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pdf

83史历Vol.51 No.1SIBERIANSTUDIESFeb.20242024年2 月第51卷第1期西伯利亚研究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何玉丹【内容提要 19 世纪初，面对西欧强国的扩张，俄国一方面采取对抗的守势，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自己新的势力空间。彼时，俄国政府对驻华传教团先期传回的中国国情信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遂开始借传教团驻华之便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与研究。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处于探索阶段，为清代中国与沙皇俄国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19 世纪中叶，俄国在华修建了北京地磁气象台，此举为其在华进行现代科学考察奠定了物质基础。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为后来传教团成员在中国更大范围地开展实地考察提供了信息、技术和设备支撑。19 世纪俄国传教团的在华自然科学考察及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俄国对中国的认知，增加了俄国的中国动植物藏品数量，甚至帮助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很多权益，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中俄之间的自然科学交流。关键词 19 世纪中国俄国传教团北京地磁气象台中图分类号 N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 0 8-0 9 6 1(2 0 2 4)0 1-0 0 8 3-13【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 ZDA182）【作者简介何玉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是中国禁教期间唯一的外国驻华宗教使团，传教团从17 15年一直存在到19 55年。18 6 1年俄国驻华使馆在北京设立之前，传教团集传教、外交和贸易等职能于一身。此外，传教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完成俄国政府制订的对华“科学考察”计划。传教团的存在使俄国政府能够在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全面研究中国，获取中国的国情信息。从19 世纪初起，传教团便成为俄国在华实施科学研究的机构，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磁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84西伯利亚研究2024年第1期国内学界对俄国传教团的研究多集中在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对其在华进行的自然科学考察和研究关注较少，对19 世纪传教团在华考察的分期、特点、人员构成，考察内容和研究成果等问题的探讨更显不足。由此，本文依据俄罗斯馆藏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概括性梳理，以期勾勒出19 世纪俄国传教团在华开展自然科学考察的概况，进而探究其考察的目的、内容及研究成果等。、19 世纪上半叶：为学术交流创造条件19世纪俄国的首次对华自然科学考察半途天折。18 0 5年（嘉庆十年）春，俄国政府派遣戈洛夫金（IO.A.ToIOBKMH）使团来华,这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活动。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要求清政府开辟新的贸易港口、在黑龙江自由通航和开辟新的商路，以及表明俄国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戈洛夫金使团除肩负外交使命外，还被要求完成“科学考察”任务。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使团和第9 届（18 0 8 一18 2 1年）传教团一同前往中国。18 0 5年3 月戈洛夫金使团临行前，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得到时任俄国外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A.A.YapTopbiickui）的指示，要求在使团中组建一支科学考察队，以便对中国进行全面研究。考察队成员包括天文学家舒伯特（.Iy6epT）、动物学家亚当斯（M.AnaMc）（担任使团医生）、植物学家雷多夫斯基（H Pe n o Bc K u i）、自然科学家潘斯纳（M.IIa H CH e p）和东方语言文学家克拉普罗特（IO.KiapoT）。俄国科学院对考察队下达了特别指示，规定了每名成员的具体任务：亚当斯收集动物标以下著述涉及俄国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的某些方面：竺可桢：前清北京之气象纪录，载气象杂志1936年第2 期；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编审委员会编辑：气象学（19 19 19 49），科学出版社19 55年版；刘昭民：中华气象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 8 0 年版，第2 3 2-2 3 3 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于19 17 年，人民出版社2 0 0 6 年版；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 0 0 7 年版；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 0 0 7 年版；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2 0 0 8 年版；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肖玉秋、阎国栋、陈金鹏：中俄文化交流史清代民国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 0 16 年版，等。俄罗斯学界对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史关注较多，斯卡奇科夫（I.E.CkaYKOB）、达岑申（B.I.abIIMH）、米亚斯尼科夫（B.C.MACHMKOB）、杜布罗夫斯卡娅（.B.ly6poBCKas）、萨莫伊洛夫（H.A.CaMouIoB）等学者的传教团研究著述对此均有涉及。当代俄罗斯学者费克洛娃（T.IO.QekIOBa）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为深人，发表了多篇文章，如：DeKIOBaT.IO.，LI3 IO y a H b Y.K H CT o p H H M 3 y y e H M a K u T a n BXIX Beke:ecTecTBeHHO-HayyHbi acHeKT coTpylHyecTBa HMHepaTopCKOi CaHKT-Ierep6yprcKOi akaueMHM Hayk HpoccHicKON mpaBOchaBHON MHcCHN B eKHe/yyeHble 3anHCKn Ilerpo3aBOICKoro rocyapcTBeHHoro yHMBepcTera,2017.N1(162);QeKIOBa T.IO.K NCTOpHH 6oTaHHyecKWX WCcIeHOBaHHi PycCKOi IyxOBHON MHCHH B IeKHHe B IIepBON IOIOBHHeXIX B./NcTopHKo-6noorHyecKne NCcieuOBaHMa,2016.No 4;epBan pyCKan MarHNTHO-MeTeopoTorMyeckan06cepBaTopHA B KHTae:HCTopHKo-HayHbIi 063op/BecTHHK PoccHicKoi akaneMHH Hayk.2019.T.89.No 1l;Ilou ceHbIOLIepKBH:HayyHaa HeTelbHOCTb PycCKON AyxOBHON MHCCHH B KHTae B XIX B/BecTHHK MCTOpHyeCKOrO O6ecTBa CaHKT-Ierep6yprcKon yxOBHon akaeMMM.2020.No 2(5);Russia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1,5(2).叶柏川：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0 0 9 年第4期。8519世纪俄国东察与研究本，克拉普罗特收集汉满蒙文作品，用于丰富科学院图书馆馆藏。俄国植物学家斯梅洛夫斯基（TA.CM e I O BCK M i)为雷多夫斯基制订了考察计划,其中特别要求后者收集中国诊疗疾病的方法、收集不同种类的茶叶，并了解这些植物的信息，以及茶树的适宜生长条件等。俄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谢韦尔金（B.M.CeBeprMH）制订了研究中国矿物学的计划。科学院副院长、院士施托希（A.K.IIITopx）和自然科学家谢瓦斯季亚诺夫（A.CeBaCTbHHOB）也参与了计划的起草。计划中还提到，使团考察队的费用由俄国财政部支付。考察队从圣彼得堡出发，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后，计划经恰克图前往北京。然而，因戈洛夫金拒绝向嘉庆皇帝的香案叩头，使团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即被驱逐出境，未能顺利到达北京。与俄国科学院商议后，使团中的科学家决定在远东地区完成原定的研究计划1805年的考察计划以失败告终，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传教团未换届，俄国政府没有借口进人中国完成考察计划。18 18 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为以后派往中国的传教团制订了总指示，内容涉及中国医学、文学、哲学、历史、农业、天文学等领域。根据指示，传教团须将自己收集到的物品和撰写的文章寄往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俄国国民教育部、普尔科沃天文台、圣彼得堡物理天文总台、圣彼得堡植物园、俄国外科医学院、莫斯科自然科学家研究学会等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回国后，顺利完成考察任务的成员可以得到表彰证书和奖章并获得晋升，甚至有机会成为学术机构的通讯院士。这份指示最后特别强调，该指示是今后所有驻北京传教团共同的行事指南，应让传教团所有成员知晓其内容从第10 届（18 2 0 18 3 1年）传教团起，俄国政府开始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对华自然科学考察计划,并且增加了投入。18 19 年，第10 届传教团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北京，科学院计划在这届传教团中加派军事测绘局的地形勘测人员。清朝政府负责处理对俄外交事务的理藩院清楚俄国此举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准确的中国地理地形信息，因此，禁止专业勘测人员进人中国境内。俄国科学院继而转变策略，指派传教团成员沃兹涅先斯基（HM Bo 3 H e c e H c K M i）、阿布拉莫维奇（B.K.Ba c H M H B.H.O n o c o b CT Be BK u T a n r p a a IO.A.T o IO BK H H a.M o c K Ba，18 7 5.C.12-13.史料详细记载了戈洛夫金使团组建的过程和细节，其中包括使团中自然科学家的待遇问题，兹举数条以反映当时的情况：（1）预付舒伯特2 年工资，回国后，每年发放150 0 卢布津贴。科学家去世后，其妻子和子女仍可每年领取津贴；（2）去往中国之前，预付潘斯纳2年薪水；（3）随使团考察期间，亚当斯每年可领取10 0 0 银卢布；（4）在戈洛夫金给克拉普罗特的10 0 0 银卢布支票上有克拉普罗特的手写签名和印章。XapraHoBwy M.(pen.)JeTommcb Pocchickon AkaeMmM Hayk.1803-1860.T.2.CII6.:Hayka,2002.C.32.3CI16APAH.2.Om.1-1819.I.1.JI.5.MaTephabI IA HCTopwM 3kcnenNuni AKaeMM Hayk B XVII XIX Bekax:XpoHOIorMyecKHe o6opbI H OicaHHe4apxMBHbix MatephaoB/Coct.B.D.IHyeBa;IOu o6ll.pea.B.I.KoMapoBa;penakTopbi I.C.Bepr,B.I.IpekoB,I.A.KHA3eB（o T B.Pe.),JI.B.M o 3 a e BC K M h.M.;JI.:A H C C C P,19 40.C.155.OPPHB.1457.Onm.1.3 1.2 3-2 40 6.86西伯利亚研究2024年第1期A6paMoBMy）、克雷姆斯基（K.K p b IM c K u i）和列昂季耶夫斯基（3.e o H T b e Bc K u i)完成俄国政府规定的考察任务。当时俄国科学院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状况及水平抱有浓厚的兴趣，要求传教团学生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第一，中国天文台数量及分布特点；第二，北京天文观测台的历史及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内容；第三,北京天文观测台的建筑构造及仪器设备；第四,欧洲天文学书籍的中译本及中国科学家对此类书籍的熟知程度；第五，中国科学家使用的天文仪器及是否有欧洲科学家在中国进行天文观测与研究；第六，中国是否刊印了新的天文学书籍，如有可能，购买这些书籍，并评估中国的天文学研究现状；第七，了解北京是否有西方传教士修建的天文台。圣彼得堡科学院天文台为传教团提供了天文学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3.5 5俄丈的折射望远镜、寻彗镜、两台英制仪器（地球仪和浑天仪）、英国袖珍天文表、2 3 个手提气压计和温度计、英文和法文天文学书籍和18091819年圣彼得堡日历等?第11届（18 3 0 18 41年）传教团收获颇丰，不仅首次完成了获取中国天文地理信息的任务，而且还获得了清政府的赠书。根据先期传教团成员传回的信息，时任俄国国民教育部大臣利文（KA IM Be H）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呈交计划，请求派两名科学家前往中国，进行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研究。18 3 0 年4月2 8 日，经沙皇批准，植物学家本格（AA.By H r e）和天文学家福斯（TA.yc）作为临时差遣人员随第11届传教团前往北京。多位俄国科学院院士共同为研究人员制订了计划，帕罗特(E.H.IIappoT)负责制订物理学研究计划,库普费尔（A.J.Kyndep）制订化学和矿物学研究计划，施密特（A.IIMMIT）制订东方学研究计划，梅尔捷恩斯（A.K.M e p T e H c）制订动植物标本采集计划。政府指示中要求研究人员尽可能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矿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的详细信息。由于俄国科学院无力为考察队提供资金支持，遂向国库提交了申请。经沙皇批准，俄国财政部拨款1.3 万卢布作为本次考察经费。传教团在监护官拉德任斯基（M.B.abIKeHCKWi）的带领下于18 3 0 年8 月从圣彼得堡出发，途经恰克图和库伦，于11月17 日抵达北京。在此次考察中，本格在京郊采集了近450 种植物CII6APAH.2.On.1-1819.I.1.J.70-70o6.俄丈，旧俄长度单位，等于3 俄尺或7 英尺或2.13 米。CII6APAH.2.On.1-1819.1.JI.70-71.3XapraHoBy M.（p e n.)Je r o n m c b Po c c h i c k o n A k a n e M H a y k 18 0 3-18 6 0.T.2.CI6.:H a y k a,2 0 0 2.C.2 2 3.4CI16APAH.2.On.1-1819.1.JI.2-206.87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考察与研究标本。福斯在中国境内和返回俄国的途中进行了一系列天文测量，确定了传教团南馆的经纬度（东经116 2 7 0,北纬3 9 54 2)。本格和福斯的考察是俄国在中国境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考察。这届传教团回国后，向俄国科学院及科学院博物馆提交了大量中国动物学、植物学和民族学藏品，以及满蒙汉藏语书籍和手稿，其中一部分是中国清政府赠给传教团的，具体数量和书籍名称有待进一步考证。俄国科学院根据先期获得的经验，逐步调整给传教团的指示,并在派出前为学生安排专门的天文学培训。18 3 9 年，第12 届（18 40 18 50 年）传教团从圣彼得堡前往中国，俄国科学院最初计划再次派遣本格随传教团前往。本格亲自起草了考察计划，并预估了所需费用，经估算，考察一年半的费用超过2.5万卢布。由于科学院经费不足，国家财政也无法给予资金支持，计划未获批准。因此，俄国科学院会议决定，继续委派传教团学生完成自然科学考察任务。这届传教团中负责完成考察任务的成员包括王西里（B.IBa c WIb e B）、戈尔斯基（BBT o p c K u i）、戈什克维奇（MA.T o IK e BWy）和医生塔塔里诺夫（A.A.TaTapHHOB）。王西里是俄国科学院在华的非官方代理人，在北京期间，他需要学习藏语和蒙语，并为科学院购买珍贵书籍。科学院为其提供2 2 0 0 卢布的活动经费。塔塔里诺夫和戈尔斯基负责收集动物标本。戈什克维奇精通数学，负责研究中国天文学和物理学。出发前，戈什克维奇被安排到普尔科沃天文台接受专门培训，学习天文学知识以及天文仪器的使用方法。俄国政府还为戈什克维奇提供了天文仪器和书籍，其中包括高特自制天文表、地磁观测仪、气压计、温度计、湿度表、雨量计和专用风向标，总价值为2 50 2 卢布50 戈比，约合7 15银卢布，由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支付。这届传教团在完成考察任务的同时，还组织了中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CbITHH A.K.AIeKcaHAp AHupeeBHy ByHre(k 200-TeTMIO co IHI pOKIeHHA)/BoTaHHyecKHM KypHal.T.89.CII6.:H3uaTebcTBoH a y k,2 0 0 4.C.1518.南馆，亦称奉献节教堂”，位于北京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清雍正七年（17 2 9 年），根据17 2 7 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帮助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北京兴建该教堂。19 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教堂正式改为苏联驻华使馆。19 56年，苏联使馆迁出，教堂归还中国。Tatiana Y.F.,Natalia M.V.:From the borders of Russia to the capital of China:Russian astronom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2017,Vol.48(4).p.422.4CI6APAH.2.On.1-1839.13.JI.54-5406.1839-1851 rr.OkcnenHngn y x o BH o n M H c H M B K u T a n/M a T e p h a l b I M g H CT o p w n 3 k c e n H n N A k a n e M H n H a y kB XVIlI w XIX Bekax:XpoHonorwyecKHe o63opbI omHcaHne apxHBHbx MaTephalIoB/CocT.B.IHyyeBa;HOu o6u.pe.B.JI.KomapoBa;penakTopbI JI.C.Bepr,B.I.IpekoB,I.A.KHg3eB（o T B.p e n.),I.B.M o u 3 a Je Bc k u i n.M.;I.:A HCCCP,1940.C.193.CII6QAPAH.2.Om.1-1839.13.I.28.CII6APAH.2.Om.1-1839.13.J.2306-24.CI16APAH.2.Om.1-1839.I.13.JI.60 06-61.PrMA.733.On.12.517.1839-1840.JI.34-3406.88西伯利亚研究期2024年第书交流活动。俄国试图通过赠送书籍和天文仪器与中国建立学术联系。18 44一1845年，传教团成员将天文仪器和3 57 种书籍（共7 0 0 卷）赠予清朝理藩院。然而，清史稿中未对此事作详细记载，仅提及“道光二十五年，俄进呈书籍三百余种”。朔方备乘“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卷记载了中俄互赠图书的情况，“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表言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八百余册赐之。越数月，其国王因肆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装饰甚华”，但也未记录俄国向理藩院赠送天文仪器一事。19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天文学研究状况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在华权益。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历法的基础，颁历被认为是皇权的象征。清朝政府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负责监察天文历法的钦天监交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掌管，如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和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后因不满天主教传教士的干涉，清朝政府于18 11年颁布法令，驱逐没有官职的传教士。由于当时的天文研究几乎都掌握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传教士被驱逐后，中国实际上没有能力继续从事天文研究。俄国政府认为，“此时在中国开展天文学研究，不仅可以使传教团获益，而且对于科学发展而言，在遥远且落后的中国进行天文观测能给俄国带来巨大好处。”因此，俄国科学院不断要求科研人员和学生在传教团庇护下研究中国的天文学，企图借机取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垄断地位。19 世纪上半叶，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传教团在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仅是初步探索，但这些活动为俄国此后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铺平了道路。.、19 世纪中叶：为现代科学考察奠定基础19世纪中叶，传教团在北京修建了地磁气象台，俄国政府得以对中国的地磁学和气象学进行常态化研究。早在18 19 年派遣第10 届传教团之时，时任科学院院长乌瓦罗夫（C.C.YBapOB）就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请在北京修建天文观测台，但未获批准。直到18 41年，传教团才在驻地北馆筹建测候所。18 48 年测候所被扩建为地磁气象台，18 50 年北京地磁气象台基本建成。这座依托俄国传教团建立的气象台旨在收集中国天文及气象信息，为俄国的军事、商贸和航运等活动提Cy oHMHb.HeropHa KybTypHbIx OTHOIeHMi KWTan c PoccHen O cepeHHbI XIX B.MocKBa,2000.C.62-63.（民国）赵尔翼等选，许凯等标点：清史稿5卷141-16 3，吉林人民出版社，第3 0 8 3 页。CII6APAH.2.Om.1-1839.13.J.2 4.北馆，亦称“罗刹庙”，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驻地，位于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 8 5年），后在地震中倒塌，19 3 2 年重建。初名尼古拉教堂，后改名“圣母安息堂”和“圣母安息修道院”，19 56 年拆除。现址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89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供气象保障服务。北京地磁气象台是我国最早的气象台。俄国传教团中的天文学家是最早在中国使用现代天文仪器连续进行气候和气象观测的欧洲科学家。1848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任命孔气（K.A.CkaykoB）为北京地磁气象台台长。作为首任台长，在修建地磁气象台时，孔气严格监督，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且没有使用可能影响仪器数据准确性的金属元素。气象台建成后便被纳入位于俄国境内的物理观测网络。1 8 51 年，孔气将之前的每隔一小时观测一次改为每小时观测一次，夜间照常观测。孔气非常擅长收集和整理相关信息，仅1 8 53 年一年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2 3 1 页的中国气象信息报告。1 8 57 年4 月，孔气因病离任，返回圣彼得堡。他撰写了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一文，详细讲述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孔气在北京期间还收集了大量满汉典籍（约1.1 万卷），他想将这批书籍以1.2 5万卢布的价格转让给俄国国民教育部，但由于该部经费不足，交易未达成1856年1 0 月2 7 日，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A.M.TopyakoB）指派第1 4 届（1 8 58 1 8 6 4 年）传教团学生孟第（A.Il e l y p o B）为孔气的继任者。在北京期间，孟第积极从事天文和气象研究，他确定了中国一些城市的天文位置。1 8 59 年6月，俄国使臣伊格纳季耶夫（H.II.MrHaTbeB）抵达北京，与清政府交涉条约事宜，先是要求清政府承认中俄瑷珲条约，后于1 8 6 0 年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谈判期间，孟第多次担任翻译。1 8 6 1 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成立，翌年孟第调任公使馆翻译，不再担任北京地磁气象台台长。孟第离任后，俄国财政部矿业司要求俄国科学院为北京地磁气象台物色一位能担重任的台长。1862年3 月2 1 日，俄国物理气象总台台长库普费尔（A.Kyndep）推荐内曼（K.K.HeiMaH）任此职，并得到科学院和财政部矿业司的一致认可。根据1862年5月2 6 日任命内曼为北京地磁气象台台长的公函，北京地磁气象台台长为八等文官，国家财政支付年薪2 0 0 0 卢布。1 8 6 3 年，内曼正式接任北京地磁气象吴增祥：1 9 4 9 年以前我国气象台站创建历史概述，载气象科技进展2 0 1 4 年第6 期。2孔气（K.A.CkayKoB，1 8 2 1 1 8 8 3），中文译名为康斯坦丁安德里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孔气”或“孔琪庭”。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1 年版，第1 2 4 页。CkayKoB K.A.Cyub6a acTpoHOMMM B KuTae/XKypHa MMHHCTepcTBa HapoIHoro IIpocBelleHM,CII6.:Tunorpapug B.C.BaaleBa,1874.T.CLXXIll.C.23-58.CII6APAH.2.On.1-1864.I.23.I.4-406.孟第（：A.IIe l l y p o B，1 8 3 3 1 9 1 3），中文译名为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佩休罗夫，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孟第 或“不业什楚罗福”。XoxIoB A.H.KuTancT I.A.IelypoB-MHIOMaT H earor/BocToYHbIM apxHB.MocKBa:HB PAH,2014.No1(29).C.26.PrMA.733.Om.142.1 1 2.1.1 8 0 6.90西伯利亚研究期2024年第台台长一职。在前往北京之前，内曼接到俄国科学院的任务，要求他考察从圣彼得堡到北京途中的所有气象台。然而，内曼以各种借口在西伯利亚的不同城市停留，拖延行程，拒绝前往北京。俄国国民教育部认为，内曼的行为证明他缺乏责任心，不具备管理好学术机构的能力。1 8 6 6 年，内曼被解职。为了将有关地磁和气象的研究成果集中到一个机构，1 8 6 5年俄国财政部召开会议，决定将隶属于财政部矿业司的物理天文总台，以及所有地磁和气象观测台都移交国民教育部管理。因此，包括北京地磁气象台在内的地磁气象观测台自1 8 6 6年1 月1 日起划归俄国国民教育部，且并人圣彼得堡物理天文总台观测网络。北京地磁气象台的年维护费用为3 0 0 0 卢布，从1 8 6 6 年起这笔款项在俄国国民教育部的预算中单独列出。自此，北京地磁气象台脱离俄国教会。根据1 8 6 7 年5月2 0 日俄国国民教育部第8 号命令，傅烈旭（T.A.pWTIe）被正式任命为新一任北京地磁气象台台长。他也是北京地磁气象台的最后一任台长，于1 8 8 3 年卸任。任台长期间，他不仅完成了气象观测工作，撰写了东亚之气候和欧亚两洲之地磁两文，还多次前往中国东北部进行实地考察，统计了从北京到恰克图之间50 座城市和村庄的地理和地磁数据，这些数据由俄国科学院出版。到1 8 7 3 年底，在傅烈旭的领导下，北京地磁气象台共下辖6 座地磁气象站，分别是库伦、天津、大沽、西湾子、黑水和基隆气象站。西湾子和黑水两个地磁气象站的修建使俄国获得了更多且更可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气象数据，为日后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提供了地磁气象信息。到1 9 世纪下半叶，北京地磁气象台已成为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气象发展的协调中心。北京地磁气象台和西伯利亚地区多处气象台站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气象学的发展。通过数据分析，俄国对当时亚洲地区的气象状况了如指掌。然而，北京地磁气象台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1 8 4 1 年初建测候所，到1 8 8 3年最后一任台长傅烈旭卸任，再到1 8 8 8 年关闭，该气象台仅运行了4 7 年。气象台关闭后，仍有俄国传教团成员专门从事天文气象研究，一直延续到2 0 世纪初。气PrMA.733.Onm.142.I.336.JI.906.2CI6APAH.337.On.1-1866.1.J.1 2.3CII6APAH.337.O.1.1.JI.1 0-1 2.CI6QAPAH.4.Om.4-1867.622.1.1106.DpwTeI.A.TuncoMerpwyeckhe H reorpabwyeckheonpeeeHugToyekK,ocHoBaHHbieHa HaomoneHMaxcueiaHHbIXB1868-1872rouax B12-TH pa3HbiX myremecTBMax no ceepHoMyKuTaro,MoHromMn,MaHykypwn,IphaMypckoMyYccyphickoMy kparo/3amucKH MMHepaTopckoro pycckoro reorpapwyeckoro o6uecTBa.Io o6uen reorpapn.T.5.CII6.,TunorpapugM.CraciomMBHya,1875.C.213-251.pHTIe I.A.FouOBon oTyeT HpeKTopa IlekHHCkon o6cepBaTopWM 3a 1873/3aMCKH HMIepaTopckon AkaneMMMHayk.CII6.:B.M.,1876,T.28.KH.1.C.95-102.7BecHnk MMneparopckoroPyckoroFeorpapnyeckoroO6mecTBa.C6.:E.H.,1855.y.15C.253.91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象台的数据资料不仅服务了晚清时期各国来华商旅，也为列强人侵中国提供了地磁气象信息。如今，北京地磁气象台的大部分原始观测资料已经遗失，仅存2 9 年气温记录和54 年降水量记录三、1 9 世纪下半叶：多重目的的实地考察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1 9 世纪下半叶，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境内进行“科学考察”，俄国也不例外。传教团成员受俄国政府之命在中国更大范围内进行实地考察。出于领土扩张和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俄国政府积极推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察。除了人们熟知的普尔热瓦尔斯基（HM Ip K e Ba b c K u i）和科兹洛夫（C.B.Ko310B）的考察外，第1 5届（1 8 6 51 8 7 8 年）传教团领班巴拉第（IlaiamiKadapoB）也在俄国开展的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 8 6 9 年5月2 9 日，俄国外交大臣托尔斯泰（A.T o ICT o i）命巴拉第带领皇家地理学会民族学考察队前往南乌苏里和阿穆尔边区进行“科学考察”。考察队的主要成员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罗蒙诺索夫（AM o M O H O c O B）、莫辛（I.MocMH）和傅烈旭。1 8 7 0 年1 月9 日，俄国外交部在信函中强调，“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对南乌苏里和阿穆尔边区的考察不仅对科学研究十分有益，而且对于解答外交部亚洲司和驻北京传教团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也非常有帮助。”同年4 月3 0 日，考察队从北京出发，途经奉天，穿越满洲，到达瑷珲，之后渡过黑龙江抵达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接着乘船上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经过近一年半的考察，巴拉第于1 8 7 1 年9 月1 1 日回到北京。此次考察所使用的天文仪器由北京地磁气象台提供，且这些仪器都经过台长傅烈旭的亲自检查，其中包括6 个膜盒气压表、6个沸点气压表、1 个多用天文仪和1 个指南针。巴拉第根据俄国外交部的指示完成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视为中国被迫开放后，俄国政府指派传教团成员在中国进行的首次官方考察。考察结束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巴拉第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考察中的贡献。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1 1 卷近代前编（1 8 4 0 1 9 1 9）（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1 4 7 3 页。普尔热瓦尔斯基（1 8 3 9 1 8 8 8），1 9 世纪俄国最著名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从1 8 7 0 年开始，他4 次到中国西部探险，初衷是抵达西藏的拉萨，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他在地图上标注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结构，普氏野马也是他发现的。科兹洛夫（1 8 6 3 一1 9 3 5），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1 8 8 4 年随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新疆、西藏以及蒙古一带探险，1 9 0 7年科兹洛夫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 0 0 7 年版，第1 1 1 1 2 9 页。5OP PHB.1457.On.2.I.58.J.11.6PpwTe F.A.wncoMerpwyecKkHe H reorpapyeckHe OnpeneeHMg ToyeK,ocHoBaHHbe Ha HabnIoeHHax,cenaHHbIxB 1868-1872 ronax B 12-TH pa3HbIx IyTelIecTBMax IO ceBepHOMy KuTalO,MoHrOMM,MaHyXypHM,IphaMypcKOMy YccypickoMy Kparo/3amucKH MepaTopckoro pycckoro reorpabwyeckoro o6lecTBa.o o6men reorpapHn.T.5.CII6.:Tunorpapug M.CracioeBHya,1875.C.216.92西伯利亚研究2024年第1 期傅烈旭也是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考察计划中的重要一员。他测量了中俄城市的地理坐标，根据多次考察获得的数据绘制了从北京到瑷珲的路线图，为俄国政府提供了准确的中国地理信息。从1 8 6 6 年起，北京地磁气象台不再隶属俄国教会，但作为最后一任台长，傅烈旭仍与传教团联系紧密，他参与了1 8 7 0 一1 8 7 1 年由巴拉第领导的考察。1 8 6 8 1 8 7 2 年，傅烈旭对中国东北部地区（蒙古、满洲、阿穆尔边区、乌苏里边区)进行了1 2 次考察。在此之前，俄国对中国东北部地区地理和地磁状况的了解仅限于洪堡特（A.Q.IyM6oIbIT)在中亚一书中的描述。洪堡特在书中使用了福斯和本格于1 8 3 0 一1 8 3 2 年从圣彼得堡到北京行程中记录的数据。傅烈旭在考察过程中重点测量了中国四城（北京、张家口、库伦、天津）和俄国两城（伊尔库茨克、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见表1）。考察途中傅烈旭和同行人员持续记录所到之处的天文地理位置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用目测的方法绘制了从北京到瑷珲的不完整路线图。路线图共1 0 页，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表118681872年（1 2 次考察）傅烈旭测得的中俄六座城市的地理坐标城市经度纬度海拔高度（米）北京1162863956837.5张家口11453140507826.3库伦106496475501293.8天津11720839742.2伊尔库茨克10416952169387.0涅尔琴斯克扎沃德11936051190680.01873年，傅烈旭再次考察中国东北部地区，此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是修正并绘制了新的俄版中俄边境地图。5月5日，傅烈旭一行离开北京。在前往张家口的途中，他们在比利时天主教驻地西湾子村短暂停留，傅烈旭要求比利时传教士和中国学生代表自已在此地进行地磁气象观测，并将观测结果送回北京。离开西湾子村，傅烈旭一行向黑水前进，由于地形崎岖、酷热难耐，路途耗费了整整2 0 天。到达黑水的气象站后，傅烈旭出发前往中俄北部边境。当时的黑水以北是欧洲科学家鲜少踏足的神秘之地。傅烈旭是继1 7 世纪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IloTeMKHH B.B.BemKHi PyccKHi reorpadH.M.IIpkeBaIbcKHi:K 1oO-JeTMIo co THy pokeHMg.MocKBa:roc.yH T,1939.C.45.2PMA.350.Om.18.I.1598.phTIe I.A.CBeeHM O yTeIecTBHH QpHTIIe Ho MoHrolH/H3BecTH Cu6upcKoro OTena IMIepaTopckorOPycckororeorpapwyeckoro06umecTBa,1873.T.4,No5.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1 6 54 1 7 0 7），清代来华的法国天主教耶会传教士。中文译名为让-弗朗索瓦热尔比永，张诚是其汉名，字实斋。93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考察与研究（F.G e r b i l l o n）的蒙古考察之后，第二位到达该地区的欧洲科学家。从北京出发，途经西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