间延长，缺乏明显的任务完成节点。即使是年轻人婚后生了小孩，如果房贷车贷以及抚育成本较高，父母依然要资助小两口的生活。村里老人表示“现在中年人负担不重，老年人负担重。老人现在都打短工，为了补贴家用。父母不挣钱还要给儿女钱，只能打短工。钱不是给自己挣的，是给儿子挣的，还要帮忙带孙子。没有为自己养老的，都为娃。成风气了。”“年轻人靠不住，他们能养活自己都谢天谢地了，更不用说养活老人。反倒是老人的养老钱一分一厘都恨不得拿过去。”这导致老人缺乏积累自养资源的时间。子代面临城市生活压力、消费标准和收入水平间的张力使其向上进行资源反馈的能力有限，在这种失衡的代际关系下，老人养老生活逐渐缺乏保障，极易陷入养老困境。（三）家庭扩大化再生产不稳定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是指家庭实现向上流动乃至阶层跃升，对农民家庭而言，进城定居便是家庭阶层上升的主要标志和标准。41尽管靠着父代家庭支持实现了进城居住，但完全城市化更表现在生活市民化，需要更丰富家庭资源做支撑，对家庭合力有更高要求。一方面，子代享受型消费与家庭发展型消费存在竞争，易使青年缺乏发展和提升所需资源，家庭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另一方面，对高收入职业的渴望以及职业成为阶层分化标准都影响着青年职业选择。当地年轻人普遍高中或者大专学历在文凭社会中不具优势，对新鲜和自由的追求，往往使他们工作发生经常性变动，从而降低升职加薪可能性。在年轻人希冀挣大钱、挣快钱动力下，创业成为当地年轻人职业偏好，包括开饭店、开服装店、开理发店以及发展其他产业等。但创业本身是个充满风险的行为，需要关系、信息、资金以及经济空间等，年轻人这一充满冒险的职业选择偏好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小家庭在早期不易稳定。作为家庭重要劳动力的青年长时间进行尝试和冒险，也缩短了家庭资源积累时间，弱化家庭合力，降低了家庭城市化的稳定性。此外，青年群体还面临消费主义的侵蚀风险。消费社会容易导致青年过多关注外在符号，对本该注重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打上形象价值和品牌追求的烙印，耗散家庭资源的同时，也加剧家庭视域下农村青年消费转型实践与形成机制-49青年发展论坛2023.5了家庭城市化再生产目标实现的难度和风险。五、总结与讨论当前农村青年消费出现明显代际差异，这既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更是家庭转型的表现。家庭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始终对家庭成员行动产生影响，包括当前作为子代的青年群体。农村青年消费转型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导向由主动攒钱转向意外余钱，这些转向背后源于家庭再生产目标向城市化的转变。而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正是家庭城市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农村青年作为家庭成员围绕城市化的家庭再生产进行行为调适的重要内容。家庭权力结构平权化和代际合力增强分别为青年消费转向提供实践条件和持续基础，家庭内部共存两个核心家庭，并形成“一家两制”秩序。青年消费转型表明家庭主义在当前的延续与发展，家庭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并非按照家庭现代化理论走向单一、线性的发展历程，呈现核心化、小型化、亲属关系松散化等特点，相反，家庭在再生产压力下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家庭实现了再联合。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下新家庭主义并非是对传统家庭主义的直接延续，而是再发展。家庭成员虽然认同家庭主义，但更多出于工具主义而非伦理意义，表现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并列；家庭范围从传统大家庭缩小至核心家庭以及父母家庭42。因而，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显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对农村青年消费变迁的分析表明，理解青年群体消费需要纳入家庭视角，从家庭成员身份理解青年消费内容、意识和行动，才能对青年消费转型特征及成因有更为深刻、具体和完整的认识。当前，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也成为国家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家庭风险、社会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要引导青年群体培养健康正确的消费观念，不仅仅需要加强社会引导和家庭教育，更要重塑家庭价值和伦理，从而发挥消费的正向作用。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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