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第21届上海课程论坛述评.pdf

90|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综述教材作为知识的基本媒介，深受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教材建设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一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围绕“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与国家知识管理体制”这一主题，于 2023 年 11 月 1819 日举办了第 21 届上海课程论坛。来自国内外教材领域的数百位专家学者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以主旨报告、分论坛专题报告、圆桌论坛等多种形式从多维度探讨数智时代知识与教材的理论问题、教材研发的经验与挑战、中国教材学与国家知识管理体制的建构等问题，为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贡献了经验与智慧。一、因时而变：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理论反思要考察数智时代中国教材体系的立根之基，我们应当不断反思知识的价值与变化，勘察在知识转型时期教材知识秩序的建设方向，透析教材研究的范式转向，以已有研究积淀为基础指明中国教材学的发展路向，构建高质量的中国教材体系。（一）数智时代知识价值的重新思考自 1859 年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以来，教育学对知识价值的追问从未间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际，数智时代的来临再次为知识价值论创造了被再认识的空间。知识生产正在向网络化、平民化转变，知识存储从有限变为无限，知识获取从固定时空转向随时随地检索获取，知识传播从平面转向多模态载体，第 21 届上海课程论坛述评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文|李思敏 陈丹琴 谭敏哲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陈霜叶教授立足知识社会史，提出在数智时代，知识传播不再局限于纸质文本，也能够以众筹生产的数字化方式以及非领域的通用知识形式大模型生产。也就是说，知识的客观性与生成逻辑受到冲击，知识从领域专家专业化生产走向人人都可以是知识的生产者。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指出，知识形态从长期模仿、参照获得的经验形态知识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原理形态知识，再在数字化时代向数字智能技术为基础的交叠式知识发展。在交叠式知识的大科学时代，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如何把握知识，哪些知识具有价值，如何应用不同的知识。对知识特征、边界与复杂程度的探讨是再认识“数智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本体问题的关键。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杨淏璇认为，让学生与学科建立意义联结的知识最有价值。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毛玮洁博士表示，能够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知识最有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秦琳指出，在讨论该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厘清逻辑起点与预设立场，进行解构性反思。陈霜叶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从“已知”到“无知”转变的重要性，提出也许在数智时代，知道未知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无知，比知道已知知识更有价值。可以看出，技术主导下的知识观具有转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新知识观仍在形成过程中。（二）数智时代教材的知识秩序建设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2024 年第 4 期 中小学数字化教学|91综述术的进步，知识秩序也将迎来新变化，它既促进知识量的激增，又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身，进而影响我们对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认知。教材是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对所有知识生产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数智时代，教材及其知识秩序不仅仅是本身形式与功能的变化，更是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民族独立性与保护国家主权的政治途径。在当前教材制度中，教材被当作承载合法性知识的物理介质。在教材样态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未来，与会学者的一致共识是重新思考数智时代教材的本体论与知识论，在新的逻辑起点上寻找恰当的方法论。正如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曲锐所言，数字资源是没有边界的，具体教学过程又是复杂的，当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教材时，需要国家事权的严格把关。因此，以国家知识管理为逻辑起点建设数智时代的教材是必然要求。（三）数智时代教材研究的范式转向面对知识秩序发生变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改变范式是教材研究的应有之义。当学科原有范式难以解释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时，共同体成员将开始反思已有范式的缺陷，逐渐形成新范式1。现有教材研究尤其是数智时代新教材的研究存在迫切需要改进研究范式的三大问题。一是教材研究对教育学新知识的贡献存在可以弥合也应当弥合的知识间隙：已有教材研究多理论，少实证；多文本，少使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亚洲数学教育中心主任范良火教授指出，从“范式”的角度看，教材研究尤其是国内教材研究，应该从过多地聚焦分析和比较研究、思维和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关注教材使用研究，关注教材怎样受其他因素影响，关注实证方法与实验方法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二是课程与教学理论难以完全解释教材的媒介特殊性。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陈友芳教授认为，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在知识生成问题上，利益相关者及其偏好、知识选择与权力博弈模式、权力指数的权重与课程开发、教学参与不完全一致；在知识转化问题上，学科的知识、逻辑、语言与呈现方式在教材中的转化也是自成一格；在凝结问题上，不同国家教材凝结的内容有本土特色与知识筛选模式，有相对独立于课程与教学理论的自主性。三是数智时代的媒介变革应当引发教材研究“革命”。以传统教材为对象的研究长期以文本尤其是文字内容探究为主。在科技发展引领的媒介认知“革命”中，教材应超越纸质文本向知识媒介与教育媒介、教育数字媒介、教育智能媒介发展，重构教材样态。研究对象的变化与技术进步必然催生新范式。当已有范式未能解决当前问题时，问题作为新范式生成的根源与触发点能够促进新学科教材学的诞生。（四）数智时代中国教材学的发展路向教材研究的丰富成果为教材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学科知识的累进促使教材学的学科雏形逐渐萌芽。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余宏亮教授总结知识学科化包含三个标志性表现。一是基本原理知识的持续增长。目前，有关教材的内涵、本质、特征、类型、功能、价值、要素、原则等原理性知识蓬勃兴发。二是科学研究方法的迁移融汇。现有教材研究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的基础上，新增了元分析、叙事分析、话语分析、接受分析等方法。三是学科研究范畴的深度挖掘。相关研究聚焦教材的多元性、异质性、动态性，衍生出教材知识话语、教材知识选择、教材知识伦理等论域。叠加学科资源增长、学科应用拓展、学科规训强化的多重条件，“教材研究是一门学问”的共识业已形成2。余宏亮教授以学科学视角对教材学进行理论审视，认为教材是课程与教学的重要连接，教材学是教育学学科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网结，与教育学学科之外的相关学科具有紧密的联系。教材学是教育学聚焦教材问题的专门领域，其学科定位至少应与课程论、教学论相同，教材92|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综述学应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材学成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设想进路是摆脱西方话语体系中教材研究依附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键手段，也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国内教育学界对该问题已有认识并试图改进，提出扎根中国大地，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目标与理想，但效果有待加强3。陈友芳教授判断，中国独特的教育国情、大国实力与制度优势彰显了教材特征与规律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以教材学为新学科最有可能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甚至世界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做出贡献。新技术引领下的教材发展是我国跨越西方教育学理论与技术“大山”的途径，是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贡献中国教育学智慧的关键突破口和知识增长点。目前，国内外对于数字教材的开发与研究均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处理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的关系？如何建构数字教材的知识准入、术语规范、技术标准、选用原则、研究伦理、风险规避机制等理论体系？如何补齐数字教材研究方法论与开发数字教材研究技术？4此类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既是我国教材学研究的可行方向，又是扩大中国教育学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可靠抓手。二、慎思再行：数智时代建构教材体系的现实挑战建构教材体系，离不开对知识、教材及学生学习的理解。从经验形态知识到交叠式知识的演变，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的演进，从文本学习到立体交互学习的可能转变，这些都对教材建设发起现实挑战。（一）技术与时代变革隐含知识危机作为技术进步的新产物，数字教材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来源于技术本身。技术深度介入数字教材可能影响原有教材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解构教材知识体系，影响学生深度学习，挑战知识在教育中的地位。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赵先魁指出，纷繁杂乱、迭代迅速的教学素材使得学习内容越来越多，知识点越来越分散，给予学生深入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数字教材及未来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教学媒介畅想不能理所当然地应用新技术，只追求新型教材外观与功能的新奇和时髦，而是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辨明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教育学理论为基础，始终坚持以教育为本、技术为辅。能力与素养话语的国际趋势也是知识地位受到挑战的原因之一。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论的邓宗怡教授批判了学科知识与能力分离的假设，认为该假设忽视了学科知识在能力发展上具有的价值，更导致知识内容和能力培养的分离。事实上，知识是促进学生“成人”的重要资源，有助于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蕴含了培养思维与能力的巨大教育潜能。（二）数字教材及其研究存在多元困境在新知识观尚未完善的同时，数字教材已成为世界教育实践的新趋势。虽然数字教材似乎发展蓬勃兴旺，但是从本体出发，安全问题是数字教材继续发展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数字教材关涉多种变量，涉及许多不可见、难审查的内容。没有统一标准、审查机制与风险应对机制的数字教材可能被嵌入不安全的链接甚至藏匿可篡改网址的代码，成为安全隐患。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刚副教授团队的研究表明，开发者与出版者有可能出现“逾越标准现象”，引发数字教材市场乱象。数字教材的应用还涉及师生课堂行为数据的采集。该团队也认为，数字化水平与人工智能水平越高，越需要大量数据与信息的喂养，可能存在个人隐私泄露、人工智能换脸、视频合成、音频造假等欺诈事件和知识产权、隐私等侵权事件，最终伤害学生。从呈现方式看，赵先魁表示，现有数字教材技术性地复制纸质教材和延展学习资料较多，全方位地融入学科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较少。这种技术性的演进方式忽视了师生主体，缺少学科创新思维、学科艺术审美及学科意向构2024 年第 4 期 中小学数字化教学|93综述建。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原主任霍秉坤教授表示，就中国香港的情况而言，数字教科书发展并不乐观，存在数字学习设备落后、数字教科书使用不普及、教育科技目标不明确、研发及应用型人才缺乏、数字资源管理难度较大等问题。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引发的道德风险，数字教材的时空边界与伦理边界、数字教材研发与师资培训等是应持续思考的命题。如何预防与抑制技术的伦理风险是人们思考的重难点。李刚副教授团队依据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赋能数字化教育转型的探索，阐述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伦理风险。来到数智文明时代，人可能会变成人工智能社会系统的“边缘人”。技术滥用、人工智能生成具有攻击性或偏见性内容、人机关系异化、学生主体性异化、教学过程异化等是数字教材在教育领域大范围开发与使用前人们应审慎思考与严格把关的预警问题。（三）数字教材运用的潜在风险实践表明，虽然数字教材的优势明显，但是其使用仍有相当多的潜在风险，需要进一步预测与应对。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洪修教授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审视数字教科书理解的发生过程，指出了学生理解数字教材的多个难题：一是数字技术介入带来去境域性，导致数字教科书与学生“前理解”的现实关联性不足；二是数字技术介入带来去语言性，导致学生对数字教科书理解存在片面化、浅层化风险；三是数字教科书组织的超文本性会改变课程知识内在的时间秩序，不同时间序列的知识被重叠组合，导致学生的理解难以循序渐进；四是数字教科书组织的全纳性结构会改变课程知识阐释的空间，导致学生获得的教育性意义受限；五是数字教科书学习过程的“人机”交互性使得学生的主体性被隐没，导致理解的价值性规限不足；六是数字教科书学习过程的虚拟性使得学生缺少实践条件，导致理解效果难以得到持续深化。造成学生理解数字教科书困难的原因之一是数字教材目前仍然是市场化的产物。开发者与出版商为了使其更受欢迎，容易过度强化多媒体功能，配置过载的图像、音频与视频等辅助资源5。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贾建国研究员指出，在实践层面，一线教师对数字教材“又爱又恨”，数字化使知识传播更便捷，但也让学生学习的环节变得更复杂，增加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双重负担。数智时代也是图像时代。无论是教材插图，还是数字教材的视频与网络链接等，均以图像为基础。借助数字化技术，图像在电子媒介中焕发新生命6。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王丹艺博士认为，插图在教材中承担多种功能，但是如何以导学利学的身份承担“好不好学”的学习功能，而不仅仅是“好不好看”的辅助功能，仍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这是因为图像与视频并不单纯是文字的补充与附庸，它会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学生的专注力与情感关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王小明副教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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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教材插图的实证研究与该所王哲副教授的实验研究也证实教材插图的运用未必完全达到设计者的初衷，有的插图反而影响学生建立插图与文字意义联结的精确性或自我监测准确性，成为影响学习的不利因素。如何更有效地应用多媒体原则设计数字教材是学界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数字教材中具有的跳跃性链接，可能潜藏知识同质化的危机，让学生被桎梏于海量的相似信息之中。李刚副教授团队指出，数字教材所依附的技术如果出现过度操纵与干预的现象，容易将学生束缚于“信息茧房”之中，形成认知盲区，消解学生对真实世界的深度感知。三、知难而进：数智时代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思考对数智时代教材及其研究的理论反思与现实思考要求教育学人在新的逻辑起点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建构中国教材体系。94|构建面向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中国教材体系综述（一）理解知识的时代价值，加强国家知识管理在知识体量激增的趋势下，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强调，教材内容组织的逻辑起点要从知识传授的“所知”转向核心素养培育的“能知”。如何更好地将知识与能力、素养融入教材与教学中？邓宗怡教授重申了知识的价值，指出德国教学论的化育传统凸显知识的重要性，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课程与教学。以化育为中心的德国教学论将学生当作独立存在的主体，将知识看作发展学生能力的关键，并认为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生命的改变。这种能力包含理解力、潜能与性格。个体的形成和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学术科目和学校课程与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及文化现象互动。邓教授同时强调，德国教学论的另一个传统内容理论启示我们首先要对丰富的学术知识、经验与智慧进行慎重选择，形成教学内容（在我国主要指教材）；其次，应认识到内容的教育潜能由教育实质决定；再次，应以穿透性案例、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或我国的“大概念”精简教育内容；最后，精简的内容对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性格与处世方式产生有益影响。在数智时代与基于核心素养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时代，要重视中国本土教材理论研究，重视教学内容的学科知识价值、现有意义与未来意义，以教育学和教学论特有的思维与理论化方法指引，发展属于教育的素养理论、基于素养学科的内容理论以及以素养为导向的学科教学理论与模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高德胜教授也持类似观点。他关注了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文体选择问题，倡导叙事为主、说理为辅的教材文本选择，应当把说理隐藏在叙事结构中，体系化叙事，以叙事说理，在叙事中说理，自然地说理，达到理性知识与生活经验的统一。重新认识数智时代知识的价值时，知识数字化对教材革新、学生发展、国家安全等的影响也应当予以重视，加强国家知识管理。陈霜叶教授提出三个建设性建议：一是建立国家知识管理系统，尤其应重视人的智力投入、专业经验、知识传播与转换的核心价值；二是将我国众多教材实践中的“缄默知识”，如赛课、线下专业实践活动、个人经验分享、项目成果等形式呈现的教材调整、二次开发知识通过系统化过程，转化为群体与组织可公开共享的显性知识；三是建立以国家知识管理系统为支撑的教材制度系统，解决单一课本难以与学材、参考书、教辅相对应以及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的根本性问题，同时适应数智时代知识管理与治理的趋势要求，将众多分散性或者分布式的隐性知识通过提交、处理、流转、沉淀与转化的系统流程转变为更有价值的专业知识。（二）建立教材管理机制，合力建构中国教材学无论知识的价值定位与呈现形式如何变换，教材仍然与国家主权及事权紧密相关。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厘清教材体系各环节的关系逻辑。霍秉坤教授从教材设计、编写与应用环节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当加强课程设计，在制定课程时因应数字学习的元素（包括各类辅助工具、资源、课程模式），达致促进教与学的互动效果；增加资金与资源支持，购置更多数字学习设备，加强优化硬件、资源和教师培训等学校信息科技环境；加强数字教科书开拓及推广，既与出版社协调，积极有为地加强合作与监管，又要与业界及相关机构互相配合，为学校和家长提供优质的、价格合理的数字课本，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推动数字教科书在学校的普及使用。贾建国研究员也从三个视角指明数智时代教材的发展路向：在坚持立德树人上，秉持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基本准则，坚持育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强化融合交互的设计逻辑；在课程视角上，建设更加彰显生本价值的功能目标，建设内容设计突破边界的数字教材，应用更加强调主体创生的评价方式；在关系维度上，建设融数字教材建设共同体、教师数字素养强化机制、数字教材建设系列标准于一体的中小学数字教材保障机制。推动教材学的建立是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的2024 年第 4 期 中小学数字化教学|95综述另一条可行进路。余宏亮教授提出了建构教材学架构的三条可能路径：一是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既要强化学科意识引领，把握学科生长逻辑，又要立足学科整体布局，制定学科建设规划，还要坚持探寻学科耦合机制，推动学科持续发展；二是激活学科内驱力量，在拓展学科问题疆界、催化知识生产演化的基础上，创新学科组织架构，促进知识集成创新，突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三是完善学科社会建制，包括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教材学学科制度环境与教材学学术交流平台的共建共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还应当立足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为国家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要求服务，成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友芳教授强调，首先应当注重个案，从丰富的个案中提炼概念，总结出一般规律；其次，形成多学科合力，为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三）树立教材建设自信，审慎对待数字技术应用建立数智时代高质量的教材体系，不仅是对技术赋能教育的未来畅想，更是立足我国教材国情与积淀的体系化发展。一方面，我国教材及其发展具有独特性与丰富性。已有教材研究与实践成果丰厚，我们应当树立教材研究自信，致力于构建高质量国家教材体系，为国家自主知识发展与世界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段玉山教授从中学地理教材入手，构建了以“课标、教材、评价一致性”为中心的中学地理学科德育模型，对教材中德育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为数智时代“全息视角”的课程开发、教材、教法和学法提出建议，为形成有学科特色的教材话语体系提供了参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夏雪梅副所长从学科发展的特色和规律出发，展开了对素养导向下科学教材的分析，进一步构建针对科学教材的比较与评估框架，为中国建立教材智库系统贡献可行经验。另一方面，教材体系的建构是多维复杂的，尤其在数智时代，在教育与技术的互动中潜藏着多重风险。李刚副教授团队认为，应当在积极改善各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同时，开发兼具教学性与技术性的数字教材，实现自塑与他塑的融合推进，规避“技术黑箱”对教育的负面影响。邓宗怡教授与高德胜教授达成一致共识：面对未知的技术与不确定的未来，教材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保持一定的不变性，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保守态度。多位专家学者也提出，纸质教材是确保教育质量和公平有效而基本的工具，发展数字教材并不等于抛弃纸质教材，在发展数字教材的同时仍然需要继续研究纸质教材，遵循技术研究与基础研究路线双轨并进。综上所述，教材尤其是数字教材的建设既有机遇又充满挑战，拓展研究领域大有可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智时代，以乐观的态度拥抱机遇，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技术发展，是推动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要求与保障。正如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在致辞中所言，国家数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在必行，如何在数智时代更好落实国家事权，推进国家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这是无数有使命感、责任心的课程人应当主动回应的时代课题。1李政.“教材学”的建构何以可能：基于教材媒介性的分析 J.全球教育展望,2022(1):65-75.24 余宏亮.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2):30-39.3刘振天.教育学的性质、性格、性能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J.中国教育学刊,2023(11):38-43.5余宏亮.数字教材的风险省察与规避策略 J.课程教材教法,2022(11):90-97.6高德胜.教育如何回应图像时代的要求 J.中国教育学刊,2019(12):20-26.参考文献（作者李思敏、陈丹琴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谭敏哲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