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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邓启耀（广州美术学院 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61）摘要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关键词视觉人类学；视觉文化；母体学科；新兴学科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24）01-0056-07视觉文化是中华文脉中显示度较大的一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影响深远。对此，以研究视觉文化为主要任务的视觉人类学，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人类学颇具活力的分支学科，“Visual Anthropology”因初创时期与民族志影像拍摄关系密切，故一般理解为影视人类学。随着学科的发展，国际学界已有“超越民族志电影”的理论探讨1 3。细究起来，“Visual”在英语中其实有多层含义，除了视觉技术、工具和媒介，还有呈现不同视觉文化传统的视觉群体、视觉对象、视觉行为、视觉方式、视觉产品、视觉传播、视觉心理和视觉思维等含义。所以笔者主张广义地把“Visual Anthro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J.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4年第1期No.1，2024收稿日期2023-12-25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视觉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0WZJD003）作者简介邓启耀，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视觉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56pology”理解为视觉人类学，使其既包括百年来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成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作民族志或对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对几千年来人类群体性视觉信息，如物象表意、空间建构、姿势语言、图像信息等的研究。而且，中文的“视觉”，比“影视”有更大的学科拓展空间。“视觉”不仅有“视”：物象视、空间视、姿态视、行为视、形视、图视、影视、拟象视；也有“觉”：感觉、知觉、觉察、觉知、觉悟、直觉等。视觉使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人的认知、行为与表达特性，更加凸显；也使视觉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学理上的探讨，有 了更大的拓展空间。人类学本身是个由多种学科结构而成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旺盛的再造活力。它可以通过自身造血机能与母体分支学科有机互动，也可以和其他学科结合另辟蹊径创建新的学科增长点。下面，笔者结合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些实例，从学科建设角度，讨论视觉人类学在母体人类学支柱性分支学科（如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新兴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中，可能进行拓展的方面。一、视觉人类学与考古学、艺术史研究几乎所有的文物都是可视的。中华文化让世界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巨量文物和艺术品，展现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视觉人类学从时间维度研究视觉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史和艺术史等学科关系密切。主要研究人类通过视觉符号创造的文化，研究视觉符号如何形成，人类怎样通过物象或图像符号传递信息，创造文化，进而追问“人是什么”，文化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传承和变异的？考古学和艺术史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可能利用物象、图像、身体姿态和空间建构来表意。如石器时代的大石文化、玉器、陶器、贝壳、骨牙佩饰、岩画、舞蹈和仪式等，通过对自然物赋予某种形式意味（如神山圣湖灵木树叶信之类），改变空间和构成关系（如把石头堆成特定的形式，把骨牙碎片穿连成佩饰），把身体姿态程式化（如舞蹈、仪式等），以此对环境和自身进行选择性塑造，将身边各种现成物品“建立起有结构的组合”2 22-29，创造和传达所指意义。通过对古代文物的观察，我们看到先民对秩序的理解、规律的认知和对事物的归纳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红光研究员邀约我为人类学大辞典撰写“视觉人类学”条目的时候，除了照例对“Visual Anthropology”的英文多层原意进行辨析，我还特别强调了“视觉”在中文表述中的意义。详细论述参见邓启耀：视觉人类学的实践和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23年第4期。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57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总第259期）分类能力，以及对图像意义和形式构成的能动预设；了解先民渐趋稳定的视觉逻辑，他们的抽象构型能力，类模型的建构或结构性的表达；探讨在将自然物象类化为人为图像，无意印痕到有意识规范化的过程中，先民如何对偶发性表象进行序化和图式化努力。这类视觉表达方式积淀在一定的文化系统或人群（如无文字民族）中，即形成种种具象的，甚至艺术化的形式结构。人们以物为信，用物象来借喻或象征，约定俗成地共享某些可表达、可解读和可传播的视觉语汇，并渐渐固化为相应的认知习惯和符号化系统，成为一种视觉形式化的“知识对象”，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艺术”的东西3。二、视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的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视觉人类学关于视觉文化现象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研究被称为“民族艺术”“民间艺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视觉文化相关的内容及使用它们的视觉群体。所谓“民族艺术”的视觉文化及使用它们的视觉群体，主要指多民族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区域的人们特别是无文字民族的视觉表达传统及其相关社会文化活动；所谓“民间艺术”的视觉文化及使用它们的视觉群体，主要指除宫廷艺术和精英艺术（如文人绘画）之外的，由老百姓创作、使用和传承的民间图像叙事或象征的内容。而这些“民间艺术”大多属于国家和社会目前正在努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传承和叙事传统十分特别。他们用神话、史诗、歌谣等形式，叙述自己的文化；用图像、塑形、体态等形式，言传身授地表达自己的文化。例如服饰，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蔽体保暖的实用之物。黄帝制定服饰、车舆等级制度，把着装赋予社会文化意义，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方式之一。各民族服饰的混搭，如胡服西来，唐装东去，是社会开放和文化交往的佳话。而一些无文字的民族，更用针笔线墨，将服饰纹样作为随身携带的民族“史记”、文化象征和社会规范的符号。还有那些一直被人们当作“民族艺术”“民间艺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的剪纸、面具、瓦猫、陶艺、木偶等，其实都具有记录、叙事和表意的功能。三、视觉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有把“语言”理解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趋向。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对包括物象符号、图像符号、文字符号、讯号、密码、姿势语等进行研究。视觉人类学偏重于对“可视性的符号”的研究。作为一种符号，人类的视觉表达方式历经千年，早已形成了特定的书写、传播和阐释模式；不同的族群，也都有自己的视觉“方 58言”、读图习惯和图像语法。物象记事的“词组”和“语法”，可用“实物代言”或“实物信语”为例。一些无文字的民族常以“树叶信”传递信息，并有各种组“词”方式和复合“句式”，如以形取义、以物谐音等。在使用文字的民族中，用物象代言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如广东民俗中通用的生菜（生财）、发菜（发财）、金桔（吉祥）等。这是对“天然”事物赋予“人文”意义的视觉表达行为。物象的图像化，是人类认知及其视觉表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图像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物象叙事在时空、社会、心理和符号等方面的局限，进入了一种更加自由的表达和传播状态。物象、图像、纹样、手印、杯茭、符箓、仪式动作、空间设置等，都是可见的信息。民俗中大量存在的“以图叙事”“以物象征”“以形表意”的非文字表达方式，由什么“语素”构成，其能指和所指如何建构，其图像关系组如何形成“句子”，怎么表意，有什么样的“句法结构”，在什么“语境”中言说？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以物象、图像、姿态还是空间设置表达，它们和语言一样，多以象形、指事、会意和假借为主，同时加上象征、借喻，甚至抽象作为结构方式。图像语言多样的语素，建构了图语丰富的语汇。而影像蒙太奇的视觉表达方式，在现代影视剪辑和观影实践中，早已习以为常。四、视觉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研究视觉人类学与人类学主干性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的关系，过去一般在人体测量和图像记录等方面。手绘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体格特征、姿态、容貌及服饰等，是早期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有了照相机和电影机之后，影像拍摄使记录工作更加快捷准确。但随着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人种、基因等问题变得日益敏感，体质人类学渐有向医学人类学转型的趋向，从关注族群的一般体格特征，深入到疾病、公共卫生、不同文化及群体的健康认知等具体的领域。视觉人类学秉承人类学关注族群文化的传统，在研究健康与疾病问题时，侧重于探究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本土性视觉文化认知。例如，古代中医思维对人体、疾病及诊疗的叙述，在现代医学衬托下显得十分“异端”，有点像哈哈镜对“真实”景象的扭曲，那些基于阴阳五行和同构对应的“视角”，可能对人体产生具有某些“怪异视觉”的“工具性图像”。最典型的是北京白云观碑刻 内经图，以视觉图像形式将道家对人体的“观看”和天象地貌的对应关系表现出来。它与构成现代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的差别显而易见。中医思维的“内景反观”（如中医、苗医等“象形医学”），是以意附象，将物象意象化，把“内景”外化为象征性的可见图像，把病理“病象化”，把物象（药材）意象化，把深层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59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总第259期）理论外化为表象，通过同构对应的各种生动“附象”进行类比的思维4。彝医、苗医基于“同类相通，象形相融”的象形医学的核心理念，取自然物中与人体组织、患病部位表现特征相似的东西来治病，被称为“象形医学”5。纳西族传统文化传承人“东巴”对病因的判断，除了生理方面的自然病理观察，会涉及空间方位、服色生克等视觉因素，这与对阴阳五行、命相和神灵等超自然因素的文化认知有关。在用图画-象形文字记录的“东巴舞谱”上，那些持刀剑铜铃四方踢踏的“舞步”，其实是驱除病魔邪灵的仪式动作。藏医更是以唐卡画的形式，将人体结构、病因及对应自然物等形象地描绘出来，成为医药学和视觉艺术结合的图典。影像技术在现代医学中应用广泛，但与视觉人类学关系不大。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健康的研究，不仅仅属于医学领域。事实上，按照新医学模式的界定，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生理或病理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和社会问题。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文化心理等方面因素，都会对人类的健康、疾病及其认知产生影响。笔者曾接受了一位医学博士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她希望视觉人类学能够对医治儿童弱视等问题提供思考角度，诸如现代新媒体环境下儿童对电视、手机的过度沉迷，就是病因的一个社会文化源头。多年前，笔者在结合吕楠的精神病院摄影、杨延康的麻风病人摄影及民俗雕版木刻中的蛊神、蛊灵图像，讨论由于麻风、艾滋病以及跨文化精神病学所涉症候（如疯癫、巫蛊）等所导致的刻板印象的时候，曾经提道：只要来源于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存在，对疾病的妖魔化就会成为一种社会“瘟疫”。即使在相对非人为操控的自然灾祸和疾病领域，寻找污名化表征和替罪羊，仍然是不同社会及群体处理危机的一种手段。所以，关于疾病的污名问题，其实还是个社会问题，文化心理问题。它像一面透镜，折射出一些人在面对社会危机时灵魂扭曲的镜像6 335-359，7 1-4。五、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新媒体研究“Visual Anthropology”因百年前影视媒介的发明而兴起，构建了一种以民族志影视文本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并形成多样化的拍摄模式。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视觉表达，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了一个视觉新时代。海量的视像通过纸媒和电子出版物、影视、互联网、计算机模拟、网络空间、智能手机等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视觉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习惯理解。笔者有幸主持或参加了一些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类项目，得以对视觉新媒体在当代 60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所了解。2004年，笔者借主持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工作的机会，邀请数字传媒专家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物馆馆藏，进行初步数字化存档和虚拟博物馆建模。但那时完全靠人在电脑前一点点建模渲染，费工耗时。2006年，笔者带学生参加贵州苗族吊脚楼修复的保护性测绘和影像记录，之前项目组通过三维动画建模形式对建筑结构做分解组合呈现，对于了解建筑基本结构、建筑过程而准确重建，帮助很大。2009年，笔者受邀参加文化部和深圳某动画制作公司合作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震后数字化保护与重建”项目，用点云等动画制作技术采集文化传承人的动作元素，将采集的影像数据进行后期加工，形成影像数据库，以长期保存和传承。这些工作，对于因灾难导致的文化断裂而进行历史记忆的影像修复，保留文化遗产的DNA，意义重大。2011年起笔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和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项目团队展开了对于洞窟、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结构比较复杂的空间的三维全景扫描和文物影像的高清拍摄，对部分经典建筑群作了三维虚拟建模。2019年以来，我们研究中心的数据技术团队，与西藏文物管理部门合作，对西藏地区一些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壁画、唐卡、纸质文献等，应用多光谱影像采集、红外摄影等技术，使掩盖在历史烟尘中的文物“显像”，有助于文化遗产的探测、保护和管理。现在，AI等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更加快捷而“真实”呈现了肉眼和常规媒介所不能呈现的场景，当代艺术和学术研究的文献采集由于和科技结合，显得更具前卫性，同时也更具颠覆性。照片、电影、电视、动画和广告经由电脑图形数字技术的修改，实像变成梦像、心像和幻象，同样，梦像、心像和幻象也可以“逼真”地让人看到。围绕新媒体研究，文理结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验研究成为当前重要的学术前沿。它将促进视觉人类学与传播学及多媒体技术等的跨学科互动。人在使用这些器物的过程中，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全新认知、传播和交流方式及其它们导致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将影响人类的认知模式、生活方式和知识生产。新媒体或智能机器作为一种亦虚亦实的人为工具，不可能离开创造和使用这些工具和技术的“人”及其“文化”。面对在这种转型和变迁中人的涵化、物化甚至异化，人们“想”什么？如何“做”？这不能不带来“心”（感知、思维、创新等）的问题，“道”（传播模式、媒体伦理等）的问题8 99-103。而这一切，正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素有优长并可以和新兴学科互动，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地方。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61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总第259期）参考文献：1艾菲.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M/邓启耀.视觉表达：200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2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邓启耀.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视觉人类学论稿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4贺霆，邓启耀.遗产的增殖：中医“内景反观”在西方的附象与误读 J.文化遗产，2021（6）5陶永富，戈隆阿弘.象形医学：彝族苗族传统医药学精要 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6邓启耀.非常意识状态与非常意识形态 M/张开宁，邓启耀.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邓启耀.危险的污名与污名的危险 M/高一飞.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污名的交互与再生.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8邓启耀.新媒体与传统学科的互动 M/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新媒体艺术系主任（院长）论坛执行委员会编委会.新媒体艺术与创新教育2007全国新媒体艺术系主任（院长）论坛.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Visual Anthropology and Visual Culture StudiesDeng Qiyao（Center for Visual Culture Studies，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Guangzhou 510261，China）AbstractIn the human perception of the world，visual information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Therich visual culture of all peoples throughout the ages provides a broad“field”for visual anthropologyinvestigation.The interdisciplinary advantage of anthropology has also given profound academic support tothe research of visual anthropology.Visual anthropology can not only integrate with the main branches ofparent anthropology to study cultural relics，art history，folk ar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ut alsoexplore the visual symbols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phenomenon of“interior reflection”in physical（medical）anthropology.The ethnographic expression of visual anthropology，which mainly takes film andtelevision shooting as its main method，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nthropological writing.Since the21st century，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have opened up a new visual era，which has expanded a largerspace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anthropology.Key Wordsvisual anthropology；visual culture；parent discipline；emerging discipline（责任编辑张瑞珊责任校对包宝泉）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