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学位论文.doc

论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论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 王昭彧 西北师范大学分 类 密 级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王昭彧导师姓名职称： 贾应生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公共管理 研 究 方 向：地方政府与行政管理论文答辩日期： 2010.11.21 学位授予时间： 答辩委员会主席：评 阅 人：二一年十一月4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MPA Thesis论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Establishment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articipators in China financial market王昭彧Wang Zhaoyu独创性声明3目 录中文摘要IAbstractII第一章 绪 论1第一节研究背景1第二节相关研究成果的局限性4第三节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5第二章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行为模式7第一节有限理性的“复杂人”7第二节市场试错机制可有效促进良性激励9第三节寻找利维坦与私有化的缓冲地带11第三章重构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必要性13第一节二元经济环境中的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模式13第二节当前激励机制存在的若干问题21第三节国外金融市场者激励机制构建的经验教训23第四节小结27第四章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28第一节激励机制构建的基本原则28第二节良性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构建内容31第三节良性激励机制构建的途径选择34第四节政府在激励机制构建中的角色定位35第五章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构建的政策建议37结语39注 释III参考文献V后 记VIIII中文摘要金融已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能否被政府有效提供，直接影响公民发展成果、提高自身福利水平的程度。但金融危机的一再出现，却深刻反映着人性的弱点和金融领域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目前，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运作机理、构建途径等问题，尤其是如何从自利角度出发，有效地激励处于金融市场这类耗散系统的参与者，从而在客观上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等的探讨，尚未有成熟的理论成果。本文回顾与评价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之后，认为有限理性的“复杂人”假定符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客观情况，市场试错机制可以有效积累组织信息，可运用自主治理模式在中国金融市场构建有效的参与者激励机制；最后提出了构建的途径选择及政策建议，认为应从规范市场治理者行为、降低交易费用、导入良性规则、分层次解决冲突、惩戒不良参与者等措施入手，形成并维护共同价值观，才能保证激励机制的长期有效运作，促进共同福利。【关键词】：金融市场 参与者 激励机制 构建40AbstractFinanc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key facto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s a piece of public products, the supply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market will influence civil development results and the welfare level of the civilians directly. The weakness of humanity and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he financial field were both reflected profoundl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coming out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now, mature theoretical results about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ment path of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articipators in China financial market have not been formed, especially on how to stimulate participators effectively in dissipative markets like financial market, and so as to achieve public benefit objectively.This paper overviewed and commented academic theories about participators in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The paper makes the point that the hypothesis of limited rational “complex man” is fit for the situation in China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fault-test mechanism in the market could collect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Besides, the establishment pat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which indicates that by normalizing the behavior of market governors, reducing the trading cost, introducing benign rules, disposing conflict in different levels, punishing bad participators, shaping and maintaining common belief, the long-term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will be guaranteed, and consequently the common welfare will be promoted.【Key words】: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ors Incentive mechanism Establishment金融已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能否被政府有效提供，直接影响公民发展成果、提高自身福利水平的程度。但金融危机的一再出现，却深刻反映着人性的弱点和金融领域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目前，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运作机理、构建途径等问题，尤其是如何从自利角度出发，有效地激励处于金融市场这类耗散系统的参与者，从而在客观上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等的探讨，尚未有成熟的理论成果。本文则从这一现实入手，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一番学术探讨。第一章 绪 论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内容和结构安排。在研究背景这一部分里，本人从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因素、激励机制的概念解析出发，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相关理论观点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第二部分里，本人指出了现有研究成果与管理实际运作过程脱节、孤立性地考察激励参与者的行为、限定激励范围为组织内部、未形成统一分析框架等几方面的不足，进而引出了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新视角的需要。在第三部分里，本人对本文的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节研究背景一、金融市场参与者概念的形成金融市场参与者，以金融市场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其内涵及构成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确立与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1718世纪中叶的欧洲），出现了包税人、放贷人、债券承销者等专业人员，但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还未发育起来。（厉以宁，2003）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期（18世纪中叶19世纪晚期），伴随大规模生产的世界扩张，银行、保险、证券等纷纷发展起来，但学界并未提出金融市场参与者这一概念，而是区分了金融市场主体、客体；认为普遍存在资金盈余、资金需求部门，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通过媒介双方来获取自身收益。（F米什金，1995）在市场经济发达及高度发达时期（19世纪晚期至今），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参与者进一步分化，巨额金融资本实现了对世界经济广泛而深入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模式，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与之相适应，学者们提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概念：（1）金融市场主体，即真正的买者和卖者，主要包括企业、政府、家庭、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养老金基金）和外国投资者；（2）金融市场媒体（又称金融市场庄家），其本质是作为第三方并向买卖双方提供信息促进交易快速完成，主要包括经纪人（货币市场经纪人、证券经纪人）和各类金融中介机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商人银行）。并认为金融市场主体与媒体的功能与作用不同，不能混淆。其中商业银行，既是资金供给者，又是资金需求者；既是市场主体，又是市场媒体；既在货币市场上活动，也在资本市场上投资，成为一种重要的全能性机构。（王兆星，吴国祥等，2006）二、激励与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1、激励、激励机制多数管理学者认为，激励是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提高组织绩效和效率，奖励和惩罚都是激励因素。西方学界的观点，由早期泰勒主义的命令、服从之义，到“霍桑试验”“社会人”假定下，考虑到激励对象的反应；再到赫茨伯格（1959）的“双因素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需求理论，考虑的更为全面；在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管理学丛林”），坎波尔和普利特查德（1976）、波特（1985）、青木昌彦（1994）、贝尔宾（2000）等学者进而考虑激励对象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关注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区分员工的团队角色和功能角色等。在管理学视角下，激励机制是反映激励主体、客体互动方式的一套理性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内在作用于组织（助长和致弱），使组织机能处于一定状态，进而影响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自上世纪以来，西方对激励问题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先后出现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求的嬗变，由激励条件的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的深化，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延伸。（吴云，1996）”在社会学、心理学视角下，早期学者从方法论集体主义出发，设立“经济人”、“社会人”等假定，推演社会中相似群体普遍适用的激励原则；后期学者确立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方式，认为应在互动论、权变理论指导下，针对具体的文化氛围、具体的组织环境、具体的员工来确定激励的方法，可能更为有效（齐尔格特鲍曼，1990；戴维波普诺，1999）。2、有效激励机制的选择姚小涛、席酉民（2008）提出，科层制已不适应日益动态的环境，应通过对社会网络中结构维度、两两关系维度和网络结点维度的分析，来研究问题。党文娟、张宗益（2008）认为，通过设置聘用期限、薪酬与公司各期业绩相联系、期权激励等方法，可以达到和提升独立董事最优努力水平。在实证研究中，洪天华（2007）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享有全球声誉，其多边组织的地位、跨学科的特点、高水平工资与福利、公平且富有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使其成为吸引全球杰出人才的重要国际机构，我国应借鉴其管理实践。面对多种理论，刘正周（1996）认为，实践中至少应考虑激励对象行为由何激发、行为如何导向、幅度如何控制、行为如何持续等四方面内容；将激励措施仅理解为利益诱导是不准确的，用于指导实践则是有害的。梁小民（2004）指出，分享制在日本的成功和在美国的失败说明，激励方式的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环境。三、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构建的研究现状目前，学者们多以完全竞争市场或可竞争市场模式作为出发点，对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如商业银行、上市公司等）的运作方式进行考察。Williamson（1984）指出像银行这种具有高债务股权比例的企业，其债权人和股权人一样更加关心企业运营决策和战略。Llewellyn（2005）提出“利益相关监督者”（Stakeholder Monitors）概念，涵盖了利益存在于监督过程和结果中的所有代理人。胡炳志（1999）指出，参与市场有沉淀成本，让价格和市场惩戒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并加强政府监管，就可保证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发展。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思潘（Greenspan，2001）提出，私人交易者的约束是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稳健的第一道防线，能最早遏制银行业危机的形成与蔓延。孙龙建（2009）认为，应在委托-代理框架下找到发挥市场约束潜力的关键结点与传导路径，进而实现加强银行业内生稳定性的目的。陈宁波、方华（2008）认为，金融业具有以自组织为主、他组织为辅的双重特性。从自组织理论讲，我国政府对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应该消除，虽然政策金融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但应稳步推进政策金融市场化。针对本次危机暴露出的高管盲目扩大规模、普遍追求短期回报的现状，有学者提议（亚利克斯艾德曼斯，泽维尔加贝克斯等，2009），应当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长期挂钩，并提供了一种账户重新结余机制，以现金和股票的形式来保持薪酬的恒定比例，使高管在公司中始终拥有足够的股票来提供绩效激励（即使股价下跌）。同时建议将模型修改后应用于低层员工（如交易员）的考核，以准确反映员工绩效。第二节相关研究成果的局限性综合考察前人成果，虽然研究者已广泛涉及了激励的因素、方式，提出了激励机制的构建方法，但多将激励机制的作用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实施激励的方式不一而足，目的都是将激励对象的行为指向、价值观与激励主体的价值观相统一，激发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长期保持，为实现组织目标而高效工作。本人认为，此类观点存在着若干局限性：一、与管理的实际运作过程脱节实践中，激励从不是一个纯粹的管理过程，而是个人或群体间互动的过程。有效的激励受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制约，也受教育水平、组织中地位的影响；激励的效果不仅是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提高，也包括社会形象的改善、良性文化氛围的创造等；它影响着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组织内外的个人、团队），也受组织内外环境的制约。每一位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通过多次博弈和文化影响，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不都从事短期行为，唯一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目前的研究，大多抛开这一点，从一个抽象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假设出发谈激励，这很不客观。二、将激励主体与激励对象截然分开各类理论，基本上都是让组织内部的团队或个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成为纯粹的激励对象。但在管理实践中，组织成员大都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方面被他人（或组织）的激励措施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对他人（或组织）施行激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将激励措施与激励机制的作用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对于组织（或交换场所）的参与者处于开放式环境（例如金融市场）下，管理者对参与者无较强的直接控制力时，如何施行激励，现有文献并未充分论述。或者说，如果参与者可以自由地进出组织（或交换场所），不能被强制性排除在外时，如何有效地发挥激励措施与激励机制的作用，现有理论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四、受经济均衡理论影响较深，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目前，经济学方法（主要是新古典综合派）已深深影响了管理学，宏观上强调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实现，微观上以局部均衡理论为依托，福利政策上强调帕累托最优，仅提供了一些严格限定在某些极限条件下、宏观与微观不同层次的均衡“碎片”，并未能提供一个内在逻辑严密、微观与宏观统一的答案。（杨小凯、张永生，2003）。以它为指导的“管理学丛林”，也尚未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从根本上来讲，人的行为由自己控制。从自利角度出发，每个人都需要在能使他们自我激励、自我评价和自信的环境中工作，而不是外界的片面激励。某一场所的管理者（或治理者），则可通过设计、维护长效的激励机制，将参与者行为引导到正向轨道上去。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奥斯特罗姆（1990）曾指出，促进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提高共同福利的有效机制，一是参与者自身对于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与遵循；二是通过搜寻信息，找到长期有效的交易规则；三是由某一力量主导，在全体参与者中间尽可能低成本地建立并维护下去。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利维坦”与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一局面下，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贝克尔等，1980），使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角点解的局部最大值，从中产生整体最优解，却给了我们一个统一分析框架的机会。第三节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一、内容及结构安排本文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压力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重点对激励因素、激励机制构建、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模式、政府的双重身份等内容进行了剖析，通过多角度审视激励对象“人”的基本假定，以公共管理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如何构建适合中国经济金融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探寻了可能的途径，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全文按照传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顺序安排，共分绪论、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行为模式、重构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必要性、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构建、政策建议五部分，通过由一般到具体、由个体到全体的发展思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结语中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并提出了激励机制构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路径。二、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系统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是通过比较分析与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明确了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含义和构成、激励的含义与主要因素、激励机制的构建内容。二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围绕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这一核心，辨析了参与者行为的基本假定、一般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政府的双重身份、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性等问题。三是运用规范分析方法，认为应通过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社会的普遍正义与公平、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金融市场中政府构建激励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因为与金融风险相关的国内讯息多为涉密资料，不能引用，所以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以国外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同类情况为例。三、创新之处一是分析视角的创新。本文力图走出“管理学的丛林”，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确定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的基本假定，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从微观到宏观，细致分析各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二是力图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多视角地观察种类繁杂的市场参与者，以发现其行为模式中隐藏着的一致性。三是目前激励理论主要运用在组织内部，本人力图将其运用范围扩展到像金融市场这样的开放式、耗散系统中。当然，因为本人水平有限，总体而言，本文在创新方面是不足的。第二章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行为模式欲考察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行为模式，须首先从人性的假设出发，了解市场中的个体如何才能做出既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又符合个体利益的正确选择，并能将这种正确的选择持续下去。本章循此逻辑链条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与论述。第一节有限理性的“复杂人”人性假设理论，由西方学者依照西方社会的生产与管理实践而提出，我们因文化传统、民族特征等原因，对其必须予以辩证分析。一、对人性假设理论的理解1、人性假设理论发展历程早期理论是“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强调完全理性决策，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管理学视角下，“社会人”假设（梅奥，1933）渐成主流，强调组织成员的绩效与受人关注程度相关；“自我实现人”假设（马斯洛等，1950年代），认为人天性好逸恶劳，潜力需充分挖掘，人才会充分满足； “复杂人”假设（沙因，1960年代）认为人的需求多样且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受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动机模式；不同人对不同领导模式有不同反应，但在适当领导策略下，不同的动机模式可产生高激励水平。其后，依托Z理论（威廉大内，1980年代）提出的“文化人”假设，认为管理就是“一个合作的群体将各种行动引向共同目标的过程，但每个成员、每个群体的行为都要受到价值观的支配。”朱华桂,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历史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03,(3).；国内学者也提出了突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施柔性管理的“生态和谐人”假设孙健,适应性管理,4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但据本人所知，尚未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经济学界长期以“完全理性”和“经济人”为基本假定，赫伯特西蒙（Simon，1940）将“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经济学；他深刻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两个致命弱点：（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一致性；（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已知道。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用“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满意准则”取代“最大化”假设，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失去存在基础，但仍坚持了“经济人”假设。2、基本评价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研究的逻辑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有不同的管理哲学，而不同的管理哲学在管理实践中往往衍生出各具特色的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管理准则和管理方法。孙健,适应性管理,4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所以，理清管理（治理）的出发点十分重要，综合各方因素看来，本人认为：（1）“复杂人”假设比较辩证。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和组织的影响来研究人的本性，更应反对把人的本性说成是生来具有、一成不变的。以此观之，“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认为人性不变，自显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文化人”舍弃了突出效率与效益的传统管理学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不具有持续性；“生态和谐人”假设强调了和谐相处，应该作为将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尚不具备操作性。而“复杂人”强调，各类管理要素应根据工作性质、个人特点和外界环境三者来合理配置，看到了内因与外因的互动关系，看到了人的动机模式的多样性，是辩证的观点。（2）理论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几种人性假设反映了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对人性的普遍看法，其侧重点恰好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众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组织成员的需要层次、需要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组织（交易场所）的治理者应采用不同的激励方式，以适合其客观需求的激励模式来实施治理，才能找到并维护每位个体利益的最大“交集”。二、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基本假定杨大安（2004）指出，金融市场（股市）中其实存在着极低程度的有限理性，不应该将极低的有限理性与非理性相混同。本人认为，就中国当前的实际发展阶段看，客观上仍存在以下情况：1、人们工作并不仅仅为着谋生和金钱，其需求结构、需求层次既随社会发展水平变化，也随自身文化、生活水平及地位和年龄而变化。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这就标志着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需求也不仅是物质利益。2、金融市场治理者的行为目标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目标既有冲突、又有“交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一致，从局部和近期看，有可能不一致。唯有双方妥协，才能进而“一荣俱荣”，否则只能是“一损俱损”。3、对人的激励方式及内容，自应权变运用，但都应“以人为本”，平等相待、发扬民主、适当参与、以产生良好循环，不能搞“零和”甚至“负和”博弈。4、人的成熟度、需要层次和能力会随着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及接触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对应于不同的世界、国内金融环境，治理方式也应当发展和创新。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复杂性，也必然反映在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上，因此，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复杂人”，而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第二节市场试错机制可有效促进良性激励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都表明，金融市场试错机制的良性运作，可有效积累组织信息、分担信息成本，激励金融市场参与者按照社会共同利益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是确保市场整体稳定与长期健康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一、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的基本观点西方经济学理论长期在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但现实却告诉我们，没有一种“万应灵药”，政府与市场都会“失灵”，根源就是交易费用的普遍存在。杨小凯等（2003）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深入分析了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提出了以下基本观点：1、经济分析不仅要分析个别决策人的自利决策，还要研究众多决策人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及其交互作用。其后果就是均衡，是指在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个别人不得不接受或无人愿意单方面改变的结局。它虽然经常与供求相等有关，但并不限于供求相等的情形。均衡也会出现供求不等或短缺现象，还会有失业，不一定是静止不变的。2、交易效率是市场生产力的推动力量，是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的水平。交易效率不高时，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因此，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性边界吻合。而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3、不同的组织结构（或市场结构），其实是在不连续的交易效率水平下体现出的局部分配效率最优的资源配置模式，即角点解形成的组合。每个组织结构都有一个角点均衡，每个角点均衡代表一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有贸易品的话），以及选择相关模式的人数。每个人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不但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影响到其他人产品市场的规模，影响他人是否能专业化，从而影响他人的生产率，即网络效应。4、分工水平决定专业化生产知识（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和社会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人们关于有效的专业化水平的知识决定社会选择的分工水平。5、由于角点解的存在和价格的负反馈机制，要找到适应目前分工水平的相对较优的角点解，需要试错，积累组织信息、其成本唯有通过市场机制发散至每一个人分担，才能有效进行下去。6、市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能用价格制度组织社会试验以获得组织信息。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是由政府提供人们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条件，而让私人企业来自发地做各种不同的组织试验。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适用性判断基于以下理由，本人认为该理论在中国金融市场有很强的适用性：1、该理论认为，每位个体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其根据自身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机制，寻找并不断调适自身的最优解；而由于网络效应，最终会形成一种动态均衡的状态，这与现实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比较吻合。2、该理论认为，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从不同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伴随着蒸汽机、电报等运输、通信工具的发明和黄金、白银、纸币等一般等价物的使用，交易效率跃升，生产力水平增速很高，二者相关性很强。3、该理论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其理论分析框架是统一的；其各项观点隐含着对经济运行中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复杂人”假定，是比较辩证客观的。4、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折，与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发挥直接相关。实证研究表明，19世纪前中国经济长期停滞，根本原因是统治者重农抑商，社会实验不能通过自由企业、自由价格制度进行，因而中国人对经济组织的知识就长期停滞了。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其历史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第三节寻找利维坦与私有化的缓冲地带承认市场机制的有效试错功能，并不代表认可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部观点，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为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遵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思路，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相关理论，国家这一“利维坦”，可以控制一切；但作为具体政策实施的后果，却是“滞胀”的发生，政府也“失灵”了。其实，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并不存在能掌控一切的“神”。一、参与者自主治理的相关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利维坦”与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交换场所参与者自主治理的广阔空间。其基本观点为：1、传统理论中对“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当存在重复博弈时，短期行为能够得到避免，公共利益能够得到维护。但有关收益的信息必须通过搜寻、组织和分析才能得到。2、现实存在着各种长期存续的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其相似之处为：1）清晰界定边界；2）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受其影响的大多数人能参与规则的修改）；4）监督（积极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5）分级制裁（违规者很可能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二者的分级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能迅速通过成本低廉的地方公共论坛解决冲突）；7）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8）分权制企业（对占用、供应、景点、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3、政治制度基本不变的背景下，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在操作规则上采取一系列渐进改革来提高共同福利的可能性。促进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提高共同福利的有效机制为：1）参与者自身对于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与遵循；2）通过搜寻信息，找到长期有效的交易规则；3）由某一力量主导，在全体参与者中间尽可能低成本地建立并维护下去。4、通常存在三个层次规则，高层次规则制约了低层次规则，提高了稳定性。这三个规则是：1）操作规则，直接影响占用者日常决策；2）集体选择规则，是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管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的；3）宪法选择规则，通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制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结果。二、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构建的启示1、中国国情的复杂，恰恰是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对区域和全国金融市场的多重影响，不可能假定金融市场参与者只有一种行为模式。金融参与者应通过自组织方式，选择适合自身专业化能力的自主治理制度。2、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市场治理者（监管者），首要职责是搜寻、积累信息，找到长期有效的交易规则，并提供给广大的参与者。提供的规则应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在确保宪法选择规则基本稳定的情形下，应允许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的自我演进。3、保障不同参与者的权利，通过低成本且广泛使用的监督、冲突解决和分级制裁机制解决实际问题，不应有享受特殊权力的参与者存在，包括政府部门；除非其确是市场参与的弱势群体。4、金融市场治理者（监管者）的政策应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奖优罚劣，淘汰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参与者，以形成并维护共同的价值观。第三章重构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在1949年至今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逐渐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模式，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县域地区与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间各自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几经曲折，其参与者也形成了差异很大的行为模式，导致激励机制的实际效果十分不理想，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一节二元经济环境中的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模式以美国学者阿瑟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一定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当农业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达到一致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消失。在向着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经济体制多次变革，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动不居，其激励机制的构建也时断时续、方向不定，至今尚未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科学体系与运作方式。一、中国金融市场的形成与演变1、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金融市场建国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经济成分中既有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成分（主要在广大内陆地区中的农村地区），又有已实现近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主要在东南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地区）。与之相适应，金融市场也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处于广大农、牧业地区，在高利贷者、地主、中小手工业者、拥有自耕地的农民、失地农民之间形成的传统资金市场。另一种是处于东南沿海城市地区，主要在外国资本家、大地主、买办、中小资产阶级、城市工商业者、工人、城市贫民之间形成的近代金融市场。2、建国之初的金融市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期间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时期，商品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主要的经济成分包括：快速成长的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农村自然经济、城市（农村）合作经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仍然存在，初期民间借贷十分普遍，但随着国营经济、城市（农村）合作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其它经济成分不再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杨奎松（2010）指出，建国初期，大陆地区虽基本清除了美、英等外国资本的控制与影响，但国营经济成分并未起支配性作用。例如，杨奎松（2009）指出，在19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境内个体、私营工商业者、个体农户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军需产品生产任务，并因此而得到了国营或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私营工商业者利益与代表工人、农民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310-40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3、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金供求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处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抑制，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很难得到发展。企业、机关团体、个人的闲置资金被集中到了国家所有的银行，全国的金融机构也于1970年代被最终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且银行仅作为中央经济计划的执行者来分配资金，市场机制被抑制到了最低限度。4、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市场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体制重新在中国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的大发展时期，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股份制企业、机构投资者等社会经济成分日益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