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pdf

现代大学教育 年第 期改革纵论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学科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项目编号：；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建设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理论意蕴、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姚宇华（），男，湖南武冈人，管理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东莞，。黄明东（），男，安徽舒城人，教育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武汉，。：。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姚宇华黄明东摘要：布局和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议题。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遵循外部设计逻辑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拥有新办学使命、新办学体制、新师资队伍、新学科结构、新组织架构、新治理体系、新科创模式以及新评价机制，具有创新程度高、应用能力强、跨界范围广、迭代速度快以及办学质量高等特征。服务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探索构建大学发展新范式和推动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提出迫切需求。加快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应采取以下举措：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战略谋划的前瞻性；强化交叉融合，布局建设理工科集聚度高的新型学科集群；坚持应用逻辑，构建基于能力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以改革创新为导向，提升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以评价改革为牵引，健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关键词：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高质量发展；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绩效导向；应用逻辑；评价改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世纪 年代以来，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美国顶尖理工科大学，率先探索创建创业型大学等新型大学模式。以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创办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新兴理工科高校，这些高校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国高度重视理工科大学建设，高等工程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政策层面，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计划。在首轮“双一流”建设大学名单中，理工科大学占一半以上。年以来，教育部布局和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如“北京指南”将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列为新工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教育部 年工作要点指出：“布局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自此，从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到省域政府，布局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中的一项子政策，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当前，有关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其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尝试从理论层面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内涵与特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征，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战略需求及行动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加快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提供参考。一、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内涵与特征与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相关的概念有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以及新型研究型大学等。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探讨。（一）相关概念的内涵关于新型大学，有学者认为其特指 世纪 年代末以来新建的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校。有研究者指出，新型大学在组织性质、组织体制、组织资源、组织管理和组织文化等方面与传统大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外合作大学、大学异地办学机构以及高等学校新型研发机构等。创业型大学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在理论研究上形成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以克拉克（）为代表，他关注大学的组织转型问题，即大学如何通过组织变革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强调创业的目的是适应。另一种观点以埃茨科维兹（）为代表，他关注大学的知识资本化，认为创业型大学是指在继承和拓展研究型大学传统职能的基础上，产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新使命的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 世纪初我国创办的一类新型高校，自产生以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政策性概念，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并成为学术研究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沈红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不同体现在 个新，即新世纪出生、新理念导航、新教师队伍、新学生养成、新内在形成、新外在优势、新竞争态势、新主体举办、新机制运作以及新体制保障。有研究者从外延的角度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包括新兴或正在筹建的大学，也包括通过组织体制创新转型后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传统研究型大学。总的来说，关于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以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理论研究与外部环境和办学实践互嵌互促。社会经济与科技产业创新等外部环境的变革推动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产生的新问题促进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进而对政府政策及大学办学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如 世纪 年代末，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革，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创建了一批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新型大学，例如合肥学院（经教育部批准，年 月 日更名为合肥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这批高校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使命，学科专业设置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征。在理论研究的推动下，新型大学成为一个政策性概念，有力地推动了办学实践的发展。创业型大学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类新大学模式，借助于理论研究，对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也产生广泛影响，例如沃里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最早源于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得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关注，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和办学实践。第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由于理论研究深度嵌入外部环境和办学实践的变革，外部环境和高校办学实践的持续发展使新型大学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呈现不断丰富和拓展的趋势。如新型大学最初特指 世纪末新建的一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目前发展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校。本研究认为，作为基于中国本土实践和需求提出的新概念，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遵循外部设计逻辑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强化政策支持，拥有新办学使命、新办学体制、新师资队伍、新学科结构、新组织架构、新治理体系、新科创模式以及新评价机制，具有创新程度高、应用能力强、跨界范围广、迭代速度快以及办学质量高等特征。从外延上看，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组织形态、特征和发展路径尚在形成和探索之中。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提出为高校改革发展提供了新赛道，本质是延续性创新。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既包括通过办学改革创新转型后具有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特征的传统高校，也包括以新机制、新模式创办的新兴理工科大学。（二）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本质特征第一，创新程度高。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一类由政府大力推动，旨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校，既有传统理工科大学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有一些创新性要素的输入。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从词义上说，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中的新型具有时间和质量的双重属性。时间属性是指某一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受时间因素的作用明显，质量属性意味着发展质量对组织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的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时代环境，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的责任使命与新的发展形态。另一方面，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场域，须强化战略规划和质量意识，坚持市场需求和应用导向，不断提升办学质量。总的来说，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个“新”。一是新办学使命。办学使命是大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在推动大学办学使命变革的过程中，国家发挥推动和促进作用。传统理工科大学注重科学知识的增长，对知识的应用价值和知识生产情境的变化较为忽视。与传统理工科大学相比，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新型工业化等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突破传统的“知识仓库”“知识工厂”等角色定位，主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在科技突破、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智力引擎的作用。在坚持大学的共性使命和发挥大学的共性功能的同时，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更聚焦培养工程科技人才、开展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服务区域产业科技创新，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以及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功能。二是新办学体制。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创建是政策效应引发的实践模式的不断创新，突破了传统国有化的一元化办学体制，形成政府财政支持型、社会资本支持型和混合资本支持型等 种办学模式。如南方科技大学由广东省主管、深圳市重点投入建设，属于“省管市建”模式；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办共建、上海市主管，属于“省管省院共办共建”模式；西湖大学采取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基金会筹资管理的办学模式；福耀科技大学（筹）实行的则是企业家捐赠、通过基金会进行管理的办学模式。在新的办学体制下，地方政府、大学、基金会、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既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同时也相互支撑、互促共进，通过政产学研各方共建共享，促进多方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有效集成。三是新师资队伍。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践应用能力均有较高的要求，引进的教师大部分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通过构建高校与企业“旋转门”机制，推进“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强化校内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训；另一方面，创新人事招聘和考核制度，聘请一批来自高科技企业的技术骨干作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新学科结构。学科是大学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平台。与传统理工科大学相比，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学科建设要：实现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紧密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以工科建设为龙头，选择性地建设高水平的理科和有特色的精干文科；提升学科整体布局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对接度，建构能适应与引领区域发展的学术单位以进行敏捷的知识生产；强化学科交叉融合，主动布局和动态调整学科结构，着力建设理工科集聚度高、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关联度高的新型学科集群。五是新组织架构。传统理工科高校的组织建制遵循学科逻辑，院系等基层组织的设置以学科为基础，高校与外部以及高校内部院系之间具有较高的组织壁垒，总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直线型组织结构，院系等基层组织的自主权较小。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组织架构遵循社会需求逻辑，注重打开和拓展组织边界，建立扁平式的组织架构。基层学术组织的设置突破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架构形式，以国家或社会需要的关键领域为核心设计学术组织体系，超越学科边界，以需求为导向，创建多元、交叉、协同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六是新治理体系。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办学使命定位对治理体系的选择起到定向与定型约制。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聚焦治理能力提升，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保持社会需求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合理张力，构建治理空间大、治理机制灵活、内外关系新、开放程度高以及多主体深度合作的多元治理模式。在推进外部治理上，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实施互动式治理，强化多元主体参与和协同互动；构建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地方投入主体和办学主体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不断提升大学的自主办学能力。在寻求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上，新型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积极探索创设董事会、理事会等新型机构，协调处理好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增强基层办学组织的统合能力。七是新科创模式。传统理工科大学遵循的是一维线性的科创模式，科技创新以基础研究为起点，经历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实践等环节，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线性的、单向的流动路径。大学的学者主要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开展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寻新的科学发现，促进知识的不断增长，获得学术同行的认可，不太关注科学的应用、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实践的开展。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主要开展巴斯德象限（）的科研，打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传统二分法，高度重视科学活动中知识的创造和应用，突破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限，遵循新的、非线性的科创模式。科技创新并非只有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工程实践的单向路径，也可以由工程实践来激发和驱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形成一个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以及工程实践的循环链式结构，致力于解决传统理工科大学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之间的创新断层问题，推动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之间的深度对接。八是新评价机制。传统理工科大学注重学术水平评价，以学术成果为核心评价内容，用学术论文数、项目数等易量化的指标来考核大学的办学质量。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夸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等四大排名中，关于学术水平的指标占据绝对主导，只有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设置“行业收入（知识转让）”的指标，且权重仅占 。在这种评价机制的引导下，传统理工科大学产生“五唯”的顽瘴痼疾。在服务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外部需求和推动自身内涵式发展的内部需求驱动下兴起的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须确立新的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评价的牵引作用，从以学术水平评价为重心转向以服务社会效果评价为重心，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着重考察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所发挥的贡献度、显示度、支撑度、影响度和引领度。第二，应用能力强。现代高等教育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具有应用的属性。中世纪大学虽然职能单一，在教会的控制下有远离世俗生活的倾向，但仍具有较为鲜明的应用性特征。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美国等国家发起多次新大学运动，不断强化大学的应用性。如英国先后出现 次大学改革运动，相继产生一批新大学。这些大学的共同特征是：在办学定位及职能上，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使命，高度重视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在办学模式上，强化产学研合作。美国在实用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先后创办赠地学院、创业型大学等新型大学，并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应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应用性成为现代高等教育获取合法性的来源。通过实施参与型发展路径提升大学的应用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改革发展的普遍趋势。参与型发展路径的核心是区域参与，主要目标是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合作培养人才并提供技术咨询和转让服务，改善公民生活和分享知识。现代中国科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术轻技”，加之长期以来实施重点大学建设政策的影响，应用性往往与低层次、低水平挂钩。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政策，旨在提升和强化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应用性。国家布局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理工科类紧缺人才的培养。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遵循应用逻辑，将提升应用性作为自身获取合法性的来源和驱动改革发展的动力，充分利用知识资本化的制度逻辑和生产优势，融合知识创新和学术创业的优势，通过构建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开展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不断增强服务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第三，跨界范围广。长期以来，大学主要遵循学科逻辑，学科与学科、大学与外部的界限分明。世纪 年代以来，新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生使大学的跨界性日趋凸显。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科学、技术与工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截然分开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的，遵循线性的创新范式，各主体在创新体系中分工明确。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兴起，大学丧失了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知识生产主体趋于多元化。知识生产具有较强的情境性。科学、技术与工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学科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以创新生态体系为主导的非线性的创新范式成为主导。相比传统的线性创新范式，创新生态体系是一种协同创新网络，来自不同组织的参与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知识生产、财富创造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跨界交叉融合成为大学的常态。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聚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办学的边界大为拓宽：通过全面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形成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新格局；深度嵌入区域创新体系，加强与其他主体的密切互动，实现对区域创新情境及对区域创新发展的适应、支撑和引领。在功能和角色上，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与政府、产业日趋交叉混合，在保持自身核心功能作用和独特身份的同时，逐步承担政府、产业等主体的一些职责。第四，迭代速度快。迭代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指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逼近或实现预设的目标或结果。迭代的内涵主要包括 个方面。首先，迭代需要不断地重复做，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其次，迭代强调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改进、优化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性过程。最后，迭代通过不断地提高认知，最终达到升级的结果。大学的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西方大学先后经历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历程。在不同时期，大学基于外部环境的变革和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办学模式。每一次迭代往往会产生一类新的大学模式，改革升级后的大学所在的国家往往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近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先后经历 次转移。就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相继经历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和工程范式 个阶段。在不同范式的指导下，产生了不同的理工科大学发展模式。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探索构建高等工程教育的新范式 新工科教育范式。立足新发展阶段，囿于传统理工科大学在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能力方面的欠缺，对标新工科教育范式要求，国家将布局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能力的关键抓手，推动理工科大学迭代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被看作理工科大学在自我迭代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新的大学组织模式。第五，办学质量高。高水平的办学质量代表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质量追求。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高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富于实践意向的概念，有独特的内外部需求、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时代价值，既有同类高校横向比较上的高水平，又有高校自身纵向比较上的高水平。不同类型的高校对高水平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而言，其高水平的办学目标定位秉持以高深学问为手段服务社会的政治论哲学，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应用技术研究、高精度的产业科技创新服务、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以及高效能的治理体系。二、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战略需求理工科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耦合。在每次工业革命引领的社会变革中，理工科高校总是率先改革，并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变革。在我国，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具有多重战略需求。（一）服务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该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明确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战略布局。教育、科技、人才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大教育观的角度来看，要将教育、科技、人才视为大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以科技自立自强作支撑，科技的背后是人才，人才培养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同时，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要将教育、科技、人才置于国家发展的宏观大局予以审视；深入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全面提升服务支撑“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建设能力。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既是融合了高水平、高质量概念的教育、科技、人才实体，又是实施科教兴国战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军，须主动承担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的使命，充分发挥自身高层次人才及高端科研资源集聚的优势，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快培养高素质理工类专业紧缺人才，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人才支撑。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聚焦产业行业的关键共性核心技术，开展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主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服务支撑乃至引领产业科技创新的能力。（二）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提出的新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一种能级跃升的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它由科技创新驱动，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典型特征。新质生产力体现为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新技术强调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更注重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新经济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和经济结构，实现技术和经济的深度融合。新产业注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协同发展。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直接把以发展科学和培养专门人才为使命的高等教育纳入进来，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中心。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的“知识三角”（）理论模型主张通过推动教育、研究和创新的协同融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大学作为知识三角框架的核心，集教育、研究和创新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以及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中发挥基础支撑、战略引领和改革创新的作用，须统筹推进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应用型科学研究和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坚持产学融合创新，强化学科专业跨界交叉，致力于培养多元化、创新型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面向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目，大力推进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的有组织科研，形成关键领域的先发优势，产出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三）探索构建大学发展新范式的战略需求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大学的发展史实质是一部持续变革的创新史。环境变革向传统的大学范式提出挑战。为回应环境的冲击，新的大学范式被不断创造出来。世纪初，洪堡（）对德国高等教育实施变革，将科研作为一项新职能引入大学，形成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架构。自 世纪 年代起，英国相继出现 次新大学运动，在古典大学以外创建了一批以服务城市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使命的应用型大学。世纪以来，美国在实用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整合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改革经验，先后创建以赠地学院、研究型大学以及创业型大学等为代表的多元大学发展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存在办学模式单一、盲目追求学术性和高层次等趋同性问题。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设计主要依据高校的行政归属和发展水平分层，对体现不同类型的教育特色及不同学科知识生产特色的分类则较为忽视。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是国内部分地区立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产业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大力推动建设的一类新大学，并在政策层面获得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旨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更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创新。这有助于明晰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建设标准、探索构建中国大学发展新范式、完善国家高校分类发展制度，为区域乃至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四）推动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一个政策概念，高质量发展最初源于学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状态的一种价值和事实判断，需要高等教育内外部要素和结构的优化与协调。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大学发展范式的转型和提升服务支撑产业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高等工程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部分。自 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全面学苏”的文教政策，逐步建立适应国家工业化需要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将文理科与工科分开；在大学功能定位上，实施科教分离体制，强调大学的教学功能。当前，我国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工科专业的学生数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以上的大学开设了工科专业。但是，就整体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工程教育大而不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政府布局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知识创新水平和培养拔尖工程科技人才，构建高质量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指导自身改革发展的新理念，聚焦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急剧转型与调整的外部需求，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辟大学改革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三、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行动路径加快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须坚持系统思维，从顶层设计、学科布局、人才培养体系、治理现代化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路径突破。（一）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战略谋划的前瞻性随着产业科技创新的加速迭代，大学正从传统的松散型组织向战略中心型组织转变。战略中心型组织强调战略的引领性。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外部环境建构的产物，是典型的战略中心型组织，须强化战略规划与管理，构造新的战略空间，提升战略谋划的前瞻性，持续推动战略迭代。第一，以前瞻性的战略谋划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目前，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已正式成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但尚缺乏相关具体的支持性政策。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应主动加强前瞻性的战略谋划，推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构建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如：加快启动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试点工作，为高校发展提供更多的新赛道；在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批、高层次人才引进以及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予以更多的倾斜性政策支持。第二，强化战略管理和优化战略路径选择，推动战略迭代。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突破传统战略规划的路径依赖，坚持相机抉择原则，面向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实际，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战略路径，提升战略实施成效。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发布的 年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建设一所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基础上、通过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培养领导人并产生社会影响的伟大的全球大学。”在此基础上，该计划提出 项关键战略举措。第三，以战略引领培育核心资本，构建新型大学的组织基模。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一类新型高校，旨在突破高等教育场域中传统高校发展同质化的困境，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须强化战略引领，把办学思路调整为服务产业科技创新发展、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积极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创业型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等世界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组织典范，构建中国新型大学发展的组织基模。确立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存在的合法性，须突破传统大学办学模式的路径依赖，持续培育自身的核心资本。（二）强化交叉融合，布局建设理工科集聚度高的新型学科集群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推动布局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核心动力。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大学的学科设置和组织架构等产生直接影响。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关注纯学术、学科导向的知识不同，知识生产模式注重应用情境中的知识。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主要关注模式 的知识生产。学科兼有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的涵义，是大学组织建构的基本元素，是开展创新人才培养、高新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的载体。在新知识生产模式下，学科具有综合性、应用性以及跨界性等鲜明特征。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大力推进以理工科为主干的新型学科建设，改革传统的学科建设模式，破除和超越固有的学科界限，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催生前沿学科、新科技领域和新的学术创新形态，创新组织架构设置，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第一，聚焦区域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布局建设新兴学科集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使产业趋于集群化发展。产业集群发展所需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的智力资本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转变，亟需以学科集群建设为牵引推动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学科集群强调打破学科壁垒，以知识集群的方式融入应用领域。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加强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交互对接，提升二者协同发展的弥合度；紧密对接区域新兴战略性产业，提升学科设置的前瞻性和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性，整合优势资源，树立集群思维，动态调整学科结构，提前布局培养面向未来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急需人才。如上海科技大学聚焦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推动学科交叉和科教融合，重点在光子科学、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布局学科集群；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实施理工科相互交融的学科发展模式，集中优势力量打造以微工程学科、生命科学等为主体的小规模的理工科学科集群。第二，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学科交叉是交叉学科的前提，交叉学科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交叉学科是对原有学科领域的超越，通过多个学科门类的渗透、融合，实现知识生产范式的迭代更新。年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交叉学科列为第 个学科门类，目前设置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 个一级交叉学科，这些学科均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领域开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须坚持产业需求逻辑，构建学科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交互循环反馈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大力培育与建设高质量交叉学科。第三，打开知识和组织边界，创新组织架构设计。传统大学的组织架构设计主要依据学科逻辑，科层化特征明显，组织之间存在较多壁垒。为了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在组织构建上应以产业创新发展为导向，树立跨界思维，创新组织架构设计。近年来，国内外以高起点、新机制创建的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在内部组织的设计上均有较大的创新。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基于打造多学科环境的愿望，不设传统的院系组织，而围绕四大“学术支柱”形成灵活的组织结构。这四大“学术支柱”指的是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工程产品开发、工程系统与设计以及信息系统技术与设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设以“枢纽学域”为核心的两级学术组织架构，致力于推动“融合学科”的高等教育范式变革。（三）坚持应用逻辑，构建基于能力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大学能力建设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大学的历史责任，是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大学能力是指大学组织认识世界和服务引领社会的本领，衡量大学能力大小的标准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人才培养能力是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核心能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遵循应用逻辑，构建基于能力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第一，重构基于关键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人才培养规格是高校对培养人才质量标准的总规定，二者都涉及人才关键核心能力的问题。为应对未来工作世界的变革，高校既要培养当下社会需要的人的适应能力和素养，又要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人的前瞻能力和未来素养。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旨在培养国家产业创新发展急需的工程科技人才。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应主动适应新产业、新经济和新技术变革，紧密对接工程行业产业和职业市场人才需求的新变化，坚持工程能力本位的质量观，着力培养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研发设计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以及创新创业创造能力等。第二，聚焦学生关键核心能力提升，强化高质量课程建设。课程是教育学的概念，是由学科知识中最有价值的知识组成的教学内容。课程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大学真正的产品。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着力提升课程的整体水平。首先，打开知识边界，持续迭代更新课程内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坚持科教融合，推动学科前沿知识及时转化为课程内容，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探索构建政产学研用多主体的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转移以及知识共享机制，将现代产业尤其是制造行业企业最新的技术发展成果和最新的人才培养要求融入课程建设全环节，大力构建学科交叉型课程、产教融合型课程、项目驱动课程以及通识课程等课程群。如纽约康奈尔理工学院（）创设以项目为中心的工作室课程体系。与传统创业类课程相比，工作室课程具有三大优势：基于现实情境与需要；注重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综合能力培养；重视产品创造。其次，完善横纵贯通的课程体系，提升课程的交叉性和挑战性。在横向上，依据社会需求和社会分工，建设项目设计类、综合实践类等多元交叉课程，搭建通识和专业课程总体架构；在纵向上，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结合课程难度和深度，将不同类型的课程科学地安排在不同学段。最后，全面提升教师的课程规划和设计能力。教师是课程设计和教学的主体，课程规划和设计能力是教师的基础性能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通过采取岗前培训、课程规划和设计专题培训、教学观摩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教师的课程规划和设计能力。第三，深化人才培养组织创新，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高水平人才培养对资源的量和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亟需突破传统的组织壁垒，强化融合创新，集聚更多优质育人资源。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交叉优势，通过创建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以及工程师学院等新型办学组织，推动多方优质资源在人才培养新载体上集聚、互嵌和融合，形成育人合力，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如东莞理工学院突破依据学术逻辑的传统人才培养组织建制模式，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科技龙头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多主体合作，建成 个现代产业学院，创立了基于产业需求逻辑配置办学资源的组织新载体，全面促进产学深度融合创新。（四）以改革创新为导向，提升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大学治理体系与大学治理能力的关系本质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作为以知识创新应用为核心使命的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应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其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第一，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推进跨界治理。知识是大学的操作材料，随着知识的性质和生产模式的不断变化，大学正从技术转移的核心参与者转变为知识交流的支柱，技术转移的过程是知识从大学到产业界的单向移动，而知识交流是双向的。通过知识的互动，大学与外部和内部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大学新的治理模式。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创新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是一个开放的知识创新体系，大学的组织边界不断拓展。一方面，不断突破传统的组织边界，由传统的学科治理走向以知识为中心的网络化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公众等外部主体对大学治理的参与度，突出跨界行动和协作，致力于实现知识创新和增进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国内外新兴理工科大学自创办起就受益于规范的治理结构，绝大多数高校都享有与政府之间的特权关系，从而能更自主灵活地办学。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推动内部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构建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立制衡的治理架构。如南方科技大学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以及学术自治原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立理事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校学术委员会、教授会以及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第二，聚焦治理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当前，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改革以外部放权为标志的“上半场”改革已基本完成，逐步迈入以内部治理能力提升为特征的“下半场”改革。所谓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是大学内部治理主体围绕具体事务，在配置治理要素过程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及其效果的综合体现，其实质就是在解决学校内部某一问题的过程中，对相关要素进行配置所能产生资源的多少。要素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