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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刘永文王 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摘要麻倾翁作为僧人进藏学法，研究“五明”“密宗”，获“倾哉”职位。著 观音三要讲演集，获尊称“麻坞倾哉”。凭借宗教界的地位，在西康参与创建“五明学院”筹建工作，还在内地参与“无锡汉藏佛学院”的组建工作，并主坛念经，消灾弥乱。积极参与调解康藏纠纷与当地寺庙冲突，主动宣传“三民主义”，努力于地方稳定工作，巩固边疆国防。在地方与中央召开的相关会议上，积极递交提案，参政议政，力图促进边疆建设。利用自己德高望重的身份参与组建“康藏贸易公司”，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抗战。通过报刊传播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进步理念，并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作为康区精英，放眼世界，与内地人士广泛接触，主动参与各类社交活动，加强交流，促进民族团结。麻倾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爱国高僧；麻倾翁DOI:10.16249/ki.1005-5738.2024.01.014中图分类号 G641;D6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5738（2024）01-110-010收稿日期：2024-01-20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现代涉藏民间社团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2BMZ042第一作者简介：刘永文（1962-），男，汉族，辽宁朝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藏学、古代文学。麻倾翁（1889.10-1966.3），男，藏族，原名洛松巴登，道孚县孔色乡麻湾村人。幼年在灵雀寺当扎巴，并受沙弥戒。后赴拉萨哲蚌寺学经十余年，取得“处隆”学位，对佛学经典造诣较深，爱好古典文学，擅长藏文诗词，以应用文见长。对“五明”“密宗”多有研究，获“倾哉”职位。有 观音三要讲演集。人们尊称“麻坞倾哉”，从此更名麻倾翁。麻倾翁返县后，正值灵雀寺两大活佛圆寂，被推举为负责处理灵雀寺对外事务的上层喇嘛。1931年麻倾翁被中央政府委以调解“大白事件”代表，随唐柯三前去调解无果。1933年再次委任麻倾翁为国民党驻康部队调解“大白事件”的交涉员，10月8日在岗拖签订“岗拖协议”。1934年1月驻康24军军长刘文辉委任麻倾翁为西康省道孚县灵雀寺护法喇嘛主持堪布兼任道孚县佛教协会会长，并邀请他到内地观光。1939年西康建省后，麻倾翁被遴选为西康省第一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驻会委员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1940年8月麻倾翁在康定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执行委员，在边区从事吸收党员工作，并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同年被任命为西康省政府顾问，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调查员、川康甘青边政委员会西康区助理员，聘任为西康省边疆教育委员、唯行总社文化委员、西康经济研究社名誉理事、西康省党务干部训练班康区考试委员等职。1946年麻倾翁被遴选为少数民族国大代表，出席了南京“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麻倾翁还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于佑仁、戴传贤、居正、陈诚等。回省后继续建议限制“乌拉”差役，捐大洋1500元，兴办麻弯小学。1947年11月在竞选“行宪国大”代表时，麻倾翁在道孚以绝对票数当选。而阳昌伯任西康省党部的科长，是国民党内定的国大代表，麻倾翁随即调整为监察院监察员。1948年2月又当选为中华民国政府立法院藏族立法委员，1949年被选为藏族自治促进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川、康两省军政首领刘文辉等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麻倾翁积极响应，拥护起义。1950年4月15日率领县府官员、驻军官兵、城乡士绅、灵雀寺喇嘛和群众数千人在县城东郊敲锣打鼓，列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道孚，道孚县宣告和平解放。军事代表胡金相任命麻倾翁为道孚县调解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被选为康定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政协委员，接着任命为文教处副处长。1957年被任命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当选为州佛教协会理事和政协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2日，因患食道癌，久治无效，在康定去世，终年77岁。1一、创办五明学院与汉藏佛学院为了沟通汉藏文化，融洽民族感情，佛教界精英在各地筹建“汉藏佛学院”。如重庆北碚缙云寺的“汉藏教理院”，北京、五台山的“汉藏佛学院”。麻倾翁作为有名望的宗教人士，不但在康区筹建藏传佛教最高学府五明学院，培养宗教人才，“轮集康区喇嘛，讲习观摩，教以近代科学常识。境内之高僧大德，昔日足不履康定，身不入官厅，口不言政治者，近亦联翩莅止，贡其所知，并愿传宣政府德意，奔走传呼而不辞劳瘁。”2还在内地参与“无锡汉藏佛学院”的组建工作，促进汉藏佛学界的深入交流。觉有情 发表了 无锡汉藏佛学院缘起：章嘉等窃以如来大法，溥利群生，藉声音以演教义，因文字而悟实相，其译自天然，流通为各国之文者，殆莫盛于汉而莫备于藏矣。夫汉文则宏深奥衍，藏文则赅博翔实，盖西藏与印度毗连，文化相近，藏文字母，均胎息于梵文，显密教典，蕴藏甚富，多有我国所未译者，说者谓佛法尽在西藏，非过称也。超公上师，为近代大德，夙负弘愿，入藏求法，留学拉萨八年。返回后，弘法各地，以沟通汉藏文化为己任。十余年前，卓锡吾邑圆通寺，办真言研究社，从事未久，以事变猝起中辍。去岁三月二十日，上师由成都启行，而西安、而兰州、而青海、而塔尔寺、而宁夏，法驾所经，闻风求法者踊跃云集。今春师座莅锡，高足十余辈间关相随侍。于是量如法师发为法为人之大愿，将梅园开原寺作为院址，邀集同人等以组织汉藏佛学院为请，蒙师赞许。法尔如是，因缘非偶。即就其浅近者言之，利益之大，略可指数。夫佛法在饶益人心，当此社会杌隍，人心陷溺，非佛法无以拯救，其利一也。汉藏形势隔阂，文字语言实为之障，若文化交流，感情必渐融洽，对于巩固国防，收效必甚宏远，其利二也。方今佛法衰落，译述稀少，远不逮古，若僧众学习藏文，译材蔚起，贡献必多，其利三也。惟兹事体大，端藉巨人长德，法门硕望，振臂一呼，闻者兴起，则群策群力，众擎易举，佛法前途，实利赖焉。发起人：章嘉、喜饶嘉措、贡嘎、麻倾翁、锁藏仓、甲绒格西、源修、觉纯、量如、慧三、宏兴、普善、超一、广义、祖鑫、李元凯等（居士共二十八人芳名从略）。按佛学院定于九月六号正式开学，该院章程，欲阅者请函无锡梅园开原寺该院索取。编者志3从“缘起”可以看出，这个由多民族宗教精英发起组建的佛学院，是希望通过佛法拯救“社会杌隍，人心陷溺”，培养专业宗教人才，促进汉藏文化交流。除了参与佛学院筹建外，麻倾翁还主坛念经，消灾弥乱，新蜀报 曾刊文介绍：川康军刘自乾总指挥以该麻倾翁道行高深，经典纯熟，且洞悉中外大势，在西康喇嘛中，最为难得。昨特约请其赴雅安一行，以便主坛念经，消灾刘永文，王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 111弥乱。麻氏被约，业于日昨来康，在此休息两日，即已起行赴雅，随行徒众二十馀人，乌拉行李二三十驮，颇极一时之盛云。4五明学院与无锡汉藏佛学院，培养了许多宗教人士，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二、调解康藏纠纷、当地寺庙冲突并积极宣传三民主义麻倾翁不但致力于佛教人才的培养，还利用自己德高望重的优势调解康藏冲突和地方寺庙冲突。1930年，甘孜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为争夺领地和差民发生纠纷，国民党驻甘孜部队卷入与大金寺发生的武装冲突。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藏军借机东进，渡过金沙江与刘文辉及青海马步芳部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31年麻倾翁被中央政府委以调解“大白事件”代表，随唐柯三前去调解无果，唐柯三返南京，“大白事件”交刘文辉全权处理。1932年再次委任麻倾翁为国民党驻康部队调解“大白事件”的交涉员，麻倾翁身负重任，奔波于德格、同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同年大金寺被烧毁，藏军战败。10月8日在岗拖签订“岗拖协议”，历时两年多的“大白事件”告一段落。1933年驻康24军军长刘文辉以麻倾翁参与调解“大白事件”有功，给予特别嘉奖。委任麻倾翁为西康省道孚县灵雀寺护法喇嘛主持堪布兼任道孚县佛教协会会长，并邀请他到内地观光，受到刘文辉的款待，此时麻倾翁结识了川、康两省部分军政首脑和高级官员。关于麻倾翁受嘉奖而委以“堪布”的情况，西防纪实 中记载：堪布由汉官委任之第一声道孚灵雀寺之堪布一职，晌由拉萨达赖活佛派委一大喇嘛充任。灵雀寺有佛都督二，而堪布则位在佛都督之上，故二呼图亦须受其管辖。该寺有喇嘛麻倾翁者，去岁能随我康军前赴甘德前线调解汉夷人民之隔离感情，参与康藏之议和事件，单纯义务，不无微劳。且麻倾翁学位虽不高，而人绝顶聪明，道孚县长胡仲尝呼之为喇嘛中之清秀份子。尤以其心切向汉之故，特保委为灵雀寺之堪布，以便安抚其众。兹二旅旅长邵蟠村已明令委任该麻倾翁为灵雀寺护法喇嘛，主寺堪布，兼佛教调查员之职。麻倾翁于奉委后，即召开全寺会议就职任事。5麻倾翁除了参与调解康藏纠纷外，还为地方寺庙冲突的调解做出了贡献。清末民国时期，川康藏区的藏语系佛教中的一些教派、寺院为争夺领地控制权发生了长期不断的武装械斗。其中较大规模的有炉霍县觉日寺（格鲁巴派）与木娘寺（宁玛派）为争夺僧源、领地而发生的从1860年1950年的90年械斗；巴塘县孜则寺引发的波及邻近数县的从1926年1950年械斗；若尔盖格底寺与青海色赤寺从1775年1952年的持续械斗等。关于觉日寺与木娘寺之间的冲突 中央日报 曾记载：甲浪西测的木娘寺，因与朱倭西方的觉日寺发生教区争执，致使甲浪到觉日寺六十里长的群曲河西岸，成为战区。甲浪的居民，全部迁徙武装起来了，喇嘛们也荷枪，把慈悲为本的佛弟子，改扮得英勇可畏。三月前，觉日寺曾来袭木娘寺，来袭者以十三人的生命，换得一殿的烧毁和一人的死亡。木娘寺以觉日寺的来袭，有雄鸡岭一居民领路，遂派人前往焚烧领路者的房舍，以资报复。最近，双方虽无接触，但均在加紧买枪买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不住在战区内，下半日冒雨策马急驰，周身透湿后，于六点尚欠十分到达鲜曲河东岸的朱倭，投宿于废土司官寨的朱倭区署中。朱倭因为头人的跋扈和差务的繁忙，区署政务，既不易推动，且往往因军人的过境，而使区长受辱。由于客观情势的需要，去年改由甘孜驻军徐副营长西平继任区长。记者过朱倭时，徐区长因事赴甘孜未返，承徐夫人及区署通事的帮助，“乌拉”马的支换，未耽延时日。6麻倾翁将两寺纠纷的起因和发展经过向国民党中央和刘文辉汇报后，中央政府鉴于两寺的械斗纠纷，已涉及到红教和黄教两派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因而商得刘文辉的同意，决定由麻倾翁出面慎重进行调解。1948年8月麻倾翁率领20多名汉、藏随从，对觉日寺与木娘寺之间的冲突进行调解，经过为时约20天的艰苦调解，双方初步达成了5项协议。7麻倾翁的调解为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彻底解决两寺的纠纷奠定了基础。化解地方冲突很重要，但如何使国家意志、中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12央精神贯彻到边疆，更是边疆工作的重点。西康地区族群复杂，政治体系繁复，在边疆地区开展党务工作困难重重。刘文辉为了训练西康地区精英，于1938年开办“西康保安行政讲习所”，当地活佛、堪布、土司、头人被发展成为国民党党员，并委以各种行政职务。1940年，灵雀寺堪布、道孚县佛教会会长麻倾翁加入国民党，被选入西康省国民党执委会，长期参与、指导西康党务工作。81941年1月6日，西康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麻倾翁进行演讲，充分肯定了国家领导者坚持抗战的努力，阐明“三民主义”与佛学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佛学三民主义同佛学是有极密切关系的，佛学以普渡众生博爱为宗旨。本党主义仍以挽救众生，博爱为宗旨，尚同志们本着总理精神，顾及地方情况来为党效劳。总理全部遗教，分民族、民权和民生，以大体说在民族方面，我们是一个整个的国族，小方面分有汉满蒙回藏五族。我们本应总理、总裁昭示，本精诚团结之旨，泯灭门户之见，实行民族主义。西康同胞大多不知道，人民应该享有政权去管理政府，望我们积极开导他们。说到民生方面，西康地瘠民贫，人民感到极大痛苦，我们同志应本总理、总裁指示为一般康属同胞解除痛苦。9麻倾翁在西康省党部纪念周上演讲“三民主义与佛教”，阐明在康区宣传党义时如何充分发挥佛教精神：“更进一步说吾辈深望从事党政人员，须以佛教之人，尽瘁于自己责任和职务，不问当前环境之艰难与生活适宜否，果能人人有此种精神，有此能力，尚何患于党务之不进？国家之不安定乎？”10这种观念与戴季陶的观念相同，戴季陶在 致蒙藏青康各地同胞书 一文中，强调“三民主义”与佛教的一致，谈到“总理的三民主义完全由牺牲自己、救人救世而起，此与大乘佛教普救众生之心，完全一样，无有二致”11。西康国民日报 介绍了麻倾翁考察泰宁、炉霍等县党务工作情况，指出康区党务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在民众信仰佛教的背景下宣传党务：（本报信息）西康省党部于昨日（八日）午前九钟举行纪念周，出席书记长武文，委员刘静之、颜泽南、麻翁倾，及省县党部全体工作同志六十馀人，主席武文，率领全体同志行礼如仪后，即由麻委员倾翁报告，兹录其报告要点如次：本人前次奉省府参议会命，出关考察各县县政，藉以视察关外党务，经过泰宁、炉霍、道孚、甘孜等县，在县政考察之暇，辄注重三民主义之宣传及总理、总裁之介绍，康民尽都心领神会，对总理总裁之信仰，尤其坚牢。惟以关外环境特殊，文化落后，且又笃信佛教，故此次派往关外之工作同志，务希针对环境，因地制宜，则康省党务，庶可定奠。12三、递交提案，参政议政（一）地方提案西康省临时参议会议，各位委员积极递交提案，提案涉及田亩编额、土地陈报、宪政完成、五明学院筹建、乌拉制度改革诸领域。参议员麻倾翁除了提交“请省府短期完成五明学院案一件”（提案四十七）外，还提交了“请省府严令乌拉头人不得克扣乌拉脚价，暨雇乌拉者不得盗骗乌拉牛马俾康民可得实惠案一件。”（提案第四十五）13在西康，刘文辉对于宗教问题，主张因势利导，力谋佛教“阴翊王度”。早在建省委员会移康后，就把维护佛法、整饬教规作为重要的宗教政策。及时调整宗教政策，并召开僧伽代表会议，宣传治康政见，共商整理寺庙办法，决定成立西陲五明学院。其宗旨是：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使政教相得益彰，免除一切隔阂。1939年，经僧伽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延聘汉族研究佛学有声望的学者张东荪先生为等备会主任，道孚灵雀寺高僧麻倾翁、炉霍寿宁寺活佛格聪、康定南无寺格西甲绒、理塘寺的活佛火竹香根、雅江日库活佛等为筹备会的成员，加紧筹备工作，期于短期内正式成立学院。但到1940年，“五明学院”的工作还进展缓慢，麻倾翁就此问题提交提案，力图推进此项工作的顺利展开。赵尔丰于宣统三年（1911年）着手对乌拉进行改革，并颁发实行 各属百姓承认官员差使暨转运公物粮饷应雇骑驮“乌拉”民夫章程14，共26条，这是康区第一部较为完善的“乌拉”章程。1928年，西康政务委员会经过对康区各县“乌拉”状况的调查研究后，于1929年颁发 西康特区各县支应差徭章程，要求“所有区内军民财各机关公出人员及部队出关均应一律遵守”15。但“乌拉”制度在执行过刘永文，王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 113程中仍存在诸多弊端，为康胞所诟病。该委员会同仁每次大会均以此为提案中心。麻倾翁提交的关于“乌拉”的提案得到了政府重视，刘文辉排除万难厘定办法，力谋逐步改革，力图实现官价与商价相埒，减轻人民的负担。麻倾翁不仅通过提案反映“乌拉”之扰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为康民呼吁：乌拉，藏语，或可译为官差制度，起源于清初的驻藏大臣，是一种官府直接征用或民间牲畜，运送官家公务，接送服侍过往官员的徭役制度。一纸马牌在手，就可以沿途征用牲畜人伕，进宿台站，有“拉役”服务，有“套役”侍候，不出一个钱。这就是乌拉。沿途台站中派来的“套役”是不分性别的，常有良家妙龄女人也常常派来“套役”，更有无耻官吏在站台中公然支派民女艳装歌舞，酒陪宿，一个毫无职位的官儿，只要马牌在手，沿途都可作威作福，搕诈收贿，大道沿线地方的人民，莫不为乌拉拉的筋疲力竭，扰民恶制，莫此为胜。16麻倾翁还与万腾蛟共同提交“请严禁康区各县政府及土司头人非法征收羊毛酥油以减轻人民负担案”（提案第六十五号），并阐明了提交理由：“关外各县地瘠民贫，人民赖牧畜资生者十居八九。据考察所得，各县政府及土司头人多有垄断地方羊毛酥油，以低价估收而运出，高价发售者。关外年来贸易萧条，人民困苦，其原因盖在于此，若不严禁其隐患有不可言者。”17（二）中央提案1946年11月15日，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麻倾翁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中他以提案人、共同提案人、连署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提案提交工作。其中麻倾翁代表等二十三人提议修正宪法草案第二章第十四条及第十三章条文案（提案第二五八号）：一、国民大会选举法上之土著二字拟请改为西南边疆民族。理由：西康之藏族与倮族，云南之藏族、摩些、傈些等族，贵州之苗族，广西、湖南之苗族，四川之藏族，应统称为西南边疆民族，选举若以人口为标准，必发生纠纷，应以地区为标准。二、宪法二章第十四条下，请加各地宗教教产，政府应保护之。理由：如内地之和尚庙宇，道士之观院，康藏蒙甘青之喇麻寺，政府应明令保护，禁止军队驻扎，以维护教产。三、边疆之交通教育，在宪法上应列专条。理由：边疆交通梗阻，文化低落，是以不能平衡发展。所以拟请在宪法十三章基本国策加以明白规定，饬由政府倡办，俾得实现。再省属藏区内应由政府每县设立藏文专校。提案人：麻倾翁连署人：刘家驹 杨仲华 陈士林 陈耀伦 傅梅曲木倡明 李文斋 黄正清 由少蕴 喜饶嘉错 周遂初 杨敏生 韩百城 李厚如 曾济觉 费铎声 周馥昌 冯云仙 冷曝冬 余松林 程仲良 张玉山18麻倾翁还作为连署人参与了邓珠娜姆代表等二O人提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内第一四五条之后，应增一条“边疆教育应尽量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边疆工作者，及边疆学生国家应奖助之”案（提案第一八六号）19。因宪法草案未涉及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问题，提案人本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之原则，建议宪法增加此条建议，并关注边疆工作者及边疆学生的待遇与奖励问题。除了提交提案外，1947年，西康国大代表麻倾翁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请国民政府废除康区土司制度。麻倾翁称：“土司制度为专制皇朝用以奴役边民、巩固统治之毒辣措施，数百年来康人受其虐害，苦不胜言。民国肇造已三十有余年，一切咸趋向平等，而边疆独保留此种最不合理、最反时代之阶级制度，是不特康民所不能自抑，亦民主前途之绝大污点也。应请即予明令废止，以惠边黎而完民治。”麻倾翁同时还向蒋介石直接提出废除土司制度的问题：“康籍监委麻倾翁，顷自京飞渝返康过蓉，下榻于西康省银行成都办事处招待所，候车赴康，据谈，麻氏此次在京曾代表康省面向蒋主席，请求废除康省乌拉制度（即官差制度）、土司制度，以及请求中枢贷给西康茶款十一亿元，农业 麻倾翁致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罗良鉴函（1947年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临1，1899-1949年有关西藏问题历史档案资料汇编。参考王海兵.20世纪上半叶康区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1).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14贷款十亿元，均获批准。”20四、贸易活动由内地回乡后的西康精英为发展势力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民国三十一年（1942）八月，由康藏知名人士格桑泽仁、邓珠郎杰、夏克刀登、黄正清、邦达多吉、桑都居冕、麻倾翁，以及西康省主持财政金融的官员李万华、李先春等人筹资，成立“康藏贸易公司”，经营康藏进出口贸易，“力求促进增强康省与西藏、中央与拉萨间之关系、经济联系，以图挽回利权，而免整个西藏经济商业为英印方面所操纵支配”。公司资本金为法币600万元，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格桑泽仁、邓珠郎杰、麻倾翁等人为常务董事，宋鸿勋为常务监事，格桑悦希任总经理，邓珠郎杰为协理，张乐天为襄理。总公司设于康定，在成都、拉萨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设有分公司，重庆、甘孜、昌都设有办事处，雅安设转运站，并在西藏与西康之间的交通沿线设有运输站。同时，公司还自有驮队，其中在拉萨、甘孜各有骡马100匹，在类乌齐、黑水各有驮牛100头，因“各处站主管人员及该公司股东，颇多原系康藏土司头人，或为大寺院喇嘛，随时可就地征调私有牛马，最多能达二千头，货运不致中途停滞。复有自卫武力，沿途可保安全”。对中央而言，康藏贸易公司建立后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政府机构运输非战略物资。公司主要负责为政府机关运输汽车轮胎、各种电线、汽车零件、军毯布匹、医药用品、机器零件等，全年运量2000余吨，部分解决了战略物资不足的问题。21二是帮助中央政府推动法币的流通。抗战期间，甘孜、德格以西仍用藏币、藏银，这里国民政府的财政影响相当弱。康藏贸易公司成立后，公司从康定中央银行收付法币，在西藏收付藏银，“自通汇以来，凡公私各方需用藏银者，均得在中央银行汇兑，迄今（1944年4月）汇兑数目约及一千万元”22。据蒙藏委员会报告，藏官中资产较多者，对藏票存怀疑心理，纷纷吸收法币。“查数月前，藏人对我中央尚不甚重视，近来因我国际地位增高，则顿感惊奇。如过去专与汉人为难之亲英健将宇妥，亦拟派其季子任钦泽忍赴渝观光。”麻倾翁不仅出资支持康藏贸易公司创建，而且通过提交呈文的方式，提出化解康区经济危机的具体措施，呈文及决议曰：奉国民政府代电，以据麻倾翁等呈：为西康藏销边茶，历来年五十馀万包，近来不足半数，其原因由于茶园荒废，与茶商因成本过高，资金不足，致使印茶因地理之优势，侵入西藏市扬，顾藏人始终固嗜康茶，如中国农民银行能每年按销数成本之七折，低利贷放三十五亿元，予康省茶农商，则产销自可恢复。同时农民银行可随时收购市上茶包，以平价售予藏方，并用作关外实物农贷，则茶价不致受茶商之操纵而过涨，复可随时收回对茶农茶商之贷款。又请饬中国毛纺总厂收购羊毛，中信局收购麝香，转作外销。查西康省本年度茶叶产销贷款，西康省政府已函洽中农行请列为十五亿元，以三亿元贷予茶农合作社，以十二亿元贷予茶商。经提请理事会议决议如下：一、准贷十五亿元，内茶农生产贷款三亿元，茶叶运销贷款十二亿元，并均由中央银行办理转抵押。二、所请收购羊毛、茶叶、麝香等项，分函经济部及中央信托局酌办。23五、通过报刊传播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进步理念并印刷抗日宣传品国民政府在治边过程中充分利用宗教人士、各类调查团、中央政府各类官员赴西康，加强与康区各类人士的联系。1933年冯云仙赴康调查；1934年黄慕松赴藏，路过康区；1938年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入康致祭班禅喇嘛等。另一方面，康区宗教领袖赴内地参观、游览、参加各类会议、觐见国民政府领导。康区宗教领袖因此开阔了眼界，进一步增加了对现代国家和“五族共和”话语的了解与接受，促使康藏人士利用报刊传达自己的观念。道孚县灵雀寺堪布麻倾翁在报刊上发表 告全国同胞书，首先 西康省政府致财政部公函，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财政部视察李如霖视察西川及西康区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报告（1943年11月2日），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刘永文，王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 115从佛教宗旨出发，指出：“凡世界有生命之动物，均须根据佛旨，一视同仁，决不可畸重界恶，奸诈虚伪。但近时人类行事，大与佛理乖逆，人心日益畸险，官吏每多以个人权利为中心，不顾人民之困苦。列强侵略无法抵抗，民怨四塞，朝夕忧惶。”接着告诫全国同胞：“想我地大物博，数千年来文明之中华大国，将被蚕食沦亡，事急矣。不宜再争权夺利，因循待毙，甚望五族男女同胞，废除私见，挽回颓败习气，亲诚互助，实遵先总理遗教，刷新政治，洗雪宿耻，使国富民强，庶几可矣。”最后介绍了自己虽远在康区，但仍关心国事：“倾翁生长边荒，潜沉佛法，学少无术，复乏游览之识，每阅书报，见国家衰弱景象，不啻身受刀剌，寝食难安，痛心报国无从。前康藏军事发生，得衔领奔驰金沙江岸，调解锋尖，热诚悲苦，期达民族和好，尽我天职。今藏事虽平，国难犹殷，仍未敢苟安一时，于礼佛诵经静修外，则训导全体喇嘛，发愤为雄，以图将来效命国家，区区愚忱，愿我同胞共鉴之。”24益世报 也记载了麻倾翁把 告全国人民书 寄往京沪各报，以汉藏两种文字形式发表的情况。该报首先介绍了灵雀寺的概况：“此间灵雀寺位于城北山麓，有喇嘛僧众一千五百九十四人，庙宇僧房九百七十间，全县民房官署学校营房等合计亦不及其宽大。盖该喇嘛寺为康北第二大寺，仅次于炉霍寿灵寺一筹，寺内有呼图克图二人（呼图克图，即转世而生佛都督），但皆潜心修持，不问世事。全寺僧众，统由堪布（即庙主或方丈之意）麻倾翁一人管辖，堪布，设有根巴（即管事）四人，分掌财务、经典、食粮、执法各事，寺中秩序及条规，极为严肃。堪布麻倾翁，学识湛深，且极亲汉，对于国事，尤极热心。近以藏番藉口安插大金娃，意图侵略西康，屡在金沙江岸集兵挑衅，甚至抢渡开战，伤亡军民多人，以至邓科、德格、白玉各县，扰乱难堪。”接着介绍到：“昨特发出告国人书，分致京沪各报，登载发表。意谓藏番野心甚炽，屡寇边陲，川康军以孤军防守，势颇危殆。寺内有快枪六百馀枝，并可召集民兵五六百人（所谓民兵皆能自携枪械者），势力雄厚，可当正式军队一团使用也。此书藏汉两文均备，昨已在此投递发表。又该堪布以黄专使奉命入藏特在道孚准备盛大欢迎，并拟面向黄氏请愿，详述藏番历年侵略西康之野心与事实云（充民卅日）。”25除了利用报纸发表针对国家所面临重大问题的文章外，还以西康代表的身份，利用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在 中央日报 上发表文章。文章首先介绍麻倾翁从地方人民代表的立场出发，对制宪工作提出建议的重要性，指出：“此次本人代表西康康族同胞，由西康来京参加国民大会，与全国俊彦相处一堂，共同制定国家百年的根本宪章，深感负荷之重，能力之弱，尤其素对宪法缺乏研究，殊不敢妄作主张。但宪法为全体民意之表现，宪法所规定者至少应不背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本人代表西康康族同胞参加国大，站在地方人民代表立场，对制宪主张不能不略贡所见。”接着阐述了尊重民族语文和宗教的重要意义：“西康康属同胞，几百分之九十为康族，他们和内地同胞比较，不但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而且宗教信仰也不同，不过他们对国家的爱护和对中央的向心力，并不因为语言上的隔阂，信仰上的殊异，而减低一分一毫。有人以为要使边地民族增加他们对国家的向心力，只有禁制他们语文，改变他们的宗教，才能发生稳定的效力，这种看法根本错误。因为语言是传达知识沟通情感的工具，康族与内地同胞使用的语言虽不同，但康属人民所具的五族一家的弟兄袍泽感情和爱国心则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使用语言的不同而有等差。至于康族民众的宗教信仰是喇嘛教，喇嘛教是印度佛教的流派之一，和内地同胞所信仰的佛教是一脉支分下来的。佛教是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宗教之一，它的教义的伟大，哲理的渊深，是尽人皆知的，而藏中佛典的完全，尤为世界各地佛教徒所欣羡，所以尊重边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使用之自由，不但是理所必至，亦事所应然。”文章又介绍了西康教育的独特性和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汉藏双语的使用，文章阐述道：“不过康属人民他们大都是不识字的，不但识汉字的很少，而且识藏文的也不多。在康属各地，新式学校很少，真正负起传播知识教育儿童责任的机构则要算喇嘛寺，不但是人民宗教信仰的重心，而且也是教育文化的中心，康族文化完全赖喇嘛寺为之保存，同时也赖喇嘛寺为之发扬，好像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完全赖基督教会维持其流衍不坠的生机一样。喇嘛寺在西康康属各地发生了同样的作用。不过喇嘛寺究竟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对社会所发生的教育作用自然因其侧重点而有不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16同。今后要提高人民知识水准和减少文盲，自应极力兴办教育创办学校，使边疆人民与内地人民的文化程度不致过相悬殊。在康属我主张未来即将设立的各级学校，藏文与汉文同时并重，最好能设立藏文学校，培养语文人才，以减少民族接触上的语言隔阂。惟此非国家多筹边疆教育经费不可，目前短少之边教经费，决不能应此大量需求，因此，我主张在宪法上应从宽规定边疆教育经费的比率，所有边疆教育经费，全部由中央补助。”文章最后从交通建设对于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在西康人民中，需要最亟切的莫过于交通建设了。康族同胞希望多吸收现代知识，接触内地同胞，但因为交通的困难，内地同胞多以边地寒苦旅途辛劳而裹足不前，以致减少了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确是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康族民众更希望内地同胞了解他们的情形，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知道他们的希望，然而这只有内地同胞多到边疆去。可是这客观上先决的条件就是要便利交通，交通便利自然内地同胞会多到边地去，同时，边地同胞也会多到内地来。而便利交通，换言之，从事交通建设，单纯靠地方的能力绝难期为功，必须由国家负起扶助边疆民族的责任，在国家预算内编入大量的边疆建设经费，始克有济。因此，我主张在宪法上应规定国家应多为筹经费扶植各边疆地方人民从事各项建设。”26除了利用报刊在全国宣传进步理念外，还在西康印刷藏文宣传品。国民大会特辑 中记载：他欣欣乐道从廿八年以后一直到战争胜利期间在西康做的宣传工作，他说德意两大强寇倒下以后，更断定日寇必败，就加紧印刷藏文宣传品散遍西康各城市乡村，号召抗战工作，宣扬政府国策，说明日寇必败的理由，在广大民众间起了不小的作用，他的愉快情绪，足以予人了解他对于抗战胜利尽了最大的贡献而心安理得。27可见，麻倾翁如同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广大爱国人士一样，以他们独有的方式支持国家抗战工作。麻倾翁不但在报刊上直接发表文章，还接受记者的采访，向内地读者介绍西康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内地读者认识西康，加强互相了解，如 国民大会代表访问记：访康族代表麻翁倾。六、多元互动地方与中央充分发挥佛教界人士的重要作用麻倾翁是道孚县灵雀寺的堪布，身处较为闭塞的环境，而他却能关注现代国家发展，关心地方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重视宗教人士的作用，重视多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刘文辉执政康区就很重视康区宗教人士在建设西康中的作用，1938年成立“五明学院”时选举麻倾翁等活佛为筹备委员。在政府工作中也同样发挥宗教人士的作用，如请麻倾翁以民众代表的身份代表二十四军，参与“大白事件”的调解，1940年西康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麻倾翁以“驻会委员”的身份，提交各类提案。28地方政府重视宗教人士的作用，中央政府同样重视发挥宗教人士在地方稳定与发展、多民族交往中的作用。在这样大的环境中，记者、调查员、学者、政府官员都主动接触宗教人士，使宗教人士放眼世界成为可能。1933年出版的 西防纪实 记载了记者到康区后与麻倾翁的深入接触，向麻倾翁介绍在宗教信仰上，内地与康区一样，都信仰佛教；在族群关系上，汉藏一家；强调“三民主义”与佛法可熔为一炉；汉藏间应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麻倾翁对记者的观点欣然接受。291933年蒙藏委员会为了解决第三次康藏纠纷，派冯云仙赴康，对西康的民政、财政、教育一切情形进行调查。冯云仙调查后，完成了 西康关外日记，日记中记述了冯女士对灵雀寺和麻倾翁的调查：“麻倾翁不特有办事才而且极关心时事，用饭时他问及国府和国民党的关系，又问及国府林主席近况和五院的组织情形，康人而对政治如此关心，洵难多觏，彼之爱国观念亦极厚，谈及 九 一八 事件，余愤未消，他说当时他曾作藏文告民众书，言时立将存稿取出，再由他说出大意如次：我麻倾翁是国民一份子，自东北失去，悲愤万分，望我康民一致起来御侮，不张海洋：国民大会特辑，1947年，333-334页。“麻翁倾”应为麻倾翁。刘永文，王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 117然我西康将来亦将不保，因为西康有很丰富的金、银、铜、煤等矿产，有很好的大房高楼和伟大的喇嘛寺，又有很灵验的佛爷，外国人能不垂涎侵占吗？所以我们应该先联合起来打倒某国人，收回东北，才足以雪国耻。”30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麻倾翁有着正确的国家认同，他认为自己是“国民一份子”，呼吁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洗刷国家耻辱。1936 年，李思纯（18931960）以史学家的身份，随西康建省委员会移康期间写下了 康行日记，其中就记录了“十月五日，旧八月二十日，阴。午后，宴请康定各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有喇嘛十余人，最著者为格聪呼图克图、甲绒格西、罗桑喜饶堪布、麻倾翁堪布、桑登大喇嘛，及康定之安雀寺、南无寺、夺吉札寺、撤加寺、龙共寺等七寺之喇嘛代表，并有汉僧大刚法师。”31除了记者、调查员、学者外，政府官员也主动与宗教界人士交流。1934年黄慕松赴藏举行册封致祭达赖典礼，途经灵雀寺时，“灵雀寺堪布麻倾翁，偕其四更科来谒，献马一匹，及土产若干，赏以相片，银牌，袍料，茶叶各物。”32另外，汉藏各界精英，利用各种机会，通过举行联欢会的方式，加强多民族交流。此次蒋委员长坐镇成都，统筹西陲，凡曾服务边事人员及康藏政教领袖，莫不鼓舞奋发，联翩来蓉，敬备咨询。爰由格桑泽仁、刘赞廷、吴毅侯诸人，发起旅蓉先后服务边事同人暨康藏人士联欢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假行营川康甘青边政委员会大礼堂正式开会。道孚麻倾翁堪布次麻倾翁藏语演讲，夏蔚如翻译，略谓西康自民国以来，纷乱如麻，康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西藏虽云贫瘠，但在活佛治理之下，仍有相当自给自卫能力，康民望治心切。今幸蒋委员长统筹西陲，全康亟盼整理开发，所以南北各路土司寺院人民均派代表到蓉请愿。今日得与诸公会聚一堂，参与胜会，足见诸公提携边民精神之热烈，非常感激，深望本今日开会之主旨，尽量为康民谋福利云。33各族精英还利用中央召开“国大会议”之机，组织茶话会，商讨边疆学校改制为“国立边疆大学”，麻倾翁为改制筹备人员,并参与组织“边疆教育促进会”。34可见麻倾翁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并关注边区人民福祉。结 语民国以来，西康宗教人士如贡噶呼图克图、诺那呼图克图、火竹香根活佛、仲萨活佛、格聪活佛等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国家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而在这个群体中麻倾翁最具代表性，在西康地区维持地方稳定，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关注国家命运，支持国家发展，注重民族间交往，是一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爱国高僧。参考文献1 四川省道孚县志编纂委员会.道孚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54.2 王川,等.四川抗战历史文献 少数民族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218.3 章嘉,喜饶嘉错,贡噶.无锡汉藏佛学院缘起J.觉有情,1947(193-194).4 刘文辉延喇嘛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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