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从民国时期科学对中医的改造谈起.pdf

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0人文新探http:/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从民国时期科学对中医的改造谈起张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芜湖241000）摘要：科学化作为改造中医的方法，提出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两个问题。前者是回答中医为何接受科学的改造，后者则是讨论科学对中医改造的可行性。民国时期，在“科学化”的推动下，中医走向改造之路。通过探究发现，长期流行的“废医论”、1929 年的“废止中医案”以及民国官方对中医的规制，使科学对中医的改造成为可能。有关科学改造中医的可行性问题，民国学界呈现出三种观点：不须科学化、可以科学化以及不可科学化。虽然这三个观点各有道理，但都存在缺陷，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其根源是科学观的差异与片面性导致的。关键词：中医科学化；民国时期；改造；科学观DOI：10.16307/j.1673-6281.2024.02.009中图分类号：R2-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6281(2024)02-0170-008Scientification as a Method“Why Is It Possible”and “What Can Be Done”:Discu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Science During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ZHANG XingHistory College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Abstract】Scientification as a method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poses two key questions:“Why is it possible?”and“What can be done?”The former seeks to answer why TCM should accept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cience,while the latt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to reform TCM.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driven by the push of“Scientification”,TCM was on the way to reform.The paper,it is found that the long-popular“abolishment theory”,the“old medicine abolition act”in 1929 and the official regu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CM make it possible for science to reform TCM.Regard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TCM,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ented three views:unnecessary scientification,scientification,作者简介 张兴（ORCID：0009-0003-4940-3249），硕士；E-mail：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1and impossible scientification.Although these views are reasonable,they all have defects and cannot reach a consensus.The root cause is the difference and one-sidedness of their scientific views.【Keywords】Scient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nas Republican Era;Reform;Scientific Outlook科学化作为改造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方法，一直被视为晚近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科学化作为方法的进程中，“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层面，也是首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前者揭示了科学改造旧事物的原因，至少可以回答为何是科学作为方法，而非他者；后者则是回答科学作为方法的可行性问题。20 世纪初，民国学术界提出科学改造中医并为之引发的争论，为探究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话题，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本文尝试以作为方法的科学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为视角，探究科学改造中医的历史动因与可行性问题，通过考察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的争论，揭示出这场争论的根源。一、从科学化到中医科学化近代以来，“科学”一词传入中国，随着对西方科学认识的深化，“科学”泛化为一种主义，延伸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各个领域。作为与西医相对立的学科知识，中医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主义思潮的作用下，逐渐生成出“中医科学化”这一概念。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 世纪以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追求“科学化”这一目标。有学者指出：“在这一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笼罩下，科学作用的范围由自然界而及于社会、人生、学术文化各个领域，并在知识领域建立起君临一切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以科学化为目标的群体意识。”125报刊作为当时最大的舆论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群体意识”在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形成、发展的生动场景。借助全国最大的报刊检索平台 全国报刊索引a，检索方式为“全字段”，输入“科学化”，时间段设定为 18331949 年。在时间上，每隔 10 年分段，“科学化”的结果显示：19201929 年为 90 项，19301939 年为 1185 项，19401949 年为 419 项。可以发现，1920 年至 1949 年的 30 年时间里，“科学化”一词，共计 1694 项，年平均约 56 项。根据数据显示，“科学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40 年代末反复出现，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热度最高，涉及领域有农业、国防、哲学、生活、教育、外交、工业等。诚如罗志田指出：“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显征。”2在“科学化”浪潮下，中医与其他传统学术一样，自然要接受科学的检讨，从而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中医科学化”具体出现于何时，出自何人之口，尚无确考。据桑兵等指出“至少在 1927 年，中医已经出现要汇通科学的倾向，至 1928 年则有医学科学化的口号”3220，但都没有说清楚“中医科学化”具体何时出现，由谁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明白“中医科学化”出现的具体时间与首倡者，尚属困难。不过，若是将中医科学化作为中医学界的一种集体意识，它的产生与1929 年中医学界抵制“废止中医案”密切相关。官方强势废止中医的做法，促使中医界内部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催生出救亡图存的群体意识。以“拯救中医、复兴国医、建立新医学”为目标的中医改革思潮相互激荡，大致明确了以科学化为主要手段对传统医学加以改造，中医科学化运动孕育而生。1929 年，在抵制“废医案”运动中，中医界联合在申报发表题名为中医科学化造成新中医一文，主张以“科学化”的手段改造中医，这表明中医科学化已然成为集体意识，此后中医科学化被广泛讨论。a全国报刊索引（中国近代期刊资源全库），收录了 18331949 年百余年间的 20 000 余种期刊，是近代期刊全面而完整的检索平台，其内容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详见 .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2在抗争“废止中医案”运动中，全国各省市中医药团体提出了具体的中医科学化方案。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中，各省市代表纷纷提出中医改良议案，即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案汇录a。这些议案不仅数量多，共计 138 条，分为 36 大类，而且内容丰富，涉及中医学校、中药制作、中医秘方、中医教材和中医人才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议案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中医科学化”一词来概括中医的改革思想，但这些中医改进措施很快就被中医科学化者付诸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具体实践，主要涉及中医教育的科学化、中医行政的科学化、中药的科学化以及中医诊断的科学化等等。综上而论，在科学化的浪潮中，作为一种群体意识，至少在 1929 年中医学界抗争“废医案”运动中，中医科学化已经成型。中医改良方案的提出，使中医科学化的内涵渐趋宽泛，在不同的语境下，中医科学化既是指改造中医的手段，也是目的。二、科学作为方法：何以可能运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传统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可以将中医的科学化视为近代化的一个侧面。诚如费氏指出：“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4134以此逻辑，中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发生变化，只有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中医变革才有可能发生。追寻柯文对中国近代化的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根源于内部要素，中医的变革或近代化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作为考察中国近代化的视域，以上两种认识无疑是提供了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的观察角度。由此出发，既无法忽略内部要素对中医的冲击和对中医科学化运动的诱发作用。如曾经在中国产生的“废医论”、对中医在理论与实效缺陷的探究以及对中医玄学成分的解构，都为中医科学化提供理论基础。同样地，无法否定西医对中医冲击的事实所引起的巨大变化，这种冲击的事实在于科学价值标准的引入对中医效用产生了质疑。此外，民国官方从制度层面对中医进行规制，强势引导中医的科学化，使中医科学化不同程度地持续展开。笔者将从以上三个层面论述科学改造中医何以成为近代中医的命运选择。（一）“废医论”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经验与理论方面，独树一帜。至少在医学革命之前，国人对优良的医学传统仍然保持相当的尊崇与自信。如古人常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将治病与治生相提并论。“西学东渐”以后，国人对传统医学的种种产生了怀疑，即传统医学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世界。在持久的自我审视与重新思考中，学术界兴起一股“废医”的论调。据以往学界的研究，“废医论”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俞樾。俞樾认为医、巫同根同源，提出：“古之重卜甚于医也，卜可废，医不可废乎。”5751他对中医进行了严厉批评：“今之世为医者益多，而医之技则日以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5769-770在他看来，中医非但不利于治病救人，反而误导世人，反对盲目崇信中医学术。他主张“病由心生，心者气之率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5769-770，提倡人们积极养生、常怀善心，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中医。概言之，在他的中医观里，中医不仅加重了世人的痛苦，也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废除中医理所应当。学界研究表明，俞樾的废医言论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b，相关研究对其“废医论”也有了一些新的理a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案汇录由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编辑，于 1929 年 10 月发行出版，包含 138 条提案，是研究抵制“废医案”的第一手资料。b关于俞樾废医论的思想根源，可参见郝先中俞樾“废医论”及其思想根源分析（中华医史杂志2004 年第 3 期，第187-190 页）。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3解。如学者张田生认为俞氏废医形象是在特定时空背景被建构出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进一步指出，俞氏所言“废医”并非是废除中医，而是废除那些混杂虚妄、巫术等因素的中医，今人对俞氏的“废医论”，其实是一种误解a。这一观点无疑增进了学界对俞樾废医思想的重新理解与认识。尽管学界对俞氏废医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其废医思想对民国时期废医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却是共识。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整个民国时期的废医思想，在科学主义的助推之下，深刻影响了近代士人对中医的看法。俞氏废医思想的追随者遍及各界，如严复将中医划入“九流之学”，民初教育总长汪大燮拒绝将中医纳入教育体系，汪精卫将中医视为“杀人的工具”6269等等。民国时期的废医论者主张将中医排除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之外，积极引入西医学术，致使中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间接推动了中医科学化的进程。（二）1929 年“废止中医案”俞氏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废医”思想始终左右着中医在近代的命运，乃至使中医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高喊“民主与科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一时间，科学主义盛行。因其理论的缺陷，中医往往被冠以“不科学”的标签，成为科学主义者激烈抨击的对象。20 世纪 20年代前期，一种废止中医、提倡西医的论调愈演愈烈，科学主义者主张将中医排除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之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政界、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废医的合力，并迅速将“废医论”付诸实践。1929 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卫生行政建设。在会议期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主张以国家的名义废除中医。他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能变，革新医药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7北平特别市卫生局长黄子方提出“统一医士登录办法”。上海特别市卫生局长胡鸿基提出“制定中医登记年限”。在决议中，卫生委员会将这三个议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最后形成了三项决议。决议的内容为：“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经历相机进行。”732事实上，这三项决议的通过表明官方已经将中医废止。随后，各大报刊相继报道这一决议的消息，震惊社会各界，引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1929 年 3 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商讨阻止“废止中医案”相关事宜。由各界发起的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充分调动医会、药界、医校等方面的力量，号召中医中药团结起来一致抵制废医运动。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民政府被迫将“废医案”搁置，中医界在形式上取得了保卫中医的胜利。在抵制“废止中医”的舆论战中，为了中医的生存与延续，以统一病名、设立中医学校、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医科学化运动也随之发起。应该说，由官方主导的废止中医运动无疑使中医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也警醒了当时对中医的前途、命运抱有幻想的中医界，也加速了中医科学化的进程。（三）官方规制事实上，国民政府的让步，并未让中医获得与西医平等的地位。在“废医案”后，官方利用行政权力对中医进行规制，压缩中医的生存空间。1929 年，教育部发布命令，将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为“中医传习所”，中医教育被抛弃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1930 年，官方为了支持西医的发展，率先颁布西医条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西医的合法地位。中医界凭借持久的抗争，直到 1936 年，官方才被迫颁布中医条例。然而，与西医条例相比，中医条例却被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二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并不平等。a具体可参见张田生俞樾废止中医的形象是如何建构的（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 年第 4 期，第 68-73 页）。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41936 年 8 月，卫生署颁布中医审查规则，其本意是对中医条例某些条款进行限定。如在中医审查规则第二条款中：“中医条例第一条第一款所称考试或甄别，凡考试、甄别、检定、审查等，具有测验学识、经验意义之事项皆属之。”8648这一规定表明只有通过考试、甄别合格的中医生，方可取得合法中医的身份。实际上，在这次甄别审查中，不少中医人士被认定为不合格，被排斥于中医队伍之外。学者张照麟批评中医甄别实乃“限制中医，无形消灭中医之手腕”9。又如 1940 年，官方颁布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其第十七条规定“中医不得擅行使用科学医之器械、药品或注射法”8660，很显然这一条例严重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凡此种种，官方以强大的政治权势介入中西医之争，以科学的名义主导中医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向，无形中加剧了中医的生存困境。这种非常态规制，尽管不可避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使科学成为官方统治的工具。但是官方对中医的规制，为中医科学化注入持久的动力，把握了科学改造中医的整体方向。在今天看来，将科学化作为方法，中医接受科学的改造，是中医在近代社会的必要选择。即使是在20 世纪初科学化浪潮的巨大推力下，无法得知中医除了科学化，是否会有第二条道路可走，或许中医科学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的选择。不过，实践证明“废医论”“中医废止案”以及高扬科学大旗的民国官方对中医的规制，为中医接受科学化的改造提供了可能。三、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为关于什么是中医科学化，朱松在医界春秋发表中医科学化是什么一文，阐述了中医科学化的含义。他认为中医科学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10。曹惠群则认为科学不是坐享其成，也不是模仿，而是“采取科学的精神，应用科学的方法”11，并指出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事实、重视证据。俞松筠认为中医科学化是“以科学的原理原则为一切行动的指针，做研究中医工作”12。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对中医科学化这一概念的界定比较宽泛，随着对科学认识的深入，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与外延也将不断地延申。诚如刘洋所言：“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从重形式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要求，又进一步上升到关于科学精神层次。”13关于中医科学化“何以可为”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争议不绝，由此延伸出三种观点：“无须科学化”“可以科学化”“不可科学化”。（一）中医无须科学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医具备优良的医学传统，诸如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显著的临床疗效，这些都是近代西医所不及的。在他们看来，中医无须任何科学化的过程，只有深度挖掘中医的价值，服务社会，才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顾惕生认为中医有其独特的价值，无须任何科学化的阶段。1930 年，他先后发表数文，阐释自己的中医观。他指出“中医自有真价，幸毋丧其千年来根据临床经验之宝典，而即是为真正科学之基础”14，认为科学化的后果只能是丧失中医本身的价值。他严厉批评滥用“科学”一词，以科学作时髦、打官话。他认为中医科学化“无殊为死猪化、死狗化，无殊为商贩化、商品化”15。曾觉叟认为中西医在理论体系方面有着异质性，中医自有一套运行法则，中医无须科学的检验。曾氏指出：“中医有自己独特之长处，这是西医之所不及者，中医科学化的前景只能使得中国这一国粹逐渐淹没。”16在此基础上，宋爱人认为科学并非西方独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格物致知仍然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他进一步认为：“科学有微妙之神秘，国医如无科学化，即可宣判罪状，法无宽贷，宽者所谓科学之哑谜，无甚特别巧妙，何苦各不迷阵。”17最后他总结出中医的精粹在于其博大精深的学理，中医存在的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5理由在于实效，不能以科学作为衡量中医的尺度17。（二）中医可以科学化民国以后，为了启蒙民众，改造社会，官方大力倡导科学化运动。科学化运动宗旨乃是引导国人崇尚科学、树立科学观念，医药卫生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医学作为生命之学，关乎民众身体健康与民族兴亡。在不少社会精英看来，中医科学化是十分必要而又紧迫的时代任务。1930 年，袁复初较早提倡对中医进行科学的研究，应用科学的知识体系、标准来解释中医的核心理论。他认为只有将中医理论科学化，才能达到“以明中医之原理、以明中医之系统”18，最终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道路。1933 年，陈果夫发表医学幼稚及中医科学化的必要一文，指出中国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巨大缺陷，同时提出了如何实现科学化的问题。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切实研究科学，使中国医学科学化，使中国的医学用科学的方法整理”。19此文后来被大量转载，不少医界人士将之奉为根据，成为中医科学化的指针。谭次仲连续发表中医科学化之商榷 与全体民众中医科学化之必要等文，集中论述了中医理论与科学精神的背离。他认为中医不科学化将会存在六大危害：“其一，非科学化则不能得确实之改良与进步也；其二，非科学化则渐失国人之信仰也；其三，非科学化则不能与为生行政连成一气也；其四，非科学化则不能加入教育统计系也；其五，非科学化则不能消除西医之敌视；其六非科学化则不足提高国医之地位。”20郭若定、王药雨等给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具体步骤：“首先废去虚妄附会的理论；然后根据科学的法则，从事文献的整理；其次治疗成绩的统计；再次进行药方的化学分析和动物试验；最后提出科学结论。”21何家谋从社会进化论出发，论证以科学检讨中医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医必须服膺科学，而且从科学出发，且以不妥协的态度破坏一切中医学里面的虚玄。”22在他看来，将中医纳入科学的体系之中，才是中医发展的正路。（三）中医不可科学化也有学者指出中医理论具有反科学的一面。在他们看来，诸如阴阳五行、脏腑、六气等内容，是不能够用科学加以改造，只能将其完全废除。姚伯麟认为中医不存在科学化的空间，惟有废弃一途可走。他批评借用现代科技的中医，称他们只不过是“拿科学化招牌，来装饰自己的门面”23。夏以煌认为中医在医理与药理方面存在先天性缺陷，中医无法像西医那样借助现代科学，完成自我超越，他指出：“中医医理无世界性、中医向无国粹性，中医不明传染病之主因，中医有变病之说，中医五行说之不完备等。”24范守渊将中医药科学化问题分成两个层面，其一中医的科学化，其二国产药物的科学化25。他认为中医荒诞的理论，加之中医者封建落后的医学观念，中医是不能够科学化的。但关于国产药物的科学化，具备科学精神的医学者进行药物的研究，在原则上他是支持的。四、围绕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为”争论的根源（一）三种观点的评述以上三种观点，看上去各有道理，实则均有缺陷。若是中医不须科学化，中医就会落后于近代医学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6发展的潮流，愈加固步自封，最终难以生存。若是中医科学化势必会丧失中医的主体地位，成为变相的中医西医化，将会导致中医自身特色的泯灭。若是中医不可科学化，全盘否定中医，废弃中医，又是一种极端之法。中医不须科学化论者视中医为国粹，立足中医，提倡中医本位建设。这些思想是在中医之争的过程中，在中医衰落之际，由民族意识与本位意识推动，是对中医传统的坚守。就顾惕生等所言，中医自有独特的价值，不须科学对中医加以检视。他们只看到了传统中医的价值与智慧，无视中西医之间在现代社会的差距，以致于中医在科学化的浪潮中难以生存。中医可以科学化论者一般存在两个层面的思考。其一，如汤本求真的做法，应用西医的理论去解释中医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中西医之间的汇通之理。日本学者汤本求真于 1927 年出版皇汉医学一书，他结合西医学说对中医理论加以注释，阐释中医治疗的效用。该书问世以后，迅速流传到国内，医学界将之视为中医科学化的范本。汤氏实乃中医折衷主义者，主张以“扬西医所长而弃其所短，更益以中医之精粹而为综合新医术之导源”262。其二，也有学者应用西医的理论去检视中医，从而论证中医不科学的一面，进一步说明废医存药的合理性。如余云岫在灵素商兑中对灵枢 素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医“界限分明，分别不言，源流不悉，诊断不确，治疗不定，结果不知虽有良方亦足以害人”275。与汤氏做法截然不同的是，余氏是用西医的理论与思维体系去理解和批判中医，寻找废医论在学理上的支撑。此外，余氏并不反对中药，并提出“废医存药”的理论。中医不可科学化论者认为中西医之间本属不同的文化类别，两者难以兼容，加之中医理论本身是反科学的，中医无法获得西医的认可，只能完全将其废除。如此看来，不可科学化者属于中医革新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其提倡之法比较极端，显然没有可取之处。（二）科学观的差异与片面性科学化作为方法“何以可为”的讨论，实则是一个“罗生门”式的问题，双方将各自的优势不断放大，以致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原因在于民国学界对“科学”的认识不同，以致于形成了不同的中医观。在不须科学化者看来，他们并不排斥“科学”，相反中医本身就是“科学”的。他们将“格物致知”视为“科学精神”，中医的“望闻问切”也看作“科学”的诊断手段。可以科学化者，认为“科学”是实验的、理性的以及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不符合这些标准，也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民国学界往往将中医科学化中的“科学”片面地理解为现代科学，甚至视为西医，陷入了“唯科学”的桎梏与“反科学”的倾向中。中医不须科学化论者排斥中医的科学化，忽视现代科学的作用，重视挖掘中医自身的价值与优良传统，强调中医的本位建设。而那些中医可以科学化论者，也没有看到中医本身科学性与合理性的一面，只是一味地强化现代科学对中医的作用。关于中医科学化“何以可为”的讨论，其实是学者以自身的科学观，来阐释中医科学化可行性问题。正因为科学观各有差异，就会形成对中医科学化不同理解，那么个人的科学观念对中医科学化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千差万别。如前文所述，科学化能够作为改造中医的方法，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延续千载的中医学术，具有优良的传统与智慧，在理论建构方面独树一帜，在临床实践方面经验丰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医学。然而，进入到晚清新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俞樾为代表的传统士人对中医学术产生质疑，渐渐萌发出一种废医的论调，对中医的地位与权威性产生了冲击。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之中，西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大地，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中医的缺陷暴露无遗，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科学化浪潮的推动下，民国官方主导了“废止中医运动”，对中医进行了非常态的规制，中医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应该说，科学化作为改造中医的方法，是由当时的历史中 医 药 文 化Chinese Medical Culture2024 年 4 月第 19 卷第 2 期Apr.,2024Vol.19 No.2177条件所决定，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既是中医界内部复兴中医的必要选择，也是中医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应有之义。根据民国时期学界对中医科学化“何以可为”的争论，笔者认为中医科学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科学”不只是现代科学知识的代名词，那些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创造性实践的智慧也是“科学”。根据这一科学观念的认识，认为中医科学化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挖掘中医本身优良的传统与智慧，是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之一；其次，借鉴吸收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改进中医的缺陷，促使中医在理论上去伪存真，是中医科学化内涵之二；再次，那些无法用现代科学证实的，同时对人体健康存在合理性的中医知识，不能断定为“不科学”或“科学”，这是中医科学化内涵之三；最后，中医科学化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增进社会福祉，提升生命与生活的质量，这是中医科学化内涵之四。参考文献1 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以“东南学派”为中心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2 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 J.历史研究,1999(3):5-23.3 桑兵,关晓红.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4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5 俞樾.春在堂全书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6 汪精卫.招待全国医师大会代表茶会演说词 J.民众医药汇刊,1935(2):269-271.7 全国医药总会.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 M.上海:全国医药会特刊,1929.8 陈明光.中国卫生法规史料选编:19121949.9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9 张照麟.中医条例与中医审查规则果为改进中医平等待遇之举乎 J.医学杂志,1937(94):8.10 朱松.科学化是什么？J.医界春秋,1931(66):1.11 曹惠群.什么叫科学化 J.科学画报,1933(2):1.12 俞松筠.论中医科学化 J.社会卫生,1945,1(6):4.13 刘洋,郑俊一,雷文婷.中医科学化的历史观照 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37(3):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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