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与《吕氏春秋》关系考_李建华.pdf

1 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与吕氏春秋关系考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与吕氏春秋关系考 李建华 摘 要：隋唐类书、古注所引战国策之“魏公叔痤病”“靖郭君善齐貌辨”二章佚文与今本明显非出自同一版本系统。战国策靖国君善齐貌辨较吕氏春秋知士篇几同复制，若战国策非袭自吕氏春秋，则相反之说和二者同源必具其一，那么史记关于吕氏春秋书成后“布于咸阳市门”的记载便不能成立。春秋后语乃晋孔衍据战国策和史记熔铸而成，但其所载“魏惠王死”“魏公叔痤病”二事皆无今本战国策点睛之笔的评论性结语。多种证据表明，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自吕氏春秋，其中魏惠王死一章吸收了春秋后语的成果，时间在安史乱后至宋初之间。关键词：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吕氏春秋；类书；古注；敦煌本春秋后语 中图分类号：K204.2；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23)02-0001-07 今本战国策魏策二魏惠王死 魏策一魏公叔痤病 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 齐策三孟尝君在薛 齐策四孟尝君为从等五章与吕氏春秋高度重合，二者关系究竟如何，异见纷纭。或云战国策剿袭吕氏春秋，或云吕氏春秋剿袭战国策，或云二书采录相关的纵横辞令的文章，或云刘向编定前的战国策本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相关策辞的部分章节。由于这一问题事关二书编纂实情，较为重要，兹特辨证旧说，略陈己见。一、旧说平议一、旧说平议 今传战国策非刘向旧本，乃宋人曾巩校定本。其中魏策二魏惠王死 魏策一魏公叔痤病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 齐策三孟尝君在薛 齐策四孟尝君为从分别与吕氏春秋之开春论开春篇 仲冬纪长见篇 季秋纪知士篇 慎大览报更篇 季冬纪不侵篇高度重合。对此问题，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四种观点。一是战国策袭用吕氏春秋。缪钺、齐思和在 1940 年代先后提出此说。缪钺撰著考认为，吕氏春秋故事见于国策者，文辞全同，文末之论切中吕书篇题之肯綮，“辑战国策者，不但取此故事，并吕书议论亦取之，其纯为抄袭明矣”。齐思和著作时代考提出“魏惠王死”五章均采用先叙后论方式，此乃吕氏春秋惯例，而与国策体例相违。如其论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曰：“吕览说理之书，故其每述一事，必加以推论，借事以明义也。而国策此章结语亦曰：当是时也，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为沮，此齐貌辨之所以外生死，趣患难者也。与吕览相同，而与国策体例不合，其为取自吕览，似无疑义。”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亦持此说，其于靖郭君善齐貌辩章注曰：“此章末段言靖郭君知士而得士之死力，乃申明知士之效者，本文所用“战国策”一词，含义有三：一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的底本，即各种“战国策类文献”；二为刘向编定之战国策，亦称古本战国策；三是由曾巩校定，姚宏、鲍彪校注之战国策，即今本战国策。缪钺：战国策撰著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1946 年。后收入缪钺全集第一卷冰茧庵读史存稿（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71-72 页。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三十四期，1948 年。后收入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232 页。作者简介：李建华（1977-），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献学。2023 年 3 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Mar.2023 第 2 期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2 2 与吕览知士文同而与国策他篇文体不类（他篇无文末议论语），知此文袭自吕览也。”魏公叔痤病章有相似注解。但其于“魏惠王死”等三章，未出此注，当不知其与吕览亦高度重合也。二是吕氏春秋袭用战国策。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力主此说。郑氏认为，齐思和结论过于武断，因为战国策全书有评论性结语的篇章并非只此五章，而是十九章，且战国策的结语和它书不尽相同，同时某些有结语的篇章为它书所无。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亦持此说。三是吕氏春秋采录了相关的纵横辞令的文章，即二者存在同源关系。何晋战国策研究提出此说，惜其并未考证。四是刘向编定前的战国策本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吕氏春秋相关策辞的部分章节。此说亦出何晋战国策研究，同样未曾考证。郑良树之驳论方法存在疏漏，论据亦有瑕疵。首先，二人均以评论性结语立论，既然齐氏战国策袭用吕氏春秋之说不能成立，反向之说也同样难以服人。其次，郑氏纠结于二书评论的细微差异，主体如果高度重合，个别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再次，吕氏春秋并非战国策惟一的有疑袭用对象，评论性结语也存在于史记 韩非子 贾子新书等有被袭用嫌疑的书中，类似的问题应该一并排除。最后，郑氏新列含评论性结语十四章，有效者只有九章，另有四章其未统计在内。据笔者统计，今本战国策含有效评论性结语者共十九章，其中引用谚语、他说者三章，与吕氏春秋重见者五章，与韩非子、贾谊新书、史记重见者各一章（所评故事与三书亦相同），两章共享同一结语者一例。也就是说，战国策含有没有袭用嫌疑的标准评论性结语者仅有六章，相对于其四百九十六章的规模，这是一个绝对边缘化的存在形式。何晋提出二书采录了相关的纵横辞令的文章和刘向编定前的 战国策本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吕氏春秋相关策辞的部分章节二说的立足点是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没有袭用吕氏春秋。今本战国策单章故事与吕氏春秋高度重合者凡五章，而此五章和吕氏春秋均有近乎雷同的评论性结语，问题在于，战国纵横辞令甚多，绝大多数没有评论性结语，而二书的编者在审美趣味和风格上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故何氏前说无法成立。其后一种说法存在的可能性更为渺茫。除非“战国策类文献”的编者崇尚吕氏春秋之叙事，据此以改造其书，否则不会如此。问题是二者并非版本优劣关系，实乃两种不同类型典籍，此举不仅与校勘原则完全背离，且评论性结语的吸入与“国策类文献”主流叙述体例不合，有弄巧成拙之嫌。若秦与西汉之际确有一位拥趸吕氏春秋的“战国策类文献”编者存在，那么吕书众多不见于战国策之故事和俯拾皆是之评论性结语，为何弃之不录?古本战国策之“靖郭君善齐貌辨”“魏公叔痤病”二章佚文与今本存在明显差异（考辨见下文），作为战国策改造版的敦煌本春秋后语载“魏惠王死”“魏公叔痤病”二事皆无评论性结语（考辨见下文），一系列证据表明刘向编定前的战国策本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吕氏春秋相关策辞的部分章节这一说法绝无存在的可能。二、隋唐类书和古注中的战国策引文与今本的差异二、隋唐类书和古注中的战国策引文与今本的差异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8 年，第 261 页。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 682 页。据郑文，其未见缪钺 战国策撰著考，故而仅驳齐氏。郑氏此著乃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前后三版，近来治国策者多引之，齐氏之说遂广为传播，最先倡导之缪氏则为世人所遗忘。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 年，第 133-136 页。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81、571、600、1152、1207 页。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4 页。何晋：战国策研究，第 104 页。郑良树所列评论性结语，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 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 魏策四秦魏为与国均采用“某事全赖某人”结尾，为无效评语。楚策三秦伐宜阳楚王谓陈轸 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为叙事延伸，宋卫策卫人迎新妇属释疑，均非评论。其遗漏者有四：秦策五文信侯出走 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 燕策二客谓燕王曰宋卫策梁王伐邯郸。见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0 页。据笔者统计，吕氏春秋引用故事凡 308 则，故事之评论性结语共 298 则。3 古本战国策之“靖郭君善齐貌辨”“魏公叔痤病”二章佚文与今本存在明显差异，显然非出自同一版本系统。（一）靖郭君善齐貌辨佚文与今本的差异（一）靖郭君善齐貌辨佚文与今本的差异 今本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载靖郭君知齐貌辨，齐貌辨以死报之之事。吕氏春秋季秋纪知士篇所载此事，“齐貌辨”作“剂貌辨”。据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齐、剂同音通假在上古、中古甚为常见，“齐貌辨”与“剂貌辨”并无不同。吕氏春秋之“剂貌辨”，古本战国策作“昆辨”，诸书颇有记载。汉书古今人表有“昆辩”（辨、辩因形近音同常混用，此不赘），颜师古注曰：“齐人也，靖郭君所善，见战国策。而吕览作剧貌辩。”（笔者案：今传吕览作剂貌辨，剂、剧形近，当由此至讹。）北堂书钞卷三十四礼贤曰：“舍昆辨上舍。”注引战国策曰：“靖郭君善齐昆辨，昆辨为人多疵。”（案：据前后文义，此齐昆辨之齐乃齐人省称，非姓齐也。）元和姓纂曰：“昆，夏诸侯昆吾氏之后。齐有昆辩，见战国策，又见纂要文。”姚宏注曰：“古今人表作昆辩，师古曰：齐人也，靖郭君所善，见战国策，而吕览作剧貌辩。元和姓纂：昆、夏诸侯昆吾氏之后，齐有昆弁，见战国策。”从汉书到北堂书钞、颜师古注，再到元和姓纂，战国策靖国君所善之士乃昆辨可知矣。太平御览卷三六八人事部颐颔引战国策此章，正作昆辨，战国策吴师道注云：“按一本标云：修文御览、北堂书钞同。”玉海卷五十四“太平御览”条引太宗实录曰：“以前代修文御览 艺文类聚 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之。据此可知，太平御览所引战国策此段文字乃袭用修文御览。今本战国策作齐貌辨，与汉唐间所见本子作昆辨截然不同。故清人梁玉绳汉书人表考曾发疑曰：“岂古国策有二本耶？”（二）魏公叔痤病佚文与今本的差异（二）魏公叔痤病佚文与今本的差异 今本 魏策一 魏公叔痤病 记公叔痤临终向魏王举荐卫人公孙鞅事，其称公孙鞅为“御庶子公孙鞅”，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同之，且高诱于“御庶子”有注。史记商君传记此事与今本国策略有差，其称公孙鞅为“中庶子”，司马贞索隐曰：“战国策云卫庶子也。”“御庶子”与“卫庶子”含义截然不同，前者为官职，后者乃卫国庶出之子省称，即孽子也。礼记燕义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吕览鲍彪注曰：“此公族官，别于国官及太子官。”吴师道补注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为痤之家臣，如甘罗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卫（衛）、御形近，索隐之“卫庶子”是否乃“御庶子”之讹呢？此种可能可以排除，因为敦煌本春秋后语秦语上载此事亦作“卫庶孽子”。春秋后语又名春秋后国语，晋孔衍撰，宋史记载尚为完帙，明代之后失录，盖亡于北宋末至元代这一时期。关于该书成书缘由及手法，刘知幾史通记之甚详：“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春秋后语乃孔衍据战国策 史记二书删削熔铸而成，而二书所载公叔痤对商鞅之称呼不同，那么春秋后语“卫庶孽子”之说显然采自古本战国策。孔衍春秋后语和司马贞史记索隐所见战国策皆作“卫庶子公孙鞅”，吕氏春秋及 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82 页。（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45 页。（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 年（影印南海孔氏本），第 82 页。（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473 页。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03 页。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98 页。（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年（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第 1030 页。（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425 页。（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76 页。（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28 页。（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 1690 页。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第 1261 页（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4 页。4 高诱注皆作“御庶子公孙鞅”，今本战国策同于吕氏春秋而与刘向编定本战国策相违。三、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自吕氏春秋的三、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自吕氏春秋的外围考索外围考索 前文已述，今人对于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与吕氏春秋的关系存在四种看法，第四种已证明为非，而第二和第三无论任何一种观点，即吕氏春秋袭用它书说成立，司马迁史记关于吕氏春秋书成后“布于咸阳市门”“一字千金”悬赏摘误之说便成虚构。史记吕不韦传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一亘古未有之销售策略超越想象，若非真实发生，断然难以杜撰。桓谭新论、王充论衡、高诱吕氏春秋序均载其事，历代学者亦未有持异议者。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关于三部分的成书次序，清代以来颇有争议，杨树达、吕思勉、陈奇猷、王利器、何志华等学者之说最有代表性，但对于“十二纪”成于序意之前，即“布于咸阳市门”者必然包括“十二纪”在内是没有异议的。战国策与吕氏春秋重见者五章，靖郭君善齐貌辨 孟尝君为从 魏公叔痤病三章均见于“十二纪”。若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非袭自吕氏春秋，则吕氏春秋所载对应之文必然袭用旧文成书。先秦西汉之际，人们不以剿袭为嫌，割裂熔铸是常见手法，但相同或相似者皆呈现为故事或段落，且多有删削增补，未闻近乎整篇抄袭者，而战国策靖郭君善齐貌辨较吕氏春秋知士除无开头一小段外，余完全雷同。吕不韦欲以集思之精秀于诸子之林，傲尊四公子之贵，若以此剿袭旧闻，悬于市门，岂不贻笑诸侯，见辱于秦大夫。以此推之，当吕不韦权熏朝野之际，门客断不敢整篇袭用旧说以邀宠获赏于吕氏。吕氏春秋既然不存在袭用战国策和其它史源的可能，那么二书的高度重合只有一种可能，即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用了吕氏春秋。敦煌本春秋后语载“魏惠王死”“魏公叔痤病”二事皆无评论性结语也为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用吕氏春秋提供了外围证据。刘知幾史通明言春秋后语乃孔衍据战国策和史记二书熔铸而成，但敦煌本所载“魏惠王死”和“魏公叔痤病”二事却颇有与之相悖者。敦煌本春秋后语魏惠王死与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所载故事近乎雷同，差别在于前者无评论性结语。战国策魏惠王死和史记商君传皆载公叔痤病重举荐商鞅之事，然二者存在明显不同，敦煌本春秋后语采司马迁之说，但今本战国策之评论性结语乃史记所无，亦不见采用。今本战国策关于“魏惠王死”和“魏公叔痤病”二事之评论，颇为中肯，敦煌本春秋后语弃而不用，与“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之撰述缘由相矛盾。若弃而不用之事成立，结论只有两种，一是孔衍识见并不高明，另一是其所见战国策不存在评论性结语。晋书孔衍传曰：“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据此可知，孔衍于文章学术，见解卓越，独步当时，春秋后语曾流行于唐代，当不失水准。此说成立，那么结论便成了惟一，即孔衍所见战国策“魏惠王死”杨树达 吕氏春秋拾遗认为该书次序本为先“八览”后“六论”，终于“十二纪”，序意据书之末（清华学报1936 年第 2 期）；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氏春秋提出序意乃全书而非“十二纪”之序，其中有关“览”“论”的论述后世亡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陈奇猷 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认为“十二纪”成于始皇六年，“八览”“六论”成于吕不韦迁蜀之后（初载复旦学报社科版 1979 年第 5 期，后收录于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 吕氏春秋平论认为今本次序乃唐人所改，“六论”“十二纪”先成，“八览”为续书，作于迁蜀之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年第 5 期）；何志华王利器“吕氏春秋之编次本为六论、十二纪、八览”说书证献疑：兼论高诱注释体例问题驳证王说，力主今本吕氏春秋编次为原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48期，2008 年）。对于悬书之篇数，有倡新说者，然皆经不起推敲。缪钺 吕氏春秋撰著考认为所悬乃该书之大纲（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1946 年），陈郁夫 吕氏春秋撢微则提出为“十二纪”之“纪首”（原文未见，转引自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第二章吕氏春秋之撰著，台湾学生书局，1986 年，第 69 页），二人所据相同：吕书规模庞大，书于帛或成于册悬挂皆不现实。汉灵时五经刻石立于太学，吕书字数少于五经，书于竹帛之难度远逊于刻石，吕氏为之并非难事，若所悬者仅“十二纪”，则更易矣。5 和“魏公叔痤病”二章没有评论性结语存在。四、今本战国策吸纳魏惠王死等五章的文献依据及其对春秋后语的吸收四、今本战国策吸纳魏惠王死等五章的文献依据及其对春秋后语的吸收 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大多数篇章以故事铺展而立论，尤其是“八览”“六论”二部分，视之为故事集丝毫不过。其故事主体为春秋逸闻、战国掌故，核之今本战国策，吕氏春秋所载战国故事绝大多数不见其书，编者单单将“魏惠王死”等五事补入残本战国策，是因为此五事本为刘向编定本战国策旧有篇目，意在复完旧本。今本战国策的编者在采纳吕氏春秋的过程中，也有选择地录用了春秋后语的相关章节。（一）“魏惠王死”等五事乃古本战国策旧有篇目的文献依据（一）“魏惠王死”等五事乃古本战国策旧有篇目的文献依据 1.“魏惠王死”故事 北堂书钞卷一五二雪曰：“雪至牛目。”注引战国策云：“魏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雪，至牛目。”该事又见于敦煌本春秋后语魏语，而春秋后语乃据刘向编定本战国策和史记熔铸而成，此事不见于史记，当源于战国策无疑。2.“魏公叔痤病”故事 史记商君传载公叔座（即吕氏春秋之公叔痤）病，举荐商鞅于魏惠王，称鞅为“中庶子”，司马贞索隐曰：“战国策云卫庶子也。”3.“靖郭君善齐貌辨”故事 齐貌辨，诸书所引皆作昆辨。北堂书钞卷三十四礼贤曰：“舍昆辨上舍。”注引战国策曰：“靖郭君善齐昆辨，昆辨为人多疵。”汉书古今人表有昆辩，颜师古注曰：“齐人也，靖郭君所善，见战国策。而吕览作剧貌辩。”4.“孟尝君为从”故事 汉书古今人表有公孙弘，颜师古注曰：“齐人也，孟尝君所使。见战国策。”5.“孟尝君在薛”故事 此乃楚人围薛，淳于髡巧言救之之事。淳于髡乃齐国威、宣时名臣，史记有传，战国策载其荐贤、救薛、使赵三事。救薛之外，吕氏春秋尚有齐王以其为太子傅一事，但战国策 史记皆未载录。孟尝君一度受齐王排斥，避居世袭封地薛，战国策 史记均有详录，今本战国策之编者自吕氏春秋录入其事，或是据此。（二）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对春秋后语的吸收（二）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对春秋后语的吸收 与战国策靖郭君善齐貌辨等四章和吕氏春秋近乎雷同不同，魏惠王死一章与吕氏春秋开春篇略有差异。二书关于“魏惠王死”一节记载如下：吕氏春秋开春论开春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灓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灓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唐）虞世南：北堂书钞，第 529 页。康世昌：春秋后语集校（下），敦煌学第十五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年，第 16 页。（汉）司马迁：史记，第 2228 页。（唐）虞世南：北堂书钞，第 82 页。（汉）班固：汉书，第 945 页。（汉）班固：汉书，第 949 页。6 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敦煌本春秋后语魏语曰：“惠王卅六年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且为栈道而葬焉。群臣多谏太子曰：雪甚如此，而以丧行，民必甚病，又官费将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官费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子其勿复言。于是群臣莫敢复谏，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是其唯惠子乎！请告惠子。惠子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峦水啮其墓，棺之前和见。文王曰：嘻！先君欲一见羣臣百姓也。乃出棺，张幕，朝以百姓，而更葬之。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难以行，太子以及日之故，得无疑于欲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愿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义也。太子曰：善。敬弛期而择日焉。太子既立，是为襄王。”相对吕氏春秋，春秋后语有三多二少一不同。三多分别为：魏惠王在位年限、“为栈道而葬”、魏太子谥号；二少为王季历棺木供瞻仰时间和评论性结语；一不同为王季历葬地涡山与楚山。魏惠王在位年限和魏太子谥号，具见于史记魏世家，今本战国策弃之，“为栈道而葬”、王季历棺木供瞻仰时间、评论性结语均收录，王季历葬地则采春秋后语之说。今本战国策吸收春秋后语点睛之处是“为栈道而葬”一句，其重要性可以从陈奇猷对吕览的注释窥知：“魏策此下（案：指“至于牛目”句）有且为栈道而葬句，疑此脱。下文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当即指为栈道言。否则，大雨雪而行葬与民疾之、官费不给无关。至于葬仪之铺张与否，初不因雨雪而有所增损也。”此说甚合情理，然谓有脱文则未必真。太平御览卷十二雪、卷五百五十五葬送两引孟子外书，所记与吕览高度重合，然亦无“且为栈道而葬”，盖原文本如此。孔衍在战国策通行五百余年之后，以其未尽善而编撰春秋后语，剔除行文阻滞感当为任务之一，“为栈道而葬”五字的增补恰切地弥缝了古本战国策的此处缺陷。吸收春秋后语使得今本战国策行文更为通畅，较吕氏春秋后出转精。五、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用吕氏春秋的时间推测五、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用吕氏春秋的时间推测 经刘向校定整理，名称不一、形式驳杂的战国策类文献遂成定本，东汉延笃撰战国策论、高诱作战国策注、东晋孔衍糅合该书和史记撰为春秋后语，所见均为足本。从北堂书钞、汉书颜师古注、史记索隐多次引用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的情况来看，至少在开元盛世之际，魏惠王死等五章仍见于刘向编定本战国策。成于元和之际的元和姓纂虽引战国策之昆弁（弁、辨同音通假）以释昆姓，但因仅一人名且又见于汉书颜师古注，此时战国策是否为完帙，已难以定谳。今传战国策均以曾巩校定本为祖本，那么魏惠王死等五章是否乃曾氏增补呢？册府元龟记载否定了这一说法。是书卷八百八十九游说曰：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髠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髠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文，孟尝君名也）。”淳于髠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先王，威王也），荆因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齐宣王也，威王之子）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疾兴兵救之，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薄矣（言虽颠蹶，请救于齐，望仰而诉告之而得齐救，此淳于髠之辞则为薄也）。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急也，若自在隘之中，岂用强力哉。（言辞者之说，人急其如己自在厄窘之中，欲速免脱也，故曰岂用强力哉。）（案：此文亦见于本书卷二百四十二听谏，有删节。文中括号内容为册府元龟编者所加）康世昌：春秋后语集校（下），第 16 页。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442 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0317 页。7 此段文字未注出处，与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在薛和吕氏春秋慎大览报更篇均高度重合。与二书相对比，战国策几无不同，而吕氏春秋则显示出两处明显差异：1.吕览“颠蹶之请”上有“由是薛遂全”五字。2.吕览文末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四句。这表明此段文字采录自今本战国策而非吕氏春秋。此外，吕氏春秋尚有细微差异三处：1.孟尝君前在于薛”，吕览作“孟尝君在薛”。2.“文无以复侍矣”之“侍”，吕览作“待”。3.“兴兵救之”，吕览作“举兵救之”。时间副词和虚词并不影响文义，或为抄写中无意之增删，侍和待、兴和举乃形近至讹。问题的关键是，今本战国策与之丝毫不差。这一细节表明，今本战国策孟尝君在薛一章保留了宋初版本的原貌，被增录的其它四章当亦如此。此外，当下注本均认为此事发生于齐闵王时，而册府元龟的编者则注明为宣王，此低级错误当系其所见战国策版本篇目错乱而编者失之考查所致。册府元龟成于宋真宗景德八年（1011），曾巩生于真宗天禧三年（1019），故魏惠王死等五章自吕氏春秋补入今本战国策与曾氏无关。北宋立国之初，搜罗佚书，不遗余力，故刘向编定本战国策之“魏惠王死”等五章的亡佚时间当在安史之乱至五代这一时间段内。其间书厄有二：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曰：“（开元七年）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战国策虽未亡佚，但残缺已甚，好事者遂以它书增补之，“魏惠王死”等五章皆在其中，时间当在安史之乱至宋初之间。至曾巩校定该书，取此补本以实阙如，而曾巩校定本在诸本中最为人称道，姚宏、鲍彪皆以为底本，随着鲍彪、姚宏注本的交替盛行，北宋旧本皆亡，天下战国策版本皆祖曾巩矣。隋唐类书、古注所引战国策之“魏公叔痤病”“靖郭君善齐貌辨”二章佚文与今本明显非出自同一版本系统。吕氏春秋季秋纪知士篇约九成见于战国策靖国君善齐貌辨，若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非袭自吕氏春秋，则相反之说和二者同源必具其一，那么史记关于吕氏春秋书成后“布于咸阳市门”的记载便不能成立。敦煌本春秋后语载“魏惠王死”“魏公叔痤病”二事皆无评论性结语。多种证据表明，今本战国策魏惠王死等五章袭自吕氏春秋，但其并非盲目抄袭，而是复完旧本，在此过程中，魏惠王死一章吸收了春秋后语的成果，余四章则是直接袭用吕氏春秋，时间在安史乱后至宋初之间。（责任编辑：陈剑）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第 593 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62 页。今本吕氏春秋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依次组成，关于三部分的成书次序，迄今尚无定论，但对于“十二纪”成于序意之前，即悬于咸阳市门者必然包括“十二纪”在内则无异议。详见拙文 吕氏春秋“八览”、“六论”未尝“布于咸阳市门”吕氏春秋成书次序先“纪”后“览”考，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