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281927—1935%29.pdf

中共党史研究 2024 年第 1 期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19271935）李 里摘要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在传递与分析组织被破坏信息的各个阶段,都会根据组织要求对其进行不同处理,通过迹象判断、内线渠道与新闻报道等不同渠道,从外界获取零碎的破坏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破坏信息会逐渐从通知、警号被转化为更正式规范的组织文书形式,并通过交通、邮寄与电报等方式在各级党组织之间进行传递。最后,零散多样的破坏信息被分析整理为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成为组织建设经验的一部分在党内扩散。尽管庞大的组织体系在破坏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全党参与及组织权变的运作特点,使得中共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仍能继续传递与分析破坏信息,从而折射出中共应对危机的组织理念和运作方式。关键词 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信息;传递中图分类号 D231;K26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3-3815(2024)-01-0082-16The Transmission and Analysis of Corrupted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by the CPC Underground Party(1927-1935)Li LiAbstract: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1927,the CPC underground party,during the meticu-lous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and analyzing corrupted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adhered to organizational direc-tives.The party employed various methods to gather fragmented corrupted intelligence from external sources,in-cluding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utilization of internal channels,and examin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ublications.Throughout the transmission phase,the corrupted intelligence was progressively formalized from ini-tial notices and alerts into standardized organizational documents,which were then disseminated among various level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via transport,postal services,and telegrams.Eventually,the assorted and diverse pieces of corrupted intelligence were compiled,analyzed,and transformed into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clandestine work,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Despite the challeng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orrupted intelligence posed by the extensive organizational system,the comprehensive participation by the party members,together with the partys operational mechanisms,enabled the CPC to contin-ue to transmit and analyze the corrupted information,thereby becoming a reflection of the CPCs organizational ide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nfronting organizational crises.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在日常运作中需要经常面对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组织破坏威胁。既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破坏事件进行史实考证,或从政策路线演化框架探究组织破坏的政策背景。相较而言,关于破坏事件中的中共组织应对机制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党组织受到破坏固然损害了革命运动,但这种组织危机也是理解中共组织应急能力及其运作特征的重要切入点。尤其对于28中共党史研究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城市史视角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19271937)”(2023BLS003)的阶段性成果。中共而言,在组织破坏的严峻形势下,如何获取、分析破坏信息并将其迅速、准确、安全地在党内进行传递,是关系到组织存亡的重要考验,值得学界深入探析。本文通过梳理 1927 年至 1935 年中共地下党传递与分析组织破坏信息的过程,探究中共在组织被破坏状态下的信息处理机制,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丰富学界对中共组织运作的认识。一、破坏信息的获取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大批党员转入地下。根据秘密工作要求,中共党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通过分析组织及周围环境中的异常迹象及时察觉破坏威胁。这种警惕性与判断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的秘密工作经历逐渐积累形成。然而,大多数地下党员是在大革命时期参加的革命,习惯公开的群众工作,缺乏秘密工作经验。正如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中承认道:“我们过去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秘密机关。”而此时中共需要面对的组织破坏威胁复杂多样,主要来自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公安局、清乡督办署、租界巡捕房等机关以及流氓、叛徒等群体。各方破坏方法除了户籍调查、邮件审查、关卡检查等常规手段,还包括跟踪、监控、渗透、拉拢等隐蔽方式。在破坏活动中,各方关系错综复杂,破坏动机也各不相同。1932 年 2 月,北平市委指出:“一般说来,对于办共党案件,北平之宪兵司令部与公安局是有冲突的,所以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可是这些共党的叛徒,好像因为自己之共同历史的来源,所以他们是非常亲密的,互通消息,互相帮助着设计破坏共党。”据张国焘回忆:“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就意味着中共面对的多重组织破坏威胁,既可能出自政府的“防共”计划,也可能源于街头的偶发勒索。公开的破坏方式较易被中共察觉。例如加强住户调查与关卡检查即往往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加紧破坏活动的前兆。如 1928 年 12 月,福建省委指出:“厦门早即按月调查户口,福州近也举行很详密的户口调查。鼓浪屿也正在准备,此亦可见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之一斑。”相较之下,隐蔽的破坏方式则不易被察觉,需要中共根据细微、模糊、有限的异常迹象进行分析推断。其中,出现偏离组织活动规律的异常现象往往意味着组织破坏风险提高。如 1930 年 11 月,长江局向中央报告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的情况:“绍藩于十月十九日晚七时自家外出(他住张美之巷,即现在之民生路),他说九时可归,惟俟翌日下午二时蔡桢去他家时他仍未归,因断定他发生问题无疑。”此外,党员被跟踪、信件被拆阅、机关周边出现陌生人员等现象也常常被视为组织危险的征兆。尽管如此,对异常迹象的判断并没有标准依据,主要仍依赖党员的个人感知。由于党员的个人感知存在差异,因此对异常迹象判断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方面,党员容易心存侥幸,忽视异常迹象透露的破坏风险。例如 1934 年,共青团中央上海局组织干部培训班,宣传部部长黄药眠察觉有受训干部私自外出,虽认为有告密嫌疑,但“因为自己没有坐过牢吃过苦,想事情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没有从坏的方面去想,作些可能发生坏的情况的准备”,因而没有上报,最终导致培训机关382024 年第 1 期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报告(1928 年 6 月 30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48 页。北平市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北方新旧叛徒及被捕同志的态度(1932 年 2 月 5 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 年1936 年),1991 年印行,第 211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2 册,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61 页。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报告 福建白色恐怖情形(1928 年 12 月 16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3,1983 年印行,第 342 页。中共长江局关于沈绍藩牺牲经过向中央的报告(1930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1985 年印行,第 348 页。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党员也可能因恐慌心理而夸大破坏信息。例如 1930 年 6 月满洲省委被破坏后,在省委秘书处负责油印工作的李一雨“被查户口的吓跑的,查户口的刚出门,他就跑了”,结果机关废弃,“使省委经过许多困难,花了许多钱,才把文件取出”。显然,李一雨认为户口检查与省委将遭到破坏之间存在联系,因而迅速转移。而在满洲省委看来,李一雨对户口检查的迹象判断显然夸大了组织破坏风险。这种因环境氛围恶化导致党员对异常迹象过于敏感的情况并不罕见。从组织成本来看,低估异常迹象中的破坏信息容易导致党组织破坏,从而产生一系列损失。但夸大异常迹象的破坏信息,引发人员疏散、文件销毁、改变通讯与机关废弃等一系列组织转移措施,也会浪费组织资源。可见,党员个体的迹象判断关系到组织成本,这就要求党员要准确地分析判断异常迹象,既避免组织遭到破坏,也防止组织资源浪费,从而增加了党员的分析压力。而对于工作在党组织各部分的党员个体而言,所接触到的异常迹象往往是局部、细微与模糊的,存在较大的判断难度。相较于党员个体,党组织能够通过党组织各部分上报的异常迹象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推断破坏活动的全貌。例如 1931 年 4 月,河北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经过:“七日前即发现各租界特别戒严,刘静生、叶立三等同志被便衣追踪竞日而始脱险,刘同志到大亚洋行取钱而人财两失(是否被捕有许多可疑之处)。于是七号晚,常委乃接着讨论此问题,初步决定省委暂移北平,负责人尽可能的职业化并彻底改变工作方法,拟于八号上午八时开常委全体会议具体解决此问题。”该案例显示,在省委破坏前,河北省委已经从不同方面注意到租界戒严、便衣跟踪与党员失踪等异常迹象,并在 4 月 7 日晚上的常委会上判断出组织动摇,从而决定省委迁移。可见,多方异常迹象汇集的确使党组织更容易注意到破坏威胁。然而,4 月 8 日河北省委即遭到破坏,说明省委的迹象判断虽然准确,但收集与分析信息的过程损耗了时间,错失了转移时机。由此可见,当异常迹象中的破坏信息比较模糊时,党员的判断受到秘密工作经验与组织成本的影响,难以迅速决断。而当异常迹象中的破坏信息较为明显时,也意味着破坏已经迫近,党员能用于应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显然,仅凭迹象判断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取破坏信息。因此,中共也往往借助外部信息渠道来获取破坏信息。其中,中共尤为强调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取内线情报的重要性。1929 年 2 月,江苏省委在秘密工作要求中提出:“设法投军,调查反动派里行动及消息,时常迅速的报告省委。”1929年 4 月,湖北省来沪干部在介绍武汉地下工作经验时也指出:“至于消息的灵通,是重要问题,顶好设法派人打进敌人的机关中去。如清乡督办署、稽查队、卫戍司令部、公安局这些地方,关于我们的问题是非常之重大,就是当勤务兵、伙夫都要设法使人掺杂进去。”此外,中共也通过内线渠道购买破坏信息。据张国焘回忆,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即负责此类工作,“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48中共党史研究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254 页。中共满洲省委致中央的信 关于开除李一雨党籍的决定(1930 年 6 月 15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1,1991 年印行,第 85 页。河北临时常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 年 4 月 2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7,1991 年印行,第 192 页。江苏省委特别通知(第一号)关于秘密工作(1929 年 2 月 2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3,1985 年印行,第 475 页。董曙、周维新关于武汉情形的报告 地下工作方法、扑灭内奸及内奸名单(1929 年 4 月 24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1985 年印行,第 102103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2 册,第 361 页。内线渠道不仅能预先获取破坏信息,而且信息内容较为明确,有利于中共及时察觉破坏对象与破坏方式。1929 年 1 月,广西省委委员朱锡昂指出:“在机关第二次破获之前一日 二十八日,我们得到报告说,国民党市党部某日开会,曾决议要总动员去侦缉拔奇,因为他们已知道拔奇再回梧了。”该内线渠道已经透露出当地国民党密切关注的是广西省临委委员邓拔奇,并已经初步掌握其动向。与此类似,1932 年 8 月,河南省委书记陈资平报告中央:“破坏是七月二十三日,在前两、三日在省公安局当职员的一个同志向党市委书记报告:闻郑州有大批共党,省公安局已派大批包探前去捕捉。”该内线渠道也已经提前透露出河南省公安局开展的搜捕行动。然而,内线渠道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出于保密需要,内线渠道一般采取专线联系,并不稳固。例如 1931 年 4 月,河北临时常委报告省委被破坏经过:“本来六号即有公安局关系人通知一位交通朱槐同志,要我们于 四一二 一周内停止出入,可惜朱同志于关系不密切,无法事前通知。”可见,即使提前获取破坏信息,中共也可能无法及时接收。1932 年 8 月,河南省委书记陈资平报告中央,因市委书记被捕而失去了内线渠道:“在公安局的同志有很大作用,可惜市书被捕而失掉关系了。”这也说明内线渠道的交接替代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内线渠道也需要经费、人员的投入和维持,具有相应的经费压力与组织风险。1927 年中共转入地下后,组织经费颇为紧张。即使是经费相对宽裕的中共中央,也被认为用于购买情报的开支过大,“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这说明并非所有的党组织都具备开辟内线渠道的经费条件。同时,国民党也会采取内部防范措施,使内线渠道失去作用。1935 年 7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坏时,“因警报线索不灵,破坏时,有的先被敌人调开,有的被敌人监视,完全失掉作用”。除了内线渠道,新闻报道也是中共获取破坏信息的重要外部渠道。报刊是公开发行物,传播稳定,覆盖面广,从中获取破坏信息不仅不用承受风险,而且成本很低。通过阅读中共组织被破坏的新闻,各处党员不必党内通知就可以同时获悉破坏发生。当党员个人处于流动状态且暂时无法与组织联络时,也往往可以通过报刊及时获取破坏信息。例如 1929 年 2 月,湖北济难会党员培林向济难总会报告从上海返回武汉经过:“在途中见报载武汉又捕去大批同志,破获机关多处,我因身带文件及大宗款项,不得不预防在汉口登岸时发生问题。”此外,新闻报道的破坏信息内容虽不能保证完全准确,但大多取自官方文件,能够披露出国民党破坏行动的较多内部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1929 年 3 月 7 日的 大公报 就摘录了武汉卫戍司令部呈报国民党中央的文件,披露了中共武汉机关被破坏的详细经过。而报刊也会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详细报道,显示中共已经暴露的情况,进而引起中共的警觉。1933 年 12 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报告中央:“近来北方报纸,特别是法西机关报,如老实话之类中登载许多关于我们的消息,其中很有些可以值得吾人注意的。他们知道组织上领导机关的变动情形,甚至关于我的一些为同志们都很少知道的事情这类事情被敌人知道的可能,可以解释为叛徒们推测料想所582024 年第 1 期朱锡昂给中央巡视员和广东省委的报告 广西临委第二次被破坏和各县工作情况、对省委的要求(1929 年 1 月 27日),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1,1982 年印行,第 218 页。资平关于河南省委被破坏情形给中央报告(1932 年 8 月 19 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5,1984 年印行,第422 页。河北临时常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 年 4 月 2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7,第 194 页。资平关于河南省委被破坏情形给中央报告(1932 年 8 月 19 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5,第 423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2 册,第 361 页。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1935 年 9 月 2 日),党的文献 1996 年第 6 期。湖北培林给济总的报告 省委接洽处被破坏、省济总经济大概情形(1929 年 2 月 26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11,1985 年印行,第 239 页。武汉严厉清共中搜获之共党文件,大公报 1929 年 3 月 7 日。致。但也不能不使我们警惕是有可能被存在党内的奸细传出(知道这样事情的人定是较重要分子),或是我们出入的行踪被敌人发现过。”通过新闻报道获取破坏信息的主要缺陷是信息的滞后性。毕竟报刊只能对已经发生的破坏行动进行报道,不可能提前预知。但新闻的时效性也往往使得报道的时间与破坏行动发生的时间相隔不久,甚至有时新闻报道要比党内信息传播还快。有时中共从新闻报道中了解组织破坏信息时,尚未接到下级组织的报告。例如 1928 年 11 月 3 日,松浦特委报告:“前又被捕十四人,结果重要三人押讯,余均保释。此节仅由报纸看来,未得报告,不知重要三人姓名。”1930 年 12 月 26 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报告中央:“今天报载武汉前后被捕五十余人,查明后再详报。”国民党也注意到新闻报道存在泄密的可能,因此有时在采取破坏行动时会封锁相关报道,以期延迟中共对破坏信息的获取,扩大破坏效果。但停刊本身也会使中共从中察觉出破坏威胁依然存在。如 1929 年 4 月,杭州党组织在被破坏后报告:“此事发生后,杭州报纸均已排入新闻中,但均为浙当局所扣留,各报均停出二天,可见浙当局对此事之重视。”1931 年 3 月 27 日,福建省委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后情况:“此事经过二天,各报都禁止登载,敌人还在继续对付我们。”此外,外文报刊往往不受此限,使中共得以继续从中掌握破坏信息。例如,1931 年 1 月 17 日东方旅社被破获后,中文报刊没有即刻报道此事,但英文报 泰晤士报 已有所报道,为中共所获悉。综上所述,迹象判断、内线渠道与新闻报道是中共获取破坏信息的三种主要来源。三者在时间性、安全性与准确性等方面各有利弊,往往被中共综合使用。二、破坏信息的本地传递获取破坏信息后,中共需要迅速将其在党内传递,使机关与党员能及时戒备与疏散。破坏事件发生初期,破坏范围往往限于本地党组织,破坏信息传递对象主要是本地机关与党员,传递的信息内容也主要是关于破坏人员与地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更注重在本地机关与党员之间传递信息的速度,因此不过多考虑组织层级,也无须复杂的传递技术,主要采用通知与警号作为传递方式。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纵向设置省委、特委、县市委、区乡委与支部等各级组织,横向联结共青团、工会、互济会等外围组织,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庞大组织体系。在日常工作中,党组织各层级各部门之间进行周期性联络。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党组织能够从全局了解被破坏的组织部分所处的组织位置,通过常规组织渠道通知相关机关与党员戒备。1929 年 11 月,江西省委的机关高文龙鞋店被破坏,“省委自得到高店破获消息,即马上通知和高店有关系的同志注意”。1930 年4 月,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当时讨论 三三一 工作后,木清同志于午后三时被捕,六时得68中共党史研究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白 106 号)关于临委组织、北平工作等(1933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1933、1934)(二),1992 年印行,第 174175 页。松浦特委报告 特委区域、各县组织情形及工作进行情形(1928 年 11 月 3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26,1987 年印行,第 2 页。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向中央的报告 狄青、学良等被捕,长江局及办事处存废问题(1930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 394 页。给永生的信 关于浙江党被破坏的经过(1929 年 4 月 14 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5,1989 年印行,第 178 页。中共福建省委致中央信 省委机关被破坏,决定省委机关迁福州(1931 年 3 月 27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1984 年印行,第 132 页。夏衍:懒寻旧梦录,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21 页。冯任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1929 年 12 月 26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1987 年印行,第 265 页。消息,秘书处即通知各机关戒严,并侦查被捕原因。”当常规组织渠道受到破坏影响时,通知的任务往往由破坏中存留下来的党员承担。在秘密工作规章中,中共强调了党员传递破坏信息的义务,以及以被破坏的党组织部分为中心,向与其有关的机关和党员扩展的传递路径。如 1929 年 2 月,江苏省委要求各区讨论秘密工作的各条注意事项,其中就包括“遇机关发生问题,须马上通知有关系的,同时要在机关附近派人等候”。1929 年4 月 24 日,湖北省来沪干部在上海介绍的地下工作方法也指出:“无论某个机关破获和某个同志被捕,环境怎样的险恶,尽可能的通知所晓得的同志,很技术的很敏捷的迁避,不要几个人知道跑了就算完事,丢下多数的同志遭受敌人的屠杀酿成整个的破坏。”1932 年 3 月,河北党组织总结的秘密工作经验也提出:“某一机关或同志被捕后,凡是他知道的机关及同志住处须立即通知搬家,及他知道的通讯处及其关系须马上改换。”同时,即使党员自身因破坏威胁而撤离,也需要尽力通知相关党员与机关。1929 年 11 月,江西省委机关大破坏后,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报告中央:“CY 省书记欧阳,知道我的住址,他常去。发生问题时我即告宋,叫他转知欧阳勿去(因我不知 CY 地址),不知转告否?”没有尽到通知义务的党员往往会受到组织惩处。如黄平回忆,在上海遭遇机关破坏时,中央曾派人来通知其转移,但因其转移后没有通知一名与该机关有来往的党员而受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批评。这说明,中共在日常的秘密工作训练中,期望通过增强党员的秘密工作纪律意识而充分发挥每个党员传递破坏信息的能动性。即使组织体系受到破坏,党员依然能自动形成破坏信息传递网。然而,在组织破坏后,实际的通知路径往往取决于存留党员所掌握的组织联络信息。相同组织部门的党员因具有共同的工作轨迹,往往容易在发现破坏时迅速就近通知。例如 1932 年 5 月,厦门中心市委发行机关被破坏时,“董同志要送东西到该处,远远听到人声嘈杂而有福州人的声音(厦门警察多福州人),情知事机不妙,终至回头逃跑。董知道早上许同志一定送东西来印(五卅 宣言),他不得不到要道暗地等待,准备通知许同志”。“董同志”即厦门中心市委常委董云阁,“许同志”即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依华。两人同为厦门中心市委常委,熟悉彼此的工作轨迹,因此可以在机关破坏后准确地到达相应路线进行通知。相较而言,不同组织部门的党员之间工作联系较少,紧急联络就比较困难。出于安全考虑,中共要求组织间的信息联络要严格保密,仅由少数人掌握。1930 年 5 月,中央指示各省委:“每一机关来往的人,必是工作上之必要的,且应决定不得超过的一定数目。如在工作上不必要,就是负责同志亦可不必使其知道。”这也意味着,一旦负责联络的党员被捕、失联、叛变,其他党员因不知相关的联络地址即无法及时进行通知。1933 年 10 月,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胡大海向中央报告省委782024 年第 1 期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 省委被破坏的经过(1930 年 4 月),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5,1985 年印行,第 88 页。江苏省委特别通知(第一号)关于秘密工作(1929 年 2 月 2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3,第 475 页。董曙、周维新关于武汉情形的报告 地下工作方法、扑灭内奸及内奸名单(1929 年 4 月 24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第 101 页。郭真:北方党历次破坏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1932 年 3 月 10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1999 年印行,第223 页。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省委大破坏的原则,经过以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和个人问题(1929 年 12 月 17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第 261 页。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384 页。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 市委大破坏的原因和严密党组织的问题(1932 年 7 月 23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10,1984 年印行,第 19 页。中共中央给各省委指示信 注意秘密工作和文件保管(节录)(1930 年 5 月 28 日),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0 年,第 31 页。破坏情况:“秘书长小陈(女)在十八号又被捕,她被捕后第三天即叛变(因为等三天破坏了几个地方都是她供出的),供出许多地点。被捕的有宣传部,另外有石家庄特委两人及天津来的五个反战代表。这些地方只有她一人知道,无从通知,想已发生问题了。”1930 年 12 月,北满特委被破坏,“七号特委破坏,当破坏是 时 我秘书处与油印科的同志简直不晓得,因为这两处工作的同志不知道其他任何地址,全靠特委同志与他们发生关系,至十号同志们觉得特委三四天不去,必有问题发生,但尚不知特委已经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不得不花费时间寻找组织关系,尝试重新恢复组织间的联络。要在紧急状态下联络到相关组织显然并非易事。例如 1929 年 2 月,据汉阳县委秘书陈介陶报告,湖北省委破坏后,汉阳交通耗费一天的时间也联系不到省委:“十一时汉阳县委与省委接洽之交通来,介询其来何迟?伊答,很惊异的答:省委的交通被捕,我找了一天的省委,总无着落,故来迟,我看情形有大的变动了。”况且国民党在发动破坏时,往往会在街区要道缉捕中共党员,增加了党员流动的风险压力。随着时间推移,党组织破坏蔓延的风险也在提高。中共河北省委“四八”破坏事件即完整地展现出这种通知的路径特点。1931 年 4 月 8 日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在招待处召开。河北省委农运书记阮啸仙“迟到五分钟,即见有两武装巡捕队从招待处出来,知有事,即跑至原、兰两同志家,他俩已早出走,旋经过英巡捕房去找廖胖子,即见原、兰、胡、周四同志铁锁锒铛进捕房去,惨变已经证明”。“原”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原道,“兰”即河北省委书记徐兰芝,“廖胖子”为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在获悉破坏后,阮啸仙与廖划平商议应对办法,结果“廖除军委机关外,一概不知”,而阮啸仙“因新从直南巡视回去,除原、兰两家及招待处外,一概也不知”。经过商议,阮啸仙当晚将省委迁往北平,廖划平则留在天津尝试联系天津市委,结果“廖在津九号找到津市负责人张同志及省委组部秘书于九日晚来平。旋党和团秘书处及铁总自动在街找着关系,并同时通知各地及中央”。在该案例中,阮啸仙、陈原道、徐兰芝与廖划平均为河北省委领导成员,需要定期接头办公,形成了紧密的工作联系。因此,阮啸仙在察觉破坏后能迅速在该范围内进行通知。但接下来,由于阮啸仙、廖划平都不是省委与天津市委的联系人,不知市委地址而无法及时通知市委进行防范,只能进一步寻找市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党团的秘书处与铁总同样也在自发寻找关系、相互通知。可见,破坏事件发生后,组织间的联络容易因联络人员问题而导致中断,需要重新建立联络渠道组织。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内部的党员间仍然能够进行紧急通知,形成若干个信息交流群。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正式的组织工作关系,党员间的人际网络往往也会在组织破坏时影响信息传递路径。据张国焘回忆:“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 互助公约,即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与正式组织间的单线保密联络不同,党员人际网络可以接收多方信息,不容易被切断。如下图所示,1931 年 1 月 17 日东方旅社破坏事件发生后数88中共党史研究河北省委老胡的信 关于省委遭破坏及各地党组织的情况(1933 年 10 月 8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12,1997 年印行,第 191192 页。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北满特委被破坏、孙杰被捕及目前工作等问题(1930 年 12 月 18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6,1988 年印行,第 312 页。陈介陶给中央执委会的报告 关于省委成员被捕及汉阳县委被破坏的情况(1929 年 2 月 16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6,1984 年印行,第 227 页。河北临时常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 年 4 月 2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7,第 192 页。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省委被破坏经过及目前各地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5 月 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7,第 199 页。河北临时常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 年 4 月 2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7,第 193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2 册,第 358 页。日,夏衍先后与蔡叔厚、钱杏邨、杜国庠、尾崎秀实等人互通破坏信息。夏衍与蔡叔厚曾经同属闸北区街道党支部,此后蔡叔厚则调入特科,而夏衍、钱杏邨、杜国庠同属于文委领导下的左联成员。朝日新闻 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既与左联有联系,与宋庆龄主持的互济会也关系密切。可见,夏衍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既可以在左联内接收信息,还可以从特科、互济会等多方了解破坏情况。其中,南强书局、内山书店还是夏衍的人际网络的交汇点,便于其网络人员寻找与交流。这说明,破坏信息除了容易在同事之间传递外,也会沿着党员人际网络进行扩散。夏衍的信息网络图中共在进行紧急通知时,也注意到党员人际网络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如 1932 年 12 月上海共青团发生严重破坏时,上海党组织需要紧急通知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戒备,但因不知道陈云的住址而无法通知,不得不派曾与陈云有过共同工作经历的杨尚昆前去设法联络。显然,人际网络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更详细的党员联系信息,可以弥补正式组织联络的不足。除了通知以外,机关警号也是中共传递破坏信息的常用方法。机关是党组织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的场所,文件、人员与经费往来频繁,聚集多重组织关系。一旦机关遭到破坏,将会波及多处组织。国民党也深悉机关的重要性,因而往往会在破坏机关后继续留守,等待拘捕来往机关的人员。对此,中共要求留守机关党员要设置警号,向来往党员传递破坏信息。警号是党员在机关内根据安全状况设置的特殊物件摆设,发生破坏时通过变动物件摆设可以向机关外党员传递出机关破坏信息,避免来往机关的党员被捕。警号将破坏信息内容转化为暗号,避免传递信息的党员之间直接接触,从而降低了传递破坏信息的风险。同时,警号固定于机关,在破坏发生时不用花费时间四处联系党员,只需等待来往机关的党员自行察觉即可,较为省时省力。在各地党组织的秘密工作规章中,常有设置机关警号的要求。1929 年 6 月,顺直省委规定:“某一机关破坏或发生问题时,必须设法在附近做一暗记,以免后来的同志被捕。至于记号,可由往来同一机关中的同志自定。”1929 年 10 月,广东省委指示:“各机关须定出安全、破坏的符号,告诉出入该机关的人。”1930 年 7 月,江苏省委要求各县委、区委:“每一机关应设警号,机关内982024 年第 1 期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 121122 页。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66 页。顺直省委关于注意秘密工作的紧急通知(1929 年 6 月 14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3,1992 年印行,第 507 页。中共广东省委特别通告(第一号)关于秘密工作事(1929 年 10 月 12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16,1982 年印行,第 11 页。应有相互报警的办法。”可见,中共试图将警号设置贯彻至各地各级机关中。警号要发挥作用,需要保持设置警号的习惯,以及确保警号的隐含含义不泄露。而从各地机关情况来看,警号设置并未能完全落实。如 1933 年 10 月,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朱文轩承认:“警号制度一般的都是没有的。”1933 年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被破坏时,“当即捕去了组部秘书、宣传秘长,因为机关一贯对警号设置的忽视”。从报告中“一般”“一贯”等用词来看,这是普遍、长期的现象。甚至中央所在的上海,警号设置也未能全部实施。1932 年 9 月,江苏省委批评上海法南区委:“区委机关布置不精密,警号没有,警报不看,不去研究破坏的教训等等。”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可想而知。无法通过通知的方式传递破坏信息,可能仅导致党组织察觉破坏迟缓,但如果警号没有及时变化,其释放的信息恰好是相反的,容易导致更大的破坏。例如 1931 年 7 月,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阮啸仙向中央报告省委破坏经过:“适是日中时为常委办公时间廖胖子已赴会去,旋到办公室处。虽警号未除,但胡同左右及门口有可疑的人站着,当断定破坏无疑。下午又到胖子家里,便又发现街谈巷议及视见破坏的探警出来。次日军委秘书老薄被捕。二十八日,少共小冯到办公处见警号仍在,进去又被捕(事前已通知他了)。”在该案例中,警号在办公处破坏发生后一直没有变化,呈现的是“警号未除”与“警号仍在”的状态,传递的是机关安全的含义。阮啸仙观察到办公处附近有警探,因此知道警号的信息是虚假的。而共青团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冯振中则没有怀疑警号的设置,进入办公处即被逮捕。此时,警号已经反过来成为国民党拘捕党员的诱饵。随着机关破坏增多,警号的含义也逐渐为国民党所掌握。尤其是 1931 年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不仅会识别警号,而且会利用警号扩大破坏。对此,党员有时不得不临时采取特殊方式制造机关异状,作为机关新警号。例如 1934 年,当共青团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黄药眠所在的机关被破坏时,上海法租界巡捕已经知道该机关警号。黄药眠见状采取打碎机关玻璃,作为机关新警号。三、破坏信息的异地传递破坏发生后,中共还需要及时将破坏信息传递到异地党组织,防止破坏蔓延。1929 年 4 月,湖北省来沪干部介绍地下工作方法时强调:“不仅通知武汉三镇的同志,就是外县各特委也要很迅速的通知。外县的同志被捕或机关破获也要迅速的报告省委。”中共在将破坏信息向更广的区域空间与组织结构扩散时,其传递的路径与方法均与本地破坏信息传递有所不同。就传递路径而言,本地破坏信息的传递主要以当地机关、住址位置为点,以党员日常活动轨迹为线,形成的传递网络因地而异。而异地破坏信息的传递路径主要以各地党组织为点,以组织间的交通轨迹为线,均为党内全国交通网的一部分,受到明显的组织等级结构影响。在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中,中共的常规组织联络以纵向联络为主。在破坏事件中,党组织的通信、接头机关受到波09中共党史研究江苏省委通知第三十三号 建立秘密工作的指示(1930 年 7 月 11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9,1984 年印行,第 326 页。文轩关于最近党团破坏的报告(1933 年 10 月 4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第 286 页。团四川省委致中央报告 省委被破坏到现在工作情况(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