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享雍《乡村志》的问题意识与志传式书写方式.pdf

030贺享雍乡村志的问题意识与志传式书写方式魏雪梅 摘要 贺享雍创作的十卷本乡村志是近年来四川乡土文学界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以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书写当下的农村问题，在现实题材乡土文学式微的背景下，流露出难能可贵的责任意识。而小说所采用的志传式书写方式，表现出作宬在结构长篇上的匠心与功力。这二者共同决定了乡村志在当今文坛的存在价值与独特地位。作者：魏雪梅，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生创新项目“从赵树理到贺享雍：乡土民间叙事传统的回归”（YB2023395）研究成果之一。四川乡土小说根植于“乡土四川”的丰沃土壤之中，并“以丰沛的情感深入到四川东南西北的每一个地方，书写着乡土四川艰难坎坷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彰显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进而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从整体上建构了乡土四川百年来现代转型的沉重历史，描绘了一部四川农民在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忍辱负重、艰苦奋斗的生活史”，四川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地位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变革，现代工业文化和市场化进程猛烈冲击着传统农耕文化，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为乡土叙事的文学想象带来了新的空间，新时期走上文坛的贺享雍便以自己的丰厚的创作实绩向四川乡土文学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贺享雍是一个来自大巴山区的农民作家，他做过四十多年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有长达三十年的创作经历，“是一位真正把身子和血脉都扎到乡村土壤里的写作者”。自1996年发表长篇小说苍凉后土开始，他陆续创作了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猴戏村级干部等质量上乘的乡土小说。后来，贺享雍受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启发，选择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贺家湾作为透视整个中国乡村的支点，开始了他十卷本系列小说乡村志的创作。乡村志系列小说历时将近十年才得以完成，以10卷本、300多万字的体量，再现了中国乡土社会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乡村志系列小说包括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青天在上盛世小民男人档案大城小031人文中国城天大地大，每一部有不同的主角和独立的故事，表现不同的主题。但这10部小说又都以一个叫贺家湾的四川乡村为背景，人物之间相互联系。作者采用类似于史记的“互见法”，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作为一部体量庞大、结构完整的系列小说，乡村志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大概有两点：一是作者以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发展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努力为乡村找寻解决之法。二是以志传式的书写方式全景式地反映了川东农村从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到扶贫奔小康这40年间走过的艰难历程，从而透视了中国农村在现代转型中所走过的坎坷历史。一、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关注近十多年来，乡土文学特别是现实题材乡土文学式微。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民似乎已经被遗忘，如今，能真正深入农村，发现、记录农村问题的作家少之又少。都市文学、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当代文学似乎与“三农”渐行渐远，书写农村问题的作品再也难以引起曾经的轰动与关注，能坚持代农民立言、反映农民心声和疾苦的作家也越来越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四川乡土作家贺享雍坚守乡土的创作实践才显得那么难能可贵。十卷本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秉持着“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的创作宗旨，着眼于改革开放大潮下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农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土地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政绩与民生问题、选举问题、启蒙问题、上访问题等，史诗性地反映出改革开放至今川东农村的广阔画卷。在任何时代，物质生存需求都是农民面临的基本问题。而这种物质生存需求，在老一辈农民身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对土地的渴求。在市场经济开放前，扎根土地求生存，是中国农民唯一的求生之道与生存信念。乡村志第一卷土地之痒就集中表现了以贺世龙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贺世龙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多次变革，几十年在土里刨食的经历，让他们渴望土地，依恋土地，但是他们却难以把握土地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到了下一代，在大工业发展的背景下，土地价值发生嬗变，种地甚至成为一种赔本的买卖，种得越多，亏得越多。“丰收成灾”的景象不断上演。贺家湾的子辈们难以再依靠种地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寻求新路。在农村不断走向荒凉、破败之时，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正高歌猛进，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虽然因为文化素质低，农村青年进入城市032后往往只能从事各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但是也比在乡下面朝黄土背朝天要强。于是，农村青壮年往往怀揣梦想，憧憬着去城市淘金。有一部分人通过勤奋节俭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但是打工潮已涌动了三十多年，许多农民工仍难以扎根城市。他们是盛世小民中为给儿子购房而被人砍掉双手的贺世跃，是大城小城中在城市艰难求生的贺华斌、代婷婷、贺冬梅等人。这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新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由此，作者道出了乡土农民的两难生存境况：在乡土之中，生存难以保障，外出务工，虽然能暂时解决生存问题，却又得不到尊重和安全保障。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却难以成为城市资源的共享者，在乡土之中难以生存，在城市又扎不下根。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求生，由此带来了乡村空心化的问题。乡村青年的离乡与乡村空心化问题在乡村志中有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在第一卷土地之痒中，贺家湾还保持了乡土社会低流动性的特点，几代人一起在土地上劳作。后来，贺世海辞去村中职务前往县城经商，其他进城务工的跟随者也逐渐出现，但在此时，外出打工还只是季节性的、尝试性的，农民只是在非农忙时节出去赚点钱，务农依然是根本。然而，到了第十卷天大地大中，村中已经几乎没有青壮年，只有留守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只有春节才出现大批青年返乡。平时召集村民开会，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由此可见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而乡村空心化又会带来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除此之外，贺享雍还在土地之痒中展现了商品经济冲击下乡村伦理的变迁问题，在人心不古中描写了乡村规则与现代法律的冲突问题，在村医之家中展现了农村医疗问题，在青天在上中讨论了上访问题，在大城小城中展现了农村青年进城生活的问题，在天大地大中探索了扶贫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二、崇实尚简的志传式叙事方式地方志属于地方史范畴，是研究和编纂地方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基本书写要求是材料要准确、真实，“要将时间、地点、事物、环境等进行详细地记录，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全面、系统、完善地记录下来”。地方志的首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因为地方志记载的内容为本区域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所以不同的地方志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其次，“地方志包含的内容范围甚广并且时间线较长”；033人文中国第三，地方志的史传特点要求撰写者具有客观、公正的态度，秉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四川地区治史之风源远流长,其中地方志的撰写尤为突出。”李怡认为，方志文化及由此形成的方志意识从总体上影响了现代四川作家的写实特色。当代巴蜀作家贺享雍，是继李劼人、沙汀等人之后又一位以方志手法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贺享雍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过，他想要“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共和国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乡村志系列小说毋宁说是“以史家笔法写就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以贺氏家族为核心，以历史编年的大框架，写农民在乡土大地上生活的历史”。具体而言，方志传统对乡村志的地域文化书写产生了以下影响：首先是时间跨度大，内容广阔、无所不包。乡村志所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展示了乡村丰富的生活图景，而且时间跨度大，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跨越几十年时间，展示了贺家湾几代人的生活变化。第一部土地之痒开篇展现的是生产责任制实行后贺世龙一家的生活，而在最后一部天大地大中，已经写到了“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在如此庞大的结构中，作家关注到了农村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了农村中的政治分争、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确有“史”之特征。其次，乡村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同地区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均带有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气质，充满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所以，学界常以地域命名作家群体，不无道理，如以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文学陕军，以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江南文学，以阿来、凌仕江为代表的藏地文学，以郭沫若、巴金为代表的巴蜀作家。在乡村志中，对川东地区独特风俗的描绘随处可见，如自然风光、饮食习惯、建筑特色、方言土语、日常生活的习惯、婚丧嫁娶的习俗、节日庆典的礼仪等，这些风俗习惯体现在人物的行动中，显示出明显的地方特色。第三是乡村志所坚持的客观、公正的“实录”态度。中国传统志传以准确记载并公正评述历史人物为职志，虽然历史由人书写，必然带有书写者的情感倾向性，但是总体而言，要褒贬适度而不失公正，在描写人物时尽量做到于叙事之中藏褒贬，而不做过多道德与情感评价。乡村志显示出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对贺家湾这片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重大变迁以及各种问题进行了034秉笔直书的真实记录。面对当下社会和乡村社会未来可能存在的变化，作者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真实记录，而不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以乡村志第一卷土地之痒为例，本书描绘的是一个新旧交替过渡时代的故事。贺世龙等老一代农民固守土地，心甘情愿在土地上耗尽自己一生的精力，在这片土地上播种、耕耘、收获；但贺世龙的弟弟贺世海，儿子贺兴仁等人却陆续离开了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即使如贺兴成这样没有离开乡村的人，也不甘心像父亲贺世龙一样老老实实在地里刨食，而是想办法引进脱粒机、抽水机等现代设备，通过出租来赚钱。即使面对亲戚，他也坚持自己的商业原则，绝不免费提供设备和服务，对此，父亲贺世龙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但是作者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二元对立的道德评价，而是采取了客观的立场。一方面，他认同、理解甚至赞赏贺世龙对土地的依恋，对老一代农民抱有深深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新一代农民的新思想、新选择。他明白，“新旧之间的冲突、矛盾、龃龉是正常的。旧的固然可以坚持，新的也会逐渐成长，会为乡村带来新的生机和商机。”乡村志前五卷主要涉及的是乡村内部的变化，后五卷则引入了城市生活的视角，作者通过刻画贺家湾年轻一代进城工作的故事，展示了城市生活的先进便捷，也描绘了城市漂泊者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贺享雍知道，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在现代化发展的当下，乡村的变化不可避免。正是由于对社会发展规律有着这样清醒的认知，作者才能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真实书写乡土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当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不当一个评论者。参考文献1向荣.四川乡土小说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2贺享雍.大城小城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3舒晋瑜，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J.中华读书报，2014（11）.4曾平.坚守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乡村志J.当代文坛，2015（3）.5李敏.地方志与中国历史研究J.黑龙江史志，2021（5）.6李怡.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写实主义取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7向荣，贺享雍.乡村志创作对谈J.文学自由谈，2014（5）.8陆王光华.贺享雍十卵本乡村志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1（4）.9曹霞.当代乡土中国的亲历者与阐释者论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J.当代文坛，2019（3）.